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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速降杠桿

發布時間:2022-06-18 09:17:21

A. 去杠桿會對明年的經濟有多大沖擊

第一次回答可獲2分,答案被採納可獲得懸賞分和額外20分獎勵。中國經濟或在明年中期遇最大困難金融海嘯已經在全球許多國家登陸,面對可能到來的經濟衰退,全球正在採取救市措施。在我國三季度GDP增速僅為9%的情況下,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經濟走向如何?我想談幾點看法。經濟下行難以逆轉國家統計局20日發布數據顯示,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個百分點。以此來推算,三季度GDP增速僅為9%。因此許多人對中國經濟四季度以及2009年走勢表示擔憂。實際上,經濟下滑已經相當嚴重,根據早前公布的9月份用電量增速已經滑落至3%,1~9月用電量增速滑落至9.9%,按照經驗值,這個用電量水平對應的經濟增速應該至少在9%以下。主要問題在於出口和投資貢獻下降,其中出口貢獻下降了0.9個點。現在看來,經濟下行加劇正在進行中,很難判斷何時見底,因為未來中國經濟有硬著陸的風險。一旦發生,底可能是一個很長時期。從金融動盪到全球總需求大幅下降,會存在一個滯後期,所以明年中期是一個很困難的時期。四大因素影響通脹壓力國內9月份CPI上漲4.6%,比上月回落0.3個百分點;PPI上漲9.1%,漲幅比上月回落1.0個百分點。PPI與CPI雙降之後,四季度及2009年的通脹形勢如何?(建議別復制,復制者檢舉。本回答屬◇蓶чī℡版權)其實,CPI回落主要是翹尾因素大幅消失,PPI回落主要是國際商品市場近期大幅下跌。當前國內通脹壓力減輕,四季度通脹有望繼續回落,但2009年通脹存在較大不確定性。{本回答屬◇蓶чī℡版權,謝絕粘貼}西方國家兜底式規模空前的救援計劃,始終是未來中長期內引發通貨膨脹的潛在源頭。就國內來看,幾個方面因素值得注意:1、能源、糧食等初級產品的價格會否震盪後返身向上。因為市場流動性疏緩後,資金是要找出路的,如果美國經濟沒有出現新的產業亮點的話,只可能有三個去向,消費信貸、新興市場和能源等資源市場。如此一來,商品市場反彈,從而對PPI產生新的推力。2、財政能力的減弱將迫使政府放鬆價格管制,從而使積壓已久的通脹壓力釋放出來。3、製造業大量企業倒閉後,製造品的供給層面將產生新的通脹壓力。4、不得不採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財政政策將從貨幣供應層面推動物價上漲。企業最大壓力是外需驟降前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5.2%,比上年同期回落3.3個百分點,其中,9月份增長11.4%。這一數據反映出了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加劇,增速回到個位數是大概率事件。企業面臨四大壓力:匯率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勞動力成本上升、外需驟降。如果歐美經濟陷入深度衰退,對於一個出口已經佔到GDP40%的國家,是致命的。現在看來,三季度出口依然平穩,主要是上半年訂單延續,而1~9月美國金融危機還沒有從市場明顯擴散至實體經濟層面,美國經濟還維持2%的增長。但是9月份後期,雷曼事件後,感覺明顯不一樣了,市場與實體經濟的防火牆被沖垮,未來幾個季度美國經濟將進入顯著衰退,溢出效應波及全球,中國出口很不樂觀。明年上半年有可能回落至個位數增長。明年人民幣貶值可能性增加截至2008年9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1.9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2.92%。9月份外匯儲備增加214億美元,遠低於當月293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總的看來,7、8、9這三個月資本流入下降很厲害。金融海嘯過後,國際資本從新興市場撤離應該是一個趨勢,而且正在發生。美國經濟去杠桿,消費信貸會大幅萎縮,與之對應的新興市場出口模式的經濟前景悲觀。同時,變賣資產大量資本撤離去回補母國金融機構的損失,滿足去杠桿的財務調整的要求也是重要因素。若趨勢延續下去,不排除中國外儲2009年中期後出現下降的月份。事實上,2007年,中國經濟已經走到了一個既有經濟模式的盡頭,勞動生產率的進步已經出現明顯拐點。在中國新的模式出現以前,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升值空間已經耗盡。這一點,海外最清楚,新加坡1年期不可交割的人民幣匯率已經出現了明顯貼水。2009年人民幣匯率出現貶值得可能性在增加中國製造業很脆弱全球經濟放緩對中國製造業影響有多大呢?在我看來,這是災難性的。因為中國製造業都是大進大出的結構,資源和市場都捏在美歐的手裡。一方面中國製造業得承受原材料價格上升這種輸入型通脹的壓力;而另一方面,中國製造業又無法將成本壓力外移,因為全球製成品的定價權不在中國,盡管中國被冠以「世界工廠」或者「世界車間」。但現代製造業價值鏈的兩端都不在中國掌控,研發、原材料采購、品牌設計、銷售渠道管理、售後服務、零售壟斷巨頭等等高附加值領域都在美歐手裡。中國製造業只是拿訂單幹活,並不直接面對最終消費者。這樣的結構非常脆弱,資源和市場雙向一擠,必然是企業大量倒閉。要做產業價值鏈的延伸(建議別復制,復制者檢舉。本回答屬◇蓶чī℡版權)中國是否存在新的增長點支撐經濟呢?對於這個問題,要傷筋動骨的改革才能看到,也才能創造出新的經濟增長點。宏觀上看,主要是調節投資和消費的結構,通過加快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力度,通過加快居民、政府、企業以及居民與居民之間的財富分配上的調整,堅定地轉向內需消費主導的經濟體。微觀層面上,企業所謂轉型也好,升級也好,都不準確,並不是把我們勞動密集型趕走,內遷,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中國製造業的問題是處於價值分配鏈的低端,在國際分工中任人宰割。所以問題關鍵是做產業價值鏈的延伸,只有向兩頭延伸,如原材料采購、研發、物流、倉儲、銷售網路、品牌等,才能創造出現代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從而也就達成了與宏觀目標的一致。

