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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析建國以來人民幣匯率制度論文

發布時間:2022-06-20 12:08:44

① 人名幣匯率制度的演變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回顧人民幣匯率制度五十多年來的演變,對於我們更好地認清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義;對於我們保持現階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更好地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也具有重大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幣匯率機制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演變過程。我國的外匯體制改革也經歷了一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轉變為在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繳體制基礎上的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管理模式,然後再轉變為建立在結售匯制上的以供求關系為基礎,市場調節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以各階段經濟發展為基礎,以各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為線索,以改革開放為分界點,可以分為兩大階段。
2.1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改革開放前的人民幣匯率安排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管
理浮動和盯住美元再到盯住一籃子貨幣。
2.1.1管理浮動制階段(1949—1952年)
人民幣誕生初期,計劃經濟體制尚未建立,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幣不以黃金為基礎,在實際操作中實行的是管理浮動制。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根據人民幣對美元的出口商品比價,進口商品比價和華僑日用生活費比價三者加權平均來確定;這段時期,人民幣匯率確定的依據是物價,其作用實際上是調節對外貿易,照顧僑匯收入。
2.1.2從盯住美元到盯住一籃子貨幣
由於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匯率已失去調節進出口貿易的作用,為了有利於內部核算和編制計劃,人民幣匯率堅持穩定的方針。1955年3月,新幣代替舊幣,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幣匯率在近16年時間里基本保持為1美元=2.4618人民幣。國際上布雷頓森林體系處於鼎盛時期,主要西方貨幣之間的匯率大體穩定,人民幣對西方主要貨幣也相應穩定。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人民幣匯率的確定是選擇我國在對外經貿往來中經常使用的若干種貨幣,按其重要程度和政策上的需要等,確定權重,根據這些貨幣在國際上的升降幅度,加權計算出人民幣匯率。實質上是盯住了一籃子貨幣。這種盯住籃子貨幣的匯率安排,操作簡便,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抵禦或減少國際匯率波動對我國貨幣的影響,從而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有利於對外貿易企業的成本核算,利潤預測及減少匯兌風險。從1973年到1979年間,人民幣貨幣籃子的權重,只有為數幾次的調整。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幣的主要功能只是起一種輔助性的計算單位的作用。它的變動,對我國外貿進出口的名義利潤有較大影響;但由於外匯當局的調節,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外貿部門的實際利潤並不起作用。
2.2改革開放後的匯率制度
改革開放後,人民幣匯率制度為更好的適應經濟的發展,經歷了計劃內部雙軌制和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兩個階段。
2.2.1計劃內部的雙軌制(1979—1993年)
1979年起我國實行外貿體制改革。為促進外貿的發展,實現貿易內部結算價和官方匯率並存的雙重匯率,一種是使用非貿易外匯收支的對外公布的匯率(1美元等於1.5人民幣作用,官方匯率),實際是按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計算。另一種使用於外匯收支結算的貿易內部結算價(1美元等於2.8人民幣,匯率),實際上按全國平均換匯成本加上一定利潤算出的。因此,本階段我國人民幣匯率事實上實行的是計劃內部的雙軌制。內部結算價旨在糾正人民幣匯率被高估的問題,發揮了匯率作為價格杠桿刺激貿易出口的作用,是當時改革開放後人民幣匯率機制反映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方向的一種進步。
2.2.2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動匯率制(1985—1993年)
在人民幣實行雙軌制的同時,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一直在進行。1985年1月1日起,我國取消內部結算價,恢復單一匯率,人民幣匯率進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存時期。1986年,我國實行盯住美元的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這種管理浮動的匯率歸屬於較高彈性的匯率制度。此後,人民幣匯率經過了幾次大幅度下調,到1992年3月,人民幣匯率已下調至1美元=5.74元人民幣。這一時期,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主要按供求決定,但整個市場處於國家管理之中,必要時國家可採取行政手段對市場匯率進行干預。
2.2.3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4—至今)
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幣實現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軌.並軌後的匯率向市場匯率靠攏,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制。1996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宣布中國自12月1日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亞洲金融危機後,鑒於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人民幣成為了實際上的「盯住美元匯率制」,事實證明了這種匯率安排是合理有效的。至此,人民幣匯率明確了進一步走向市場化,使十幾年來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得到進一步深化,並取得了重大突破。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發展的歷程,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我們總結和吸取。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一國的匯率制度不可能永遠不變,各個時期的人民幣匯率的安排都是隨著各個事情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演變的。(2)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走了一條盯住單一美元---盯住一籃子貨幣---雙重匯率制---盯住單一美元之路,但是,逐步擴大匯率的靈活性和匯率的市場化是這條演變之路的實質。因此,未來的人民幣匯率的改革必然也是朝著市場化方向發展。

② 分析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及未來走向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本次匯率機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匯率調控的方式。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參照一籃子貨幣、根據市場供求關系來進行浮動。這里的"一籃子貨幣",是指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籃子內的貨幣構成,將綜合考慮在我國對外貿易、外債、外商直接投資等外經貿活動占較大比重的主要國家、地區及其貨幣。參考一籃子表明外幣之間的匯率變化會影響人民幣匯率,但參考一籃子貨幣不等於盯住一籃子貨幣,它還需要將市場供求關系作為另一重要依據,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將有利於增加匯率彈性,抑制單邊投機,維護多邊匯.

二是中間價的確定和日浮動區間。中國人民銀行於每個工作日閉市後公布當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格。現階段,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仍在人民銀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0.3%的幅度內浮動,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該貨幣交易中間價3%的幅度內浮動率穩定。

三是起始匯率的調整。2005年7月21日19時,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作為次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中間價,外匯指定銀行可自此時起調整對客戶的掛牌匯價。這是一次性地小幅升值2%,並不是指人民幣匯率第一步調整2%,事後還會有進一步的調整。因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重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而非人民幣匯率水平在數量上的增減。這一調整幅度主要是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的,同時也考慮了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

