銀行降低企業杠桿率相關報告

⑴ 三去一降一補面對新情況該怎麼干

「三去一降一補」,今年咋干?

2018年,我國開啟高質量發展新征途。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今年八項重點工作之首,明確提出扎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續抓好「三去一降一補」。去年「五大任務」成績單不錯,今年政策方向沒有變,面對新情況、新問題,具體該怎麼干?

我們以五個真實故事為切口,探討在新的一年如何發力供給側,提高供給體系質量。

一家銀行的去杠桿

債轉股,銀企兩相宜

故事

「去年公司通過債轉股、減少貸款規模,去杠桿工作取得了一定進展,壓力也緩解了不少。」太鋼集團有關負責人說,從與工商銀行提出債轉股意向至資金到位,整個過程不足半年。

2017年6月,工行通過設立專項資產管理計劃,以增資擴股的方式向太鋼集團全資子公司——嵐縣礦業投資40億元,這筆債轉股資金先由嵐縣礦業償還集團內部借款,再由太鋼集團償還存量流動資金貸款等短期負債,這樣一來,在降低企業杠桿率的同時,還能最大限度優化企業負債期限結構,提高企業財務穩健性。通過增加權益和償還存量負債的雙重去杠桿效應,嵐縣礦業的資產負債率由67.5%降至32.2%、太鋼集團的資產負債率將由69.9%降至66.7%。

工銀金融資產投資有限公司總裁張正華說,《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提出,鼓勵面向發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暫時困難的優質企業進行市場化債轉股。該公司積極推進各分行優選太鋼集團這類目標客戶,根據企業具體情況和去杠桿需求,合理設計債轉股方案。

「通過債轉股幫助企業脫困增效,也是在為銀行培育優質客戶,從根本上提升自身資產質量。債轉股對實體企業去杠桿具有明顯作用。」張正華介紹,工行已與逾30家企業簽訂了總金額超過4000億元的債轉股合作框架協議,按照「儲備一批、盡調一批、審批一批、投資一批」的安排穩妥推進。

展望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企業杠桿率不斷攀升的態勢得到進一步遏制。截至去年11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5.8%,同比下降0.5個百分點。

2018年,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位列三大攻堅戰之首,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其中去杠桿仍是一場重頭戲。「國有商業銀行作為金融系統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實體經濟最主要的債權人和金融服務機構,可以通過信貸管理、提供並購貸款、推進債務重組、開展債轉股等多種手段助推實體經濟去杠桿。」張正華說。

張正華認為,未來商業銀行支持企業去杠桿,一方面要通過對信貸投放總量、節奏和投向的把握,推進自身信貸結構調整,加大對低杠桿率企業的支持力度,控制對高杠桿率企業的信貸投放,引導企業在經營中關注自身杠桿率水平。另一方面,在把控風險的前提下,商業銀行應充分利用債轉股等創新金融服務工具,幫助企業切實降低杠桿率,同時在債轉股方案中,合理設計杠桿率、財務、投融資發展等重要指標約束機制,優化公司治理水平,幫助企業有效控制杠桿率、形成合理的資產負債結構。

此外,通過債轉股等方式,在幫助企業降杠桿的同時,商業銀行也取得了企業股東權利,應當發揮專業優勢,助力企業進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健全現代企業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建立權責明確、制衡有效的負債行為決策執行監督機制。

「脫貧攻堅成績不能高估,困難不能低估,問題不能迴避。」劉永富介紹,深度貧困地區和特殊貧困群體脫貧難度大,扶貧工作還存在不落實、不到位、不精準等問題,要堅持問題導向,採取切實有力措施認真解決。

打贏脫貧攻堅戰,要聚焦深度貧困地區、瞄準特定貧困群眾精準發力。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汪三貴認為,深度貧困地區致貧原因復雜,一些致貧因素短時間內較難消除;一部分特殊類型的貧困人口,要按照現行標准脫貧還有相當的難度,必須採取超常規手段精準幫扶。

部分貧困群眾的思想貧困問題日益凸顯,激發他們的內生動力十分迫切。劉永富表示,要從注重外部幫扶向注重外部幫扶與激發內生動力並重轉變,加強政策引導、教育引導、典型引導,注重扶貧與扶志扶智結合,加快補齊貧困群眾「精神短板」,讓貧困群眾想干、敢幹、能幹、會干。