B. 怎樣應對當前經濟增速下滑 林毅夫

中國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的連續十八個季度的增長減速,是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續時間長達四年多的增長減速是不曾有過的。

在這種狀況下,大家對中國發展的前景有很多憂慮。尤其在國外有一派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減速是由於中國經濟體制內部的結構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內因要解決起來相當不容易,因為涉及到結構性改革,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很難推行。

按照這種判斷,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會繼續下滑,可能會使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積累下來的矛盾總爆發,從而認為中國經濟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當然這是比較極端的,但對中國的前景非常憂慮的人還是不少。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拿發達國家的標准來看,一定有體制的落後性。中國還是一個轉型中國家,必然也有體制的扭曲性,這兩點都不能不承認。從標準的理論來看,體制的落後性和制度的扭曲性也必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中國作為一個轉型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不可否認,其體制機制必然存在許多需要改進的問題。但我個人認為,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的增長速度下滑,更多是由於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的。

最明顯的理由是:我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10.4%,2011年9.3%,2012年7.7%,2013年7.7%,同一個時間里,印度呢?2010年10.1%,2011年7.1%,2012年變成5.3%,2013年只剩下4.9%,和我們一樣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厲害,總不能說因為中國的體制機制問題造成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連帶把印度也往下拉。

再來看,同樣是金磚四國之一的巴西,2010年是7.5%的增長速度,2011年接近崩盤了,2.7%。2012年完全崩盤,只有0.9%的增長,2013年才恢復到2.2%。增長的態勢和我們一樣,下滑的幅度也比我們嚴重,同樣不能說因為我們的體制機製造成中國下滑,把巴西往下拉得更厲害。

新興市場經濟體有這樣那樣的體制和機制問題,一些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像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3%,2011年3.7%,2012年只有2%的增長,2013年恢復一點,不過是2.8%。既然是高收入經濟體,照理說存在的體制機制問題非常少,但韓國的表現情形跟我們完全一樣,下滑的幅度也比我們厲害。

新加坡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是現在亞洲地區唯一人均收入超過美國的國家,也是二戰之後,少數幾個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並超過美國的國家之一。它在2010年增長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崩盤,1.3%。2013年恢復到3.7%。從這些高表現經濟體來看,它的發展態勢和我們一樣,而且下降幅度比我們厲害。

