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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杠桿

發布時間:2022-06-16 18:16:10

㈠ 關注房地產稅立法問題!「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點了

自2011年1月起,上海和重慶率先試點對個人住房徵收房產稅。

房地產稅主要徵收對象不是廣大中低收入普通勞動者,而是高收入多套住房家庭,可以設計較高的累進調節機制。

與去年一樣,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仍未提及房地產稅,但這並不代表房地產稅立法工作被擱置。

3月6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查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提出,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十四五」規劃面向的是未來5年(2021年-2025年)。

從官方到民間都已形成共識:房地產稅是大勢所趨。

「房地產稅是遲早要出台的。房地產稅僅針對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外的房屋徵收,剛需住房基本不受影響。由於房地產稅是對納稅人財產的征稅,因此該稅徵收在糾正當前社會財富分配不平衡方面起著重要作用,並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絕房價過高。」全國政協委員、房天下董事長莫天全表示。過去10年,他一直深入參與房地產稅立法討論、論證工作。

全國政協常委、成都市原市長葛紅林建議,通過稅收調節和出台房地產稅,降低投資購房收益預期,讓投資購房回報回歸到合理水平,甚至低些。

去年底,中國社科院發布報告建議,在一些熱點城市和炒房屢禁不止的城市率先加快試點開征,爭取在「十四五」期間開征房地產稅。社科院是中共中央直接領導、國務院直屬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學術機構和綜合研究中心,其建議很大程度上會推動房地產稅加快實施。

未來5年,房地產稅開征會落地嗎?

上海、重慶試點房產稅十年

徵收房產稅提議最早可追溯至2010年。彼時「十二五」規劃中提到,「研究推進房地產稅改革」。2011年1月,上海和重慶率先試點對個人住房徵收房產稅。

2011年1月27日,上海市政府出台個人住房徵收房產稅試點規定,要求以家庭為單位,第一套房不論面積大小,免徵房產稅;第二套及以上新購住房,人均60平方米以上部分徵收房產稅。該居民家庭中有無住房的成年子女或其他親屬共同居住、且其常住戶口在該居民家庭擁有住房內的,可並入該居民家庭按每人60平方米計算免稅住房面積。

適用稅率暫定為0.6%,但對應稅住房每平方米市場交易價格低於上海市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銷售價格2倍(含2倍)的,稅率可暫減為0.4%。

也就是說,一個三口之家有180平方米免稅額度,這個面積基本上可以囊括剛需自住人群,是對剛需人群的免稅保護。

10年間,上海市房產稅收入呈現逐年上升趨勢。根據上海市稅務局1月26日發布的《上海市2020年稅收收入統計情況》,2020年上海市房產稅收入為198.7479億元(未精確到個人住房房產稅),2011年這一數據為73.662億元。

「10年間上海房價持續上揚,雖然2020年有過小漲,但整體漲幅保持穩定,房產稅在其中是有作用的,但功在根源。」58安居客房產研究院分院院長張波認為。

今年1月份,上海市發布了「關於延長《上海市開展對部分個人住房徵收房產稅試點的暫行辦法》有效期的通知」,上海市2011年發布執行的這份文件經評估需繼續實施,將繼續按照執行。

除了上海,10年前試點房產稅的城市還有重慶,重慶征稅對象主要是「豪宅」。

2011年1月28日重慶正式啟動改革試點工作。重慶房產稅征稅對象包括:對於獨棟別墅,不管存量房還是增量房,均要征稅;對於房價達到當地均價兩倍以上的高檔公寓也將征稅;此外,對於在重慶無戶口、無工作、無投資的「三無」人員在重慶所購房產,購買兩套以上住房的從第二套開始徵收房產稅。

房產稅稅率為:對於房價達到當地均價2倍至3倍的房產,將按房產價值的0.5%征稅;對於房價達到當地均價3倍至4倍房產,將按房產價值1%征稅;4倍以上,按1.2%稅率征稅。

當時試點房產稅的理由很簡單:調節收入分配,引導個人合理住房消費。

今年1月份,重慶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發布公告,對重慶房產稅住房價格標准給予上調。政策明確:2021年重慶主城中心城區個人新購高檔住房,是指成交建築面積價格達到22106元/平方米及以上住房。2011年,豪宅稅的稅線為9941元/平方米,10年間漲了122%。

重慶房地產市場一位分析師表示,重慶出台房產稅起到了控制高端物業過度投資、打擊投機行為的作用,穩定了當時市民對樓市預期;大面積高總價豪宅交易受到一定影響。同時,根據政策規定,重慶徵收個人住房房產稅收入全部用於公共租賃房建設和維護,大量公租房推出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重慶房價。

「十四五」時期房地產稅會落地嗎?

每年兩會,房地產稅都是一個熱詞。但在去年及今年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房地產稅」並未被提及。

莫天全認為,這和當前經濟形勢密切相關,「如今經濟發展承壓,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突發事件,報告沒有提房地產稅應該也是對當前時間節點的拿捏與把控。」

業界關心的是,2021年作為「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房地產稅推進速度是否會加快?事實上,去年以來,隨著宏觀經濟趨於穩定,高層對於推進房地產稅的相關文件及講話明顯增多。

去年5月14日,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相關負責人在談及「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進度時表示,按照安排,相關工作正在穩步推進,有關方面正在研究起草房地產稅法草案。

5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明確提出: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

同年11月,財政部部長劉昆在「十四五」規劃輔導讀本中發表的《建立現代財稅體制》一文中提出,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權、分步推進」原則,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

