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金龍中國匯率困局何解

『壹』 為什麼說民主葬送了金本位制

歐元之父蒙代爾、法國政治家和銀行家李斯特就說，是民主制度扼殺了金本位制。我將他們的高超見解推演一下，說民主制度扼殺了經濟增長。

二戰之後，西方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充分就業成為政府最高目標、最低工資和高福利成為法律制度、工會和壓力團體勃然興起，成為社會主流和權勢階級。西方經濟學的政策辯論風起雲涌，熱鬧非凡，說到底無非是如何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

稍微思考一下，我們就會發現三大支柱或三大目標完全是自相矛盾。最簡單的供求價格機制分析就可以告訴我們：最低工資、高福利、工會和壓力團體，本身就是對價格機制的極大扭曲或價格機制的消亡，怎麼可能同時實現充分就業呢？1960-70年代，整個西方宏觀經濟學完全圍繞所謂菲利普斯曲線展開，現在大體成為一個笑話了。發達國家微觀層面的制度安排和價格機制越來越僵化，就開始大肆擴張貨幣，希望用通脹來實現充分就業。前不久，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得建議美國和發達國家將通脹控制目標提高為4%，中國的厲以寧和吳敬璉先生最近也發出類似的呼聲，背後的理論似乎還是脫不了那個菲利普斯曲線的陰魂。

1970年代以來，美國首先摧毀布雷頓森林體系，隨後持續增發貨幣，大搞通貨膨脹政策，資產價格泡沫一浪高過一浪，金融危機頻繁爆發。須知1970年代以來全球基礎貨幣或國際儲備貨幣從380億美元激增到接近9萬億美元，增速超過200倍，而真實經濟增長不過5倍。要不是1980年代之後，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紛紛加入世界競爭，為全球提供廉價產品，西方發達國家的通貨膨脹至少是今天的數倍。即使如此，蒙代爾、盧卡斯、麥金龍、甚至包括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在內都承認，197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和全球的平均通貨膨脹超過以往一切世紀的總和。貨幣的泛濫導致信用的泛濫，信用的泛濫導致高杠桿經營的泛濫，貨幣泡沫、信用泡沫、資產價格泡沫越吹越大，勢不可擋，終於釀成全球金融海嘯和經濟衰退。可悲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竟然還是希望再次用貨幣泡沫來刺激真實經濟復甦。

西方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總體上陷入了三個兩難困境。第一個困境是財政政策困境。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那麼高，一方面必須削減赤字和降低債務規模，另一方面卻還要依靠赤字開支和增發債務來刺激經濟。怎麼才能夠兩全其美？看來還沒有找到出路。美國政府自己的預測，到2020年，公開債務規模肯定超過GDP100%。歐洲和日本好些國家早就超過100%了。從私人到政府全部都是高杠桿、高負債、寅吃卯糧，這樣的經濟制度怎麼可以長期維持下去呢？

第二個基本困境是貨幣政策困境。全球貨幣已經那麼多，美國銀行體系超額儲備早就超過1萬億美元，大宗商品和資產價格早就恢復到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發展中國家通貨膨脹已經相當嚴重，發達國家卻還要繼續長期維持低利率，還要大搞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難道基本的貨幣數量理論真的完全錯了？難道大家真的都要象伯南克在歐洲中央銀行行長會議上所宣稱的那樣：中央銀行可以不顧一切大膽創新？

第三個基本困境是匯率政策困境。「匯率戰」、「貨幣戰」甚囂塵上，匯率操縱愈演愈烈，匯率走勢完全脫離經濟基本面。問題是：如果大家都希望利用匯率貶值來短期刺激出口，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每個國家都達到匯率貶值的目標呢？一方面高喊要恢復國際貿易和出口，要穩定世界經濟環境，要穩定國際金融市場，要避免國際投機資金沖擊和匯率危機，一方面卻大肆鼓吹匯率浮動和競爭性相互貶值。難道最基本的經濟規律完全失效了？奇哉怪也！

