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背景及展望

⑴ 我國的外匯管理體制經過了怎樣的演進如何評價當前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摘要 您好，很高興為你解答

⑵ 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國貨幣市場影響

綜合分析匯改的歷史成因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進歷程
1994年以前，我國先後經歷了固定匯率制度和雙軌匯率制度。1994年匯率並軌以後，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東南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收窄，實際上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從表1可見，25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總體經歷了一個不斷貶值的過程，由1981年一美元兌1.70元人民幣到1994年匯率改革時的一美元兌8.61元人民幣，隨後幾年略有上升，而1997年以來基本穩定在1美元兌8.27人民幣水平。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原因分析
我國在1994年開始實施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事實上是在1997年之後是以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該匯率制度符合當時我國的國情，為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維護地區乃至世界經濟金融的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但是，進入2000年以後，隨著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原有匯率制度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
1.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嚴重
進入2000年以來，我國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雙順差」呈擴大的趨勢，2004年尤其明顯。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近年來美元不斷對外貶值，由於人民幣盯住美元，於是也跟著貶值，相對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民幣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估。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我國商品和服務出口的競爭力，使經常項目順差不斷擴大；二是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加大了外商對我國的投資，尤其是促使大量短期資金流入，使我國資本金融項目順差快速擴大。我國國際收支項目中不斷擴大的「雙順差」，加劇了我國跟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尤其是美國與歐洲，屢屢對中國挑起貿易之戰。
2.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挑戰
受我國國際收支連年順差的影響，我國外匯儲備在近幾年增長極其迅速，僅2004年就增長了2067億美元，增幅達到近50%，至2005年6月底，我國外匯儲備已高達711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造成了我國貨幣投放的過快增加，2004年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壓力。為了抑制國內信貸投放過猛、部分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嚴重的現象，中國人民銀行不得不採取在公開市場上對沖外匯占款的做法，對沖比率不斷提高，以至出現「無券可用」的情況，只能通過不斷滾動增發央行票據來回籠資金，使得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挑戰。
3.國際熱錢大量湧入
1997年以來的我國實質上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在促進我國出口和吸引外資發展的同時，也給國際熱錢入侵留下了可乘之機。近十年來，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我國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大，國際上對我國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不斷上升，國際炒家通過各種途徑大舉進入我國，豪賭人民幣升值。大量熱錢的湧入，在很大程度上危害了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加大了我國的金融風險，不利於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因此，為了進一步加強我國經濟金融穩定性，需要對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制度進行改革。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時機選擇分析
盡管2003年以來，歐美各國屢屢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但是中國政府頂住了壓力，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在當前人民幣升值預期降低情況下進行匯率制度調整，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是相對比較科學的。
1.國內條件分析
從國內實際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條件是相對成熟的。首先，我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快速增長勢頭，2004年的GDP增長率高達9.5%，今年上半年仍然保持了9.5%的增幅，這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奠定了扎實的經濟基礎。其次，經過一年多的著力調控，我國經濟宏觀調控收到很好的效果，原先過熱的國內固定資產投資進入相對穩健的狀態，通貨膨脹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費物價水平降到了2.3%水平；第三，我國外匯市場發展迅速金融改革成效顯著，如外匯管理逐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不斷加強，市場工具逐步推廣，各項金融改革取得了實質性進展。這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後的正常運行創造了市場條件。
2.國際條件分析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國際條件同樣趨於成熟。近來由於美國經濟增長加快和美聯儲的持續加息，從2001年開始的弱勢美元最近走向強勢。從今年1月份開始，美元對歐元、日元匯率開始大幅度升值。由於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掛鉤，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匯率也隨即走強，人民幣升值預期降低，升值壓力減輕。這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緩解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帶來的外部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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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現行匯率制度及正確認識人民幣匯率的波動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內容及其影響分析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內容解讀
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將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即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參考一籃子表明外幣之間的匯率變化會影響人民幣匯率，但參考一籃子不等於盯住一籃子貨幣，它還需要將市場供求關系作為另一重要依據，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一改革特點集中體現了我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所主張的「主動性」和「可控性」原則，既有利於政府對匯率制度靈活操作，又不至於引發匯率的過大波動。
這次改革的又一重要內容，是對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水平進行小幅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由1美元兌8.27元人民幣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這一調整幅度主要是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的，同時也考慮了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與上個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後日本日元對美元升值將近一倍相比，我國政府頂住國際壓力，對進行人民幣小幅升值，有利於我國經濟金融穩定與持續發展。這一特點集中反映了我國政府在人民幣匯制改革中的「主動性」和「漸進性」原則。

