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業杠桿高

❶ 我國非金融部門總體杠桿率 是什麼意思

杠桿率是指 資本金/總資產 即 資本金/（資本金+總負債）
我們實際上說的杠桿，是指杠桿倍數，即總資產/資本金。
例如，你買房首付是20%，那麼杠桿率為1:5；杠桿倍數是5倍。
如果忽略資金成本，加入你花20萬買100萬的房子，房價上漲10%即10萬時，你的收益率是10萬/20萬=50%。杠桿把你的收益率放大了。同理，杠桿也能將虧損擴大。
如果我們把實體的主體簡單分為政府、居民、企業，你會發現，大部分部門的杠桿率都不低。
以地方政府為例，根據人大常委2015年8月第十六次會議，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鎖定16萬億元，預計全國地方政府債務的債務率（地方政府債務/地方綜合財力）為86%。
86%。看起來很安全。這是做大分母（財政收入），做小分子（地方政府債務）的結果。
16萬億的地方政府債務數據至少低估50%。2015年前，部分地方融資平台借款、債券未被歸入地方政府債務一類；2015年以後，地方融資平台新增貸款、債券均不歸入地方融資平台一類。
地方綜合財力，是衡量地方財政收入最大、最寬松的口徑。它包括三個項目：公共財政收入、上級補助收入（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政府基金性收入及財政專戶管理資金收入。其中，收入最穩定的是第一、二項，即地方公共財政收入和上級補助收入。地方公共財政收入主要由稅收組成，是業內通用的衡量財政實力的方式（但審計署公布的口徑遠寬於此）。政府基金收入主要成分是土地出讓收入，不僅波動大，而且很容易造假（例如政府找一個國企拍下300億土地，當地政府基金收入就上去了，拍下後政府再將資金退還）。這個大口徑，未必合理。

❷ 非金融企業可根據實際業務需求和融資能力適當提高跨境融資什麼

非金融企業跨境融資不允許。利用境外的利息較低的優勢進行融資，一般都是設立海外公司，通過進出口業務的交易量，進行開證融資，使得進出口業務的資金使用海外的低成本資金。一些金融窗口地區都可以進行這些業務。

❸ 資產負債率與財務杠桿系數有聯系嗎求解答

資產負債率與財務杠桿系數聯系:都是用來計量財務風險的，資產負債率的高低可以來衡量財務風險的大小。
萬科財務杠桿與負債的異常性表明，資產負債率並不能說明企業真正的風險程度，只有將其與財務杠桿系數結合起來分析，才能真正反映企業償還債務的保障程度。只要財務杠桿系數（DFL）接近1，即使資產負債率很高債權人也大可放心，因為此時企業賺取的利潤比其承擔的固定債務利息要大得多，企業財務風險很小，有能力償還債務利息。
反之，若資產負債率較低，DFL卻很高，可能說明企業在借高利貸，債權人則必須引起重視。
1.財務杠桿是指企業在制定資本結構決策時對債務籌資的利用。財務杠桿實際上也稱作融資杠桿、資本杠桿、負債經營。財務杠桿是對負債的一種利用，適度負債，提高資金運作效率，息稅前利潤增加，單位固定財務費用減少，能給普通股股東帶來更多的盈餘。
2.一般來說，只要企業的投資收益率大於負債利率（如銀行貸款利率、外部融資成本等），財務杠桿作用使得資本收益由於負債經營而絕對值增加，從而使得權益資本收益率大於企業投資收益率。
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和資產負債率指標出現背離
我國債務風險集中在非金融企業部門，衡量債務風險的常用指標有兩個，宏觀層面選取「總債務/GDP」作為杠桿率指標，微觀層面選取「總債務/總資產」作為資產負債率指標，兩個指標越高，意味著債務風險越大。
個企業實際的債務風險，既取決於資產的數量，也取決於資產的質量。換言之，如果資產擴張速度快於負債擴張速度，資產負債率就可能下降，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真實債務風險下降或償債能力上升。具體原因可從資產負債表結構及資產公允價值角度進行分析。

