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基時刻金融去杠桿

Ⅰ 月入一萬花銷一千！是什麼力量在擠壓年輕人的消費能力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老百姓似乎比從前更願意消費了，特別是當高鐵爆滿、五星級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境外人均購物消費額領先全球等劇情頻頻上演時，更多的人急於張開雙臂去擁抱消費升級新時代。

然而，有這樣一大群人，「月入一萬，花銷一千」。你或許會覺得不可思議，但在現實生活中這絕不是個例。這恰恰是當前許多在城市打拚的年輕中國家庭的縮影。

持續上行的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

是什麼原因，讓年紀輕輕且月收入不低的人們去承受節衣縮食的窘迫？

負債！

以大城市舉例，諸多機會與巨大的發展空間，吸引著無數年輕人的湧入，但高企的房價讓年輕人買房不得不背負起巨額債務。

數據顯示，參與負債的城市家庭年齡大體上呈駝峰分布，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輕家庭，而30歲以下的年輕家庭的負債參與率與30-44歲中年人群的負債參與率接近，也遠高於其他年齡群體（見下圖）。這也反映出，年輕人群已經成為負債一族的主要成員。

衡量居民負債情況，有一個業內熟知的指標叫居民杠桿率，用以表徵居民部門債務佔GDP的比重。從下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96年中國居民杠桿率只有3%，2008年也僅為18%，但是自2008年以來居民杠桿率開始呈現迅速增長態勢，短短六年間翻了一倍，達到36.4%，到了2017年二季度居民杠桿率已經高達47.4%，較之2008年激增了近30個百分點，這也高於國際上新興市場的平均水平。

賬面上的信息或許還無法完全反映出真實情況。根據海通證券姜超的測算結果，倘若考慮到住房公積金貸款，那麼中國居民部門債務佔GDP的比重已經於2017年7月突破了53%；如果按照當前速度擴張，到2017年底就將達到56%左右，這與不少發達經濟體60%以上的居民杠桿率水平已經相差無幾。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居民部門債務率從20%提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時間，而中國只用了不到10年，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飆升速度之快可見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來自居民部門的負債往往不是幾個月就能還清的，大多都要長達數年甚至數十年（房產按揭還款的期限一般為10-30年）。數據顯示，來自居民部門的新增貸款中，中長期貸款自2012年第三季度起一直高於短期貸款，且從2015年第三季度開始，二者差距有明顯的加大趨勢，中長期貸款佔比一度達到94.9%。近期居民部門中長期貸款的比重雖然有所回落，但也保持在70%以上（見下圖）。

來自居民部門的負債之所以會呈現上述情況，究其根本，是因為近年來房價的快速上漲。當房價「一年翻一番，五年乘以三」的劇情在各地上演的時候，現實的壓力讓一大群剛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還沒來得及繼續燃燒青春的激情，就早早地投身於買房大業之中，因為他們預期「如果現在不買，以後更買不起」，由此也背負了一身的長期巨額債務。

債務逼近收入，抑制居民消費水平

當然，中國居民部門負債率仍稱不上高，遠低於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70%以上的水平，距離85%的債務閾值更是相去甚遠。為此，有些專家學者公然表達了對居民部門加杠桿的支持，其理由是：

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總體杠桿率快速攀升，從170%上升至235%，其中以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問題最為嚴重，其杠桿率也在全球主要國家中處於最高水平；相比之下，政府部門與居民部門的杠桿率相對較低，這也為決策部門提供了一條「杠桿轉移」的新思路，即居民和政府部門加杠桿的同時，為非金融企業去杠桿騰出空間。

這樣看來，居民加杠桿似乎還有較大上升空間。然而，從另一個維度――債務收入比來看，事實恐怕不甚樂觀。

所謂債務收入比，指的是家庭總債務和年收入的比值，相較於居民杠桿率這樣的宏觀指標，債務收入比更能衡量一個家庭的負擔程度和家庭債務風險。Wind數據顯示，中國居民部門債務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2006年時的18.5%暴漲至2017年8月的77.1%。

考慮到上述統計只是來自商業銀行的數據，事實上，中國居民不僅僅向銀行借貸，還會向父母、親戚、朋友借款，向大量的小型互聯網金融公司借款，而這些隱形的杠桿是沒有計算在內的。由此可見，前文的計算結果實際上很可能低估了居民部門的杠桿率，這也說明，中國居民加杠桿的空間著實已經不多。

