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居民杠桿率增長的建議

『壹』 三季度居民購房杠桿率下降 房產金融政策短期難松綁

中新經緯客戶端10月31日電
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布《2019年三季度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研究》報告。報告顯示，三季度，個人房貸余額同比增速回落至16.8%，連續10個季度回落;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為31.3%，環比降0.5個百分點，同比降0.1個百分點。
易居研究院研究員沈昕表示，730政治局會議首次明確提出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市場預期隨之轉變，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率連續4個月上升，三季度杠桿率和房價指數漲幅同步下行。若年內5年期LPR不調整，預計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率將繼續橫盤小幅震盪，部分城市房貸利率還有可能進一步小幅上行，四季度居民購房杠桿率還將下降，百城房價指數環比漲幅也將繼續收窄。同時需要注意到，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不斷創新高，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這也預示著房產金融政策短期內仍難松綁。
個人住房貸款余額走勢
報告稱，從人民銀行季度公布的個人住房貸款余額走勢來看，近年來呈現持續增長態勢。
數據顯示，2019年三季度末，個人住房貸款余額29.05萬億元，同比增長16.8%，增速比上季度末低0.5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低1.1個百分點。
觀察歷史數據，2004年四季度-2014年四季度的10年間，個人住房貸款余額由1.6萬億元上升至11.5萬億元，期間新增房貸余額約9.9萬億。2015年-2017年四季度，短短3年時間，貸款余額迅速攀升至21.9萬億元，期間新增貸款余額約10.4萬億。對比2004-2014年間的9.9萬億余額新增可以看出，本輪僅用了30%的時間卻增加了105%的貸款。
回顧過去13年數據，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同比增速最高點出現在2009年四季度(60%)，這與四萬億刺激有關。此後2010-2011年間，中央相繼出台了「國十一條」、「國十條」、「9.29新政」、「新國八條」等調控政策，大幅提高了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以及貸款利息，個人房貸余額增速隨之回落，2012年二季度回落至11%。2012年三季度個人房貸余額同比增速開始回升，2013年四季度達到21%後重新回落。2014年-2015年二季度間，個人房貸余額同比增速一直在17-18%區間內盤整。2015年三季度開始，個人房貸余額同比增速快速提升，加上國家不斷出台的一系列去庫存利好政策，2017年一季度超過了之前5年的增速水平達到35.7%。
2017年二季度，個人房貸余額同比增速出現回落(30.8%)，此後8個季度繼續保持回落態勢，2018年二季度以來回落速度有所趨緩，2019年三季度回落至16.8%。四季度來看，預計短期內全國性的調控政策不會放鬆，商品房銷售難有大起色，個人房貸余額同比增速還將進一步小幅回落。
個人住房貸款余額新增額走勢
報告對人民銀行季度公布的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做差估算出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季度新增額走勢。數據顯示，2019年三季度，個人住房貸款余額新增10900億元，環比持平，同比增長5%，房貸余額新增額目前絕對值仍處於歷史較高位。
報告稱，觀察歷史數據，2016年四季度以來，個人住房貸款余額新增額連續回落。2017年四季度，個人住房貸款余額新增額進一步降至8000億元，同比下降33%。2018年前三季度連續反彈，四季度下降至8700億元。2019年一季度個人住房貸款余額新增額反彈至11200億元，這是由於央行2019年1月份全面降准1個百分點後，流動性較為充裕，商業銀行放貸意願較強。二季度個人住房貸款余額新增額環比一季度小幅下降，三季度與二季度持平。
從全國人民幣新增貸款中個人房貸佔比來看，2019年三季度，個人住房按揭貸款新增額佔新增境內貸款比例為28%，環比下降0.6個百分點，同比上升2.4個百分點。
觀察歷史數據，該指標大致出現三個高點(30%以上)，分別發生在2007、2009年和2016年。2016年三季度，該指標連續刷新歷史最高值，達到53%。也就是說，新增境內貸款中有將近一半流向了住戶按揭貸款。2017年，個人住房按揭貸款新增額佔新增境內貸款比例連續兩個季度下降，三四季度重新回升。2018年一季度該指標回落，此後三個季度小幅上升。2019年一季度該指標回落，二季度再次上升，三季度小幅下降。從絕對值來看，該指標已經回到2016年初水平，但仍高於2008年以來平均值較多，說明住戶部門房貸去杠桿未來仍有空間。
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走勢
報告將個人住房貸款余額新增額佔全國一、二手房成交總額的比重與9%公積金貸款佔全國住宅成交總額比重的歷史平均值加總，估算出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
數據顯示，2019年三季度，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為31.3%，環比下降0.5個百分點，同比下降0.1個百分點。觀察歷史數據，從2015年三季度開始，居民購房杠桿快速上升，2016年四季度達到2010年以來最高位，為44.6%。2017年一季度，該指標小幅回落至44.4%，此後7個季度連續下行，2019年一二季度小幅上升，三季度再次下行。
報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居民購房杠桿率上行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其一，央行2019年1月份全面降准1個百分點後，流動性較為充裕，商業銀行放貸節奏加快。其二，全國首套房貸利率2018年12月-2019年5月連降6個月，居民貸款意願增強。但三季度部分熱點城市首套房貸利率紛紛上調，6月份以來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率已連續4個月上升。這使得居民貸款意願減弱，三季度居民購房杠桿率小幅下降。國慶長假後，全國住房按揭貸款市場執行了新的LPR定價機制，但從各地的執行情況來看，與之前的貸款利率相比基本保持穩定。若年內5年期LPR不調整，預計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率將繼續橫盤小幅震盪，這將制約居民貸款意願進一步增強。
