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去杠桿

㈠ 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存在哪些問題

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存在的問題：

1、擴大結構性矛盾

地方政府負債投資整體上降低了社會投資效率和經濟增長質量，擴大了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許多地方政府大規模啟動的投資項目效率很低，尤其是機場、公路的重復建設項目有許多建成即虧損，給當地財政背上了沉重的負擔，也降低了經濟增長的素質和質量。

2、惡化信用環境

債務約束軟化，惡化了社會信用環境。政府信用是社會信用的基石，地方債務的展期、拖欠會嚴重損害政府公信力，財政該支未支、該補未補還直接損害不少企業的利益。地方債務不能到期清償還會產生嚴重扭曲的市場信號，動搖投資與消費信心，使得後續的政府投資項目籌資、經營變得困難重重。

金融風險放大

高居不下的地方債務積累了龐大的金融風險。地方政府通過對控股或全資的地方金融機構的行政干預，借款墊付地方債務是轉軌時期各地普遍存在的現象，地方債務向金融機構轉移導致地方金融機構財務狀況惡化，金融風險累積。

城市商業銀行平時的經營普遍受到當地政府的強烈干預，一般地方政府都是城市商業銀行的最大股東，向大股東的關聯貸款龐大是引發其財務風險的重要原因。

債務風險是社會穩定的隱患

一些感到財政收入不足、上級財政「補貼」不足、同時無力變相發債或借錢的地方政府或機構，往往情不自禁地利用手中職權向社會強行攤派或收費。個別地方政府及其部門由於無法按期歸還銀行債務本息或拖欠工程款，使他們疲於應付籌措資金還債，這不僅使政府的正常工作受到干擾，而且影響了政府在公眾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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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償還途徑：