12月21日,全國住房和城鄉建設工作會議亦提出,要穩妥實施房地產長效機制方案,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12月23日,劉昆又在《人民日報》發表《建立現代財稅體制(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再次強調要「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權、分步推進』原則,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

房地產稅是大勢所趨,唯一的問題是落地時間。「十四五」時期,即2025年之前,可能會是一個最佳時機。

此前,諸多市場機構預期房地產稅將在2020年完成立法,2022年開始徵收。後來中美貿易摩擦暴發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一定程度上遲滯了房地產稅出台速度。

「當前中國經濟已度過最困難時期,預計2021年經濟增速將出現大幅回升。在這種情況下,盡快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工作是較為合適的。待房地產稅立法完成後經濟也將完全回歸正軌,屆時擇機徵收房地產稅風險相對較低。」中央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張啟迪表示。

他認為,目前房地產稅徵收已基本不存在技術層面障礙。考慮到2021年以後中國經濟將逐漸趨於穩定,房企債務風險也將得到有效治理,配合宏觀經濟政策對沖及房地產稅徵收機制的過渡性設計,房地產稅在2021~2022年完成立法、2023~2024年落地是有可能出現的。徵收房地產稅是需求側改革必由之路,不僅有助於抑制金融資源過度流向房地產市場,提升資金在經濟中配置效率,也有助於穩定居民杠桿率,增加居民消費。只有切實推動房地產稅落地,才能真正推動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形成。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席宋曉梧近日在一次講話中建議「穩妥開征房地產稅」。他認為,目前房價過高,居民房貸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擠佔了居民消費支出,城鎮居民購房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比重由2003年的7.3%上升為2019年的26.7%。為抑制商品房投資行為,在總結一些城市探索房地產稅經驗基礎上,「十四五」時期應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科技,盡快摸清居民住房實際情況,穩妥啟動開征房地產稅。

「房地產稅主要徵收對象不是廣大中低收入普通勞動者,而是高收入多套住房家庭,可以設計較高的累進調節機制。」宋曉梧表示。

㈡ 社科院《金融學》院考題庫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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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金融危機究竟是怎樣造成的拜託各位了 3Q