（二）人民幣匯率小幅升值的影響分析
這次人民幣匯率小幅升值，會對我國經濟產生利弊兼有的影響，但總體而言是利大於弊。
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好處有：一是人民幣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國企業進口成本；二是人民幣升值可以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近年來，我國出口商品基本上處於薄利多銷的狀況，出口利潤的增長遠低於出口量的增長，實際資源轉移速度加快，這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利的。人民幣升值後，出口商的人民幣收入相應減少，為了保持原有的利潤水平，其或是提高出口商品的國外售價，或是減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量，從而使貿易條件得到改善。三是有利於減少國際貿易磨擦。近年來，國外對我國出口商品的反傾銷及其它貿易爭端不斷加劇，商品出口的國際環境惡化，人民幣升值使中國商品國外銷售價格提高，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狀況；四是有利於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一方面，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企業進口先進技術、設備的成本，有利於出口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技術升級。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壓縮了我國出口商品的利潤空間，促使企業減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增加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五是人民幣升值有利於我國企業的跨國投資活動。人民幣升值節省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成本，使得國內企業更容易「走出去」；六是可以減緩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從而減少由外匯儲備過快增長而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
人民幣升值的不利之處有：一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出口貿易起到抑製作用。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出口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靠價格取勝，人民幣升值削弱了很多商品出口的價格競爭優勢，從而影響我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出口的抑制又會加大就業壓力。我國出口企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吸納了眾多的勞動力就業。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影響遠大於對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型企業的影響，一旦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放緩，勢必造成就業壓力；三是人民幣升值會在一定程度上減緩外商來華投資的增長速度，因為人民幣升值雖然會使已在華外資企業的資產增值，但卻會使准備前來中國投資的外商的投資成本增大。四是人民幣升值為已流入中國的國際游資提供了獲利機會，並有可能增強國際游資對人民幣繼續升值的預期，從而加劇國際游資的非正常流動。
綜上所述，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增大了我國匯率制度的彈性，更適合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雖然由於人民幣的小幅升值，短期內會引起我國進出口商品價格和貿易量的波動，但從長期來看，有利於我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有利於我國產業結構和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從而有利於我國對外貿易與整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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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匯率制度對我國貨幣市場影響

一、改革前匯率制度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制約

從1994年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到這次匯率制度改革之間，人民幣匯率雖然名義上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實際上卻是一種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從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出發，在資本趨於自由流動的過程中，貨幣政策只有同浮動匯率相配合，才能真正體現其有效性，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僅在短期內有效，從長期來看無效。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固定匯率制度的安排與我國貨幣政策之間的沖突日益明顯。特別是在此輪經濟過熱中，我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干預，其中主要運用了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從幾年前的「穩健」逐步轉向「適度從緊」。但是由於我國國民經濟連續多年的快速增長和美元的持續走低等原因，使得人民幣幣值被低估，幣值的低估嚴重製約了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一）貨幣政策獨立性降低

在開放經濟中，存在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的矛盾，即「三元悖論」。此次匯率制度改革之前，我國選擇的是固定匯率與貨幣政策獨立性，對國際資本流動實施較為嚴格的控制。在一國金融體系尚未完善，抗金融風險能力較弱的情況下，這種制度安排無疑是符合中國當時的經濟實際。然而，隨著我國加入WTO，在開放經濟的大趨勢下，伴隨著金融全球化、一體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國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逐漸加強，合法和違規的資本大量湧入，致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我國無法實現。事實上，在此輪經濟過熱的治理過程中，我國政府雖然穩定了人民幣匯率，但卻是以喪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為代價，對通貨膨脹的控制更多的依賴於行政手段，而不是貨幣政策。

（二）外匯儲備的激增對貨幣政策有效性和主動性提出挑戰

外匯儲備的增加主要源自於貿易順差和「熱錢」流動。由於人民幣幣值被低估，持續擴大的貿易順差和國外「熱錢」的蜂擁而至引起了我國外匯儲備的激增。今年上半年，我國出口為3423．4億美元，進口為3026．9億美元，貿易順差達到396．5億美元，而去年同期則是68億美元的逆差。截止到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7110億美元，同比增長51．1％；上半年外匯儲備增加1010億美元，同比多增337億美元，其中僅6月份外匯儲備就增加200億美元，同比多增8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激增會導致貨幣供給的增加，加大通貨膨脹壓力。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長而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央行不得不加大力度進行沖銷操作來阻止貨幣供給的增加，但這又會造成信貸收縮，進而增大人民幣利率上升的壓力，反過來又迫使央行買入外匯儲備，最終增加貨幣供給，導致央行試圖改變貨幣供給的努力會大打折扣。上半年，我國出現了「寬貨幣、緊信貸」的局面，在信貸收縮的情況下，廣義貨幣供應量（M2， M2由國內信貸和外匯占款組成）仍然大幅增加，這說明央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受到了外匯儲備的干擾，大大影響了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其有效性面臨嚴峻挑戰。

（三）利率工具的運用受到約束

在我國，由於固定匯率原因，利率政策手段的效果十分有限，再加之國際社會和金融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使得利率工具的運用受到約束：

1、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當我國上調（下調）利率進行緊縮（擴張）調控時，會導致資本項目的順差（逆差）。為了穩定匯率，央行在外匯市場上買入（賣出）外匯，從而增加（減少）了外匯儲備，進一步影響到基礎貨幣的投放，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利率政策的效果。

2、升值預期和跟隨美元的貶值導致我國出現大量貿易順差。在正常的經濟環境下，我國可以通過降低利率水平促使國內資金和國外短期資金外流，達到解決國際收支失衡的目的。但是，由於我國經濟過熱還未得到徹底解決，存在通貨膨脹壓力，降低利率有悖於宏觀調控的方向，以至於利率工具的運用面臨尷尬。

