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資匯率怎麼選擇

Ⅰ 國有企業減資對評估報告採用兩種方法,如何選擇

摘要 第十五條評估報告應當說明市場價值及其定義。選擇市場價值以外的價值類型，應當說明選擇理由及其定義。

Ⅱ 朋友單位是外資企業，原注冊資本是700萬美元，當初的匯率是8，即摺合人民幣5600萬。現在單位要減資150萬美

根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 商務部 海關總署 國家外匯管理局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發布的
關於外商投資的公司審批登記管理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執行意見
第八條外商投資的公司的注冊資本可以用人民幣表示，也可以用其他可自由兌換的外幣表示。作為公司注冊資本的外幣與人民幣或者外幣與外幣之間的折算，應按發生（繳款）當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匯率的中間價計算。

個人認為減資的150萬美元，應該按照在外管局變更當天的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匯率的中間價計算。而550萬美元應當按照當初的8.27計算。
僅供參考。以你們當地外管局的解釋為准。

Ⅲ 求外資企業減資會計分錄

要看當時公司相關約定和公司的記帳本位幣。

1、如果當時按匯率折算的（370*8.2158）
借：銀行存款 -美元戶 370
貸：實收資本 3039.85
減資時，如果不考慮相關資本公司和利潤，
借： 實收資本 170*8.2158
貸 銀行存款 170*8.2158

2、如果當時按美元入帳

借：銀行存款-美元戶 370
貸：實收資本 370
減資
借：實收資本 170
貸：銀行存款-美元戶 170

一般情況下，1的可能性大一些。

Ⅳ 外幣業務中怎樣選擇折算匯率麻煩告訴我

在核算外幣業務時，企業應設置相應的外幣賬戶。企業發生外幣業務，在登記有關記賬本位幣賬戶的同時，應按照外幣金額登記相應的外幣賬戶，並根據一定的折算匯率將外幣金額折算為記賬本位幣金額。這里的折算匯率即為記賬匯率，根據《企業會計制度》規定，記賬匯率應採用外幣業務發生時的市場匯率，也可以採用外幣業務發生當期期初的市場匯率。
企業主要外幣業務共有四類，發生外幣業務進行會計處理時，共同之處是：外幣賬戶記賬時均需要採用記賬匯率將外幣折算為記賬本位幣。不同的是，外幣購銷業務與外幣借款業務發生時一般不會產生匯兌差額，而外幣兌換業務與接受外幣資本投資業務由於折算匯率的選擇可能產生匯兌差額，而且外幣兌換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作為匯兌損益處理，接受外幣資本投資產生的匯兌差額作為外幣資本折算差額記入資本公積。具體來講，外幣兌換業務中，企業賣出外幣時，一方面將實際收取的記賬本位幣（按照銀行外幣買入價折算的記賬本位幣金額）登記入賬；另一方面將賣出的外幣登記相應的外幣賬戶（按照記賬匯率折算為記賬本位幣），實際收到的記賬本位幣金額與付出的外幣按當日匯率（或當期期初市場匯率）折算為記賬本位幣之間的差額，作為匯兌損益。企業買入外幣時，同理。
接受外幣投資業務，對於資產賬戶，採用收到外幣款項時的市場匯率（而非當期期初匯率）將外幣資產折算為記賬本位幣入賬；對於實收資本（或股本）賬戶，應分別兩種情況處理：一是投資合同對外幣資本投資有約定匯率，則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匯率進行折算，外幣資本按約定匯率折算的金額與按收到時的市場匯率折算的金額之間的差額，作為資本公積處理；二是投資合同中對外幣資本投資沒有約定匯率，按收到外幣賬款時的市場匯率進行折算，此時不會產生匯兌差額。

Ⅳ 外資企業外幣減資會計處理外幣因匯率變動，形成匯兌收益未實際結匯是否繳納企業所得稅

您好！

問題1、美元減資匯率差異計入「留存收益」不正確。

原因是：企業在資產負債表日，外幣貨幣性項目，採用資產負債表日即期匯率折算。因資產負債表日即期匯率與初始確認時或者前一資產負債表日即期匯率不同而產生的匯兌差額，計入當期損益。所以該匯兌差額應計入「財務費用」。