放棄單一盯住美元,不僅表現為以後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更富彈性,而且在於發揮匯率價格的杠桿作用,以便用匯率價格機制來調節國內外市場資源流向,以便促進短期宏觀經濟的目的(因為,匯率如同利率一樣是短期宏觀調控主要手段)。人民幣匯率以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今後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變化,完全取決於實體經濟的變化,取決於國內經濟的發展水平,而不是理論模型的高估或低估。這也預示著人民幣匯率水平可能會有向上或向下的浮動。
而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最為重要的是「參考」兩字。也就是說,人民幣匯率水平在以國內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的同時,要參考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匯率的變化。這種變化通過世界主要貨幣(如美元、歐元、日元等)一籃子加權來反映。這樣,既可以通過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變化來調整與他國之間進出口貿易關系,也可以減少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之間的波動對國內宏觀經濟的影響。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就是指盡管人民幣匯率變化是以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盡管是以參考一籃子貨幣來調節,但是這些變化必然在中國政府可控的范圍內進行,特別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轉軌時期更是如此。這樣才能夠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才能減少國內企業及民眾可能面臨的匯率風險。
就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來說,就是要改變以往那種央行主導下的結售匯制度,並通過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每日供求關系來觀察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變化,同時,大力發展外匯市場和外匯市場上的各種金融產品,以便促使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能夠向客戶提供更多更好的風險管理工具,從而形成有效的外匯市場供求關系、來生成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對於人民幣匯率水平,就是在以前的基礎上升值2%。盡管這樣一個變化與市場普遍預期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它不僅向市場發出一個十分明確的信號,即人民幣匯率水平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且體現了管理層一個基本的改革思路,即人民幣匯率改革一定會在一個漸進的方式下進行,這樣既可以減小匯率變動太大可能帶給經濟負面影響與沖擊,也可減弱外界對人民幣長期預期的壓力及測試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反映。可以說,正是對人民幣匯率的整體改革,充分體現改革者的專業水平與智慧。
對國內市場來說,人民幣升值,不僅將改變以往中國經濟出口外向性的格局,改善現有貿易結構,抑制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促使技術含量高的出口型企業在競爭中勝出,同時,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將改變行業內企業的資產、負債、收入、成本等賬面價值,通過外匯折算差異影響其經營業績。企業如何來規避匯率風險將成為未來發展最為重要的一課。因此,國內金融業會借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機會,大力發展外匯市場和外匯市場上的各種金融產品,創新各種金融工具。國內金融市場的結構調整與變化也會隨之而來。
人民幣升值後,其匯率水平未來的走勢是國內外市場最關注的問題。不過,從改革後的人民幣匯率機制來看,現行的匯率制度決定了人民幣匯率水平只能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因此,外界所期望的人民幣匯率水平在短期內逐漸上升的幾率不會太高。我們應該更注重的是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變如何讓匯率成為社會經濟有效運作的工具及這種工具對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深遠影響。

人民幣匯率展望
這次匯率改革在形成機制方面的調整是極為重要的,它標志著我國在邁向真正有彈性和可浮動的匯率制度方面,走出了關鍵性的一步,也結束了數年來圍繞人民幣匯率的許多猜測與爭論。但是,匯率市場下一步的走向外界存在著多種看法,其中較為普遍的觀點是人民幣將會逐步小幅升值。
持有這些觀點的主要是外資銀行的經濟研究部門。如德意志銀行認為,人民幣對美元將會在兩年內升值10%,蘇格蘭皇家銀行則認為,人民幣在五年內會升值20%,但3-6個月內不會有太大變動。他們的論據主要有:一是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必將繼續吸引外資流入;二是人民銀行不可能繼續維持高額的外匯占款;三是2%的升值難以緩解美國的政治壓力。
專家認為,應該仔細研讀此次匯率制度改革的實質,並結合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趨勢以及我國外匯管理的現實狀況進行分析,才能夠得出較為中肯的看法。
眾所周知,這次改革的重點並不是放在匯率水平的變化上,而是放在匯率制度、匯率形成機制及匯率水平同時進行的整體改革上。也就是說,這次人民幣升值,並非僅是匯率水平的改變,也不僅是匯率制度的改革,而在於匯率水平改變的同時,以制度安排來促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進而生成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形成機制,以便真正恢復匯率作為經濟杠桿的作用。
專家表示,改革後的匯率制度以市場供求關系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也是世界貨幣制度史上一種金融創新。它既體現市場化原則,又以世界主要貨幣為參照系,同時顯示依據市場變化的彈性及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可控性。從目前市場運行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有升有降,實現小幅雙向波動,擺脫了對美元的固定盯住關系。專家認為,在短期內(3-6個月),人民幣匯率走勢將主要
參考國際外匯市場各幣種的走勢而波動,美元對其他非美元升值時,美元對人民幣也會升值;反之,美元兌其他非美元貶值時,美元對人民幣也會貶值。但無論升值或貶值,其幅度均會小於國際外匯市場美元兌其他非美元的波動幅度。從中長期來看,決定一個國家貨幣匯率的主要驅動因素是這個國家的資產相對其他國家的資產的吸引力。一個國家資產的升值潛力大,就能夠吸引國際資本流入,從而帶動該國貨幣的升值。而一個國家資產的吸引力除了由該國與他國的經濟相對增長率決定外,還有一些其他關鍵因素決定:該國資產的價格是否偏高或偏低,該國資本市場的深度和流動性。
在經濟增長方面,中國經濟速度雖然仍在高位徘徊,但由於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逐步顯現(投資增長減速、房地產價格回落、資源價格下跌),加上人民幣升值減少進出口順差也會影響GDP增長,下半年經濟增長回落已經是共識。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結構性轉型階段,目前70%的對外依存度無法持續,未來增長的關鍵在於能否啟動內需。而美國經濟增長依然穩健,雖然二季度GDP3.4%的增長比一季度3.8%的增長略有回落,但已經是第九個季度高3%,另外由於消費信心強勁,企業庫存大幅度降低,三季度如庫存能恢復一般水平,則增長有望加速。因此,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我國的情況是絕對增長率高,但正在回落調整,美國則是穩健復甦,尚未看到調整的跡象。相對來說是美國的情況要好一點。
從中美兩國的資產價格水平來看,兩國的資產價格都處於近年來相對高的水平。尤其是在股票市場方面,我國股市的大幅度調整以及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正使得股市的投資價值逐步顯現。但是,由於美國資本市場的廣度和深度、自由度以及流動性都要比我國好很多,完全能夠抵銷上述價格的相對差額。
因此,專家認為,雖然日本及台灣地區的經驗是開始匯率改革後本幣會大幅度升值,但由於上述因素,在中期內,還沒有足夠的誘因使得國際資本加大對人民幣資產的投資力度,從而加大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不過,從長期來看,如果我國經濟能夠在這次經濟調整中成功轉換經濟增長模式、增加資本市場的廣度及深度、房地產價格軟著陸,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將會增加,最終推動人民幣的大幅升值。