⑵ 怎麼降低杠桿率

之前在中大咨詢的官網上了解了一些國企改革的內容，對於企業部門去杠桿的內可能路徑，央行研究局首席經容濟學家馬駿認為包括：核銷部分「僵屍企業"不良貸款以降低企業部門杠桿率水平，發揮好地方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和地方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企業破產重組和債務處置中的作用；大力發展多層次股權市場，合理引進戰略投資者,提高權益融資的比例；對部分產品具有市場、生產成本具有競爭力的企業，按市場化、法制化原則，由銀企雙方自主協商通過債轉股的方式來降低企業的債務水平；加大改革力度以硬化國企和地方平台類企業的預算約束，降低這些企業過度負債的沖動等等。

⑶ 為什麼要降低企業杠桿率

企業杠桿率（leverage ratio）即一個公司資產負債表上的資本/資產的比率。杠桿率是一個衡量公司負債風險的指標，從側面反應出公司的還款能力。財務杠桿概念：無論企業營業利潤多少，債務利息和優先股的股利都是固定不變的。當息稅前利潤增大時，每一元盈餘所負擔的固定財務費用就會相對減少，這能給普通股股東帶來更多的盈餘。這種債務對投資者收益的影響，稱為財務杠桿。
因為在居民、企業、政府和金融機構等部門中，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杠桿率較高的情形突出，風險較高。財政部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末我國國有企業負債總額為79萬億元，佔全國非金融企業總負債比重大約為74.8%，占當年GDP比重為116.7%。從中不難看到，我國企業部門的高杠桿率，主要集中於非金融國有企業部門。因此，在去杠桿的任務中，有效降低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杠桿率，是當前防範和化解債務風險的關鍵。

⑷ 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降指的是什麼

簡稱降杠桿
降杠桿的總體思路是：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認真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部署，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通過推進兼並重組、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自我約束、盤活存量資產、優化債務結構、有序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依法破產、發展股權融資，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助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推國有企業改革深化，助推經濟轉型升級和優化布局，為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夯實基礎。