1、增加國家預算中用於基本養老保險事業的支出；

2、利用股市變現國有資產，變現收入的大部分用以充實基本養老保險基金；

3、開征存款利息稅；

4、發行養老保險國家債券；

5、發行養老保險彩券；

6、開辟新稅種——個人住房房產稅、遺產稅及其他；

7、擴大共濟基金 可運營部分的投放渠道和投放力度。

㈡ 如何正確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補」

中國現在整個企業數量、市場主體數量,是7000萬個以上,大量的中小微企業中誰是落後產能代表,政府不可能一一甄別,必須在依靠政府維持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讓整個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過程中,以競爭中的優勝劣汰解決去除落後產能的問題。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去產能的主導機制。
他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領,首先是以「三去一降一補」為切入點。但為正確理解和掌握它,必須把「三去一降一補」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整體邏輯關聯之內。
如果從中央這一戰略方針直接字義上來看,有三個詞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他認為首先要注意到,它是落在「改革」上,這表明什麼呢?可知決策層所強調的這個概念,就是在鄧小平於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初就設定為大政方針的「改革」之路上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要求。但是這里又突出了一個新意,即新在直接標明了「供給側」,即改革就是要解決供給側的有效制度供給問題,並表明了決策層通過相關分析認定,我們現階段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在於供給側,必須面對與需求側總量問題迥然不同的供給側的「結構」問題,首先是制度結構優化、利益格局調整、「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的問題,攻堅克難推進改革而解決好有效制度供給,進而提高整個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這三個詞語聯結而成的鮮明表達,是得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理支撐的。
如果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以上三個概念聯結在一起理解,結合現實經濟生活,對於「三去一降一補」這樣供給側改革的具體要求其實施要領,需要做進一步的考察分析。
「去杠桿」須區分宏觀與微觀
賈康認為，說到「去杠桿」,可以直截了當地講,這在宏觀上是間接調控體系裡貨幣政策當局主導的控制廣義貨幣供應量(M2)方面要把握的要領,與「適度擴大總需求」而同時宏觀審慎地防範風險的權衡有關,也與如何更好掌握總量型的需求管理有關。在這個意義上,它的操作和我們各個地方、各個行業、各個企業並沒有直接關系。其他宏觀管理部門,則需要對我們的貨幣當局提供協調和配套:比如近年的財政政策,強調要提高赤字率,而提高赤字率意味著舉借債務的規模要擴大,財政部門的領導已指出,這是以財政的加杠桿服務於全局的去杠桿,這就體現了全局觀與國家層面的部門協調——這是從宏觀角度來說必須把握的「去杠桿」概念對於相關管理主體的要求。
另外,從地方政府視角來說,應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全局的去杠桿並不排除局部的加杠桿,而且局部的加杠桿一定是要求「理性供給管理」的結構性加杠桿。
比如,在全局去杠桿的同時,地方政府在本地發展戰略實施過程中需要發力支持優化結構的一些關鍵點上,卻是需要加杠桿的；大量三、四線城市去樓市庫存,也是需要配合必要的政策措施而加杠桿的。這些都迫切需要以一種理性的供給側的管理方案來設計,以求達到優化結構,從而也服務於降低總體杠桿風險程度的意願。
總之,管理當局要協調好的事情,是地方、行業在這方面應理性處理好怎麼樣以必要的結構性加杠桿來順應全局去杠桿,從而貫徹好發展戰略的問題。這是典型的供給管理的任務。
至於微觀企業主體降低自身負債率的「去杠桿」,則是必須「因企制宜」討論的問題,並沒有一個「一刀切」的合理解決方案,政府一般也不應按某個量值作硬性要求,關鍵是企業在競爭中要結合自己的生產經營戰略策略,力求於定製化處理中達到對負債經營較高水準的風險防控。微觀的「去杠桿」,實質是一個個企業特定的「資金供給管理方案」問題。
「去產能」應正確把握實質和機制
談到「去產能」，賈康認為要注意四點。其一,不宜籠統地講去所有的「過剩產能」。我國現在必須聚焦的其實是要去落後產能。各個行業里產能的「過剩還是不過剩」處在不斷變化中,准確的說法應是,在行業里高高低低可比的產能中,靠下的落後產能,是相對而言較好界定的概念和較好把握的去除對象。去產能工作重心放在「去落後產能」這個實質問題上,才能更直接、更聚焦地對應我們所追求的結構優化和打造升級版。
其二,所謂過剩產能,是可以通過我們的一些創新機制比如PPP來改變其屬性的。PPP是英文「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縮寫,過去直譯為「公私合作夥伴關系」,即是現在官方文件所表述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機制,這一創新顯然會把一部分過剩產能瞬間轉為有效產能。原來政府在要做的公共工程、基礎設施以及產業園區連片開發這些建設項目上,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現在可以吸引、拉動出已雄厚起來的民間資本、社會資金包括外資一起來做。
