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求一篇關於人民幣匯率的論文
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外貿的影響？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國稅收影響的各層面分析 人民幣匯率改革給我國的稅收安全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分析這種不確定性並進而得出應對方法是很復雜的過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響的各個方面，通過分析各個層面的影響途徑和後果，我們可以對症下葯，維護我國的稅收安全。 （一）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1.匯率風險與進出口貿易 進出口貿易受匯率變動影響很大。在我國實行盯住匯率體制下，以美圓結算的大部分進出口貿易基本不受影響，進出口企業對於匯率風險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國匯率基本實現市場化後，匯率更多的表現市場因素。 在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的一般分析中，意味著貨幣貶值將改善貿易收支，反之貨幣升值會使貿易陷入惡化的境地。但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一些經濟體在匯率波動過程中，當貨幣貶值時卻沒有達到改善貿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貿易收支轉向了相反的預期。在追尋這種沖突原因的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匯率傳遞理論（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對於匯率傳遞程度，許多經濟學家對匯率傳遞系數進行了實證估計，發現匯率傳遞是不完全的，即匯率變動後進出口價格不同比例的發生變動，匯率傳遞系數不等於1.因此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是不確定的。 具體在出口環節，我國出口產品主題還在於紡織品，初級加工品和部分電器設備，在大型機電項目，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個標志性台階。外國對於我國的產品需求彈性很小，在價格優勢下，人民幣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會影響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在升值預期存在的情況下，更有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未來50年樂觀的預測，這種升值力度會繼續增加，幅度將會是緩慢的，在這種升值預期的長期存在下，出口環節資金周轉會加快，企業會創造更多的利潤。 另外在進口方面，我國長期表現為內需嚴重不足，利率變動對我國儲蓄的影響不大，消費品市場長期處於輕度通貨緊縮的態勢，生產資料市場在未來10年內仍將是供應大於需求的態勢，進口環節不會有很大的增長，外貿環節稅收會隨著進出口企業的貿易增長而增加。 匯率變動並不完全由於市場本身的變化，還有很多人為的因素，比如國際熱錢和游資的干擾。我國目前處於金融改革的關鍵階段，關繫到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成敗。由於我國金融系統承受著巨大的歷史包袱，積聚了巨大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市場化改革前進的道路上困難重重，這對我國的稅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確定因素。 2.外匯匯兌損益風險對經濟體的影響 外匯匯兌損益也是影響進出口企業和有外匯交易的企業的風險。由於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強制結售匯制度，企業保有的自主性外匯很少，進出口企業要完成進出口交易，需要經過結匯和售匯兩個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都存在著本幣和外幣的相互兌換，在匯率市場化變動的情況下，兌換中會發生匯兌損益，這是企業必須面對的風險，同時對我國的稅收造成風險。在我國近期推出遠期交易後，企業可以通過掉期交易等遠期交易規避這部分風險。 （二）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資本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在資本項下逐步實現完全可兌換，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而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進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論，一國不可能同時達到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的目標，只能同時達到其中的兩個。在我國的未來的匯率制度選擇中，偏向於彈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必然要求我國的資本項目下資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動的，而事實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為了防止國際資本的沖擊，對國際資本流動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資本自由流動與我國金融風險 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是金融系統的不穩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資本自由流動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時，也帶來很多負面的效果，比如國際投機資本的惡意炒作和游資的蓄意沖擊。 自改革開放以後，湧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一直呈現增長勢頭。「中國在利用國際資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結構和期限，資本流入絕大部分採用國外自接投資的形式，外債增長適度，而證券投資相對少。」 國外直接投資中有相當部分投入我國房地產行業，導致金融風險積聚。再加上我國長久以來積聚的金融風險，如果被蓄意利用，將危害到我國金融系統的穩定和改革的成敗，也將危害到我國稅收的安全。 2.國際資本流動變化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資本自由流動將大大提高我國的金融效率，在我國將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有限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適合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需要的。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適合國際資本進入投資的環境將越來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國的投資價值在未來會好於西方發達國家，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的增長形象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進入，帶動我國國內市場的繁榮，拉動我國的經濟增長，從而帶動我國稅收的增長。 一般說來，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主要表現在貨幣危機、泡沫經濟和銀行業危機等幾個方面。但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不一定必然演變為貨幣危機或銀行業危機，這主要取決於各國貨幣當局的政策以及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對於國際游資和熱錢的進入，我們要加強監管，採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強風險預警，維護我國經濟的穩定和稅收的安全。 （三）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內金融市場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的金融市場，通過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債券市場等影響我國的金融風險。 1.人民幣匯率改革與我國金融市場風險 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話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銀行體系與開放的資本項目相結合是「等著發生事故」。可見人民幣匯率改革後，資本項目可兌換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和安全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在我國實行單一制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我國金融市場基本處於封閉的狀態，金融市場主要受國內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對我國金融市場的影響渠道不是特別通暢。這也是我國能夠抵禦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當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完全市場化後，資本市場放開後，我國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將融為一體，我國金融市場會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而變化，金融風險將會有更廣泛的傳播性與傳染性，影響也會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機構市場風險與我國稅收安全 銀行資產質量惡化，不良貸款比重較高。在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由於資本市場發展滯後，融資格局主要以銀行的間接融資為主，在統一利率政策指導下，對支持企業不斷增長的投資需求以及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於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內容的企業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各級政府對銀行的正常經營管理干預較大，不僅信貸資金的經營帶有「半財政」性質，而且扭曲了銀企關系；在近幾年的企業資產重組過程中，債、廢債現象嚴重，這無疑加重了銀行的壓力。 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日益暴露。我國的非銀行機構主要包括信託投資公司、財務公司、證券公司以及保險公司等，由於經營管理存在問題，再加上監管落後，這些機構經營存在著不少問題，其中隱含的風險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人民幣匯率改革後，金融中介機構將會面臨更多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後，金融機構將會面對市場化的利率，匯率風險，直接影響到金融機構的收益，另外隨著金融機構逐漸趨向於混業經營，我國金融機構將面臨更多的投資風險與經營風險，這將勢必影響到金融機構的穩定性，影響到我國的稅收安全。 （四）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內產品市場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匯率體現的是一國貨幣對外的價值，物價體現是一國貨幣對內的價值，因而對於一個開放度有限的國家來說，物價還是主要受國內供求和內部經濟因素變化的影響，隨著一國開放度的不斷加深，外部因素，特別是匯率因素對物價的影響才會逐步加深。 具體到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影響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採用VARs（向量自回歸）方法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到了人民幣匯率貶值將給國內物價帶來通貨膨脹效果的結論。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對中國通貨膨脹的實證研究中得出，以貿易額為權重的名義有效匯率變動是影響國內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因素，名義有效匯率貶值一個百分點，將導致國內物價上升0.3個百分點。「 人民幣匯率波動帶來的國內物價變動將導致我國產品市場價格和企業格局的變動，直接影響到我國的稅收安全。 （五）人民幣匯率改革後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宏觀政策方面，我們所考慮的不僅是國內市場的均衡，更綜合考慮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均衡政策選擇考慮內外兩個市場的相互協調。