3、由於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存在，如果大幅提高利率會吸引更多的境外資金流入國內，增加外匯儲備，從而進一步增大升值壓力。正是由於利率無法較大提高，且國內物價水平較高，致使我國實際利率水平較低甚至出現負利率現象。在國內金融投資品種比較少的情況下，股票市場又是持續低迷，於是各路資金追逐投資，尤其是房地產，使得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長期處於高位運行。

（四）「熱錢」流動降低貨幣政策有效性

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的不斷加劇，大量「熱錢」通過各種合法及非法渠道湧入中國。「熱錢」的流動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的執行：首先，「熱錢」的流入增加了外匯儲備，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從而削弱了適度從緊貨幣政策的力度；其次，「熱錢」具有高度流動性和不穩定性，它的快速流入流出會對我國金融系統造成巨大沖擊，因而加大了央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調控的難度；最後，在我國股市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勢必有大量「熱錢」進入房地產市場，這將直接影響我國政府對房地產行業調控的效果。

二、匯率制度改革增強了貨幣政策有效性

此次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改變了匯率過於固定的狀況，形成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使得人民幣匯率更具靈活性，增強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第一，在「三元悖論」中，此次匯率制度改革使我國的匯率波動區間變寬，意味著我國在資本自由流動程度逐漸提高的背景下，通過放棄匯率穩定的目標而增加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我國可以獨立的行使自己的貨幣政策，通過匯率杠桿對國際收支進行自動調節，改變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因受多種因素牽制而被動行使貨幣政策的局面。

第二，匯率制度改革以後，人民幣匯率可以根據市場供求狀況，不斷地進行微幅調整以平衡國際收支，使中央銀行的外匯干預有一定的調控空間，擺脫了為穩定匯率而在外匯市場上買入（賣出）外匯，從而被動的增加（減少）基礎貨幣投放的困境，提高了我國貨幣政策的主動性。目前，人民幣的小幅升值，那麼出口將會適度減少而進口增加，這樣可以消化一定數量過剩的外匯儲備，對於提高下一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的效力有很大幫助。

第三，浮動匯率制下，調解利率對國際收支產生的影響，可以通過匯率波動來進行反向平衡，從而增加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例如，當我國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上調利率雖然會造成資本項目的順差而增加外匯儲備，但同時可以通過人民幣升值影響經常項目，抵消資本項目的順差，從而平衡國際收支，提高了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第四，靈活的匯率可以增加國際投機資本的投機風險，減少了國外「熱錢」的湧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壓力，降低了投機資本對我國經濟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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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行匯率制度下如何防範金融風險，制定投資計劃

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依然強勁，上半年GDP保持了9．5％的同比增長，CPI上漲2．3％，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5．4％，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23．5％，成為固定資產投資保持高位增長的主要原因。雖然銀行信貸在上半年偏緊，但基礎貨幣的增長遲早將轉化為銀行貸款的增加，如果貨幣供應繼續寬松，商業銀行釋放貸款的能力將迅速恢復；同時，國際原油和主要原材料價格快速上漲造成的對下游產品漲價的壓力，這將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投資增速下降和糧食供給增加等因素導致的物價漲幅回落。由此可見，我國經濟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依然較大。

本次人民幣升值2％，對我國經濟來說是一項緊縮的貨幣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上述的通貨膨脹壓力。鑒於此，短期內我國的貨幣政策應以 「穩健」為主基調，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對國民經濟進行微調，在保持或促進經濟和物價穩定、改善和升級中國經濟結構、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短期內不宜對利率水平進行調整，以免引起宏觀經濟的波動。但可以從利率結構下手，達到調控我國國民經濟的目的。這一思想已在上半年央行的工作中有所體現。接下來我國政府應繼續貫徹這一思想，適當調高短期利率，以抑制投資過熱和投機資金的流入；同時維持中長期利率的穩定，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

第二，在信貸方面，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商業銀行有針對性地增加信貸的投放，改變上半年信貸偏緊的局面：

1、繼續嚴格控制投資過熱行業的資金供給，謹防物價反彈，穩定國民經濟；同時，對於資源能源消耗和高污染行業也要在信貸資金方面進行抑制，優化我國經濟結構。

2、對於有成長性、可持續發展性的行業給予充分的資金支持，重點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不僅符合我國經濟結構改革的需要，而且可以降低優質企業對外債的依賴程度，從而減輕由於外匯儲備增多所帶來的基礎貨幣被動投放的壓力。

第三，目前，在推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下來了，凈出口拉動力也會因升值而隨之減弱，那麼，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重任就落在消費身上。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在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背景下，房地產市場應該承擔培育消費動力的重要責任。此前，我國貨幣政策主要針對房地產行業過度投資和投機性炒房進行調控，對房地產市場進行結構調整，從當前的結果來看，在過度投資和投機性炒房得到初步遏制的同時，個人住房消費也受到了打擊。所以，下一階段貨幣政策工作應在繼續對投資型住房實行嚴格控制的基礎上，給予自住型住房適當的支持，達到刺激內需的目的。

另外，本次匯率制度改革，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影響較為復雜，一方面，由於升值幅度較小，國外投機資金預期人民幣將有一個升值周期，於是大舉進入我國，主要是房地產市場；另一方面，一些投機資金會獲利了結，撤除房地產市場。在綜合影響很難確定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應密切跟蹤房地產市場的變化，隨時採取適當的貨幣政策來熨平國際資本流動給房地產市場造成的波動，以促進我國房地產行業的健康發展。

