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為什麼一國爆發經濟危機會被迫放棄固定匯率政策從而導致貨幣貶值那
首先 這些國家的政策是允許外部資金進出的 而當這個國家的經濟一旦出現風吹草動 外資出逃 用本幣買美元出逃 這樣的人越來越多 根據市場供求規律本幣貶值 ，可能在平時，這個國家還可以用那麼點外匯貯備在外匯市場上通過購買本幣來支持本幣匯率來穩定，但在特別時期，像泰國那麼點外匯貯備根本不能和索羅斯一幫人抗衡，當外匯貯備用完後，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本幣貶值
Ⅱ 日元 美元匯率 二戰後
二戰後，日元的匯率主要可以分為倆個階段，一個是固定匯率制，即二戰之後到1970年左右，日元兌美元的匯率基本上固定在360比1的水平；另一個是浮動匯率制，自1971年開始，日元兌美元匯率開始出現變動，即所謂的匯率市場化，基本上可以總結為四輪明顯的升值。
1949年，由於日本持續的通貨膨脹，並且存在多重的匯率，當時美國幫助日本當局制定了所謂的「道奇計劃」和「經濟安定九原則」，直接將日元兌美元的匯率固定在360比1。這項匯率政策最終穩定了日本的經濟，不但讓日本的外貿活動更加容易清算與結算，也通過日元與美元的捆綁，加深了日本與國際經濟的聯系，最終讓日本產業能夠重返國際市場。固定匯率的制度一直實行到1973年2月份。
1971年8月5日，由於美元的持續貶值，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被迫宣布中止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比率(1盎司黃金=35美元)，並加征10%進口稅率，史稱「尼克松沖擊」。隨著美元的大幅貶值，日元兌美元的固定匯率也出現波動，由360升值到306。1973年2月，日元正式從固定匯率制轉向浮動匯率制。隨後，日元兌美元持續升值，截至1978年末，匯率升至194.3比1，七年累計升值高達85.28%。
1985年9月，美國、日本、前聯邦德國、法國、英國五個發達工業國家財政部長及五國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讓美元與主要貨幣有秩序的下調，以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協議，最終令日元大幅升值，史稱「廣場協議」。廣場協議也揭開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兌美元在250比1上下波動，在「廣場協議」生效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快速升值到200比1附近，升幅20%；1986年底，進一步升值至152比1，1987年最高達到120比1。
1993年2月，時任柯林頓政府財政部長的貝茨明確表示，為了糾正日美貿易的不均衡，日元需要升值20%左右。隨後，在美國政府的目標誘導下，日元匯率在半年之內由2月初的124.95比1，上升至8月份的102.18比1，累計升幅22.3%。1995年4月，日元匯率急劇升至79.70比1的歷史高點。從1993年2月初到1995年4月79.70的歷史最高點位，日元兩年間累計升值56.8%。
從2001年開始，美元/日元在日本當局的嚴防死守之下，始終運行於115的上方，並且一度攀升至135水平。不過從2000年至2007年大的波動區間來看，美元/日元基本上處於100至125的寬幅區間震盪。從2007年到2012年，全世界共同經歷了經濟危機的肆虐，經濟也完成了周期性的築底過程。隨著避險情緒的不斷升溫，美元/日元也自2007年6月高點124.15持續下行，2010年11月01日，刷新了80.24的十五年新低，41個月累計跌幅高達35.36%。
2012年至今，隨著經濟的逐漸復甦，美元/日元在觸及75.35低點之後便沒有再創新低，從而陷入震盪築底走勢。
Ⅲ 怎樣正確看待日本匯率制度與日本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為了發展經濟，擴大出口，穩定的匯率是不可缺少的。戰爭結束後，美國方面作出了有必要加快日本經濟復甦的決定。1948年10月，美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決定將日本經濟恢復作為美國的主要目標之一，提出了包括設置固定匯率在內的9項穩定經濟原則。經過美國佔領當局和日本方面的反復研究，終於決定自1949年4月25日開始，實行1美元等於360日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這個固定匯率一直保持了22年，一直到1971年12月才正式改變。