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美林「委身」美銀、AIG告急等一系列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得世界各國都為美國金融危機而震驚。華爾街對金融衍生產品的「濫用」和對次貸危機的估計不足終釀苦果。 事實上,早在2007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的破產就暴露了次級抵押債券的風險;從2007年8月開始,美聯儲作出反應,向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以增加市場信心,美國股市也得以在高位維持,形勢看來似乎不是很壞。然而,2008年8月,美國房貸兩大巨頭——房利美和房地美股價暴跌,持有「兩房」債券的金融機構大面積虧損。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被迫接管「兩房」,以表明政府應對危機的決心。但接踵而來的是:總資產高達1.5萬億美元的世界兩大頂級投行雷曼兄弟和美林相繼爆出問題,前者被迫申請破產保護,後者被美國銀行收購;總資產高達1萬億美元的全球最大保險商美國國際集團(AIG)也難以為繼;美國政府在選擇接管AIG以穩定市場的同時卻對其他金融機構「愛莫能助」。 如果說上述種種現象只是矛盾的集中爆發,那麼問題的根源則在於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美國政府不當的房地產金融政策為危機埋下了伏筆。居者有其屋曾是美國夢的一部分。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美國內需萎靡不振,羅斯福新政的決策之一就是設立房利美,為國民提供住房融資,幫助民眾購買房屋,刺激內需。1970年,美國又設立了房地美,規模與房利美相當。「兩房」雖是私人持股的企業,但卻享有政府隱性擔保的特權,因而其發行的債券與美國國債有同樣的評級。從上世紀末期開始,在貨幣政策寬松、資產證券化和金融衍生產品創新速度加快的情況下,「兩房」的隱性擔保規模迅速膨脹,其直接持有和擔保的按揭貸款和以按揭貸款作抵押的證券由1990年的7400億美元爆炸式地增長到2007年底的4.9萬億美元。在迅速發展業務的過程中,「兩房」忽視了資產質量,這就成為次貸危機爆發的「溫床」。 第二、金融衍生品的「濫用」,拉長了金融交易鏈條,助長了投機。「兩房」通過購買商業銀行和房貸公司流動性差的貸款,通過資產證券化將其轉換成債券在市場上發售,吸引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來購買,而投資銀行利用「精湛」的金融工程技術,再將其進行分割、打包、組合並出售。在這個過程中,最初一元錢的貸款可以被放大為幾元、甚至十幾元的金融衍生產品,從而加長了金融交易的鏈條,最終以至於沒有人再去關心這些金融產品真正的基礎價值,這就進一步助長了短期投機行為的發生。但投機只是表象,貪婪才是本質。以雷曼兄弟為例,它的研究能力與金融創新能力堪稱世界一流,沒有人比他們更懂風險的含義,然而自身卻最終難逃轟然崩塌的厄運,其原因就在於雷曼兄弟管理層和員工持有公司大約1/3的股票,並且只知道瘋狂地去投機賺錢,而較少地考慮其他股東的利益。 第三、美國貨幣政策推波助瀾。為了應對2000年前後的網路泡沫破滅,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聯儲連續13次下調聯邦基金利率,該利率從6.5%降至1%的歷史最低水平,而且在1%的水平停留了一年之久。低利率促使美國民眾將儲蓄拿去投資資產、銀行過多發放貸款,這直接促成了美國房地產泡沫的持續膨脹。而且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還「誘使」市場形成一種預期:只要市場低迷,政府一定會救市,因而整個華爾街彌漫著投機氣息。然而,當貨幣政策連續收緊時,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低信用階層的違約率首先上升,由此引發的違約狂潮開始席捲一切賺錢心切、雄心勃勃的金融機構。 所幸的是,由於我國參與全球化的步伐較為謹慎,因此較大程度地避免了美國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但不幸的是,我國也同樣也存在若干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病因」,這值得我們去深刻反思。 首先,雖然我國國有大型金融機構的改革取得了很大進展,但鑒於我國特殊國情,我們也許無法解決政府對大型金融機構的隱性擔保問題,但一定要繼續加強國有金融機構運作的透明化程度,切實防止金融機構的過激行為,如過度放寬信貸標准和涉水國際投機活動等。 第二,金融衍生產品是把雙刃劍,它能夠發揮活躍交易、轉移風險的功能,也能憑借杠桿效應掀起金融波瀾。因此,金融衍生品一定要在監管能力的范圍之內適時推出,切莫使其淪為投機客興風作浪的工具。 第三,貨幣政策要兼顧資產價格波動。在宏觀調控過程中,央行往往為了穩定預期而表示堅決執行某項政策,如反通脹等,但是貨幣政策的「偏執」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股市和房市價格的劇烈波動。上世紀末的日本經濟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以及當下的美國金融危機,都是資產價格泡沫急劇破裂惹的禍。因此,貨幣政策應兼顧資產價格波動,政府更要多管齊下消除不穩定產生的制度根源。 [編輯本段]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眾所周知,最近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從華爾街到全世界,從金融界到實體經濟,各國政府都在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那麼從這一次危機中我們能夠看到什麼?我國經濟和中國的企業受到了什麼影響?對我們而言,中國企業到底是機遇大還是挑戰大? 10月14日,一大把網站特別策劃《觀天下》活動第一期——「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就以上問題與業內專家進行了探討。 首先,對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對外經貿大學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侯玉成表示,美國本次金融動盪最終轉化成危機,是由價格泡沫所引起,價格泡沫主要體現在房地產市場。美國將問題轉移到金融衍生品是在混淆概念,其根本問題就是房地產泡沫過渡膨脹,最終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近年,美國的科技進步、生產力提高,導致經濟發展較快,但其經濟發展在一定階段是以價格不斷上漲來支撐它整體總的經濟發展局面。正是因為這一點細微差別,導致一旦某個領域出現問題,就會使整個價格體系崩盤。 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施慧洪博士認為,金融危機的根源還在於美國的金融機制,即信用衍生產品,普通的債券本金和利益都是可以預期的,衍生化後,本金變化了,利率也變化了。如利率可以與匯率掛鉤,利率可以跟很多因素掛鉤,這樣就使風險更加擴大化。尤其是期貨,利率一高,虧損的數字就成了天文數字,這使整個經濟分為兩極,一方是巨大的盈利,一方是巨大的虧損,經濟體系就無法平衡。 面對這種局面,目前各國政府都在盡力挽回金融危機局面,但究竟有多大效果?侯玉成表示,包括現在歐洲、美國所有的注資,包括成立各類基金的目的主要是讓市場穩定,整體在根上並沒有做實質性的動作,目的就是各國央行聯合起來,給市場信心,先讓金融系統穩定,讓實體經濟正常運營。 談到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目前的影響,侯玉成認為,其主要負面影響在我國的外貿出口及金融領域,但從另一個角度,無論是宏觀經濟面還是中小企業發展,此次危機又可能是一次巨大的機遇——逼迫我國出口結構進行升級,這就需要宏觀決策層給我國中小企業還有大型出口商提供緩沖的時機。 中國銀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管理總部投資經理連傑表示,在中國目前自主動力並不充分的環境下,生存環境愈加惡劣,在產業升級和行業結合的過程中才能誕生出更強有力的企業。另一個層面,剛性的內需支持的行業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我們現在內需增長並不快,但是這種增長基本是剛性的,不會突然變成負增長,比如農業、快速消費品,這些都有很好的投資機會。 侯玉成認為,在目前經濟局面下,可以在穩定或者盡可能減少出口影響基礎上加強對內需的關注,從近期召開的黨代會可以發現,內需的啟動,或者內需的製造,可能會成為下一階段我國大的經濟政策方向。而對於農業甚至與農相關的整體領域,可能是我國未來加強內需發展的一個點。