另外，從存貸比的維度來衡量，同樣可以佐證上述觀點。存款可以反映居民的資產和財富狀況，貸款則可以反映負債狀況，所以居民存貸比可以衡量舉債和償債能力的變化。從下圖可以看到，自2009年以來，中國居民部門貸款/存款的數值一直呈大幅上行態勢，2014年比2008年近乎翻番。海通證券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7月份，這一比例已經達到62%的歷史新高，這也進一步印證了中國居民負債水平的日漸走高，加杠桿空間已然不大。

此外，還有一個情況值得我們深思，那就是高負債率嚴重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水平。按照今天的居民負債程度，如果一個人每月可以支配的收入為10000元，那麼他首先需要從中拿出7710元用於還債（如房貸），如此一來，剩下的2000多元錢才是他真實可供日常開支的收入。

讀到這里，相信有人要問：眼下不正值消費升級新時代嗎？既然這么多人被債務所累，怎麼能叫消費升級呢？

誠然，老百姓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是鐵一般的事實，消費結構與消費水平的進化也是毋庸置疑，然而，消費升級的熱風可能只是吹到了一小部分人，大多數人還沒有張開雙臂擁抱消費升級的實力。

李迅雷的一篇研究報告顯示，當前中國經濟分化日漸加劇，消費升級實際上只發生在3億中產人士身上，他們才是引發開篇提到的高鐵爆滿、五星級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境外人均購物消費額領先全球等現象的主要力量。剩下那十億人，還在負債前行，真真是「想買不能買才最寂寞」。

高負債讓國民經濟發展挑戰重重

話說回來，居民部門適度加杠桿，可以刺激內需並推動經濟增長，同時還能緩沖宏觀經濟去杠桿的壓力和風險，這一點是眾所周知的。然而，過度加杠桿也會對經濟增長起到反作用。IMF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家庭債務佔GDP的比重低於10%，債務增加可能會對經濟增長起到積極作用，當家庭信貸超過GDP的30%，債務的增加就會開始損害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增長。從這個標准來看，中國持續攀升的居民部門杠桿率可能不利於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相關論述如下：

一方面，從微觀角度來看，誠如前文所說，過高的債務讓無數年輕人有錢不敢花，即便他們收入再高，在巨額債務面前也是枉然。幾年前的熱播電視劇《蝸居》中，郭海萍的人生可謂是這一群體的真實寫照，她在劇中的一段台詞淋漓盡致地表達出這些收入水平已經位居金字塔中部，而實際上卻是「窮人」的真實生存狀態：

「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串數字蹦出腦海：房貸六千，吃穿用度兩千五，冉冉上幼兒園一千五，人情往來六百，交通費五百八，物業管理費三四百，手機電話費兩百五，還有煤氣水電費兩百。也就是說，從我蘇醒的第一個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進賬四百，至少??這就是我活在這個城市的成本。這些數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根本來不及細想未來十年。」

如此可見，「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日漸提升」這一現象看似美好，卻暗藏危機。當內需難以進一步刺激時，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是否還能得以延續？

另一方面，從宏觀角度來看，近年來中國居民杠桿率快速上升，且集中在房地產領域，難免會引發人們對次貸危機與房地產泡沫的擔憂。特別是，自2016年底以來，由於規模和佔比控制，按揭貸款受限，居民被迫借道高成本、短期化、風險大的消費貸款，甚至互聯網金融、非銀行金融機構「過橋貸款」等等，過度加杠桿進入樓市，從而讓本處於安全區的居民杠桿率，開始顯現出結構性的風險。倘若對其繼續放任卻不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調控，一旦風險積累帶來「明斯基時刻」的爆發，那結果可能是不能承受之重。

我們該如何控制居民杠桿率？

當然，解決問題的關鍵仍然在於對居民杠桿率的有效控制。而要控制居民杠桿率――

首先就要改變熱點城市房價「只漲不跌」、「長期上漲」的預期。人們之所以如此熱衷於瘋狂加杠桿購房，源頭就在於過去十多年來形成的房價堅挺、只漲不跌的頑固預期並未得到改觀。因此，我們要堅持樓市調控的最終目標，穩住力度不放鬆，同時也應盡快推出長效機制，打破「政策一松綁、房價即反彈」的樓市不良循環。

其次，要嚴格防範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特別是針對銀監會部署的「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檢查各項內容（即「違法、違規、違章」、「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聯套利」、「不當創新、不當交易、不當激勵、不當收費」），進一步加以規范整改，並有效引導資金向實體經濟部門流動，從而確保系統性風險處於可控范圍。