此前央行發布消息稱，要求保持個人住房貸款合理適度增長，嚴禁消費貸款違規用於購房，加強對銀行理財、委託貸款等渠道流入房地產的資金管理。9月監管嚴查信用卡資金流入樓市情況，包括境內房地產類商戶、房產相關契稅等，多家銀行信用卡中心下調房地產類商戶交易限額，並限制在住宅、地產中介等商戶刷卡交易。當前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連續2個季度回升後有所下降，目前來看短期內房貸政策很難全面放鬆，預計2019年四季度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還將繼續小幅下降。
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與百城房價指數關系
報告比較全國居民購房杠桿率與百城房價指數季度環比漲幅走勢發現，房價漲幅與居民杠桿率總體呈現正相關關系。2015年一季度開始，居民購房杠桿率和房價指數同時出現大幅攀升態勢，房價指數季度環比漲幅在2017年二季度見頂，居民購房杠桿率在2016年四季度見頂，主要原因是2016年底開始越來越多的城市收緊信貸政策。2018年一季度，杠桿率和房價指數漲幅同步下行。二季度杠桿率進一步下行，房價指數漲幅擴大，這主要是二季度部分二線城市樓市有升溫跡象，三四線城市還在輪動上漲。7.31政治局會議後，市場明顯降溫，三四季度杠桿率和房價指數漲幅同步下行。
2019年一二季度，杠桿率和房價指數漲幅同步上行。730政治局會議首次明確提出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市場預期隨之轉變，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率連續4個月上升，三季度杠桿率和房價指數漲幅同步下行。若年內5年期LPR不調整，預計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率將繼續橫盤小幅震盪，部分城市房貸利率還有可能進一步小幅上行，四季度居民購房杠桿率還將下降，百城房價指數環比漲幅也將繼續收窄。
全國住戶部門杠桿率走勢
從歷史數據來看，2007–2008年，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保持在20%以下的較低水平，2008年末為17.9%。2009年初至2010年二季度，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隨著「四萬億」刺激政策的推出，房地產市場快速回暖，住戶部門杠桿率快速上升，此後至2012年底，上升趨勢減緩。2013年一季度，住戶部門杠桿率達到31%，首次突破30%，此後連續快速上升至今。2018年底，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為53.2%，相比2008年底增長了35.3個百分點。2019年三季度，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繼續上升至56.3%，環比上季度上升1個百分點，同比去年同期上升4.1個百分點。
國際清算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末，所有統計國家的住戶部門平均杠桿率為59.7%，發達國家為72.1%，新興市場國家為39.9%。目前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低於國際平均水平，但高於新興市場國家平均水平。但需要看到的是，在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快速上升的同時，其他主要經濟體的住戶部門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去杠桿。例如，美國住戶部門杠桿率從2008年末的95.4%顯著降至2018年末的76.3%，同期日本住戶部門杠桿率從59.5%降至58.1%，歐盟從60.4%降至57.7%。且近年來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增速較快，如果不加以控制，未來幾年有可能超越歐盟和日本。
全國住戶部門貸款余額/存款余額走勢
全國住戶部門貸款余額和全國住戶部門存款余額的比值變化，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住戶部門的資金杠桿走勢。2007年一季度-2009年一季度，住戶部門貸存款余額比例在20%-30%之間小幅波動。2009年二季度開始，住戶部門貸存款余額比例基本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尤其是2016年以來呈加速上行趨勢，這與2016年以來住戶部門貸款余額增速較高有關。住戶部門貸存款余額比例從2008年末的25.3%上升至2018年末的66.1%，期間上升了40.8個百分點。2019年三季度，住戶部門貸存款余額比例上升至66.2%，創歷史新高。
近年來住戶部門貸存款余額比例持續上升，與存款余額增速持續下行，貸款余額增速持續高於存款余額增速有關。住戶部門存款余額增速持續放緩，可能有多方面原因。一是與居民消費觀念的轉變有關，過去大多數居民的節約型消費方式已不再是主流，與之相應的高儲蓄率也逐漸降低。
二是與居民代際更迭有關，目前，80後、90後已逐漸成為消費市場的主力，他們不再像父輩、祖輩那樣熱衷於儲蓄。
三是理財方式發生了變革，銀行理財產品、互聯網理財產品等分流了一部分的銀行存款。
四是實物類資產住房正在成為中國家庭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越來越多的居民熱衷於將貨幣類資產的儲蓄存款和理財產品轉化為房產。
住戶部門貸款余額增速持續高位也與住房貸款持續高增長有關，從央行公布的數據來看，2008-2018年，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在住戶部門貸款余額中的佔比為45%-54%，即個人住房貸款佔住戶部門總貸款的一半左右，是居民負債的最主要組成部分。隨著近日央行強調，要保持個人住房貸款合理適度增長，嚴禁消費貸款違規用於購房，預計下半年住戶部門貸款余額增速將會有所放緩，住戶部門貸存款余額比值的上升趨勢也將趨緩。
(來源：中新經緯）