下一步我國很可能在科學、技術行業給予適當扶持和推動,一方面發展科學技術基礎,另一方面試圖從這個領域製造出新的消費熱點。 對於什麼樣的行業在這次危機中能夠很好的發展,企業如何在這次危機中全身而退?各位專家對中小企業提出建議: 侯玉成:中小企業對未來發展的思路要有大的改變和提高。今年乃至未來,靠過去單純的密集性、低成本生產模式會逐步遇到發展瓶頸,這需要未來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有兩個方面必須要准備,第一方面,首先中小企業技術需要進行提高和准備。第二方面,我國中小企業,特別是以出口型為主的中小企業,未來的發展需要對一些經濟和金融領域熟悉的人才,做一個必要的配備。 連傑:談到中小企業發展有一點要提出,就是中國金融環境。在中國金融環境整體落後於實體經濟發展情況下,金融行業是有機會的,金融行業將來也會產生很多種小企業,有可能也會生活的很好。投資公司選企業,在實務中考慮幾個因素,第一是行業空間,即使排名第一,但行業中只有一百萬的生長空間,是不考慮的;第二是行業壁壘,這是限制競爭的因素,設計壁壘讓後者無法追趕,甚至不能輕易進入這個領域競爭,這就很有價值了。 對於中小企業轉型的問題,施慧洪認為一方面可以依靠自身力量,第二方面需要依靠外力,外力部分政府應該承擔起責任,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中小企業發展往往需要政府的相應政策,否則中小企業跟大企業競爭起來非常被動。而侯玉成認為,中小企業一定要從自身發展著手,不能把發展希望完全寄託在國家身上,無論是中國還是國際,企業優勝劣汰是正常現象。 最後,三位專家談到我國企業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何時突圍時,表示:目前局面下,中小企業要積極拓展美國以外的其他市場,包括非洲市場、歐洲市場,甚至亞洲市場,通過危機的鍛煉,來提高與國際企業的競爭能力,及國際市場的開拓能力等,不斷提升自我實力,前進的步伐不能停止,機會終究會到來。 [編輯本段]全球應對金融危機 近日,歐盟出台一項總額達2000億歐元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內含擴大公共開支、減稅和降息等提振實體經濟的三大舉措。 這只是近期世界主要經濟體為應對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蔓延出台諸多刺激經濟政策中的一項。11月份,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逐步顯現,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應對目標也從之前主要針對金融市場轉向拯救實體經濟,展開了一段驚心動魄的救援。 「緊鑼密鼓」各國力保實體經濟 11月份公布的數據表明,繼日本承認其經濟經過連續兩個季度下滑陷入衰退後,歐元區已進入其誕生以來的首個衰退期,而美國多項經濟指標的惡化程度創30年之最,也正在衰退的邊緣,新興市場經濟增長放慢已成事實。 從北美到歐洲、再到亞太地區,最近一個月里,為應對金融危機,全球一系列刺激經濟措施相繼出台。這些救市措施是繼拯救虛擬經濟後,各國針對實體經濟採取的又一輪的救助措施。 10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一攬子總額26.9萬億日元(約合273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以防全球金融危機對日本經濟造成進一步負面沖擊;11月25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宣布投入8000億美元,用於解凍消費信貸市場、住房抵押信貸以及小企業信貸市場…… 「從11月份全球的救助措施看,當前各國對危機的救治已從注入流動性、改善金融機構償付能力等階段,進入到刺激經濟的第三個階段。」中金公司金融專家黃海洲認為,第三階段的救治措施,都是從鼓勵投資消費、拉動就業等刺激經濟的層面出發,以防止實體經濟崩盤。 「在危機爆發之初各國針對金融市場採取的救助措施只能『救急』和『治標』,但不能『治本』。」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孫傑說,「在目前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程度難以估計,各國經濟增長面臨諸多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各國政府出台更具體的推動實體經濟增長的措施可以說是應時之舉。」 應對危機中國調控雷厲風行 國際金融危機在向全球實體經濟不斷蔓延的過程中,外貿依存度超過60%的中國所受影響也日益加深。統計顯示,中國經濟增速連續五個季度減緩,今年GDP增速也從一季度的10.6%下滑到三季度的9.9%。發展改革委主任張平近日坦承,11月份國內一些經濟指標更出現了加速下滑的態勢。 「為抑制經濟增長過速下滑的態勢,我們必須採取力度比較大、效果比較顯著的措施。」張平說。 針對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11月份以來中國政府雷厲風行、密集出台了大手筆的調控「重拳」,展開了一場與時間賽跑,與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賽跑的旋風行動,向外界發出了應對挑戰、戰勝困難、力保增長的強烈信號。 11月9日,中國政府宣布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並出台了投資規模達4萬億元的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十大措施;11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又決定出台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四項實施措施;11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確定了促進輕紡工業健康發展的6項政策措施,進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幫助輕紡企業克服困難,渡過難關;一周之後,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大幅度降息,調整幅度創11年之最;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提出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明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 各界人士表示,如此大手筆、高效率的舉措,既是對中國面臨的國際和國內經濟挑戰所作出的回應,也是加強國際合作、確保世界經濟增長的具體行動。 國際社會也給予了積極評價。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認為,中國約4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促進計劃「非同凡響」,不僅對中國經濟,對東亞經濟和世界經濟來說都是「非常好的」消息。 加強合作全球共度時艱 各國領導者意識到,全球性的危機需要全球共同應對。在各大經濟體相繼出台措施刺激經濟、穩定市場的同時,全球加強了合作,共同抵禦國際金融危機已逐漸成為各國共識,一系列為應對危機,尋求對話和合作的會議相繼召開: 11月8日,20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2008年年會在巴西聖保羅開幕;11月15日,20國集團領導人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峰會在華盛頓召開;11月22日至23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第十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秘魯首都利馬召開。 20國集團金融峰會在宣言中再次強調了「與會國家決心加強合作,努力恢復全球增長」的重要性。會議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與會各方就下一步應對金融危機行動達成了協議,20國集團領導人承諾將共同行動,運用貨幣和財政政策,應對全球宏觀經濟挑戰。 APEC會議針對金融危機專門發表一份聯合聲明,承諾密切合作,進一步採取全面、協調的行動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表示將採取一切必要的經濟及金融行動,力求在18個月內戰勝金融危機。 「這些會議均強調,全球要加強合作、共同抵禦金融危機。」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專家張明認為,在全球化的今天,危機對經濟的打擊是全球性的,而救治危機也需要全球的手段。

