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彈性不足

㈠ 什麼是外匯管理改革的戰略目標

國際收支平衡是我國宏觀調控的四大目標之一，是保持社會總供求基本平衡和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標志。因此，維護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既是外匯管理的核心職責之一，也是長期以來外匯管理改革所要實現的戰略目標。

這些問題反映出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基礎還不十分牢固。特別是隨著我國加速融入世界經濟，通過資本管制來緩解收支失衡的空間越來越窄，短期內雖仍有效，但長期實行，效果會減弱，影響正常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這雖是我國經濟發展與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進展到一定階段的特有現象，但與我國經濟發展較多依賴投資和外需、國內儲蓄投資關系沒有理順、人民幣匯率彈性不足、資本流出渠道不暢息息相關。妥善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堅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實事求是地推進制度創新，打好外匯管理改革攻堅戰。

㈡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現狀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就是如何選擇以及如何制定匯率制度的問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亦簡稱匯率制度。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加強和成熟，我國的社會和經濟對匯率波動承受力的要求，尤其在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中國的資本市場日益開放的大勢下，也迫切要求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
關鍵詞：匯率 外匯市場 彈性 政策敏感性
我國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從1994年元旦開始實行的。這是我國人民幣匯率的生成逐步向市場化靠攏的開始。以外匯市場供求為基礎，允許市場匯率在一定范圍內圍繞基準匯率上下浮動這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核心。這個核心所規定的匯率形成機制是非常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的，20年來促進了我國的經濟發展。然而，客觀上來說，目前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也存在著的諸多的缺陷，需要我們進一步改革加以完善。
1、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被歪曲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和銀行結售匯制的建立，一直是我國人民幣外匯體制改革的十分重要的一面。同時，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現行基礎包括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和銀行結售匯制。從理論上來看，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反映的是市場供求關系。然而現行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卻存在著兩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其一是是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封閉性，其二是銀行結售匯的強制性。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扭曲以上兩點有不可忽視的貢獻。由此可以看來人民幣匯率在是難以形成有效的市場匯率的，而相反卻可以基本上體現的是政府意志。
（1） 銀行間外匯市場具有封閉性
所謂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它的建立初衷是為了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加以改進，但是實踐來看，初衷並沒有達到這一目標並未達到，反而暴露了銀行間外匯市場自身存在的缺陷這：
第一，封閉性的市場。在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的是會員制，作為外匯市場的主體，首先銀行必須是中央銀行指定的，確定銀行獲得了會員資格，然後要報送中央銀行或外匯管理局審批。這樣嚴格的市場准入規則，自然就使這個市場失去了開放性。
第二，被動干預的市場。在外匯市場上，中央銀行會彌補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不完全匹配的頭寸。為了保證外匯市場的「出清」，保證外匯市場的有效運轉，中央銀行就處在了被動干預的角色上。這種迫不得已，不僅限制了央行干預的靈活性，而且使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匯率趨於僵化，浮動空間非常狹窄。顯而易見，這種扭曲的人民幣匯率制約了市場的外匯資源配置，大大降低了外匯的使用效率。
第三，嚴格管制的市場。不僅在市場准入上非常嚴格，在外匯的持有額度上，中央銀行也有嚴格的規定，這樣外匯指定銀行也不能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持有外匯，更難以進行資產的收益最大化和規避匯率風險，比如依據人民幣與外幣資產的合理組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所有交易當中，處於壟斷地位的是中央銀行，外匯銀行的持有額度，控制權在於中央銀行。與此同時龐大的外匯儲備與貨幣供應這三者使得中央銀行擁有了絕對的壟斷地位，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具有非常強的政府意志。
第四，單調的市場。在我國目前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上，交易的幣種尚且只有美元、歐元等幾種外國貨幣，其中，成交量也主要以美元為主。人民幣的外匯遠期交易，只有極少幾家銀行有資格辦理，根本沒有外匯的期貨交易等豐富的匯率衍生工具，使得外匯市場顯得沒有生機。交易種類的單調與稀少，嚴重製約了形成多層次的外匯市場結構。
（2） 具有強制性的銀行結售匯制
我國的結售匯這種制度安排本身就具有挺大程度上的強制性。在這種制度下，所有的出口企業因出口所得的外匯，必須毫無條件的賣給外匯銀行。出口企業不可以自己持有單獨的外匯賬戶，以後雖然允許大型的外貿企業持有部分的外匯，但是要受到非常嚴格的限制，根本不能依據企業自身對未來的外匯需求和對未來的匯率走勢預期，自行選擇適宜的數量和出售時間。但是出口企業的非貿易用匯則受到了比較嚴格的人民幣外匯審批的制約。這樣一來，出口企業就沒有辦法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有選擇的持有外匯。所以說，這樣的「強賣」所形成的人民幣匯率不會是真實的市場匯率。
2、人民幣匯率缺乏應有的彈性
沒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弱化了企業的風險意識。人民幣匯率長期在很小幅度內的波動，導致整個外匯市場忽視了匯率風險，導致企業在自身經營當中，在進行融資活動當中，很少考慮到風險，這樣就累積了一定的風險。
沒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使得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之間產生了差距。由於我國實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單一匯率制度，所謂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也只是浮動在很窄的范圍之內，這樣其他貨幣間的匯率變化就讓人民幣匯率不好及時調整。近年來，由於歐元對美元的匯率，日元對美元的匯率不太穩定，美元處於不斷貶值的趨勢，導致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下降。結果就使名義匯率表面上保持穩定，其實早就與實際有效匯率發生了差距。
1994年我國人民幣實行並軌制，人民幣的匯率波動每天就只有幾個基本點。究其原因是中央銀行每天都參與外匯市場，市場有買賣差額，央行就進行平補。這種制度造成了人民幣匯率的政策敏感性。長期的結果就是向市場傳達一個信號，匯率的大幅度波動是政府允許或者說意願的。這樣一來，匯率政策的操作彈性就大大降低了以至於沒有了彈性。
3、人民幣匯率調整沒有準確的依據
我國是在1996年實現了人民幣的可兌換，但只限於經常項目。在資本項目下，仍然實行嚴格的管制。這樣銀行間的外匯市場，外匯的供給與需求就取決於貿易項目。但是，在國際貿易中，與貿易有關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貨幣的購買力。所以，購買力平價理論就有必要成為人民幣匯率形成的理論依據。這就與已經逐步成為固定匯率制度的人民幣匯率相悖。在目前的情況與條件來看，購買力平價的理論適用條件幾乎通通不可以滿足，比如信息充分，交易成本為零，關稅為零等等。但是，在購買力平價的理論下，一般物價水平的計算包括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這樣的結果是存在很大的偏差的。這樣，從理論上看，人民幣的匯率調整的真實依據也不充足。
4、維持現行匯率制度成本高
就目前的趨於固定匯率制度的匯率制度，維持它需要付出的代價也很大。
首先是加大操作貨幣政策的難度。在資本流動的條件下，固定的匯率制度下的貨幣政策，其唯一用途是維持本國貨幣的穩定；而在資本管制的條件下，資本不能自由流動，不能進行資本套利，利率平價理論也發揮不了作用，固定的匯率制度下的貨幣政策，也因此又獲得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其次增加了財政負擔。在美元強勢的趨勢下，若繼續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比例，我國的出口將受到沖擊。
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步伐，我國外匯市場相比以前，已經日趨活躍了，但是與此同時也給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帶來了不小的壓力，有一種市場倒逼改革的趨勢。所以人民幣匯率改變的步伐迫在眉睫，完善人民幣的匯率的形成機制刻不容緩。■

