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關於人民幣匯率論文
這是2010年6月發表的一篇論文，夠新了吧，緊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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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與人民幣匯率制度》
一、 金融危機不會加劇外部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責難
受金融危機影響,貿易保護主義開始顯現。美國財政部長蓋納在候任期間曾指責我國操縱人民幣匯率,這與布希政府拒絕認定我國為匯率操縱國的態度顯著不同。但美國當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機、擺脫經濟衰退,而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總體上有助於美國達到這一目的,起碼不悖於這一目的。因此,新一屆美國政府在危機中應不會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採取實質性的對抗行動,從擺脫實體經濟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幣大幅升值對美國縮小貿易逆差不會產生實質影響。當前以中美貿易差額為代表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根源於美國有較大的儲蓄缺口(儲蓄不足),而包括我國在內的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則有較大的投資缺口(儲蓄過剩)。從全球經濟平衡的角度來看,擁有較高儲蓄率的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是集體性地被迫與儲蓄率較低的美國保持貿易差額關系。顯然,這種失衡根源於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至我國對美貿易順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鑒於美國的儲蓄率在短期內難以提高, 其貿易逆差將依然存在,只不過轉變為對其他國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美國的貿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貿易順差對手國順次由日本轉變為「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然後轉變為我國而已。
從擺脫金融危機的角度看,人民幣大幅升值並非美國解決金融危機的出路。近期,西方學術界流傳著一種「禍水東引」的謬論,即將人民幣匯率制度與美國次貸危機直接聯系起來。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是我國對美貿易順差的主要成因,我國將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投資於美國國債,這壓低了美國長期利率,進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國金融創新並使其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大量事實表明,金融發展和風險認知之間的不匹配才是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金融創新和金融發展不斷深入,盡管金融風險認知在同一時期也有進步,但明顯滯後於實踐的需要。金融發展和風險認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穩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機構內控、市場紀律和金融監管的效率下降與此均有密切關聯。從這一視角看,次貸危機爆發具有必然性,它與人民幣匯率制度沒有必然聯系。
事實上,維持現有包括人民幣匯率制度在內的中美經濟模式,對美國化解金融危機是有利的。當前,美國政府在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同時展開行動來化解危機。在實體經濟領域,美國主要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來穩定經濟增長;在金融領域,美國主要通過金融機構救助、收購金融機構有毒資產、為市場提供流動性三種方式來穩定金融系統。美國的危機化解方案需要耗費大量資金,這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國債。在美國國債投資需求中,外國投資者的地位舉足輕重。2008年,美國政府凈發行國債1.47萬億美元,其中外國投資者就購買了7720億美元。中美之間的經濟交往模式以人民幣「軟」釘住美元、我國對美保持大量貿易順差和我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為主要特徵,這一模式有助於美國籌集資金、穩定國債市場。應當說,危機加強了中美經濟模式的「捆綁性」,即我國需要美國市場實現勞動力就業,美國則需要我國的資金來穩定其金融系統。破壞這一模式的穩定性,對中美雙方都沒有好處。
二、 金融危機不會根本威脅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
次貸危機爆發後,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問題引起國人廣泛關注。部分國內學者認為,美聯儲向金融體系不斷注入流動性,使得美國未來經濟發展面臨巨大的通貨膨脹威脅,我國外匯儲備也極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損失,人民幣匯率制度應該加速彈性化改革。為應對危機,美國貨幣當局不斷放鬆其貨幣政策。美聯儲的最初反應是,通過更積極的儲備管理使短期貨幣市場利率與目標水平一致。隨後,為緩解定期貨幣市場和回購市場的壓力,美聯儲延長了銀行再融資期限,擴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對手的范圍,擴大了證券融資范圍。鑒於金融市場混亂還在繼續且實體經濟出現衰退,美聯儲迅速調整了其貨幣政策立場,將聯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內由5.25%下調至0-0.25%。在缺乏利率下調空間的情況下,美聯儲開始實施所謂「數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即貨幣政策直接關注貨幣投放數量而非利率。從貨幣供應量的角度看,以上貨幣政策操作並無特別之處,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當面臨通貨膨脹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出售其當前購買的國債和其他類型金融資產以收縮流動性。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在美國這樣一個貧富較為懸殊而又實行議會民主的國家,美聯儲不可能為了損傷我國外匯儲備價值而故意推動通貨膨脹。
主要是發達國家金融自由化和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機性貨幣需求的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流動性膨脹對通貨膨脹的壓力。全球在次貸危機中投放的大量流動性在危機後大部分不會直接進入實體經濟,它們中的絕大部分極有可能是從謹慎狀態轉為投機狀態,這為全球收縮流動性提供充裕的反應時間。我國沒必要進行大的儲備幣種結構調整。反而,由於我國在美外匯儲備數量較大,任何急切的幣種結構調整很可能會因交易成本過高和外匯市場的博弈性反應而損害我國外匯儲備的價值。例如,如果我國迅速將美元國債儲備轉換成歐元儲備,則大量拋售很有可能會使美元國債收益率迅速上升,這將導致我國繼續持有的美元儲備的貼現值下降。更何況,在當前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於首位。
三、 不宜採用人民幣大幅貶值來擺脫當前經濟緊縮
關於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論界存在很大爭議。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應該有利於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從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看,人民幣應該大幅升值。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根本目標,包括人民幣匯率政策在內的一切宏觀調控政策都須以此為最基本的出發點。換言之,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應該首先有利於實現國民經濟增長的總目標,其次才能考慮平衡國際收支。
次貸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劇烈下滑,對外出口和投資的增長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於投資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導致的,此輪我國經濟緊縮可以歸為外部需求沖擊型的經濟緊縮。為保持經濟增長,我國政府及時有力地出台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匯率政策領域,我國迄今為止尚未採取大的舉措。我國是否應當採用人民幣大幅貶值來擺脫當前經濟緊縮,這也是我國匯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表明:全球真實GDP增長率從2007年的3.5%下滑為2008年的1.7%,其中,除了中東的真實GDP增長率上升了0.2%,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獨聯體、非洲和亞 洲的真實GDP增長率分別下滑了1.0%、0.9%、1.8%、2.9%、0.8%、1.0%和2.9%;全球真實商品貿易增長率從2007年的6%下滑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獨聯體、非洲、中東和亞洲的真實商品出口增長率分別下滑了3.5%、1.5%、3.5%、1.0%、1.5%、1.0%和7.0%。全球真實GDP和真實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縮表明,在所有導致我國出口緊縮的原因中,貿易對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於首位。
在人民幣「軟」釘住美元的匯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對日元和歐元大幅升值,間接推升了中國的實際有效匯率。可以講,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相對穩定在危機期間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中國當前具有人民幣貶值的潛在動力。
盡管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對於我國出口的穩定可能有不利影響,我國當前仍然不宜採用人民幣大幅貶值的辦法來擺脫經濟緊縮。根本原因在於,在全球經濟下滑、貿易對象收入萎縮的情況下,人民幣貶值是否一定產生足夠的刺激效應,我們並無把握。相反,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危機中世界各國「以鄰為壑」式的貶值,從來就沒有給任何國家帶來過好處。亞洲金融危機中,我國政府在全面權衡之後,作出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決策。這一決策在事後被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它不僅制止了亞洲各國競爭性貶值的浪潮,而且使得我國國內生產獲得了穩定的外部環境,並據以率先走出了危機的陰影。也正是在此決策的推動下,我國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聲譽,從此確立了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毋庸諱言,亞洲危機中我國作出的不貶值的決策,使得我國成為那次危機中最大的贏家。
