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降低杠桿率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我曾向中大咨抄詢問過國企改革的襲相關問題,當時談到,還是要先堅持四個基本原則,首先是市場化原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第二個是法治化原則,要依法依規開展降杠桿工作,政府與各市場主體都要嚴格依法行事,尤其要注重保護債權人、投資者和企業職工合法權益;第三個是有序開展原則,要把握好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的關系,注意防範和化解降杠桿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類風險,最後是統籌協調原則,降杠桿是一項時間跨度較長的系統工程。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標本兼治、綜合施策。
② 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實施意見的》反饋意見
降杠桿需要「組合拳」
「我省企業杠桿率上升勢頭偏快,債務規模增長較快,債務負擔沉重。」人行南昌中心支行副行長陳鋒說,杠桿率是衡量一個地區或部門整體負債水平的重要指標。目前全省各行業企業負債率差異明顯,產能過剩行業負債率偏高問題突出。在國內外經濟環境更趨復雜的背景下,一些企業經營困難加劇,一定程度上導致債務風險上升,並存在沿債務鏈、擔保鏈和產業鏈蔓延的風險隱患。
據測算,我省總杠桿率並不高,但近兩年上升較快,2016年末,我省總杠桿率為204.9%,雖然低於全國40.5個百分點,但比上一年提高了10.2個百分點。2016年末,江西省企業杠桿率為122.0%,比去年提高了6.6個百分點,增幅高出全國平均水平6.0個百分點。
降杠桿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省發改委副主任王前虎說,我省降杠桿的具體任務有七個方面,包括推進企業兼並重組、強化企業自我約束機制、盤活企業存量資產、優化企業債務結構、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依法依規實施企業破產、積極發展股權融資等。這些途徑既有制度性建設的長效機制,也有短期可見效的實招硬招,對高杠桿風險既有防範也有化解,體現了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的考慮。
《實施意見》明確了降杠桿的原則,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依法依規開展降杠桿工作,政府與各市場主體都要嚴格依法行事,防範道德風險,政府不承擔損失的兜底責任;充分考慮不同類型行業和企業的杠桿特徵,分類施策;與企業改組改制、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化解過剩產能、促進企業轉型升級等工作有機結合。
企業是降杠桿第一責任主體
降杠桿,不能責任不明、主體不清。企業是降杠桿的第一責任主體,要強化企業自我約束機制,防止激進經營過度負債。政府在引導降杠桿過程中,要依法依規、遵循規律、規范行為,不幹預降杠桿工作中市場主體的相關決策和具體事務。
省國資委副主任文翠萍認為,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是有效控制企業杠桿率、形成合理資產負債結構的治本之舉,關繫到能否建立起防止企業杠桿降後復升的長效機制。《實施意見》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權責明確、制衡有效的決策執行監督機制,強化企業負債自我約束機制。明確企業降杠桿的主體責任,強化國有企業降杠桿的考核機制。健全和完善多層次股權市場。加快江西聯合股權交易中心和省產權交易所建設,健全小額、快速、靈活、多元的投融資體制。大力創新和豐富股權融資工具。
政府在降杠桿工作中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省財政廳副巡視員鍾心平表示,《實施意見》明確了降杠桿的政策環境與配套措施,如在財稅支持方面,明確了降杠桿、債轉股所涉及的不良資產處置方面的配套政策,如允許以債轉股為目的轉讓單筆債權,提高債權轉讓的便捷度;出台了比較全面的稅收優惠政策,讓企業重組、破產、注銷、清算過程中可享受一系列政策支持。
債轉股「救急不救窮」
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是我省降杠桿的重要舉措。一些優質企業通過債轉股後對原貸款不再還本付息,「債主」變股東參與企業管理、分紅,可以減少企業利息支出。此舉既降低了企業資產負債率,也改善了銀行債權結構,盤活了存量資產,化解了金融風險。
如何避免債轉股變為「免費午餐」?江西銀監局副局長柯愈華說,本輪債轉股的立意是「救急」「解困」,針對有較好發展前景但杠桿水平較高、遇到暫時困難的優質企業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幫助其降本增效,為結構調整、脫困發展贏得時間和空間。
《實施意見》明確了債轉股的政策邊界,政府不搞債轉股的「拉郎配」,債轉股企業轉股的債權、轉股的價格、實施機構由市場主體自主協商確定。同時也制定了債轉股的「正負面清單」,概括為「四個禁止、三個鼓勵」:即嚴禁已失去生存發展前景扭虧無望的「僵屍企業」、有惡意逃廢債行為的企業、債權債務關系復雜且不明晰的企業、有可能助長過剩產能擴張和增加庫存的企業參與債轉股。鼓勵三類企業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即因行業周期性波動導致困難但仍有望逆轉的企業;因高負債而財務負擔過重的成長型企業,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成長型企業;高負債居於產能過剩行業前列的關鍵性企業以及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性企業。