㈢ 人民幣匯率為什麼缺乏彈性

政府有管制，不能波動太大

㈣ 人民幣匯率走勢及其原因分析

11月10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較前日上調226點至6.5897，中間價升至2018年6月27日以來最高點。

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走勢先抑後揚。年初人民幣匯率下行，至5月底曾一度收於7.1455，隨後開始上漲。截至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較5月底的低點已升值近8%，同期，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的升值幅度超3%。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平均為6.9586，較2019年全年均值仍貶值了0.86%。

此輪人民幣匯率上漲已經引發業內專家關注。綜合專家們的觀點，此輪人民幣匯率上漲推力主要來自兩個層面——一方面是中國經濟和中國國際貿易方面表現強於預期；另一方面其他主要經濟體貨幣和財政政策表現引起國際金融市場動盪。

在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看來，本輪人民幣匯率升值具有堅實的基礎，幾乎所有匯率影響因素都對人民幣形成了利好。

——中國經濟率先從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中復甦，進出口和國際收支經常賬戶都實現了順差，這是人民幣匯率上漲的基本面因素。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三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4.9%。前三季度累計同比增長0.7%，實現由負轉正。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顯示，2020年前三季度，我國經常賬戶順差1707億美元，與同期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為1.7%。其中，三季度經常賬戶順差942億美元。

