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居民杠桿率

❶ 適度引導居民部門加杠桿有多重好處

你可以參考一下！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❷ 海外一直因為什麼看空中國現在卻改變了論調

杠桿率過高以及去杠桿力度過大對經濟可能產生明顯的收縮效應，一直是海外看空中國經濟前景的重要理由之一。

但現在，他們的論調發生了改變。

德意志資產管理公司稱，從中國銀行業近期發布的三季度業績報告可知，中國政府推動金融體系內杠桿明顯降低。

中國去杠桿已取得不小的進展。不僅用於購買高風險、高收益資產的理財產品存量下降，金融機構相互間拆借的增速也明顯放緩。

趙錫軍對記者表示，不管是「去」也好，還是「穩」也好，現在最重要的是精細化地區分杠桿。在新時代，去杠桿不是要強調規模和水平，而是杠桿要用在何處、資源配置在何處著力的問題。

他同時強調，未來的金融工作不是單純地擴大規模、增加利潤，更不是簡單地通過加杠桿刺激投資和消費，更重要的著力點在於如何配置好資源，使經濟社會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得到補充、均衡，形成高質量的供給體系。

「在應對金融危機期間，形成了大量的杠桿和債務，在結構調整過程中可能會存在較大的風險隱患。在下一階段金融領域的工作中，一方面要把杠桿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要化解好已經形成的高杠桿和杠桿風險」趙錫軍說。

對於風險隱患，鄧海清同樣表示擔憂。鄧海清認為，銀行機構之間的同業往來不應受到過多的監管壓制，這與央行主導的「利率市場化」背道而馳。另一方面，如果「利率市場化」脫離銀行體系，反而通過APP、互聯網金融等來實現，將對金融系統產生嚴重後果，這同樣也是未來監管思路里要做的修正。

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曉晶認為，通過杠桿轉移，糾正杠桿錯配，可以實現在保持總杠桿率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盡量將杠桿風險降到最低。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揚表示，今後一段時間，我國風險管理和加強監管的任務主要集中在去杠桿上，而增加GDP，即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也是去杠桿的治本之道。

見了成效了，肯定會轉變看法了。

❸ 房貸杠桿率是什麼意思

杠桿率一般是指資產負債表中總資產與權益資本的比率。杠桿率是一個衡量公司負債風險的指標，從側面反映出公司的還款能力，杠桿率的倒數為杠桿倍數。

無論企業營業利潤多少，債務利息和優先股的股利都是固定不變的。

當息稅前利潤增大時，每一元盈餘所負擔的固定財務費用就會相對減少，這能給普通股股東帶來更多的盈餘。

這種債務對投資者收益的影響，稱為財務杠桿。

財務杠桿影響的是企業的稅後利潤而不是息前稅前利潤。

財務杠桿率等於息稅前利潤與營業利潤之比，反映由於固定的債務存在，財務費用（利息）對保險企業利潤的影響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業負債的程度和企業償債能力，財務杠桿率越高反映利息費用越高，導致ROE指標越低。

(3)周小川居民杠桿率擴展閱讀

1、杠桿率的優點

一是反映股東出資的真金白銀對存款人的保護和抵禦風險的作用，有利於維持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水平，確保銀行擁有一定水平的高質量資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潤)。

二是能夠避免加權風險資本充足率的復雜性問題，減少資本套利空間。本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在新資本協議框架下，如果商業銀行利用新資本協議的復雜性進行監管套利， 將會嚴重影響銀行的資本水平。有關數據顯示，一些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和杠桿比率出現背離。2008年年末，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的核心資本充足率為13.1% ，但杠桿比率只有2.9%；UBS核心資本充足率為11.5%，杠桿比率卻只有2.6%。通過引入杠桿率，能夠避免過於復雜的計量問題，控制風險計量的風險。

三是有利於控制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快增長。通過引入杠桿率，使得資本擴張的規模控制在銀行有形資本的一定倍數之內，有利於控制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快增長。