只要把這個事情做好,便會產生一系列正面效應,包括緩解政府未來很長時間段上城鎮化和老齡化壓力下的財政支出壓力;使民生改善,老百姓得實惠而且實惠可持續,因為它是政府、企業和專業機構「1+1+1>3」的績效提升機制,也正是落實共享發展的機制創新;它還會給一批與政府合作的企業打開取得「非暴利但可接受」的長期投資回報這樣的生存發展空間;它又對接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對接非常重要、中國必須推進的法治化、民主化制度建設,是一種對全面法治化的倒逼機制和催化劑。
同時,它又是在引領新常態過程中可以把一部分所謂過剩產能成功轉為有效產能、進行有效投資(「聰明投資」)的創新機制。比如在北京,在原來有地鐵4號線PPP項目的基礎上,現在繼續運用這種成功經驗引進外資建設地鐵16號線,正是緩解首都公共交通體系有效供給不足的一個重要的建設項目。如無PPP,16號線何時可動工建設還可能遙遙無期,有了PPP,便可以把這一建設項目立即啟動,而且是「好事做實、實事做好」。加快項目建設所需要的鋼材、建材、施工設備等的一大批訂單。對應的是什麼產能呢?正是一部分原來所謂的「過剩產能」——PPP這個機制創新會把一部分所謂的過剩產能很快轉為有效產能。
其三,我們需要意識到,在行業、企業升級換代中,並不應把所有在競爭力上有一定劣勢的企業,馬上認定為所謂的「僵屍企業」,「僵屍企業」這個概念是可以用的,但應僅限於少數確實無可救葯而遲遲未出局的企業。某些在競爭中已經感到有壓力、有困難的企業,如果能成功地實現升級換代的創新,就可能改變面貌,原來被人們認為是過剩產能的代表,可能轉為有效產能的組成部分,這是可變的,是要有「事在人為」的努力加入進去的。所以,在去產能方面,一定要真正聚焦到在整個行業或某一個領域里那種應被市場競爭淘汰的落後產能能不能去除這個關鍵問題和「真問題」上。
其四——這一點非常重要:去產能的主體與機制何在?去產能中,對於為數不多的某些成規模的企業,政府如認定它是落後產能代表,在沒有挽救的可能性的情況下,可以由政府為主體實施關停並轉的操作,這是最便捷的操作,但是對不起,這種方式的適應性非常有限。中國現在整個企業數量、市場主體數量,是7000萬個以上,大量的中小微企業中誰是落後產能代表,政府不可能一一甄別,必須在依靠政府維持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讓整個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過程中,以競爭中的優勝劣汰解決去除落後產能的問題。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去產能的主導機制。
及時總結「去產能」的正反兩方面經驗
賈康認為，有必要及時總結「去產能」的正反兩方面經驗。他說，在深化供給側改革的2017年,亟須總結2016年「去產能」方面的運行情況,掌握好「去產能」的實質內容及其合理機制。不應過於注重有關部門算出一個總規模以後、表面上看砍掉了多少產量,關鍵是那些真正需要淘汰的落後產能,怎麼能被擠出去。
賈康直言，我國鋼鐵行業、煤炭行業從整個產能規模看來是過剩的,所以成為2016年去產能的重點,但實際生活中如以行政手段為主把鋼鐵和煤炭產能總量的壓減目標作為指令性任務「切塊」下達,由各地管理部門或「揀軟柿子捏」挑選去除對象,或者「排頭砍去」一刀切操作,能夠如願達到去落後產能的結果嗎?這種方式下,應有的面對著千千萬萬分散的市場主體,政府管理部門其實沒有能力去全面地一一甄別企業中的每一個是什麼樣產能的代表。對於為數不多的成規模的企業,可以作為重點對象來排查,能夠認定真正無可救葯的落後產能代表,可以「關停並轉」,但這種操作的適應性是有限的。全國約7000萬個市場主體中,絕大多數是中小微企業,其中的那些落後產能,應該在劃清某些必要的准入標准(如污染物排放的技術標准)之後,主要通過市場競爭中的優勝劣汰來去除,如果依靠行政官員去覆蓋總計幾千萬個市場主體一一作甄別,不可能真正掌握好准確度。
賈康說，實際生活中,我們很遺憾地看到,在這樣的一個矛盾面前,管理部門的手段往往是傾向於靠行政指令來給出指標往下壓任務,比如,整個鋼鐵行業和整個煤炭行業要求要去多少多少萬噸的產能,作為任務,然後層層切塊,下達到各個區域,各地區再在本地相關的企業里靠行政手段挑選「去產能」對象,而實際帶來的結果往往是很容易發生的扭曲與不公正,還有乾脆「一刀切」地壓產量的做法。
以煤炭行業為例,2016年不少地方就是落入了不甄別的「一刀切」。煤炭行業經歷了幾年的困難、產品價位一路走低之後,2016年二季度以後煤品市場開始回暖,到三季度迅速回暖已成定局,而四季度聽到的消息,是市場上的動力煤價格從原來的280元/噸左右直沖600元/噸,而焦炭已從原來的600元/噸左右直沖2000元/噸。這樣迅猛的回暖升溫,逼得管理部門召開多次緊急會議,在全國重新考慮怎麼樣調配煤炭的供給能力。
這個從「過剩」到「供應吃緊」急劇轉變的背景是什麼呢?是在前面的一段時間里,有關部門要求各個煤礦要按照一年內礦井開工運行不能超過276天來封頂。這就完全改變了過去煤炭行業里早已形成全套經驗的全年如無大修365天連軸轉的工作狀態(賈康在上世紀70年代初曾在北京礦務局當過工人,下過井,知道這種連軸轉的情況)。