Ⅳ 1970年代固定匯率制崩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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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匯率制解體的原因主要是美元供求與黃金儲備之間的矛盾造成的。貨幣間的匯兌平價只是戰後初期世界經濟形勢的反映，美國依靠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黃金儲備，高估美元，低估黃金，而隨著日本和西歐經濟復甦和迅速發展，美國的霸權地位不斷下降，美元災加劇了黃金供求狀況的惡化，特別是美國為發展國內經濟及對付越南戰爭造成的國際收支逆差，又不斷增加貨幣發行，這使美元遠遠低於金平價，使黃金官價越來越成為買方一相情願的價格。加之國際市場上投機者抓住固定匯率制的瓦解趨勢推波助瀾，大肆借美元對黃金下賭注，進一步增加了美元的超額供應和對黃金的超額需求，最終美國黃金儲備面臨枯竭的危機，不得不放棄美元金本位，導致固定匯率制徹底崩潰。
Ⅳ 中國現在為什麼要放棄固定匯率制度而去實行浮動匯率制度這兩種制度各自有什麼優勢
固定匯率可以保持咱們國家的對外貿易優勢，保持較低的匯率可以讓產品具有價格優勢，發展國內企業。浮動匯率是入世談判時規定的條件之一，迫於國際壓力，中國要逐漸施行浮動匯率。但是固定匯率下貨幣政策會失效或效果不大。浮動匯率則可以保證比較有效的貨幣政策。蒙代爾的三角形表明，匯率穩定，貨幣政策獨立和資本管制之間是三角形的關系，只可得到兩個結果，不可能三個同時實現，也就是說中國選擇的是放棄固定匯率追求資本管制和貨幣政策獨立性。貨幣政策獨立可以抑制國內通貨膨脹，而資本管制就是控制外匯流入流出，即對資本賬戶進行管制。
但是浮動匯率可能產生潛在的經濟風險，當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緣於資本大鱷利用浮動匯率從中套利。中國在98年以前本來已經有了施行浮動匯率的打算，但是遇到金融危機果斷的選擇人民幣匯率不變，不但保證中國沒有卷進這場危機，還為緩解東南亞金融危機做出貢獻。這樣一拖就是8年，直到迫於世貿和國際壓力（主要來自美國）不得不逐漸浮動匯率。目前還算是政府指導下的浮動匯率制。日本當年就是迫於美國壓力將匯率一升再升，利率進入了凱恩斯陷阱，加上房地產股市泡沫，銀行信貸出現嚴重問題，石油危機，以及政局動盪，最後造成了十年復合經濟危機。
Ⅵ 為什麼亞洲金融危機以後各經濟體都被迫從固定匯率制轉向浮動匯率制請求專業人員指教
1.因為外匯儲備不足，不能再維持固定匯率制度了
2.如果是盯住單一貨幣，並且跟盯住貨幣的匯率相對固定，就是固定匯率制了
Ⅶ 敘述日元升值匯率變化對日本經濟產生哪些影響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作為戰敗國，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在此背景下，日本舉國上下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當時輿論認為：擴大出口，尤其是增加對實力最強、最為富裕的國家——美國的出口，是振興日本經濟的捷徑。因此，日本政府在戰後不久就提出了貿易立國的口號，把擴大出口作為國策。
為了發展經濟，擴大出口，穩定的匯率是不可缺少的。戰爭結束後，美國方面作出了有必要加快日本經濟復甦的決定。1948年10月，美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決定將日本經濟恢復作為美國的主要目標之一，提出了包括設置固定匯率在內的9項穩定經濟原則。經過美國佔領當局和日本方面的反復研究，終於決定自1949年4月25日開始，實行1美元等於360日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這個固定匯率一直保持了22年，一直到1971年12月才正式改變。順便提一下，當時，美國方面曾經有過讓日元兌美元匯率固定在330日元等於1美元的設想，但到最後關頭，由於考慮到通貨膨脹的發展，將日元對美元匯率又下調了30日元，固定在360日元等於1美元，這使得日本經濟界人士欣喜萬分。
連續保持22年之久的360日元=1美元的固定匯率，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使得日本企業能夠在20多年的時期內，不必理會匯率的變化，而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產品質量、新產品開發、擴大產品出口等方面，為日本經濟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不可否認，持續、穩定的匯率水平，對保證日本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對擴大日本產品的出口，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經濟增速明顯加快。特別是60年代的經濟增長倍增計劃期間，日本經濟的增長速度更是驚人，年均增長率在10%以上。