2、杠桿率的缺點：

一是對不同風險的資產不加以區分，對所有資產都要求同樣的資本，難以起到鼓勵銀行有效控制資產風險的目的。

二是商業銀行可能通過將資產表外化等方式規避杠桿率的監管要求。

三是杠桿率缺乏統一的標准和定義， 同時對會計准則有很強的依賴性。

❹ 居民加杠桿買房還有很大空間是什麼意思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政府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政府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政府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政府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政府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政府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政府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政府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政府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政府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政府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政府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政府，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政府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政府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

❺ 周小川的直接融資對股市是利好還是利空

周小川在G20期間介紹中國近期中國金融市場情況時指出，今年6月中旬以前，中國股市泡沫不斷積累。3月至6月,上證指數上漲了70%。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投資者杠桿率快速上升等問題，存在風險隱患。六月中以來，中國股市發生了三輪調整，其中前兩輪調整未有國際影響，8月下旬的第三輪調整產生了一些全球性影響。為避免發生系統性風險，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人民銀行通過多個途徑向市場提供流動性。中國政府的措施避免了股市斷崖式下滑和系統性風險發生。股市調整以來，杠桿率已明顯下降，對實體經濟也未產生顯著影響。

❻ 是努力去杠桿還是在默默加杠桿

鳳凰財經訊 在2014年已經較高債務的基礎上，2015年的中國經濟繼續加杠桿，而今年依然繼續提高。
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警示：目前我國金融杠桿率不斷提高，去年已經超過警戒線，並且至今還在繼續提高，這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也指出，目前我國貨幣增長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在此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將不遠。
那麼我國政府、居民和企業的杠桿情況分別如何呢？今日華泰證券[1.04% 資金 研報]在華爾街見聞發布最新研究結果，對這一情況進行了分析。
中央、地方政府：已接近國際警戒線，仍持續加杠桿
統計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政府債務約為388250億元，佔GDP比重為57.37%，國際警戒線為60%，可見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已然偏高，但低於發達國家。然而，從政府此前表態可以預見，為「穩增長」今後一段時期政府部門仍將處於加杠桿進程。
有許多學者反映，政府部門的「錢」應該花在「正地方」，財政支出應該是幫助經濟結構升級、轉型的支出。市場預計我國今年一季度的社會融資規模會超過5.5萬億元，而其中居民部門加杠桿基數相對較小，所以5.5萬億元的社會融資，絕大部分還是進入了傳統的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廣發證券[1.37% 資金 研報]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表示其經過調研發現，「地方政府拿這個錢，在現有的政策激勵下也沒什麼人幹活，大部分又買入了銀行的理財產品，這是中國目前的金融空轉的狀態。」
居民部門：加杠桿進程，但遠低於發達國家
華泰證券報告顯示，我國居民部門負債率與發達國家相比明顯低，與新興經濟體相比則略高。負債率低與我國的高儲蓄率有著必然的聯系，此外，居民部門的債務構成單一，只有貸款，其中住房抵押貸款為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15年樓市回暖，購房需求集中釋放，人們紛紛前去申請公積金貸款買房。近日數據顯示，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蘇州、合肥、福州等多城市公積金貸款額度吃緊，公積金賬戶幾乎出現「被貸空」的現象。今年房地產持續高溫，這一現象恐怕會加劇。
企業部門：去杠桿進程，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報告數據顯示，上市公司企業資產負債率變化較為平穩，呈穩中有降格局，工業企業則呈一個明顯的下降趨勢。產能過剩行業以及部分傳統行業去杠桿效果明顯。而房地產、部分服務業、新興產業等行業在不斷加杠桿，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加杠桿」明顯。此外，大中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明顯偏高，地方企業高於中央企業。