③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文章

當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雖然由市場供求來決定,但是從嚴格意義來說,並未形成真正的外匯供求關系。這是因為:
(一)強制結售匯制的缺陷。雖然目前我國對經常項目的外匯支出基本上沒有限制,但是對資本項目仍實行較為嚴格管理,這種體制下形成的外匯交易受到體制約束,不能充分、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的供求關系。加之,在近幾年的實際運行過程中,由於出口貿易增長快,外貿出現大量順差,加上外資的大量流入,特別是1996-1999年年間,人民幣的利率水平高於美元,造成結匯額大於售匯額。表現在銀行業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持續供大於求,而且同期外匯需求則相對不足。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主體缺乏,市場機制尚未健全的情況下,想通過市場機制來調節外匯供求根本無法做到。雖然央行幾次調整了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匯頭寸,仍然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外匯供求關系,於是造成中央銀行被動入市進行干預,充當外匯交易最後差額的承擔者,失去了外匯調控的主動權。
(二)匯率缺乏彈性。1994年以來,除1999年外,我國國際收支無論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呈現雙順差的局面。外匯市場上人民幣長期處於供大於求的情況,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不可避免。這表明,人民幣匯率水平不是純粹由市場真實供求所決定。在較大程度上,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所制約。近兩年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只是在1美元兌8.23-8.28元人民幣之間波動,波動幅度和彈性區間極小,匯率基本上釘住美元。
(三)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由於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資本項目未放開、資金不能自由流動、市場金融工具匱乏,這都是造成我國外匯市場仍然是一個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因此在今後的一段時期里,央行的干預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對外匯的供求起到較大的調節作用。
改革面臨的思考
(一)如何處理把握好市場供求與國家宏觀政策調控的關系。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運行體系中,最終必須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才能使外匯資金供求完全放開,真正實現由供求確定匯率運行機制。但需注意的是,資本項目的放開是要具備條件的,放開應逐步有序的進行。在過渡時期,即使逐步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情況下,也不能忽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和央行的干預調控作用。
(二)如何保持和實現匯率的穩定與均衡。如何確定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保持一種「最佳」或「適當」的匯率狀況,這涉及所謂「均衡匯率」問題。也就是說,使匯率的變動與經濟內部和外部關系獲得一種協調、合理的關系,能促進和達到內外平衡和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充分發揮匯率在國民經濟的杠桿調節作用。為此,應進一步鼓勵和推動人民幣匯率的基礎理論研究。比如,對國際價值論、購買力平價論、出口換匯成本、均衡匯率模型、匯率預警模型以及其他理論模型和相關方案,比如盯住單一貨幣或一籃子貨幣、爬行浮動、管理浮動、單獨浮動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討。
(三)如何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和金融市場將全方位的開放框架下,構建和完善人民匯率機制。世貿組織所倡導的基本原則是:自由競爭原則、自由貿易原則、非歧視原則、透明度原則。在這種原則下,為適應和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實現經濟金融與國際接軌,就必須消除國內外資本自由流動的障礙,這就要求做到國內外資金價格市場化、進而匯率的市場化。也就是說,在逐步實現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下,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這是構築人民幣與外幣價值比較和自由兌換所形成的市場均衡匯率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把國內外市場的價格信號、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確地反映出來,才能使中國經濟與實現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國際經濟融合,才能實現國內價格體系逐步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靠攏,才能作到競爭機制按照透明度的原則和共同的游戲規則在各個層面上反映出來。這是一個緊迫的大課題和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但絕不能一蹴而就,必須逐步有序地進行。
幾點建議
以當前形勢來判斷,人民幣的匯率總體水平應保持不變,這有助於匯率的穩定,有助於我國和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可考慮如下改革措施。
(一)應該對我國建國以來,各個時期,各個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形成、特點,問題,結合當時的經濟政治的背景和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的情況,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特別是當前,人民幣受到國外升值的強大壓力時,更應該沉著應對。要總結成功的經驗,也要總結不利的教訓。
(二)改變盯住美元為「一籃子貨幣」掛鉤的匯率機制。選擇我國對外經貿往來中經常使用的若干種貨幣,按其重要程度確定權重,根據這些貨幣在國際市場上升降幅度,加權計算出人民幣的匯率。這樣的改變,將有助於人民幣匯率的水平更趨於合理。
(三)擴大匯率的彈性區間。目前人民幣匯率每日波動幅度太小,匯率缺乏彈性,可以根據國內外外匯市場的供求等因素把波動的幅度擴大到上下1%。建立內部匯率目標區。目標區上下限可定為10-15%,可根據國內外經濟貿易發展狀況,外匯市場交易狀況和匯率走勢預期以及其他因素進行階段性的調整。保持人民幣匯率調節的長期靈活性,更好的應對投機的沖擊。
(四)緩解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壓力。鑒於人民幣有升值的預期,市場已有所反應。1.外資流入有增加的勢頭(包含迴流的外匯)。美元資金除進行投資外,想獲取人民幣升值的好處,匯率走強的歐元、日元也趁勢流入,其結果將造成外匯儲備的增加,同時加大人民幣基礎貨幣的投放,形成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對此,應加強對外資投向的引導,同時進一步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和運用。2.國內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對美元外匯貸款的需求有較強的增長趨勢,一來美元利率處於低水平,二來沒有匯率風險,甚至可能獲得匯率預期的好處。對此,要引導資金的運用渠道,特別關注把美元換成人民幣使用的投向。3.增加銀行外幣業務的產品和創新。如發行外幣面值的存單、證券,代客進行國外證券買賣,開展外匯與人民幣的遠期買賣、遠期合約、貨幣掉期、外匯期權等業務。進一步溝通本外幣資金的交易、兌換渠道。通過人民幣升值心理預期的契機,進一步活躍外匯市場融資與交易、積極開展規避匯率風險業務,完善供求關系,確保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06年3月21日晚,央行宣布人民幣匯率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藍子貨幣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
從宣布的方案來看,有三個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匯率升值的幅度大大低於市場預期,升值幅度僅為2.07%(21日國家外匯管理公布的人民幣兌美元的中間匯率為100美元=827.65元人民幣);二是盡管央行公告稱人民幣不再盯住單一美元,但同時也不盯住一藍子貨幣,而是參考一藍子貨幣。至於這一藍子貨幣是什麼,藍子中的貨幣品種及其結構是什麼並沒有公布。但可以肯定地說,美元占藍子中肯定占重要比重,其次是日元、歐元;三是人民幣確立兌美元的中間匯率後,其波動范圍並沒有拓寬,仍在3‰的范圍之內,波動范圍大大低於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貨幣的波動幅度。
從以上幾個特點看,我們可以認為這次人民幣匯改是在面臨國際壓力下對人民幣匯率作出的一次漸進式的改革,象徵意義大於實際影響,長遠意義大於短期意義,歷史意義大於實際意義。這次匯改也基本體現了溫總理提出的人民幣匯改的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三大原則。
首先,這次匯改意味著央行開始正式運用匯率這一經濟杠桿來調控宏觀經濟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實際上,自90年代中期以來,匯率這一杠桿手段一直處於旁落手段。匯率手段的運用將增強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其次,由於這次幅度調整的微調性質,調整幅度大大低於市場預期,市場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將隨這次調整而有增無減,人民幣有可能因此而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國際收支的資本項目和隨之相聯的國際儲備資產有可能有增無減。
第三,人民幣有可能中期因此而進入小幅升值的新階段。這將和80年代人民幣的走勢形成鮮明的對比。
第四,央行盡管稱不再盯住單一美元,但因一藍子貨幣的具體情況沒公布,再加上美元的國際地位及中美貿易的重要性,美元仍是人民幣盯住的最重要的貨幣,只不過人民幣盯住美元從原來的顯形盯住改成是隱性盯住。
第五,在宣布升值2%的同時,央行宣布調境內商業銀行美元和港幣存款利率5%,這似乎是企圖對匯率調升的影響起到對沖的作用,減緩因匯改造成的熱幣沖擊。
匯率的變動和匯率制度的改革必將對我國經濟生活帶來重大的影響,對股市影響不可避免。
由於小幅升值後,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將有增無減,因此,包括QFII在內的境外資金並不會因為人民幣升值而出逃,而是會進一步注入國內的各類市場。
盡管如此,盡管升值後對不同上市公司可能帶來不同的影響,但是,人民幣升值在宏觀上對出口會有影響,對GDP有一定冷卻作用,因此,對上市公司業績的提升會帶來一定影響,股票市場總體會因此受到抑製作用,特別是當目前市場十分脆弱時,盡管這種抑製作用很小,但有較大的放大效應。
從具體公司來看,旅遊、紡織業等出口價格需求彈性較小產品的行業可能會有較大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
人民幣進入正常浮動後,也對上市公司的外匯風險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匯率對企業構成的交易風險和經濟風險及會計轉換風險將逐步顯露。