❹ 我國宏觀杠桿率的主要特徵有哪些

我國宏觀杠桿率的主要特徵表現為進行宏觀調控。擴大內需。抑制物價。

❺ 公司杠桿比率一般多少

從公司的債權人復立場來講，制公司的負債應控制在百分之五十左右，當然公司的負債肯定是越低越好，資產負債率反映在總資產中有多大比例是通過借債來籌資的，也可以衡量企業在清算時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程度。同時也是一項衡量公司利用債權人資金進行經營活動的能力指標，反映債權人發放貸款的安全程度。

❻ 非金融企業是什麼意思

非金融企業包括非金融部門，非金融企業、非農非企業經濟、農業經濟、政府部門等組成。農戶、政府和非金融企業三個部門的績效存在差異，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出現震盪。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分化情況正在改善，民營企業資產負債率的下降有利於後期製造業投資的復甦和改善。降低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風險，有效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也是必要的。在盈利能力趨於下降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的信用風險普遍高於金融危機前，但從違約風險的趨勢來看，情況可能會有所好轉。

以往，杠桿風險降低，非金融企業財務質量提高，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提高。在盈利能力方面，兩家石油公司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的ROE和ROA數據顯示，自2010年以來，兩家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持續下降，2018年底分別達到8.66%和5.24%。中國經濟的低迷和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下降限制了其投融資增速。在償債能力方面，2009年中國非金融企業的利息擔保倍數小於1的企業債務占企業總債務的比例為15.41%，預計2019年將達到18.44%。

❼ 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祝寶良/文 2018年上半年經濟運行平穩，新動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增加，工業生產和出口增長超出預期。但資管新規出台和去杠桿帶來短期經濟波動,中美貿易摩擦不確定性加大，穩增長與防風險平衡難度增加。

當前經濟運行四大問題

當前，經濟運行出現四個問題，需要引起足夠重視。

一是關於企業債務風險壓力上升的問題。盡管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已有所企穩，但企業杠桿率絕對水平仍然很高。按照今年3月5.96%的融資成本計算，利息支出約為GDP的9.5%，略低於2018年一季度名義GDP的10.2%的增長率。也就是說，非金融企業一年內新增的經濟總量僅夠支付利息，基本沒有自我積累和發展能力。企業總體上仍處出於不死但難活的時期，一旦融資成本上升，部分企業就可能會出現違約等問題。今年4月27日，《關於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關於加強非金融企業投資金融機構監管的指導意見》正式出台後，表外融資受到抑制，金融機構風險偏好有所降低，實體部門的融資成本又有所上升，引發股市波動、債市下跌和企業資金鏈斷裂，一些企業開始出現信用違約，甚至一些上市企業的股權質押被強制平倉。面對這一兩難問題，一方面，企業需要繼續休養生息，國家在加強金融監管的同時，應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認識到，近期爆出的企業信用風險也是一些企業過去過度擴張和經營不善的結果，這樣的企業早破產重組比晚破產重組好，對加強金融監管可能帶來的信用風險釋放的陣痛要足夠的決心和耐心，更不能半途而廢。

二是關於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問題。近年來，在有關立法的約束和監管下，地方政府的顯性債務得到有效控制。但由於中央地方事權財權不匹配，地方政府特別是市、縣兩級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事權不斷擴大，而財政能力有限，在「穩增長」和「惠民生」的驅使下，不少地方政府依託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產業投資基金等渠道，通過明股實債、購買服務、擔保等手段，大規模融資用於基建投資。在2014年國家出台債務置換約15萬億的基礎上，2015年以來，不包括電力行業的基礎設施投資達到38萬億，而民間和政府投資資金不到15萬億，政府隱性債務數量可觀，隱含的財政和金融風險極大。

目前應在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實施嚴管控的基礎上，適度支持基礎設施項目融資，防止半拉子工程，一些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剛性兌付還不能輕易打破。