㈣ 中國社科院報告:建議嚴控購房加杠桿及其它刺激購房行為

2月28日,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布2020年2月《中國住房大數據分析報告(抗疫專題)》,報告提出建議,應嚴控購房加杠桿及其它各類刺激購房行為。當前疫情對房地產業的影響主要集中於部分企業的臨時性資金困難。疫情對住房需求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受影響家庭臨時推遲購房計劃,但並非永久取消購房計劃。應有針對性地對相關困難企業採取合理的救濟措施,盡量避免通過購房加杠桿或其它各類剌激購房行為來幫助房地產企業脫困。住房需求剌激政策雖然較易實施,但容易引發未來房價大起大落,加大宏觀金融風險,需要加以嚴格控制。
《報告》顯示,疫情對住房市場的影響可分為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兩個方面。
從直接影響方面看,疫情對住房市場有多維度的直接影響。首先對於房地產企業來說,因為售樓處暫時關閉和推遲復工,企業的項目交付進度、短期銷售額都將受到直接影響,並進而可能會影響企業資金周轉;對於購房者來說,看房、貸款等活動都難以正常進行,籌款也可能受到影響,短期購房活躍度直線下降;對於還貸家庭來說,由於收入受到疫情影響,部分家庭可能會出現還貸困難;對於租房者來說,找房、搬家等活動也會存在現實困難,租房行為受限。
從間接影響看,疫情對中國乃至世界經濟可能會構成一定的沖擊。疫情沖擊將直接影響對未來的經濟預期,進而間接引發部分群體的購房觀望。疫情帶來的收入降低或財富損失,也可能間接降低購房支付能力,造成購房需求下降。
但總體而言,房地產業屬於強周期性、波動性行業,長期的政策調控與頻繁的市場波動,使得房地產業對市場波動具有一定緩沖能力。疫情對中低中入階層的收入影響要大於其它階層,對中小房地產企業的沖擊要強於大型房地產企業,對中小城市住房市場的影響要高於大城市住房市場,對短期市場的影響要大於中長期。因而,只要疫情能夠在合理的時期內得到有效控制,那麼疫情對住房市場的影響將主要體現在對中小城市住房市場、中小房地產企業的短期影響。房價長期預期不會發生大的轉變,大城市市場和中長期市場不會因此而發生重大波動。
據此預測,短期內一二線城市房價相對穩定或略有回升,三四線城市總體穩中趨降,少部分城市可能較快下降。
根據住房市場的發展特點,及基於統籌疫情防控及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社科院《報告》提出以下建議:
在堅持房住不炒的基礎上,給予受疫情影響的困難房地產企業適度救濟。疫情對房地產企業的主要影響包括:項目開工推遲、按期交房受到影響;售樓處關閉,短期銷售額下降,部分企業資金鏈受到影響;居民短期購房意願及活躍度降低,市場需求低迷等。對於自持租賃型企業來說,出租率和租金也受到影響。但總體來說,由於房地產銷售本身具有較強的季節波動性及政策波動性,且房價主要受長期經濟預期的影響,因而疫情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相對其它產業較低。但也不排除部分中小企業、高負債運行企業因疫情而造成短期資金周轉困難或甚至資金鏈斷裂。對於這部分企業,可採取的救濟措施包括緩交部分稅費及政府性基金、支持網路銷售、簡化開工及銷售審批手續、到期還款適度延期、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優化預售資金提取程序等。
有針對性降低房貸還款困難家庭的短期還貸壓力。從2015年10月24日最後一次調整基準利率以來,我國已經有四年多沒調整過貸款基準利率。存量房貸利率的定價基準將由貸款基準利率轉換為LPR市場浮動利率,也最早需要到2021年才能產生實際效果。受本次疫情沖擊,部分購房家庭因收入下降、經營損失或財富損失可能會出現還貸困難現象。為此,可以有針對性採取暫緩還款、臨時性降低存量房貸利率及還款額等措施,幫助還貸困難家庭渡過難關。
嚴控購房加杠桿及其它各類刺激購房行為。當前疫情對房地產業的影響主要集中於部分企業的臨時性資金困難。疫情對住房需求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受影響家庭臨時推遲購房計劃,但並非永久取消購房計劃。應有針對性地對相關困難企業採取合理的救濟措施,盡量避免通過購房加杠桿或其它各類剌激購房行為來幫助房地產企業脫困。住房需求剌激政策雖然較易實施,但容易引發未來房價大起大落,加大宏觀金融風險,需要加以嚴格控制。
因地制宜採取租金及續約管控等措施,促進房主及租房家庭共克時艱。受疫情的沖擊,作為租房市場主要群體的中低收入階層短期收入受到較大影響。為緩解因疫情造成的短期困難,多地出台了針對國有房產租賃的租金減免措施。但對於廣大私有房產的租賃者來說,不僅難以通過租金減免政策獲得救濟,特殊情況下還可能被趁疫情漲租。為有效降低疫情對租房家庭的影響,在原有救濟政策的基礎上,有必要因地制宜對房產出租行為採取一定的租金及續約管控措施,如:疫期內租約到期,可根據租賃者要求對原租約進行短期延展,並禁止漲租或提高租賃條件;疫期禁止暴力驅趕租客;允許疫期部分困難家庭緩交租金;減免住房租賃相關稅收等。
在科學防疫的基礎上,堅持租購房同權。租購房同權既是構建租購並舉住房市場體系的基礎,也是建立完善住房市場長效機制的基石之一。科學防疫與租購房同權本質上並無矛盾與沖突。如果在實際工作中,簡單地將租房家庭貼上「較高風險」的標簽並給予區別對待,在一定程度上有悖科學防疫規律。因為疫情防控需要以深入細致的行程及接觸排查為基礎,單純對租房家庭貼上特定風險標簽以簡化工作,反而容易造成排查疏漏。由於病毒的高傳染性,特殊情形下,1%的排查疏漏將可能會使99%的努力失效。此外,對租房家庭的區別對待也可能會影響企業的有序復工,不利於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為促進科學防疫,建議以個人如實申報及大數據排查等手段為風控基礎,糾正少數地方簡單地對租購房家庭差別對待的不合理行為。

㈤ 美國1929到1933的經濟危機跟2008年的金融危機有什麼不一樣啊具體表現有哪些有什麼影響解決措施有哪些

不同點1:29年時美國還不是超級大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還不像現在這么大。
不同點2:29年時美國直接從中國拿東西,現在是通過債券實現。
不同點3:29年時美國經濟是相對獨立的,現在全世界的經濟已經完全聯系在一起。
糾正一點:2008年開始的危機,從《資本論》中的概念看,從純學士的觀點評論,是貨真價實的經濟危機。
至於解決措施。33年時全世界為了解決經濟危機引起的資源短缺打了一仗,就是傳說中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80年後的今天,你有何感想?