全球經濟下滑是共同外因

唯一能夠真正解釋這些國家2010年以後的增長表現的,一定是某些共同的外因。只要我們冷靜思考,也不難理解。

原因正在於,自2008年的國際經濟危機發生之後,發達國家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復甦,美國是這樣,歐洲更是這樣,日本則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後一直很疲軟,2012年實行了安倍經濟學,但實際上到現在已經是強弩之末,實體經濟的增長也沒有恢復過來。這些高收入經濟體的經濟總量佔世界GDP將近50%。前面提到的這些中等發達國家、高表現國家,出口都相當重要,以致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這一駕跑慢了。

第二駕馬車是投資,所有的國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後,都採用了積極的財政擴張政策去支持投資。那些項目經過四五年,已經普遍建成。如果沒有新的項目跟上,外部環境又不好,投資增長率一定下滑,第二駕馬車也跑慢了。

第三駕馬車是消費,中國的消費在所有國家中還是最強勁的,所以我們維持了7%以上的增長速度,表現得比它們要好。它們的消費增長都比我們慢,所以下滑得比我們多。

我堅持20年8%的增長潛力。

既然增長減速是外因引起的,我們怎麼應對。這涉及對未來增長潛力的判斷,還要根據未來經濟增長的目標和實際可動員的條件而定。為什麼其他專家對潛在增長力的普遍看法和評價比我給出的要低了不少。主要的悲觀論點是中國連續35年9.8%的增長,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其他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包括東亞奇跡那些,通常是2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都降到7%以下,認為我國已經高速增長35年了,不可能不掉到7%以下。

另外一種看法,認為從二戰以後的歷史經驗看,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達到1.1萬美元以後,經濟增長速度都會下降,德國、日本、亞洲四小龍都這樣,我國也不會例外。

我不同意上述觀點,理由主要是經濟要持續增長,一定是靠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都在世界最前沿,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己發明,怎麼發明?發明的投入非常大,風險非常高,所以,100多年來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維持2%的增長,加上人口增長,不到一個百分點,經濟大約維持3%的增長。

發展中國家有技術借鑒、引進、模仿、集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的成本和風險小多了。從一些表現好的國家來看,依賴後發優勢經濟增長可以達到7%,甚至更高。我們的潛力已經用了35年,後發優勢還有多大?後發優勢還有多大不在於已經用了的35年,也不在於絕對的收入水平,實際要看的是和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的差距有多大。

怎樣衡量一個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我認為有一個不是很准確但相對比較好的指標,就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術和平均的產業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實際上反映了勞動生產率跟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術、產業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這個差距越大,後發優勢的潛力越大。

也就是基於這一個原因,我不同意用絕對收入水平來衡量增長潛力。同樣是按照1990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的1.1萬美元,德國是在1967、1968年達到的,那時候德國的人均收入已經是美國的65%;日本是1971年達到的,當時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60%;韓國、中國台灣等,是在90年代中達到的,當時的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50%左右。

但是我們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數字,只有美國的21%,即使我們達到1.1萬美元時也達不到美國的30%。同樣的絕對收入水平,與高速增長的國家比起來,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要大得多,這就代表我們的後發優勢也大得多。

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國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實現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間每年9.2%的增長;新加坡從1967年到1987年,20年間平均每年8.6%的增長;中國台灣從1975年到1995年,20年間每年8.3%的增長;韓國從1977年到1997年,20年間平均每年7.6%的增長,這些東亞經濟體利用後發優勢,在人均收入平和美國比較只有21%的時候實現了20年7.6%到9.2%的增長速度。

它們既然能夠實現,對我們來說也就是有這個可能,從2008年開始,中國應該有20年8%增長的潛力。

實現8%經濟增長的條件

有了這樣的增長潛力,未來幾年的增長目標。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對外出口和外需,在未來一段時間很可能會增長得比較緩慢。發達國家要進行結構性改革,恢復到2008年危機發生前的正常經濟增長狀況,可能會比較難,這是因為過去一般金融危機只在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發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應對政策建議和措施是:進行結構性改革,貨幣貶值,和短期援助。結構性改革要求減少福利、減少開支,金融去杠桿,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會減少投資減少消費,經濟增長會放緩,失業會增加。於是就靠貨幣貶值,增加出口,增加就業來對沖。

貶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時間,於是就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一筆貸款援助,讓它渡過短期的難關。以貶值來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現在不能用,因為發達國家同時發生危機,它們的產品在國際上競爭,誰想用貨幣貶值增加出口給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必然導致競爭性貶值,結果誰都難於用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