『貳』 居民資金杠桿率到底是怎麼算的

杠桿比率到底怎麼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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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銀行配資業務重啟 杠桿率1:1.5到1:2.5之間 2.融資融券的比例為1：1，和買房首付是20%，那麼杠桿率為有

『叄』 適度引導居民部門加杠桿有多重好處

你可以參考一下！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肆』 當前我國居民杠桿率是在上升還是下降

關於居民個人、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破產？

『伍』 如何積極穩妥去杠桿

如何積極穩妥去杠桿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積極穩妥去杠桿。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去桿杠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認真面對並妥善解決的問題。

2008年金融危機後,我國杠桿率快速提高,其中企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最高,是美英的兩倍多

總體來看,對於目前我國的杠桿率問題,需要重點關注並明確三個特點。

一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非金融部門的杠桿率快速提高。以國際清算銀行(BIS)統計公布的信貸與GDP的比例作為杠桿率的衡量指標,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為255.6%,其中,政府部門杠桿率為46.1%,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66.2%,家庭部門杠桿率為43.2%。2008年至2016年三季度末這段時間,四個杠桿率指標增幅都在70%以上,家庭部門的杠桿率增幅甚至超過140%。

二是從國際范圍看,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整體不算高,但企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最高。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低於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高於新興市場國家；政府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處於最低水平,不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50%；家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也處於較低水平,僅高於新興市場國家平均水平；受基數較高並且增長速度較快等因素影響,企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最高,比BIS統計報告的國家和地區企業部門杠桿率平均水平高出75%,是美國、英國的兩倍多。根據中國社科院所做的測算,國有企業債務在企業部門債務中的佔比約為65%,國有企業負債率明顯高於民營企業。