⑶ 簡要談一談我國的匯率制度改革的看法

我國匯率制度改革堅持的原則有四：
第一，實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們一貫的方針。因為歷史原因，我國的匯率制度一直存在著諸多問題，因此必須改革匯率制度。
第二，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堅持國家利益優先、人民利益優先的原則。不能因為顧及外部壓力，就罔顧國情，傷害中國人民的利益，迎合他國需要。
第三，人民幣匯率改革是中國的主權事務之一， 任何國家和國際組織，都無權干涉。
第四，匯率改革要採用科學的方法，應採取盯住一籃子貨幣而非採取單獨貨幣的匯率制度，以規避貨幣改革因單一貨幣幣值變化對中國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

⑷ 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內容及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從2002年末以來，由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上散布「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2003年，這種論調進一步升級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到2005年前後，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於國內經濟的需要，或迫於國內政治的壓力，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或強迫人民幣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同時美元每天浮動范圍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盤價的上下3‰之內，對非美元則在1.5％的范圍內浮動。然而，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並非受到上述國家的壓力，而是出於對未來的發展道路的高瞻遠矚，主動的調整。之所以選擇目前這個時機來改革匯率機制，是由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對外開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強化等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外匯占款不斷提高，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發行票據對沖，提高了宏觀經濟調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據最新數據顯示，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等保持高速態勢，物價漲幅等則持續下滑，為匯率機制改革提供了穩定的經濟環境。而美元持續反彈，歐元和日元回軟也為改變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創造了良機。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問題

(一)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於人民幣改革後有一定的升值，面臨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幾點：一是可能減少外部需求和出口，並影響到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二是可能增加國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三是可能造成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失業問題。
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並非有如上的成本發生，即使有，其影響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可能並不明顯。高盛銀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幣匯率出口彈性非常小，匯率調整不會給出口帶來太大的變化。這與中國獨特貿易結構有關。目前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在中國的出口中佔55％。同時，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和外商的機械設備進口占所有進口的60％，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只賺取固定的工繳費，與匯率的變動基本沒有關系。進口加工貿易的情況也相差不大。同時，中國的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相當的高，而且與競爭對手的成本相差很遠，人民幣升值2％反而會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後，FDI(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動因發生了新的變化。更多的FDI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投資於中國的目的更傾向於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而不像以往那些東南亞中小企業利用中國作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匯率升值雖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資的投資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計價的外商企業在本地的銷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礙了一部分利用中國勞動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優勢的FDI流入，但同時也可能鼓勵一批試圖進入中國市場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FDI有太大的影響。
3.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家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樣本國工資分別是中國工資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慮到單位勞動生產率，17個樣本國家當中也有10個國家高於中國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就業造成影響。退一步說，即使出口部門的就業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考慮到製造業提供就業機會幾乎沒有改變，而服務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務部門增加就業機會完全可以彌補出口部門減少的就業機會。
4. 央行匯率改革使用「參考」而非「盯住」貨幣籃子的做法，其不利之處在於匯率更具靈活性的同時，央行對匯率政策的相機抉擇更容易受到來自政府其他職能部門的影響。所以，央行必須在行使靈活的相機抉擇權和維護匯率政策的動態一致性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匯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將匯率調整到與實際均衡匯率運動趨勢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時也意味著得到了與國際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最優的匯率價格。它有利於各個產業的平衡發展，有利於長期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第二，匯率積極調整把匯率調整的主動權交到了貨幣管理當局手中，同時也留給貨幣當局一定的政策調整空間，有利於宏觀經濟穩定。第三，匯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幣購買力，有助於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時匯率升值導致的收入更利於農民和城市的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第四，匯率改革等於向市場宣布，中國貨幣當局是以國際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狹隘的貿易順差為政策目標的。
從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收益還是非常明顯的，新匯率制度對我國主要產生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雖難以平衡國際收支，但大幅度減少央行的干預頻率
匯率改革後國際收支狀況仍然是調整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基礎，從2005年以來，我國月均外匯儲備增長在150億美元左右，近三個月更是到達了200億美元，外匯儲備始終在持續大幅度的增長。但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當期的儲備增長扣除外匯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外都是熱錢。以2004年的國際收支為例，全年順差2066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順差分別為590億美元和531億美元，這並不能理解為其餘的國際收支順差全部都可歸納為所謂「熱錢」，其餘大多數差額，是可以用經常轉移、證券投資和貿易信貸來解釋的。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更注重於商品和服務貿易兩項的總體平衡，從2000年到2004年，這兩項基本是穩定的，商品貿易大約是200億美元至300億美元的順差，服務貿易大約是100億美元的逆差，這兩項合計占我國GDP的2％左右，占進出口的總額也在2％左右，從今年上半年來看，我國進出口總值達6450.3億美元，高出低進使得貿易順差達到396億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預期下半年中國外貿出口、進口增速分別為22％和18％左右，可實現順差300億美元以上，因此單純依賴匯率改革，並不能迅速、顯著的使國際收支恢復到基本平衡的軌道上來，所以在短期內並不能改變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只是減少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時候對外匯市場進行以防止匯率出現過大的波動，而不必每天進行干預操作，這時的外匯市場能比較真實地反映匯率的變化。
帶來金融創新熱潮
匯率機制改革之後，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是一個常態，因此需要相應的衍生工具來規避和鎖定風險，其本身就意味著對加快外匯市場發展和相關金融產品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下半年將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和各種外匯衍生產品，盡快開辦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推出人民幣對外幣掉期等產品。8月9日，央行決定擴大外匯指定銀行遠期結售匯業務和開辦人民幣與外幣掉期業務。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將有助於穩定現行的匯率，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形成對人民幣的下一步波動的預期，同時給市場一個導向，從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幣的匯率風險。
提高銀行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動」考驗了銀行對風險管理的難度，對於這次匯率改革，銀企如果過於關注人民幣對美元和非美元即期匯率的波動區間是遠遠不夠的。
就銀行而言，商業銀行必須對不同幣種的小額和大額現鈔、現匯等具有差別定價能力，必須對來自居民、企業和同業的外匯供求有差別化的定價能力，必須對流動性較好的人民幣兌美元等即期品種和其他流動性相對較弱的非美元品種具有差別的定價能力。這種審時度勢的差別定價，較之央行為外匯交易市場確定的波動區間要靈活得多。如果商業銀行忽視了匯率改革帶來的風險定價挑戰，其貿易融資的信用風險、結售匯凈頭寸的匯率風險，以及外匯代客理財業務風險等都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所以，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給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帶來了挑戰，有助於商業銀行提高其風險管理能力。