⑸ 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實施意見的》反饋意見

降杠桿需要「組合拳」
「我省企業杠桿率上升勢頭偏快，債務規模增長較快，債務負擔沉重。」人行南昌中心支行副行長陳鋒說，杠桿率是衡量一個地區或部門整體負債水平的重要指標。目前全省各行業企業負債率差異明顯，產能過剩行業負債率偏高問題突出。在國內外經濟環境更趨復雜的背景下，一些企業經營困難加劇，一定程度上導致債務風險上升，並存在沿債務鏈、擔保鏈和產業鏈蔓延的風險隱患。
據測算，我省總杠桿率並不高，但近兩年上升較快，2016年末，我省總杠桿率為204.9%，雖然低於全國40.5個百分點，但比上一年提高了10.2個百分點。2016年末，江西省企業杠桿率為122.0%，比去年提高了6.6個百分點，增幅高出全國平均水平6.0個百分點。
降杠桿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省發改委副主任王前虎說，我省降杠桿的具體任務有七個方面，包括推進企業兼並重組、強化企業自我約束機制、盤活企業存量資產、優化企業債務結構、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依法依規實施企業破產、積極發展股權融資等。這些途徑既有制度性建設的長效機制，也有短期可見效的實招硬招，對高杠桿風險既有防範也有化解，體現了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的考慮。
《實施意見》明確了降杠桿的原則，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依法依規開展降杠桿工作，政府與各市場主體都要嚴格依法行事，防範道德風險，政府不承擔損失的兜底責任；充分考慮不同類型行業和企業的杠桿特徵，分類施策；與企業改組改制、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化解過剩產能、促進企業轉型升級等工作有機結合。
企業是降杠桿第一責任主體
降杠桿，不能責任不明、主體不清。企業是降杠桿的第一責任主體，要強化企業自我約束機制，防止激進經營過度負債。政府在引導降杠桿過程中，要依法依規、遵循規律、規范行為，不幹預降杠桿工作中市場主體的相關決策和具體事務。
省國資委副主任文翠萍認為，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是有效控制企業杠桿率、形成合理資產負債結構的治本之舉，關繫到能否建立起防止企業杠桿降後復升的長效機制。《實施意見》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權責明確、制衡有效的決策執行監督機制，強化企業負債自我約束機制。明確企業降杠桿的主體責任，強化國有企業降杠桿的考核機制。健全和完善多層次股權市場。加快江西聯合股權交易中心和省產權交易所建設，健全小額、快速、靈活、多元的投融資體制。大力創新和豐富股權融資工具。
政府在降杠桿工作中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省財政廳副巡視員鍾心平表示，《實施意見》明確了降杠桿的政策環境與配套措施，如在財稅支持方面，明確了降杠桿、債轉股所涉及的不良資產處置方面的配套政策，如允許以債轉股為目的轉讓單筆債權，提高債權轉讓的便捷度；出台了比較全面的稅收優惠政策，讓企業重組、破產、注銷、清算過程中可享受一系列政策支持。
債轉股「救急不救窮」
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是我省降杠桿的重要舉措。一些優質企業通過債轉股後對原貸款不再還本付息，「債主」變股東參與企業管理、分紅，可以減少企業利息支出。此舉既降低了企業資產負債率，也改善了銀行債權結構，盤活了存量資產，化解了金融風險。
如何避免債轉股變為「免費午餐」？江西銀監局副局長柯愈華說，本輪債轉股的立意是「救急」「解困」，針對有較好發展前景但杠桿水平較高、遇到暫時困難的優質企業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幫助其降本增效，為結構調整、脫困發展贏得時間和空間。
《實施意見》明確了債轉股的政策邊界，政府不搞債轉股的「拉郎配」，債轉股企業轉股的債權、轉股的價格、實施機構由市場主體自主協商確定。同時也制定了債轉股的「正負面清單」，概括為「四個禁止、三個鼓勵」：即嚴禁已失去生存發展前景扭虧無望的「僵屍企業」、有惡意逃廢債行為的企業、債權債務關系復雜且不明晰的企業、有可能助長過剩產能擴張和增加庫存的企業參與債轉股。鼓勵三類企業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即因行業周期性波動導致困難但仍有望逆轉的企業；因高負債而財務負擔過重的成長型企業，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成長型企業；高負債居於產能過剩行業前列的關鍵性企業以及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性企業。

⑹ 如何積極穩妥去杠桿

如何積極穩妥去杠桿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積極穩妥去杠桿。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去桿杠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認真面對並妥善解決的問題。

2008年金融危機後,我國杠桿率快速提高,其中企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最高,是美英的兩倍多

總體來看,對於目前我國的杠桿率問題,需要重點關注並明確三個特點。

一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非金融部門的杠桿率快速提高。以國際清算銀行(BIS)統計公布的信貸與GDP的比例作為杠桿率的衡量指標,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為255.6%,其中,政府部門杠桿率為46.1%,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66.2%,家庭部門杠桿率為43.2%。2008年至2016年三季度末這段時間,四個杠桿率指標增幅都在70%以上,家庭部門的杠桿率增幅甚至超過140%。

二是從國際范圍看,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整體不算高,但企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最高。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低於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高於新興市場國家；政府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處於最低水平,不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50%；家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也處於較低水平,僅高於新興市場國家平均水平；受基數較高並且增長速度較快等因素影響,企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最高,比BIS統計報告的國家和地區企業部門杠桿率平均水平高出75%,是美國、英國的兩倍多。根據中國社科院所做的測算,國有企業債務在企業部門債務中的佔比約為65%,國有企業負債率明顯高於民營企業。

三是加杠桿的資金來源中,雖然仍然是以銀行為主,但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規模和佔比正在快速提高。根據BIS的統計,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企業部門、家庭部門加杠桿的過程中,約有四分之一的資金來自非銀行金融機構。而在2007年之前,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比例尚不足十分之一。近幾年銀行金融同業業務發展的情況也可佐證這一點。2008年-2016年,銀行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債權均值約為7萬億元,是2001-2007年的7倍多。由於銀行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債權規模快速增加,導致其占銀行業總資產的比例從2001-2007年的2.7%升至2008-2016年的4.7%。同業資產增速快於銀行業總資產增速,為非銀行金融機構從銀行融入資金再給企業貸款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也為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出於規避監管等目的,借道非銀行金融機構為兩高一剩、房地產行業貸款提供了充足的資金。