如果不能進行結構性改革,經濟會長期比較疲軟,失業水平高,收入增長慢,需求增長也就會慢,影響到我們出口的增長。因此,未來我國的經濟增長只能更多地靠內需。

我國擴大內需的條件比較好。從投資的角度來說,我國的產業可以利用後發優勢不斷升級,即使現在的產業都產能過剩,產業升級的空間還非常大,好的投資機會多。基礎設施也是同樣的情形,我國這些年基礎設施做得不錯,但大部分是一個城市連接另一個城市的,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相有許多瓶頸。第三個是環境保護,環境改善也需要投資。還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資。這些都是有相當好的經濟回報和社會回報的投資領域,這是中國和發達國家最大的差異。

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疲軟了,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因為他們的產業已經在世界前沿;基礎設施相對完善,雖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環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經完成了,所以經濟一疲軟,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

有好的投資機會,還必須要有足夠的資源才能進行投資,這一點我們也是相對好的。各級政府積累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40%到50%之間,有人說比較接近50%,但也就是這樣,與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普遍超過100%的情況比,我們的情況好多了。

國外的財政赤字通常是用來支持消費的,我們的財政赤字則主要是用來投資的,形成了資產,我們的赤字又都是內債而不是外債,所以,我們財政狀況是比較好的。同時,我國的民間儲蓄也比較高,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0%左右。

另外,搞投資不僅要國內有資源,還要有外匯進口原材料機器設備、技術等等,我國有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投資資源充足是我們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不一樣的地方。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樣有好的投資機會,但是在投資的資源上經常受到財政赤字相當高,民間儲蓄低,外匯儲備不足等限制。

國內外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需要從投資拉動改變成消費拉動,這個看法我不太贊成。我認為,我國還是必須利用有利條件,以能提高生產力水平的投資為基礎來拉動經濟的增長。投資會創造就業和增長,有了就業,消費就會增加。項目建成了以後,生產力的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資和消費,這樣才是可持續的發展方式。

將目標定在7.0%~7.5%。

考慮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時間提出在明年和「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的合適目標是在7.0%~7.5%之間。之所以這么定,是因為有8%的增長潛力,而且啟動內需的條件相對而言又比較好,不管是投資的領域還是投資的資源。如果能達到這樣的增長水平,就業問題會得到比較好的解決,也有利於金融安全。

李總理提到,我國的經濟工作不是一味考慮增長率,更要關心的是收入增長和就業率。現在就業率看起來還可以,但是要考慮到一點:一般企業即使在短期內經濟增長放緩,盈利狀況比較差,但如果對未來的預期看好,也不會隨意解僱工人。但如果在對未來的增長不看好、企業又不盈利的情況下,那可能就會突然破產,失業率一下就會快速增長起來。所以,把增長目標定在7%以上,對維持就業狀況是有好處的。

第二,金融安全的考慮。如果經濟增長速度降得太厲害,由於企業大部分投資依靠銀行貸款,所以除了可能突然造成大量的失業以外,銀行的呆賬、壞賬也可能會突然間大量增加。7.0%~7.5%之間的一個中高速的增長速度對穩定就業、穩定金融是有幫助的。

7.0%~7.5%的增長速度也比較有利於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兩個翻一番目標的實現。僅就國內生產總值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而言,前幾年增長得比較快,那麼2014~2020年只要6.8%的增長速度就夠了。

但是第二個目標是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也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我們的人口增長速度大約是0.5%,所以加起來是7.3%。增長的目標訂在7.0%~7.5%之間,外部經濟比較好的時候,增長速度比較接近7.5%,外部經濟比較差的時候增長比較接近7%,這樣未來六年的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就會接近7.3%,有利於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目標的實現。

必須解決一些體制機制問題

上述僅就有利的投資條件和增長潛力而言,要實現7.0%~7.5%的中高速增長目標也必須解決一些體制、機制問題,尤其是那些可能影響到社會穩定的問題。最主要的是什麼?收入分配問題、腐敗的問題、環境的問題。收入分配不均和腐敗讓中低收入者不滿;環境問題大家都不高興,高收入人群更不高興,這樣造成大家都不高興。