三、我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制度
人民幣向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回歸，其優勢是明顯的，但從中國實際情況來看，中國不可能較快的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是因為：
(1)我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還很不發達。在金融市場體系不完善、不發達的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金融市場無法在整體上做出靈敏的反應和自發的調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場的嚴重失衡和秩序混亂；經濟主體無法進行適宜的資產頭寸調整，從而發生嚴重損失。目前我國正規的外匯市場只局限於少數銀行，企業個人無法直接進入，還沒有外匯期貨市場，遠期外匯市場交易也沒有全面開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微觀經濟主體、特別是進出口企業將很難通過外匯交易來規避匯率風險。
(2)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對非國際貨幣國家來說，匯率制度改革過程實際上就是與國際金融制度與規則接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於對政府依賴的慣性，企業除了考慮從市場競爭中謀取利益和發展外，還特別注重從政府及其政策中謀取利益，他們對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現決策失誤，將可能給企業和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由此招致強烈的反對，匯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並可能造成經濟的大幅動盪。
(3)我國金融體系還比較脆弱。我國目前的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而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還相當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面放開匯率，貶值預期會造成人民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預期會造成外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嚴重時可能引起擠兌，引發銀行危機，並由此爆發貨幣危機。
(4)我國市場化的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體系還不完善。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執行嚴格的外匯管制，習慣於在狹小的外匯市場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匯率，缺乏一套開放市場條件下外匯管理和市場干預的制度、規則、手段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完全放開匯率，就未免會出現市場混亂、匯率失控等問題。
(5)我國貨幣錯配矛盾突出。根據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義，所謂貨幣錯配是：「在權益的凈值或凈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動非常敏感時，就出現了所謂的『貨幣錯配』。從存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指的是資產負債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從流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則是指損益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凈值(凈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越高，貨幣錯配的程度就越嚴重。」
貨幣錯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就外因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錯配是國際貨幣格局的自然產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歐元來承擔，這事實上將歐美以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邊緣化」了。由於國內貨幣無法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使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便呈現多種貨幣並存的局面，貨幣錯配由此成為常態。就內因而言，資本市場普遍落後和匯率長期保持固定都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在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的情況下，缺乏有效資金來源的企業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到海外去籌資，而難以尋求到有效投資機會的「過剩」儲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國際資本市場。由於國際資本市場不接受發展中國家的本幣，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導致的跨國資本流動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從形成機制看，中國難以避免貨幣錯配。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還為時甚遠，因而「原罪」和「高儲蓄兩難」特徵在相當長時期內還難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這無疑加劇了貨幣錯配；此外，長期實施得盯住美元固定匯率制度，已經使中國的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錯配麻木不仁。簡單計算的結果顯示，中國目前已屬貨幣錯配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國居民持有的外幣資產佔M2的比重已達27％，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外債余額在2004年已經高達2285.96億美元的現實，貨幣錯配矛盾顯然更為突出。巨額的貨幣錯配使得中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

四、完善我國匯率機制的配套措施

隨著中國金融開放的日漸推進，我國需要對人民幣匯率穩定機制進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過程中避免貨幣錯配風險的失控，避免匯率的大幅度波動，要有一個與之相應的經濟政策作為保障，我們也應當從多方面採取措施，逐步推進改革，以實現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第一，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水平，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和運用。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助於控制貨幣錯配風險。首先，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重要保證。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危機的威脅促使發展中國家迅速增加了國際儲備。從「保持信心」看，國際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脅」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的匯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較高水平的國際儲備可以保證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門的貨幣錯配，通過政府承擔貨幣錯配損失來避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全面沖擊。