問題2、匯兌損益的財務處理和企業所得稅法規定的處理方式一致，賬務處理後進入利潤表，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不需要單獨處理；

就您問題中的業務，匯兌損益是對應銀行存款的，不是對應實收資本。銀行存款的匯兌損益期末都進行了賬務處理，您所說的兩部分匯兌損益也自然進入了利潤表和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不需要單獨處理。

政策依據

企業會計准則第19號——外幣折算（2006）

第十一條 企業在資產負債表日，應當按照下列規定對外幣貨幣性項目和外幣非貨幣性項目進行處理：

（一）外幣貨幣性項目，採用資產負債表日即期匯率折算。因資產負債表日即期匯率與初始確認時或者前一資產負債表日即期匯率不同而產生的匯兌差額，計入當期損益。

（二）以歷史成本計量的外幣非貨幣性項目，仍採用交易發生日的即期匯率折算，不改變其記賬本位幣金額。

貨幣性項目，是指企業持有的貨幣資金和將以固定或可確定的金額收取的資產或者償付的負債。

非貨幣性項目，是指貨幣性項目以外的項目。

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Ⅵ 外幣減資分錄

根據新會計准則的規定：企業收到投資者以外幣投入的資本，無論是否有合同約定匯率，均不採用合同約定匯率和即期匯率的近似匯率折算，而是採用交易日即期匯率折算，這樣，外幣投入資本與相應的貨幣性項目的記帳本位幣金額相等，不產生外幣資本折算差額。那麼，我個人認為減資時是不是也採用交易日即期匯率折算呢？如果按照這個思路，相應的會計分錄如下：
1. 第一次受到投資（1：9）
借： 銀行存款 900
貸：實收資本 900
2. 預付賬款時
借：預付賬款 900
貸：銀行存款 900
3. 增資時（1：8.5）
借：銀行存款 850
貸：實收資本 850
4. 收到退回的預付賬款
借：銀行存款 900
貸：預付賬款 900
5. 減少資本（1：8）
借：實收資本 800
貸：銀行存款 800