③ 央企如何降杠桿,減負債
國資委新聞發言人彭華崗今日在發布會上表示,其實降杠桿、減負債,形象化地說,如果把企業經營當中資金和資本比喻成經營當中血液的話,這個過程可以說是一個要想辦法止血、想辦法補血、想辦法造血的問題。
第一是要止血,就是要進一步的加大清理不良資產,特別是虧損的資產企業項目。這項工作的意義在於把不良資產處置了以後,把虧損降低了以後,血液出血的洞就堵住了,這是一個止血的很好的辦法。另外,嚴控兩金,嚴控高風險的業務,嚴控債務投資,包括國際化經營等各類風險,努力把出血點止住。
第二是要補血,通過資本市場,還要通過債轉股來擴大股權融資,引入各類資本,開展混合制改革、股權多元化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各類資本相互融合共同發展,還會帶來資本金,對去杠桿還是有好處的。所以,這方面還要進一步加大力度。補血也好,輸血也好,大家想到是不是政府輸血?這和政府沒有關系,完全是市場化的,用市場化的方式和手段來給企業增加資本。
第三是要造血,我們進一步的推進瘦身健體提質增效,提升管理水平和資金使用效率,提高價值創造能力,不斷增加經營積累。同時,國資委也將進一步實施分類管控,加強工作督導,加大降杠桿、減負債工作的考核力度,確保今年降杠桿任務的落實。
④ 降杠桿時間表出來了嗎
隨著2018年降低企業來杠桿率工作源要點等文件的出台,各地各部門加速落實降杠桿工作。據了解,未來降杠桿工作的時間表已經明確,充分發揮市場機製成為未來降杠桿的重點。同時,下半年有關降杠桿的配套政策也將加速出台,進一步加強對資本市場監管支持,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在降杠桿中的作用。
除此之外,包括健全企業債務風險監測預警機制、積極發展股權融資等24項工作也將持續推進。
⑤ 如何理解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要落實好"三去一降一補
全面落實「三去一降一補」五大重點任務
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中央對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的重大部署。當前,我國經濟保持了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發展態勢,但仍存在一些結構性矛盾,突出表現為供給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調整明顯滯後。必須堅定不移地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全面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著力矯正供需結構性錯配,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實現供需兩側在更高水平上的再平衡。
去產能要注重與加快國企改革相結合。
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凸顯了我們去產能的決心,也取得了明顯成效。特別是化解鋼鐵過剩產能工作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前5個月粗鋼產量同比下降1.4%,行業凈盈利49.6億元,實現扭虧為盈。但在實際調研中我們也發現,有些去產能的相關配套政策落地效果並不十分理想,特別是一些過剩行業的國有「僵屍企業」仍能通過各種渠道獲取財政補貼,無法有效退出市場。國有企業在去產能過程中資產重組進展普遍比較緩慢,「人往哪裡去,債務如何處置,責任如何分擔」不清晰、難執行,實踐中地方有維穩壓力,企業有觀望情緒。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們要更加註重把去產能與國企改革結合起來,重點在國有企業改革上形成突破,加快債務重組,使去產能的效果真正得以體現。
去庫存要突出分城施策。當前,房地產行業去庫存已經取得一定成效,上半年商品房銷售面積6.4億平方米,同比增長27.9%;6月末待售面積7.14億平方米,比5月末減少753萬平方米,連續4個月減少。但不容忽視的問題是,房地產行業出現了區域分化,一線和二線熱點城市供求偏緊,三四線城市庫存仍然較高,這與重點加快三四線城市去庫存的政策初衷有一定偏差。寬松的信貸政策是這一輪去庫存進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按照當前85折優惠利率測算,僅此一項政策就使家庭住房支付能力上升20%左右。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去庫存的區域錯配問題,在下一步去庫存工作中,要突出房地產的住宅屬性,並針對區域不平衡特點,嚴格實施城市差別政策,積極改革住房公積金制度,探索政策性住房金融政策,重點支持三四線城市和特殊人群的購房需求。
去杠桿要防範償債條件快速惡化。
截至2015年底,我國不包括金融部門的總債務與GDP比例大致在230%—255%之間。該比例略高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與我國間接融資、特別是債權融資仍然是融資的主渠道有關。事實上,我國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門的債務比例並不高,我們需要警惕的是非金融企業債務上升較快可能帶來的風險。由於實體經濟仍面臨較大下行壓力,資本回報率持續走低,投資邊際效益下降,企業的償債能力也在下降。一邊是杠桿率上升,一邊是收益率下降,償債穩定性必然會受到影響。在下一步去杠桿工作中,短期不宜追求盡快降低杠桿率水平,而是要以加快債務處置進度為突破,幫助金融部門恢復支持實體經濟的意願和能力,避免因風險因素一刀切地「抽貸」、「斷貸」,要支持有競爭力的企業和新興部門拓展增長空間,使實體經濟的整體收益率企穩回升,規避償債條件快速惡化的風險。