❷ 關於「匯率」的論文（字數3000）
基於人民幣升值的出口企業匯率風險分析
[摘 要] 中國加入WTO六年多以來，對外貿易發展迅速，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向國際市場。自2005年7月的匯率改革開始，人民幣匯率仍然一路走高，已經進入「6」時代，出口企業將面臨更大匯率風險。本文就三個層次分析了出口企業面臨的匯率風險，並就如何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提出了出口企業面對匯率風險所應採取的措施。
[關鍵詞] 人民幣升值 出口企業 匯率風險 金融衍生工具
一、引言
中國加入WTO後，貿易大國的地位不斷提升。2008年7月4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8529，一舉創出年內第五十一個新高。至此，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較2007年底累計升值近6.2%。目前，中國出口企業亦正以積極方式應對匯率風險。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的調查顯示，中國企業匯率避險方法較匯率改革之前更加多樣，對匯率波動的適應性也有所增強。
二、出口企業的匯率風險
匯率風險，是指經濟實體、個人因外匯匯率波動而導致的以外幣計價的資產或負債的價值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匯率風險包括：交易風險、折算風險、經濟風險。
1.交易風險，運用外幣進行計價收付的交易中，經濟主體因外匯匯率的變動而蒙受損失的可能性。交易風險主要發生在：(1)商品勞務進口和出口交易中的風險。(2)資本輸入和輸出的風險。(3)外匯銀行所持有的外匯頭寸的風險。
2.折算風險，又稱會計風險，指經濟主體對資產負債表的會計處理中，將功能貨幣轉換成記賬貨幣時，因匯率變動而導致賬面損失的可能性。這里的功能貨幣指經濟主體與經營活動中流轉使用的各種貨幣，記賬貨幣指在編制綜合財務報表時使用的報告貨幣，通常是本國貨幣。
3.經濟風險，又稱經營風險，指意料之外的匯率變動通過影響企業的生產銷售數量、價格、成本，引起企業未來一定期間收益或現金流量減少的一種潛在損失。
三、人民幣升值條件下的匯率風險分析
本幣升值時，使以出口為主、外幣資產高的行業和依靠價格策略競爭的行業面臨很大的匯率風險。匯率風險正在成為企業的「新成本」。
人民幣升值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大的行業而言是長期利好，但對出口為主、外幣資產高的行業沖擊較大。絲、紡織服裝、農產品加工等行業，附加值低，利潤本來就薄，最容易受到人民幣升值的影響。資料顯示，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行業銷售利潤率下降2%～6%。
人民幣升值對那些主要依靠價格策略競爭的企業影響是巨大的，如家電行業，但對家電各子行業的影響程度不同，從輕到重依次是空調、照明、手機和彩電子行業；資料顯示，家電企業在簽訂出口訂單時普遍採取閉口合同的形式，短期內對各公司的出口盈利情況存在明顯的負面影響；長期來看，一方面,家電出口企業同國際家電巨頭和經銷商之間的討價還價能力有限，使得每次升值後出口價格的上升幅度達不到人民幣的升幅；另一方面，調價行動總是在人民幣升值以後；所以出口利潤水平將長期受到壓制；另外，人民幣升值將使得以出口為主要市場的中小家電企業的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
四、出口企業應對匯率風險的措施
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關鍵是要選擇合理的避險工具和產品。其中包括與交易對手通過協議方式直接鎖定匯率風險，或者選用銀行的衍生避險工具如遠期結售匯及人民幣掉期業務，使用貿易融資、衍生交易、定期存款等產品。
1.爭取非美元報價和縮短報價有效期鎖定交易風險。國外進口商一般多以美元結算，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預期環境下，他們也更樂意使用美元支付。但是我們要讓客戶體諒我們的難處，用歐元或日元報價，爭取實現更多客戶接受非美元報價。將以前正常情況下1～3個月報一次價縮短到10天至15天，期滿再根據實際匯率調整價格。此外，簽訂出口合同時，在外貿合同中加註有關條款，規定若遇匯率變動超過一定的幅度，事先約定匯率變動引起損失的分擔比例，使得損失風險雙方共擔。
2.遠期結售匯鎖定會計風險。針對人民幣快速升值的情況，可以運用匯率方面的金融工具管理風險。具體的方法有遠期外匯交易、貨幣期權、匯率期貨等金融工具固定成本或收益來規避匯率風險。企業採取遠期結售匯的方法，企業可以對未來將要發生的外匯收支提前敲定匯價。結售匯業務不需要支付任何手續費，只需要申請企業提供交易金額3％的保證金。只要結匯價格高於預期的升值幅度，那就可以成功規避人民幣升值的風險。
❸ 論文 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現狀與前景 研究的背景和意義 怎麼寫啊想不出來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匯儲備曾有過兩次高速增長時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初步建立和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中國外匯儲備終於擺脫了十餘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現了連續4年的高增長。第二次發生在21世紀之初。從亞洲危機的沖擊中恢復之後，中國經濟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軌道。與此相伴，中國的外匯儲備從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長；到了2006年4月底，中國外匯儲備已躍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萬億美元。
隨著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擔心和爭論也紛至沓來。人們或懷疑外匯儲備規模的合理性，或詬病巨額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或指責外匯儲備的積累輸入了通貨膨脹，或認為人民幣匯率因此而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無獨有偶，就在中國為外匯儲備的迅速積累而惴惴不安之時，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除去美國和歐盟這兩個在國際儲備體系中擁有「關鍵貨幣」的經濟體，也都出現了外匯儲備迅速增加的情況。此類現象之所以值得關注，其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外匯儲備的增加，恰恰是發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他們摒棄了實行多年的固定匯率制並轉向各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之時；而我們一向奉為圭臬的外匯儲備理論卻告訴我們，一國轉向浮動匯率制，將大大減少其對外匯儲備的需求——理論與現實的矛盾，需要給予合理的解釋。
本文旨在以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為背景來分析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及其改革問題。我們首先從功能轉變的角度對我國外匯儲備的規模進行分析，然後對外匯儲備增長引起國內流動性迅速增加的現象以及貨幣當局的對沖操作進行評論，最後，在借鑒國外管理外匯儲備之經驗的基礎上，探討我國外匯儲備體制的改革問題。
二、外匯儲備的規模：著眼於功能轉變的分析
關於中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現象，一個普遍的擔憂是，從傳統外匯儲備功能角度看，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足夠應付支付進口、償還短期債務和穩定匯率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不停地堆積外匯，等於將我們用寶貴的資源換回的資金低成本地交給外國使用。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為它忽視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要理解20世紀90年代以來浮動匯率制與高額外匯儲備積累相伴相隨的新現象，我們必須從亞洲金融危機的特徵以及世界各國的應對之策說起。
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並不是起因於各國經濟基本面的惡化，而是以國際投機資本對固定匯率制的惡意沖擊為主要特徵的。經過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經濟體大都放棄了固定匯率制度，轉而實行某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但是，近期的實證研究表明，這些經濟體聲稱向浮動匯率制度轉變，並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對匯率的干預。著名國際金融專家麥金農在對這些經濟體的匯率制度進行了縝密研究之後敏銳地指出，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經濟體向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轉變只是一種假象；從匯率的走勢和各經濟體的操作實踐來看，各種自稱自許的浮動匯率制以及管理浮動匯率制等等，其運行特徵更像釘住匯率制度。」他將此概括為「沒有信譽的固定匯率制」。從制度層面上分析，這種匯率制度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三種制度安排的結合，即公開宣布的彈性匯率制、(出於穩定目的)對匯率的頻繁干預、國家持有大量外匯儲備。我們認為，這種「三位一體」的安排，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機新特徵所做出的理性選擇。