賈康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現在這種新的行政規定,它解決了什麼問題呢?看起來可以把整個煤炭行業的產量往下壓,但實際上違背了生產規律,使一個個運行中的煤礦的固定成本分攤極不充分,原來攤到360天左右的,現在按行政要求只能對應至多276天的生產運行,實際上是以行政手段不加區分地壓低所有煤炭生產企業的運行效率,其中不僅實際上保護了落後產能,而且還可能增加了礦難的隱患——可想而知:煤田的煤層氣是需要不斷抽取的,瓦斯等帶來的不安全因素要靠這樣的方式來控制,停工的這些天數里,抽氣還是不抽氣?從經濟利益考慮,很多一線的具體工作管理者自然會把抽氣系統停下來,那麼什麼時候開工再恢復?有沒有經驗要提前多少天恢復通風、先把氣抽得比較到位才可以施工?處理不好,抽得不充分,是不是就進一步增加了瓦斯爆炸之類的礦難隱患呢?不客氣地說,這樣的結果,是煤炭行業的落後產能並沒有被排除,反而由一刀切的產量控制把這些落後產能一起保護下來了。煤炭行業如此去產能,形式主義地好像有了一個交代,但落後產能實際上沒有排除,這是我們供給側改革要追求的合理結果嗎?是真正體現了全要素生產率這方面的提高嗎?
賈康強調，這樣的情況帶來了現在值得重視的問題——在應充分肯定「去產能」已有成果的同時,我們必須注意,現在煤炭行業的回暖是不是猛了一點?這個特徵所帶來的在下一個階段可能的不良影響是什麼?一個大起之後很容易出現的是過了一個臨界點,便跟著是大落。我們不希望經濟的運行是這樣大起大落式地打擺子,行政手段為主最容易造成這樣的「打擺子」。經濟手段為主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制度框架遲遲不能建立,那麼政府調控就是從一端擺到另外一端,這樣的一些經驗教訓,非常值得認真總結。
房地產「去庫存」亟須對於「分化」的情況分別施策
賈康說，人們普遍意識到,去庫存主要針對的首先是房地產,而房地產現在的情況是什麼?一定要有結構分析。從大面上說,房地產現在叫做「冰火兩重天」,而所說的房地產的去庫存,絕對不能施加於「火」那一面。「北上廣深」早已火得一塌糊塗,它還去什麼庫存?需要趕快組織有效的供給,緩解這種供需矛盾。大量的二線城市,原來曾經更多的感覺是「冰」的壓力,現在開始轉成「火」的壓力了,也要趕快借鑒現在一線城市的一些做法以及一些教訓,要有提前量地提供有效供給。相匹配的基礎性制度的供給問題,一定要提到日程上。比如,中央所要求的「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這個方針怎麼跟現實對接已經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所以,房地產去庫存,現在真正要抓住的主要是大量三四線城市即「冰」的這方面怎麼去庫存的問題。在三四線城市去庫存,又必須注意不是簡單依靠現在已有的商業性消費信貸支持,就可以如願達到去庫存目標的,因為三四線城市最值得爭取的住房主體是所謂「農民工」,未來幾十年,我國還要有約4億人從農村到城鎮來定居,一開始他們被稱為農民工,是因為戶籍還在農村,但是需要在城鎮中「住有所居」地形成與他們的需求所對應的供給,最主要的部分不是一般商品住宅——他們的支付能力大多還對不上而是低價的共有產權房或者公租房,要把這樣的供給在現在的存量基礎上提供出來,就一定要使用政策杠桿。
所以,這又是一個鮮明的例證:在房地產去庫存方面,在全局的去杠桿、控制杠桿的同時,還必須或不得不處理好「政策性加杠桿」怎樣合理解決的問題,這才能如願地在三四線城市真正使一大批農民工住有所居,得到有效供給的共有產權房,而且在他們支付能力更低下的時候,對應的則只能是公租房。這樣如做得好,確實可以把一些我們的房地產庫存,從原來的「存」的狀態轉為「用」的狀態。
降成本方面政府的職責是深化改革降低制度成本
關於「降成本」,賈康坦言，很顯然,對於企業自己可以降低的成本來說,不用政府太操心,政府只要維護了公平競爭環境,企業會千方百計把事情做到極致,在「細節決定成敗」的所有節點上去控製成本、降低成本。
從政府角度來說,真正需其發力的降成本,一定要針對制度性成本。在制度性成本里,稅收上需要繼續做好一系列可能的減稅改革,但稅收之外的非稅收入這方面的成本,比如各種各樣的行政性收費,以及我們社保體系的「五險一金」,還有降低的空間和必要。特別是隱性的成本,比如一個企業開辦要蓋幾十個章,每個章後面跟著的都要有「打點」,這種隱性綜合成本能不能降下來,絕對不是減稅概念能覆蓋的事情,一定是綜合配套改革概念才能覆蓋和解決的問題,要抓住這個實質。
補短板需要因地、因企、因行業制宜
關於「補短板」,賈康強調，需要清晰地注意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系質量效率提高,在補短板方面的哲理和原則是非常鮮明的:一定是要解決結構問題,而這個結構問題在具體分析基礎上的對策,必須在各地、各行業、各企業專門「對症下葯」地形成,什麼是其短板,怎麼補?絕對沒有一個籠統的拿來就可以套用的補短板的標准化解決方案。這就是供給管理明顯區別於需求管理的特點之所在:需求管理是非常清晰的指標單一、政府以調控做反周期操作的模式,而到了供給管理、供給側的補短板,特別強調的是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因行業制宜,一定要有高水平的特定解決方案的設計,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挑戰。
賈康最後說，總之,按照中央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性要求,關鍵是要充分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主要是維持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掌握負面清單的「市場准入」,力求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地去做「三去一降一補」,這樣我們才真正走上了一條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正路。在2017年中央所要求的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年,我們十分需要進一步總結相關經驗與要領,把中央關於供給側改革的本質精神貫徹好。