在堅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同時,我國要格外關注出口行業是否在危機中出現轉移。我們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我國,以使用中間產品生產最終出口產品為核心特徵的垂直化專業分工貿易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外資企業在這一貿易模式中占據主導地位,而我國在這一貿易模式中主要是獲得低端的勞動要素收入。垂直化專業分工主導我國的貿易模式,意味著我國對外貿易可能存在臨界狀態,一旦外部競爭環境達到抵消我國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程度,大量外資主導的垂直化分工貿易企業很可能突然集體性地從我國退出。相比於出口下降,危機導致我國外貿轉移的威脅更需警惕,因為直接投資決策因沉澱成本巨大而不會輕易改變,出口行業的國際轉移會對我國經濟增長造成長久性的根本損傷。
『貳』 論文:人民幣匯率上升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人民幣匯率上升，無疑給百姓造成的傷害最大，這主要是我國當前國情並不具備升值空間，一味強制升值，那麼還債的只有通過通貨彭脹，物價上漲來解決人民幣匯率上升所帶來的壓力，比如豬肉漲價，並不是養豬戶的積極性減了，相反，主要是因為豬飼料的上漲給肉價上漲帶來了更大的空間。但是人民幣上漲也給一些向國際銀行貸款的一些行業帶來了價值空間，比如航空業，地產業，造紙業等~！
『叄』 如何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本科論文）
論文要自己寫，多看看財經新聞就能寫好了。
『肆』 想寫一篇關於人民幣匯率變動趨勢研究的論文，應該從哪些方面寫
主要可以通過以下幾方面來寫：
第一是、人民幣與全球第一大貨幣美元之間的關系，配合美國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結構調 整，通過迫使人民幣升值削弱中國產品競爭力的方面入手；
第二是、我們中國坐擁龐大美債，所以人民幣升值將稀釋債務這一方面也可以展開來寫；
第三是、隨著人民幣加入SDR，未來對匯率會有很大影響！這也為走勢穩定提供了基礎！
中國須捍衛匯率自主權。當然，中國亦要加快經濟結構轉型，通過擴大內需市場減 少對出口的倚賴，切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伍』 找一篇關於「中國匯率問題研究」的論文
中國匯率問題研究 摘要：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事關我國進出口形勢、國內優勢產業的生死存亡等，中國必須從自身利益出發，在國際法要求的范圍內對待人民幣升值問題。目前，我國政府應爭取遵循國際法途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爭端機制內解決問題。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 原因 國際法 解決途徑
「人民幣升值論」最早由日本政府提出，隨後，以美國為首的其他西方國家不斷對人民幣匯率提出指控。2009 年來，西方國家壓迫人民幣升值的陳年舊調再次喧囂塵上。西方國家不厭其煩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何在？
一、西方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1.美國。長期以來，美國以美中間存在巨額貿易逆差為由力促人民幣升值，盡管美國明知人民幣升值並不能明顯改善其國際貿易狀況，但仍然不遺餘力地促壓人民幣升值，原因在於：一是美國一直將中國視為自己潛在的強大競爭對手，千方百計打擊中國產品的競爭力，最終削弱中國同美國的議價能力；二是通過促壓人民幣大幅升值，將全球熱錢引入中國，吹大中國國內資產泡沫，並在泡沫頂峰時反手做空，使中國成為歷史上的第二個日本。
2.歐盟。相對於美國而言，歐盟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一直持相對溫和的態度。但自2007 年初開始，歐盟的態度一度超越美國變得異常強硬。歐盟之所以突然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在於人民幣雖然兌美元升值，但相對於美元兌歐元的大幅度貶值，人民幣兌歐元同樣是貶值的。這一方面增加了歐盟成員國對華出口的難度，另一方面卻使得中國的商品進入歐洲市場比進入美國更容易，其結果是歐中之間貿易逆差的迅速擴大。為減少貿易逆差，歐盟選擇聯手美國共同壓迫人民幣升值。
3.日本。與美國、歐盟不同，日本在中日貿易中一直處於順差地位。以2008 年商務部統計為例，截至2008 年10 月，日本一直居於中國前10 大貿易逆差來源地第3 名，僅次於我國台灣和韓國。因此日本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不在於貿易差額問題，而是爭奪亞洲領導權以及未來"亞元"主導權的戰略舉措。
可見，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國家合力壓迫人民幣升值並樂此不彼，歸根結底就是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人民幣大幅升值帶來的不利影響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西方國家給了我們巨大的升值壓力，但如果我們貿然屈服、匆忙大幅度調整人民幣匯率，必將給我國經濟各方面造成不利影響。
第一，人民幣大幅升值會抑制出口增長。人民幣匯率升值會增加出口企業成本，在世界市場價格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出口利潤的下降將影響出口企業的積極性；如果出口企業為維持一定利潤而提高價格，則會削弱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利於出口的持續擴大和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佔有率的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機爆發後，我國對外出口一度萎縮，此時提高人民幣匯率無疑是對出口的又一沉重打擊。
第二，人民幣大幅升值會對中國的優勢產業產生嚴重損害。在目前的國際分工格局中，相對於發達國家以研究開發（R&D）和服務業為主來講，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以製造業為主的，其優勢企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產品檔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國際市場價格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這種貿易結構極易受到匯率水平變動的影響。
第三，人民幣大幅升值會影響到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目前，世界經濟整體環境依然並不樂觀，這對活躍在資本市場上的國際游資而言，具有升值預期以及進入相對安全的新興經濟體尤其是"金磚四國"，無疑是最好的選擇。然而，國際游資由於具有資金規模大、流動快、趨利性強的特點，會對金融市場造成潛的在沖擊。況且，我國金融監管體系尚不健全、金融市場發展比較滯後，大量短期資本通過各種渠道流入資本市場的逐利行為，會對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直接產生影響。
三、人民幣匯率自主性的國際法依據
根據國際法有關規定，國家主權具有國內最高和對外獨立與平等的特性，而國家貨幣主權就是國家主權在處理國內外一切與貨幣事務相關領域的體現。傳統上，主權國家可獨立自主地應用本國的貨幣主權，原則上他國不得干涉與反對。但隨著國家之間經濟相互依賴程度的逐漸加深，各國之間在行使本國貨幣主權時不僅要綜合考慮本國的各種因素，還要考慮到對周邊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影響。因此，貨幣基金組織（IMF）應運而生。 IMF作為限制和協調各國對外行使貨幣主權的專業國際組織，它規定：凡是加入IMF 的成員國就意味著該國同意授權IMF 行使原只屬於各國的部分貨幣主權，從而使各國原有的貨幣主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即要接受IMF 宗旨和章程的約束，承擔IMF協定中相應的義務，比如在外匯安排、匯兌措施、國際收支和劃撥等方面的義務。表面上看，這種讓渡會使國家的貨幣主權遭到一定的削弱，但同時，國家在讓渡自身部分貨幣主權的同時卻又能對等地享有、獲得來自他國相應的貨幣主權的補充。也就是說，只要這種讓渡是以平等互利為前提和基礎，就意味著國家不會喪失本國貨幣主權的自主性。對我國而言，由於我國的承諾是保證履行IMF 協定第8 條款項下的義務，即實現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而這一早已完全兌現。因此，當前我國所實施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是在已經履行了IMF 協定義務的基礎上，遵照其要求進行的，西方國家根本沒有理由對之加以指責和干涉。這也從根本上賦予了我國自主運用匯率制度的權利。
四、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法律化解決途徑
針對西方國家無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問題，我國政府應該做到以下兩點：
第一，明確IMF 為人民幣匯率爭端解決的主要機制。近年來，西方國家因為IMF 執行措施的力度沒有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強硬，試圖舍棄IMF 而尋求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但是，匯率義務本該由IMF 來衡量，不能因IMF 執行規則的力度不夠，就該另起爐灶。因此，西方國家的這種打算是避輕就重，試圖濫用WTO 多邊爭端解決機制。對此，我國政府應該表明西方國家援用WTO 的有關協議來挑戰我國匯率政策的做法，是置IMF協定的規定及其管轄權於不顧，既有違於IMF 和WTO 在現有國際經濟格局下的分工，也不符合WTO 本身的規定。
第二，詳細研究IMF 有關貨幣匯率的爭端解決機制。IMF 成員國關於匯率爭端的磋商程序一般包括：爭議成員國將投訴或爭議提交IMF 理事會或IMF 執行董事會審議；成員國對IMF 或成員國之間對《IMF》條文解釋產生爭議，則提交IMF 執行董事會裁決；如果執行董事會所審議或裁決的投訴和爭議與某一無權單獨指派執行董事的成員國有關，該成員國可以派代表列席會議，執行董事會也可以對該成員國提出此種要求；與《IMF 協定》解釋爭議有關的成員國對於執行董事會的裁決如有不服的，可以在該裁決作出後的3 個月內要求將該爭議再提交IMF 理事會作最後裁決。這些磋商程序看似簡單，然而應用起來卻無比復雜，因此，我們應該對其進行詳細研究，做到心中有數，這樣才能把握人民幣匯率爭端的主動權，增強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自主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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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論文：匯率變動對浙江出口企業的影響及其對策
人民幣升值對浙江經濟的深遠影響及對策
人民幣升值是一個長期趨勢，總的對浙江經濟是有利的。央行7月21日宣布人民幣升值，標志著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市場化改革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很可能意味著發展和改革的一個新時期的到來。
一、人民幣升值的宏觀背景
1、人民幣升值是中國生產力增強的必然趨勢
改革開放至今，人民幣匯率經歷了由貶值到緩慢升值的倒U字型變化過程（見圖1）。從1994年開始，人民幣進入了長期緩慢升值階段。也就是在這一年前後，中國經濟出現了由賣方市場到買方市場的重大變化。從宏觀指標看，全社會物價指數開始下降；而從體制上看，非國有企業開始全面替代國有企業。人民幣由貶轉升表明，一方面是在長期貶值後，人民幣回歸到真實匯率，而在另一方面，則是生產力水平的持續上升支持了人民幣的持續升值。
生產力增強必然導致本幣走強。在制度變遷和技術進步的雙重推動下，我國經濟迅猛發展。1978年至2004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4%，以人民幣為單位的名義GDP累計增長了21倍。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明顯快於美國。1990—2001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6.75倍，扣除價格因素則提高了3.58倍；美國提高了1.52倍，扣除價格因素則僅提高1.29倍。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成本下降，再加上中國企業積極提高產品質量和檔次，商品競爭力明顯增強，吸引了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對於中國商品的極大需求，而這又引發了中國外匯順差的持續上升。