中國經濟的強勁表現讓當前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全球經濟為之一振，其各項數據甚至好於此前諸多境外機構的樂觀預期。

——美元指數大幅下行是推動人民幣匯率上漲的重要原因。

今年以來，衡量美元價格的美元指數從103點下降到目前93點附近，回落幅度接近10%。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撰文指出，美元指數趨勢性走弱對人民幣匯率有反向升值推動作用。同期，歐元兌美元升值也超過10%。

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沖擊時，都採用量化寬松、超量化寬松，甚至是超超量化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導致全球市場流動性泛濫。

反觀中國始終保持正常貨幣政策，中國國債利率與其他主要經濟體債券利率的利差擴大。多數專家認為，人民幣匯率上漲客觀上擴大了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空間。

——在國際收支資本和金融賬戶下，不論股票還是債券市場，外資持續流入改善境內外匯市場供求關系，客觀上支撐了人民幣匯率。

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最新數據顯示，截至10月末，該機構為境外機構託管債券面額達26826.76億元人民幣，環比增加866.21億元人民幣，增幅為3.34%，自2018年12月以來，連續23個月增加。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初步統計，證券市場方面，三季度境外投資境內證券逾700億美元。

無論是債券還是股票，外資要買人民幣資產，首先要兌換人民幣。外資持續流入增加人民幣需求。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說，近期人民幣匯率升值屬於正常波動，影響人民幣升貶值的因素同時存在，只不過不同時期里不同的因素占上風。

「未來，人民幣匯率在均衡水平基礎上跌多了會漲、漲多了會跌，是有漲有跌、大開大合的雙向震盪走勢。」管濤說，人民幣匯率波動彈性加大，波動幅度也加大，企業和個人要增強風險意識，不要去「賭」匯率的漲跌走勢。

（原標題《人民幣匯率緣何上漲？》。編輯 袁華明）

㈤ 人民幣匯率貶值，什麼原因，股市影響，還會更低嗎

人民幣貶值對股市的影響：
1、從短期來看，短期股債雙殺，利空。人民幣貶值將沖擊資產價格，從而導致金融、地產等相關板塊走弱，拖累整體大盤。此外，在美聯儲加息背景下，人民幣貶值預期一旦形成，將導致熱錢流出，這也不利於A股的走強。
2、從長期來看，貶值穩增長加碼，經濟有底。過去兩年，人民幣匯率彈性不夠導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跟隨美元連連攀升，而同期歐元日元金磚國家貨幣皆大幅貶值10%以上，出口壓力山大，加劇穩增長壓力。人民幣匯率的貶值將有利於降低出口的壓力，也有利於經濟的復甦。因此，實體經濟將在三季度逐步向好。

㈥ 如何提高人民幣匯率彈性

目前不少學者認為，政治壓力對於人民幣的影響其實已經減弱。考慮到目前通脹壓力很大，人民幣短期快速升值或許也是央行控制通脹的組合拳之一。其中原理很簡單。最明顯的是，人民幣升值增強了購買國外商品的能力，將適當降低進口商品價格，釋放CPI上漲動力。此外，近期人民幣很可能會短時間內快速升值，但在達到一定點位後再深幅震盪回調，如此就可以打壓市場單邊做多的投機資本，同時避免持續升值吸引的熱錢流入反而推高國內商品價格。中國央行6月19日宣布重啟匯改、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當時央行曾稱，當前人民幣匯率不存在大幅波動和變化的基礎。