降成本重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近兩年來,我國通過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顯著降低了企業的運營成本,激發了市場活力。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我們又在降低電價、降低物流成本、減稅清費、適當降低「五險一金」等方面及時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企業總體反映積極,普遍認為真真切切得到了實惠。但在我國人口老齡化壓力凸顯、財政收入總體放緩、公共服務剛性增長的背景下,短期繼續減稅和降低勞動力成本的空間比較有限。同時,在推進「放管服」改革的過程中,仍然存在部門放權不同步、基層政府接不住、中介機構運作不規范等問題,使得企業面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下一步推動降成本,要注重與政府職能轉變有效結合,短期可重點圍繞「減」做文章,把政府不該管的、管不好的還給市場,給企業直接「松綁」。同時,要加快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能力建設,提高事中事後監管和服務能力,切實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
補短板要拓展到質量和效益短板。
近年來,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在補齊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和生態文明建設這兩個突出短板上加大投入,得到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擁護。在重點抓好這兩個領域的同時,我們還應著力補齊制約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的三個突出「短板」:一是質量短板。目前有一些產品是我們沒有能力生產的,屬於技術不足,但在更多領域,我們有能力生產合格或高質量的產品,卻因為體制機制等問題,客觀上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標准、監管等方面補齊短板。二是激勵短板。當前傳統的激勵機制在新形勢下出現了諸多不適應,而新的有效激勵機制尚未真正建立,特別是必要的容錯糾錯機制不清晰,導致未能充分調動廣大幹部、企業家、科研工作者的積極性,必須抓緊補齊激勵短板。三是社會基礎設施短板。在改革政策落實中,誠信體系建設相對滯後、部門信息共享不充分、統計體系不匹配、管理流程落後等問題凸顯,導致一些領域政策決策時信息打架,實施時相互推諉,改革推進和政策落實不理想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些都對加快社會基礎設施補短板提出了更加緊迫的要求。
⑥ 國資委如何推動國企降杠桿
8月8日,來國家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自行、財政部、銀保監會、國資委等五部委聯合印發《2018年降低企業杠桿率工作要點》(下稱《工作要點》)的通知。對於國有企業這一降杠桿的重要主體,《工作要點》在建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機制、完善「僵屍企業」債務處置政策體系等方面作出詳細部署。
同時,國資委針對警戒線和償債能力,把98家中央企業進行業務分類,將超過了警戒線,且償債能力較弱的企業納入重點管控。對納入重點管控的企業又進行分類管控,再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重點關注的,指負債水平超過警戒線,但償債能力、流動性、盈利能力還可以的企業;第二類是重點監控類,指比重點關注類企業杠桿水平更高一些的企業;第三類是特別監管類,是一些必須採取嚴格管理措施的企業。對這三類企業,採取不同程度的管控措施,包括對開支規模、投資規模、薪酬、成本費用(招待費、管理費等)的從嚴控制。
⑦ 中央密集提及降低政府杠桿率,這都釋放了啥信號
中央密集提及降低政府杠桿率,這都釋放了啥信號?中央密集提及降低政府杠桿率,這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消息,但是具體會有什麼樣的情況,釋放了什麼樣的信號?這是大家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下面給朋友們具體分析一下,大家請參考:
中央密集提及降政府杠桿率更重要,一個方面是為了讓整個國家經濟開始向著一個全新方向發展,畢竟新冠疫情剛剛結束,現在市場還需要進一步恢復。如果政府杠桿率比較高,那麼就會壓制市場復甦腳步,因為很多時候政府杠桿率會讓各個地區一些自由貿易受到一些制約,所以政府目前希望降低杠桿率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釋放出了對於金融系統積極的信息,讓金融系統有更多更全面的經營模式,從而能夠自我進行調節,讓市場金融體制更加健全,從而有自我調節能力,這樣國家就能夠更多方面進行經濟方面的掌控,所以說中央密集提及降低政府杠桿率,在金融領域就釋放了非常積極信號,讓金融行業有了更多發展空間,也讓未來中國金融更加健康,同時也能夠支持全國各個地區經濟發展,可以說是一舉多得的好事情。
⑧ 證監會如何繼續推進資管業務「去通道」、「降杠桿」
據介紹,下一步,將貫徹落實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精神,做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督促行業機構全面落實合規風控要求,完善自我約束機制,著力防控風險,練好內功,夯實持續健康發展基礎。
⑨ 如何積極穩妥去杠桿