1994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金融資本項目順差一直呈增長態勢（見圖2），形成了一種雙順差狀況。2004年，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累計高達6368億美元。匯率是貨幣的價格，由外匯市場上本幣和外幣的供求關系來確定。如果外匯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超過人民幣的供給，人民幣就會面臨升值壓力，反之則面臨貶值壓力。我國經濟十多年持續增長、累積額高達6000多億美元的國際收支順差，在外匯市場上形成了對人民幣的巨大需求。正是在這種需求的拉動下，人民幣升值成為一個必然選擇。
與此同時，持續十多年的國際收支雙順差致使我國的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截至今年6月，我國外匯儲備額高達7110億美元，這雖然有國際炒家的因素，但誘因卻是國力增強所引發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巨額外匯儲備遠遠超過了基於正常需要的安全儲備，並由此而進一步增加了人民幣升值壓力。持有過量的外匯儲備會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同時也會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特別是持有美國國債的收益率遠遠低於外商來華投資的收益率（差額約為10%），大量利潤被外國人賺走。在這樣的背景下，提高人民幣幣值有利於克服資源配置的扭曲。
2、人民幣升值不會重蹈日本覆轍
一些人士喜歡引用日本的案例，來說明本幣升值的不良後果。更有人把此政治化，說壓本幣升值是美國人搞垮一國經濟的陰謀，其實這些都是缺乏說服力的。
應該說，日元升值並不是當前日本經濟頹勢的元兇。日元升值始於1971年8月26日，日本由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轉為浮動匯率制。當年12月8日，按照斯密森協定，日元從360日元兌換1美元，升值到308日元兌換1美元。在此之前，日本已經歷了自1955年至1970年，長達15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然而這以後，即1970年至1990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仍高達9.2%。從下圖可以直觀地看到，1970年以後，日元持續升值，而日本的年度GDP增長，卻相對穩定地保持8%左右，最高年份為21.8%，最低年份為4.1%。1990年以後，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經濟增長速度一直較低，這是一個很復雜的經濟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拿日本經濟來類比中國經濟，其實還忽略了中日經濟的兩個巨大差別。一是內需差別。中國是一個具有13億人口的大國，國內市場潛力巨大。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看中的也是中國巨大的市場資源。因此人民幣升值後，即使出口受到一定影響，也可以通過開發國內市場來彌補總需求不足。日本是小國，內需有限，特別是日本政府長期採取保護國內農業、中小企業主利益的政策，進一步導致總體經濟缺乏較強競爭力。二是要素成本差別。日本是典型的資源小國，經濟快速增長導致其國內要素價格急劇上升，最典型的如職工平均現金收入快速增長。1970年，日本職工的月平均收入為7.6萬日元，1990年上升到37.0萬日元，上升了4.9倍，如果以美元計算，則上升了13.0倍[1]，成本上升削弱了日本商品競爭力。雖然中國的自然礦產資源並不豐富，但勞動力價格將長期具有較強競爭優勢。
3、人民幣升值為何如此艱難
2002年底以來，人民幣就已經面臨升值的顯性壓力，尤其是2004年10月央行加息後，升值壓力進一步加大。其實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人民幣面臨的也主要是升值壓力。從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到開始升值，歷時三年多，正反映了人民幣升值一個艱難的政策抉擇，這里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是升值結果很難判斷。經濟運行是一個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復雜過程，對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只能給出一個大致的預期，很難做出具體的量化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幣升值必將「牽一發而動全局」，萬一出現不可控局面，就會造成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因此人民幣匯率調整必須全面考慮，統籌協調，慎之又慎。尤其是現階段，國際游資大量入境豪賭人民幣升值，而國內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不成熟，金融機構抵禦抗風險能力較弱。在這樣背景下，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時機、幅度、方式等，更需謹慎選擇，稍有差錯，可能就會造成經濟的巨大波動。
其次是長期低估人民幣匯率所導致的路徑依賴。人民幣被低估，使得出口部門具有價格優勢，形成了出口企業低匯率的路徑依賴。很多出口企業依靠低價格獲取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靠「跑量」贏得大量外匯，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而人民幣升值幾乎可以肯定會給依靠低價競爭的出口企業帶來較大壓力，從而將打破利益分配格局，這就必然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因此，人民幣升值必須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處理好多方面關系。
二、人民幣升值利大於弊
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有利有弊。從宏觀和長遠來看，如果宏觀經濟政策處理較好，人民幣升值利大於弊。就當前而言，人民幣升值所帶的不利影響，大都是短期和局部的，不會影響到經濟發展的全局。
1、出口額不會大幅度銳減。
首先，匯率調整的國際經驗證明「匯率升值必定打擊出口」的觀點沒有經驗依據。日本和德國都經歷過貨幣大幅度升值，但這兩個國家的出口不降反升（見圖4、圖5）。1971年「尼克松沖擊」後，日元對美元匯率從360:1上升到308:1。之後日元逐漸升值，到1984年上升到231日元兌1美元，而與此同時，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則呈上升態勢。以日元計算，1985年日本對美國出口總額為42.9萬億日元，比1970年增長6倍，平均每年增長12.7%。70年代是德國馬克升值最快的時期，雙邊匯率從1970年的3.68馬克兌換1美元，升值到1979年的1.73馬克兌換1美元，累計升值1.13倍，而在這期間德國外貿出口額則增長了1.5倍，且一直保持較大順差。
其次，浙江以工業製成品為主的出口結構決定了人民幣升值不會造成出口的急劇銳減。出口商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初級產品，另一類是工業製成品。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初級產品趨同率較高，國際市場競爭激烈。人民幣升值後，初級產品出口有可能受此影響而減少。但從浙江情況看，初級產品的出口比重逐年降低，2003僅占出口總額的5.1%，因此對貿易出口的整體影響不大。工業製成品的生產具有國際化特徵，需要大量進口原材料以及機器設備等，人民幣升值後，企業進口原材料、機器設備成本將會降低，給企業提供了一定的降價空間，緩解了人民升值所帶來的價格壓力。更重要的是，工業製成品的產品差異較大，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產品競爭力的影響，主要是看與相關國家產品的比價關系。從我國產品近幾年大幅壓價競爭的情況看，我國低層次工業製成品與其它國家相比具有巨大的價格優勢，即使因人民幣升值而小幅提價，也不一定會高於別的國家和地區，從而不至於較大程度地影響我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再次，低廉的勞動成本使得出口企業可以承受一定的升值壓力。浙江是中國勞動密集產品生產的一個典範，由低工資所支撐的國際競爭力大大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低廉的勞動成本成為浙江商品在世界市場上具有明顯價格優勢的主要支撐。根據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美國工資是中國工資的50倍。勞動力成本的低廉並不會被出口價格的上漲而完全抵消。人民幣升值後，如果幅度不是非常大，勞動力成本依然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使得出口企業可以採取降價策略來緩解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壓力，出口不會因人民幣升值而大幅減少。
最後，匯率不是影響出口的主要因素，工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才是導致出口迅速增長的關鍵。從歷史上看，自1994年以來，人民幣實際匯率一直處於升值趨勢，但中國出口卻保持了較快的增長勢頭。1994—2002年，人民幣相對於美元，歐元（2001年前為德國馬克）和日元的名義匯率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和17%，實際匯率升值幅度分別為18.5%，39.4%和62.9%，而此期間中國對美德日的年出口增長率分別為17.3%，11.5%和14.1%；浙江對美德日的年出口增長率分別為23.9%，20.7%和14.7%。這說明匯率不是左右出口的關鍵，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才是核心因素。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出口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保持了高於美國1.5—2倍的增長速度，浙江又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只要保持了勞動生產率的較快提高，出口額自然也會不斷增長。
2、外商直接投資不會大規模下降
1994—2003年我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計290.0億美元，平均每年增長37.2%，外資企業已成為促進我省經濟增長和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推動力，也是引入國外先進生產技術的重要方式。人民幣升值後，外商直接投資不會大幅下降，因為外資企業來華投資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看好13億人口的大市場。世界上已經不可能再找到第二個如此巨大的潛在市場。激烈的市場競爭導致外資公司大量進入中國，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台灣的康師傅集團進入大陸市場前只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進入祖國大陸後，巨大的內地市場使其迅速成長為中國國內最大的台資食品公司，獲得了「中國面王」的美譽。
二是充分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資源。我國勞動力工資水平相當低下，以1998年製造業名義工資水平衡量，中國勞動力成本只有美國的1/50，日本的1/30，甚至只有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1/4～1/5。這里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長期集約化經營的農業，造就了中國農民特別善於吃苦的優良品質，以及思維與身體的靈巧性。