㈥ 如何積極穩妥去杠桿

如何積極穩妥去杠桿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積極穩妥去杠桿。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去桿杠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認真面對並妥善解決的問題。

2008年金融危機後,我國杠桿率快速提高,其中企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最高,是美英的兩倍多

總體來看,對於目前我國的杠桿率問題,需要重點關注並明確三個特點。

一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非金融部門的杠桿率快速提高。以國際清算銀行(BIS)統計公布的信貸與GDP的比例作為杠桿率的衡量指標,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為255.6%,其中,政府部門杠桿率為46.1%,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66.2%,家庭部門杠桿率為43.2%。2008年至2016年三季度末這段時間,四個杠桿率指標增幅都在70%以上,家庭部門的杠桿率增幅甚至超過140%。

二是從國際范圍看,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整體不算高,但企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最高。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低於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高於新興市場國家;政府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處於最低水平,不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50%;家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也處於較低水平,僅高於新興市場國家平均水平;受基數較高並且增長速度較快等因素影響,企業部門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最高,比BIS統計報告的國家和地區企業部門杠桿率平均水平高出75%,是美國、英國的兩倍多。根據中國社科院所做的測算,國有企業債務在企業部門債務中的佔比約為65%,國有企業負債率明顯高於民營企業。

三是加杠桿的資金來源中,雖然仍然是以銀行為主,但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規模和佔比正在快速提高。根據BIS的統計,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企業部門、家庭部門加杠桿的過程中,約有四分之一的資金來自非銀行金融機構。而在2007年之前,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比例尚不足十分之一。近幾年銀行金融同業業務發展的情況也可佐證這一點。2008年-2016年,銀行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債權均值約為7萬億元,是2001-2007年的7倍多。由於銀行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債權規模快速增加,導致其占銀行業總資產的比例從2001-2007年的2.7%升至2008-2016年的4.7%。同業資產增速快於銀行業總資產增速,為非銀行金融機構從銀行融入資金再給企業貸款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也為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出於規避監管等目的,借道非銀行金融機構為兩高一剩、房地產行業貸款提供了充足的資金。

杠桿率的過快上升增加了經濟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就可能導致風險蔓延進而引發危機

我國的杠桿率快速增長並且企業部門杠桿率較高的促成因素較多。從宏觀經濟方面看,主要包括國際和國內兩方面的因素。國際上,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為了應對危機,各國普遍採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以穩定經濟增長,流動性較為充裕,我國的投資壞境較好吸引了大量國際資金流入,為加桿杠提供了充裕的資金。而國內也針對金融危機採取了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貨幣政策也相對寬松,不僅降准降息而且貨幣超發問題相對突出。2008-2016年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年增長率比GDP增長率高7.5個百分點,而2001-2007年只有5.8個百分點,增長了1.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GDP年均增長率從2001-2007年的10.8%降至2008-2016年的8.4%,下降了2.4個百分點。貨幣超發的同時經濟增速卻在下降,推動了杠桿率提升。

從金融方面看,我國融資方式中以債務融資為主,也會導致杠桿率提升。長期以來,國內高儲蓄率為投資導向的經濟模式發展提供了充裕的資金,也推動了以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為主業的銀行業規模壯大,讓其有足夠的規模和實力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大量的信貸資金。2016年底,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達到232萬億元,是信託、保險、證券、期貨、基金、融資租賃業總資產之和的5倍多,是當年GDP總量的3倍多。這些都為債務融資發展提供了充裕的資金供給。而從資金需求看,我國企業稅負較重且稅收征繳中債務利息具有稅盾效應,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問題增大了其主動負債的動機,以及企業破產清算成本較高等,均導致企業部門也有較強的債務融資偏好。據中國金融論壇課題組的研究,國內預算軟約束問題突出的國有企業,其杠桿率較同類企業明顯更高。

杠桿率增長速度較快,企業部門杠桿率高,都存在較大的風險隱患。就國外的情況看,幾乎歷次經濟金融危機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杠桿率快速提高的情況,杠桿率的過快上升增加了經濟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就會導致風險蔓延進而引發危機。這方面,2016年我國居民部門房地產貸款飛速增長需要高度關注。據人民銀行的統計數據,2016年居民中長期貸款全年新增5.7萬億元,約占當年新增人民幣貸款的45%,比2015年居民中長期貸款增長86%。家庭的資產配置中,對於房產配置的比例過高,而金融資產佔比較低,不僅微觀層面存在較大的風險,也加劇了宏觀層面的房地產資產泡沫。企業部門杠桿率高加劇了企業的債務負擔,特別是在近幾年企業盈利能力下降的情況下,企業償債能力下降,過重的債務負擔不僅企業難以承受,也易於導致再融資的成本更高。金融加速器理論表明,銀行監督企業的交易成本與融資溢價正相關,而融資溢價與杠桿率正相關,即杠桿率越高,銀行貸款所要求的利率越高,以抵消企業可能的違約損失。企業越來越高的融資成本與逐步下降的盈利能力同期出現,勢必埋下更多的風險隱患。