④ 簡要談一談我國的匯率制度改革的看法

我國匯率制度改革堅持的原則有四:
第一,實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們一貫的方針。因為歷史原因,我國的匯率制度一直存在著諸多問題,因此必須改革匯率制度。
第二,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堅持國家利益優先、人民利益優先的原則。不能因為顧及外部壓力,就罔顧國情,傷害中國人民的利益,迎合他國需要。
第三,人民幣匯率改革是中國的主權事務之一, 任何國家和國際組織,都無權干涉。
第四,匯率改革要採用科學的方法,應採取盯住一籃子貨幣而非採取單獨貨幣的匯率制度,以規避貨幣改革因單一貨幣幣值變化對中國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

⑤ 如何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本科論文)

論文要自己寫,多看看財經新聞就能寫好了。

⑥ 關於人民幣匯率論文

這是2010年6月發表的一篇論文,夠新了吧,緊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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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與人民幣匯率制度》

一、 金融危機不會加劇外部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責難

受金融危機影響,貿易保護主義開始顯現。美國財政部長蓋納在候任期間曾指責我國操縱人民幣匯率,這與布希政府拒絕認定我國為匯率操縱國的態度顯著不同。但美國當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機、擺脫經濟衰退,而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總體上有助於美國達到這一目的,起碼不悖於這一目的。因此,新一屆美國政府在危機中應不會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採取實質性的對抗行動,從擺脫實體經濟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幣大幅升值對美國縮小貿易逆差不會產生實質影響。當前以中美貿易差額為代表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根源於美國有較大的儲蓄缺口(儲蓄不足),而包括我國在內的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則有較大的投資缺口(儲蓄過剩)。從全球經濟平衡的角度來看,擁有較高儲蓄率的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是集體性地被迫與儲蓄率較低的美國保持貿易差額關系。顯然,這種失衡根源於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至我國對美貿易順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鑒於美國的儲蓄率在短期內難以提高, 其貿易逆差將依然存在,只不過轉變為對其他國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美國的貿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貿易順差對手國順次由日本轉變為「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然後轉變為我國而已。

從擺脫金融危機的角度看,人民幣大幅升值並非美國解決金融危機的出路。近期,西方學術界流傳著一種「禍水東引」的謬論,即將人民幣匯率制度與美國次貸危機直接聯系起來。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是我國對美貿易順差的主要成因,我國將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投資於美國國債,這壓低了美國長期利率,進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國金融創新並使其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大量事實表明,金融發展和風險認知之間的不匹配才是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金融創新和金融發展不斷深入,盡管金融風險認知在同一時期也有進步,但明顯滯後於實踐的需要。金融發展和風險認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穩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機構內控、市場紀律和金融監管的效率下降與此均有密切關聯。從這一視角看,次貸危機爆發具有必然性,它與人民幣匯率制度沒有必然聯系。

事實上,維持現有包括人民幣匯率制度在內的中美經濟模式,對美國化解金融危機是有利的。當前,美國政府在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同時展開行動來化解危機。在實體經濟領域,美國主要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來穩定經濟增長;在金融領域,美國主要通過金融機構救助、收購金融機構有毒資產、為市場提供流動性三種方式來穩定金融系統。美國的危機化解方案需要耗費大量資金,這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國債。在美國國債投資需求中,外國投資者的地位舉足輕重。2008年,美國政府凈發行國債1.47萬億美元,其中外國投資者就購買了7720億美元。中美之間的經濟交往模式以人民幣「軟」釘住美元、我國對美保持大量貿易順差和我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為主要特徵,這一模式有助於美國籌集資金、穩定國債市場。應當說,危機加強了中美經濟模式的「捆綁性」,即我國需要美國市場實現勞動力就業,美國則需要我國的資金來穩定其金融系統。破壞這一模式的穩定性,對中美雙方都沒有好處。

二、 金融危機不會根本威脅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

次貸危機爆發後,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問題引起國人廣泛關注。部分國內學者認為,美聯儲向金融體系不斷注入流動性,使得美國未來經濟發展面臨巨大的通貨膨脹威脅,我國外匯儲備也極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損失,人民幣匯率制度應該加速彈性化改革。為應對危機,美國貨幣當局不斷放鬆其貨幣政策。美聯儲的最初反應是,通過更積極的儲備管理使短期貨幣市場利率與目標水平一致。隨後,為緩解定期貨幣市場和回購市場的壓力,美聯儲延長了銀行再融資期限,擴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對手的范圍,擴大了證券融資范圍。鑒於金融市場混亂還在繼續且實體經濟出現衰退,美聯儲迅速調整了其貨幣政策立場,將聯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內由5.25%下調至0-0.25%。在缺乏利率下調空間的情況下,美聯儲開始實施所謂「數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即貨幣政策直接關注貨幣投放數量而非利率。從貨幣供應量的角度看,以上貨幣政策操作並無特別之處,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當面臨通貨膨脹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出售其當前購買的國債和其他類型金融資產以收縮流動性。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在美國這樣一個貧富較為懸殊而又實行議會民主的國家,美聯儲不可能為了損傷我國外匯儲備價值而故意推動通貨膨脹。

主要是發達國家金融自由化和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機性貨幣需求的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流動性膨脹對通貨膨脹的壓力。全球在次貸危機中投放的大量流動性在危機後大部分不會直接進入實體經濟,它們中的絕大部分極有可能是從謹慎狀態轉為投機狀態,這為全球收縮流動性提供充裕的反應時間。我國沒必要進行大的儲備幣種結構調整。反而,由於我國在美外匯儲備數量較大,任何急切的幣種結構調整很可能會因交易成本過高和外匯市場的博弈性反應而損害我國外匯儲備的價值。例如,如果我國迅速將美元國債儲備轉換成歐元儲備,則大量拋售很有可能會使美元國債收益率迅速上升,這將導致我國繼續持有的美元儲備的貼現值下降。更何況,在當前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於首位。

三、 不宜採用人民幣大幅貶值來擺脫當前經濟緊縮

關於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論界存在很大爭議。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應該有利於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從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看,人民幣應該大幅升值。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根本目標,包括人民幣匯率政策在內的一切宏觀調控政策都須以此為最基本的出發點。換言之,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應該首先有利於實現國民經濟增長的總目標,其次才能考慮平衡國際收支。

次貸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劇烈下滑,對外出口和投資的增長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於投資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導致的,此輪我國經濟緊縮可以歸為外部需求沖擊型的經濟緊縮。為保持經濟增長,我國政府及時有力地出台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匯率政策領域,我國迄今為止尚未採取大的舉措。我國是否應當採用人民幣大幅貶值來擺脫當前經濟緊縮,這也是我國匯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表明:全球真實GDP增長率從2007年的3.5%下滑為2008年的1.7%,其中,除了中東的真實GDP增長率上升了0.2%,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獨聯體、非洲和亞 洲的真實GDP增長率分別下滑了1.0%、0.9%、1.8%、2.9%、0.8%、1.0%和2.9%;全球真實商品貿易增長率從2007年的6%下滑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獨聯體、非洲、中東和亞洲的真實商品出口增長率分別下滑了3.5%、1.5%、3.5%、1.0%、1.5%、1.0%和7.0%。全球真實GDP和真實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縮表明,在所有導致我國出口緊縮的原因中,貿易對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於首位。