㈢ ppp模式中怎麼撬動幾十倍杠桿

「給我一個支點，我將撬動地球。」古希臘數學家阿基米德的這句名言到如今依舊還被人們傳版誦不絕。
數千年的權傳誦中，「給我一個支點，我將撬動地球。」這句話的含義，早已越出了阿基米德所說的初始語境，被後來人附加上了更多的人生哲學以及其他方面的人文社會意蘊。如果說當初阿基米德用這句話來表述杠桿原理和數理邏輯的巨大力量還是清晰明確的話，那麼，越出了數學界，被附加上了人文社會科學的意義之後，這句話的內涵就讓人很難把握了。到底是想表述說「我」無所不能，即使是地球也可以撬動，還是想傳達一種找不到支點的無奈與困惑？作為一種象徵或者比喻體，「支點」是什麼呢？所要撬動的「地球」又是指什麼呢？在不同的語言環境和表述中，這兩者的蘊涵指向也因之而千百萬化。
它是根據杠桿原理來說明的一個現實問題：當我們具備一定條件的時候我們能夠做成許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比如，我們很難想像我們能夠撬動地球，但是當我們有了一個支點的時候，這就不是問題了。根據科學家計算，撬動地球的杠桿需要延伸到銀河系以外！

㈣ 如何用財政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把重點放在供給側，「破」、「立」、「穩」、「補」、「改」相結合，以新供給帶動新需求，推動新的供需平衡，實現經濟更高質量更高水平的發展。
「破」：支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
湖南日報：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是一個主動減量的過程，但這可能是個艱難的過程。財政部門如何發揮引導作用，做好「減法」？
鄭建新：去產能方面，主要是清理規范財政對競爭性領域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對長期虧損、債台高築、無葯可救的「僵屍企業」要下決心停止補貼和保護。同時，要加快推動鋼鐵、煤炭等行業淘汰落後產能。今年，中央財政將設立專項資金，用於解決鋼鐵、煤炭行業「僵屍企業」人員安置問題，省財政將加強跟蹤銜接，積極爭取支持。結合我省實際，省財政也將研究制定煙花爆竹企業整合集中的獎補政策，促進產能優化。
化解房地產庫存方面，從長遠看，要加快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健全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解決農業轉移人口的社會保障、教育等問題，引導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需求；中短期，則可通過實施相應的稅收、貸款、公積金等組合優惠政策，並積極推進棚戶區改造貨幣化安置，支持房地產市場穩定發展。
去杠桿方面，主要是加強政府性債務管理，防範和控制財政風險。近年來，省財政摸清了全省政府性債務存量，初步建立了債務限額管理機制、風險預警機制和存量債務化解激勵約束機制，在省級重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試編了債務預算。下一步，還將繼續加強限額管理、風險管理和預算管理，合理控制債務規模，細化風險預警等級，將省級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債務預算編制范圍擴大到水利、能源、保障性住房等領域，並編制三年滾動計劃。2016年，經積極爭取，中央初步下達我省置換債券發行上限約3263億元，全省每年預計可節省利息約290億元；2017年全部置換完成以後，全省每年預計可以節省利息370億元。
「立」：支持引入新模式、發展新產業
湖南日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目的在於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培育發展新動能。財政部門如何發力？
鄭建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個「立」的過程，重點是支持引入新模式、發展新產業，進而培育新動力。
引入新模式，就是支持傳統產業藉助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等工具，運用新的生產模式、商業模式、營銷模式，拉近與市場有效需求的距離，實現無縫對接。
發展新產業，就是支持實施「製造強省行動計劃」，推動傳統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個性化、服務化、綠色化發展，推動先進軌道交通設備、新能源汽車、電子信息、生物醫葯等新興產業規模化成長，加快培育3D列印、智能機器人、高性能數字晶元等新增長點。
培育新動力，就是支持科技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做好以上工作，一是要用好用活財政支持經濟發展的各類專項資金。財政對企業的支持，必須由過去的直接補貼和無償補助為主，轉為更多運用股權投資、基金投入、貸款貼息、後補助等市場化支持方式。二是要設立並運營好新興產業發展基金。去年10月，省政府已決定設立「湖南省新興產業發展基金」，總規模暫定50億元，重點支持先進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文化創意、生物醫葯、信息、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在架構上採取母子基金模式，新興產業發展基金作為總的母基金，下設5支產業基金；這5支基金再與社會資本合作成立創投企業，作為子基金，直接投資於產業企業。
「穩」：穩定投資、擴大消費
湖南日報：投資、消費是我省經濟增長傳統動力。如何繼續發揮投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鄭建新：在穩定投資方面，主要是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和增信功能，創新投融資機制，綜合運用政府債券、專項基金、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等財政金融工具，多渠道籌措資金，著力保障好交通、能源、水利、「兩房兩棚」、「兩供兩治」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需求。目前，籌建基礎設施類投資基金的工作已取得進展，鐵路建設基金的融資方案和操作辦法已獲省政府認可，主要是通過與國開行等銀行合作，以股權投資形式引入社會資本，低成本適度運用杠桿，帶動長期低息貸款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按照這一模式，省財政正在研究構建高速公路、水利等領域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新型融資機制。推廣PPP模式也已取得階段性成果，先後分兩批向社會集中發布了82個省級示範項目，總投資達1351億元，特別是在41個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垃圾收運體系建設上探索出了一條政府與企業合作的環保治理新路。下一步，要抓好示範項目的落地和推進，在污水垃圾處理領域支持市縣全面推進PPP模式，並建立獎補機制。
在擴大消費方面，主要是積極培育健康養老、文化旅遊等新的消費熱點，大力支持網上購物、在線交易、農村電商等新的消費模式，促進消費結構升級。
「補」：補短板，擴大有效供給
湖南日報：如何「補短板」，擴大有效供給？
鄭建新：補短板首先是補經濟發展的「四大短板」。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徐守盛反復強調，縣域經濟、非公經濟、開放型經濟、金融服務業是當前阻礙我省經濟發展的「四大短板」。財政部門必須立足自身職能，積極尋找補短板的切入點和突破口。
在縣域經濟方面，將繼續實施特色縣域經濟強縣工程，以縣域為平台，以產業為中心，整合資金，集中投入，突出支持縣域優勢產業發展。在非公經濟方面，重點要發揮好就業補助資金、創業擔保貸款獎補資金、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中小微企業融資補助資金等相關資金的支持作用，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開放型經濟方面，要大力支持重要平台、重點企業和重大項目建設，加快培育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外貿競爭新優勢，實現出口與進口、一般貿易與加工貿易、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均衡發展；同時要開拓新興市場，支持企業走出去。在金融服務業方面，要抓緊研究財政扶持政策，突出重點，著力支持產業投資基金、私募金融、創新金融、普惠金融、民營金融發展，打造金融產業鏈，培育地方金融領軍企業，推動本土金融企業上市，培育發展金融租賃公司、消費金融公司、互聯網金融等新興業態，推進資產證券化。
其次，要補扶貧這塊社會發展「短板」。要全面推進精準扶貧，大幅增加扶貧投入，創新扶貧機制，探索以省為主創新建立醫療保障、低保兜底「兩項機制」，以縣為主搭建產業發展、就業培訓、異地搬遷、基礎設施建設、生態扶貧「五大平台」。近期要重點做好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省里已成立扶貧開發投資有限公司，作為省級投融資主體，統籌全省易地扶貧搬遷項目資金。要求縣市區按照市場化運作原則，利用現有縣級融資平台公司設立子公司，作為項目實施主體，與省里對接，落實各項任務。縣級財政還要通過整合專項資金、增加預算安排等渠道，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向項目實施主體支付項目費用，償還貸款本息。
「改」：通過改革降成本
湖南日報：中央要求，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打出「組合拳」。我省如何切實降低企業成本？
鄭建新：幫助企業降成本，主要是通過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稅費負擔、社保繳費、財務成本、電力價格、物流成本等。財政部門主要從兩方面發力。
大力推進財稅體制改革。一方面，減稅清費。今年，將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全面推開營改增改革，將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納入改革范圍。進一步清理取消、整合規范現有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逐步減少項目數量，繼續實行目錄清單管理，完善公示制度，提高收費政策的透明度。對已取消或免徵的收費項目開展「回頭看」，防止亂收費現象反彈。另一方面，實行財政收入預算彈性控制，並適當調低收入增長預期，防止收「過頭稅」和亂收費，給企業和市場主體留出更多的可用資金。
積極支持、深度參與其他領域的重大改革，如簡政放權、國企改革、金融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農村改革等。