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對美出口的增加，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增長，使得長期以來一直扶植日本發展的美國，開始對咄咄逼人的日本產品出口產生越來越大的不滿。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日美貿易就開始摩擦不斷。最初的日美貿易摩擦主要集中在棉紡織品等輕工產品方面。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貿易摩擦開始向幾乎所有重要工業產品領域擴展，
隨之而來的是，美國方面對日本的壓力也開始增大，在金融方面要求日本將日元升值。
第二：
史密森協議後，日元開始向浮動匯率制度過渡。
在主要是來自美國的外來壓力下，特別是美國政府於1971年 8月單方面宣布以放棄美元兌換黃金、對進口貨強制性徵收10%進口關稅等為主要內容的緊急經濟政策，從根本上動搖了布雷敦森林體系，引起了國際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的劇烈動盪，日元匯率開始上升。日本政府為維護360日元=1美元的匯率水平，多次讓日本央行人市干預，拋出日元，購買美元，但這些措施都無濟於事，日元匯率還在上升。盡管如此，歐美國家仍在不斷批評日元匯率升值幅度不夠。在此背景下，1971年12月，西方十國財政部長在華盛頓史密森博物館召開會議，決定將日元匯率升值16.8%，即1美元=308日元，並以此作為標准匯率，可上下浮動2.25%.同時，當時的西德政府也同意將馬克對美元匯率升值13.8%.這就是被經濟學家稱為史密森協議的主要內容。但是，由於美國的貿易逆差繼續擴大（比如1971年到1972年，美國的貿易逆差從27億美元擴大到68億美元，而日本的貿易順差則從78億美元增加到90億美元），美元匯率仍在繼續下滑，1973年2月13日，美國財長宣布美元對黃金貶值10%，在此情況下，日本也只好讓日元向浮動匯率制過渡。
從上可以看出，日元匯率制度的變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日元匯率從固定匯率制過渡到浮動匯率制，是在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之後才實現的。實際上，到了20世紀70年代上半期，日本產業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這是日本有條件允許日元升值的強大的物質基礎。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產業競爭力的提高，出口的增加，主要靠的是日本本國企業的發展，而不是通過引進外資，由外資企業主導本國產品出口來實現的。而且，日本企業的許多核心技術，都是自己開發的，這就為日本企業日後承受日元升值帶來的壓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另一方面，美國則由於長期陷入越戰泥潭，通貨膨脹嚴重，國際收支出現大量逆差，企業競爭力受到日本、德國等的嚴重挑戰，不得不將美元貶值，以期擺脫困境。
由此可見，內因與外因（尤其是內因）的綜合作用，使得日元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以
後開始逐步走上升值之途。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外來壓力已經非常巨大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在匯率制度方面的讓步也是非常不情願的，可以用「擠牙膏」方式來形容它在這方面所做的每一個讓步。
而且從實際情況來看，盡管實現了浮動匯率制，從1971年開始到1985年之間，日元的匯率的升值過程還是比較平穩的，中間還有反復。但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之後，日元匯率的升值速度明顯加快。
第三：
廣場會議後的日元急速升值破壞了日本經濟結構的順利轉軌
眾所周知，1985年美英法日德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促使日元、德國馬克對美元升值的協議，從此之後，日元匯率開始迅速上升，進入了長達10年之久的升值周期。到1995年，日元曾一度升至80日元等於1美元的水平。
廣場會議後日元匯率的急劇升值，既是日本政府試圖以此緩和日美貿易摩擦，避免兩國關系惡化的舉措，也與日本政府想藉此機會提高日元國際地位，進而提高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有關。日本有些人士以為，經過戰後40年的發展，日本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日元升值意味著日本不但在製造業方面已經「打敗」了當年的戰勝國美國，而且在貨幣領域，日本也開始挺起了腰板。