在人民幣「軟」釘住美元的匯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對日元和歐元大幅升值,間接推升了中國的實際有效匯率。可以講,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相對穩定在危機期間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中國當前具有人民幣貶值的潛在動力。

盡管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對於我國出口的穩定可能有不利影響,我國當前仍然不宜採用人民幣大幅貶值的辦法來擺脫經濟緊縮。根本原因在於,在全球經濟下滑、貿易對象收入萎縮的情況下,人民幣貶值是否一定產生足夠的刺激效應,我們並無把握。相反,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危機中世界各國「以鄰為壑」式的貶值,從來就沒有給任何國家帶來過好處。亞洲金融危機中,我國政府在全面權衡之後,作出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決策。這一決策在事後被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它不僅制止了亞洲各國競爭性貶值的浪潮,而且使得我國國內生產獲得了穩定的外部環境,並據以率先走出了危機的陰影。也正是在此決策的推動下,我國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聲譽,從此確立了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毋庸諱言,亞洲危機中我國作出的不貶值的決策,使得我國成為那次危機中最大的贏家。

在堅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同時,我國要格外關注出口行業是否在危機中出現轉移。我們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我國,以使用中間產品生產最終出口產品為核心特徵的垂直化專業分工貿易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外資企業在這一貿易模式中占據主導地位,而我國在這一貿易模式中主要是獲得低端的勞動要素收入。垂直化專業分工主導我國的貿易模式,意味著我國對外貿易可能存在臨界狀態,一旦外部競爭環境達到抵消我國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程度,大量外資主導的垂直化分工貿易企業很可能突然集體性地從我國退出。相比於出口下降,危機導致我國外貿轉移的威脅更需警惕,因為直接投資決策因沉澱成本巨大而不會輕易改變,出口行業的國際轉移會對我國經濟增長造成長久性的根本損傷。

⑦ 求一篇關於人民幣匯率的論文

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外貿的影響?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國稅收影響的各層面分析 人民幣匯率改革給我國的稅收安全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分析這種不確定性並進而得出應對方法是很復雜的過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響的各個方面,通過分析各個層面的影響途徑和後果,我們可以對症下葯,維護我國的稅收安全。 (一)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1.匯率風險與進出口貿易 進出口貿易受匯率變動影響很大。在我國實行盯住匯率體制下,以美圓結算的大部分進出口貿易基本不受影響,進出口企業對於匯率風險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國匯率基本實現市場化後,匯率更多的表現市場因素。 在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的一般分析中,意味著貨幣貶值將改善貿易收支,反之貨幣升值會使貿易陷入惡化的境地。但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一些經濟體在匯率波動過程中,當貨幣貶值時卻沒有達到改善貿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貿易收支轉向了相反的預期。在追尋這種沖突原因的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匯率傳遞理論(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對於匯率傳遞程度,許多經濟學家對匯率傳遞系數進行了實證估計,發現匯率傳遞是不完全的,即匯率變動後進出口價格不同比例的發生變動,匯率傳遞系數不等於1.因此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是不確定的。 具體在出口環節,我國出口產品主題還在於紡織品,初級加工品和部分電器設備,在大型機電項目,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個標志性台階。外國對於我國的產品需求彈性很小,在價格優勢下,人民幣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會影響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在升值預期存在的情況下,更有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未來50年樂觀的預測,這種升值力度會繼續增加,幅度將會是緩慢的,在這種升值預期的長期存在下,出口環節資金周轉會加快,企業會創造更多的利潤。 另外在進口方面,我國長期表現為內需嚴重不足,利率變動對我國儲蓄的影響不大,消費品市場長期處於輕度通貨緊縮的態勢,生產資料市場在未來10年內仍將是供應大於需求的態勢,進口環節不會有很大的增長,外貿環節稅收會隨著進出口企業的貿易增長而增加。 匯率變動並不完全由於市場本身的變化,還有很多人為的因素,比如國際熱錢和游資的干擾。我國目前處於金融改革的關鍵階段,關繫到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成敗。由於我國金融系統承受著巨大的歷史包袱,積聚了巨大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市場化改革前進的道路上困難重重,這對我國的稅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確定因素。 2.外匯匯兌損益風險對經濟體的影響 外匯匯兌損益也是影響進出口企業和有外匯交易的企業的風險。由於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強制結售匯制度,企業保有的自主性外匯很少,進出口企業要完成進出口交易,需要經過結匯和售匯兩個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都存在著本幣和外幣的相互兌換,在匯率市場化變動的情況下,兌換中會發生匯兌損益,這是企業必須面對的風險,同時對我國的稅收造成風險。在我國近期推出遠期交易後,企業可以通過掉期交易等遠期交易規避這部分風險。 (二)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資本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在資本項下逐步實現完全可兌換,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而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進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論,一國不可能同時達到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的目標,只能同時達到其中的兩個。在我國的未來的匯率制度選擇中,偏向於彈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必然要求我國的資本項目下資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動的,而事實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為了防止國際資本的沖擊,對國際資本流動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資本自由流動與我國金融風險 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是金融系統的不穩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資本自由流動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時,也帶來很多負面的效果,比如國際投機資本的惡意炒作和游資的蓄意沖擊。 自改革開放以後,湧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一直呈現增長勢頭。「中國在利用國際資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結構和期限,資本流入絕大部分採用國外自接投資的形式,外債增長適度,而證券投資相對少。」 國外直接投資中有相當部分投入我國房地產行業,導致金融風險積聚。再加上我國長久以來積聚的金融風險,如果被蓄意利用,將危害到我國金融系統的穩定和改革的成敗,也將危害到我國稅收的安全。 2.國際資本流動變化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資本自由流動將大大提高我國的金融效率,在我國將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有限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適合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需要的。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適合國際資本進入投資的環境將越來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國的投資價值在未來會好於西方發達國家,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的增長形象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進入,帶動我國國內市場的繁榮,拉動我國的經濟增長,從而帶動我國稅收的增長。 一般說來,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主要表現在貨幣危機、泡沫經濟和銀行業危機等幾個方面。但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不一定必然演變為貨幣危機或銀行業危機,這主要取決於各國貨幣當局的政策以及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對於國際游資和熱錢的進入,我們要加強監管,採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強風險預警,維護我國經濟的穩定和稅收的安全。 (三)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內金融市場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的金融市場,通過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債券市場等影響我國的金融風險。 1.人民幣匯率改革與我國金融市場風險 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話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銀行體系與開放的資本項目相結合是「等著發生事故」。可見人民幣匯率改革後,資本項目可兌換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和安全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在我國實行單一制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我國金融市場基本處於封閉的狀態,金融市場主要受國內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對我國金融市場的影響渠道不是特別通暢。這也是我國能夠抵禦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當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完全市場化後,資本市場放開後,我國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將融為一體,我國金融市場會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而變化,金融風險將會有更廣泛的傳播性與傳染性,影響也會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機構市場風險與我國稅收安全 銀行資產質量惡化,不良貸款比重較高。在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由於資本市場發展滯後,融資格局主要以銀行的間接融資為主,在統一利率政策指導下,對支持企業不斷增長的投資需求以及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於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內容的企業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各級政府對銀行的正常經營管理干預較大,不僅信貸資金的經營帶有「半財政」性質,而且扭曲了銀企關系;在近幾年的企業資產重組過程中,債、廢債現象嚴重,這無疑加重了銀行的壓力。 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日益暴露。我國的非銀行機構主要包括信託投資公司、財務公司、證券公司以及保險公司等,由於經營管理存在問題,再加上監管落後,這些機構經營存在著不少問題,其中隱含的風險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人民幣匯率改革後,金融中介機構將會面臨更多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後,金融機構將會面對市場化的利率,匯率風險,直接影響到金融機構的收益,另外隨著金融機構逐漸趨向於混業經營,我國金融機構將面臨更多的投資風險與經營風險,這將勢必影響到金融機構的穩定性,影響到我國的稅收安全。 (四)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內產品市場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匯率體現的是一國貨幣對外的價值,物價體現是一國貨幣對內的價值,因而對於一個開放度有限的國家來說,物價還是主要受國內供求和內部經濟因素變化的影響,隨著一國開放度的不斷加深,外部因素,特別是匯率因素對物價的影響才會逐步加深。 具體到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影響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採用VARs(向量自回歸)方法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到了人民幣匯率貶值將給國內物價帶來通貨膨脹效果的結論。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對中國通貨膨脹的實證研究中得出,以貿易額為權重的名義有效匯率變動是影響國內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因素,名義有效匯率貶值一個百分點,將導致國內物價上升0.3個百分點。「 人民幣匯率波動帶來的國內物價變動將導致我國產品市場價格和企業格局的變動,直接影響到我國的稅收安全。 (五)人民幣匯率改革後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宏觀政策方面,我們所考慮的不僅是國內市場的均衡,更綜合考慮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均衡政策選擇考慮內外兩個市場的相互協調。