Ⅶ 人民幣匯率是如何決定的

影響匯率變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總的來說，一國經濟實力的變化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是決定匯率長期發展趨勢的根本原因。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在外匯市場中，市場人士都十分關注各國的各種經濟數據，如國民經濟總產值、消費者物價指數、利率變化等。在外匯市場中，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和了解各種數據、指標與匯率變動的關系和影響，才能進一步找尋匯率變動的規律，主動地在外匯市場尋找投資投機時機和防範外匯風險。 在經濟活動中有許多因素影響匯率變動，列舉如下： 一、國際收支狀況。國際收支狀況是決定匯率趨勢的主導因素。國際收支是一國對外經濟活動中的各種收支的總和。一般情況下，國際收支逆差表明外匯供不應求。在浮動匯率制下，市場供求決定匯率的變動，因此國際收支逆差將引起本幣貶值，外幣升值，即外匯匯率上升。反之，國際收支順差則引起外匯匯率下降。要注意的是，一般情況下，國際收支變動決定匯率的中長期走勢。 二、國民收入。一般講，國民收入增加，促使消費水平提高，對本幣的需求也相應增加。如果貨幣供給不變，對本幣的額外需求將提高本幣價值，造成外匯貶值。當然，國民收入的變動引起匯率是貶或升，要取決於國民收入變動的原因。如果國民收入是因增加商品供給而提高，則在一個較長時間內該國貨幣的購買力得以加強，外匯匯率就會下跌。如果國民收入因擴大政府開支或擴大總需求而提高，在供給不變的情況下，超額的需求必然要通過擴大進口來滿足，這就使外匯需求增加，外匯匯率就會上漲。 三、通貨膨脹率的高低。通貨膨脹率的高低是影響匯率變化的基礎。如果一國的貨幣發行過多，流通中的貨幣量超過了商品流通過程中的實際需求，就會造成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使一國的貨幣在國內購買力下降，使貨幣對內貶值，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貨幣對內貶值，必然引起對外貶值。因為匯率是兩國幣值的對比，發行貨幣過多的國家，其單位貨幣所代表的價值量減少，因此在該國貨幣折算成外國貨幣時，就要付出比原來多的該國貨幣。 通貨膨脹率的變動，將改變人們對貨幣的交易需求量以及對債券收益、外幣價值的預期。通貨膨脹造成國內物價上漲，在匯率不變的情況下，出口虧損，進口有利。在外匯市場上，外國貨幣需求增加，本國貨幣需要減少，從而引起外匯匯率上升，本國貨幣對外貶值。相反，如果一國通貨膨脹率降低，外匯匯率一般會下跌。 四、貨幣供給貨幣供給是決定貨幣價值、貨幣購買力的首要因素。如果本國貨幣供給減少，則本幣由於稀少而更有價值。通常貨幣供給減少與銀根緊縮、信貸緊縮相伴而行，從而造成總需求、產量和就業下降，商品價格也下降，本幣價值提高，外匯匯率將相應地下跌。如果貨幣供給增加，超額貨幣則以通貨膨脹形式表現出來，本國商品價格上漲，購買力下降，這將會促進相對低廉的外國商品大量進口，外匯匯率將上漲。 五、財政收支一國的財政收支狀況對國際收支有很大影響。財政赤字擴大，將增加總需求，常常導致國際收支逆差及通貨膨脹加劇，結果本幣購買力下降，外匯需求增加，進而推動匯率上漲。當然，如果財政赤字擴大時，在貨幣政策方面輔之以嚴格控制貨幣量、提高利率的舉措，反而會吸引外資流入，使本幣升值，外匯匯率下跌。 六、利率 利率在一定條件下對匯率的短期影響很大。利率對匯率的影響是通過不同國家的利率差異引起資金特別是短期資金的流動而引起作用的。在一般情況下，如果兩國利率差異大於兩國遠期、即期匯率差異，資金便會由利率較低的國家流向利率較高的國家，從而有利於利率較高國家的國際收支。要注意的是，利率水平對匯率雖有一定的影響，但從決定匯率升降趨勢的基本因素看，其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對匯率的變動起暫時的影響。 七、各國匯率政策和對市場的干預 各國匯率政策和對市場的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匯率的變動。在浮動匯率制下，各國央行都盡力協調各國間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力圖通過影響外匯市場中的供求關系來達到支持本國貨幣穩定的目的，中央銀行影響外匯市場的主要手段是：調整本國的貨幣政策，通過利率變動影響匯率；直接干預外匯市場；對資本流動實行外匯管制。 八、投機活動與市場心理預期 自1973年實行浮動匯率制以來，外匯市場的投機活動越演越烈，投機者往往擁有雄厚的實力，可以在外匯市場上推波助瀾，使匯率的變動遠遠偏離其均衡水平。投機者常利用市場順勢對某一幣種發動攻擊，攻勢之強，使各國央行甚至西方七國央行聯手干預外匯市場也難以阻擋。過度的投機活動加劇了外匯市場的動盪，阻礙正常的外匯交易，歪曲外匯供求關系。 另外，外匯市場的參與者和研究者，包括經濟學家、金融專家和技術分析員、資金交易員等每天致力於匯市走勢的研究，他們對市場的判斷及對市場交易人員心理的影響以及交易者自身對市場走勢的預測都是影響匯率短期波動的重要因素。當市場預計某種貨幣趨跌時，交易者會大量拋售該貨幣，造成該貨幣匯率下浮的事實；反之，當人們預計某種貨幣趨於堅挺時，又會大量買進該種貨幣，使其匯率上揚。由於公眾預期具有投機性和分散性的特點，加劇了匯率短期波動的振盪。 九、政治與突發因素 由於資本首先具有追求安全的特性，因此，政治及突發性因素對外匯市場的影響是直接和迅速的，包括政局的穩定性，政策的連續性，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戰爭、經濟制裁和自然災害等。