日元的急劇升值，對日本經濟最大的影響，是促進了日本企業的對外投資。其實，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日本企業就掀起了一輪對外投資的熱潮。比如，1965年度日本企業的對外投資金額僅為1.6億美元，1970年度達到9億美元，到1973年度增加到35億美元。但此時的日本企業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開發等領域，是對日本國內經濟結構的補充。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的企業海外投資，主要是傳統的製造業企業，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為降低成本，佔領海外市場，而被迫進行的海外投資。因此，可以說對日本企業來講，廣場會議之後的海外投資，顯得有點倉促和無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盡管日本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但此時日本在國際
上具有競爭力的行業仍然主要集中在汽車、鋼鐵、家電、造船等傳統產業方面，在以信息產業、生化等為代表的高科技方面還沒有發展到成規模的產業的地步。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傳統行業的企業大量到海外投資，由於國內缺乏新興的高科技產業接替出走的傳統行業所造成的空白，形成了日本國內所謂的產業空洞化現象，破壞了日本經濟結構的順利轉軌。
在正常情況下，假如接替傳統產業的新興行業己成氣候，能夠挑起日本經濟的大梁，即使大量傳統企業到海外投資，對日本國內就業和需求應該不會帶來太大的影響，日本經濟很可能不會陷入長達十幾年之久的低迷狀態而不能自拔。但實際情況是，不但日本的大企業紛紛出走到海外投資辦廠，而且為這些大企業提供零部件的中小企業為了繼續向大企業提供產品，為了自己的生存，也被迫跟隨大企業一起到海外投資辦廠。有的日本大企業，甚至在自己到國外去投資辦廠之前，要求為其提供配套零部件的中小企業先去投資，為其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如豐田公司在中國的做法）。大企業和大批中小企業到國外投資，必然使得國內就業人數下降，導致內需不足。內需不足反過來又影響企業在日本國內的投資需求，最終形成惡性循環，是致使日本經濟長期陷入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面臨升值壓力，日元全力保持穩定
第四：
從1996年以後，美國政府開始改變匯率政策，美元匯率逐漸升值，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美元兌日元匯率一度升到1美元=140日元左右的水平，不過，進入2l世紀以來，特別是「911事件『以來，由於美國經濟進入衰退邊緣，再加上美國國內有不少人士認為美元幣值被高估了10-20%，認為這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美國政府又開始調整匯率政策，有意無意促使美元貶值。但是，對於美國政府的這種政策變化，日本方面非常不安，想方設法不讓日元匯率升值。僅今年4-6月，日本政府就動用4.6萬億日元入市干預匯市，購買美元，阻止日元匯率升值。
日本政府幹預匯市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證企業產品的出口，以外需來彌補因長期蕭條帶來的內需不足。另外，在通貨緊縮環境下，讓日元匯率貶值，還能起到緩和通貨緊縮的效應。由此可見，日本政府及經濟界人士吃夠了在條件不完全具備時貿然讓日元匯率升值的苦果之後，現在開始清醒了，正運用各種手段來防止日元匯率的升值。
Ⅷ 誰能告訴我固定匯率制度的利和弊（可以任挑幾點回答哦）
固定與浮動匯率只是兩種不同的匯率制度，無所謂對錯或優劣之分。在某個階段、相對某個經濟結構，固定匯率可能比浮動匯率更適合。但在另一個階段、另一種經濟結構下，浮動匯率可能更合適
有關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爭論持續了多年，總體上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及分析。因研究國際金融而獲諾貝爾獎的蒙代爾教授與斯坦福大學專門研究日本及中國匯率制度的麥金農教授認為：現階段最好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與美元掛鉤。而幾乎所有其他的具有國際影響的經濟學家，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資銀行界，及國際學術圈的經濟學家，都認為人民幣應該浮動。