三大政策困境源自經濟制度安排。民主制度在許多方面已經走向它的反面，成為經濟活力和經濟增長的最大殺手。當然，我絕沒有反對民主的意思。然而，我們需要怎麼樣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如何才能促進持久的經濟活力和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僵化的最低工資和福利、工會和壓力團體、既得利益集團，所有這些難道是民主制度的必要組成部分嗎？如果不是，它們與真正的民主制度應該是什麼關系？目前在中國，許多人正在積極倡導最低工資和工會制度，他們相信那是民主制度和民主權利的核心。有鑒於此，尋找上述問題的答案顯得尤為迫切。

加或經濟增長的角度看，也有數之不盡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沒有朝著減低交易費用的方向。

二、《中國的經濟制度》的一般性貢獻

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是我們尋找上述問題答案的靈感之源。2005年，我將自己研讀張五常經濟學的體會整理成書，出版《張五常經濟學》，認為張五常開辟了獨特的制度經濟學發展之路，那就是從合約的角度看制度的安排和轉變。它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合約角度看佃農制度，代表作當然是《佃農理論》。第二個階段是從合約的角度看一般性的價格機制，代表作是《價格管制理論》。第三個階段是從合約的角度看公司，代表作是《公司的合約本質》。第四個階段則是從合約的角度看國家，代表作就是我們今天討論會的主題：《中國的經濟制度》。

眾所周知，《中國的經濟制度》最主要的發現是「地區競爭」，最主要的理論貢獻之一是該書第三節「合約的一般概念」，大家對這些內容非常熟悉，用不著我來重復。不過，我以為《中國的經濟制度》和張教授其他著作里，有一個特別深刻的話題被大家忽視了，那就是合約的選擇，哪怕是完全自由的選擇，也不能保證制度朝著降低交易費用的方向轉變。也就是說，合約的自由選擇只是良好制度安排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

「以合約安排來約束競爭，一種合約取代另一種合約，是制度轉變的正確含義」。張五常說的很透徹。然而，張五常接著說：「很不幸，制度的轉變或合約安排的轉變，不一定是朝減低交易費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亞當斯密認為土地使用安排的轉變是朝改進效率那方向走，不一定對。災難性的安排單是二十世紀就出現過多次了。有時我想，人類可能有一天會因為自己的選擇而毀滅自己。在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的假設下，人類自取滅亡的理論難以構想，雖然我嘗試過好幾次。」

每當我閱讀這一段的時候，我都有一種彷彿觸電的感覺！我覺得，新制度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要解釋人類經濟制度為什麼會朝向交易費用增加或自我毀滅的方向走。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今天人類的許多經濟制度安排，包括前面提到的最低工資和福利制度、工會和利益集團、浮動匯率和毫無約束的貨幣制度，等等，都是大幅度增加了人類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或不確定性或風險。即使我們不從租值增加或經濟增長的角度看，也有數之不盡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沒有朝著減低交易費用的方向。

三、任何制度安排必定要走向它的反面

如果我們從大歷史角度和全球角度來觀察人類經濟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演變歷史，我們會看到一個非常重大甚至驚人的現象：任何制度安排最終都必定走向它的反面。許多偉大的政治家和學者都高度注意此一重大事實，都希望找到能夠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安排，可是永遠也沒有找到。

且讓我舉出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羅馬帝國衰亡史》。那是西方世界研究國家文明和制度興衰最有名的著作之一。作者愛德華。吉朋（1737—1793）曾經這樣描述他撰寫巨著的動機和靈感：「我踏上羅馬廣場的廢墟，走過每一塊值得懷念的地方—羅莫洛站立過的、西塞羅演講過的、凱撒倒下去的。這些景象頃刻間都來到眼前。1764年10月15日，當我坐在卡皮托山崗廢墟之中沉思冥想之時，赤足的托缽僧人正在朱庇特神廟中歌唱晚禱辭，撰寫一部這個城市衰亡歷史的念頭第一次湧上我的心頭。」還有一次，吉朋對著羅馬古城廢墟，回響著羅馬帝國往日的輝煌，發出深深的感嘆：「好景總是不久長1好景為什麼總是不長久呢？好的制度安排為什麼總是曇花一現呢？