㈦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缺陷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實際上就是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從1994年1月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由此開始，人民幣匯率生成逐漸走向市場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核心是：以外匯市場供求為基礎，允許市場匯率在一定范圍內圍繞基準匯率上下浮動。盡管現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基本上符合中國國情，對促進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實事求是地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也存在著以下缺陷。 建立銀行結售匯制和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外匯體制改革的重要方面。銀行結售匯制和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構成了現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基礎。從理論上來看，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反映的是市場供求關系。但從現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看，由於存在著兩個突出的特點，即銀行結售匯的強制性與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封閉性。導致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扭曲，從而使人民幣匯率基本上體現的是政府意志，難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匯率。
（1）銀行結售匯制的強制性。結售匯這種制度安排具有較大程度的強制性，企業出口所得外匯必須無條件賣給外匯銀行。企業不能持有外匯賬戶（以後雖允許大型外貿企業持有部分外匯，但受到嚴格的限制），不能根據自己未來的需求和對未來匯率走勢的預期自主選擇適當的出售時機和數量。至於企業的外匯需求，在經常項目下的貿易用匯通過外匯銀行的售匯來滿足，而經常項目下的非貿易用匯則受到較為嚴格的外匯審批控制。在這一制度下，企業無法意願地持有外匯，由此「強賣」而形成的匯率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價格。
（2）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封閉性和嚴格管制。銀行間外匯市場即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市場，建立該市場的初衷是為了改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然而從實踐來看這一目標並未達到，這是因為該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缺陷：
第一，封閉性而非開放性市場。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會員制，作為市場主體的外匯指定銀行其會員資格的獲得，須經中央銀行或外匯管理局的審批，必須符合嚴格的市場准入規則，從而使該市場失去開放性而成為封閉的市場。
第二，嚴格管制的市場。由於中央銀行對外匯指定銀行持有外匯的額度有嚴格的規定，這就使得外匯指定銀行不能意願地持有外匯，也難以根據本、外幣資產的合理組合來實現在風險可控情況下的收益最大化和規避外匯風險。更為重要的是，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中，由於中央銀行實際上處於壟斷地位，即中央銀行具有對外匯銀行的額度控制權以及中央銀行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和貨幣供給權，從而使中央銀行對該市場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具有絕對的控制權。中央銀行在市場上的絕對壟斷地位，使政府的意志自然而然滲透在匯率之中。
第三，被動干預的市場。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中央銀行處於被動干預的地位，當外匯指定銀行之間的交易不能完全匹配時，由中央銀行彌補不足頭寸，以保證整個市場的「出清」。這種被動干預保證了市場的有效運轉，但也對人民幣匯率的形成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由於採用迫不得已的被動干預，極大地限制了中央銀行採取靈活的干預模式，其結果使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僅有管理而缺乏浮動，人民幣匯率趨向僵化。毫無疑問，這種狀況對人民幣體現外匯資源價格的真實性和代表性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嚴重製約了市場配置外匯資源效率的進一步發揮。
第四，單調的市場。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上交易的幣種僅限於美元等少數幾種貨幣，成交量也主要以美元為主，而且幾乎不存在遠期、期貨交易，除了少數幾家銀行有資格辦理人民幣遠期交易外，幾乎沒有其他衍生工具。銀行間外匯市場上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的狀況對外匯交易量有重要的影響。不言而喻， 真正意義上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必須具有一定數量的交易主體，形成多層次的市場結構，從而具有相當的交易規模。否則，就不可能形成活躍的外匯市場，也就不可能生成合理的市場匯率。 在客觀因素以及一部分主觀因素的作用之下，我國於1994年初開始實行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已經逐步演變成為固定匯率安排。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承載了包括政治因素在內的沉重負擔，我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對穩定亞洲經濟金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經濟穩定的極其重要的標志。正因如此，人民幣匯率已經陷入僵化即缺乏靈活性或彈性，喪失了調節功能。
缺乏靈活性或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造成了一系列的問題，從而成為危及我國金融安全的嚴重隱患，最突出地表現為弱化了企業的風險意識。匯率長期窄幅波動，不僅制約了市場引導外匯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發揮，並導致市場忽視匯率風險。在基本固定的匯率安排下，使市場和企業的匯率風險意識淡薄，在經營與投融資活動中很少考慮和顧及風險，從而出現和累積了一定的風險，如大量不良債務的產生，而這些風險的累積則是發生金融危機的重要條件。
由於人民幣匯率缺乏靈活性或彈性，人民幣名義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之間產生較大的差距。在單一釘住美元的匯率安排下，由於匯率浮動區間處在狹小的范圍之內，這種狀況使匯率難以對其他貨幣間匯率變化及時進行調整，特別是對美元和其他主要儲備貨幣間的匯率變化及其影響做出反應，其結果往往是表面上名義匯率保持穩定，而實際有效匯率已經與之發生偏離。
在我國的貿易結構中，與美元區的貿易額約占貿易總額的50%左右，而與非美元區即日本、歐元區和東南亞的貿易額約占貿易總額的一半左右。我國的現行匯率政策只是重視保持與美元區匯率的穩定，而對非美元區貿易夥伴的匯率穩定則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 出現了美元不斷貶值的趨勢，相應地也導致了這些貨幣的升值。正是這些因素導致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趨降。