其實，固定與浮動匯率只是兩種不同的匯率制度，無所謂對或錯，只是在兩種制度下個人、企業及宏觀經濟的行為及調整方式不一樣。在某個階段、相對某個經濟結構，固定匯率可能比浮動匯率更適合。但在另一個階段，另一種經濟結構下，浮動匯率可能更合適。因此，在比較固定與浮動匯率制度的利弊時，需要對兩種匯率制度的本質及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及結構有透徹的理解。
固定匯率制度的最大好處是政府幫助個人及企業消除了匯率風險，降低了國際貿易及投資的交易成本。二次大戰後，由凱恩斯等經濟學家設計的國際貨幣體系，包括監督執行這一體系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是一個固定匯率制度。由蒙代爾倡導的歐元體系在歐盟各國之間也是一個固定匯率制度。港幣與美元的掛鉤及人民幣與美元在1994－2005年期間的掛鉤，也屬於固定匯率制度。顯然，固定匯率制度對促進國際貿易與投資功不可沒，中國的外貿及外商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主要發生在1994年實行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之後。
對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固定匯率還有一個特殊的功能——幫助建立一個更符合市場規律的相對價格體系。在計劃經濟里，工資及吃、住、行、教育、醫療等的相對價格並不真實地反映商品及服務的成本與效益，改革初期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的一半以上都是花在吃上面，而住與醫療幾乎不花錢。這樣的相對價格體系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各種商品及服務的相對價格體系很不一樣，顯然需要調整。固定匯率使得中國各行各業相對價格的調整更容易、也更順利。
固定匯率的另一個好處是對本國的貨幣政策加以限制，使得本幣的利率及通脹與國際主要貨幣的利率與通脹不會無緣無故地相差太多。對於像香港這樣的開放型、以國際貿易及資本市場為主的經濟體，固定匯率有利於營造一個相對穩定及容易預測的宏觀經濟環境。對於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當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制定及執行能力還不成熟時，固定匯率也有利於穩定通脹預期及宏觀經濟環境。1994年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之後，中國的通脹預期很快就得到控制，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甚至出現輕微的通縮。
但是，固定匯率對貨幣政策的限制也可能成為一個問題。當中國由於製造業等行業勞動生產率迅速增長而導致住房、醫療、教育及服務業成本及價格上漲過快時，央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就無法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減緩通脹壓力。因此，在中國沒有出現嚴重的由於勞動生產率迅速增長而產生的非貿易商品價格高漲之前，固定匯率制度對中國是基本適用的。但是，一旦持續的生產率增長導致較明顯的通脹，特別是非貿易商品(如住房)價格的上漲，浮動匯率下的人民幣升值就有必要，也比較容易被社會接受。特別是在通脹環境下，人民幣升值不會導致通縮的風險。
固定匯率能夠成功實行的前提是政府有能力守住固定的匯率，這對日本、中國及香港特區這些擁有大量外匯儲備及貿易順差的經濟體不是一個問題，但對拉丁美洲及亞洲一些常年擁有貿易逆差的國家就是一個很難實現的條件。阿根廷、韓國、泰國、印尼等國家在金融危機時無法守住官方匯率，就是因為它們持續的貿易逆差導致外匯儲備流失，不得已只能讓匯率浮動。
浮動匯率的主要好處是為央行提供了一個獨立的貨幣政策工具來控制通脹，但成本是個人、企業、銀行必須承擔匯率風險，包括市場投機人民幣升值的風險。
斯坦福大學麥金農教授對日本及中國實行浮動匯率的風險研究得最透徹。他提出了一個道德矛盾及沖突(conflictedvirtue)的理論。日本及中國都持續多年擁有大量貿易順差，也就是不斷積累美元凈資產，這本來是一種勤儉儲蓄的美德。可是，當日元與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形成並實現時，本國居民將普遍不願意持有不斷貶值的美元而更願意持有不斷升值的本幣，這就形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及沖突：本國居民通過貿易順差不斷積累凈美元資產但卻不願持有美元資產！結果是官方外匯儲備大升，並導致本幣發行量大增，本幣利率下降，甚至開創零利率時代，也稱為「貨幣流動性陷阱」。