環境問題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看。我們的環境有改善的空間,但環境問題主要與我們正處於發展階段有關。目前我們還是在製造業為主的階段,和以農業或是服務業為主的階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會比較高,高收入國家都經歷過這個階段,我們大概也不能跳過去。

當然,現在的技術比過去好,如果再加上環境執法到位,環境問題可以得到部分緩解。只有進入了高收入、以服務業為主的階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決的資源也比較多,環境問題才能夠根本解決。

收入分配和腐敗的問題的產生,最主要是由於我國的改革是以雙軌漸進的方式進行。為了保護補貼那些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國有大型企業,轉軌過程中在要素市場上保留著很多扭曲的做法。

這些做法包括:採用以大銀行和股票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實行金融抑制,人為壓低利率;資源稅費實行低價;再加上有些行業的壟斷。這補貼了一些資本密集型的大型企業,過去都是國有企業,現在還包括不少民營企業。保護補貼導致的結果一方面惡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尋租、腐敗行為。

這些問題怎麼解決?那就是要與時俱進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這些制度扭曲是為了保護補貼那些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但我們現在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很多過去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了,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已經有了自生能力,過去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現在變成了錦上添花。

所以應該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場方面的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把保護補貼的價格扭曲消除掉,這樣就能夠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較好地解決收入分配不均和腐敗問題。

要挖掘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除了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市場體系之外,還要讓政府發揮有為的作用,這樣才能按照比較優勢去發展,提高經濟的競爭力,同時充分利用後發優勢的潛力。

經濟發展本身是一個動態的結構變遷過程,必須對第一個吃螃蟹的先行者給予風險和外部性的補償,並且不斷地完善各種相應的基礎設施,包括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政府必須在這兩方面扮演積極有為的角色。這些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市場體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場和政府發揮好的作用的要義。

現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難

最後,想特別強調一點,當前存在的問題固然很多,但是以我參加中國改革討論二十多年的經驗來看,好像每一年都是如此。過去已經解決的那些問題,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比較容易的,總覺得現在的問題比過去還要難。不過,在過去二十幾年中,我們也沒有哪一年覺得輕松過。其實,每一年都很不容易,舊的難題解決了,又總會有新的問題。

面對新的問題,我們還是必須以解放思想事實求是的態度去面對,要了解問題產生的真正原因是什麼,解決這些問題的有利條件是什麼,現在不能克服的困難是什麼。同時還要挖掘有利的條件來推動經濟增長,經濟發展了以後又可以創造條件來解決原來解決不了的問題。

以國有企業的改革為例。在80年代、90年代,我們如果不是用漸進雙軌的方式,那導致的結果一定是陷入與蘇聯東歐相似的情形,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出於國防安全考慮,又不能沒有那些大型企業。

為什麼今天的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敢跟歐洲、美國叫板,就是因為它有那些國防產業。在過去那些國防產業是國有的,現在是八大壟斷集團擁有的。根據各種經驗研究發現,俄羅斯給那八大壟斷集團的保護和補貼比原來還多,但效率實際上更差。

我國的國有有企業當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對國有企業的那些保護補貼的原因是什麼。很多人認為它是國有,但是從《中國的奇跡》一書的分析可以看到,過去國有企業主要的問題是有政策性負擔,包括戰略性負擔和社會性負擔,如果不消除這兩個負擔,國有時沒效率,就是民營了也同樣會沒效率。而且有了政策性負擔,就會有政策性補貼,有政策性補貼的狀況之下,實際上民營時的尋租積極性可能高於國有時的積極性。

現在的狀況變了,許多資本密集型產業已經從違背我國的比較優勢變成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大型企業從沒有自生能力變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負擔沒有了,所以,政策性補貼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現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來應該不會比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難,要怎樣進行?還是應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針對問題解決問題,而不是簡單地用一些現有的理論框架來往上套。(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林毅夫)