三是加杠桿的資金來源中,雖然仍然是以銀行為主,但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規模和佔比正在快速提高。根據BIS的統計,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企業部門、家庭部門加杠桿的過程中,約有四分之一的資金來自非銀行金融機構。而在2007年之前,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比例尚不足十分之一。近幾年銀行金融同業業務發展的情況也可佐證這一點。2008年-2016年,銀行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債權均值約為7萬億元,是2001-2007年的7倍多。由於銀行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債權規模快速增加,導致其占銀行業總資產的比例從2001-2007年的2.7%升至2008-2016年的4.7%。同業資產增速快於銀行業總資產增速,為非銀行金融機構從銀行融入資金再給企業貸款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也為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出於規避監管等目的,借道非銀行金融機構為兩高一剩、房地產行業貸款提供了充足的資金。

杠桿率的過快上升增加了經濟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就可能導致風險蔓延進而引發危機

我國的杠桿率快速增長並且企業部門杠桿率較高的促成因素較多。從宏觀經濟方面看,主要包括國際和國內兩方面的因素。國際上,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為了應對危機,各國普遍採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以穩定經濟增長,流動性較為充裕,我國的投資壞境較好吸引了大量國際資金流入,為加桿杠提供了充裕的資金。而國內也針對金融危機採取了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貨幣政策也相對寬松,不僅降准降息而且貨幣超發問題相對突出。2008-2016年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年增長率比GDP增長率高7.5個百分點,而2001-2007年只有5.8個百分點,增長了1.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GDP年均增長率從2001-2007年的10.8%降至2008-2016年的8.4%,下降了2.4個百分點。貨幣超發的同時經濟增速卻在下降,推動了杠桿率提升。

從金融方面看,我國融資方式中以債務融資為主,也會導致杠桿率提升。長期以來,國內高儲蓄率為投資導向的經濟模式發展提供了充裕的資金,也推動了以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為主業的銀行業規模壯大,讓其有足夠的規模和實力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大量的信貸資金。2016年底,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達到232萬億元,是信託、保險、證券、期貨、基金、融資租賃業總資產之和的5倍多,是當年GDP總量的3倍多。這些都為債務融資發展提供了充裕的資金供給。而從資金需求看,我國企業稅負較重且稅收征繳中債務利息具有稅盾效應,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問題增大了其主動負債的動機,以及企業破產清算成本較高等,均導致企業部門也有較強的債務融資偏好。據中國金融論壇課題組的研究,國內預算軟約束問題突出的國有企業,其杠桿率較同類企業明顯更高。

杠桿率增長速度較快,企業部門杠桿率高,都存在較大的風險隱患。就國外的情況看,幾乎歷次經濟金融危機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杠桿率快速提高的情況,杠桿率的過快上升增加了經濟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就會導致風險蔓延進而引發危機。這方面,2016年我國居民部門房地產貸款飛速增長需要高度關注。據人民銀行的統計數據,2016年居民中長期貸款全年新增5.7萬億元,約占當年新增人民幣貸款的45%,比2015年居民中長期貸款增長86%。家庭的資產配置中,對於房產配置的比例過高,而金融資產佔比較低,不僅微觀層面存在較大的風險,也加劇了宏觀層面的房地產資產泡沫。企業部門杠桿率高加劇了企業的債務負擔,特別是在近幾年企業盈利能力下降的情況下,企業償債能力下降,過重的債務負擔不僅企業難以承受,也易於導致再融資的成本更高。金融加速器理論表明,銀行監督企業的交易成本與融資溢價正相關,而融資溢價與杠桿率正相關,即杠桿率越高,銀行貸款所要求的利率越高,以抵消企業可能的違約損失。企業越來越高的融資成本與逐步下降的盈利能力同期出現,勢必埋下更多的風險隱患。

去桿杠需要從源頭上控制好貨幣供給量,同時採取盤活存量資產、加快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等措施,積極穩妥推進

對於杠桿率快速提高,以及企業部門杠桿率較高,我們必須高度警惕,採取針對性的措施,積極穩妥去杠桿。

具體而言,首先需要明確去桿杠的思路和重點。杠桿本身並不是壞事,而杠桿率快速提高,杠桿率較高易於引發風險,需要密切關注。也正是如此,去杠桿並不是不加區分的把杠桿都去掉,而是要重點控制杠桿率的過快上升,降低企業部門尤其是國有企業部門的高杠桿率。也就是說,去杠桿要同時兼顧杠桿率過快上漲和企業部門高杠桿率。對於政府部門,目前中央政府杠桿率低,而地方政府杠桿率高,要合理調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桿率。在地方政府債務置換規模有縮小的預期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杠桿率問題也要予以關注。家庭部門杠桿率高主要是用於配置房產,要重點關注其杠桿率快速提高的問題。尤其是要通過對房地產的調控,減少家庭部門加杠桿配置房產,讓房子回歸其居住屬性。就國際經驗看,去桿杠的成效並不是立竿見影的,也不是單一措施就可以全面解決的,對此需要有一定的心理預期。