最後，作為居民部門成員的我們自己，要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素養與業務水平。力求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創造更多的財富，從而更加游刃有餘地應對種種狀況：有債的更加從容地還債，沒債的更加踏實地消費。特別是當前，人工智慧、大數據、雲計算等新技術的爆炸式發展，讓更多新興經濟業態不斷涌現，自然也帶來了種種可能獲得更高收入的新機會。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審時度勢，從變革自己做起呢？

（來源：蘇寧財富資訊；作者：蘇寧金融研究院研究員付一夫）

Ⅱ 政策倒向「明斯基」是什麼鬼

政策倒向「明斯基」是什麼鬼？

A股在3點收盤後港股跌幅又擴大了1%逼近下跌2%，恆生指數成份股中跌幅榜都是今年暴漲的牛股，可見港股的獲利盤壓力也不小，歐洲股市也是低開。

明斯基時刻主要是經濟長時期穩定可能導致債務增加、杠桿比率上升，進而從內部滋生爆發金融危機和陷入漫長去杠桿化周期的風險。通俗講就是現在經濟整體在穩定增長的時候如果不主動去杠杠，未來可能會出現長期被動去杠杠周期。重要的事情說三遍：去杠杠、去杠杠、去杠杠！

怎麼去呢？商品供給側......房子嚴調控......貨幣穩偏緊......金融去杠桿......股市去泡沫

最後給大家一個四季度防禦思路：滯漲、低估值、大市值、非資源

Ⅲ 明斯基時刻的創始人簡介

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 1919年9月23日－1996年10月24日)，是出生於美國伊利諾伊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曾在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擔任經濟學教授。他的研究試圖對金融危機的特徵提供一種理解和解釋。他有時候被形容為激進的凱恩斯主義者，而他的研究也受寵於華爾街。
作為當代研究金融危機的權威。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性假說」是金融領域的經典理論之一，並被人們不斷討論和完善。他所堅持的「金融不穩定性假說」認為，資本主義的本性決定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金融危機及其對經濟運行的危害難以避免。他是第一位提出不確定性、風險及金融市場如何影響經濟的經濟學家。他在華盛頓大學執教25年，是巴德學院利維經濟研究所的傑出學者。 明斯基所提出的理論將在典型的經濟周期中金融市場的脆弱性與投機性投資泡沫內生於金融市場。明斯基指出在經濟景氣時期，當公司的現金流增加並超過償還債務所須時，就會產生投機的陶醉感（speculative euphoria），於是，此後不久，當債務超過了債務人收入所能償還的金額時，金融危機就隨之產生了。作為此類投機性借貸泡沫的結果，銀行和貸方會收緊信用，甚至針對那些能夠負擔借款的公司，隨之，經濟就緊縮。
對這種金融體系從穩定到危機的緩慢運動的揭示使得閔斯基為人所熟知，而「明斯基時刻」 （Minsky Moment）這一詞，也專指明斯基學術貢獻中的這一方面。
明斯基的信用體系模型，他稱之為金融不安定假說（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簡稱為FIH），引入了許多由密爾，馬歇爾，維克塞爾以及費舍爾所重復過的思想。「我們經濟的基本特徵」，明斯基在1974年寫道，「就是金融體系在穩固和脆弱之間搖擺，這一搖擺過程是產生經濟周期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中央銀行與貨幣市場的變化》Central Banking and Money Market Changes, 1957,
Can It Happen Again?, 1963, in Carson, editor, Banking and Monetary Studies.
Longer Waves in Financial Relations: Financial factors in more severe depressions, 1964, AER.
The Modeling of Financial Instability: An introction, 1974,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John Maynard Keynes, 1975.
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 A restatement, 1978, Thames Papers on Political Economy.
Can It Happen Again? Essays on instability and finance, 1982.
The Financial-Instability Hypothesis: Capitalist processes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economy, 1982, in Kindleberger and Laffargue, editors, Financial Crises.
Beginnings, 1985, BNLQR.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1986.
The Global Consequences of Financial Deregulation, 1986, Marcus Wallenber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Sraffa and Keynes: Effective demand in the long-run, 1988
The Macroeconomic Safety Net: Does it need to be improved?, 1989, in H.P. Gray, editor, Moder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chumpeter: Finance and evolution, 1990, in Heertje et al, editors, Evolving Technology and Market Structure.
Financial Crises: Systemic or Idiosyncratic?, 1991
Market Processes and Thwarting Systems with Piero Ferri, 1991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Financial Options, 1991
Reconstituting the United States' Financial Structure: Some Fundamental Issues, 1991
The Capitalist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 A clarification, 1991, in Feldstein, editor, Risk of Financial Crisis.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 1993, in Arestis and Sawyer, Handbook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Finance and Stability: The Limits of Capitalism, 1993
Business Cycles in Capitalist Economies, 1994, MIJCF.