三是相似文化傳統的感召力。浙江外資企業中，港資、台資企業佔了一半左右。大陸和港台地區具有相同的語言和文化傳統，高度的文化認同感是這些企業來華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人民幣的小幅升值並不會對這類外資引入構成重大影響。
外資迅速增長的這三點主導因素都具有明顯的長期性特徵，因此外商直接投資不會因為人民幣對外價格水平的上升而迅速逆轉。2003年「非典」肆虐的特定背景下，我省利用外資仍然取得可觀成績即可證明這一點。
3、不會出現大面積失業
就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很多人擔心人民幣升值後，會嚴重影響總需求，從而造成大面積的失業，影響社會穩定。這種擔心是沒有道理的。
匯率調整主要通過兩個渠道對就業產生影響，一是人民幣升值將引起進出口相對價格的變動，進而影響出口，最終影響就業；二是人民幣升值會影響外商直接投資，進而影響固定資產投資，繼而波及到就業狀況。根據前面的分析，人民幣升值後，企業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都不會出現根本性逆轉，因此就業也不會出現大幅度的波動。
此外，2002年以來中國內需十分旺盛，央行從2003年年初就開始利用公開市場操作回籠貨幣，7月後又採取了一些加大控制國內貸款力度的貨幣政策。到目前為止，內需仍然有自動擴張的傾向。人民幣升值後，只要內需保持穩定增長，就可以抵消升值對外需的影響，維持總需求的穩定。在總需求保持穩定增長情況下，就業可能會在人民幣升值後出現小幅波動，但不太會造成大面積失業。
三、人民幣升值對浙江的六大影響
人民幣升值是我省經濟發展的新機遇，有利於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次匯率調整雖然只升值了2%，但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意味著匯率形成機制向市場化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浙江市場化程度較高，市場主體更加成熟理性，更容易抓住匯率變動所表達出來的價格信號，合理有效地配置資源，提高經濟發展效率。
（一）有利於更好地利用境外資源
人民幣升值有利於增加居民福利。2003年我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1萬元，人民幣升值2%，相當於每個人增加了262元的對美國商品的購買力。這可以擴大居民對國外進口商品的購買，降低出國留學和旅遊成本。
人民幣升值有利於利用國外資源。資源、技術等要素制約將是浙江經濟的長期問題。最近幾年，浙江進口鐵礦石、原油等基本資源快速增長，2004年比2003年分別增長了325%和140%。人民幣升值，進口成本降低，對浙江是一個利好消息。據杭州海關統計，今年上半年浙江進口146.1億美元，按照升值後的人民幣匯率計算，可以節省23.4億美元。
人民幣升值有利於利用國外先進知識。人民幣升值，購買力提升，國內企業能以較低費用，加大直接購買境外專利、技術和裝備的力度，同時增加派遣管理、技術人員出國學習。湖州久立特殊鋼有限公司，前不久簽約進口一台單機壓力在全球排第9位的熱擠壓機，價值975萬歐元，人民幣升值2%以後，企業將少支付225萬元人民幣。
（二）有利於加速勞動力向第三產業流動
人民幣升值後，降低了企業進口成本，會形成擴大進口機器設備等高科技產品的局面；與此同時，對出口企業而言，人民幣升值意味著勞動成本的相對提高，因此會出現用境外資本貨品替代國內勞動的情形，即企業擴大機器設備進口，利用新科技的高效率減少對企業工人僱傭。從這個角度看，人民幣升值會造成一定數量的人員失業。
但這一過程將加快提高製造業的整體生產效率，提高製造業工人的工資收入，從而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這就為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發展提供了良好機遇。這樣，高科技所替代下來的就業人員將會被第三產業所吸納，形成勞動力向第三產業的加快轉移，從而使得服務業吸納就業人口的作用越來越突出，這也符合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
（三）有利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首先，人民幣升值可以加速產業結構調整。人民幣升值後，低附加值的產品出口將會受到抑制，企業利潤空間降低。為了在競爭中生存下去，企業不得不轉變競爭方式，一方面將更加關注國內市場，而不是一味追求出口，成為跨國公司的一個車間；另一方面將努力轉變出口結構，增加高附加值產品所佔的比重，這會迫使企業提高科技水平，形成加快轉變產業結構的壓力。此外，人民升值後，進口成本降低，企業可以更好地利用境外知識、技術、先進設備等，降低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成本。
其次，人民幣升值有利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浙江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環境和資源壓力越來越嚴重，幾乎已經到了承受的極限。浙江主要產品單位能耗比發達國家高30%以上，能源利用效率比發達國家低10多個百分點。2003年人均能源消費、人均年用電比「九五」末分別增長了23%和100%。一些出口產品就是在依靠高耗能、高污染生存，是國外轉嫁環境壓力的產物。人民幣的適當升值將使低能耗高環保的高技術設備進口成本降低，進口數量增加，有效減少資源的浪費，減輕環境壓力。此外，還可以通過「優勝劣汰」效用，淘汰部分能源消耗大、產品附加值低的出口企業，逐步轉變向世界廉價拍賣我們珍貴資源的現象，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四）有利於減少貿易摩擦和改善貿易環境
浙江出口商品以勞動密集型、缺乏核心技術的工業製成品為主，這些產品大致占出口總額的80%以上。出口產品附加值較低，主要依靠低價格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出現貿易摩擦在所難免。2002—2004年，浙江共遭遇國外「二反二保」和「337調查」案件71件，涉案企業2496家、涉案金額15億美元，分別佔全國的45%、50%和60%，浙江已成為遭受反傾銷、保障措施等立案調查最多的省份。
從短期看，人民幣升值後產品的出口價格會提高。但由於我省出口產品價格已非常低，即使適當提高價格，產品仍將具有很強的競爭力，而且有助於減少其它國家對中國提出產品低價傾銷的訴訟。浙江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相當高，如果利用這種市場優勢，適當提高產品價格，反而可能增加利潤。人民幣升值也向世界表明了我國對待匯率改革的態度，歐美等國必然會隨之調整對華貿易政策，減少各類貿易摩擦的次數。
從長期看，人民幣匯率調整雖然只有2%的增幅，但卻說明了一個信號：人民幣正在向真實匯率回歸。對企業而言，這意味著今後必須調整其低價競爭策略，以提高質量、款式、功能和售後服務等方面取勝，提高其在國際分工和價值鏈中的位置，增加產品附加值，使出口貿易逐步納入可持續發展的良性軌道。而這顯然是有利於減少貿易摩擦的。
（五）有利於加速我省企業走向世界的進程
浙江省民營經濟發達，民間資本雄厚，具有典型的「藏富於民」的特徵。全省存款余額2003年達1475.8億元，從1990年算起，平均每年增長27.8%。但由於經濟和金融結構的不完善，儲蓄轉為投資的傳導機制受阻，大量剩餘資本在尋找獲利機會。在股市不景氣的情況下，資本瘋狂湧向房地產市場，活躍在全國各地的「溫州炒房團」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省並不缺少投資資金，缺乏的是投資機會。
人民幣升值後，可以用較少的貨幣購買更多的國外資源，將刺激企業發展對外投資，實行跨國經營，這樣可以更好地利用國際市場，而不必擔心貿易壁壘的制裁。縱觀國外跨國公司的發展歷程，低級階段是單純的產品出口，高級階段則是直接投資，實行現地生產。浙江企業要率先走向世界，也必然需要經歷這一過程。人民幣升值將加速這一進程的實現。
（六）人民幣升值的若干不利影響
浙江經濟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特徵，2004年浙江省外貿總額為852.3億美元，外貿依存度到高達66%，出口依存度高達43%。對浙江這樣一個出口大省而言，人民幣升值也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
——打擊出口企業。對紡織業等低附加值產品沖擊最大。浙江有很多出口額在200萬美元以下的小紡織企業，紡織業的利潤一般不足10%，而這些小企業的利潤僅在3%左右，一次性升值2個百分點，對企業的打擊不小。
——影響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升值將使同量的外幣折算成人民幣的價值下降，就會使得外國投資者利潤減少，投資自然減緩。
——影響就業。我省的出口企業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在人民幣升值，出口企業利潤下降的情況下，企業很可能用壓低工人工資、減少工人數量的方法來轉嫁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損失。這會給就業帶來一定的沖擊。
——擴大收入差距。人民幣升值後，用美元表示的收入增加了。但只有能夠購買進口高檔產品的中高收入群體才能真正享受到升值的好處。此外，人民幣升值後，滬深股市上揚，受益的也是有投資能力的中高收入群體。收入差距會因人民幣升值而有所擴大。
四、積極把握人民幣升值形成的新發展階段特徵，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無論是日本、韓國，還是德國，本幣升值都會推動本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而日本經驗更是表明，本幣進入升值過程以後，一國經濟社會起碼還有20年左右的快速發展期。人民幣升值同樣表明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大致有五個重要特徵。
一是市場化水平進一步更高，市場對資源配置將發揮更大的基礎性作用；二是中國經濟競爭力上升，在全球經濟中的話語權走強；三是商品和勞務的低價優勢開始弱化，形成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壓力；四是中國經濟進一步接軌全球經濟，至少會逐漸在貿易、商品價格等方面形成內外經濟一體化格局；五是浮動匯率制度導致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但只要靈活地進行相機抉擇的宏觀調控，將有利於激活經濟社會內部的積極因素，且增強了要素合理配置的敏感性
充分把握人民幣升值所形成的新發展階段的若乾重要特徵，加快轉變浙江經濟增長方式，是我們當前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就政府而言，應該借人民幣升值的契機，進一步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企業而言，在短期內可以利用各種金融手段來規避匯率風險，也可以採取向經銷商轉嫁負擔等辦法來降低人民幣升值的損失，而從長期看，則應化壓力為動力，加快技術進步，加快調整產品結構，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1、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抓住匯率變動機遇優化資源配置機制。匯率不僅僅是一種政策工具，而且也是一種價格。作為價格，匯率在市場經濟中應由市場決定；作為政策工具，調整匯率是要影響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因此，匯率的變動能否起到有效的調節作用，關鍵就在於市場機制是否完善，在於市場主體能否及時靈敏地能對匯率調整做出反應。浙江民營經濟發達，市場化程度較高，當前應以產權改革為抓手，加快由初級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變，提高資源配置的市場化水平。只有在市場體制完善的狀況下，市場競爭主體才能准確地把握匯率所傳遞的國內外價格信息，正確地進行成本和盈利的國際比較，從而使進出口貿易真正建立在比較利益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提高企業競爭力。當前要加快推進要素市場化進程，如減少政府對於工業用地出讓的行政干預，提高工業用地的招標、掛牌和拍賣比重；加快政府改革步伐，以一個更具創新精神的政府，低成本地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的良好運行；加快提升誠信水平，強化政府監管力度，維護和優化市場經濟秩序。