之所以要公開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為的是使投機資本難以獲得關於匯率變動的明確信息，從而大大弱化國際投機資本對一國(地區)匯率展開攻擊的動力；之所以要穩定匯率，是因為對於非關鍵貨幣國家(地區)而言，本國(地區)貨幣匯率對關鍵貨幣保持穩定，事實上將使得本國(地區)經濟、特別是物價水平獲得一種穩定的「名義錨」，從而有助於本國(地區)經濟穩定增長；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匯儲備，為的是使貨幣當局更靈活地干預(而不是像固定匯率制下那樣單方向地干預)外匯市場，從而影響國際投機資本的預期，並據以對國際投機資本保持一種「威懾」，使得他們不敢輕易對本國(地區)貨幣匯率進行攻擊。從實踐效果上看，一國(地區)外匯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懾」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地區)的匯率和金融體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為緩和貨幣錯配的不利影響，新興市場經濟體往往需要通過增加外匯儲備來增強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的信心。在信用貨幣制度下，外匯儲備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貨幣制度下黃金的功能，一國(地區)的外匯儲備就類似金本位制度下貨幣當局擁有的黃金。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就意味著該國(地區)貨幣當局發行的信用貨幣有一種實際價值的資產——外匯儲備作為支撐。因而，一國外匯儲備越多，居民對該國(地區)信用貨幣的穩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貨幣替代的發生。發達國家的實踐也從另一角度證明了外匯儲備在增強貨幣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來，歐洲央行逐步減少了外匯儲備，但同時黃金儲備卻相應上升。歐元是當前惟一能與美元競爭的國際貨幣，為增強歐元同美元的競爭力，歐洲央行就不能過分依賴美元儲備發揮增強貨幣信心的作用——增加黃金儲備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總之，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雖然廣大新興市場經濟體普遍實行了浮動匯率制度，但是，其外匯儲備卻未如人們依據傳統理論而推斷的那樣大幅減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興市場經濟體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傳統的外匯儲備功能是與固定匯率制度相適應的。其明顯的特點就是十分強調外匯儲備的「務實」功能，即，一旦經濟受到不利沖擊，貨幣當局就准備實實在在地用「真金白銀」去滿足進口、支付債務和干預匯率的需要。在浮動匯率制下，滿足上述三項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匯儲備管理的核心在於「保持信心」，具體而言，浮動匯率制下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主要包括：支持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政策與匯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過吸收貨幣危機沖擊以及緩和外部融資渠道阻塞，來克服本國(地區)經濟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國(地區)能夠償還外債的市場信心；支持公眾和外部投資者對本國(地區)貨幣穩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償還外部債務與使用外匯的需要；應付災難和突發事件。
外匯儲備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時就意味著其作為一國(地區)財富的功能得到強化。換言之，追求國家財富的增長，成為外匯儲備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標。實證研究表明，通過加強管理，外匯儲備可以取得令人滿意的投資收益。200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題為《外匯儲備的財務成本》的研究報告中，通過對110個國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數據進行嚴格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在統計期內，即便將所有的成本(包括機會成本)都考慮在內，除發達國家之外的幾乎所有國家的外匯儲備都獲得了凈收益。應當說，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資而言，外匯儲備的投資業績都是毫不遜色的。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仔細分析我國的國際收支表，我們可以間接地推斷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情況(圖1)。以2005年為例，當年中國凈投資收益為順差91.2億美元，實現了自1993年以來的首次逆轉；其中，投資收益流入356.2億美元，同比增長92.2%；投資收益流出265.1億美元，同比增長16.9%。在中國的國際收支統計中，中國的投資收益包括「直接投資項下的利潤利息收支和再投資收益、證券投資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資收益(利息)」。考慮到中國對外投資中官方證券投資(外匯儲備使用)佔主導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斷，中國投資收益大幅上升與中國對外資產規模不斷擴大(主要是外匯儲備增加)密切相關。這間接說明，中國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是令人滿意的。
總結以上分析，我們認為，鑒於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從滿足進口支付、償還債務和干預匯率全面轉向提供信心並增加國家的財富，鑒於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是令人滿意的，討論外匯儲備規模的大小，已經沒有重要意義了。
三、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不利影響：流動性過剩及對沖困境
外匯儲備功能的轉變，並不意味規模過大的外匯儲備不會對一國經濟和金融的運行帶來不利的結果。相反，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也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後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它將給國內經濟帶來貨幣供應增長過快、流動性過剩，進而造成潛在通貨膨脹壓力的不利後果。我們看到，這正是當下中國發生的情況。
(一)央行的對沖努力
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加對貨幣供應的不利影響，對沖外匯儲備的壓力，央行從2002年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公開市場操作。起初，公開市場操作集中於以國債為主的現券賣斷操作和回購操作上。然而，由於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債券存量相當有限，在經歷了一段不長時期的單向操作之後，央行發現自己陷入了無券可賣的尷尬境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種替代手段，央行於2002年9月24日將公開市場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購轉換為中央銀行票據，然後再用於回購操作。央行票據從此正式進入中國的債券市場。2003年初，鑒於外匯儲備又比上年驟增742億美元的現實，央行認識到，外匯儲備的增加可能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意味著，對沖由此引起的貨幣供應的過度增加，將成為中國貨幣政策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的主要任務。由於可用來實施對沖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決定將央行票據作為今後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基礎。於是，從2003年4月22日開始，央行票據開始了大規模發行，並作為貨幣市場的一個重要券種被允許在銀行間市場上流通。在從那以後的短短4年多時間里，央行票據的發行規模迅速增大，品種也不斷增多。目前，其未清償額已經超過政策性金融債，成為中國債券市場上僅次於國債的第二大品種。
從以上的簡短回顧不難看出，央行票據是在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環境下，在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國內相關領域改革尚在進行之中，特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尚待完善的條件下，為了有效實施貨幣政策做出的現實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創新。
央行票據的產生及發展，對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迄今為止的金融宏觀調控發揮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銀行由此獲得了一種主動、靈活且可大規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過對這種金融工具的買賣，央行實現了在保持其資產規模不斷擴大的條件下，通過對其自身負債結構的調整來調整商業銀行可貸資金量，從而實施反周期的貨幣政策調控的積極效果。其二，由於採用了連續滾動發行方式和競爭性招投標機制，並開拓了比較活躍的二級市場交易(銀行間市場)，央行票據的發行和交易利率逐漸在我國的貨幣市場上發揮了某種基準利率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其三，作為一種無風險、規模巨大和交易活躍的基礎性金融債券，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不僅推動了我國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為各類金融機構實施流動性管理和風險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動了以開發各類金融衍生品為主要內容的金融創新。
(二)央行票據市場進一步發展的困境
但也應當看到，發展央行票據市場，是在我國國債市場發展不充分，其市場密度、深度和彈性均存在缺陷，從而很難為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礎的條件下，央行為了弱化外匯儲備迅速增長之不利影響而做出的「次優」選擇，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難免，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成本問題
由於央行票據構成央行負債，在其操作過程中，央行需要為其發行的票據支付利息，這便產生了調控成本問題。然而，如果徑直將央行票據的利息支出全部歸諸調控成本，那是不正確的。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衡量央行票據的成本。第一，由於發行央行票據的目的是為了對沖央行因過度買進其他資產(外匯)所造成的基礎貨幣之過度投放，而央行買進的這些資產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據的成本，必須將發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與其相應增加持有的外匯資產的收益進行比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庫中，還有一種「對沖」工具，這就是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因此，我們還可以將央行購買並持有外匯資產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所須支付的成本(對法定準備金支付的利息)進行比較。進行了上述比較之後，對於對沖外匯儲備增長的成本問題，顯然應有別樣看法。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對發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與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成本(法定準備金利率)進行比較。很明顯，前者的成本比後者要高。於是，對於近年來央行不斷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政策操作，我們可以基於成本的比較找到強有力的解釋。
