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杠桿率警戒線是多少

『壹』 國際上公認的負債率的警戒線為多少

國際公認的標準是負債率應該控制在20%以下，即20%是所謂的「警戒線水平」。

因為負債率是將外債與經濟總規模結合起來分析外債狀況，所以，利用負債率測算一國經濟對外債的依賴程度，確實是一個較好的指標。

計算公式

資產負債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100%

1、負債總額：指公司承擔的各項負債的總和，包括流動負債和長期負債。

2、資產總額：指公司擁有的各項資產的總和，包括流動資產和長期資產。

(1)國際杠桿率警戒線是多少擴展閱讀

反映企業財務結構是否合理的指標有：

(1)凈資產比率=股東權益總額/總資產

該指標主要用來反映企業的資金實力和償債安全性，它的倒數即為負債比率。凈資產比率的高低與企業資金實力成正比，但該比率過高，則說明企業財務結構不盡合理。該指標一般應在50%左右，但對於一些特大型企業而言，該指標的參照標准應有所降低。

(2) 固定資產凈值率=固定資產凈值/固定資產原值

該指標反映的是企業固定資產的新舊程度和生產能力，一般該指標應超過75%為好。該指標對於工業企業生產能力的評價有著重要的意義。

(3)資本化比率=長期負債/(長期負債+股東股益)

該指標主要用來反映企業需要償還的及有息長期負債占整個長期營運資金的比重，因而該指標不宜過高，一般應在20%以下。

『貳』 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警戒線是多少

資產負債率國資委監管紅線比率是70%。

從國有企業自身來看，2016年國資監管系統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43.6萬億元，同比增長4%，利潤總額2.3萬億元，同比增長6.3%，實現了年初預定的效益恢復性增長目標。

但一些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應引起重視，「結構性矛盾突出，行業和地區分化加劇；部分企業杠桿率仍然偏高，部分資產負債率居高不下；部分企業子企業虧損面較大，資本運營效率有待提升；境外經營風險持續加大，部分境外企業經營效益下滑；去產能、處置「僵屍企業」和特困企業治理任務還十分艱巨，需要下大力氣推進。」

注意

2017年中央企業分類、公司制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以及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等改革措施將會得到進一步推進，並有望實現重要突破。與此同時，中央企業利潤的總額要力爭同比增長3%、努力達到6%。

『叄』 當前我國居民杠桿率是在上升還是下降

關於居民個人、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破產？

『肆』 國際上負債率警戒線是百分之多少

國際上公認的短期債務比率的警戒線為25%
國際上公認的償債率的警戒線為20%
國際上公認的負債率警戒線為100%
國際上公認的債務率的警戒線為20%

『伍』 國際公認的外債償還率警戒線為多少

目前，這一指標國際上通行的警戒線是10%左右。但該指標沒有考慮還貸准備金問題。同時，考慮上述指標本是用來考察一國政府全部債務，我市財政宏觀調控能力遠遠小於中央財政，因而該指標需進一步降低。綜合考慮各種因素，以5%作為警戒線較為合適。