2、實施進口戰略，加大利用境外先進知識等資源的力度。人民幣升值給我省企業帶來了出口壓力，但也降低了我省利用境外先進知識等資源的成本，這對既遭遇自然礦產資源制約，又受著知識缺乏制約的浙江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機遇。因此，要從「借力」發展和開放促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要像抓出口一樣，研究和實施進口戰略，加快引進境外先進知識，積極利用境外礦產資源。要系統地研究和加大出國留學培訓、引進專利和技術裝備、采購先進商品、購買能源原材料等。通過利用境外先進知識，購買礦產資源，來優化進口結構，來用好浙江的巨額外匯，加快提升浙江經濟社會的知識水平，緩解浙江的資源制約，走出產業結構的路徑鎖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3、強化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建設，把成本上升因素轉嫁給經銷商。向境外經銷商轉嫁成本，是出口商緩解人民幣升值成本壓力的一個重要策略。但是單個企業勢單力薄，需要在政府引導下，由非政府的行業組織牽頭和出面，增強與境外經銷商的價格談判能力。行業協會也要抓住這一機遇，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事實上，我省一些企業的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具有較高佔有率，我們在價格上具有較強的談判能力，可以要求和客戶共同分擔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利潤損失。比如紹興豪納紡織品貿易有限公司與沙烏地阿拉伯某外商簽訂的出口合同中，1米（長1.5米、寬1米）「捷達化纖面料」單價比以前提高了3美分，增幅為4.3%，這就能有效地和經銷商一起分擔人民幣升值帶來成本上升壓力。
4、增強核心競爭力，轉變外貿出口結構。企業不可能長期依靠匯率、利率等外在政策的保護實現發展。必須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強產品的內在競爭力，實現企業的轉型發展。藉助人民幣升值機會，企業應合理安排好進口計劃，加大先進技術和高科技產品的進口力度，提高企業科技水平。提升企業品牌內涵，創建品牌的國際優勢。進行資源整合和產品結構調整，實施多元化戰略，提高產品質量和檔次，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附加值，實現由產品輸出到品牌輸出和資本輸出。
5、加強對人民幣匯率的長期研究。人民幣匯率調整將對浙江經濟產生多方面的影響，我所今後將作進一步深入調查研究。也希望有關部門能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在全省組織科研力量，進行定期研討，深入研究人民幣升值趨勢下的浙江經濟應對之策。
『柒』 論文：人民幣匯率均衡的實證研究
匯率均衡論
匯率研究是貨幣金融領域中一個重要的方面，西方國家的匯率理論有著悠久的歷史，並形成了豐富的成果。相比而言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卻起步較晚，『成果很少。隨著我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匯率這種經濟杠桿的作用日益重要，匯率政策已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促使我們必須重視對匯率進行理論上和政策上的研究。
在匯率研究范圍內有不少問題可供選擇，本文以匯率均衡為研究對象，原因有兩方面：
一方面、匯率均衡研究在西方匯率理論中仍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自然也就是一個很有「挖掘」潛力的理論課題。如果我們能用科學的方法，取得不同於西方理論但又高於西方理論的匯率均衡研究成果，將是有理論意義的。
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迄今為止，在我國為數不多的匯率研究中，尚沒有發現對匯率均衡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的成果，可以說這還是一個「空白」領域。而現實是，經濟發展中總存在著「均衡」運行的問題，西方國家如此，我國也是如此。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就強調經濟總體和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現在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更需要重視經濟的均衡運行。而經濟的均衡運行是由許多方面的均衡及其相互配合組成的，匯率便是其中之一。匯率均衡是保征我國對外收支平衡的重要條件，對國內經濟的其他方面也將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理論分析為前提，以中國現實經濟發展為出發點，建立我們自己的匯率均衡理論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我希望在這方面進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文是在瀏覽了國內外關於匯率研究的大量文獻和搜集了關於人民幣匯率的有關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的。論述採取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式，分為匯率均衡一般分析（上篇）和匯率均衡特殊分析（下篇）兩大部分。
主要內容如下（按各章順序）：
首先，對全文的中心議題、指導思想、基本思路及有關概念作概括說明，並對西方匯率理論中關於「均衡匯率」的研究作了一般性介紹，這些構成緒論的內容。
在上篇中，我們首先將匯率均衡納人整個宏觀經濟體系中，建立了匯率這一經濟變數與經濟其他主要方面之間的均衡關系。這些均衡關系包括；匯率與價格水平的均衡、匯率與貿易收支的均衡、匯率與貨幣供求的均衡、匯率與利率的均衡、匯率與國民收人及收入分配的均衡、匯率與財政收支的均衡、匯率與資本流動的均衡。這些內容是我們論證匯率均衡的理論基礎。
在闡述了匯率與各種經濟因素之間的均衡關系之後。我們又將匯率均衡置於匯率政策目標下，對匯率政策進行了概括分析，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匯率均衡既是一種理想的匯率運行狀態，又是一種目標體系。它應成為匯率政策的主要目標，輔助宏觀經濟發展總目標的實現。作為匯率政策的目標，匯率均衡具有多方面的含義。對此，我們進行了3個層次的分析，包括：內部均衡與對外均衡、局部均衡與總體均衡、短期均衡與中長期均衡。
匯率均衡不是一個靜態概念，而是一個動態概念，其內容既會因匯率及各種經濟變數的變化而不同，也會因匯率政策的調整而不同。匯率政策調整對匯率均衡起著決定性作用，這種作用主要體現於匯率政策取向上。匯率政策取向是一個帶有一定主觀色彩的概念，它引致匯率均衡向著某一個由政策確定的方向變化，這個方向有時是根據客觀經濟變化而定的，更多的時候是政府為了實現某個特定的目標而作出的決策。無論如何，取向性的匯率調整可能會導致匯率均衡在現象上出現一定「偏差」。但是，如果政策取向本身是正確的，是符合經濟發展目標的，這種「偏差」就是匯率均衡過程中的必要形式。
在進行了宏觀經濟環境下和匯率政策條件下的匯率均衡分析之後，我們對有關的匯率指標作了系統性的分析。這些指標包括：購買力乎價、實際匯率、有效匯率（多邊有效匯率和雙邊有效匯率）、實際有效匯率等，還有可以估價匯率均衡程度的基本國際收支法。它們能夠從不同方面分別測量匯率的真實水平或客觀水平。作為量化的匯率指標，它們可以為匯率均衡程度檢測、匯率政策調整提供明確的、可行的依據。
在上篇的一般理論分析基礎上，我們展開了人民幣匯率的特殊均衡分析。這構成下篇的內容。
首先，對於人民幣匯率均衡的特殊前提作了簡要說明。人民幣匯率的特殊性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經濟體制的特殊性，體制的特殊性決定了匯率目標的特殊性和政策取向的特殊性，相應地，人民幣匯率均衡也具有特殊的含義。
對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分析，是從其歷史回顧開始的。在第7章中，我們系統地介紹了人民幣匯率的演變過程，同時對伴隨人民幣匯率歷史變化的原因進行了評價和分析。
人民幣匯率政策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經濟體制的許多方面都密切相關。但它們之間的關系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80年代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匯率政策與我國貿易體制、價格體制、貨幣供求關系、財政稅收等方面表現出日益密切的相關趨勢。一方面，匯率政策對於這些方面具有了更加重要的影響或制約作用；另一方面，這些方面的步步深化改革對匯率政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促使其在目標內容上、政策手段上都進行相應的變革。
在論文的第9章中，我們對人民幣匯率的各種指標進行了系統分析，其中包括：人民幣購買力平價之評價、人民幣實際匯率分析、人民幣有效匯率分析、出口換匯成本分析、以及對作為「平行匯率」的貿易內部結算價、黑市匯率、外匯調劑市場匯價進行的分析。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指標分析可以為我們提供官方名義匯率所不能表現出來的許多東西，可以從不同角度展示出人民幣匯率變化的真實軌跡及其存在的問題。這些分析是重要的，因為它們能為匯率政策的歷史評價、匯率政策的改革調整和人民幣匯率的均衡檢測提供現實的依據。
根據上篇理論分析的思路，我們在第10章進行了人民幣匯率均衡目標分析。人民幣匯率均衡是我國匯率政策的目標，它與一般理論分析下的匯率均衡具有不同的內容，就其本身而言，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也會有不同的內容。我們根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步驟劃分出近期的和中長期的人民幣匯率均衡目標模式。近期的均衡目標適應干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階段，是匯率政策改革的現實選擇。它取決於3個大前提：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外向型貿易發展戰略，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中長期的均衡目標是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匯率政策目標選擇，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較遠期的目標方向。可以設想的是，中長期匯率均衡目標將是一個包含更多變數的、較寬的匯率目標區間，是由許多個近期目標區域構成的連續運行軌跡。
在論文的最後一章，即第11章，我們就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有關問題作了探索性的分析。這些問題包括：關於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探討；統一匯率形式、建立健全外匯市場；對人民幣可兌換性的探討。這是目前我國外匯體制與政策改革中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就這些方面提出的觀點或建議是在本文對人民幣匯率進行了一定研究的基礎上闡述的個人觀點，也是作者希望將匯率理論研究運用於現實分析的具體體現。
論文在就上述各方面進行了論證之後得出的基本結論是：
（l）匯率是宏觀經濟體系中重要因素之一，而不僅僅是一個「價格形式」，匯率均衡也就應體現出各個經濟因素之間內在的、有機的「因果鏈」關系，而不只是一個匯率水平問題。由此決定了匯率均衡研究必須從匯率與各個經濟因素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入手，將其納人宏觀經濟體系的「大環境」中進行。
（2）匯率均衡是一種理想的匯率運行狀態，從匯率政策角度來研究，它就是一種目標體系。匯率政策必須以匯率均衡為目標來確定其具體內容、手段和調整方向。而作為目標體系的匯率均衡應是全面的、動態的、多層次的均衡，它既由宏觀經濟發展目標所決定，又因各種經濟因素和政策取向的變化而不斷地得到調整。
（3）匯率均衡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均衡匯率，均衡匯率是量化的匯率均衡水平。由於匯率均衡是一個全面的、動態的概念，均衡匯率作為具體化了的目標模式也就不可能是一個「水平點」，而只能是一個由不同時間長度等因素決定的、寬域不同的、動態的、最佳匯率區間，這個目標區間就是匯率政策的「目標靶」，而且是一個可移動的「目標靶」。