另外，西方國家大選也會對外匯市場產生影響。政治與突發事件因其突發性及臨時性，使市場難以預測，故容易對市場構成沖擊波，一旦市場對消息作出反應並將其消化後，原有消息的影響力就大為削弱。 總之，影響匯率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這些因素的關系錯綜復雜，有時這些因素同時起作用，有時個別因素起作用，有時甚至起互相抵消的作用，有時這個因素起主要作用，另一因素起次要作用。但是從一段長時間來觀察，匯率變化的規律是受國際收支的狀況和通貨膨脹所制約，因而是決定匯率變化的基本因素，利率因素和匯率政策只能起從屬作用，即助長或削弱基本因素所起的作用。一國的財政貨幣政策對匯率的變動起著決定性作用。一般情況下，各國的貨幣政策中，將匯率確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已成為政策目標之一。通常，中央銀行運用三大政策工具來執行貨幣政策，即存款准備金政策、貼現政策和公開市場政策。投機活動只是在其它因素所決定的匯價基本趨勢基礎上起推波助瀾的作用。 《中國人民銀行關於進一步完善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的公告》 為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促進外匯市場發展，豐富外匯交易方式，提高金融機構自主定價能力，中國人民銀行決定進一步完善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改進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方式。現就有關事宜公告如下： 一、自2006年1月4日起，在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上引入詢價交易方式（以下簡稱OTC方式），同時保留撮合方式。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主體既可選擇以集中授信、集中競價的方式交易，也可選擇以雙邊授信、雙邊清算的方式進行詢價交易。同時在銀行間外匯市場引入做市商制度，為市場提供流動性。 二、自2006年1月4日起，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於每個工作日上午9時15分對外公布當日人民幣對美元、歐元、日元和港幣匯率中間價，作為當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含OTC方式和撮合方式）以及銀行櫃台交易匯率的中間價。 三、引入OTC方式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形成方式將由此前根據銀行間外匯市場以撮合方式產生的收盤價確定的方式改進為：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於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向所有銀行間外匯市場做市商詢價，並將全部做市商報價作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計算樣本，去掉最高和最低報價後，將剩餘做市商報價加權平均，得到當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權重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根據報價方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量及報價情況等指標綜合確定。 四、人民幣兌歐元、日元和港幣匯率中間價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分別根據當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與上午9時國際外匯市場歐元、日元和港幣兌美元匯率套算確定。 五、本公告公布後，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等貨幣交易價的浮動幅度和銀行對客戶美元掛牌匯價價差幅度仍按現行規定執行。即每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內浮動，歐元、日元、港幣等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交易價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的非美元貨幣交易中間價上下3%的幅度內浮動。銀行對客戶美元現匯掛牌匯價實行最大買賣價差不得超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交易中間價的1%的非對稱性管理，只要現匯賣出價與買入價之差不超過當日交易中間價的1%、且賣出價與買入價形成的區間包含當日交易中間價即可；銀行對客戶美元現鈔賣出價與買入價之差不得超過交易中間價的4%。銀行可在規定價差幅度內自行調整當日美元掛牌價格。 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籃子貨幣匯率變動，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的正常浮動，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 中國人民銀行 二○○六年一月三日 中國人民銀行http://www.pbc.gov.cn/