其次要控制貨幣量,對金融業務進行規范。杠桿率快速提高,企業部門杠桿率高,也是因為貨幣超發流動性充足所致,在這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種貨幣現象。從這個角度看,去桿杠需要從源頭上控制好貨幣供給量。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合理控制貨幣發行規模,管好貨幣供應的總閥門。在此基礎上,結合基礎貨幣供給方式變化,適當提高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短期借貸便利等流動性管理工具的價格水平,降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從央行融資並進行套利的積極性,以控制金融機構負債的總規模。對於近幾年快速發展的金融同業業務,不排除其發展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但其中不規范、不透明的問題較多,需要通過加強監管減少同業套利空間。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非銀行金融機構對非金融部門加杠桿也提供了較多的資金,因此我們不僅要管理好銀行業特別是中小銀行同業業務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管理也不容忽視。

最後要推動經濟發展和融資方式轉變。杠桿問題是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也需要用推動經濟發展的辦法,在發展中予以解決。在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結構性因素與周期性因素疊加的情況下,既要對經濟增長速度有合理預期,也要積極通過創新、加快改革、完善體制機制,穩定經濟增長。要通過國有企業的資本金補充機制、激發民營企業投資積極性、稅收制度改革等,提高企業部門競爭力和盈利水平,以做大分母的方式降低杠桿率；要積極促進企業盤活存量資產,推進不良資產證券化,加快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降低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壓力。在這個過程中,也要完善企業破產制度規定,降低企業退出成本。要規范並完善企業上市管理制度,發展好多層次資本市場,為企業通過資本市場進行股權融資提供製度支持和市場保障,從而逐步降低對債權融資的依賴。

總之,對於我國杠桿率快速提高、企業部門杠桿率高的問題要高度重視,去杠桿也要積極穩妥,根據杠桿的實際情況與最新變化,平衡好經濟增長和去杠桿之間的矛盾,統籌好各方面都因素,既要控制好資金的供給端,也要調節好資金的需求端,採用多種手段從多方發力,以保障去杠桿的成效。

『陸』 三部門發力「降溫」樓市，西安控價迎來更嚴階段

今年以來，隨著穩增長政策效果逐漸顯現，「因城施策」導向下部分地區調控政策力度有所弱化、房地產市場需求有所回暖，房價穩中略升，市場預期有所分化。

最近，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樓市局部出現過熱。銀保監會、央行及住建部三大監管部門對此發出不同的預警信息：調控總體基調未變，房地產融資難言寬松。

而此間，國家統計局西安調查隊介入西安商品房控價，意味著西安房價控制將更趨嚴格。

—— 壹 ——

5月10日，金融市場司副司長鄒瀾在的媒體通氣會上稱，房地產調控和房地產金融政策的取向沒有發生改變，央行將繼續嚴格遵循「房住不炒」的定位，落實好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繼續做好房地產市場資金管理的相關工作。

在監管部門喊話為樓市「滅火」的同時，部分「闖紅線」違規進入樓市的資金，也頻頻受到處罰。

5月17日，銀保監會印發《關於開展「鞏固治亂象成果促進合規建設」工作的通知》，對2019年銀行保險機構整治工作進行部署。房地產融資亂象更是被單獨點名。

在4月1日到5月20日，50天左右的時間里，各地銀保監局開出了223張海量的罰單。其中：涉及違規「輸血」房地產的罰單就有32張，有15家金融機構受到處罰，罰沒金額合計1068.8萬元。

渤海銀行濟南分行變相為房企提供土地儲備融資等行為，山東銀保監局對其作出罰款40萬元的處罰；上海農商銀寶山支行2017年違規發放貸款，被用作拍地保證金、土地出讓金，上海銀保監局對其作出責令改正、罰沒合計228.7968萬元。