如何積極穩妥去杠桿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積極穩妥去杠桿。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去桿杠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認真面對並妥善解決的問題。
2008年金融危機後,我國杠桿率快速提高,其中企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最高,是美英的兩倍多
總體來看,對於目前我國的杠桿率問題,需要重點關注並明確三個特點。
一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非金融部門的杠桿率快速提高。以國際清算銀行(BIS)統計公布的信貸與GDP的比例作為杠桿率的衡量指標,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為255.6%,其中,政府部門杠桿率為46.1%,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66.2%,家庭部門杠桿率為43.2%。2008年至2016年三季度末這段時間,四個杠桿率指標增幅都在70%以上,家庭部門的杠桿率增幅甚至超過140%。
二是從國際范圍看,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整體不算高,但企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最高。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低於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高於新興市場國家;政府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處於最低水平,不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50%;家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也處於較低水平,僅高於新興市場國家平均水平;受基數較高並且增長速度較快等因素影響,企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最高,比BIS統計報告的國家和地區企業部門杠桿率平均水平高出75%,是美國、英國的兩倍多。根據中國社科院所做的測算,國有企業債務在企業部門債務中的佔比約為65%,國有企業負債率明顯高於民營企業。
三是加杠桿的資金來源中,雖然仍然是以銀行為主,但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規模和佔比正在快速提高。根據BIS的統計,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企業部門、家庭部門加杠桿的過程中,約有四分之一的資金來自非銀行金融機構。而在2007年之前,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比例尚不足十分之一。近幾年銀行金融同業業務發展的情況也可佐證這一點。2008年-2016年,銀行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債權均值約為7萬億元,是2001-2007年的7倍多。由於銀行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債權規模快速增加,導致其占銀行業總資產的比例從2001-2007年的2.7%升至2008-2016年的4.7%。同業資產增速快於銀行業總資產增速,為非銀行金融機構從銀行融入資金再給企業貸款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也為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出於規避監管等目的,借道非銀行金融機構為兩高一剩、房地產行業貸款提供了充足的資金。
杠桿率的過快上升增加了經濟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就可能導致風險蔓延進而引發危機
我國的杠桿率快速增長並且企業部門杠桿率較高的促成因素較多。從宏觀經濟方面看,主要包括國際和國內兩方面的因素。國際上,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為了應對危機,各國普遍採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以穩定經濟增長,流動性較為充裕,我國的投資壞境較好吸引了大量國際資金流入,為加桿杠提供了充裕的資金。而國內也針對金融危機採取了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貨幣政策也相對寬松,不僅降准降息而且貨幣超發問題相對突出。2008-2016年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年增長率比GDP增長率高7.5個百分點,而2001-2007年只有5.8個百分點,增長了1.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GDP年均增長率從2001-2007年的10.8%降至2008-2016年的8.4%,下降了2.4個百分點。貨幣超發的同時經濟增速卻在下降,推動了杠桿率提升。
從金融方面看,我國融資方式中以債務融資為主,也會導致杠桿率提升。長期以來,國內高儲蓄率為投資導向的經濟模式發展提供了充裕的資金,也推動了以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為主業的銀行業規模壯大,讓其有足夠的規模和實力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大量的信貸資金。2016年底,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達到232萬億元,是信託、保險、證券、期貨、基金、融資租賃業總資產之和的5倍多,是當年GDP總量的3倍多。這些都為債務融資發展提供了充裕的資金供給。而從資金需求看,我國企業稅負較重且稅收征繳中債務利息具有稅盾效應,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問題增大了其主動負債的動機,以及企業破產清算成本較高等,均導致企業部門也有較強的債務融資偏好。據中國金融論壇課題組的研究,國內預算軟約束問題突出的國有企業,其杠桿率較同類企業明顯更高。