㈤ 民營企業頻現債務違約中國如何實現「良好的去杠桿」

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Ray Dalio)在《關於去杠桿化的深入理解》（An In-Depth Look at Deleveraging）一文中，將去杠桿過程分成了「糟糕的通貨緊縮去杠桿」「良好的去杠桿」「糟糕的通貨膨脹去杠桿」三個類別。而所謂良好的去杠桿是指貨幣增加供給，以緩解因債務減少及緊縮形成的通縮壓力，形成正增長，負債/收入比率下降，名義GDP增長率超過名義利率。
達利歐發現，有些國家去杠桿會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社會劇變，甚至引發戰爭，有些則能通過有序的調整，經濟恢復到生產與消費的平衡狀態。而好的去杠桿能平衡好債務減記、緊縮政策、財富轉移和債務貨幣化的關系。

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直言，如果不改變營商環境，不做其他要素市場的改革，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只是一個口號。
去杠桿進入新階段，最佳的圖景是中國能夠通過「和諧去杠桿」，不僅將經濟恢復到平衡狀態，還能推動生產率持續增長，實現「美好生活」。「結構性去杠桿」的提出讓整個去杠桿的路徑更為清晰，然而相應的配套改革卻是缺位的，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深化改革，民間資本將有可能在未來有進一步收縮的風險，經濟活力也會黯然失色。

內容來源：鳳凰網

㈥ 什麼是ppp ppp模式優缺點

PPP模式關鍵在於引入私人部門承擔公共品與服務項目融資、建設、運營等的大部分工作，與政府直接提供公共品與服務相比，PPP有助於地方債務的治理。

PPP模式能緩解政府增量債務。私人部門承擔項目融資大部分工作，以換取公共品與服務項目長期特許經營權，政府將部分債務轉移至私人部門。

PPP模式能夠消化政府存量債務。私人部門負責項目運營、維護，其比融資平台公司直接運營更有效率。政府部門雖需承擔新建項目部分融資工作，杠桿增加，但因項目運營更有效率地運營所獲得的正的凈收益有助於消化存量債務。

PPP分散了部分風險。PPP在項目初期已實現風險分配，政府承擔部分風險，減少了私人承擔的風險，降低了項目融資難度，有助於項目融資成功。當項目發生虧損時，政府與私人部門共同承擔損失。