銀保監會新聞發言人近日也公開表示，要堅決避免房地產和金融資產泡沫。這說明，在金融管控方面，嚴防支持實體經濟和小微企業發展的降准資金流入房地產的大門依然要緊閉。

而早在一個月前，銀保監會就發文重申，繼續遏制房地產泡沫化，控制居民杠桿率過快增長。

從2019年第14批商品住房價格公示開始，由「經市發改委、市住建局、國家統計局西安調查隊2019年第4次聯席會議研究通過」。

這意味著：現在的房價備案須經過至少三方的認可才會公示；國家統計局西安調查隊參與對西安備案價格進行指導，限價政策將較以往更為嚴格。

『柒』 2018年銀行業防風險攻堅戰怎樣打

1月26日消息，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銀行監管應該怎麼干？銀監會26日給出答案：嚴控對高負債企業融資、嚴控個人貸款違規流入股市和房市、清理規範金融控股集團、有序處置高風險機構等。

2017年大幅下降的同業業務將繼續被收縮。銀監會表示，要繼續壓縮同業投資，將特定目的載體投資作為監管檢查重點，對委外機構實行名單制管理。同時嚴格規范交叉金融產品，推動銀行及早開始理財業務轉型，逐步壓縮銀信類通道業務。

以改革促進銀行業提高服務能力也是銀監會2018年的工作重點。銀監會表示，要加快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銀行制度，加強股東穿透監管，規范董事會、監事會運作。全力推動銀行業向高質量發展轉變，重塑資產負債表和表外業務表兩張報表，再造監督評價和監管評級兩大體系。

『捌』 央行表示我國居民杠桿率在國際處合理水平，你對杠桿率有何了解

央行表示我國居民杠桿率在國際處合理水平，但是人們對於杠桿率的了解不是很深，在這里給大家解釋一下杠桿率。

在金融中，杠桿的含義很明確，這意味著經濟實體承擔的債務與自身資產的比率，並且意味著經濟實體使用自身資產履行債務的程度。迅速上升的杠桿比率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風險因素。近年來，居民的杠桿比率增長過快，居民的債務過分集中在住房投資上，這加劇了房地產泡沫。

但是，如果投機者對房價有相同的期望，它將使房價上漲的趨勢由群體的期望形成。為了將來獲得豐厚的利潤，他們將開始購買大量房地產以促進房價的上漲。隨著房價的快速上漲，這將導致更多的投機者購買房屋。房價上漲的預期將進一步成為集團的預期。最後，整個團隊將加入購房大軍，這使房價遠離其價值。這個過程通常存在於房地產價格上漲的過程中。這種情況是：由於一定的因素，房地產價格上漲，使得投機需求持續增加，投機者將購買大量房地產拉高房價，人們形成了對房地產價格上漲的一致預期並急於購房，導致居民總債務不斷增加。