C. 是努力去杠桿還是在默默加杠桿

鳳凰財經訊 在2014年已經較高債務的基礎上,2015年的中國經濟繼續加杠桿,而今年依然繼續提高。
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警示:目前我國金融杠桿率不斷提高,去年已經超過警戒線,並且至今還在繼續提高,這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也指出,目前我國貨幣增長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在此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將不遠。
那麼我國政府、居民和企業的杠桿情況分別如何呢?今日華泰證券[1.04% 資金 研報]在華爾街見聞發布最新研究結果,對這一情況進行了分析。
中央、地方政府:已接近國際警戒線,仍持續加杠桿
統計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政府債務約為388250億元,佔GDP比重為57.37%,國際警戒線為60%,可見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已然偏高,但低於發達國家。然而,從政府此前表態可以預見,為「穩增長」今後一段時期政府部門仍將處於加杠桿進程。
有許多學者反映,政府部門的「錢」應該花在「正地方」,財政支出應該是幫助經濟結構升級、轉型的支出。市場預計我國今年一季度的社會融資規模會超過5.5萬億元,而其中居民部門加杠桿基數相對較小,所以5.5萬億元的社會融資,絕大部分還是進入了傳統的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廣發證券[1.37% 資金 研報]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表示其經過調研發現,「地方政府拿這個錢,在現有的政策激勵下也沒什麼人幹活,大部分又買入了銀行的理財產品,這是中國目前的金融空轉的狀態。」
居民部門:加杠桿進程,但遠低於發達國家
華泰證券報告顯示,我國居民部門負債率與發達國家相比明顯低,與新興經濟體相比則略高。負債率低與我國的高儲蓄率有著必然的聯系,此外,居民部門的債務構成單一,只有貸款,其中住房抵押貸款為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15年樓市回暖,購房需求集中釋放,人們紛紛前去申請公積金貸款買房。近日數據顯示,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蘇州、合肥、福州等多城市公積金貸款額度吃緊,公積金賬戶幾乎出現「被貸空」的現象。今年房地產持續高溫,這一現象恐怕會加劇。
企業部門:去杠桿進程,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報告數據顯示,上市公司企業資產負債率變化較為平穩,呈穩中有降格局,工業企業則呈一個明顯的下降趨勢。產能過剩行業以及部分傳統行業去杠桿效果明顯。而房地產、部分服務業、新興產業等行業在不斷加杠桿,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加杠桿」明顯。此外,大中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明顯偏高,地方企業高於中央企業。
華泰證券預期,企業部門去杠桿趨勢在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企業部門處於加杠桿進程,但是我國企業部門的杠桿率較高。數據顯示,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相比,均居於首位,高出發達國家平均值80個百分點,高出新興經濟體國家平均值66個百分點。由於經濟下行、企業盈利能力惡化,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近5年內增加了42個百分點。
對此,央行行長周小川多次強調,我國當前金融體系以間接融資為主,特別是商業銀行主導,這個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國總體杠桿率偏高的事實。未來我們將通過股權投資,減少企業對於借貸杠桿的依賴性。
我國2016年的五大經濟政策任務中,去杠桿位列其首,但是,真的會「去」嗎?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核心問題在於去杠桿和保持適當增長速度存在著矛盾。在經濟增速下行趨勢未得到扭轉的背景下,保持適當增長速度會成為政府的首選。雖然去杠桿關乎經濟長遠健康發展,但在短期內就會被犧牲。危機持續過程中設定去杠桿的任務,核心的意義在於提醒全社會不能迷失方向,不能過度依賴需求方調控,需要供給側合理安排去杠桿的路線圖。李揚認為,降低杠桿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債務增長速度的同時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高杠桿陷阱,因為我們很難接受短期調整的成本,不但宏觀層面去杠桿的可能性很低,微觀層面的資產重組也很難推進,金融體系轉型更是無法一步到位。黃益平建議,短期內不宜在宏觀層面過度強調去杠桿,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桿配合國企去杠桿。
樓市去庫存應加杠桿還是去杠桿?
關於樓市去庫存應該是加杠桿還是減杠桿的問題,在兩會期間就被討論得沸沸揚揚。重慶市長黃奇帆認為,目前房地產領域用加杠桿的辦法去庫存,風險很大,容易引發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就是先例。而央行行長副行長潘功勝的態度則是,目前中國房地產的杠桿率並不高。
此前,經濟學家李迅雷撰文稱,同時做到去庫存、去產能和去杠桿理論上是可以實現的,但是現實中概率很小。目前看到的,至少在房地產領域,還是為了去庫存而加杠桿,但加杠桿的結果,卻是一二線城市房價的大漲,三線及以下城市的去庫存的效果尚不明顯。這是由於市場的自發資源配置之下資金的虹吸效應造成的——資金一致流向那些更具有保值投資前景的一線城市樓市。這種情況不僅會帶來對實體產業的抽血,也為三四線城市的去庫存難題更添一重難度。
現在的貨幣政策究竟是穩健的還是寬松的?
最後,華泰證券表示,當前「去杠桿」更需要一個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事實上,我們今年也這么做了,從此前央行降准、逆回購「天天見」,SLF(7天期常備借貸便利操作)「月月見」可見一斑。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引用數據稱,去年的GDP增長率是6.9%,但是名義增長率只有6.4%,相比起來,M2增長率是13.3%,「比GDP增長高了7個百分點。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是寬松的了。」
「今年1月份,貸款投放增長2.5萬億,同比多增了1萬多億,按這個速度,我們的貨幣增長還要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這種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還遠嗎?」
海通證券[0.06% 資金 研報]副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稱,09年至今,中國的M2規模不僅超越美國,而且接近於美國的兩倍。有人說,這是中國版的QE,但美國的三次QE,前提是出清,即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都去杠桿了。然後再慢慢加杠桿。中國目前則是在杠桿的基礎上加杠桿,在泡沫的條件下創造泡沫, 在債務的基礎上增加債務。這就很難實現去杠桿和化解泡沫的目標。如果說,寬松的環境有助於改革的順利推進,但過度寬松的環境則往往會樂不思蜀。
說到底,我們都明白,提高經濟生產率、推動供給側改革和結構性改革,才是去杠桿最具活力的方式。