三是關於房地產泡沫問題。在土地財政和土地制度的約束下，房地產調控重需求、輕供給，甚至人為限制供給以抬高地價和房價。一些調查證實，2018年一季度首套房的剛性需求只佔新房銷售的30.8%，投機性需求旺盛。房地產快速增長，雖然短期內拉動了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加，但卻推高了實體經濟的生產經營成本，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會分化，影響了經濟可持續發展。

四是關於中美貿易摩擦。中美貿易問題是2018年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美國對中國500億美元商品徵收25%的關稅，考慮到乘數效應，對美出口將減少約100億美元，GDP下降0.1%。中美貿易摩擦的背後是知識產權保護、市場准入和產業政策問題。雙邊貿易和投資除了發揮各國的比較優勢，得到貿易投資利益外，還有重要的技術外溢效應，提高動態比較優勢。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3.0%左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33%。其中，貿易和利用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是0.9%左右。一旦貿易摩擦影響雙邊貿易、投資、金融，對中美兩國都會帶來較大的不利影響。

下半年繼續推進結構性改革

今年下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穩定經濟的效應還將繼續顯現；但金融監管、房地產調控，地方政府債務管控會帶來短期經濟的下滑，國際經濟環境惡化會影響出口，進而打擊企業投資信心。預計2018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增長會低於6.5%，全在經濟增長6.5%左右，物價水平總體平穩。

從投資看，基礎設施投資將高位回落，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量主要來自公路、水利、環境、公共設施等領域，這些投資的主體主要是市縣兩級政府，受財政收入和今年以來控制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擴張的約束，資金來源會受到制約。考慮到PPP項目治理已經基本告一段落，占基建投資額20%左右的PPP投資會有所恢復。預計2018年基礎設施投資（不包括電力）增長10%左右，低於2017年約9個百分點。房地產銷售額和銷售量在今年一季度見頂後有所回落，並有可能一直持續到2018年下半年，投資資金來源也相應回落。

另一方面，房地產土地購置面積在連續三年下降後，今年以來持續增長，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不會出現大降。預計2018年房地產投資增長8%左右，和2017年持平。製造業產能利用率已經達到78%左右，略低於80-82%左右的合理水平，製造業投資基本處於底部了，但由於投資和出口需求轉弱，製造業投資回升缺乏動力，預計2018年製造業投資增長5%左右。

從消費看，穩中略降。就業形勢良好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為穩定消費需求打下了堅實基礎。個人所得稅調整和進口關稅下調也會刺激消費增長。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步伐仍在加快，養老、醫療、健康、教育、旅遊等服務消費不斷加速，網路購物、共享單車等新型消費模式帶動新興消費發展。預計201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10%左右，低於2017年約0.3個百分點。

從出口看，出口增長速度將有所回落。今年，世界經濟仍處於復甦階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今年世界經濟增長3.9%，高於去年0.3個百分點。隨著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對出口需求也會增加。但考慮到中美貿易摩擦，預計2018年出口按照美元計算增長12%左右。

從物價看，工業品價格消費品價格的剪刀差縮小。煤炭、鋼鐵、有色和石化等能源原材料供需關系扭曲得到一定緩解，價格上漲勢頭有所減弱。2016年年初以來大宗初級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使得國際上鐵礦石供應增加、美國頁岩油氣增產，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震盪走穩。考慮到基數因素，工業品價格漲幅將穩中有降。工業消費品和食品價格企穩回升，服務業價格也有上升空間。但工業品市場仍然供過於求，糧食庫存居高不下，居民消費價格不會大漲。預計2018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左右，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3.5%左右，工業品和消費品價格的剪刀差縮小，物價尚不構成對貨幣政策調整的壓力。

政策建議

未來幾年，對中國最大的挑戰是要把GDP穩在6.3%左右，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又要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穩定宏觀杠桿率。把握防風險和穩增長的平衡關系，要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堅定不移地加強金融監管。對中美貿易摩擦可能產生的影響，要做出預判和預案，盡量管控好分歧。