杠桿率的過快上升增加了經濟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就可能導致風險蔓延進而引發危機

我國的杠桿率快速增長並且企業部門杠桿率較高的促成因素較多。從宏觀經濟方面看,主要包括國際和國內兩方面的因素。國際上,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為了應對危機,各國普遍採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以穩定經濟增長,流動性較為充裕,我國的投資壞境較好吸引了大量國際資金流入,為加桿杠提供了充裕的資金。而國內也針對金融危機採取了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貨幣政策也相對寬松,不僅降准降息而且貨幣超發問題相對突出。2008-2016年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年增長率比GDP增長率高7.5個百分點,而2001-2007年只有5.8個百分點,增長了1.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GDP年均增長率從2001-2007年的10.8%降至2008-2016年的8.4%,下降了2.4個百分點。貨幣超發的同時經濟增速卻在下降,推動了杠桿率提升。

從金融方面看,我國融資方式中以債務融資為主,也會導致杠桿率提升。長期以來,國內高儲蓄率為投資導向的經濟模式發展提供了充裕的資金,也推動了以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為主業的銀行業規模壯大,讓其有足夠的規模和實力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大量的信貸資金。2016年底,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達到232萬億元,是信託、保險、證券、期貨、基金、融資租賃業總資產之和的5倍多,是當年GDP總量的3倍多。這些都為債務融資發展提供了充裕的資金供給。而從資金需求看,我國企業稅負較重且稅收征繳中債務利息具有稅盾效應,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問題增大了其主動負債的動機,以及企業破產清算成本較高等,均導致企業部門也有較強的債務融資偏好。據中國金融論壇課題組的研究,國內預算軟約束問題突出的國有企業,其杠桿率較同類企業明顯更高。

杠桿率增長速度較快,企業部門杠桿率高,都存在較大的風險隱患。就國外的情況看,幾乎歷次經濟金融危機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杠桿率快速提高的情況,杠桿率的過快上升增加了經濟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就會導致風險蔓延進而引發危機。這方面,2016年我國居民部門房地產貸款飛速增長需要高度關注。據人民銀行的統計數據,2016年居民中長期貸款全年新增5.7萬億元,約占當年新增人民幣貸款的45%,比2015年居民中長期貸款增長86%。家庭的資產配置中,對於房產配置的比例過高,而金融資產佔比較低,不僅微觀層面存在較大的風險,也加劇了宏觀層面的房地產資產泡沫。企業部門杠桿率高加劇了企業的債務負擔,特別是在近幾年企業盈利能力下降的情況下,企業償債能力下降,過重的債務負擔不僅企業難以承受,也易於導致再融資的成本更高。金融加速器理論表明,銀行監督企業的交易成本與融資溢價正相關,而融資溢價與杠桿率正相關,即杠桿率越高,銀行貸款所要求的利率越高,以抵消企業可能的違約損失。企業越來越高的融資成本與逐步下降的盈利能力同期出現,勢必埋下更多的風險隱患。

去桿杠需要從源頭上控制好貨幣供給量,同時採取盤活存量資產、加快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等措施,積極穩妥推進

對於杠桿率快速提高,以及企業部門杠桿率較高,我們必須高度警惕,採取針對性的措施,積極穩妥去杠桿。

具體而言,首先需要明確去桿杠的思路和重點。杠桿本身並不是壞事,而杠桿率快速提高,杠桿率較高易於引發風險,需要密切關注。也正是如此,去杠桿並不是不加區分的把杠桿都去掉,而是要重點控制杠桿率的過快上升,降低企業部門尤其是國有企業部門的高杠桿率。也就是說,去杠桿要同時兼顧杠桿率過快上漲和企業部門高杠桿率。對於政府部門,目前中央政府杠桿率低,而地方政府杠桿率高,要合理調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桿率。在地方政府債務置換規模有縮小的預期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杠桿率問題也要予以關注。家庭部門杠桿率高主要是用於配置房產,要重點關注其杠桿率快速提高的問題。尤其是要通過對房地產的調控,減少家庭部門加杠桿配置房產,讓房子回歸其居住屬性。就國際經驗看,去桿杠的成效並不是立竿見影的,也不是單一措施就可以全面解決的,對此需要有一定的心理預期。