Ⅷ 外資減資的匯率差是按匯款當天還是工商變更，或者是其他什麼原則確定的

匯率差是按照匯率當天的變更來進行計算結果的。

Ⅸ 什麼是匯率三難選擇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40624/jj/jr/200406240038_268701.jpg ■一個國家的匯率隨著該國經濟的崛起而調整，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日德的經驗表明，浮動匯率、放開資本管制，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是大國經濟的必然選擇

從國際經驗來看，經濟大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往往會遇到匯率升值的內部壓力與外部壓力，能否處理好這個問題，對於該國的宏觀穩定和持續增長，對於該國順利實現經濟崛起，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日本引發通膨和泡沫經濟
上個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日本的進口和出口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1970年代以前的貿易平衡時期和1970年代以後的貿易順差時期。
戰後經濟重建時期，日本國內投資需求旺盛，帶動了投資品進口的大量增加。為滿足投資品進口需求的增長，日本政府一方面採取外匯管制措施，一方面鼓勵出口換匯。這個時期日本對外貿易基本保持平衡，成功地保持了開放、平衡的經濟增長路徑。
1970年代以後，日本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日本對外貿易由貿易平衡轉向持續貿易順差，這既來自於進口部門替代能力的增加，也來自於出口部門國際競爭力的不斷提高。
持續的經常項目順差造成了日元升值的外部壓力與內部壓力。相對於日本與德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巨額的貿易逆差與資本外流讓美國難以繼續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美國與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協商美元貶值，但是遭到拒絕。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日本的主流看法是，日本經濟還很脆弱，日元升值會損害國內的經濟發展。對於美歐對日元低估的批評，日本政府相信可以通過國內政策措施緩解這些外部壓力。
日本政府曾於「尼克松沖擊」之前宣布了「八點計劃」，以降低國際收支順差，緩解日元升值壓力。這些計劃包括：增加進口自由化；對不發達國家採取優惠關稅；消減關稅；推進對內對外的資本投資；降低非關稅壁壘；加強對外經濟援助；評價出口稅的刺激作用以及引進「秩序化的市場」等。
除此之外，日本大藏省與日本銀行還極力勸說國內私人銀行更多持有美元資產，這樣有助於國內貨幣當局減少持有美元資產，進而減少貨幣供給高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危險。
遺憾的是，「八點計劃」並沒有消除日元升值的預期，私人銀行也根本靠不住，關鍵時候他們還是根據市場信號辦事。尼克松講話之後，在美元貶值的普遍預期下，銀行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大量拋售手中的美元資產。
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徹底中斷了美元和黃金的兌換承諾，同時單邊向所有美國進口商品徵收10％的進口附加稅，這意味著其他貨幣對美元升值了10％。市場隨即出現了美元貶值的強烈預期和對美元的大量拋售。
最初，日本銀行不願放棄360日元兌換1美元的匯率水平。但要維持這一匯率，日本政府最大的困難在於必須吸納外匯市場上所有的超額美元供給，無論這些美元是來自貿易順差、美元資本的流入還是國內金融機構拋售的美元資產。事實上，盡管日本當時對資本賬戶還保持嚴格管制，但在尼克松講話後短短兩周內，日本的外匯儲備就因為吸納美元而增長了50％，由此導致基礎貨幣供給新增1.5萬億日元（當時基礎貨幣供給總規模為24萬億日元）。日本面臨著貨幣供給失控和通貨膨脹的嚴重威脅。
大量日元突然流入市場必然會帶來貨幣追逐商品的局面，通貨膨脹在劫難逃。經過1－2年時滯階段，日本經濟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1970年代中期，日本通貨膨脹最高達到了接近25％的水平。
1980年代，日元再度面臨升值壓力。這次日本政府用利率政策為日元升值減壓，不料這種做法起到了為日本1980年代末期的經濟泡沫推波助瀾的作用。
日本儲蓄率非常高，高儲蓄率同時也支撐著非常高的投資率。1985年「廣場協議」以後，日元驟然升值了三分之一，這讓日本的貿易品部門突然難以像過去那樣通過出口為巨大的資本創造利潤，資本流向何處呢？
日本國內金融市場難以在短時間內為這些過剩資本找到合理的出路，於是，大量資本湧向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泡沫經濟一觸即發。
緊要關頭，日本銀行大幅下調利率，希望能藉此緩解日元升值壓力，減少匯率升值帶給日本經濟的負面影響。遺憾的是，擴張貨幣政策不僅沒有阻擋日元升值趨勢，反而刺激著洪水般的資本湧向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泡沫經濟更加嚴重。