2.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利率的影響
無論其目的為何，發行央行票據總意味著央行增加了市場上對資金的需求；反之則相反。央行的這一操作，必然會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市場利率產生影響。這樣，就在央行大量發行央票來收縮流動性的時候，央行同時也就成為我國貨幣市場上最大的做市商。作為做市商與作為調控當局這兩種矛盾身份的一體化，無疑增加了央行宏觀調控的復雜性，並加重了其在貨幣政策操作的兩個主要對象——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之間進行協調的難度。在極端的情況下，倘若央行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對央行票據的利率有所追求，就會有操縱利率之嫌——這顯然與央行的市場中立地位和市場穩定功能相悖。事實上，近年來央行票據發行曾出現過若干次流標情況，正反映了市場對央行這種雙重身份存在的質疑。
3.開放經濟條件下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發行央行票據為的是對沖外匯儲備的過度增加，其直接出發點在於追求內部均衡。而央行票據市場的供求態勢和由此決定的利率走勢，又將通過其對人民幣資金的供求對比和市場利率之走勢的影響，對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的動態產生沖擊，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問題。不難看出，單一運用發行央行票據這種手段來同時應付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經常不一致的目標，不免有顧此失彼之虞。舉例說，為對沖外匯儲備增加而發行央行票據，固然達到了收縮銀根的效果，滿足了對內均衡的要求；但銀根的收縮將導致人民幣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沒有進一步刺激投機性外匯的進一步流入，至少也沒有弱化其流入的動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國依然實行固定匯率制，從而無須顧及匯率水平的變動，這一缺陷並不明顯。但是，WTO過渡期的結束以及匯率形成機制的加快改革，無疑加速了我國為開放性大型體的步伐，致使這一缺陷日益凸顯。
在以上所舉的三個缺陷中，第一個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為，所謂成本問題，實際只是財務安排的一個假象——如果把外匯資產和央行票據負債納入同一個核算框架中同時考慮，這個問題事實上並不存在。我們在下文中將集中討論這一問題。真正成為問題的是後兩者。出現第二個缺陷的原因，在於央行在央行票據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與調控者兩個相互對立的職能於一身，難免沖突。出現第三個缺陷的原因，在於日益成長為開放性大型經濟體，從而必須同時兼顧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相互聯系但經常沖突的目標——將這兩項任務擠壓在單一的對沖操作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經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絀的窘境，並降低了國家總體的宏觀調控效力。四、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國際經驗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將帶來不利的後果。基於這一認識，我們認為，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要阻斷外匯儲備的動態同國內貨幣供應的僵硬聯系。
在探討改革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對別國的經驗做些比較分析。通過分析美國、英國、日本、歐盟、韓國、新加坡和我國香港特區等國家和地區的外匯管理體制安排，並分析這些國家和地區實踐經驗背後的理論線索和邏輯關系，我們概括出如下兩點認識。
(一)外匯儲備持有者問題
關於外匯儲備當局的安排，大國和小國有著截然不同的選擇。經濟開放的大國更傾向於由財政部門或貨幣當局之外的專設部門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和匯率穩定職能；而小國則更多地選擇由中央銀行直接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與匯率穩定職能。
對於任何開放型經濟體來說，宏觀調控的任務均可概括為同時追求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但是，因經濟規模的不同，從而對內部均衡重要性強調程度的不同，大國和小國處理內外均衡關系的模式存在著重大差異。
對於開放型大國經濟來說，由於客觀上本國經濟的獨立性較強，且始終強調經濟的獨立性，宏觀調控的基本任務，便是要同時實現內外均衡。然而，經濟政策理論(例如「丁伯根法則」)和各國實踐均告訴我們，由於一種政策工具只能實現一個政策目標，要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兩個經常不相容的宏觀調控目標，至少需要兩種以上的政策工具。我們看到，像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等，均確定了由貨幣當局負責內部均衡、而由財政當局負責外部均衡的分工。由於外匯儲備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問題，這些國家自然都選擇由財政當局來主導外匯管理體制，並負責制定匯率政策。由財政部門或專設機構主導外匯管理體制的最大好處，在於可以切斷外匯儲備與基礎貨幣供給之間的直接聯動關系，阻隔匯率變動可能對貨幣政策產生的直接影響。同時，由於隔斷了不穩定的外部沖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得到加強，其調控國內經濟運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開放經濟體的情況則不同。由於他們幾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撐的國內經濟體系，其經濟運行是高度依賴全球市場的。這就意味著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內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謂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也就無所謂內外均衡的職能分工問題。同樣由於小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部環境，保持匯率穩定，實現外部均衡，在多數情況下總會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新加坡以及我國香港特區便是合適的例證。
這兩個經濟體事實上都不擁有真正意義的中央銀行，也不存在真正意義的貨幣政策。如果一定要進行比較，那麼，他們貨幣政策的惟一目標就是保持匯率穩定。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由貨幣當局負責外匯儲備的管理，以確保本國基礎貨幣供給與外匯儲備的變動保持同步變動關系，是實現匯率穩定和整體經濟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
(二)外匯儲備資產的多樣化
在外匯儲備管理模式的選擇上，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地區)傾向於對外匯儲備進行分檔管理。其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在常規的流動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從國際比較來看，外匯儲備較少(對匯率干預要求較低)的國家(地區)，由於持有外匯資產的機會成本較低，通常採取的是較為簡單的管理模式，其儲備管理的首要目標大都是維持較高的流動性，對外匯儲備的收益性沒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中，出於提高管理效率的考慮，往往對外匯儲備實行了分檔管理，在確保外匯儲備流動性的前提下，將多餘部分進行收益率較高的各種投資，以提高外匯儲備的整體收益水平。
比如，從1997年開始，韓國貨幣當局便將儲備資產分為流動部分、投資部分和信託部分三個部分來管理，並對不同的部分設置不同的投資基準。流動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國國庫券組成，每季度根據儲備現金流來決定合適的規模，追求高度流動性的目標。投資部分投資於中長期、固定收入的資產，追求收益率目標。以上兩個部分的外匯儲備均由韓國銀行的內設機構進行管理。信託部分同樣追求收益率目標，不同的是，這部分外匯資產是委託給國際知名的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管理的。根據韓國銀行的解釋，設置這一檔的目的，在於提高儲備收益的同時，提供一條向國際知名管理公司學習先進投資知識的途徑。自2003年開始，韓國進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額出資的韓國投資公司(KIC)。從功能設置來看，該公司將作為一家資產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韓國銀行和財政部的委託，管理一部分外匯儲備資產。
新加坡政府亦然。與韓國不同的是，新加坡不僅將國家外匯儲備分為兩檔，而且該兩檔的儲備分別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資公司(GIC)來持有並管理，從而實現了機構分離。在這種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匯儲備主要用於干預外匯市場，及作為基礎貨幣發行的保證，目的是維持新元匯率的穩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作為一家由政府全額出資的資產管理公司，則接受政府管理外匯儲備的委託，通過其6個海外機構，在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上對股票、公司債券、貨幣市場證券、甚至金融衍生產品進行投資，來實現外匯儲備收益的長期增長。
我國香港特區也將外匯基金分為支持組合和投資組合兩檔來實行分檔管理。支持組合為貨幣基礎提供支持，進行外匯市場干預，以此確保港元匯率的穩定。投資組合則保證資產的價值及長期購買力，追求較為長期的投資收益。投資基準由外匯基金咨詢委員會制定，其主要內容包括外匯基金對各國及各環節資產類別的投資比重及整體貨幣擺布。外匯基金僱傭全球外聘基金經理負責管理外匯基金約1／3的總資產及所有股票組合。
值得注意的是，類如美國、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雖然憑借其本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居於「關鍵貨幣」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匯儲備，但是，其外匯儲備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動性和安全性前提下爭取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這說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作為一國財富的意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
五、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