其次要控制貨幣量,對金融業務進行規范。杠桿率快速提高,企業部門杠桿率高,也是因為貨幣超發流動性充足所致,在這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種貨幣現象。從這個角度看,去桿杠需要從源頭上控制好貨幣供給量。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合理控制貨幣發行規模,管好貨幣供應的總閥門。在此基礎上,結合基礎貨幣供給方式變化,適當提高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短期借貸便利等流動性管理工具的價格水平,降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從央行融資並進行套利的積極性,以控制金融機構負債的總規模。對於近幾年快速發展的金融同業業務,不排除其發展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但其中不規范、不透明的問題較多,需要通過加強監管減少同業套利空間。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非銀行金融機構對非金融部門加杠桿也提供了較多的資金,因此我們不僅要管理好銀行業特別是中小銀行同業業務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管理也不容忽視。

最後要推動經濟發展和融資方式轉變。杠桿問題是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也需要用推動經濟發展的辦法,在發展中予以解決。在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結構性因素與周期性因素疊加的情況下,既要對經濟增長速度有合理預期,也要積極通過創新、加快改革、完善體制機制,穩定經濟增長。要通過國有企業的資本金補充機制、激發民營企業投資積極性、稅收制度改革等,提高企業部門競爭力和盈利水平,以做大分母的方式降低杠桿率；要積極促進企業盤活存量資產,推進不良資產證券化,加快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降低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壓力。在這個過程中,也要完善企業破產制度規定,降低企業退出成本。要規范並完善企業上市管理制度,發展好多層次資本市場,為企業通過資本市場進行股權融資提供製度支持和市場保障,從而逐步降低對債權融資的依賴。

總之,對於我國杠桿率快速提高、企業部門杠桿率高的問題要高度重視,去杠桿也要積極穩妥,根據杠桿的實際情況與最新變化,平衡好經濟增長和去杠桿之間的矛盾,統籌好各方面都因素,既要控制好資金的供給端,也要調節好資金的需求端,採用多種手段從多方發力,以保障去杠桿的成效。

⑺ 商業銀行杠桿率管理辦法的解讀

修訂後的《辦法》在維持原有的基本框架和杠桿率監管要求的同時，主要對承兌匯票、保函、跟單信用證、貿易融資等表外項目的計量方法進行了調整，進一步明確了衍生產品和證券融資交易等敞口的計量方法。同時，對商業銀行的杠桿率披露提出了更為明確、嚴格的要求。
在表外項目的處理上，原《辦法》規定，除可隨時無條件撤銷的貸款承諾按10%的信用轉換系數計算外，其他表外項目按照100%的信用轉換系數計算。根據巴塞爾委員會的杠桿率新規則，修訂後的《辦法》將表外項目的計量方法調整為採用《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銀監會令2012年第1號）規定的信用風險權重法下的表外項目信用轉換系數計算，但不得低於10%。
在衍生產品資產的計量中，修訂後的《辦法》進一步細化了衍生產品資產的計量方法。原《辦法》規定，衍生產品資產按現期風險暴露法計算，不允許扣減抵質押品。修訂後的《辦法》規定原則上不允許扣減抵質押品，但符合規定的合格保證金除外。考慮到信用衍生產品的風險較大，修訂後的《辦法》對信用衍生產品敞口提出了更嚴格的計量規則。除按照現期風險暴露法計量信用衍生產品資產外，作為信用衍生產品的信用保護賣方，商業銀行還應當同時將信用衍生產品的有效名義本金納入其杠桿率敞口總額。此外，修訂後的《辦法》還明確了商業銀行作為中央交易對手的清算會員，為客戶提供衍生產品清算服務時的衍生產品資產計量方法。
在證券融資交易資產的計量中，修訂後的《辦法》進一步明確了證券融資交易資產的計量方法。原《辦法》僅規定，賣出回購和買入返售等證券融資交易資產按會計准則的規定計算。修訂後的《辦法》提出證券融資交易資產余額應當包括兩部分：一是證券融資交易的會計資產余額，在符合審慎條件時，允許銀行將與同一個交易對手開展的證券融資交易產生的應收賬款和應付賬款進行軋差；二是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暴露，即向交易對手借出的所有證券和現金的公允價值之和扣去所有抵質押品後的凈敞口。 為進一步提高商業銀行杠桿率的透明度，修訂後的《辦法》對商業銀行杠桿率相關信息披露提出了更明確的要求。規定境內外已經上市的商業銀行，以及未上市但上一年年末並表總資產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的商業銀行應當按季披露杠桿率指標信息，每半年按照規定模板披露杠桿率相關信息；其他商業銀行應當至少按發布財務報告的頻率披露杠桿率指標信息。