德國選擇獨立的貨幣政策
1960年代到1990年代，德國經濟和日本經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二者都成了戰後世界經濟最突出的亮點，也都經歷了持續的貿易順差。1960到1990年的30年間，德國的對外貿易幾乎無一例外地保持順差，而且順差規模在1965年以後逐步擴大。與日本不同的是，德國的對外貿易更多地在歐洲國家占據較大比重，對美順差遠不如日本那樣集中。
在持續的貿易順差的推動下，馬克持續升值。從1960－1990年，馬克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從4.17∶1升值到1.49∶1，期間內累計升值1.79倍。同期馬克經過貿易加權的名義匯率升值1.43倍。無論是對美元的雙邊名義匯率，還是貿易加權的名義匯率，同期馬克升值的幅度都超過了日元。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前，馬克對美元保持固定匯率，但德國經濟相對美國經濟走強。固定的匯率無法反映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實力變化，為了保持和美元固定的匯率，德國貨幣當局不得不在市場上購入超額供給的美元。貨幣當局美元資產的不斷增加威脅到了國內的物價穩定。尼克松沖擊以後，對國內通貨膨脹深惡痛絕的德國貨幣當局放棄了當時4馬克兌換1美元的固定比價，馬克開始連續升值。
盡管馬克升值，但是德國的貿易順差並沒有因此減少。當時的貿易順差幾乎與馬克升值並駕齊驅，持續的貿易順差不斷推動馬克的進一步升值。1980－1985期間的馬克貶值主要是受到石油危機的影響，危機過後，馬克再次回到以往的強勢路徑上去。
德國貨幣當局政策旗幟鮮明，重心是國內，尤其是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馬克匯率處於相對次要的地位。在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三難選擇之間，德國貨幣當局同樣選擇了獨立貨幣政策和資本自由流動，讓馬克匯率自由浮動。
比日本幸運的是，藉助歐洲區域內的貨幣聯動機制，歐洲其他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擔了馬克升值的壓力，德國馬克匯率較少受到投機資本的沖擊。
歐洲共同體國家於1972年達成協議，區域內各國貨幣之間匯率波動幅度保持在2.25％以內。1979年歐洲貨幣體系正式建立以後，這一區域內的匯率聯動機制也被延續下來。歐洲貨幣聯動機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把對馬克升值的投機資本轉移到了那些貨幣聯動機制中相對較弱的貨幣身上。無論是來自美國的壓力，還是來自德國自身某項關鍵經濟指標的變化，當市場普遍預期馬克相對美元要升值的時候，投機資本並不直接沖擊馬克，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相對馬克較弱的里拉、英鎊或者是其他歐洲國家貨幣身上。
在投機資本的沖擊下，歐洲匯率聯動機制經歷了芬蘭馬克、英鎊等貨幣與馬克的脫鉤。但是，歐洲貨幣聯動機制最終保持下來。無論如何，匯率聯動機制更有利於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活動，而且，釘住馬克也有利於保持國內更加穩定的物價水平。另外，誰又能保證，如果沒有歐洲匯率聯動機制，這些國家的貨幣不會受到投機資本的沖擊呢？畢竟，匯率聯動之間讓聯動機制內每個國家的貨幣相對美元都強大了很多。

不能讓貨幣政策成為附庸
通過以上對日本、德國1960－1990年匯率波動歷史的回顧與比較，可以得出以下幾方面的啟示：
一國經歷經濟崛起的過程中，會自然而然地遇到貨幣升值的內部壓力與外部壓力，匯率必然要隨著這種趨勢進行調整。匯率升值一方面反映了平衡外部收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重新調整國內經濟資源配置結構（由貿易品部門轉向非貿易品部門）的需要。
匯率調整的最佳方式是緩慢地漸進調整。經濟基本面的調整往往是緩慢漸進的過程，與此相對應，匯率的調整最好也是緩慢漸進的，這樣的調整過程最符合經濟基本面變化的要求，最有效率。另外，漸進的調整過程有利於國內經濟資源在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部門之間的重新配置。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面臨非常突然的大幅匯率調整，國內投資會一下子找不到出路，這部分資本如果大量湧向資本市場，很可能引發泡沫經濟。
浮動匯率、放開資本管制，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是大國經濟的必然選擇。在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的三難選擇之間，德國和日本先後都選擇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貨幣政策，放棄了固定匯率。
一個國家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新生力量崛起，必然要求該國的匯率作出相應調整。放開資本管制有助於讓市場更早地發現和解決問題，更有利於在市場找到合理、均衡的匯率水平，是漸進調整匯率的必要保障。一般情況下，不必過分誇大資本項目開放後投機資本對於貨幣的沖擊。德國比日本更早地開放了資本項目下的管制，其貨幣也經歷了不斷的投機性沖擊，但並不足以威脅國內的物價和產出穩定。
對我國而言，在政策目標的取捨方面，要強調維護國內貨幣政策的自主性，絕不能讓貨幣政策成為匯率政策的附庸。
日本試圖利用貨幣政策保匯率，最終匯率沒保住，反而觸發了國內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德國的經驗表明，只要貨幣當局旗幟鮮明地維護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匯率浮動和資本項目開放並不足以破壞國內經濟。
在一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國經常性地指手畫腳，就必須給予外界堅決維護國內貨幣政策自主性的明確信號，同時通過加強國際間的政策協調（如果在非常嚴重的時期也可以訴求於突然的資本管制）緩解國際壓力。
區域貨幣合作有利於區域內強國減少投機資本沖擊，減少匯率升值對貿易品部門的負面影響。利用歐洲貨幣區的匯率聯動機制，德國把投機資本引向了區域內那些弱國貨幣的身上，同時又藉助於區域內的匯率聯動減少了該國貨幣在區域內的升值，保持了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穩定。