中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是由一系列國際和國內因素造成的。就國際而論，全球經濟失衡當推首因；就國內而言，儲蓄過剩並造成國際收支順差，則屬根源。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大量研究顯示，無論是全球經濟失衡還是國內儲蓄過剩，都是由一系列實體經濟因素和體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內矯正絕非易事。這意味著，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將是我們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中必須面對的情勢。鑒於外匯儲備的增長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運行日益重要的因素，並已顯示出若干負面影響，鑒於我國現行的外匯儲備體制已經不足以應對這種新的復雜局面，改革傳統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創造一個靈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當務之急。
(一)根本的任務是建立全球配置資源的戰略
面對國家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局面，人們直觀的反應是要將外匯儲備「用掉」。我們認為，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化。應當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事實：如果我們當真能夠大量購買國外的資源、產品和勞務，亦即為外匯儲備找到規模巨大且穩定的非金融用途，外匯儲備就不會增長過快了。反過來說，外匯儲備之所以增長過快，正是因為我們「用」不出去。在此情勢下，簡單地為了減少外匯儲備而不計成本、甚至浪費地「用掉」我們用國內資源和產品交換而來的外匯儲備，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鑒於此，面對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局面，應當提出的任務是促進外匯儲備多渠道使用。綜合別國經驗和我國的實踐，這既包括外匯資產持有機構的多元化，也包括外匯資產投資領域的多樣化。
中國的經濟發展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在過去近30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今後的中國經濟發展勢必更廣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的運行之中。因此，更加積極、主動地運用全球的資源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服務，或者說，著眼於全球經濟運行來規劃我國的資源配置戰略，應當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立足點。毫無疑問，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應當被有機地納入這一全球化發展戰略之中。具體而言，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更加有效和多樣化地使用外匯儲備，實現商品輸出向生產輸出和資本輸出的轉變，並藉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二)改革之一：國家外匯資產持有者的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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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我國依然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制。在現行的框架下，絕大部分外匯資產都必須集中於貨幣當局，並形成官方外匯儲備；其他經濟主體，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門在內，都只能在嚴格限定的條件下持有外匯資產。這種外匯管理體制是與傳統體制下國家外匯儲備短缺的情況相適應的；而今的情況是，我們已經開始為外匯儲備積累過多及增長過快而苦惱。為了適應上述變化，放鬆外匯管制已經勢在必行。近來有關當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匯於民」的戰略，正是適應了這種轉變的趨勢。
為了便於了解這種戰略轉變，我們首先需要對外匯資產、官方外匯儲備等相關概念進行更全面、更精確的定義。
六、結束語
從本質上說， 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無論涉及多麼復雜的內容，最終的結果，都是要將原先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的格局改變為由貨幣當局、其他政府機構和廣大企業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❹ 金融危機論文
2008年全面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正在演變成全球性的實體經濟危機，我國已達1.4萬億的出口市場立刻受到嚴重影響，預期增速同比將下降12％個百分點以上。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在近期將出台涉及鋼鐵、汽車、造船、石化、輕工、紡織、有色金屬、裝備製造和電子信息、房地產等十大產業的的振興規劃。我認為，出台「十大產業振興規劃」是自我國80年代末以來撤消了冶金部、機械部等政府產業部門之後，第一次把產業發展規劃重新放到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位置，這將對我國這十大產業的發展前景產生重大的積極影響。但不可迴避的是，從已經出台的振興規劃草案來看，還有兩處硬傷：
一是十大產業規劃中的「輕工產業」，明顯帶有計劃經濟體制的色彩，按照「一輕」、「二輕」的行政式行業劃分來規劃產業振興政策，顯然不符合產業發展規律。在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製造業中，快速消費品的生產和耐用消費品的生產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產業領域，有著截然不同的產業組織模式和市場規律，那麼為什麼要沿用計劃體制下的「輕工」分類來做新時期的產業規劃呢？
二是產業「振興規劃」中「振興」兩字太土太舊，不能反映新時期、現階段的產業規劃的核心價值和發展取向。日本在四十年前、美國在二十年前都曾提出過相當系統、有效的產業振興計劃和相關法律。我國的產業振興也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那麼近日再提產業「振興」，與以往有何不同？標題中關鍵詞的簡單重復，顯然意味著規劃者還沒能真正掌握今日規劃與往日規劃的不同之要詣。
我認為，今日產業規劃，必須用「產業主導權」來統領。我國企業的產業主導權孱弱，由來已久。改革開放之初，我國企業剛剛開始融入國際市場，只能進行「三來一補」等最初級的加工貿易，當時還沒有產業主導權的概念，或者說還無暇顧及。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出口產品結構逐漸升級，從以打火機、紡織品為主向機電產品、高技術產品為主過渡。在這個階段，我國企業開始「親身」感受到全球產業主導權的重要性——不論是對外部需求的過度依賴、國際分工的低層次，還是企業平均利潤的越來越低，都可以歸結為「產業主導權」的缺失。缺少主導權，中國企業就只能為跨國公司貼牌生產；缺少主導權，中國企業就只能被限制於低利潤的市場或渠道；缺少主導權，中國企業就沒有獲得金融支持和資本運作的機會；缺少主導權，中國企業就只能被動地接受國外技術標准，購買國外企業的專利……雖然我國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和技術水平提高了，但卻未能相應的高利潤，一旦外部需求萎縮，最先遭殃的就是我國的企業。這次全球金融風暴對我國出口產業的巨大沖擊，再一次證明了產業主導權的缺失是我國產業發展的軟肋。
長城所長期關注著產業主導權問題。我認為，產業主導權包括市場主導權、資本主導權、技術主導權這三方面內容。其中市場主導權包括工業產品的價格主導權與消費品的品牌主導權；資本主導權包括貨幣主導權、資本運作的主導權；技術主導權包括自主創新能力、知識產權轉移、技術聯盟等方面的內容。而技術主導權又決定著市場主導權、資本主導權的獲取，它是產業主導權核心內容。
我認為，這次推出的產業規劃應把核心指導思想和根本目標建立在「獲取中國企業的全球產業主導權」上來。以全球產業主導權爭奪為核心，國家產業振興規劃應該在以下四個方面提出明確的指引：
首先，這次產業振興的方向是什麼。在這十大產業的當前基礎上，簡單的擴大市場需求，是不可能達到「振興」的目的的。只有轉變當前的產業發展路徑，發展新的產業發展路徑和模式，走自主創新的道路，走領導全球產業發展方向的道路，才能從根本上振興十大產業。
其次，產業振興的目標是什麼。如果將擴大內需、緩解就業率不斷下滑為目的，那隻能起到短期效應，也無法從長期上促進這十大產業的振興。在振興方向上，我們應該遵循溫總理與2008年12月27日視察中關村科技園區時提出的「三結合」，並作為制定振興規劃的指引，也就是「克服眼前的困難同保持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治標與治本結合起來，科技與經濟結合起來」。
再次，出產業振興的主體應該是誰。十大產業中，鋼鐵、汽車、造船、石化、紡織、有色金屬、裝備製造、電子信息產業都是國有大型企業相當集中的領域。產業振興規劃不應演變為扶持國有企業壟斷地位的政策。在規劃中，應明確提出鼓勵民營企業發展，提高其產業比重，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促進民營企業去國際市場上競爭，爭奪產業主導權。
最後，產業振興的關鍵措施是什麼。如果僅僅將已經講了多年的「加強技術改造」、「加強研發力度」、「提供專項資金支持」拿出來再講一遍，恐怕對產業的振興和企業的操作不會有何實質性的促進。振興規劃公布前，應投入精力研究出台什麼樣的政策，才能為中國企業爭奪全球產業主導權創造良好的氛圍。
具體的來講，振興規劃必須著眼於發展新的產業發展路徑和模式，從技術主導權入手，推出促進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具體辦法，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可以操作的企業間技術轉移平台、技術聯盟，促進中國企業的技術主導權獲取。
同時，要通過四維價值鏈分析，研究產業發展的內外部影響因素，在不同產業領域推出有針對性的產業政策，在國際商品價格、品牌建設等領域保護和扶持重點企業的發展，從而爭奪國際市場主導權。
第三，要繼續穩定人民幣的幣值，不能因短時間的出口受阻就壓低人民幣匯率，要從貨幣主導權的高度穩定人民幣的遠期預期，進而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同時，鼓勵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參與國際並購，利用全球金融危機的機會迅速擴大全球市場佔有率，建立企業的資本主導權。當然，並購的前提應該是對並購對象的詳細調研和成本、價值分析。
❺ 香港留學生畢業論文怎麼選題
由香港和全球的市場參與者自由競價,形成香港市場化的人民幣
匯率,並且沒有任何交易背景限制。兩個市場發展已經具備一定規模,可以向全球人民幣投資者提供即期、遠期、NDF、IRS等全面的人民幣外匯及衍生品,在
內地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的情況下,為境外人民幣市場參與者提供了支持。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當前遇到的最大問題是離岸市場和在岸市場之間的跨境套利,並
引起社會輿論和我國中央政府內部的爭議,影響了離岸市場的發展進程。本文分析了人民幣跨境套利的三種模式及其影響,其正面影響一是迅速推動人民幣跨境貿易
結算的發展；二是顯著增加了香港市場貿易融資的規模,加速了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其負面影響一是熱錢借道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流入內地,影響內地貨幣
供應量和宏觀調控效果；二是離岸市場影響在岸市場人民幣匯率。從實際結果來看,首先,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規模仍很有限,熱錢對內地貨幣供應量和宏觀調控