⑧ 我國人民幣匯率機制形成改革論文

當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是我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本文就此問題進行探討,並提出改革的指導方針和有關步驟和措施。
一、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1996年12月1日人民幣實現了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從此人民幣匯率機制的運行建立在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的基礎上,但匯率形成機制主要受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強制結售匯制度,即對企業除了規定的可保留的現匯收人外,其他外匯收入全部賣給外匯指定銀行。二是中央銀行對各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匯周轉頭寸實行限額管理,也就是說,外匯指定銀行在辦理結售匯過程中,對於超過其規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時,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拋出;對於不足其規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時,該外匯指定銀行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補足。這樣頻繁進行的「拋」或「補」,便形成了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並以此為基礎形成次日交易貨幣(美元、港幣、日元、歐元)對人民幣交易的基礎匯率。
上述匯率機制的形成,雖然由市場供求來決定,但是從嚴格意義來說,它並未形成全面的外匯供求關系。這是因為:
1.強制結售匯制的缺陷。雖然中央銀行幾次調整了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匯周轉外匯頭寸,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外匯供求關系,只能是中央銀行被動人市進行干預,充當外匯交易最後差額的承擔者,失去了外匯調控的主動權。
2. 匯率變化缺乏彈性。1994年以來,除1997年外,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出現雙順差的局面。外匯市場上人民幣長期處於供大於求的狀況,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不可避免,為此,人民幣匯率水平不是純粹由市場供求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約。從1995年到2001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5%,近幾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只是在1美元兌8.27―8.30元人民幣之間波動,波動幅度和彈性區間極小,匯率基本上是釘住美元。
3.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由於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資金不能自由流動以及金融工具、外匯交易品種和方式的匱乏,都造成我國外匯市場仍是一個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因此,中央銀行的干預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對外匯的供求起到很大的調節作用。
二、改革的指導方針
1.要處理把握好市場供求與國家宏觀調控的關系。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央銀行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對市場的調控的重要性,這關繫到我國經濟穩定安全地運行。因為,匯率機制的改革首先要確保經濟運行的穩定。
2.要考慮開放經濟的總體要求。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中,要充分考慮我國經濟進一步融人世界經濟體系後可能出現的變化,根據開放經濟的總體特徵及我國經濟的自身特色,把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與經濟結構的變動聯系起來,增大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影響范圍和作用力度。
3.保持和實現匯率的穩定和均衡。如何確定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保持一種「最佳」或「適當」的匯率水平,這涉及所謂均衡匯率問題,也就是說,使匯率的變動,與一個經濟內部和外部關系獲得一種協調、合理的關系,能促進和達到內外平衡和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充分發揮人民幣匯率作為調節整個國民經濟的杠桿作用。
4.要充分認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近年來,我國經濟地位和貿易總額有很大的提升和發展,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不貶值的堅定政策立場已經奠定了人民幣作為亞洲區域主導貨幣之一的地位。人民幣在我國周邊地區的影響力有所上升,但是,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相對於美元、日元、歐元等國際貨幣,人民幣仍然屬於「邊緣」貨幣,匯率水平的確定及釘住目標的調整受到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深刻影響。動盪不定的國際金融市場環境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及新的均衡水平的確定增加了很大的難度。因此,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必須充分考慮國際環境的影響,尤其是三種主要貨幣匯率波動的趨勢,因此,未來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應以國內政策的目標為主,要兼顧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前景,適當考慮人民幣作為區域主導貨幣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5.要充分考慮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匯率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始終無法完全擺脫基於貿易平衡的傳統思路,貿易差額在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中居主導地位,匯率與外貿換匯成本的偏離程度一度成為衡量匯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外資流入的不斷增加,資本流動規模和結構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日漸顯著。從發展來看,在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資本流動的規模和結構已出現一定的調整。首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我國利用外資提供了新的增長動力,導致我國資本流入規模出現新的突破。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服務業中的投資超過一半。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開放了部分服務領域,尤其是對於金融、保險、證券、商業、中介服務等領域的開放,等於增加了一倍的潛在投資者。其次,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後,我國利用外資的方式將更為豐富,在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借款等形式以外,將更多地採用發行境外債券和股票等籌資形式。估計外商直接投資的相對比重將有所下降,其他投資相對比重上升,尤其是證券投資資金量將會增加。再次,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具體方式及結構可能出現調整,導致整體流動性的提高。
2001年以來,我國外資流人數額出現持續大幅度的上升,表明市場對於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樂觀預期開始發揮作用。此外,我國對外投資也將進入快速增長時期。
新的資本雙向跨境流動的形勢,要求我們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中,適當增加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權重,匯率政策目標由貿易平衡擴大到國際收支總量及結構的平衡。