華泰證券預期，企業部門去杠桿趨勢在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企業部門處於加杠桿進程，但是我國企業部門的杠桿率較高。數據顯示，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相比，均居於首位，高出發達國家平均值80個百分點，高出新興經濟體國家平均值66個百分點。由於經濟下行、企業盈利能力惡化，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近5年內增加了42個百分點。
對此，央行行長周小川多次強調，我國當前金融體系以間接融資為主，特別是商業銀行主導，這個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國總體杠桿率偏高的事實。未來我們將通過股權投資，減少企業對於借貸杠桿的依賴性。
我國2016年的五大經濟政策任務中，去杠桿位列其首，但是，真的會「去」嗎？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核心問題在於去杠桿和保持適當增長速度存在著矛盾。在經濟增速下行趨勢未得到扭轉的背景下，保持適當增長速度會成為政府的首選。雖然去杠桿關乎經濟長遠健康發展，但在短期內就會被犧牲。危機持續過程中設定去杠桿的任務，核心的意義在於提醒全社會不能迷失方向，不能過度依賴需求方調控，需要供給側合理安排去杠桿的路線圖。李揚認為，降低杠桿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債務增長速度的同時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高杠桿陷阱，因為我們很難接受短期調整的成本，不但宏觀層面去杠桿的可能性很低，微觀層面的資產重組也很難推進，金融體系轉型更是無法一步到位。黃益平建議，短期內不宜在宏觀層面過度強調去杠桿，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桿配合國企去杠桿。
樓市去庫存應加杠桿還是去杠桿？
關於樓市去庫存應該是加杠桿還是減杠桿的問題，在兩會期間就被討論得沸沸揚揚。重慶市長黃奇帆認為，目前房地產領域用加杠桿的辦法去庫存，風險很大，容易引發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就是先例。而央行行長副行長潘功勝的態度則是，目前中國房地產的杠桿率並不高。
此前，經濟學家李迅雷撰文稱，同時做到去庫存、去產能和去杠桿理論上是可以實現的，但是現實中概率很小。目前看到的，至少在房地產領域，還是為了去庫存而加杠桿，但加杠桿的結果，卻是一二線城市房價的大漲，三線及以下城市的去庫存的效果尚不明顯。這是由於市場的自發資源配置之下資金的虹吸效應造成的——資金一致流向那些更具有保值投資前景的一線城市樓市。這種情況不僅會帶來對實體產業的抽血，也為三四線城市的去庫存難題更添一重難度。
現在的貨幣政策究竟是穩健的還是寬松的？
最後，華泰證券表示，當前「去杠桿」更需要一個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事實上，我們今年也這么做了，從此前央行降准、逆回購「天天見」，SLF(7天期常備借貸便利操作)「月月見」可見一斑。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引用數據稱，去年的GDP增長率是6.9%，但是名義增長率只有6.4%，相比起來，M2增長率是13.3%，「比GDP增長高了7個百分點。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是寬松的了。」
「今年1月份，貸款投放增長2.5萬億，同比多增了1萬多億，按這個速度，我們的貨幣增長還要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這種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還遠嗎？」
海通證券[0.06% 資金 研報]副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稱，09年至今，中國的M2規模不僅超越美國，而且接近於美國的兩倍。有人說，這是中國版的QE，但美國的三次QE，前提是出清，即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都去杠桿了。然後再慢慢加杠桿。中國目前則是在杠桿的基礎上加杠桿，在泡沫的條件下創造泡沫， 在債務的基礎上增加債務。這就很難實現去杠桿和化解泡沫的目標。如果說，寬松的環境有助於改革的順利推進，但過度寬松的環境則往往會樂不思蜀。
說到底，我們都明白，提高經濟生產率、推動供給側改革和結構性改革，才是去杠桿最具活力的方式。

❼ 央行會繼續通過去杠桿等來防範系統性風險嗎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14日在華盛頓表示，中國政府有能力和信心防範系統性風險，同時保持經濟健康、穩定運行。

周小川當天在提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決策機構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的聲明中說，近年來由於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結構性調整以及國際金融市場大幅波動等原因，中國金融業的潛在風險有所增加，但總體上風險可控。

IMF近日將中國經濟今明兩年增速預期較7月份預測值均上調0．1個百分點，分別至6．8％和6．5％。這也是IMF今年第四次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

IMF總裁拉加德近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IMF非常歡迎中國央行近期採取的控制信貸增長的措施，繼續推進這些措施對於防範金融風險很有必要。

❽ 當前我國居民杠桿率是在上升還是下降

關於居民個人、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破產？

❾ 公司杠桿比率一般多少

從公司的債權人復立場來講，制公司的負債應控制在百分之五十左右，當然公司的負債肯定是越低越好，資產負債率反映在總資產中有多大比例是通過借債來籌資的，也可以衡量企業在清算時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程度。同時也是一項衡量公司利用債權人資金進行經營活動的能力指標，反映債權人發放貸款的安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