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時，我國規定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每天的波幅為中心匯率上下0.3%， 而實際上人民幣匯率每天波幅不過幾個基本點。人民幣匯率窄幅波動這種格局，較大程度是由於中央銀行作為銀行間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幾乎每天都參與市場交易，平補市場買賣差額，影響匯率生成。這就形成了中央銀行與市場博弈的格局，造成了匯率變動的政策敏感性。如果匯率出現大幅波動，可能向市場傳遞的是政府縱容或操縱匯率貶值或升值的政策信號，從而使得匯率波動從政策上變得比較敏感，這反過來制約了匯率政策操作的彈性。 1996年我國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並對資本項目下嚴格管制，從而使銀行間外匯市場上的外匯供求決定於貿易項目。而貨幣的購買力則是與貿易相關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需要選擇購買力平價理論作為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的理論模型。但是，在人民幣匯率制度已經逐步演變成為固定匯率安排的情況下，用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人民幣與美元的均衡匯率存在著重大缺陷，如購買力評價理論的前提條件（例如信息充分、交易成本為零、關稅為零）幾乎完全不能滿足，而且由於購買力平價理論的一般物價水平既包含了貿易品又包含了非貿易品，其計算結果必然存在著較大的偏差。顯而易見，從理論上來看，現行人民幣匯率的調整缺乏充足的依據。
從實踐上來看，現行人民幣匯率的調整也缺乏准確的依據。在匯率由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來決定時，這一市場十分狹窄，而且僅限於由經常項目中的貿易項目派生出的外匯供求，但由於一方面中央銀行與外匯指定銀行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導致中央銀行無法獲取准確定價所需要的完全信息；另一方面，由供求偏好變化而造成的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導致中央銀行管制定價的時間滯後，甚至發生判斷錯誤。在信息不對稱和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管制定價的中央銀行無論採用何種方法，都難以計算出一個「出清」供給與需求均衡的匯率水平。當中央銀行管制定價無法確定均衡的匯率水平時，匯率水平的調整不得不主要依賴於經驗以及有關黑市匯率水平、出口換匯成本等參考指標，使調整的准確性大為降低。 維持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成本較高，需要付出的代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增加貨幣政策靈活操作的難度。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固定匯率制將沒有自主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只能被用於維持匯率的穩定；而在資本管制條件下，資本難以自由流動進行套利活動，利率平價理論將不再發揮作用，固定匯率制下的貨幣政策因此而重新獲得自主性。但是，我國的實踐表明，由於受資本控制有效性和貨幣管理當局沖銷手段的限制以及貿易平衡存在著不確定性，即使在資本管制條件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依然受到較大的影響，有時甚至會發生貨幣政策的作用方向與宏觀經濟政策目標背道而馳的現象。
（2）增加財政負擔。當美元相對於主要貨幣保持強勢的情況下，如果維持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絕對穩定，勢必增加我國出口增長的難度，而擴大出口又是保持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為了刺激出口，我國採取了提高出口退稅比率、對出口商品貼息等措施，其結果：一方面是保持了出口的增長，對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國家財政支出，並誘發了出口騙稅等道德風險。
（3）增加外匯管理成本和難度。為維持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在政策操作上我國不得不在一定程度藉助外匯管制的力量來實現既定目標。在1998年以前，為緩解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中央銀行加強了銀行結匯管理，明確規定中資企業借用的國際商業貸款不得結匯成人民幣使用；在1998年以後，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對人民幣匯率產生的貶值壓力，中央銀行又加大了對銀行售付匯管理的真實性審核力度。毫無疑問，嚴格的管制勢必增加管理成本。在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下，由於人民幣匯率基本固定、匯率無風險，當國內外利率存在利差時，必然導致無風險套利機會的出現。盡管在我國資本項目外匯管制之下，這種套利活動有一定的成本，但只要收益大於成本，套利仍會通過非法逃套等形式進行。這種狀況增加了資本項目外匯管理的難度。
（4）外匯儲備增加的成本與風險。在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框架下，強制性結售匯的實施、經常項目可兌換以及中央銀行對外匯指定銀行外匯頭寸額度控制，銀行、企業與居民都不能意願地持有外匯，而中央銀行則以國家外匯儲備的形式持有相當數量的外匯。這種狀況導致我國外匯儲備持續超速增加，由1994年初的212億美元上升到2004年底的6099億美元。持有如此規模巨大的外匯儲備，盡管可以看作是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穩定以及經濟發展勢頭良好的重要標志，或者說為市場提供了一個穩定與信心的重要標志，但是持有如此巨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對經濟發展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最突出表現為：
首先，支付巨大的成本。既然外匯儲備是用於清償國際收支逆差、進行外匯交易和國際債務清算、干預外匯市場的外匯資產，而且這種重要資源又必須具有較高流動性的前提條件，因此外匯儲備屬於暫時閑置或只能獲得很低收益的資產。由此可以這樣認為：外匯儲備的規模越大則意味著資源利用的效率就越低，同時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高。我國外匯儲備主要用於購買美國政府的短期債券和在境外金融機構的同業存款，其資產收益率大大低於對外借款所支付的利息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所付出的成本。我國在持有大量低收益外匯資產的同時，又以高成本從國際金融市場大量借入外資，造成巨額的資源浪費，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
其次，承擔匯率風險。我國外匯儲備高度集中於中央銀行，匯率變動所產生的匯率風險就不可能向其他微觀經濟主體分散，必然由中央銀行獨自來承擔，在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市場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持有巨額外匯儲備特別是美元儲備資產將面臨巨大的匯率風險。
（5）增加社會交易成本。主要表現為：第一，在強制性的結售匯制度下，必然增加企業的額外負擔，使交易成本提高，而成本的提高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業的競爭力。第二，對交易真實性的審核不僅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管理費用的支出，而且隨之產生的效率下降也意味著社會成本的增加；第三，在結售匯制度下，對外匯的超額需求是外匯市場的重要特徵，因外匯超額需求而出現的大量的行政審批則又是產生尋租、腐敗等問題的重要根源。這樣不僅降低了外匯資源的使用效率、造成效率損失，而且又要為此支付監管的成本。所有這些，無疑會加大社會交易成本，造成社會福利的凈損失。
我國加入WTO之後，由於對外貿易擴大、外資流入增加、外資銀行大量進入及其業務增加，外匯市場日趨活躍，致使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壓力逐漸增大。伴隨上述重要變化，資本的流動性在我國逐漸提高，穩定匯率的難度越來越大，外匯管制的成本也將越來越高。這些變化必然要求人民幣匯率加快市場化改革，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㈧ 當需求無彈性時，為什麼一國貨幣貶值可以導致國際收支惡化