6.要適應國際化的原則。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匯率機制改革將在金融市場全方位開放的框架下進行,因此要遵循世界貿易組織所倡導的自由競爭原則、自由貿易原則、非歧視原則和透明度原則。在這種原則下,我國經濟要全方位與國際接軌,適應和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了實現經濟金融與國際接軌,就必須撤除資本國內外自由流動的障礙,這就要求做到國內外資金價格市場化,首先是利率的市場化,進而是匯率的市場化。也就是說,在逐步實現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下,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這是人民幣與外幣的價值比較和自由兌換形成的市場均衡匯率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把國內外市場價格信號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確地反映出來,才能使中國經濟與實行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國際經濟融合,才能使國內價格體系逐步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真正接軌,才能使競爭機制在各個層面上反映出來。
三、改革的步驟與措施。
在本著人民幣匯率既要均衡、又要相對穩定,有利於穩定通貨和保持中長期國際收支平衡、有利於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原則基礎上,增大匯率形成的市場化和靈活性,使匯率保持在相對均衡和相對穩定的水平上,從而促進經濟健康、穩定地發展。
改革的核心是:(1)逐漸增加匯率彈性;(2)逐步使用匯率波動區間,放寬波動范圍;(3)在放寬匯率浮動區間的基礎上,改釘住美元為釘住一籃子貨幣。
總體而言,改革的進程應採取漸進的做法。可採取的步驟和措施是:
1.要認真總結以往匯率運行的正反經驗。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1996年12月我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1998年人民幣匯率經歷了金融危機的考驗,2001年11月我國成功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前,在新形勢下,人民幣匯率機制應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服務,更好地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此,應該對新中國建立以來各個時期、各個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形成、特點、問題,結合當時的經濟政治背景以及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的交往情況,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只有在深入總結過去的基礎上,才能在新形勢下更好地進行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
2.積極推動基礎理論和實證分析的研究。在確定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指導原則下,應進一步鼓勵和推動人民幣匯率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研究。總的來說,有關各個時期人民幣匯率的研究,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重視下,各有關部門以及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實務工作者、科研工作者與教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是有相當成績的。他們的研究成果對各個階段的人民幣忙率改革以及政策制定起到積極的參考作用。現應繼續進行深入地研究探討,比如,國際價值論、購買力平價論、出口換匯成本、理論比價模型、均衡匯率模型、匯率預警模型以及其他有關模型和相關方案,比如,釘住單一貨幣或者一籃子貨幣、爬行浮動、管理浮動、單獨浮動、中心匯率等都值得研究和探討。在研究探討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得出更適應我國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的有關方案,供決策參考。
3.改革的環境與時機選擇。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國內經濟學界加大了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討論,特別是2003年以來,日本有關方面挑起人民幣幣值低估的觀點,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但是這些討論,往往囿於匯率升值或貶值的爭論,淪為簡單的政策解釋和說明。在我國已加人世界貿易組織、更深地融人世界經濟體系的情況下,匯率的影響將突破傳統的涉外經濟范圍,在更大的范圍內發揮更強的影響力。因此,人民幣匯率改革必須考慮國內外這樣一個大環境,必須慎之又慎,一定要選擇一個有利時機,也就是說,在改革時機的選擇方面,我們既要根據國內的需要,又要考慮國際環境的變化。它不能過急,也不能不變,匯率機制的改革一定有利於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4.回歸到真正的有管理浮動。在1994年進行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中,人民幣匯率制度被重新定義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在前幾年的實際操作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控制在很小的區間,保持基本不變。實際上屬於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最終選擇,取決於政策部門對於「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性」這一著名的「不可能三角」中不同解的偏好及目標權衡。筆者認為,對於日趨呈現內需導向特徵的大國經濟而言,獨立貨幣政策毫無疑問是我們的首要選擇,資本流動的自由程度在未來5年內將有顯著上升,那麼,其結果必然是人民幣匯率波動性的上升。上述變化最終落實到匯率制度調整上,但人民幣匯率走向自由浮動必須謹慎從事。可選擇的是一個具有充分彈性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可在當前匯率水平的基礎上,波動幅度擴大到上下1%。
建立內部匯率目標區,目標區上下可定為10―15%。改釘籃子貨幣應相機而行,從籃子的加權成分看,由於我國與美國以及香港地區的貿易額較大,而港幣又與美元掛鉤,美元在籃子中仍然佔主要比重,歐元與日元以及其他有關貨幣進入籃子後,將使人民幣匯率水平更趨合理。與此同時,應加強外匯市場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進一步提高外匯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完善市場做市商制度,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奠定基礎。
5.建立人民幣匯率的監測機制。在人民幣匯率機制市場化日益提高的同時,建立人民幣匯率的監測機制,目的是監測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合乎實際,符合國家中長期政策目標,以便為國家制定和調整匯率政策提供決策依據。
人民幣匯率的監測體系包括宏觀監測體系和微觀監測體系兩個層次。宏觀監測指標包括貨幣供應量、通貨膨脹率、財政收支狀況、進出口增長率、資本流動等數據。通過建立宏觀監測體系,了解一個時期匯率水平對宏觀經濟各項指標的影響,預測下一日期外匯供需情況和市場匯率的走向,用以研究調整匯率政策。微觀經濟指標包括出口換匯成本、進出口盈虧狀況、實際稅負、對外負債和還本付息情況、盈利匯出狀況等。觀察微觀狀況的變化,監測匯率水平的合理性,了解企業對匯率的預期並對外匯供需的可能變化進行預測。
通過匯率監測體系取得宏觀監測指標及微觀監測指標後,可用於編制季度及年度的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指數(NEER)和實際有效匯率指數(REER)。觀察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的變化可以准確地了解人民幣匯率對我國涉外企業的影響,反映我國貿易部門實際競爭力的變化,對我國出口產業及進口替代產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6.加強完善外匯監管體系的建設。在逐步有序放開資本項目管制的同時,特別要增強對短期流動資金的監管,必要時應採取相應的措施,防止國際流動資金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沖擊。放鬆管制,加強監管,以監管取代管制,這是今後時期我國外匯管理當局工作的核心。即使在實現資本項目下可兌換的狀況下,也不能忽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和中央銀行的干預調控作用。同時應時刻關注我國周邊金融市場的動向,動態測算人民幣對周邊地區貨幣相對水平的變化,保持我國出口及利用外資的競爭力。

⑨ 論文:人民幣匯率上升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人民幣匯率上升,無疑給百姓造成的傷害最大,這主要是我國當前國情並不具備升值空間,一味強制升值,那麼還債的只有通過通貨彭脹,物價上漲來解決人民幣匯率上升所帶來的壓力,比如豬肉漲價,並不是養豬戶的積極性減了,相反,主要是因為豬飼料的上漲給肉價上漲帶來了更大的空間。但是人民幣上漲也給一些向國際銀行貸款的一些行業帶來了價值空間,比如航空業,地產業,造紙業等~!