Ⅳ 房價大跌對經濟有什麼影響

那得看是怎麼下跌了。
中國的房地產其實就是個貨幣池子，在之前全世界都進行量化寬松的時候，中國當然也進行量化寬松，那麼天量的貨幣除了進入市場流通外，就很容易引起通貨膨脹，因為畢竟人民幣還沒有到美元的那種國際化水平。因此多餘的貨幣就進入了房產市場，所以就推高了房價。可以說到了今天，高企的房價就相當於一個堰塞湖，不管什麼原因房價一旦發生暴跌，就好比堰塞湖決堤，其後果不堪設想，中國經濟倒退20年都是樂觀的估計。
中國房市的泡沫事實上比80年代末的日本房市泡沫還要大得多的多。但是中國好在是不是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因此市場中會有一部分國家的政策影響和宏觀調控，所以會出現很多保護市場的行為。比如房產市場的限購，這個在美國日本是不可能發生的。但是這也不代表不好，畢竟通過調控最後時限經濟的軟著陸是最好不過的結果。
現在已經確定的事實是，美國已經進入了緊縮階段，首先是美聯儲在2017年加息了3次，然後美聯儲已經宣布要進行縮表（即銷毀回收的美元，也就是徹底緊縮的信號），還有就是特朗普剛通過的大規模減稅計劃。這些對於美國以外的那些高杠桿，泡沫很嚴重的，尤其是風險和銀行或金融系統相關聯的國家來說是非常危險的。中國的樓市泡沫就是個超級炸彈，所以我們也看到央行行長周小川也說了，要防止「明斯基時刻」，已經提出了金融風險的預警。緊接著中央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直接給未來的房地產市場的基本性質下了定義，即未來房子只可以有居住屬性，不可以有投資和金融屬性。在緊接著就是限購限賣，然後就是房貸首付上升等措施。我們看到經過這一番初步調控，一線城市房價急速上漲的態勢已經得到了初步遏制。北京等一線城市甚至連續數月出現環比下跌等情況。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一線城市房價國家是不會允許再出現暴漲的情況了；二線城市大部分也被遏制，但是少數城市因為發展潛力巨大以及之前房價還有較大上漲空間，所以目前還有漲價的二線城市。三線城市和四線城市庫存多，也正在通過漲價去庫存（因為不漲價你不會跟著買房子）。等庫存去的差不多了，前面說貸款和首付都提高了門檻，即去杠桿化，前幾天又說調控後要有長效機制，其實就是傳說已久的房產稅。
房產稅目前預計在2019或2020年左右開始徵收，除了弱勢群體外沒有免徵的群體，預計2018年正式立法，然後各地根據自己情況決定稅率，稅收按照你的房屋的實施估價計算，1年交1次。因此等房產稅開征後，炒房的人要不就在開征前大規模拋售房屋，即容易造成房源供過於求，房價更會出現下跌的態勢；要不然就爛在手裡，每年繳納巨額稅金，為國家做貢獻。
但是這樣做的話中國經濟相對就安全多了，一方面去庫存降低杠桿率即降低金融系統風險，另一方面開征房產稅可以增加稅收，進而可以對企業減稅，從而增強對抗美國減稅的競爭力。最後最重要的是將資金引導進實體經濟，從而加速中國的產業升級步伐，實現未來的健康發展。

Ⅳ 什麼是明斯基時刻

明斯基時刻（MinskyMoment）指資產價格崩潰的時刻，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周期理論，由美國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提出。明斯基觀點主要是經濟長時期穩定可能導致債務增加、杠桿比率上升，進而從內部滋生爆發金融危機和陷入漫長去杠桿化周期的風險。
明斯基時刻表示的是市場繁榮與衰退之間的轉折點。明斯基的觀點簡單明了：好日子的時候，投資者敢於冒險；好日子的時間越長，投資者冒險越多，直到過度冒險。一步一步地，投資者會到達一個臨界點上，其資產所產生的現金不再足以償付他們用來獲得資產所舉的債務。投機性資產的損失促使放貸者收回其貸款。「從而導致資產價值的崩潰。」
本條內容來源於：中國法律出版社《新編金融法小全書（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