（4）對於人民幣匯率來說，同樣存在著匯率均衡問題，只是傳統經濟體制的限制使得人民幣匯率均衡研究在內容上、方法上都受到一些局限，對其評價也沒有一致的標准。特殊的經濟體製造就了匯率均衡以特殊的內容和含義。對人民幣匯率均衡進行的特殊分析應著眼於目前和近期的發展，在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過程中，匯率均衡已成為經濟均衡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條件之一。匯率政策應該樹立匯率均衡的目標體系，並根據宏觀經濟發展目標來確立其內容。為了實現人民幣匯率均衡這一政策目標，改革匯率調節機制、發揮匯率的市場調節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同時、匯率均衡仍需要政策取向的引導，但政策取向不應以主觀決策為主，而應順應經濟發展規律，作出有利於市場經濟改革的選擇。
在整個論文的構思寫作過程中，作者力求對匯率均衡這一題目進行有創見性的研究。指導思想有兩條：一是不走西方的路子，雖借鑒它們的一些基本理論，但重在用科學的、辯證的方法形成獨立的研究體系；二是將理論研究服務於現實經濟生活，唯其能為我國的匯率政策和經濟改革提供一些有用的東西才是有價值的。
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本文在一些方面試圖作突破性的研究，這些方面是：
（l）將匯率納人宏觀經濟體系中，確立匯率與多種經濟因素之間的均衡關系；由此得出了更為全面的匯率均衡概念。
（2）指出匯率均衡與均衡匯率之間存在的辯證統一關系；並提出匯率均衡作為目標體系，是一個動態可調整的特定匯率區域的論點。
（3）提出匯率均衡中的政策取向這一概念，對政策取向的特徵、含義及其客觀必要性進行了分析。
（4）對於西方匯率理論中出現的一些匯率指標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深人的分析，澄清了人們觀念中對這些指標模糊的或錯誤的認識。
（5）對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指標進行了系統的應用分析，其中有些是應用國際上已有的指標模式進行的現實分析，有些則是對我國外匯體制下的特殊匯率指標進行的分析。它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揭示人民幣匯率存在的偏差和匯率體制存在的問題。
（6）對當前人民幣匯率改革面臨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建議。
同時，不可避免的是，在全文論述中還存在著許多問題，有不少屬於因個人理論水平所限或功夫不到而導致的不足或缺陷，也有一些是客觀條件限制所致。這就使得文中有些地方沒有得到更理想的發揮或更深人的論證。這些地方主要包括：
對於匯率均衡的目標模式，本文只是著重了涵義和基本思路和刻劃，而沒能建立起一個全面的、理想的模型；
匯率均衡理論還缺乏數量分析方法的進一步論證；
對人民幣匯率的各種指標分析可能由於資料和統計數據的限制而不夠全面和精確；等等。
另外，在涉及到匯率以外其他方面的論述時可能存在著一些不足甚至錯誤之處。所有這些都有待於本人今後通過向前輩們學習和進一步的探索來加以修正和充實。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捌』 關於「匯率」的論文（字數3000）
基於人民幣升值的出口企業匯率風險分析
[摘 要] 中國加入WTO六年多以來，對外貿易發展迅速，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向國際市場。自2005年7月的匯率改革開始，人民幣匯率仍然一路走高，已經進入「6」時代，出口企業將面臨更大匯率風險。本文就三個層次分析了出口企業面臨的匯率風險，並就如何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提出了出口企業面對匯率風險所應採取的措施。
[關鍵詞] 人民幣升值 出口企業 匯率風險 金融衍生工具
一、引言
中國加入WTO後，貿易大國的地位不斷提升。2008年7月4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8529，一舉創出年內第五十一個新高。至此，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較2007年底累計升值近6.2%。目前，中國出口企業亦正以積極方式應對匯率風險。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的調查顯示，中國企業匯率避險方法較匯率改革之前更加多樣，對匯率波動的適應性也有所增強。
二、出口企業的匯率風險
匯率風險，是指經濟實體、個人因外匯匯率波動而導致的以外幣計價的資產或負債的價值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匯率風險包括：交易風險、折算風險、經濟風險。
1.交易風險，運用外幣進行計價收付的交易中，經濟主體因外匯匯率的變動而蒙受損失的可能性。交易風險主要發生在：(1)商品勞務進口和出口交易中的風險。(2)資本輸入和輸出的風險。(3)外匯銀行所持有的外匯頭寸的風險。
2.折算風險，又稱會計風險，指經濟主體對資產負債表的會計處理中，將功能貨幣轉換成記賬貨幣時，因匯率變動而導致賬面損失的可能性。這里的功能貨幣指經濟主體與經營活動中流轉使用的各種貨幣，記賬貨幣指在編制綜合財務報表時使用的報告貨幣，通常是本國貨幣。
3.經濟風險，又稱經營風險，指意料之外的匯率變動通過影響企業的生產銷售數量、價格、成本，引起企業未來一定期間收益或現金流量減少的一種潛在損失。
三、人民幣升值條件下的匯率風險分析
本幣升值時，使以出口為主、外幣資產高的行業和依靠價格策略競爭的行業面臨很大的匯率風險。匯率風險正在成為企業的「新成本」。
人民幣升值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大的行業而言是長期利好，但對出口為主、外幣資產高的行業沖擊較大。絲、紡織服裝、農產品加工等行業，附加值低，利潤本來就薄，最容易受到人民幣升值的影響。資料顯示，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行業銷售利潤率下降2%～6%。
人民幣升值對那些主要依靠價格策略競爭的企業影響是巨大的，如家電行業，但對家電各子行業的影響程度不同，從輕到重依次是空調、照明、手機和彩電子行業；資料顯示，家電企業在簽訂出口訂單時普遍採取閉口合同的形式，短期內對各公司的出口盈利情況存在明顯的負面影響；長期來看，一方面,家電出口企業同國際家電巨頭和經銷商之間的討價還價能力有限，使得每次升值後出口價格的上升幅度達不到人民幣的升幅；另一方面，調價行動總是在人民幣升值以後；所以出口利潤水平將長期受到壓制；另外，人民幣升值將使得以出口為主要市場的中小家電企業的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
四、出口企業應對匯率風險的措施
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關鍵是要選擇合理的避險工具和產品。其中包括與交易對手通過協議方式直接鎖定匯率風險，或者選用銀行的衍生避險工具如遠期結售匯及人民幣掉期業務，使用貿易融資、衍生交易、定期存款等產品。
1.爭取非美元報價和縮短報價有效期鎖定交易風險。國外進口商一般多以美元結算，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預期環境下，他們也更樂意使用美元支付。但是我們要讓客戶體諒我們的難處，用歐元或日元報價，爭取實現更多客戶接受非美元報價。將以前正常情況下1～3個月報一次價縮短到10天至15天，期滿再根據實際匯率調整價格。此外，簽訂出口合同時，在外貿合同中加註有關條款，規定若遇匯率變動超過一定的幅度，事先約定匯率變動引起損失的分擔比例，使得損失風險雙方共擔。
2.遠期結售匯鎖定會計風險。針對人民幣快速升值的情況，可以運用匯率方面的金融工具管理風險。具體的方法有遠期外匯交易、貨幣期權、匯率期貨等金融工具固定成本或收益來規避匯率風險。企業採取遠期結售匯的方法，企業可以對未來將要發生的外匯收支提前敲定匯價。結售匯業務不需要支付任何手續費，只需要申請企業提供交易金額3％的保證金。只要結匯價格高於預期的升值幅度，那就可以成功規避人民幣升值的風險。
『玖』 求一篇關於人民幣匯率的論文
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外貿的影響？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國稅收影響的各層面分析 人民幣匯率改革給我國的稅收安全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分析這種不確定性並進而得出應對方法是很復雜的過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響的各個方面，通過分析各個層面的影響途徑和後果，我們可以對症下葯，維護我國的稅收安全。 （一）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1.匯率風險與進出口貿易 進出口貿易受匯率變動影響很大。在我國實行盯住匯率體制下，以美圓結算的大部分進出口貿易基本不受影響，進出口企業對於匯率風險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國匯率基本實現市場化後，匯率更多的表現市場因素。 在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的一般分析中，意味著貨幣貶值將改善貿易收支，反之貨幣升值會使貿易陷入惡化的境地。但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一些經濟體在匯率波動過程中，當貨幣貶值時卻沒有達到改善貿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貿易收支轉向了相反的預期。在追尋這種沖突原因的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匯率傳遞理論（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對於匯率傳遞程度，許多經濟學家對匯率傳遞系數進行了實證估計，發現匯率傳遞是不完全的，即匯率變動後進出口價格不同比例的發生變動，匯率傳遞系數不等於1.因此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是不確定的。 具體在出口環節，我國出口產品主題還在於紡織品，初級加工品和部分電器設備，在大型機電項目，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個標志性台階。外國對於我國的產品需求彈性很小，在價格優勢下，人民幣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會影響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在升值預期存在的情況下，更有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未來50年樂觀的預測，這種升值力度會繼續增加，幅度將會是緩慢的，在這種升值預期的長期存在下，出口環節資金周轉會加快，企業會創造更多的利潤。 另外在進口方面，我國長期表現為內需嚴重不足，利率變動對我國儲蓄的影響不大，消費品市場長期處於輕度通貨緊縮的態勢，生產資料市場在未來10年內仍將是供應大於需求的態勢，進口環節不會有很大的增長，外貿環節稅收會隨著進出口企業的貿易增長而增加。 匯率變動並不完全由於市場本身的變化，還有很多人為的因素，比如國際熱錢和游資的干擾。我國目前處於金融改革的關鍵階段，關繫到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成敗。由於我國金融系統承受著巨大的歷史包袱，積聚了巨大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市場化改革前進的道路上困難重重，這對我國的稅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確定因素。 2.外匯匯兌損益風險對經濟體的影響 外匯匯兌損益也是影響進出口企業和有外匯交易的企業的風險。由於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強制結售匯制度，企業保有的自主性外匯很少，進出口企業要完成進出口交易，需要經過結匯和售匯兩個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都存在著本幣和外幣的相互兌換，在匯率市場化變動的情況下，兌換中會發生匯兌損益，這是企業必須面對的風險，同時對我國的稅收造成風險。在我國近期推出遠期交易後，企業可以通過掉期交易等遠期交易規避這部分風險。 （二）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際收支資本項目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在資本項下逐步實現完全可兌換，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而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進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論，一國不可能同時達到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的目標，只能同時達到其中的兩個。