一是貨幣政策穩健中性，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適度降低存款准備金並通過減少MLF等操作的力度加以對沖。向市場釋放降低存款准備金率並不是放鬆貨幣政策的信號，降准主要是降低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的資金成本，提高銀行抗風險能力。同時，減少MLF等工具對利率形成產生扭曲，疏通市場利率的傳導機制，形成平滑的收益率曲線，引導好投資和消費。適度加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同時加強資本管制，保證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二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確保對重點領域和項目的支持力度，在規范發展PPP和產業基金的基礎上，適度擴大PPP等基礎設施項目融資。加快減稅和降費的進程，切實降低企業負擔。

三是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在2016年、2017年這兩年通過行政、法律的辦法去產能取得成效的基礎上，結合加強金融監管，轉向通過市場辦法處置僵屍企業，通過破產清算、重組、兼並。僵屍企業大部分是國有企業，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管資本為切入點，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推動國有企業優化布局，縮小戰線，做強實資本。

四是構建房地產長效機制。在通過首付比例、利率手段等嚴控投資投機需求的同時，房價過高的城市要增加住宅用地，改革房地產商壟斷住宅供應的體制，允許小城市和小城鎮的自然人合作建房，允許非房地產企業在取得土地使用權的土地上建設商品房和租賃房，允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自有建設用地和閑置宅基地上建設商品房和租賃房，允許大城市周邊生態修復企業在修復的生態用地上開發一定比例低密度住宅。加快房地產稅立法。

五是妥善解決中美貿易摩擦。加快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和降低關稅政策的落實，適度擴大進口。妥善處理西方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轉讓技術、市場開放、產業政策等方面的關切。

（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首席經濟學家）

❽ 居民部門杠桿率偏低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過高說明啥

居民部門杠桿率偏低說明還有加杠桿釋放需求動力的空間。

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過高說明企業運營成本較高，較多的運用財務杠桿，風險性因素可能會被擴大。