第二，積極參與和構築區域貨幣合作。亞洲地區經濟與貿易聯系的不斷加深為區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加強了亞洲資金自我循環和抵禦外部沖擊的實力。中國作為亞洲的經濟發展大國，應積極參與和構築亞洲貨幣合作。(1)以積極的姿態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支持區內貿易的發展。(2)發揮香港國際金融兩種新的優勢，並積極推進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使其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和功能互補，由此進一步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綜合功能。(3)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4)積極加強亞洲各國和各地區的中央銀行的合作。(5)積極推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體系，並與亞洲各國及時交流降低不良貸款和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的經驗與教訓，共同建立亞洲地區金融風險早期預警機制，加強各國各地區金融監管當局的合作，共同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第三，通過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完善的微觀制度來促進資本市場發展。貨幣錯配的起因之一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從這一角度來看，發展資本市場應在管理貨幣錯配奉獻的戰略中居於重要地位。從根本上說，穩定的經濟環境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前提。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應當逐步過渡到通貨膨脹目標制度，而不是簡單地從控制貨幣供應轉向調控利率。在財政政策方面，通過審慎的財政政策來穩定公眾與企業絕對必要。對資本市場發展而言，僅有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還不夠，加強微觀制度層面的建設同樣重要。同時，中國在微觀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存在阻礙資本市場發展的因素，都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完善。

第四，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匯率改革後，國際資本流動管理面臨新的壓力：短期資本流動更頻繁；資本流動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匯管理的有效性難以保證。針對國際資本的非均衡流動，現階段應採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變應萬變」，能應對「升值」和「貶值」壓力交替出現的、均衡管理的新機制：合理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利用利率和匯率的變動來影響宏觀經濟；靈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設計上體現流出入並重，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抉擇，有效應對「升值」和「貶值」預期的轉換。同時，一方面，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是加強外債管理和外匯儲備管理，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匯率的一項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過針對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國內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帶來的「過度」國際借貸和「過度」國際投資。

第五，加強宏觀政策的搭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匯率政策幾乎缺失，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將由中間道路向浮動匯率制度演進，匯率政策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也將日益突出。因此，應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相互協調，合理搭配。(1)明確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將匯率納入貨幣政策的框架之中，並使匯率政策發揮其市場調節的作用。(2)運用創新政策工具。但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不協調時，特別是面臨嚴重困境時，可及時採用創新政策工具，以擺脫困境。(3)妥善處理好匯率穩定與匯率失調的關系。穩步、深入推進結構改革，實現各類市場的良好銜接。

⑸ 200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

核心內容有三條：
第一條就是我們這個匯率將來不再盯住一個單一的一種貨幣，即單一的美元了，而是參照一籃子貨幣，同時根據市場供求關系來進行浮動；
第二條就是人民幣匯率將是浮動的，而且浮動的區間也是合理的；
第三條就是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在2005年7月21日即日元兌美元升值2%。這一調整幅度主要是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的，同時也考慮了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
參考資料：《人民幣匯率改革外匯政策實務手冊》

⑹ 分析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及未來走向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本次匯率機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匯率調控的方式。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參照一籃子貨幣、根據市場供求關系來進行浮動。這里的"一籃子貨幣"，是指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籃子內的貨幣構成，將綜合考慮在我國對外貿易、外債、外商直接投資等外經貿活動占較大比重的主要國家、地區及其貨幣。參考一籃子表明外幣之間的匯率變化會影響人民幣匯率，但參考一籃子貨幣不等於盯住一籃子貨幣，它還需要將市場供求關系作為另一重要依據，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將有利於增加匯率彈性，抑制單邊投機，維護多邊匯.

二是中間價的確定和日浮動區間。中國人民銀行於每個工作日閉市後公布當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格。現階段，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仍在人民銀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0.3%的幅度內浮動，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該貨幣交易中間價3%的幅度內浮動率穩定。

三是起始匯率的調整。2005年7月21日19時，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作為次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中間價，外匯指定銀行可自此時起調整對客戶的掛牌匯價。這是一次性地小幅升值2%，並不是指人民幣匯率第一步調整2%，事後還會有進一步的調整。因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重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而非人民幣匯率水平在數量上的增減。這一調整幅度主要是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的，同時也考慮了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