在我國的未來的匯率制度選擇中，偏向於彈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必然要求我國的資本項目下資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動的，而事實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為了防止國際資本的沖擊，對國際資本流動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資本自由流動與我國金融風險 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是金融系統的不穩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資本自由流動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時，也帶來很多負面的效果，比如國際投機資本的惡意炒作和游資的蓄意沖擊。 自改革開放以後，湧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一直呈現增長勢頭。「中國在利用國際資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結構和期限，資本流入絕大部分採用國外自接投資的形式，外債增長適度，而證券投資相對少。」 國外直接投資中有相當部分投入我國房地產行業，導致金融風險積聚。再加上我國長久以來積聚的金融風險，如果被蓄意利用，將危害到我國金融系統的穩定和改革的成敗，也將危害到我國稅收的安全。 2.國際資本流動變化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資本自由流動將大大提高我國的金融效率，在我國將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有限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適合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需要的。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適合國際資本進入投資的環境將越來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國的投資價值在未來會好於西方發達國家，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的增長形象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進入，帶動我國國內市場的繁榮，拉動我國的經濟增長，從而帶動我國稅收的增長。 一般說來，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主要表現在貨幣危機、泡沫經濟和銀行業危機等幾個方面。但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不一定必然演變為貨幣危機或銀行業危機，這主要取決於各國貨幣當局的政策以及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對於國際游資和熱錢的進入，我們要加強監管，採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強風險預警，維護我國經濟的穩定和稅收的安全。 （三）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內金融市場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的金融市場，通過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債券市場等影響我國的金融風險。 1.人民幣匯率改革與我國金融市場風險 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話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銀行體系與開放的資本項目相結合是「等著發生事故」。可見人民幣匯率改革後，資本項目可兌換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和安全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在我國實行單一制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我國金融市場基本處於封閉的狀態，金融市場主要受國內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對我國金融市場的影響渠道不是特別通暢。這也是我國能夠抵禦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當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完全市場化後，資本市場放開後，我國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將融為一體，我國金融市場會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而變化，金融風險將會有更廣泛的傳播性與傳染性，影響也會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機構市場風險與我國稅收安全 銀行資產質量惡化，不良貸款比重較高。在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由於資本市場發展滯後，融資格局主要以銀行的間接融資為主，在統一利率政策指導下，對支持企業不斷增長的投資需求以及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於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內容的企業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各級政府對銀行的正常經營管理干預較大，不僅信貸資金的經營帶有「半財政」性質，而且扭曲了銀企關系；在近幾年的企業資產重組過程中，債、廢債現象嚴重，這無疑加重了銀行的壓力。 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日益暴露。我國的非銀行機構主要包括信託投資公司、財務公司、證券公司以及保險公司等，由於經營管理存在問題，再加上監管落後，這些機構經營存在著不少問題，其中隱含的風險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人民幣匯率改革後，金融中介機構將會面臨更多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後，金融機構將會面對市場化的利率，匯率風險，直接影響到金融機構的收益，另外隨著金融機構逐漸趨向於混業經營，我國金融機構將面臨更多的投資風險與經營風險，這將勢必影響到金融機構的穩定性，影響到我國的稅收安全。 （四）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國內產品市場層面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匯率體現的是一國貨幣對外的價值，物價體現是一國貨幣對內的價值，因而對於一個開放度有限的國家來說，物價還是主要受國內供求和內部經濟因素變化的影響，隨著一國開放度的不斷加深，外部因素，特別是匯率因素對物價的影響才會逐步加深。 具體到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影響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採用VARs（向量自回歸）方法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到了人民幣匯率貶值將給國內物價帶來通貨膨脹效果的結論。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對中國通貨膨脹的實證研究中得出，以貿易額為權重的名義有效匯率變動是影響國內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因素，名義有效匯率貶值一個百分點，將導致國內物價上升0.3個百分點。「 人民幣匯率波動帶來的國內物價變動將導致我國產品市場價格和企業格局的變動，直接影響到我國的稅收安全。 （五）人民幣匯率改革後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對我國稅收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宏觀政策方面，我們所考慮的不僅是國內市場的均衡，更綜合考慮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均衡政策選擇考慮內外兩個市場的相互協調。
『拾』 怎麼寫畢業論文《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的開題報告書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摘要：當前，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面臨嚴峻的升值壓力，人民幣升值必然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在了解人民幣升值的背景、原因及過程的基礎上，重點從正反兩方面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進而探尋針對人民幣升值的應對策略及措施，以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健康、有序地發展。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對外貿易；貿易結構
一、人民幣升值概述
（一）人民幣升值的背景及原因
自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已連續五年維持10%以上的高增長，如此強勁的經濟發展態勢，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見的。尤其中國巨額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外匯儲備的不斷增長，使中國遭到了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
可以說，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以來已近10年沒有進行調整，而這10年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貿易夥伴一直就認為人民幣存在不同程度的價值低估。同時，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外匯節余過多本身就表明外幣定價過高，本幣定價過低，本幣有升值壓力。
從2001年以來，世界各主要貨幣包括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沒有調整，即人民幣實際上也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大幅度貶值。對美國來說，通過美元貶值，既能減輕其外債負擔，每次美元大幅貶值都能使美國債務減少1/3，又能刺激其產品的出口，還能轉嫁其各種經濟危機，成為其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然而，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發布的統計數據，2006中美貿易順差達到1 442.6億美元，2007年中美貿易順差1 633.2億美元，中美巨額貿易順差屢創新高，使世界頭號強國美國深深感到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所帶來的巨大壓力。於是，美國便以中國工人搶去了美國工人的飯碗，巨額貿易順差造成其損失為理由，對中國進行經濟「敲詐」，妄圖使人民幣升值。實際上造成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復雜，不在於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比如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優勢，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推動以及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垂涎等等，還有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例如，美國的公司把廠開到中國，再向美國輸出成品，表面上是美國吃了虧，但實際上真正賺走大部分利潤的還是美國的公司。不難看出，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