麥金農的道德矛盾及沖突理論的一個基本經濟學原理是：在市場環境下，投資不同貨幣資產的回報在調整風險之後應該相同。比如，給定同樣的風險，投資人民幣資產的回報主要體現在人民幣名義利率(＝人民幣實質利率＋中國通脹率)，而投資美元資產的回報則體現在美元名義利率(＝美元實質利率＋美國通脹率)。但在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時，人民幣資產的投資回報還包括人民幣的升值率，因此：人民幣名義利率＋人民幣升值率＝美元名義利率。
如果美元名義利率是6％，而人民幣每年升值率達6％，在中國開放資本流動的條件下，人民幣名義利率就可能被壓至零。這就是為什麼麥金農教授不希望人民幣採取浮動匯率制度的原因。
在沒有通脹時(如日本在1990年代)，麥金農的分析完全正確。可是，一旦有了通脹，人民幣名義匯率(人民幣實質利率＋中國通脹率)就可以比零高很多。而一旦有了通脹，由於通脹與升值的替代關系，人民幣升值壓力及升值率也必將相應減小，人民幣名義利率跌至零的風險，即落入「貨幣流動性陷阱」的風險，也會減小。可見，維持一個適當的由生產率快速增長導致的通脹率，可以降低人民幣升值導致零利率的風險，也可以減低升值的壓力。
因此，我認為中國今後的通脹率應該至少高於美國目前的通脹率(大致2％－3％)但低於日本1950－1970年間的平均通脹率(大致5％－6％)，低通脹對工薪階層及退休職工的影響則可以通過工資／退休金與通脹指數掛鉤等方式來解決。
Ⅸ 問個問題
哈佛大學教授Keneth Rogoff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樓舉行了題為「匯率體制與國際資本市場整合：中國的表現及含義」的演講。演講由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他指出，現在對Rogoff教授演講是很好時機。在過去一段時間里，中國匯率制度都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不久前中國政府宣布人民幣升值2%，並開始由釘住美元轉為釘住一籃子主要貨幣，同時允許匯率在一定范圍內浮動，即實行所謂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Rogoff教授講演將對理解我國匯率制度問題具有借鑒作用。
Rogoff教授首先對最新的匯率方面的研究文獻做了綜述，從這些文獻中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結論：在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金融體制尚未發展、與國際資本市場沒有很好整合的國家，採用固定匯率會運行良好並具有可持續性。對於發達國家而言，它們增長率高而通脹率低，「真正」浮動匯率制更為適用。對於新興市場而言，比較適用中間的浮動匯率制。
從歷史上看，十多年前國際上很多國家是固定匯率制，同樣有很多使用了浮動匯率制，但所謂中間浮動匯率制度非常之少。在1975年左右，約三分之二的國家是固定匯率制，而現在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使用了中間匯率制度。並且這個趨勢會不斷持續，到2020年可能會繼續上升。Rogoff教授強調，在劃分國家匯率制度分類時，不是聽政府宣稱他們使用了某種匯率政策，而是要看他們的匯率政策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很多宣稱浮動匯率的國家實際上是固定匯率制，同樣有很多宣稱固定匯率制實際是浮動匯率制的，這樣的國家很多是在歷史上曾經存在過雙重匯率。
Rogoff教授接著討論未來匯率制度會如何變化。對於「2050年世界匯率體系應該如何」？在中國影響較大的羅伯特·蒙代爾教授觀點是，未來只有一種世界貨幣。Rogoff教授的觀點則與此不同，他認為在未來50年後，世界貨幣系統應該由至少三種到四種主要貨幣組成，比如人民幣、美元、歐元，再加上一個主要石油輸出國或是商品輸出國的「與大宗商品相聯系的」貨幣。當然對於外圍貨幣而言，還會存在很多問題。
另議一個問題是，現今中國應該做什麼？Rogoff教授指出，現在中國政府將匯率制度變得更加彈性化這一舉措既是必需的、也是合適的。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由於中國自身的快速發展以及貿易的擴張，固定匯率制已不再是中國可行的匯率制度，特別是如果中國想要對自己的貨幣政策保持一定的自主性。採取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會迫使中國跟從美國的貨幣政策。保持固定匯率制也非常困難。當然中國有能力永遠保持固定匯率制，但這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既然中國政府明確應該改革匯率制度，但應如何考慮時機選擇問題？Rogoff教授認為，早調整比晚調整要好，否則國家會因此遭受損害。