去桿杠需要從源頭上控制好貨幣供給量,同時採取盤活存量資產、加快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等措施,積極穩妥推進

對於杠桿率快速提高,以及企業部門杠桿率較高,我們必須高度警惕,採取針對性的措施,積極穩妥去杠桿。

具體而言,首先需要明確去桿杠的思路和重點。杠桿本身並不是壞事,而杠桿率快速提高,杠桿率較高易於引發風險,需要密切關注。也正是如此,去杠桿並不是不加區分的把杠桿都去掉,而是要重點控制杠桿率的過快上升,降低企業部門尤其是國有企業部門的高杠桿率。也就是說,去杠桿要同時兼顧杠桿率過快上漲和企業部門高杠桿率。對於政府部門,目前中央政府杠桿率低,而地方政府杠桿率高,要合理調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桿率。在地方政府債務置換規模有縮小的預期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杠桿率問題也要予以關注。家庭部門杠桿率高主要是用於配置房產,要重點關注其杠桿率快速提高的問題。尤其是要通過對房地產的調控,減少家庭部門加杠桿配置房產,讓房子回歸其居住屬性。就國際經驗看,去桿杠的成效並不是立竿見影的,也不是單一措施就可以全面解決的,對此需要有一定的心理預期。

其次要控制貨幣量,對金融業務進行規范。杠桿率快速提高,企業部門杠桿率高,也是因為貨幣超發流動性充足所致,在這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種貨幣現象。從這個角度看,去桿杠需要從源頭上控制好貨幣供給量。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合理控制貨幣發行規模,管好貨幣供應的總閥門。在此基礎上,結合基礎貨幣供給方式變化,適當提高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短期借貸便利等流動性管理工具的價格水平,降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從央行融資並進行套利的積極性,以控制金融機構負債的總規模。對於近幾年快速發展的金融同業業務,不排除其發展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但其中不規范、不透明的問題較多,需要通過加強監管減少同業套利空間。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非銀行金融機構對非金融部門加杠桿也提供了較多的資金,因此我們不僅要管理好銀行業特別是中小銀行同業業務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管理也不容忽視。

最後要推動經濟發展和融資方式轉變。杠桿問題是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也需要用推動經濟發展的辦法,在發展中予以解決。在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結構性因素與周期性因素疊加的情況下,既要對經濟增長速度有合理預期,也要積極通過創新、加快改革、完善體制機制,穩定經濟增長。要通過國有企業的資本金補充機制、激發民營企業投資積極性、稅收制度改革等,提高企業部門競爭力和盈利水平,以做大分母的方式降低杠桿率;要積極促進企業盤活存量資產,推進不良資產證券化,加快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降低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壓力。在這個過程中,也要完善企業破產制度規定,降低企業退出成本。要規范並完善企業上市管理制度,發展好多層次資本市場,為企業通過資本市場進行股權融資提供製度支持和市場保障,從而逐步降低對債權融資的依賴。

總之,對於我國杠桿率快速提高、企業部門杠桿率高的問題要高度重視,去杠桿也要積極穩妥,根據杠桿的實際情況與最新變化,平衡好經濟增長和去杠桿之間的矛盾,統籌好各方面都因素,既要控制好資金的供給端,也要調節好資金的需求端,採用多種手段從多方發力,以保障去杠桿的成效。

㈦ 中國的債務杠桿到底有多高

240%,這是東方匯理銀行的高級經濟師高大力給出的一個預測值。這個數值意味著,到年底,中國這個經濟體中的政府債務、企業債務、家庭債務的總和,也就是債務總額,相對於中國經濟全年的GDP而言,比例將達到240%。也就是說,債務是收入的2.4倍。

雖然很多人關心政府債務,而地方債在去年底也有了一個官方說法,但我們大多數人還是對中國經濟的整體債務水平缺乏概念。高大力的預測,應該算是我能看到的最新預計,因為2013年才剛剛結束。

簡單看到240%這個數值,會發生很多誤讀。你的第一感覺應該是太高了,難道1元錢的GDP需要2.4元的債務來支持嗎?這種感覺對也不對。說對是因為比例的確不小,說不對是因為你可能從來沒有對債務GDP比例有過認識,超過100%的比例你都可能認為不妥。

我們需要做一些對比。高大力認為中國需要大規模的債務重組,因為如果他的預測正確,240%就不是一個好兆頭,「在歐債危機高潮期,歐洲債務總量佔GDP的比例約為250%」。這是橫向比,縱向比呢?2012年底,中國所有債務的總額已佔GDP的216%。因此到2013年的預測值240%,杠桿上升的勢頭依然很猛。

216%這個數據來自哪裡?高大力沒有說清楚來源,但我能找到的一個近似數據是215%。這個數據是上月剛剛發布的,來自於中國社科院「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課題組。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強調,中國全社會的杠桿率已經很高,「去杠桿」在所難免。

李揚認為,從總量上看中國的總債務水平低於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但比南非之外的其他金磚國家都要高,尚處於溫和、可控階段。鑒於中國的債務水平近年來上升較快,應當保持警惕。從風險視角來看,李揚指出,國家資產負債表近期的風險特點主要體現在房地產信貸、地方債務以及銀行不良貸款等項目,而中長期風險則更多集中在對外資產、企業債務以及社保欠賬等項目。無論哪類風險都和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密切相關,應對辦法還是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

李揚說的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和高大力說的大規模的債務重組有什麼不同?我看沒有什麼不同。李揚說的是方式,高大力說的是方法。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在實際操作層面上不可避免地就是大規模的債務重組。