㈦ 商業銀行為何加杠桿，現如何去杠桿

商業銀行加杠桿的大背景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大規模信貸投放結束後，2009年開始信貸收緊，不少項版目後續資金權緊缺，銀行為規避監管指標考核，通過銀信合作變相拓展信貸業務。
從2010年至2013年期間，一些商業銀行為規避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通過同業業務和理財業務，藉助銀信、銀保、買入返售等通道，通過受益權轉讓方式實現資產出表。
2013年，中國銀監會出台8號文限制非標資產投向，同業和理財業務出現三新變化：一是資金開始由非標類資產轉向債券等標准化資產，通過拉久期、降信用、加杠桿實現套利。二是理財資金通過配資進入二級市場，這一業務在2015年上半年達到頂峰。
2015年下半年股災後規模略有下降，但至今仍是銀行理財資金的重要投向。三是隨著地方政府融資模式改變，大量政府引導基金、政府平台基金和PPP項目出現。銀行理財產品進入政府引導基金、政府平台和PPP項目等。銀行業從單純的債權融資逐步股權融資或者類股權融資。銀行通過理財產品已突破原有商業銀行業務范圍，進入更廣闊市場。客觀上，造成金融體系的復雜性、多樣性明顯提高，風險管理和監管的難度也隨之升高。

㈧ 環保行業是新興產業，同時也有很多挑戰，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中國環保行業發展機遇極大 技術+管理創新提升產業價值

2018年環保行業處於「外熱內冷」現狀 行業整體業績出現下滑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污染問題引起社會關注，隨著社會環保意識的增強，中國環保行業迎來長足的發展。但是，隨著環保督查的趨嚴，今年環保行業卻處於「外熱內冷」的現狀，行業整體業績出現下滑。

環保行業出現「外熱內冷」，除了受去杠桿、穩金融的宏觀政策影響外，環保產業公司同質化比較嚴重，出現了低價競爭，進一步加劇了企業困難，另外，環保產業的商業模式還有很多的缺陷不足，如目前熱議的PPP模式。

解決環境問題是剛需，是政府必須要解決的，預計國家會有相關政策出台。對於目前環保行業現狀，政府需要對相關項目嚴格把關，如ppp項目需要經過嚴格審批，其次，也要有相應的金融產品去支持。PPP項目都是幾十年的，融資問題必須要解決。

環保行業營收整體下滑

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中國環保行業發展前景與投資預測分析報告》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前三季度，62家環保板塊(中信三級行業分類)上市公司合計營業收入為1228.41億元，同比增長12.14%，增速與去年相比大幅回落。合計凈利潤為136.78億元，同比下降2.15%，而在2017年，環保板塊上市公司合計營業收入為1658.36億元，同比增長26.87%，合計凈利潤為187.24億元，同比增長16.61%。

環保行業自2017年以來基本面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在行業整體毛利率基本維持穩定的情況下，凈利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融資困難導致企業財務成本上升，同時PPP清庫和地方政府去杠桿使得環保項目落地變慢，環保公司對於PPP的態度由樂觀變為審慎，投資力度和速度減弱，環保行業整體景氣度下降。

中國環保企業三大問題分析

1、以小型、微型企業為主，環保行業中，小微型企業約佔70%;

2、企業數量規模和相應的產值，在國內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東部企業數量佔比50%，營業收入佔比為60%;

3、知名企業和知名品牌少，即使是大型環保企業，其國際化程度也比較低，缺乏對國際市場的了解。

行業過去的發展偏離了環境產業的價值本質，是基於政策驅動而不是基於環境產業價值的成長，沒有充分發揮專業的力量來解決或提供更有效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而是片面的強調了資本方面的優勢，導致了PPP模式下出現了投資產能問題。環境產業的發展不應僅僅依賴政策的推動和催逼，而是要用創新和工匠精神提升環境產業的價值，推動環保產業從生產成本轉變為發展的動能。

中國環保行業發展機遇極大 預計2020年市場規模或超2萬億元

在西方發達國家，環境服務業早已成為主要的經濟行業，為經濟發展和增加就業提供了持久的推力。目前中國環保技術水平在國際上處於局部領跑、總體平行跟進的態勢，總體上，在發展中國家處於領先地位。目前我國的環保行業發展時間不長，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的水平不高，競爭趨於同質化，導致行業經營的惡化。但是，目前環保行業還有很大的發展機遇，需要頭部企業的投資去拉動。

展望未來，中國的環保產業仍將維持快速增長的態勢，預計到2020年中國環保產業的規模將達到1.5萬億元到2.2萬億元之間，增長率在13%至20%之間。若以中位數16%來算，預計到了2020年國內環保產業的規模有望超過2萬億元。

中國的環境服務業相較於西方發達國家起步較晚，但是我國環保產業市場規模巨大，也早引起了西方同行的關注。一些西方的環保企業已早早進入中國市場發展，並且發展很好。

㈨ 什麼是ppp基金

作為政府與社會資本為提供公共產品合作關系的模式，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被視為化解地方政府債風險、減輕財政壓力的重要手段。財政部通知下發《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其中提到，認真甄別篩選融資平台公司存量項目，對適宜開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的項目，要大力推廣PPP模式，既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並獲取合理回報，又能減輕政府公共財政舉債壓力、騰出更多資金用於重點民生項目建設。