『玖』 房貸利率上浮跡象明顯 居民杠桿率上漲過快仍需警惕

多地房貸利率上浮跡象明顯。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近半個月，成都、福州、蘇州、南京、合肥、杭州等地的首套房、二套房按揭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調，且部分銀行出現額度緊張、放款周期變長的現象。一方面，部分地方監管部門有意引導利率上行，謹防樓市過熱，另一方面，部分銀行也對自身的房貸額度進行了調整。
近月來，房地產調控顯現出「掐尖」的特點，即謹防部分地區房地產價格漲幅過大和冒頭。不僅是房貸政策，多地的購房政策、土地政策等全方位從緊。業內人士表示，在房地產調控趨緊的同時，未來一段時間，防止居民購房杠桿率過快上漲仍將是相關政策的主基調。
部分重點城市房貸利率上浮
一位南京地區銀行房貸業務相關人士對記者說，為防止樓市過熱，相關地方監管部門有意引導房貸利率上浮一定比例，目前該銀行整體房貸業務額度也有一些收緊。
某國有大行杭州某支行營業部主任對記者說，目前該行的首套房房貸利率是從上浮5%提高到上浮8%，放貸額度也需要等候。另一家位於杭州的銀行的相關人士也表示，首套房房貸利率目前也上浮到8%，二套房房貸利率則維持在10%，沒有變化。該人士也表示，目前房貸額度較為緊張。
融360大數據研究院一周前發布的最新監測數據顯示，天津地區有11家銀行首套房貸款利率由基準漲至最低上浮5%，蘇州地區有5家銀行上調首套房貸款利率，南寧地區多家銀行也上調了房貸利率水平。另外，寧波地區房貸利率最近也開始悄然上漲。中行、交行和興業率先將首套房房貸利率由基準上浮5%調整至上浮10%，二套房房貸利率由基準上浮10%調整至上浮15%。
整體來看，目前房貸利率上浮主要集中在部分重點城市。一位國有大行房貸業務相關人士對記者說，目前總行層面在房貸政策上沒有明顯變化，不過地方上會根據市場情況以及地方政府的調控要求進行調整。
華泰證券發布報告稱，按揭貸款利率出現上調或者額度控制的城市大多為今年房地產市場景氣度較高的城市。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5月70城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同比增長11.3%，環比增長0.7%。近期房貸利率有所調整的成都、福州、南寧、武漢、西安等新房價格同比漲幅均高於70城平均水平。
穩房價穩地價 調控態勢明顯
房貸政策的收緊可被視為房地產整體調控趨嚴的一個縮影。中原地產研究中心最新報告顯示，2019年上半年，全國各地房地產調控政策發布高達251次，相較2018年同期的192次上漲31%。從6月單月來看，我國各地房地產調控政策發布次數達46次，較5月也有明顯增長。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表示，在2018年11月前，各地發布的樓市調控政策以收緊為主，從2018年11月開始，各地發布的收緊的樓市調控政策明顯減少。今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強調「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自那時起，房地產調控政策收緊態勢則再次顯現。
業內人士表示，近月來房地產調控顯現出「掐尖」的特點，即謹防部分地區房地產價格漲幅過大和冒頭。
在樓市方面，在4月底和5月中旬，住建部兩次對此前價格累計漲幅較大的10個城市發布預警。隨後，蘇州召集30餘家地產商舉行座談會指出，要將今年當地房價漲幅控制在5%之內。而西安也在房價連續上漲39個月後，發布最嚴限購令，即自6月20日起，從市外遷入戶籍的居民家庭在西安購房需滿足落戶滿1年、或在本市連續繳納12個月的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的條件。而對於非西安戶籍的居民家庭，則需滿足在本市繳納個人所得稅或社會保險滿5年的條件才可在西安購房。
在土地方面，東莞日前則出台最新的土地報價規則。在新的規則下，土地拍賣不再是價高者得，土地的最終成交價是最接近所有報價者的終次報價的平均價。這樣做可以限制「地王」的誕生。
58安居客房產研究院首席分析師張波分析稱，上半年調控呈現出「雙邊多點」效應，「雙邊」即在因城施策下，熱點城市政策總體從緊，而存在房價下跌風險的城市會出台「托市」政策；「多點」體現在調控不僅針對房價，還針對地價、限售、限購、公積金等多維度。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秦虹表示，目前房地產市場管理的要求目標就是可量化、可考核的三穩：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穩地價是前提，穩房價是結果，要防止房價透支過多所帶來的後續一系列的經濟、金融、社會、城市方方面面的風險，穩預期是根本，必須建立一個對未來房地產政策、房地產市場比較清晰的預期判斷。
居民杠桿率上漲過快仍需警惕
業內人士表示，在房地產調控趨緊的同時，未來一段時間，防止居民購房杠桿率過快上漲仍將是相關政策的主基調。
融360大數據研究院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居民杠桿率水平為53.2%，遠低於美國居民的76.1%。不過，業內人士也表示，雖然目前我國居民杠桿率絕對水平較低，但是仍需警惕其過快增長的風險。
恆 大研究院院長任澤平就表示，我們仍應警惕居民杠桿過快上升風險。中國居民部門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經歷了三輪快速加杠桿，杠桿水平從新興市場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迅速靠攏，安全空間被快速消耗。居民杠桿的過快上升將帶來銀行資產惡化、金融風險積聚以及抑制居民消費增長等不良影響。
這一問題也已經引發了監管部門人士的高度警惕。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日前在第十一屆陸家嘴論壇上表示，近些年來，我國一些城市的住戶部門杠桿率急速攀升，相當大比例的居民家庭負債率達到難以持續的水平。更嚴重的是，新增儲蓄資源一半左右投入到房地產領域。房地產業過度融資，不僅擠占其他產業信貸資源，也容易助長房地產的投資投機行為，使其泡沫化問題更趨嚴重。他表示，房地產市場具有很強的區域性特徵，不同地區房價有漲有跌都很正常。但是，「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歷史證明，凡是過度依賴房地產實現和維持經濟繁榮的國家，最終都要付出沉重代價，凡是靠盲目投資投機房地產來理財的居民和企業，最終都會發現其實很不劃算。