杠桿率增長速度較快,企業部門杠桿率高,都存在較大的風險隱患。就國外的情況看,幾乎歷次經濟金融危機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杠桿率快速提高的情況,杠桿率的過快上升增加了經濟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就會導致風險蔓延進而引發危機。這方面,2016年我國居民部門房地產貸款飛速增長需要高度關注。據人民銀行的統計數據,2016年居民中長期貸款全年新增5.7萬億元,約占當年新增人民幣貸款的45%,比2015年居民中長期貸款增長86%。家庭的資產配置中,對於房產配置的比例過高,而金融資產佔比較低,不僅微觀層面存在較大的風險,也加劇了宏觀層面的房地產資產泡沫。企業部門杠桿率高加劇了企業的債務負擔,特別是在近幾年企業盈利能力下降的情況下,企業償債能力下降,過重的債務負擔不僅企業難以承受,也易於導致再融資的成本更高。金融加速器理論表明,銀行監督企業的交易成本與融資溢價正相關,而融資溢價與杠桿率正相關,即杠桿率越高,銀行貸款所要求的利率越高,以抵消企業可能的違約損失。企業越來越高的融資成本與逐步下降的盈利能力同期出現,勢必埋下更多的風險隱患。
去桿杠需要從源頭上控制好貨幣供給量,同時採取盤活存量資產、加快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等措施,積極穩妥推進
對於杠桿率快速提高,以及企業部門杠桿率較高,我們必須高度警惕,採取針對性的措施,積極穩妥去杠桿。
具體而言,首先需要明確去桿杠的思路和重點。杠桿本身並不是壞事,而杠桿率快速提高,杠桿率較高易於引發風險,需要密切關注。也正是如此,去杠桿並不是不加區分的把杠桿都去掉,而是要重點控制杠桿率的過快上升,降低企業部門尤其是國有企業部門的高杠桿率。也就是說,去杠桿要同時兼顧杠桿率過快上漲和企業部門高杠桿率。對於政府部門,目前中央政府杠桿率低,而地方政府杠桿率高,要合理調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桿率。在地方政府債務置換規模有縮小的預期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杠桿率問題也要予以關注。家庭部門杠桿率高主要是用於配置房產,要重點關注其杠桿率快速提高的問題。尤其是要通過對房地產的調控,減少家庭部門加杠桿配置房產,讓房子回歸其居住屬性。就國際經驗看,去桿杠的成效並不是立竿見影的,也不是單一措施就可以全面解決的,對此需要有一定的心理預期。
其次要控制貨幣量,對金融業務進行規范。杠桿率快速提高,企業部門杠桿率高,也是因為貨幣超發流動性充足所致,在這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種貨幣現象。從這個角度看,去桿杠需要從源頭上控制好貨幣供給量。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合理控制貨幣發行規模,管好貨幣供應的總閥門。在此基礎上,結合基礎貨幣供給方式變化,適當提高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短期借貸便利等流動性管理工具的價格水平,降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從央行融資並進行套利的積極性,以控制金融機構負債的總規模。對於近幾年快速發展的金融同業業務,不排除其發展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但其中不規范、不透明的問題較多,需要通過加強監管減少同業套利空間。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非銀行金融機構對非金融部門加杠桿也提供了較多的資金,因此我們不僅要管理好銀行業特別是中小銀行同業業務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管理也不容忽視。
最後要推動經濟發展和融資方式轉變。杠桿問題是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也需要用推動經濟發展的辦法,在發展中予以解決。在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結構性因素與周期性因素疊加的情況下,既要對經濟增長速度有合理預期,也要積極通過創新、加快改革、完善體制機制,穩定經濟增長。要通過國有企業的資本金補充機制、激發民營企業投資積極性、稅收制度改革等,提高企業部門競爭力和盈利水平,以做大分母的方式降低杠桿率;要積極促進企業盤活存量資產,推進不良資產證券化,加快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降低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壓力。在這個過程中,也要完善企業破產制度規定,降低企業退出成本。要規范並完善企業上市管理制度,發展好多層次資本市場,為企業通過資本市場進行股權融資提供製度支持和市場保障,從而逐步降低對債權融資的依賴。
總之,對於我國杠桿率快速提高、企業部門杠桿率高的問題要高度重視,去杠桿也要積極穩妥,根據杠桿的實際情況與最新變化,平衡好經濟增長和去杠桿之間的矛盾,統籌好各方面都因素,既要控制好資金的供給端,也要調節好資金的需求端,採用多種手段從多方發力,以保障去杠桿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