不一定。一般一國採取貨幣貶值可以改善國際收支，因為通過本國貨幣貶值將是促使短期內經常項目的盈餘，可以有效收到改善收支的效果；但是資本項目有可能在形成貶值預期後貶值前後造成資本外流，在一國貨幣貶值的行為形成經濟行為選擇趨於貶值預期時，會將資本項目影響消除經常項目的改善，進而加劇國際收支的惡化。
拓展資料：
1、貨幣貶值在國內引起物價上漲現象。但由於貨幣貶值在一定條件下能刺激生產，並且降低本國商品在國外的價格，有利於擴大出口和減少進口，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國家把它作為反經濟危機、刺激經濟發展的一種手段。
2、匯率工具常用於調節一國國際收支失衡，各國政府都希望使用匯率工具使失衡的國際收支恢復平衡，特別是當一國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多使用本幣貶值的策略，希望通過本幣的貶值，一方面降低本國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增強本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力，從而促進出口，增加出口額，另一方面，提高外國進口商品在本國市場的本幣價格，降低外國進口商品在本國市場的價格競爭力，從而減少進口。總之，通過本幣匯率的下調擴大出口，縮減進口，使貿易收支以至國際收支逆差縮小，恢復平衡，甚至出現順差。
3、沒有改善國際收支狀況，甚至惡化國際收支。加大了一國的國際收支逆差，我們稱這種現象為貨幣貶值的國際收支效應失靈。貨幣貶值的國際收支效應失靈現象歷來就存在，但近年顯得尤為突出。
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像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等國的貨幣貶值均在30%-70%之間，貶值幅度之大實屬罕見。然而，這些國家的國際收支卻在相當長時期內沒有得到根本改善，近年俄羅斯金融危機，土耳其金融危機，巴西金融危機，阿根廷金融危機，這些國家的貨幣也嚴重貶值，但貨幣貶值的國際收支改善效應卻不明顯。與此相反，中國頂住1997年東南亞的金融風暴沖擊，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實際上人民幣匯率還穩中有升，但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卻一年好過一年，外匯儲備連年增長，從1997年底的不足1400億美元增長到2002年底超過2500億美元。匯率貶值效應為什麼失靈，人民幣不貶值國際收支盈餘反倒增加，這一問題值得大家認真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