㈩ PPP與政府采購有何關聯

PPP模式與政府采購的關系究竟如何?
1、PPP、政府采購與財政資金
關於PPP的概念目前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現在較受國內學界認可的概念是:所謂PPP，是指政府公共部門與民營部門合作過程中，讓非公共部門所掌握的資源參與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從而實現政府公共部門的職能，同時也為民營部門帶來利益。
「通過這種合作和管理過程，可以在不排除並適當滿足私人部門投資營利目標的同時，為社會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使有限的資源發揮更大的作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潔認為，PPP是一種管理模式，包含與此相符的諸多具體形式，比如BOT、BT、BOO等。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財政不可能負擔如此巨大的投資量，而應該通過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帶動社會資金參與。PPP就是一種發揮財政資金杠桿作用的形式。
那麼，PPP模式如何促進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呢?孫潔從PPP運行的三個特徵作了解釋:一是民營部門與政府公共部門是夥伴關系，存在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在合作項目中，以最少的資源實現最多的產品或服務，民營部門的利潤追求和公共部門的公共福利追求在實現共同目標中共同實現;二是利益共享，即共享 PPP的社會成果，以及共享私人部門、民營企業或機構取得的投資回報;三是風險分擔，PPP 模式以承擔能力來劃分風險，從而能使項目總體風險最小化。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學院副院長姜愛華認為，PPP模式可以說是政府采購的一種形式，共同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從公共財政的角度看，PPP模式將私人資本引入公共財政領域，通過促進發揮財政資金杠桿作用，推動公共財政管理改革。這也就意味著將競爭機制引入了公共資本領域，使私人資本與公共資本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領域展開良性競爭，從而促使公共資本使用效率提高。
2、區別於傳統政府采購形式
據記者了解，美國交通部於2007年在向國會提交的報告中，就已經開宗明義地指出「PPP 本質上是一種采購形式 」。除美國外，其他國家也將PPP定義為一種采購形式，比如，澳大利亞政府於2008 年發布的《國家公私合作指南》，在政策框架卷中，對 PPP的描述是「作為采購方法的 PPP是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就生產資產或交付服務而簽訂的合同關系廣泛譜系的一部分」;歐盟則將PPP分類圖命名為「項目采購選擇」。
既然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都認為PPP是一種政府采購形式，為何在國內，政府采購已經發展了十幾個年頭，PPP模式一直都很少被提及，實踐中的應用也非常有限?
接受采訪的專家對此表達了一致的看法:更確切地說，PPP是公共采購形式，而且PPP項目采購區別於傳統的政府采購形式。所謂公共采購，即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公共組織以及非營利的國有企業，用法定的形式和程序購買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它包括買斷、承包、租賃、許可權的轉讓等，主體和對象范圍、采購形式等都比國內法律意義上的政府采購更寬泛。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標準定額研究所李明哲，在《PPP的認識誤區與公共服務改革》中對這種區別做了具體解釋:「在 PPP 模式下，政府不再是公共產品(服務)的投資者和生產者，而是向私營企業采購大宗產品(服務)的機構。傳統的政府采購一般 是『付現』，即付出現金、即刻提貨，而 PPP政府采購的重要特徵是:政府『描述產出要求』，與私營企業簽訂20-30年的長期采購合同，私營企業按合同生產本該由政府生產、提供的產品(服務)，企業主要承擔財務與市場風險，而政府則將短期投資變成長期向企業購買服務。」另外，PPP采購是項目采購，可能涉及生產產品(服務)的資產歸屬問題。例如，BOT 類合同可能包括資產的權屬與轉移條款，資產在合同期滿前屬於私人部門，在合同到期後一般被無償交給公共部門。
3、政府購買服務的有效機制
政府購買服務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多次被提及，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近年來，PPP模式也從公共基礎設施領域逐漸向公共服務領域延伸擴展，如研究開發、技術轉移、職業培訓、囚犯改造等經濟服務領域，社區服務、社會福利、安全保障、環境規劃、基礎教育等社會服務領域。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王叢虎認為，作為一個服務型政府，通過PPP模式來實現公共服務提供機制的多元化和高效化，無疑將是我國未來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絕不是簡單的買賣合同關系，而是應該充分借鑒公私夥伴關系模式下的不同購買方式，如合同承包、特許經營、補助、憑單、法令委託、出售、無償贈與、清算、撤出、放鬆管制等，通過多種多樣的民營化渠道實現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多樣性、效益性、節約性和效率性。
孫潔也進一步補充道:在公共服務方面，為最大限度滿足人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理想的模式是通過公私合作的方式來提供。其要點是，政府公共部門確定所需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具體服務由私人部門提供，提供價格可通過公開招標價格聽證會或雙方議價等方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