⑩ 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及對策分析論文怎麼寫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外貿企業的影響和對策分析

匯率,又稱匯價,是一個國家的貨幣折算成另一個國家貨幣的比率。即在兩國貨幣之間,用一國貨幣所表示的另一國貨幣的比率。匯率問題是和國民經濟密切相關的一個重要國際金融問題,匯率升值或貶值都會對一國的對外貿易產生重大影響。

我國的匯率制度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1949-1952年建國初期的匯率制度,實行外匯集中管理制度;1953-1978年計劃經濟體制的外匯管理體制,對外貿易由國營對外貿易公司專管;1979-1993年經濟轉型時期外匯管理體制,由買賣雙方根據外匯供求狀況議定,中國人民銀行適度進行市場干預;1994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的外匯管理體制,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軌,實行浮動匯率制。

人民幣1994年匯率並軌,1997年底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實質上的固定匯率,一直到2005年7月與美元名義「脫鉤」,基本上對我國經濟的增長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特別是在2002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固定匯率對我國崛起成為貿易大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從2003年下半年以後,人民幣匯率掛鉤美元,導致我國產生越來越嚴重的外部經濟不均衡。2008年4月10日,人民幣匯率升破7元對1美元,這不僅在外匯市場上是一個標志性的關口,在我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關繫上,也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人民幣升值對企業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一)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有利影響

1、人民幣升值可以改善貿易條件。伴隨貿易順差急劇增加的同時,我國貿易條件近年來正在不斷惡化。商務部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1993-2000年,以1995年為基期的我國整體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3%。2003年出口商品價格指數為104,7進口商品價格指數為109.7,貿易條件指數為95.4%,低於上年的98.8%。這就是說,我國的出口商品價格相對於進口商品價格的比值在下降,即我國必須出口更多的商品才能換回同樣數量的進口商品,國民福利向外流失。

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將會降低進口產品價格,特別是原材料和高科技設備價格的降低,企業將會加速技術引進,提高生產效率,進行產品更新換代,實現產品動態比較升級。同時由於進口產品絕大部分用於復出口。故隨著企業生產率提高,出口產品質最得到提高,有助於我國企業從產品產業鏈低端向中高端延伸,使貿易條件得到改善。這樣會有利於我們更好地利用世界資源,增加國民福利,從總體上提升我國產品國際競爭力。

2、人民幣升值可以優化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目前,我國的貿易結構很不合理,大多數企業都處在勞動密集型且技術含量不高的水平上,僅有的部分高技術、深加工出品的出口往往也存在加工過程短暫,增值不高的問題,真正體現技術水平和要素含且的高新技術設備和中間投入品等生產要素要從國外進口,加工收益近80%屬於外國產值的轉移。一方面是企業加工作業深度差,企業深加工鏈條短,進口原抖和部件大最侵佔增加值的份額;另一方面,由於大量產品處於價值鏈的末端,普遍缺乏核心技術、自主品牌和營銷網路,容易受到跨國公司的制約,出現無自主產權和技術空心化局面。通過人民幣升值的手段,可以最有效率地把製造業中那些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低的、管理不善地擠出去,這符合我國產業結構轉變的發展方向。同時,人民幣升值會引起行業內更加激烈的競爭,激勵企業通過技術管理創新增強競爭力。讓那些富於創新、有競爭力的製造業強者變得更強,並且能減少無效率的企業在海外的相互惡性競爭,另外還能加快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從國際經驗看,日本、德國等許多國家的國際品牌都是在本國貨幣升值的過程中慢慢成長起來的。

3、人民幣升值可以減少我國出口產品所遭受的反傾銷訴訟。長期以來,我國主要依靠廉價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數量擴張來實現出口導向戰略,憑著價格優勢迅速佔領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低端市場。根據商務部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美國從我國進口紡織品(61類、62類和63類)207.79億美元,占同類商品總進口額的26.01%;鞋類製品(64類)金額為127.21億美元,占總進口額的70.94%;箱包製品(42類)金額為62.59億美元,占同類總進口額的71.66%;玩具和游戲用品(95類)金額為191.41億美元,占總進口額的78.24%。在其他發達國家的情況也是大致如此。

如此高的市場佔有率,必然會加大我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沖突。近年來,我國一直是世界上受到反傾銷訴訟最多的國家。通過人民幣升值,適當提升出口產品的外幣價格,緩解國外市場對我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壓力,同時適當削減外匯留成、出口補貼、貿易信貸等方面的出口扶持政策也有利於提高出口企業自身的競爭能力。另外,人民幣升值也可以提高國內非貿易品的價格,消除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相對價格的扭曲,有利於各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的平衡發展。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不利影響

1、實際有效匯率的進一步上升會削弱出口。考察匯率波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主要是看實際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而不是名義匯率,衡量實際匯率變化主要是看匯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變化的相對速度,當匯率貶值速度超過通貨膨脹速度則實際匯率下降,反之,則實際匯率上升。從1993年到2003年,我國的通貨膨脹率先是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然後逐漸趨於平穩,所以我國的實際有效匯率水平普遍提高之後在一定范圍內小幅波動。自1990年到2003年,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雖然貶值近40個基點,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卻升值3.59%,使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然而,因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所帶來的貿易下降效應被影響更大的國外收入增長效應給抵消掉了,所以,我國幾個主要貿易夥伴容易將本國的對我國的貿易逆差和人民幣匯率聯系起來。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的條件下,如果對人民幣進行升值操作,則會進一步提高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而實際有效匯率又是決定一國多邊貿易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因此,人民幣升值會在一定程度上縮小我國現有的貿易順差。

2、影響外商對我國投資的積極性。我國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優惠的條件吸引了大批外資企業和跨國公司進入我國。而他們生產的產品除在我國國內銷售外,很大一部分份額都用來出口。20年來外商投資企業出口份額在我國總出口額中的比重保持了較快增長,2001年已超過總出口額的50%。人民幣匯率的升高意味著外商對華投資成本的增加,受此影響,國外資金可能會轉向流入我國的資本市場,影響對我國「三資企業」的資金投入。同時,「三資企業」是我國進出口貿易的主要載體,在我國進出口貿易額中佔有很大比重。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人民幣升值可能會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產生一定程度不同的負面作用。

發展我國對外貿易的對策

(一)利用金融工具進行避險
目前的匯率避險產品主要有遠期結售匯業務、結構性結匯業務、擇期交易、貨幣掉期等。遠期結售匯是目前我國金融市場上主要的避險方式,但它對企業的匯率走勢判斷的准確性有較高的要求。利用金融市場工具規避匯率風險是國際市場上有貨幣暴露風險企業常用的固定外匯成本的方法。但目前我國金融機構提供的避險工具,從產品結構、設計、收費標准等方面與企業的需要存在一定差距,我國的金融機構也應盡快向企業客戶推出更多合適的避險品種。

(二)通過合同條款的選擇迴避匯率風險
包括簽訂短期合同、採用多種計價貨幣或直接用人民幣計價簽約、協商使用固定匯率鎖定成本、提前或推遲結算等。企業在簽訂涉外貿易合同時,應盡量在合同中加入匯率風險條款。在匯率變動導致企業利益受到損失時,則執行新條款,保證企業的利潤空間。比如在簽合同時添加有關人民幣升值的條款,如果在供貨期內,人民幣升值到某個幅度,價格要重新調整。

(三)採用貿易融資形式迴避匯率風險
目前我國主要融資品種有授信開證、出口押匯、打包放款、外匯票據貼現、進口押匯和國際保理融資等。貿易融資可以較方便地解決企業資金周轉問題,通過出口押匯等貿易融資方式,獲得外幣貸款並立即結匯,既滿足了出口發貨與收匯期間的現金流需要,又規避了匯率風險。

(四)利用出口信用保險規避風險
我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成立以來,已有上千家企業享受了出口信用保險項下融資便利,直接避免了匯率波動損失。銀行可以通過我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票據保險」產品及時賣斷銀行票據,提前結匯規避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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