也有意見認為，中國不會受損，原因是中國有約7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Rogoff教授以90年代的歐洲經驗為例說明外匯儲備並不能使國家免受傷害。由於不願放棄固定匯率制，瑞典損失了100億美金的儲備，整個銀行系統也在短短一個月內崩塌，花費了近7年的時間才得以重建。另外，中國7000億的外匯儲備相比於全球每天20000億美金的交易市場規模而言微乎其微。外匯儲備並不是不能起作用、但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麥金農、蒙代爾教授都曾指出，中國不應放棄原先的固定匯率政策。從蒙代爾80、90年代的著作看來，維持固定匯率制的一個中心論據在於，沒有一個政府不會通貨膨脹。這也幾乎是蒙代爾教授唯一重要的論據。但現在大多數人都明白這一點：穩定的浮動匯率制會比原來的固定匯率制好。貨幣政策上的改進，例如獨立的央行、設定通脹目標，都使國家在沒有匯率工具的條件下仍可以控制通貨膨脹。而且現今國際社會的通脹問題已經遠遠沒有過去那麼嚴重。1992年，全球有超過40個國家的通脹率達40%，其中辛巴威是20000%，剛果人民共和國是10000%。現在，辛巴威的問題依然嚴峻，但其他的國家都已控制住了通脹程度。剛果人民共和國現在的通脹率也只有個位數而已。因此Rogoff教授認為中國不會因為放棄固定匯率制而遭受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即使遇到問題，也可以加以控制。這需要中國對自身的貨幣體系進行改革、同時加強對通貨膨脹的控制和管理。
反對放棄固定匯率制的第二個理由在於金融危機。西方學術界很多文章認為，如果國家放棄固定匯率制，則會有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Rogoff教授認為出現金融危機多半是由於國家是被迫放棄原先的匯率制度。更重要的是，發生金融危機一般是由於貨幣價值的大幅降低而非升高。以墨西哥為例，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原因在於墨西哥政府將比索對美元的匯率降低30%而造成匯率危機。比索實際價值下降了一半多，一夜之間墨西哥全國GDP的30%也由於比索貶值而消失殆盡。損失嚴重的還有墨西哥的很多銀行，他們多為借入美元、貸出本國貨幣。同樣的情況還曾出現在韓國和印尼。但中國目前情況是存在匯率升值壓力。當然會有銀行和企業在此次匯率變動中受損，但總體而言，中國經濟體變得更加富有了。因此不會出現大規模全球性的宏觀經濟危機、或者說出現危機的可能性極小。
蒙代爾教授等人認為，如果中國人民幣升值，則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不可能達到10%、而會和日本一樣降為0。1985年日本曾與美國在歐洲訂下廣場協議，約定日本匯率升值。到了90年代，日本經濟一蹶不振。Rogoff教授不贊同此種觀點。他認為，日本經濟問題不是在匯率政策調整之後就出現的，導致經濟萎靡的主要原因並不能確定為日元的升值，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宏觀政策嚴重失誤。
匯率制度彈性化和匯率升值是兩碼事。現在對於人民幣的壓力是升值，但可能今後的某一天壓力會是使人民幣貶值。近期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僅來自於貿易順差，也來自於資本的凈流入。而資本的控制是不平衡的，通常是流入容易流出難。如果資本控制力平衡，那麼現在人民幣的壓力則可能貶值。
接著Rogoff教授列舉了人民幣被低估的論據。首先，從貨幣的購買力看，舉麥當勞的巨無霸漢堡為例，在各國此產品的銷售價格各不相同，中國價格最低，僅合1.27美元。再者，從中國的貿易增長來看，中國經濟是一個典型的自由化後發展起來的經濟體。以中國、日本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NIEs)為例做比較。中國以1979年為基點，日本以1955年為基點，而新興工業化國家以1966年為基點，作圖比較發現，中國與日本、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趨勢完全相同，貿易規模逐年上升，並且這個趨勢還會繼續維持。
但從真實匯率(經過用通貨膨脹率調整的匯率)來看，中國情況則並不典型。1979年後中國真實匯率發展趨勢與自由化後日本背道而馳。日本保持上升趨勢，而中國則不斷下降。通常來說，從整個世界來看，一個國家富有的程度與其國內的價格水平存在明顯的正向關系。即越富有的國家東西越貴。因此，中國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變得富有後，真實匯率水平是應該上升的。這就是Belassa Samuelson效應：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會經歷貨幣的升值，原因在於較高的生產率發展水平會帶動工資的提升。而在中國，Belassa Samuelson效應並沒有出現，因為中國有龐大的勞動力後備隊伍。中國經濟正在全球化、但是生產率高的地區可以不斷地從尚未全球化的較為落後地區吸入勞動力，這一過程阻止了勞動力價格上升，從而阻礙了整個價格水平上升。