『拾』 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中國需要發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這需要持續的保障性住房投資。
日前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針對下半年的工作部署，強調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會議還提出加快發展租賃住房，落實用地、稅收等支持政策。
在此次會議召開前，國務院公布了《關於加快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的意見》，各個部門也陸續出台政策強化針對地產市場的調控，落實房住不炒的精神。大力發展具有保障性質的租賃住房，是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的重要途徑，這也是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的2021年工作重點任務之一。
也就是說，建設保障性租賃住房主要是為了解決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針對的很大部分是剛剛留在大城市的新市民和年輕人。近些年來，大城市房價不斷上漲，年輕人留下工作和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即使是合租，可能也要花費月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壓力較大。給他們提供廉價的保障性租賃住房，可以減輕他們融入並紮根城市的壓力，同時，大量地增加保障性租賃房，也可以穩定大城市的房價。因為需求的周期會被拉長，也會抑制商業住宅的租賃價格，降低租賃收益預期，增加投資性住房的持有成本。
加快擴大租賃住房的供給，也是為了避免居民杠桿率過快上漲後引發金融風險並影響消費，同時避免這種情況對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影響。中國居民杠桿率從2000年不到5%增長至去年年底的62.2%，已超過德國和日本的水平，增長空間已經不大。居民杠桿率上漲主要是被購置住房所驅動。當居民因為住房抵押貸款而大幅增加杠桿率的時候，會對消費產生明顯的擠壓。在過去的十幾年裡，每一輪房價上漲周期後，消費增速都會持續放緩。
當前，中國正在構建以擴大內需為主要標志的新發展格局，如果居民杠桿率繼續攀升，就算不進一步對消費造成直接擠壓，也會推高商業成本，產生貨幣貶值效應，削弱購買力。與此同時，也可能導致部分年輕人不敢婚育，這不僅可能影響人口結構與經濟結構，還會因資產價格膨脹拉大貧富差距，產生一系列復雜的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通過各種限購政策以及其他金融調控措施「冷凍」市場，雖然可以穩定房價以及避免居民杠桿率在短期內繼續高速攀升，但也會影響到房地產投資以及部分新市民的合理居住需求。地產投資的持續下降會在消費不振的條件下，對經濟穩定運行產生影響。而且從一個長周期角度看，在經濟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完成前，中國還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資驅動力。
因此，中國需要發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這需要持續的保障性住房投資。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當前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90199萬人，佔63.89%，這僅僅體現為居住人口。事實上，大部分農民工只是暫住在城市，並沒有全家移民城市並獲得市民應有的社會公共保障。如果數億農民工無法轉化為市民，尤其是其中數億人口月收入還較低，那就難以形成有效消費，也難以幫助消化國內龐大的產能。
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重視分配，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尤其是要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轉換。「十四五」規劃要求在此時期內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65%」。但是，即使提高他們的收入並享有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務，如果不解決住房問題，他們還是可能會因為「按揭貸款」返貧，也就難以進行消費和投資教育。因此，就像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錫文日前所說，對於希望在城市落戶的進城農民，如何為他們提供保障性住房以及解決好仍然居住在農村的老人養老問題，是最迫切的需求。
在過去的20多年，中國城市建設和基礎設施巨大發展中包含了農村土地以及農民工的巨大付出。現在，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城市和工業反哺，政府要為新市民、年輕人以及市民化的農民工提供保障性租賃房，需要加大財政支出為這些新市民提供公共服務，強化政府的民生服務功能，這是在分配調整中，政府需要做也必須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