放棄單一盯住美元，不僅表現為以後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更富彈性，而且在於發揮匯率價格的杠桿作用，以便用匯率價格機制來調節國內外市場資源流向，以便促進短期宏觀經濟的目的(因為，匯率如同利率一樣是短期宏觀調控主要手段)。人民幣匯率以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今後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變化，完全取決於實體經濟的變化，取決於國內經濟的發展水平，而不是理論模型的高估或低估。這也預示著人民幣匯率水平可能會有向上或向下的浮動。
而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最為重要的是「參考」兩字。也就是說，人民幣匯率水平在以國內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的同時，要參考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匯率的變化。這種變化通過世界主要貨幣(如美元、歐元、日元等)一籃子加權來反映。這樣，既可以通過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變化來調整與他國之間進出口貿易關系，也可以減少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之間的波動對國內宏觀經濟的影響。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就是指盡管人民幣匯率變化是以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盡管是以參考一籃子貨幣來調節，但是這些變化必然在中國政府可控的范圍內進行，特別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轉軌時期更是如此。這樣才能夠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才能減少國內企業及民眾可能面臨的匯率風險。
就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來說，就是要改變以往那種央行主導下的結售匯制度，並通過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每日供求關系來觀察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變化，同時，大力發展外匯市場和外匯市場上的各種金融產品，以便促使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能夠向客戶提供更多更好的風險管理工具，從而形成有效的外匯市場供求關系、來生成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對於人民幣匯率水平，就是在以前的基礎上升值2%。盡管這樣一個變化與市場普遍預期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它不僅向市場發出一個十分明確的信號，即人民幣匯率水平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且體現了管理層一個基本的改革思路，即人民幣匯率改革一定會在一個漸進的方式下進行，這樣既可以減小匯率變動太大可能帶給經濟負面影響與沖擊，也可減弱外界對人民幣長期預期的壓力及測試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反映。可以說，正是對人民幣匯率的整體改革，充分體現改革者的專業水平與智慧。
對國內市場來說，人民幣升值，不僅將改變以往中國經濟出口外向性的格局，改善現有貿易結構，抑制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促使技術含量高的出口型企業在競爭中勝出，同時，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將改變行業內企業的資產、負債、收入、成本等賬面價值，通過外匯折算差異影響其經營業績。企業如何來規避匯率風險將成為未來發展最為重要的一課。因此，國內金融業會借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機會，大力發展外匯市場和外匯市場上的各種金融產品，創新各種金融工具。國內金融市場的結構調整與變化也會隨之而來。
人民幣升值後，其匯率水平未來的走勢是國內外市場最關注的問題。不過，從改革後的人民幣匯率機制來看，現行的匯率制度決定了人民幣匯率水平只能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因此，外界所期望的人民幣匯率水平在短期內逐漸上升的幾率不會太高。我們應該更注重的是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變如何讓匯率成為社會經濟有效運作的工具及這種工具對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深遠影響。

人民幣匯率展望
這次匯率改革在形成機制方面的調整是極為重要的，它標志著我國在邁向真正有彈性和可浮動的匯率制度方面，走出了關鍵性的一步，也結束了數年來圍繞人民幣匯率的許多猜測與爭論。但是，匯率市場下一步的走向外界存在著多種看法，其中較為普遍的觀點是人民幣將會逐步小幅升值。
持有這些觀點的主要是外資銀行的經濟研究部門。如德意志銀行認為，人民幣對美元將會在兩年內升值10％，蘇格蘭皇家銀行則認為，人民幣在五年內會升值20％，但3－6個月內不會有太大變動。他們的論據主要有：一是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必將繼續吸引外資流入；二是人民銀行不可能繼續維持高額的外匯占款；三是2％的升值難以緩解美國的政治壓力。
專家認為，應該仔細研讀此次匯率制度改革的實質，並結合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趨勢以及我國外匯管理的現實狀況進行分析，才能夠得出較為中肯的看法。
眾所周知，這次改革的重點並不是放在匯率水平的變化上，而是放在匯率制度、匯率形成機制及匯率水平同時進行的整體改革上。也就是說，這次人民幣升值，並非僅是匯率水平的改變，也不僅是匯率制度的改革，而在於匯率水平改變的同時，以制度安排來促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進而生成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形成機制，以便真正恢復匯率作為經濟杠桿的作用。
專家表示，改革後的匯率制度以市場供求關系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也是世界貨幣制度史上一種金融創新。它既體現市場化原則，又以世界主要貨幣為參照系，同時顯示依據市場變化的彈性及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可控性。從目前市場運行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有升有降，實現小幅雙向波動，擺脫了對美元的固定盯住關系。專家認為，在短期內（3－6個月），人民幣匯率走勢將主要
參考國際外匯市場各幣種的走勢而波動，美元對其他非美元升值時，美元對人民幣也會升值；反之，美元兌其他非美元貶值時，美元對人民幣也會貶值。但無論升值或貶值，其幅度均會小於國際外匯市場美元兌其他非美元的波動幅度。從中長期來看，決定一個國家貨幣匯率的主要驅動因素是這個國家的資產相對其他國家的資產的吸引力。一個國家資產的升值潛力大，就能夠吸引國際資本流入，從而帶動該國貨幣的升值。而一個國家資產的吸引力除了由該國與他國的經濟相對增長率決定外，還有一些其他關鍵因素決定：該國資產的價格是否偏高或偏低，該國資本市場的深度和流動性。
在經濟增長方面，中國經濟速度雖然仍在高位徘徊，但由於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逐步顯現（投資增長減速、房地產價格回落、資源價格下跌），加上人民幣升值減少進出口順差也會影響GDP增長，下半年經濟增長回落已經是共識。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結構性轉型階段，目前70％的對外依存度無法持續，未來增長的關鍵在於能否啟動內需。而美國經濟增長依然穩健，雖然二季度GDP3．4％的增長比一季度3．8％的增長略有回落，但已經是第九個季度高3％，另外由於消費信心強勁，企業庫存大幅度降低，三季度如庫存能恢復一般水平，則增長有望加速。因此，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我國的情況是絕對增長率高，但正在回落調整，美國則是穩健復甦，尚未看到調整的跡象。相對來說是美國的情況要好一點。
從中美兩國的資產價格水平來看，兩國的資產價格都處於近年來相對高的水平。尤其是在股票市場方面，我國股市的大幅度調整以及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正使得股市的投資價值逐步顯現。但是，由於美國資本市場的廣度和深度、自由度以及流動性都要比我國好很多，完全能夠抵銷上述價格的相對差額。
因此，專家認為，雖然日本及台灣地區的經驗是開始匯率改革後本幣會大幅度升值，但由於上述因素，在中期內，還沒有足夠的誘因使得國際資本加大對人民幣資產的投資力度，從而加大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不過，從長期來看，如果我國經濟能夠在這次經濟調整中成功轉換經濟增長模式、增加資本市場的廣度及深度、房地產價格軟著陸，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將會增加，最終推動人民幣的大幅升值。