正是由於人民幣被低估，中國2004年貿易順差官方數據為1000多億美元，但實際上應該是這個數字可能要在增加25%到50%。中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7000億美元，很有可能在2006年達到日本儲備規模。
人民幣升值壓力來源於何處？龐大的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和貿易赤字是最主要的原因，這也是其他很多國家對美元匯率升值的最大壓力。美聯儲提高短期利率會推動美元短期內升值，但這只是暫時性效應，美元總體面臨的壓力是貶值。美國用掉了全球儲蓄量的3/4，而世界上很多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卻必須為最富有國家的揮霍行為買單，這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美國的赤字在全球占很大的部分。2004年美國總的經常賬戶順差為8880億美金，當今國際上順差最大的國家是日本和德國，比中國還要高出很多。而美國2004年的赤字已經達到6660億美金，幾乎吸收了經常賬戶總額的3/4，這也是美國廣借外債的重要原因。實際上，在美國貿易不平衡中，中國只佔較小一部分。
Rogoff教授現場展示了一幅曲線圖，表現的是各國在國外擁有資本規模占國內GDP比例。可以發現，紅色虛線代表的日本是這一比例最高的國家；瑞典和挪威僅隨其次。新興的亞洲國家近期發展很快，他們以及中東國家現在這一比例都在逐漸升高。歐洲國家和美國這一比例都為負數，即所負外債超過擁有的國外資產。且美國這一比例很高，並逐年增長。這也是美元長期貶值趨勢的原因。
Rogoff教授肯定中國匯率的彈性化有助於改變世界貿易不均衡的狀況，但這一作用很小。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人民幣與美元間存在較大的關聯。Rogoff教授200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把世界貿易分成供給和需求兩部分，以需求部分為標准來使世界貿易獲得均衡，那麼需要整個亞洲地區貨幣全部升值18%。而即使亞洲貨幣升值20%，但如果不配合相應的政策調整，國際貿易的不平衡仍然不能得到很好地緩解。
改變國際貿易不均衡的現狀最需要美國的調整，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很低，基本上為零；公共儲蓄則為負數。另外，其他的國家和地區也可以起到作用。例如歐洲可以在迅速發展的同時，增加儲蓄、降低赤字；歐佩克國家雖然可以通過油價的上升可到更多的盈餘，但從過去的經驗而言，他們面臨著政策和價格水平的調整；拉丁美洲也不可能長期維持赤字運轉的狀況。
最後Rogoff教授討論了「匯率制度與資本市場整合緊密相關」這一問題。他展示了資本市場開放與不同經濟體發展關系的圖形，其中列舉了1980到2000年間發展最快國家和最慢國家，分別列出他們的人均GDP變化以及資本市場是否開放的情況，最快的置於左邊，最慢的置於右邊。左邊的國家包括中國、韓國、泰國、印度等，右邊的則包括海地、尼日、尼加拉瓜、多哥等。總體來說，發展最快的國家大多資本市場開放，發展慢的國家則反之。Rogoff教授強調，資本市場是否開放，仍然要看國家怎麼做、而不是怎麼說。例如中國，雖然說資本市場不放開，但實際上仍然有與國際資本市場整合的部分，印度也是如此。可以得出結論：發達國家大多資本市場開放；發展中國家也在逐步地將資本市場放開。老一輩的宏觀經濟學家多是持這一觀點：資本控制是不好的政策，但從最近的宏觀經濟學著作來看，年輕的經濟學家們開始對這一觀點持懷疑態度。Rogoff教授認為，如果從長期的國家發展證據出發，傳統觀點仍然站得住腳。
從資本開放角度看，中國在某種程度包含兩個部分，較發達的東部和內地尚未很好發展的地區。較發達的地區，類似於土耳其、韓國等，屬於新興市場。而其他內地地區尚不屬於新興市場，很多方面與中國的東部地區完全不同，但所有地區使用同一種貨幣。因此，更彈性的匯率制度對於發達地區而言非常適用，但對其他地區並非如此，這是個困難的問題。彈性匯率制度如果運用於貧窮地區，帶來最大的問題就是通貨膨脹，但總體而言這個問題在中國不會很嚴重。
最後Rogoff教授對其演講的內容做了簡短的總結。匯率制度非常重要，並且匯率制度是與資本控制緊密相連的，必須結合在一起考慮。另外，沒有一種匯率制度使可以放之天下而皆準的。但有一條基本規律是，國家變得越富有，匯率制度就應該越彈性化，同時資本市場也應該越開放，以增加與國際資本市場整合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