『陸』 杠桿率監管標准

中國銀監會根據巴塞爾協議Ⅲ的相關內容，制定了針對我國商業銀行的杠桿率監管要求：杠桿率=(一級資本-一級資本扣減項)／調整後的表內外資產余額，不低於4％。彌補資本充足率的不足，控制銀行業金融機構以及銀行體系的杠桿率積累。
該徵求意見稿同時要求各商業銀行從2012年1月1日開始實施，系統重要性銀行在2013年底前達標，非系統重要性銀行在2016年底前達標。
這表明，中國的銀行業監管機構將正式引入杠桿率監管機制，未來將根據經濟形勢和銀行風險狀況的變化對杠桿率監管要求進行調整。它的計算方法為核心資本凈額除以調整後的表內外資產余額。
該指引同時規定，商業銀行在資產轉讓和代客理財等業務活動中實際資產或風險沒有轉移，但未將資產在資產負債表中反映的，在計算杠桿率時應當將其計入調整後的資產余額。
2010年12月，巴塞爾委員會發布了巴塞爾Ⅲ，明確了杠桿率的國際監管標准為3%。而根據巴塞爾委員會公布的數據，全球兩組銀行的杠桿率分別為2.7%和3.8%，高於中國78家測算機構平均4.6%的杠桿率水平。
國家銀監會副主席王華慶早在2010年9月就曾表示，銀監會還准備引進動態撥備和杠桿率作為資本監管的重要補充。中國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和資本補充將不斷加強，資本補充規劃將成為銀行董事會的重要任務。
銀監會2月18日公布數據，2010年，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水平大幅提升，年末商業銀行整體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12.2%，比年初上升0.8個百分點；加權平均核心資本充足率為10.1%，比年初上升0.9個百分點。
【拓展資料】
杠桿率監管對境內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影響是什麼？
短期影響
大中型銀行短期達標壓力不大。2010年上半年，國內5家大型銀行和5家中型銀行參加了巴塞爾委員會組織的定量影響測算。銀監會於2010年末公布的測試結果為：按照《辦法》所規定的杠桿率計算方法，我國5家大型商業銀行平均杠桿率為4.7%，全部超過4%；5家中型銀行平均杠桿率為3.9%，處於4%附近，具體結果見表1。表1數據表明我國5家大型與5家中型商業銀行的整體狀況杠桿率水平較好，明顯優於全球的平均水平；相對於大型銀行而言，國內中型銀行面臨的壓力要大一些。
中信證券研究部根據銀監會公布的杠桿率計算公式對國內主要商業銀行進行了測算，針對五大商業銀行及11家股份制和城商行的計算結果分別見表2和表3。相關情況顯示，五大行的杠桿率均在4%以上，其中建設銀行杠桿率最高達到了5.57%，而五大行中最低的工商銀行也達到了4.99%的水平；上市股份制和城商行中除華夏銀行、深發展杠桿率尚未達標外，興業銀行、光大銀行、民生銀行和中信銀行杠桿率略高於4%的水平，但上述提及的股份制和城商行銀行（除興業銀行、招商銀行外）均公布了融資方案（華夏銀行已完成定向增發），預計補充資本後杠桿率要求將不形成實質性約束。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到，我國商業銀行的杠桿率水平普遍較高，遠大於同期的美國、歐洲等國家和地區的銀行業。這是因為我國商業銀行長期以來主要從事傳統的存貸業務，利潤主要來源是高利差下的利息收入。短期來看，達到4%杠桿率監管標準的壓力不大。
處在達標邊緣或不達標銀行面臨諸多壓力：
一是資本補充的壓力會進一步加大。由於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補充主要依靠對外籌集，杠桿率達標要求加劇了部分銀行資本不足的矛盾。
二是資產規模擴張速度將受到監管約束，發展壓力增大。依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商業銀行近年來實現了機構擴張、存款增加、貸款增加以及利潤增加的良好格局，但信貸高增長也帶來了資本不足的問題。資本對規模擴張的制約越來越明顯。單純依靠規模擴張擴大市場影響力模式下，杠桿率進一步收縮了資產的擴張能力，發展壓力會越來越大。
三是部分不達標行面臨被要求壓縮存量資產規模的壓力。受地方政府平台貸款質量波動、房地產貸款質量波動影響，部分銀行撥備壓力逐漸增大，資產質量波動反過來又影響銀行的利潤留存能力，在外部籌資環境不寬松的情況下，部分銀行短期內無法籌到必須的資本數額，也可能無法滿足杠桿率監管要求，不得不壓縮存量表內外資產規模，將對這部分行的市場影響、業務發展帶來很多問題。四是機構擴張、業務創新將受到很大制約。少數不達標行將受到更為嚴格的監管約束，包括停止新設機構、停批新業務、停辦部分業務以及限制股東分紅、限制股東權利，甚至被要求調整董事會和高管層等，將對銀行正常的經營管理造成一定影響。

『柒』 居民加杠桿買房還有很大空間是什麼意思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政府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政府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政府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政府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政府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政府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政府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政府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政府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政府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政府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政府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政府，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政府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政府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