從李揚2013年底公布的2012年底的債務GDP比例215%,到高大力2014年初預計的2013年底的債務GDP比例240%,這是一個怎樣的增速?如果你還是認識不夠,我們再看看之前的數據。

在我可以查到的說法中,渣打銀行[微博]的王志浩2012年11月時曾經預計當年年底中國債務佔GDP比重將超200%。現在來看基本沒錯。而當時王志浩還提及了他掌握的兩個數據,「(中國的)信貸擴張在2009年經歷了快速增長之後,整體杠桿率從2008年底的153%增加到2009年底的185%。」

如果王志浩的數據基本准確,而高大力的預測基本靠譜,那麼中國經濟的整體杠桿率,相當於從2008年的153%漲到了2013年的240%。

正因為這樣的勢頭,所以高大力說「如果這個步調持續下去的話,十年以後債務佔GDP的比例可能會達到500%。如果到了這么高的杠桿率,比較疲軟的企業和政府必然會違約。在接下來五到十年,中國必須要有大規模的債務重組,否則違約風險將大增」。

2014年開始,我已經在《地平線》專欄中寫了三篇文章,分別是「2014年看好中國的最大理由」、「索羅斯的中國難題」、「央行的算盤:緊而不慌的『去杠桿』」,加上今天這篇「中國的債務杠桿到底有多高?」半個月我都在討論中國經濟的杠桿率。

這里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而是列舉了各方面對中國杠桿率的分析和預測。有樂觀一些的,也有悲觀之極的。但是,所有人都會承認,一個僅僅依靠債務杠桿支持的GDP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大家的分歧只不過在於,中國經濟的杠桿過程到底在什麼位置?是在一個上升過程中,還有增加的餘地?還是到了一個頂點,即將反轉?還是說已經開始反轉,開啟了去杠桿化的過程?

我覺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非常重要,因為不同的位置將強烈暗示著央行貨幣政策的不同操作。如果杠桿還在上沖,意味著市場主體主動加杠桿的慾望還在,那麼央行就應該從緊甚至加息;如果杠桿已經開始收縮,一個債務收縮的過程已經開始,央行反而應該為了穩定需求放鬆銀根,比如降低存款保證金率甚至減息。

央行有沒有答案?在央行最新發布的數據中,2013年全年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長9.7%,達到17.29萬億元的年度歷史最高水平,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同比增長8.4%。而央行的表態是,「2013年M2和貸款數據基本達到調控要求,今年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適時適度預調微調,不會收緊或放鬆貨幣政策。」

不收緊不放鬆,這就是央行對杠桿位置的判斷嗎?

㈧ 2021年剛需買房合適嗎

中國房價在經過長達二十多年的上漲之後,現在已經漲到了一個讓購房者很高的水平。例如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公布的數據就顯示,全國平均房價收入比已經達到9.2,遠超國際合理水平的4-6之間。而且按照社科院此前給出的調查報告,一旦房價收入比超過9.1,房價上漲就弊大於利,因此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中國的房價漲幅肯定會受到限制。實際上現在樓市裡的調控政策也要求房價回歸穩定走勢,也就是說在目前的環境下買房,購房者其實很難獲得多大的收益。這也是為什麼大部分購房者都保持觀望的原因,不過也有專家給出了不一樣的看法,著名經濟學家管清友就表示:2021年適合賣股買房。

㈨ 社科院:限購、限貸等管控政策應保持相對穩定

1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布《中國住房市場發展月度分析報告》。
報告稱,大數據房價指數(BHPI)監測顯示,2018年12月,142個樣本城市房價平均環比下跌0.68%,環比跌幅比上月收窄0.08個百分點。房價環比下跌的城市為105個,比上月減少2個,占樣本數的74%。環比上漲城市37個,占樣本數的26%。
全球經濟增長預期趨於悲觀,使得購房者觀望情緒增強;房地產調控政策保持了延續性與穩定性,部分開發商及住房投資者關於房地產調控轉向的預判一再落空,開始逐步降價售房;貨幣化棚改政策的調整,對二三四線城市房地產熱起到了降溫的作用。
報告認為,在城市化大背景下,住房供求矛盾長期存在,「房住不炒」仍是新形勢下住房政策的前提。從防範風險角度看,高杠桿房地產投資投機導致的債務危機,是房地產市場風險的根源。要避免因短期的房地產市場調整而放棄對住房投資投機的管控,甚至出台剌激或鼓勵購房政策。
報告強調,限購、限貸等行之有效的住房投資投機需求管控政策,仍應保持相對穩定。對住房存量與人口的大數據監測分析顯示住房總量不足仍然是大城市住房市場的主要矛盾,住房需求管控政策沒有整體退出條件。但在「房住不炒」的前提下,可以根據市場形勢變化,對政策進行微調,使得房地產政策體系更為科學合理。
另外,報告指出,要加強對各類信貸資金流向的管控,避免違規流入房地產市場。

㈩ 金融危機是美國精心策劃的嗎

你腦子進水了- --,你砸不說汶川地震是中國精心策劃的,向各國顯示我國的影響力和人民空前的凝聚力。然後顯示中國對災後重建的一系列政策是多麼的及時和有效。我國現在全世界的地位真的很高,你覺得如何,請高人回到。

說實話對於全世界的每30年一次的金融危機,到底是什麼原因,我不是很懂,或者說叫一無所知。但既然是每30年一次,那這次的估計也不會例外。但也不排除XX國將XXX。但樓主這么主觀臆測我真的覺得很可笑,有耐心的話去看下相關資料,了解一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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