D. M2增速下降反映去杠桿已見成效是真的嗎

2017年M2增速下降,反映出在去杠桿和強監管持續推進的形勢下,銀行資金運用更加規范,金融部門內部資金循環和嵌套持續減少。當前的貨幣信貸和經濟運行情況為主動去杠桿提供了較好的時間窗口。隨著去杠桿的深化和金融進一步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比過去低一些的M2增速或將成為常態——

短期內,M2增速的變化受季節性和監管政策的影響較大,但結合近10年來貨幣結構變化以及金融創新等因素來看,M2保持較低增速可能成為常態。

E. "股票市場會繼續降杠桿"什麼意思

你好,去杠桿」是指避免企業負債經營或盡量降低企業負債率,簡單說也是一種控制風險的操作。

F. 造成中國經濟增速快速下滑的原因是什麼

中國作為一個轉型經濟和發展中經濟,並不否認其體制機制必然存在許多需要改進的問題。但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的增長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於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中國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的連續十八個季度的增長減速,這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續長達四年多的增長減速是不曾有過的。

在這種狀況下,大家對中國發展的前景有很多憂慮。

尤其在國外有一派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減速是由於中國經濟體制內部的結構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內因要解決起來相當不容易,因為涉及到結構性改革,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很難推行。

按照這種判斷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會繼續下滑,導致的結果可能會使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積累下來的矛盾總爆發,從而認為中國經濟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

(6)經濟增速降杠桿擴展閱讀:

中國經濟發展:

一是加強日常維系,實現上下貫通,重塑核心價值體系傳播方式。通過新媒體傳播手段的運用,打通社會主義核價值體系通向社會大眾的傳播渠道,形成日常維系的溝通模式。

二是運用情感表達,實現情感共鳴,發揮新媒體的情感傳遞功能。新媒體形態多樣,進一步細分各種新媒體特點又各不相同,博客擅長分析,微博擅長表達情感。

三是促進理智溝通,實現矛盾化解,展現新媒體的理性交流功能。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僅需要情感表達,還需要理智溝通。

四是強化深度培育,實現輿論引導,發揮新媒體的宣傳作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有偏於理性認識和深度培育的內容,使用新聞網站進行主題宣傳效果較好。