⑺ 中國人民幣匯率制度

形成背景
1994年以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幣匯率由國家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需要，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匯率體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單一固定匯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後以「一籃子貨幣」計算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73～1980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開放新時期。為鼓勵外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我國的匯率體制從單一匯率制轉為雙重匯率制。經歷了官方匯率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存（1981～1984年）和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1985～1993年）兩個匯率雙軌制時期。其中，以外匯留成制為基礎的外匯調劑市場的發展，對促進企業出口創匯、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平衡和中央銀行調節貨幣流通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人民幣雙軌制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一方面多種匯率的並存，造成了外匯市場秩序混亂，助長了投機；另一方面，長期外匯黑市的存在不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人民幣的信譽。外匯體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1994～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革外匯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1993年12月，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通知》，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體包括，實現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價格並軌；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取消外匯留成，實行結售匯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外匯交易市場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並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但此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防止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使危機深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步減弱，近幾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領域改革取得了新的進展，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創造了條件。

黨中央、國務院於2005年7月21日出台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改革的內容是，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兩個多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

⑻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形成背景

1994年以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幣匯率由國家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需要，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匯率體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單一固定匯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後以「一籃子貨幣」計算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73～1980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開放新時期。為鼓勵外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我國的匯率體制從單一匯率制轉為雙重匯率制。經歷了官方匯率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存（1981～1984年）和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1985～1993年）兩個匯率雙軌制時期。其中，以外匯留成制為基礎的外匯調劑市場的發展，對促進企業出口創匯、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平衡和中央銀行調節貨幣流通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人民幣雙軌制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一方面多種匯率的並存，造成了外匯市場秩序混亂，助長了投機；另一方面，長期外匯黑市的存在不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人民幣的信譽。外匯體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1994～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革外匯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1993年12月，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通知》，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體包括，實現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價格並軌；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取消外匯留成，實行結售匯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外匯交易市場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並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但此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防止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使危機深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步減弱，近幾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領域改革取得了新的進展，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創造了條件。
黨中央、國務院於2005年7月21日出台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改革的內容是，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兩個多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

⑼ 簡述2005年匯改之後人民幣匯率制度的主要特點

我們國家目前採取是主要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國家統一管理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⑽ 匯改的背景資料：人民幣匯改歷程

人民幣從1949年到1952年用浮動匯率制度。
從1953年到1973年，以計劃經濟制度，人民幣與美金有正式的掛鉤，匯率保持在在1美元兌換2.46元人民幣的水平上。但是在這時代中國大陸的外國貿易很少，所以人民幣匯率意義不是很大。
1973年，由於石油危機，世界物價水平上漲，西方國家普遍實行浮動匯率制，匯率波動頻繁。為了適應國際匯率制度的這種轉變與現實中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動帶來的不利影響，根據有利於推行人民幣計價結算，便於貿易，為國外貿易所接受的原則，人民幣匯率參照西方國家貨幣匯率浮動狀況，採用「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計算方法進行調整。為此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1973年的l美元兌換2.46元逐步調至1980年的1.50元，美元對人民幣貶值了39.2%，同期英鎊匯率從1英鎊兌換5.9l元調至3.44元，英鎊對人民幣貶值41.6%。
從1980年到1984年，中國大陸有雙重匯率制度。1981年至1984年，初步實行雙重匯率制度，即除官方匯率外，另行規定一種適用進出口貿易結算和外貿單位經濟效益核算的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格，該價格根據當時的出口換匯成本確定，固定在2.80元的水平。人民幣官方匯率因內外兩個因素的影響，其對美元由1981年7月的1.50元向下調整至1984年7月的2.30元，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了53.3%。
1985至1991年4月復歸單一匯率制度。匯率繼續向下調整，從1984年7月的2.30下調到1985年1月的2.80，之後又多次下調。這階段雖然恢復了單一的匯率制度，但在具體的實踐中隨著留成外匯的增加，調劑外匯的交易量越來越大，價格也越來越高，因此名義上是單一匯率，實際上又形成了新的雙重匯率。
1991年4月至1993年底。這一階段對人民幣匯率實行微調。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官方匯率數十次小幅度調低，但仍趕不上出口換匯成本和外匯調劑價的變化。到1993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官方匯率與調劑匯率分別為5.7和8.7。可見，這時期人民幣匯率制度演化與改革的特點是：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並存、官方匯率逐漸向下調整。
人民幣在1994年起與美元非正式地掛鉤，匯率只能在1美元兌8.27至8.28元人民幣這非常窄的范圍內浮動。
2005年7月21日19時，中國人民銀行宣布美元/人民幣官方匯率由8.27調整為8.11，人民幣升幅約為2.1%。央行同時還宣布廢除原先盯住單一美元的貨幣政策，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2008年，人民幣自2005年匯改以來已經升值了19%，但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人民幣停止了升值走勢。
2010年6月19日，中國央行決定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來源: 人民網(北京) 信息發布時間：2010-07-05 11: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