的影響非常小；其次,通過對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NDF匯率、內地遠期市場匯率和人民幣即期匯率三組時間序列的分析,證明人民幣在岸即期匯率與離岸NDF各
期限品種的匯率存在明顯的協整關系,並且在岸市場匯率更具信息優勢,對離岸市場存在影響,因此現階段套利行為對在岸市場匯率的影響很小。綜合來看,套利行
為的負面影響有限,而對於推進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和人民幣國際化有較大幫助。綜合以上分析,提出相關政策建議：首先,我國政府可以發揮套利行為的積極
作用加速人民幣國際化和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其次,在香港人民幣債券、股票、基金等投資市場的發展過程中,來自於內地的市場參與者起到重要作用,而
香港作為自由經濟體採取投資者風險自負的市場原則,建議我國中央政府可以進一步放鬆對於內地企業到香港進行人民幣IPO、發行人民幣債券的各類政策限制,
支持香港投資市場規模快速擴大；第三,在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過程充分發揮了市場力量的作用,我國中央政府可以借鑒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市場機制,推
進內地債券市場的市場化、遠期外匯市場建設,並實現在岸市場和離岸市場的良性循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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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我國人民幣匯率機制形成改革論文
當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是我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本文就此問題進行探討,並提出改革的指導方針和有關步驟和措施。
一、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1996年12月1日人民幣實現了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從此人民幣匯率機制的運行建立在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的基礎上,但匯率形成機制主要受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強制結售匯制度,即對企業除了規定的可保留的現匯收人外,其他外匯收入全部賣給外匯指定銀行。二是中央銀行對各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匯周轉頭寸實行限額管理,也就是說,外匯指定銀行在辦理結售匯過程中,對於超過其規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時,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拋出;對於不足其規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時,該外匯指定銀行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補足。這樣頻繁進行的「拋」或「補」,便形成了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並以此為基礎形成次日交易貨幣(美元、港幣、日元、歐元)對人民幣交易的基礎匯率。
上述匯率機制的形成,雖然由市場供求來決定,但是從嚴格意義來說,它並未形成全面的外匯供求關系。這是因為:
1.強制結售匯制的缺陷。雖然中央銀行幾次調整了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匯周轉外匯頭寸,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外匯供求關系,只能是中央銀行被動人市進行干預,充當外匯交易最後差額的承擔者,失去了外匯調控的主動權。
2. 匯率變化缺乏彈性。1994年以來,除1997年外,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出現雙順差的局面。外匯市場上人民幣長期處於供大於求的狀況,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不可避免,為此,人民幣匯率水平不是純粹由市場供求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約。從1995年到2001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5％,近幾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只是在1美元兌8.27―8.30元人民幣之間波動,波動幅度和彈性區間極小,匯率基本上是釘住美元。
3.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由於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資金不能自由流動以及金融工具、外匯交易品種和方式的匱乏,都造成我國外匯市場仍是一個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因此,中央銀行的干預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對外匯的供求起到很大的調節作用。
二、改革的指導方針
1.要處理把握好市場供求與國家宏觀調控的關系。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央銀行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對市場的調控的重要性,這關繫到我國經濟穩定安全地運行。因為,匯率機制的改革首先要確保經濟運行的穩定。
2.要考慮開放經濟的總體要求。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中,要充分考慮我國經濟進一步融人世界經濟體系後可能出現的變化,根據開放經濟的總體特徵及我國經濟的自身特色,把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與經濟結構的變動聯系起來,增大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影響范圍和作用力度。
3.保持和實現匯率的穩定和均衡。如何確定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保持一種「最佳」或「適當」的匯率水平,這涉及所謂均衡匯率問題,也就是說,使匯率的變動,與一個經濟內部和外部關系獲得一種協調、合理的關系,能促進和達到內外平衡和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充分發揮人民幣匯率作為調節整個國民經濟的杠桿作用。
4.要充分認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近年來,我國經濟地位和貿易總額有很大的提升和發展,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不貶值的堅定政策立場已經奠定了人民幣作為亞洲區域主導貨幣之一的地位。人民幣在我國周邊地區的影響力有所上升,但是,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相對於美元、日元、歐元等國際貨幣,人民幣仍然屬於「邊緣」貨幣,匯率水平的確定及釘住目標的調整受到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深刻影響。動盪不定的國際金融市場環境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及新的均衡水平的確定增加了很大的難度。因此,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必須充分考慮國際環境的影響,尤其是三種主要貨幣匯率波動的趨勢,因此,未來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應以國內政策的目標為主,要兼顧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前景,適當考慮人民幣作為區域主導貨幣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5.要充分考慮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匯率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始終無法完全擺脫基於貿易平衡的傳統思路,貿易差額在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中居主導地位,匯率與外貿換匯成本的偏離程度一度成為衡量匯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外資流入的不斷增加,資本流動規模和結構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日漸顯著。從發展來看,在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資本流動的規模和結構已出現一定的調整。首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我國利用外資提供了新的增長動力,導致我國資本流入規模出現新的突破。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服務業中的投資超過一半。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開放了部分服務領域,尤其是對於金融、保險、證券、商業、中介服務等領域的開放,等於增加了一倍的潛在投資者。其次,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後,我國利用外資的方式將更為豐富,在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借款等形式以外,將更多地採用發行境外債券和股票等籌資形式。估計外商直接投資的相對比重將有所下降,其他投資相對比重上升,尤其是證券投資資金量將會增加。再次,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具體方式及結構可能出現調整,導致整體流動性的提高。
2001年以來,我國外資流人數額出現持續大幅度的上升,表明市場對於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樂觀預期開始發揮作用。此外,我國對外投資也將進入快速增長時期。
新的資本雙向跨境流動的形勢,要求我們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中,適當增加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權重,匯率政策目標由貿易平衡擴大到國際收支總量及結構的平衡。
6.要適應國際化的原則。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匯率機制改革將在金融市場全方位開放的框架下進行,因此要遵循世界貿易組織所倡導的自由競爭原則、自由貿易原則、非歧視原則和透明度原則。在這種原則下,我國經濟要全方位與國際接軌,適應和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了實現經濟金融與國際接軌,就必須撤除資本國內外自由流動的障礙,這就要求做到國內外資金價格市場化,首先是利率的市場化,進而是匯率的市場化。也就是說,在逐步實現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下,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這是人民幣與外幣的價值比較和自由兌換形成的市場均衡匯率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把國內外市場價格信號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確地反映出來,才能使中國經濟與實行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國際經濟融合,才能使國內價格體系逐步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真正接軌,才能使競爭機制在各個層面上反映出來。