『捌』 國際公認的負債率警戒線

對於銀行來說，流動資產余額與流動負債余額的比例不得低於25%

『玖』 是努力去杠桿還是在默默加杠桿

鳳凰財經訊 在2014年已經較高債務的基礎上，2015年的中國經濟繼續加杠桿，而今年依然繼續提高。
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警示：目前我國金融杠桿率不斷提高，去年已經超過警戒線，並且至今還在繼續提高，這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也指出，目前我國貨幣增長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在此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將不遠。
那麼我國政府、居民和企業的杠桿情況分別如何呢？今日華泰證券[1.04% 資金 研報]在華爾街見聞發布最新研究結果，對這一情況進行了分析。
中央、地方政府：已接近國際警戒線，仍持續加杠桿
統計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政府債務約為388250億元，佔GDP比重為57.37%，國際警戒線為60%，可見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已然偏高，但低於發達國家。然而，從政府此前表態可以預見，為「穩增長」今後一段時期政府部門仍將處於加杠桿進程。
有許多學者反映，政府部門的「錢」應該花在「正地方」，財政支出應該是幫助經濟結構升級、轉型的支出。市場預計我國今年一季度的社會融資規模會超過5.5萬億元，而其中居民部門加杠桿基數相對較小，所以5.5萬億元的社會融資，絕大部分還是進入了傳統的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廣發證券[1.37% 資金 研報]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表示其經過調研發現，「地方政府拿這個錢，在現有的政策激勵下也沒什麼人幹活，大部分又買入了銀行的理財產品，這是中國目前的金融空轉的狀態。」
居民部門：加杠桿進程，但遠低於發達國家
華泰證券報告顯示，我國居民部門負債率與發達國家相比明顯低，與新興經濟體相比則略高。負債率低與我國的高儲蓄率有著必然的聯系，此外，居民部門的債務構成單一，只有貸款，其中住房抵押貸款為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15年樓市回暖，購房需求集中釋放，人們紛紛前去申請公積金貸款買房。近日數據顯示，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蘇州、合肥、福州等多城市公積金貸款額度吃緊，公積金賬戶幾乎出現「被貸空」的現象。今年房地產持續高溫，這一現象恐怕會加劇。
企業部門：去杠桿進程，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報告數據顯示，上市公司企業資產負債率變化較為平穩，呈穩中有降格局，工業企業則呈一個明顯的下降趨勢。產能過剩行業以及部分傳統行業去杠桿效果明顯。而房地產、部分服務業、新興產業等行業在不斷加杠桿，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加杠桿」明顯。此外，大中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明顯偏高，地方企業高於中央企業。
華泰證券預期，企業部門去杠桿趨勢在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企業部門處於加杠桿進程，但是我國企業部門的杠桿率較高。數據顯示，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相比，均居於首位，高出發達國家平均值80個百分點，高出新興經濟體國家平均值66個百分點。由於經濟下行、企業盈利能力惡化，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近5年內增加了42個百分點。
對此，央行行長周小川多次強調，我國當前金融體系以間接融資為主，特別是商業銀行主導，這個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國總體杠桿率偏高的事實。未來我們將通過股權投資，減少企業對於借貸杠桿的依賴性。
我國2016年的五大經濟政策任務中，去杠桿位列其首，但是，真的會「去」嗎？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核心問題在於去杠桿和保持適當增長速度存在著矛盾。在經濟增速下行趨勢未得到扭轉的背景下，保持適當增長速度會成為政府的首選。雖然去杠桿關乎經濟長遠健康發展，但在短期內就會被犧牲。危機持續過程中設定去杠桿的任務，核心的意義在於提醒全社會不能迷失方向，不能過度依賴需求方調控，需要供給側合理安排去杠桿的路線圖。李揚認為，降低杠桿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債務增長速度的同時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高杠桿陷阱，因為我們很難接受短期調整的成本，不但宏觀層面去杠桿的可能性很低，微觀層面的資產重組也很難推進，金融體系轉型更是無法一步到位。黃益平建議，短期內不宜在宏觀層面過度強調去杠桿，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桿配合國企去杠桿。
樓市去庫存應加杠桿還是去杠桿？
關於樓市去庫存應該是加杠桿還是減杠桿的問題，在兩會期間就被討論得沸沸揚揚。重慶市長黃奇帆認為，目前房地產領域用加杠桿的辦法去庫存，風險很大，容易引發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就是先例。而央行行長副行長潘功勝的態度則是，目前中國房地產的杠桿率並不高。
此前，經濟學家李迅雷撰文稱，同時做到去庫存、去產能和去杠桿理論上是可以實現的，但是現實中概率很小。目前看到的，至少在房地產領域，還是為了去庫存而加杠桿，但加杠桿的結果，卻是一二線城市房價的大漲，三線及以下城市的去庫存的效果尚不明顯。這是由於市場的自發資源配置之下資金的虹吸效應造成的——資金一致流向那些更具有保值投資前景的一線城市樓市。這種情況不僅會帶來對實體產業的抽血，也為三四線城市的去庫存難題更添一重難度。
現在的貨幣政策究竟是穩健的還是寬松的？
最後，華泰證券表示，當前「去杠桿」更需要一個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事實上，我們今年也這么做了，從此前央行降准、逆回購「天天見」，SLF(7天期常備借貸便利操作)「月月見」可見一斑。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引用數據稱，去年的GDP增長率是6.9%，但是名義增長率只有6.4%，相比起來，M2增長率是13.3%，「比GDP增長高了7個百分點。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是寬松的了。」
「今年1月份，貸款投放增長2.5萬億，同比多增了1萬多億，按這個速度，我們的貨幣增長還要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這種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還遠嗎？」
海通證券[0.06% 資金 研報]副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稱，09年至今，中國的M2規模不僅超越美國，而且接近於美國的兩倍。有人說，這是中國版的QE，但美國的三次QE，前提是出清，即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都去杠桿了。然後再慢慢加杠桿。中國目前則是在杠桿的基礎上加杠桿，在泡沫的條件下創造泡沫， 在債務的基礎上增加債務。這就很難實現去杠桿和化解泡沫的目標。如果說，寬松的環境有助於改革的順利推進，但過度寬松的環境則往往會樂不思蜀。
說到底，我們都明白，提高經濟生產率、推動供給側改革和結構性改革，才是去杠桿最具活力的方式。

『拾』 國際上認定國債負擔率的警戒線是60%嗎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