⑻ 央行房貸新規：去杠桿、降負債是大勢所趨

2020年的最後一天，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了《關於建立銀行業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

  《通知》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不含境外分行）的房地產貸款佔比以及個人住房貸款佔比要滿足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確定的管理要求。目的是提高金融體系韌性和穩健性，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這是繼2020年8月20日「三條紅線」出台後，又一針對房地產融資的政策，在剛剛過去的2021「丁祖昱評樓市」年度發布會上，我曾說過：「2020年全年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政策一直在持續的收緊，哪怕是在疫情最嚴重的上半年也沒有在任何一個公開場合說過要給房地產金融助力，一直到8月20日，這是所有地產人應該記住的日子，『三條紅線』的相關政策給整個行業特別是給房地產金融行業理清了未來的政策脈絡和思路。」

  在當時我給出的十大預測中，提到未來金融政策還將趨緊，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在全年金融政策持續收緊的2020年的最後一天推出《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在某種程度上驗證了我對金融政策趨緊的預測，未來房企整體融資環境依舊偏緊的主基調不變。

  01

  大部分銀行金融機構符合管理要求

  從近期發布的《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要求》的具體要求來看，銀行業金融機構按類型分檔，其房地產貸款佔比上限各檔不高於40%、27.5%、22.5%、17.5%及12.5%；個人住房貸款佔比上限各檔不高於32.5%、20%、17.5%、12.5%、7.5%。

  若結合居民杠桿率與債務收入比來看，截至2020年三季度，居民杠桿率逐年提升至33%，較2015年增加13.7個百分點，債務收入比升至55%，較2015年增加24.5個百分點。而在疫情陰霾下，居民收入預期大概率將有所下滑，償債能力進一步減弱，由此看來現階段有序引導企業負債率、居民杠桿率逐步回歸到「安全線」以內，堅守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仍是重中之重。

03

  未來房企整體融資環境依舊偏緊

  2020年，房地產政策層面前松後緊，中央繼續堅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政策主基調，落實城市主體責任，實現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長期調控目標。上半年房地產信貸政策中性偏積極，央行三度降准釋放長期資金約1.75萬億元，並兩度下調LPR利率中樞，5年期以上LPR累計降幅達15個基點。

  但下半年央行設置「三道紅線」分檔設定房企有息負債的增速閾值，並壓降融資類信託業務規模，倒逼房企去杠桿、降負債。時值年末最後一天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關於建立銀行業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房地產行業將穩杠桿乃至去杠桿的強調和加強。

  聯繫到郭樹清發文強調，堅決抑制房地產泡沫，房地產是現階段我國金融風險方面最大的「灰犀牛」。我們認為未來房企整體融資環境依舊偏緊，房企去杠桿、降負債已是大勢所趨。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關於建立銀行業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答記者問時同時表示要「推動金融、房地產同實體經濟均衡發展」。

  「十四五」規劃也已定調：房地產事關民生消費和投資發展，助力經濟內循環。

  我在2021「丁祖昱評樓市」年度發布會上說過「房地產是中國最大的金融業、製造業、服務業」。因此，我認為政策基本面依然「穩」字當頭，繼續堅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政策主基調，強化並落實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調控目標。

  同時，《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要求》的發布，也進一步驗證了我對行業步入無增長時代新邏輯的驗證，過去若干年，房企高歌猛進，資金帶來了巨大的動力，時至今日，在「三條紅線」和「央行房貸新規」的要求下，資金被限制，由於沒有更多的資金進入，整個行業再往上走的動力被大大削弱，因為整個行業的主體是房企，缺乏資金的支持，會使得企業動能不足，從而使得行業動能不足，就將步入無增長的時代，這也是2020年的最後一天，我所講到的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

⑼ 為什麼要降低企業杠桿率

要降低企業杠桿率事實上為了降低企業經濟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