Ⅹ 如何選擇匯率制度

Fischer（2001）將以上的匯率安排歸納為三組：「硬」的釘住制（包括1和2，共有47個成員），中間匯率制度（包括3—6，有59個成員），和浮動匯率制度（包括7和8，有78個成員）。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到2001年3月底，世界上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經濟體，這其中大多是發展中經濟，實行的是中間匯率制度。Fischer指出在過去的十年中，隨著「硬」的釘住制和浮動匯率制在比例上超過「軟」釘住制，中間匯率制度正在逐步消失（見圖1，在1991年實行硬釘住制的國家有25個，佔16％，而到1999年則上升到45個國家，佔24％；同樣，在1991年，實行中間匯率制的國家有98個，比例為62％，而到1999年數目下降到63個國家，比例為34％；實行浮動匯率的國家數量在1991年為36個，比例為23％，到1999年的數量則為77國，佔42％）。他預期「兩極論」將適用於新興市場經濟。而在硬釘住制與浮動匯率制之間的選擇則根據經濟體的特徵，特別是他們的通貨膨脹歷史而定。硬的釘住制對於有長期的貨幣不穩定歷史的經濟體或者對在資本與經常帳戶交易幾乎與其它經濟體實現了一體化的經濟體適用。Summers（2000）的研究也發現最近的貨幣危機的根源不是財政赤字和經常帳戶危機，而是銀行和金融部門嚴重的脆弱性和短期資本的流入。他指出在金融自由化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的表現是非常糟糕的，他認為選擇正確的匯率制度就意味著「從可調整的釘住匯率這樣的中間匯率向兩極匯率制度（浮動和固定匯率制），如果必要的話可通過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來支持」。

但也有人反對以上的「兩極論」觀點，因為兩極論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分類標准來進行研究的，但是基金組織的分類方法，特別是1998年以前的分類方法，可能只簡單的反映了成員國匯報的法定匯率制度。然而，基於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變數實際運行的事實上的匯率制度可能更准確。一些經濟學家就是根據事實上的匯率制度研究來反對「兩極論」的。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根據匯率波動率（以一年中名義匯率平均每月的絕對變動百分比計算）、匯率變動的標准差（以匯率每月變動率的標准差計算）、以及外匯儲備的波動率（以國際儲備相對前一月的貨幣基礎的每月平均變動率計算）這三個宏觀經濟變數，將經濟中的匯率制度分為四類：浮動匯率制、中間匯率制、固定匯率制和其他匯率制。這一分類方法又稱為LYS分類方法。按照他們的分析，歸為「中間匯率制度」的經濟體的數量仍然超過所有經濟體的四分之一。Masson（2001）還指出中間匯率制度還將繼續構成實際匯率制度一個可觀的部分。另外，Frankel（1999）也強調，兩極匯率並不是對所有國家普遍適用的，它只在一定時間內對某些國家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