三、改革的步驟與措施。
在本著人民幣匯率既要均衡、又要相對穩定,有利於穩定通貨和保持中長期國際收支平衡、有利於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原則基礎上,增大匯率形成的市場化和靈活性,使匯率保持在相對均衡和相對穩定的水平上,從而促進經濟健康、穩定地發展。
改革的核心是:(1)逐漸增加匯率彈性;(2)逐步使用匯率波動區間,放寬波動范圍;(3)在放寬匯率浮動區間的基礎上,改釘住美元為釘住一籃子貨幣。
總體而言,改革的進程應採取漸進的做法。可採取的步驟和措施是:
1.要認真總結以往匯率運行的正反經驗。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1996年12月我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1998年人民幣匯率經歷了金融危機的考驗,2001年11月我國成功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前,在新形勢下,人民幣匯率機制應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服務,更好地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此,應該對新中國建立以來各個時期、各個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形成、特點、問題,結合當時的經濟政治背景以及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的交往情況,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只有在深入總結過去的基礎上,才能在新形勢下更好地進行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
2.積極推動基礎理論和實證分析的研究。在確定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指導原則下,應進一步鼓勵和推動人民幣匯率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研究。總的來說,有關各個時期人民幣匯率的研究,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重視下,各有關部門以及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實務工作者、科研工作者與教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是有相當成績的。他們的研究成果對各個階段的人民幣忙率改革以及政策制定起到積極的參考作用。現應繼續進行深入地研究探討,比如,國際價值論、購買力平價論、出口換匯成本、理論比價模型、均衡匯率模型、匯率預警模型以及其他有關模型和相關方案,比如,釘住單一貨幣或者一籃子貨幣、爬行浮動、管理浮動、單獨浮動、中心匯率等都值得研究和探討。在研究探討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得出更適應我國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的有關方案,供決策參考。
3.改革的環境與時機選擇。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國內經濟學界加大了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討論,特別是2003年以來,日本有關方面挑起人民幣幣值低估的觀點,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但是這些討論,往往囿於匯率升值或貶值的爭論,淪為簡單的政策解釋和說明。在我國已加人世界貿易組織、更深地融人世界經濟體系的情況下,匯率的影響將突破傳統的涉外經濟范圍,在更大的范圍內發揮更強的影響力。因此,人民幣匯率改革必須考慮國內外這樣一個大環境,必須慎之又慎,一定要選擇一個有利時機,也就是說,在改革時機的選擇方面,我們既要根據國內的需要,又要考慮國際環境的變化。它不能過急,也不能不變,匯率機制的改革一定有利於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4.回歸到真正的有管理浮動。在1994年進行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中,人民幣匯率制度被重新定義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在前幾年的實際操作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控制在很小的區間,保持基本不變。實際上屬於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最終選擇,取決於政策部門對於「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性」這一著名的「不可能三角」中不同解的偏好及目標權衡。筆者認為,對於日趨呈現內需導向特徵的大國經濟而言,獨立貨幣政策毫無疑問是我們的首要選擇,資本流動的自由程度在未來5年內將有顯著上升,那麼,其結果必然是人民幣匯率波動性的上升。上述變化最終落實到匯率制度調整上,但人民幣匯率走向自由浮動必須謹慎從事。可選擇的是一個具有充分彈性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可在當前匯率水平的基礎上,波動幅度擴大到上下1％。
建立內部匯率目標區,目標區上下可定為10―15％。改釘籃子貨幣應相機而行,從籃子的加權成分看,由於我國與美國以及香港地區的貿易額較大,而港幣又與美元掛鉤,美元在籃子中仍然佔主要比重,歐元與日元以及其他有關貨幣進入籃子後,將使人民幣匯率水平更趨合理。與此同時,應加強外匯市場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進一步提高外匯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完善市場做市商制度,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奠定基礎。
5.建立人民幣匯率的監測機制。在人民幣匯率機制市場化日益提高的同時,建立人民幣匯率的監測機制,目的是監測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合乎實際,符合國家中長期政策目標,以便為國家制定和調整匯率政策提供決策依據。
人民幣匯率的監測體系包括宏觀監測體系和微觀監測體系兩個層次。宏觀監測指標包括貨幣供應量、通貨膨脹率、財政收支狀況、進出口增長率、資本流動等數據。通過建立宏觀監測體系,了解一個時期匯率水平對宏觀經濟各項指標的影響,預測下一日期外匯供需情況和市場匯率的走向,用以研究調整匯率政策。微觀經濟指標包括出口換匯成本、進出口盈虧狀況、實際稅負、對外負債和還本付息情況、盈利匯出狀況等。觀察微觀狀況的變化,監測匯率水平的合理性,了解企業對匯率的預期並對外匯供需的可能變化進行預測。
通過匯率監測體系取得宏觀監測指標及微觀監測指標後,可用於編制季度及年度的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指數(NEER)和實際有效匯率指數(REER)。觀察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的變化可以准確地了解人民幣匯率對我國涉外企業的影響,反映我國貿易部門實際競爭力的變化,對我國出口產業及進口替代產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6.加強完善外匯監管體系的建設。在逐步有序放開資本項目管制的同時,特別要增強對短期流動資金的監管,必要時應採取相應的措施,防止國際流動資金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沖擊。放鬆管制,加強監管,以監管取代管制,這是今後時期我國外匯管理當局工作的核心。即使在實現資本項目下可兌換的狀況下,也不能忽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和中央銀行的干預調控作用。同時應時刻關注我國周邊金融市場的動向,動態測算人民幣對周邊地區貨幣相對水平的變化,保持我國出口及利用外資的競爭力。
❼ 人民幣匯率改革的論文怎麼寫啊
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十大問題
最終的改革目標？中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最終的改革目標是實行更加富有彈性的匯率形成機制，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長期來看，浮動匯率機制將給予中國政府部門完全獨立的貨幣政策自由，同時也會避免亞洲金融危機那樣的經濟衰退。絕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危機都是來自於試圖長期地施行固定匯率機制，這樣就會面臨國內政策的不協調和自相矛盾。正如我們原來所認為的那樣，這樣的改革將會引導中國經濟逐步（但是長期）走向完全浮動匯率形成機制。
為什麼現在改變？以下因素起到了決定
性作用：政府部門靜靜地加強了貨幣交易技術和平台的建設，這有助於提高中國經濟應對匯率變化所帶來的波動。第二，中國的外部失衡不斷加劇，貿易盈餘迅猛增加、外匯儲備增加過快和貨幣政策的失效；在過去的一年裡，政府部門擔憂貿易盈餘僅僅是臨時性的，現在已經不怎麼擔心了。第三，外部的政治壓力迅速增加，特別是美國，試圖在今年秋天引入一系列的貿易保護機制。最後，我們一貫地認為今年夏天是一個改變的好時機，因為在6-9月的市場投機和資本流動趨向於最低。
政府部門是用匯率來冷卻經濟增長過熱嗎？不，一些觀察家將最近公布的半年期數據和人民幣匯率改革聯系在一起，提出的觀點是因為出現了超過預期的經濟增長，所以中國要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我們不認為這些數據能起到什麼作用，從一開始，政府部門就從來沒有將人民幣匯率和宏觀經濟周期性政策聯系在一起。而且，政府部門一直認為經濟增長速度很高，所有的行動都表明過去的12個月的經濟增長與以前相比較已經慢了很多，同時，通貨膨脹的壓力在減輕；如果政府部門用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變化來冷卻過熱的經濟，2003年底是一個比較合乎邏輯的時間。最後，短期內，2%的變化對中國經濟來說是非常小的。
美國的壓力扮演了關鍵性角色？就是美國的國會也不相信這一點。我們認為，美國財政部的貿易保護措施、白宮和議會的法案可能會對中國改革匯率形成機制的時間構成影響。但是，我們認為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將不會減少。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調整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
盯住一籃子貨幣是如何運做的？概念很簡單：過去，人民幣一直是盯住美元的，這意味著人民幣將隨著美元變動，而不管歐元、日元和其他貨幣有什麼樣的變化。現在，如果歐元和日元兌換美元的匯率發生了變化，根據貿易權重的安排，人民幣匯率應該相應調整。比如，如果歐元占人民幣一籃子貨幣的20%權重，如果歐元兌美元升值了10%，那
么人民幣兌美元將會升值2%，兌歐元將會貶值8%（假設其他貨幣兌美元保持不變）。
❽ 關於人民幣匯率論文
這是2010年6月發表的一篇論文，夠新了吧，緊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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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與人民幣匯率制度》
一、 金融危機不會加劇外部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責難