G.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

綜觀中國目前的經濟,可以形象地概括為「漏斗型經濟」。這種經濟類型可以從政治上尋找到終極的原因。
遍訪那些做著小買賣的人,人人慨嘆錢難掙。扣除了稅、費所剩無幾。一些中小企業主,頂著經理、老闆的名號,一年下來,整個企業的純收入不及一個上班族,有些甚至還要虧損。稅賦過重導致一些小買賣人不得不打偷稅漏稅的主意,不得不放棄創業選擇打工。近年來為什麼報考公務員熱持續升溫,和原來許多人放下鐵飯碗、金飯碗去「下海經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原因就在與此。
被動選擇的打工族的狀況又如何呢?工資收入的增加遠遠抵不上物價的飛漲。油價漲、電價漲,自來水、煤氣、有線電視、風景區門票等等,在壟斷背景下同樣是漲價沒商量。在一片漲聲之中,那些並非掌握在壟斷部門和行業手中的商品自然也要跟風漲,如住房、糧食、蔬菜、肉禽蛋奶等等。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作為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在這種經濟狀況之下,永遠的目標只能鎖定在溫飽,而不是富裕。
生活在中國這個「世界第二」的國度里,絕大多數人活的累、活的拮據,只有極少數人活的瀟灑。物價上漲對於他們來說,連吹過的微風都不算。國企老總的工資動輒幾十萬、上百萬。一個貪官被揪出,幾十萬已經是小菜一碟,上千萬,直至過億同樣也不新鮮了。社會財富被極少數人佔有,他們為了保險起見,紛紛轉移到國外,消費到國外。由此構成了中國式的「漏斗型經濟」。本該在國內用於消費並刺激再生產的資金,結果卻流出體外了。於是銀行再抓緊印鈔票,讓老百姓手裡的錢貶值、再貶值,讓老百姓想往富裕、想過上好日子的願望破滅、再破滅。
中國的經濟以「出口拉動型」為主,中國的產品之所以物美價廉是因為勞動力成本低,外國企業入駐中國,看中的也是中國的勞動力便宜。這些現象本身事實上標志著一個政治上的判斷:普通的中國人賤、普通的中國人不是人、不夠人、不值得獲得人的尊嚴和待遇。
中國的經濟果真沒有發展的空間嗎?看看日本的地震死了多少人,再看看中國的地震死了多少人?看看人家住的是什麼樣的房子,看看中國人住的是什麼樣的房子就知道了。普普通通的中國人完全可以過的更好一點,這就意味著中國的經濟還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但是,你把普通老百姓刮的一干二凈,總是讓他們日子緊巴巴的,讓他們沒有更高的消費能力,中國的經濟發展真的要放緩甚至崩盤。(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五)

H. 中國經濟杠桿率處於穩定狀態嗎

據報道,隨著去杠桿進程的推進,我國總體杠桿率雖然保持基本穩定,但國有企業版杠桿率權和地方政府債務依然是當前我國最突出的債務問題和去杠桿工作的重點領域。

據悉在剛剛過去的2017年央企、國企去杠桿確實已取得積極成效。數據顯示,2017年國企資產負債率為65.7%,相比上一年下降0.4個百分點。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5.5%,相比上一年下降0.3個百分點。

目前國資委已制定了中央企業降杠桿、減負債、控風險的指導意見,並明確到2020年前中央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要再下降2個百分點。

I. 經濟增長與結構再平衡的內容有哪些

現在結構失衡問題,突出的是房地產過剩、杠桿率過高,這幾個因素都和投資過度、過度的信貸擴張有關系,要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也要通過相關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調整才能解決。

最近一個時期經濟增長一直在持續的走軟和下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因為出口的大幅度下滑,實行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短期之內把下滑的經濟拉上來。但是,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實際上對增長的效應並沒有維持多長時間。

2010年第一季度經濟回升到一個高點以後,接下來繼續下行。同一時期,貨幣政策基本保持了寬松。金融危機時期,廣義貨幣M2增長率大幅度上升,後來M2的增長率和GDP的增長率相比仍然保持了一個相當大的差距。最近一個時期,M2增長在12%、13%,但是GDP掉到了六點幾,和這樣一個GDP相比,在我看來,近一個時期的貨幣政策,實際上仍然是寬松的政策。

實際上,這樣一個寬松的貨幣政策,並沒有把經濟增長率拉起。資本投入雖然保持了很高的增長,但是資本生產率在持續下降。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在過去若干年下滑的非常嚴重。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平均大約在0.5%左右,最近一個時期,降到了0.14%。反過來說,當年我們用兩塊錢的資本投入,可以帶來一塊錢的GDP的增長,現在是7塊錢的資本投入才有一塊錢的GDP增長。可以看到,資本的生產率下滑有多麼嚴重。

通過計量經濟模型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測算,改革時期初期,全要素生產率在大部分時期保持了兩個百分點以上的增長貢獻,但是最近一個時期,由正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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