第二個例子是毛澤東和黃炎培的著名對話，他們探討了國家興衰循環之謎。1945年7月4日下午，毛
澤東專門邀請黃炎培等人到他家裡做客。整整長談了一個下午。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考察了幾天有什麼感想？黃炎培坦率地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漸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卻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當然，毛澤東對他心目中的民主新路，卻是語焉不詳，他自己後來的探索，與其說是成功，倒不如說是完全失敗。

當然，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或制度轉變還有一個著名的規律，那就是歷史學家黃宗羲總結出來的「黃宗羲定律」：一個起初非常良性的制度安排，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會徹底葬送自己！

四、制度經濟學研究需要嶄新思維

或許這是一個令人困惑或灰心喪氣的主題，或許朋友們認為上述問題超越了經濟學或制度經濟學的范圍。不過，我多年研究國際貨幣制度演變歷史所得到的一個最基本的教訓是，假若不採取一般均衡和動態演化的思維，就不可能理解一項制度的演變。我這里所說的一般均衡和動態演化思維，就是考察制度的轉變，必須要將文化、思想、宗教、價值觀、信念、精神、必然性和偶然性、挑戰和機遇等許多因素包含進來，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們可能根本就無法推測制度的演變，至少無法全面推測制度的演變。事實上，這也正是張五常一貫倡導的思維，因為他將交易費用定義為制度費用，其內涵比通常所說的交易費用要深遠得多。

『貳』 羅納德·麥金農的研究課題

麥金農教授的研究涵蓋了國際經濟學、經濟發展、轉型經濟、財政聯邦制、銀行和金融市場監管，以及全球和地區貨幣體系的演變等諸多領域。在教學與研究工作中，麥金農教授強調的核心問題是金融制度，特別是貨幣制度。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的金融深化理論更讓教授名噪一時，是他首先在世界上提出並分析了「金融壓抑」對經濟發展構成了嚴重障礙。《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成功地分析了金融壓抑的危害，指出利率管制和人為的低利率抑制了儲蓄的增長並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因而提出了解除對實際利率的限制從而使其反映儲蓄的稀缺性，刺激儲蓄，提高投資水平，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高效率的金融體系這一金融深化理論的思想。多年來教授始終站在經濟發展的前沿，深入觀察和剖析各國或區域經濟發展的變化，總結正反經驗，探求內在規律，在變動的世界中不斷豐富和發展著經濟學理論。如上世紀90年代蘇東巨變後，一些國家實行「休克療法」的經濟體制變革，對此麥金農教授是為數不多的提出改革順序和漸進式轉軌的西方學者之一，而且是極為重要的領軍人物。他的觀點體現在1993年出版的《經濟自由化的順序——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的金融控制》一書中，對市場經濟落後、金融發展脆弱的發展中國家給出了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順序，其中特別分析了中國經濟有序開放的成功之處，對那些處於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麥金農教授對於國際區域貨幣匯率安排研究造詣頗深。當歐元作為單一貨幣獲得巨大成功之後，在世界其他地區，匯率劇烈變動和宏觀經濟失衡仍隨處可見，危機不斷爆發。教授在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進行分析後，提出了「東亞貨幣錨定美元」的主張，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對於減小亞洲貨幣匯率波動、維持金融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麥金農教授的經濟理論在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占居著重要的地位，並對發展經濟學做出了有益的貢獻。他揭示了當代以美元為本位貨幣制度的內在必然性。他研究了不同國家的貨幣匯率政策，指出發展中國家在貿易自由化的同時實行金融自由化的重要性。他對如何在貿易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保持對貨幣的控制提出了獨到見解。人們都知道，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每個國家在經濟發展中都會受到金融資源有限的制約。因此，金融發展一直以來成為國際學術界和各國政府部門高度重視的問題。今天人們只要提起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無不談起麥金農教授，無不談起那本已成為當代金融發展理論奠基之作的《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