受金融危機影響,貿易保護主義開始顯現。美國財政部長蓋納在候任期間曾指責我國操縱人民幣匯率,這與布希政府拒絕認定我國為匯率操縱國的態度顯著不同。但美國當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機、擺脫經濟衰退,而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總體上有助於美國達到這一目的,起碼不悖於這一目的。因此,新一屆美國政府在危機中應不會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採取實質性的對抗行動,從擺脫實體經濟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幣大幅升值對美國縮小貿易逆差不會產生實質影響。當前以中美貿易差額為代表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根源於美國有較大的儲蓄缺口(儲蓄不足),而包括我國在內的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則有較大的投資缺口(儲蓄過剩)。從全球經濟平衡的角度來看,擁有較高儲蓄率的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是集體性地被迫與儲蓄率較低的美國保持貿易差額關系。顯然,這種失衡根源於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至我國對美貿易順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鑒於美國的儲蓄率在短期內難以提高, 其貿易逆差將依然存在,只不過轉變為對其他國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美國的貿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貿易順差對手國順次由日本轉變為「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然後轉變為我國而已。
從擺脫金融危機的角度看,人民幣大幅升值並非美國解決金融危機的出路。近期,西方學術界流傳著一種「禍水東引」的謬論,即將人民幣匯率制度與美國次貸危機直接聯系起來。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是我國對美貿易順差的主要成因,我國將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投資於美國國債,這壓低了美國長期利率,進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國金融創新並使其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大量事實表明,金融發展和風險認知之間的不匹配才是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金融創新和金融發展不斷深入,盡管金融風險認知在同一時期也有進步,但明顯滯後於實踐的需要。金融發展和風險認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穩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機構內控、市場紀律和金融監管的效率下降與此均有密切關聯。從這一視角看,次貸危機爆發具有必然性,它與人民幣匯率制度沒有必然聯系。
事實上,維持現有包括人民幣匯率制度在內的中美經濟模式,對美國化解金融危機是有利的。當前,美國政府在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同時展開行動來化解危機。在實體經濟領域,美國主要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來穩定經濟增長;在金融領域,美國主要通過金融機構救助、收購金融機構有毒資產、為市場提供流動性三種方式來穩定金融系統。美國的危機化解方案需要耗費大量資金,這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國債。在美國國債投資需求中,外國投資者的地位舉足輕重。2008年,美國政府凈發行國債1.47萬億美元,其中外國投資者就購買了7720億美元。中美之間的經濟交往模式以人民幣「軟」釘住美元、我國對美保持大量貿易順差和我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為主要特徵,這一模式有助於美國籌集資金、穩定國債市場。應當說,危機加強了中美經濟模式的「捆綁性」,即我國需要美國市場實現勞動力就業,美國則需要我國的資金來穩定其金融系統。破壞這一模式的穩定性,對中美雙方都沒有好處。
二、 金融危機不會根本威脅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
次貸危機爆發後,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問題引起國人廣泛關注。部分國內學者認為,美聯儲向金融體系不斷注入流動性,使得美國未來經濟發展面臨巨大的通貨膨脹威脅,我國外匯儲備也極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損失,人民幣匯率制度應該加速彈性化改革。為應對危機,美國貨幣當局不斷放鬆其貨幣政策。美聯儲的最初反應是,通過更積極的儲備管理使短期貨幣市場利率與目標水平一致。隨後,為緩解定期貨幣市場和回購市場的壓力,美聯儲延長了銀行再融資期限,擴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對手的范圍,擴大了證券融資范圍。鑒於金融市場混亂還在繼續且實體經濟出現衰退,美聯儲迅速調整了其貨幣政策立場,將聯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內由5.25%下調至0-0.25%。在缺乏利率下調空間的情況下,美聯儲開始實施所謂「數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即貨幣政策直接關注貨幣投放數量而非利率。從貨幣供應量的角度看,以上貨幣政策操作並無特別之處,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當面臨通貨膨脹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出售其當前購買的國債和其他類型金融資產以收縮流動性。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在美國這樣一個貧富較為懸殊而又實行議會民主的國家,美聯儲不可能為了損傷我國外匯儲備價值而故意推動通貨膨脹。
主要是發達國家金融自由化和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機性貨幣需求的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流動性膨脹對通貨膨脹的壓力。全球在次貸危機中投放的大量流動性在危機後大部分不會直接進入實體經濟,它們中的絕大部分極有可能是從謹慎狀態轉為投機狀態,這為全球收縮流動性提供充裕的反應時間。我國沒必要進行大的儲備幣種結構調整。反而,由於我國在美外匯儲備數量較大,任何急切的幣種結構調整很可能會因交易成本過高和外匯市場的博弈性反應而損害我國外匯儲備的價值。例如,如果我國迅速將美元國債儲備轉換成歐元儲備,則大量拋售很有可能會使美元國債收益率迅速上升,這將導致我國繼續持有的美元儲備的貼現值下降。更何況,在當前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於首位。
三、 不宜採用人民幣大幅貶值來擺脫當前經濟緊縮
關於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論界存在很大爭議。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應該有利於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從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看,人民幣應該大幅升值。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根本目標,包括人民幣匯率政策在內的一切宏觀調控政策都須以此為最基本的出發點。換言之,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應該首先有利於實現國民經濟增長的總目標,其次才能考慮平衡國際收支。
次貸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劇烈下滑,對外出口和投資的增長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於投資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導致的,此輪我國經濟緊縮可以歸為外部需求沖擊型的經濟緊縮。為保持經濟增長,我國政府及時有力地出台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匯率政策領域,我國迄今為止尚未採取大的舉措。我國是否應當採用人民幣大幅貶值來擺脫當前經濟緊縮,這也是我國匯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表明:全球真實GDP增長率從2007年的3.5%下滑為2008年的1.7%,其中,除了中東的真實GDP增長率上升了0.2%,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獨聯體、非洲和亞 洲的真實GDP增長率分別下滑了1.0%、0.9%、1.8%、2.9%、0.8%、1.0%和2.9%;全球真實商品貿易增長率從2007年的6%下滑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獨聯體、非洲、中東和亞洲的真實商品出口增長率分別下滑了3.5%、1.5%、3.5%、1.0%、1.5%、1.0%和7.0%。全球真實GDP和真實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縮表明,在所有導致我國出口緊縮的原因中,貿易對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於首位。
在人民幣「軟」釘住美元的匯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對日元和歐元大幅升值,間接推升了中國的實際有效匯率。可以講,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相對穩定在危機期間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中國當前具有人民幣貶值的潛在動力。
盡管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對於我國出口的穩定可能有不利影響,我國當前仍然不宜採用人民幣大幅貶值的辦法來擺脫經濟緊縮。根本原因在於,在全球經濟下滑、貿易對象收入萎縮的情況下,人民幣貶值是否一定產生足夠的刺激效應,我們並無把握。相反,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危機中世界各國「以鄰為壑」式的貶值,從來就沒有給任何國家帶來過好處。亞洲金融危機中,我國政府在全面權衡之後,作出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決策。這一決策在事後被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它不僅制止了亞洲各國競爭性貶值的浪潮,而且使得我國國內生產獲得了穩定的外部環境,並據以率先走出了危機的陰影。也正是在此決策的推動下,我國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聲譽,從此確立了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毋庸諱言,亞洲危機中我國作出的不貶值的決策,使得我國成為那次危機中最大的贏家。
在堅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同時,我國要格外關注出口行業是否在危機中出現轉移。我們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我國,以使用中間產品生產最終出口產品為核心特徵的垂直化專業分工貿易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外資企業在這一貿易模式中占據主導地位,而我國在這一貿易模式中主要是獲得低端的勞動要素收入。垂直化專業分工主導我國的貿易模式,意味著我國對外貿易可能存在臨界狀態,一旦外部競爭環境達到抵消我國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程度,大量外資主導的垂直化分工貿易企業很可能突然集體性地從我國退出。相比於出口下降,危機導致我國外貿轉移的威脅更需警惕,因為直接投資決策因沉澱成本巨大而不會輕易改變,出口行業的國際轉移會對我國經濟增長造成長久性的根本損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