❾ 傳統製造業是高杠桿企業嗎

當前中國經濟的高杠桿問題已經引起普遍的關注，大家討論中國經濟風險，幾乎三句話不離高杠桿。中國經濟是否進入了風險鐵三角？
美國經濟學家雷恩哈特和羅格夫在2009年出了一本暢銷書：《這次不一樣》。一個主要的結論，是錢借多了、杠桿太高，容易出問題。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杠桿率一直在快速上升，這讓人擔心中國版金融危機是否正在不斷逼近。最近國際清算銀行做了一個研究報告，提出在很多國家出現了風險鐵三角現象：第一，生產率下降；第二，杠桿率上升；第三，政策空間收窄。三個因素攪合在一起，很難走出來，所以叫風險鐵三角。這三個方面的問題，當前中國經濟中似乎也都存在。
今年政府提出五大經濟政策任務「三去一降一補」，其中一個是去杠桿。目前看，去杠桿政策的成效不大，任重道遠。實際上，無論是學界、業界還是政界，對高杠桿問題有普遍的擔憂，但在很多具體問題上，認識並不深入，起碼共識不清晰。
談到杠桿率，國際比較中常用綜合性指標是M2/GDP。中國的負債率做一個簡單的跨國比較可以看到，M2佔GDP比率已經達到200%，美國是80%。除了日本比我們高，再比我們高的已經不多。還有一個更常見的綜合性指標是非金融負債與GDP之比，我國目前是240%左右，這個數字超過多數新興市場經濟的水平，但跟發達經濟比的水平相似。
但如果我們簡單地拿這類數字來下結論，還需要考慮一些結構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國杠桿率太高其實還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如果細分一下，比如把非金融部門再分成政府、家庭和企業來研究，我們發現其實政府的負債率並不高，居民部門也不算太高，負債率最高的是企業，非金融企業負債與GDP之比達到160%，在全世界都算是很高的比率了。繼續細分下去，我們再把政府分成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發現地方比中央的高。
政府杠桿率太高有什麼問題？研究發現，如果一個國家公共債務佔GDP的比重在30%以下，GDP增長率平均為4.1%；這一比重在30%-90%時，GDP平均增長率大概在2.8%；這一比例超過90%，GDP平均增長率為2.2%。顯然，政府舉債對GDP增長的效應有負面影響。
中國企業的負債率太高似乎是共識，總體達到160%。但各行業的杠桿率差異很大，最高的是房地產與采礦業。如果進一步分解成國企與民營企業，它們的杠桿率也不相同。另外，研究也發現民營企業的杠桿率的提升對GDP增長貢獻比較大，國企差一些。這樣看來，如果加杠桿，加民營企業的杠桿更好，如果去杠桿，去國企的杠桿更好。但現實情況恰恰相反，在經濟前景不確定的情況下，銀行更願意把錢借給國企，民企反而會變得更加保守，它們的杠桿率會下降。這意味著即使政府想刺激經濟增長，但發出的錢更多地流入到了效率相對較低的國企。國企加杠桿、民企去杠桿，從效率的角度看，這可能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現象，換句話說，杠桿的質量在下降。這不但令生產率下降，政策空間也會大打折扣，因而出現了風險鐵三角。這就是當前最令人頭痛的困局。
為什麼會走入這樣一個境地？我的解釋是三個雙軌制。第一個雙軌制是國企和非國企的雙軌制；第二是要素市場的雙軌制，政府對金融、土地等諸多生產要素的干預還很明顯；第三是金融行業的雙軌制，傳統大銀行與互聯網金融等市場化金融並行。我們國企與民企杠桿率的分化問題，其實也與這三個雙軌制有關，簡單地看，國企和民企所受到的政府的支持是不一樣的。國企面對軟預算約束，受市場紀律約束相對較少，即便績效一般，銀行也會認為把錢借給國企更安全。從微觀層面看，這完全沒問題。從宏觀層面看，資源不斷流向效率相對較低的部門，這就是一個大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要往前走，關鍵是新舊產業的更替。今後要用創新驅動經濟發展，但新產業往往得不到好的金融服務。傳統的製造業有很多國企，杠桿率已經很高，下不來，繼續佔用大量的金融資源。無論是東南沿海勞動力密集型的製造業，還是西北、東北的資源型企業，很多已經失去自生能力。但東南沿海的產業調整非常快，東北、西北的產業調整比較艱難，因此形成了很多僵屍企業。中國當前過剩產能問題嚴重的領域，僵屍企業也很多。
但是對於去杠桿，我們的預期也應該切合實際。去杠桿的重點應該放在改善杠桿的構成與質量，一句話就是增加好杠桿、減少壞杠桿。第一個建議是去僵屍。當然，去僵屍也不是說簡單關門了事，中央政府還應該在就業安排和不良資產處置等方面提供支持，盡量讓這個過程變得相對平穩。
第二個建議是終結雙軌制。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尤其是金融體系的改革。讓國

❿ 為什麼要降低企業杠桿率

企業杠桿率（leverage ratio）即一個公司資產負債表上的資本/資產的比率。杠桿率是一個衡量公司負債風險的指標，從側面反應出公司的還款能力。財務杠桿概念：無論企業營業利潤多少，債務利息和優先股的股利都是固定不變的。當息稅前利潤增大時，每一元盈餘所負擔的固定財務費用就會相對減少，這能給普通股股東帶來更多的盈餘。這種債務對投資者收益的影響，稱為財務杠桿。
因為在居民、企業、政府和金融機構等部門中，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杠桿率較高的情形突出，風險較高。財政部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末我國國有企業負債總額為79萬億元，佔全國非金融企業總負債比重大約為74.8%，占當年GDP比重為116.7%。從中不難看到，我國企業部門的高杠桿率，主要集中於非金融國有企業部門。因此，在去杠桿的任務中，有效降低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杠桿率，是當前防範和化解債務風險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