我們知道，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更是復雜的國際政治問題。一些西方國家更是附和美國頻頻呼籲人民幣升值，當然他們的目的不盡相同，有的是出於嫉妒，有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對當局的指責，有的則是為了爭取國內製造業的選票。他們認為人民幣匯率過低，提出應將人民幣匯率確定在1美元兌4.2元人民幣左右的水平；中國外匯儲備過高，中國加入WTO以來，並沒有出現進口激增，相反貿易順差大幅增加；指責中國廉價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貨緊縮，中國應使人民幣升值，在世界經濟中擔負相應責任。
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為了確保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快速的發展，緩解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日益加劇的局面，營造和諧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國進行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人民幣升值的步伐逐步加快。
（二）人民幣升值的過程
2005年7月21日，迫於美國的強大壓力，也為了給中國經濟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國政府終於做出了人民幣升值的決定。1美元兌人民幣從8.27~8.28先後突破了8.2、8.1、8.0關口，2005年升值幅度達3%。
進入2006年，人民幣更是一路「高歌猛進」。2006年1月4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以8.0702起步，人民幣匯率經歷了從緩步上行到快跑，再到「加速跑」的過程。按照12月29日的匯率中間價7.8087計算，人民幣在這一年中升值了2 615個基點。2006年1月4日的報價與上年最後一個交易日完全相同。從這一天開始，詢價交易這一國際主流交易機制被引進中國，揭示了外匯交易方式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重大改革，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也被賦予了更為市場化的形成方式。人民幣匯率註定在這一年裡以更富彈性的方式運行。2006年5月15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首度突破1美元對8元人民幣。在此後的2個月內，人民幣匯率始終圍繞著這個重要關口上下波動。7月20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再次「破8」後一路向下，從此告別了這個關鍵的位置。8月30日破7.96，9月28日破7.90，10月30日人民幣匯率突破7.88。此後的一個月間，人民幣匯率相繼突破7.87、7.86、7.85，11月29日突破7.84關口，12月4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再破7.83關口，以7.8240再創匯改以來新高。12月14日，首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舉行的當天，人民幣匯率中間價首度突破了7.82關口。第二天，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又以7.8185再創匯改後的新高。按照當日的數據計算，匯改之後人民幣已累計升值超過3.72%。12月29日，人民幣匯率再創匯改以來的新高，並首次突破7.81關口達到7.8074。而來自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數據顯示，2006年人民幣的月平均匯率已從1月份的8.0688升值至11月份的7.8652。2006年第二季度開始，美國經濟引擎明顯減速，市場對於美聯儲降息的預期增強，令國際匯市美元全面走軟，從而引發了人民幣匯率的持續走高。另一方面，中國外匯儲備10月份突破了1萬億美元大關，而前10個月的貿易順差累計已達到1 336億美元，這些都成為人民幣升值的重要推動因素。
2007年伊始，市場比較一致的預期是年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5%左右。實際上，截至12月20日，人民幣升值幅度已達到6.01%。從1月4日年初首個交易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的7.8073，到上半年最後一個交易日6月29日的7.6155，半年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累計升值2.46%。7月2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突破7.61關口，次日7.6整數關口告破。11月22日至27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連續4個交易日創出匯改以來新高。12月11日至13日，受美聯儲降息和第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連續突破7.38、7.37和7.36關口，升值速度明顯加快。經濟專家們認為，2007年人民幣持續升值的主要推動力來自於貿易順差持續加大和外商投資保持強勁增長勢頭。
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步伐進一步加快，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的最新數據，2008年4月10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首度「破7」，為6.9920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創出新高。以2005年匯改前的人民幣對美元比價8.27651計算，目前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超過18%。也就是說，同樣兌換1美元，如今可以少花1.2845元人民幣。
未來的趨勢怎麼樣，誰都不敢說，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人民幣在一段時間內還是有一定的升值空間的。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一）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積極影響
1.有利於進口成本的降低
人民幣升值，國外的能源、原料與生產資料價格都相對便宜了，這就降低了我國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以及很多重要戰略物資的購買成本，增強了購買力。在我國，進口依存度較高的行業主要有石油、天然氣、航空、電力設備等，人民幣升值將使大宗交易的進口成本降低，進而增強相關行業部門的盈利能力，提高產品的競爭力。
長期以來，我國推行「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加工貿易總額超過一般貿易額，加工貿易順差已成為我國外貿順差的最重要來源。加工貿易中產品復出口成本中其進口成本比例一般都在50% ~100%之間，在短期內對進口商品的價格比較敏感。如果人民幣升值，進口商品的本幣價格降低，這樣導致加工貿易的生產成本降低，自然以加工貿易方式的出口商品外幣價格下降，因此，這部分依賴進口原料的復出口商品仍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可見,人民幣升值會促進進口的增加，並以進口帶動出口，其關聯性得到加強。
2.有利於促進貿易結構優化升級
長期以來，中國對外貿易實行的是以「重出口，輕進口」為主要特徵的出口導向戰略，這一戰略的實施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時也產生了對出口的依存度過高，不僅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面臨著潛在的風險，而且也產生了企業過度依靠廉價勞動力的價格優勢出口，單方面的貿易順差引起其他國家反傾銷訴訟頻繁；勞動密集型出口行業的低成本、低市場准入引起的投資過度供給所導致的企業低價惡性競爭；以及只重視價格，不重視國際市場需求而引起的出口貿易和就業易受到國際經濟形勢波動影響等一系列問題和矛盾。可見，這種長期依賴於出口單一增長的對外貿易結構很不合理。而人民幣的升值，必然會引起一定程度的出口減少和進口增加，這樣就能夠改變我國進出口貿易結構不均衡的局面。
在我國，外貿增長方式主要靠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真正體現技術水平和要素含量的高新技術設備和中間投入品等生產要素要從國外進口，導致經濟效益低下。人民幣升值將激勵出口企業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和提高附加價值，而不是低價競銷佔領市場。人民幣升值將使一部分只靠低成本競爭，技術含量低，高污染、高耗能的企業被擠出市場。從長遠看，人民幣升值有助於我國外貿增長方式從原來的粗放型轉向高質量和高效益的集約型，這會帶來出口結構的改善，這符合中國產業結構轉變的發展方向。同時，人民幣升值會引起行業內更加激烈的競爭，激勵企業通過自主研發和技術創新來提高其國際競爭力。可見，人民幣升值對於推動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激發國內企業自主創新，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3.有利於緩解貿易摩擦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發布的最新數據，2007年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達到2 622億美元的歷史高位，較2006年的1 774.7億美元增長了47.7%，位居世界第一。中國對外貿易總量則首次突破2萬億美元大關，達到21 738億美元，較2006年增長23.5%。其中出口為12 180億美元，較上年增長25.7%；進口9 558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20.8%。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統計，自2001年底加入WTO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已連續六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2007年的對外貿易總值比2001年總值增長了4.26倍。然而，中國對外貿易順差的增速遠遠超過了貿易總值的增速，2007年的貿易順差額比2001年增長了11.6倍。外貿順差增長過快，加劇了中國與主要貿易夥伴如歐盟及美國的貿易摩擦。歐盟在2007年已多次表態希望中國加快人民幣的升值步伐，以減少中歐之間的貿易順差；美國國會則在2007年提出了50多項對華貿易保護議案，盡管這些議案大都由於美國政府的反對而未能變為法律，但仍增加了兩國貿易關系的緊張氣氛。
人民幣升值可增加我國的進口總額，從而有利於減少貿易順差的數值。通過人民幣升值，適當提升出口產品的外幣價格，有助於減少其他國家對我國產品的低價傾銷訴訟。低價競銷和出口受到抑制，放慢出口，增加進口，有利於減弱我國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勢頭，減少一些貿易夥伴對我國進行保護主義貿易攻擊的借口。人民幣的適當升值，有助於緩和我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關系，減少經貿糾紛，促進我國經濟和貿易的和諧發展，創造和保持更加平穩的貿易環境。
4.有利於改善貿易條件
國際經濟學中，貿易條件=出口價格指數/進口價格指數，貿易條件的改善意味著同等數量的商品出口可以換回更多的進口商品。我國雖然每年的貿易順差很大，但由於出口商品價格不斷下降而導致貿易條件持續惡化，需要出口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才能換回少量的國外高科技產品或稀缺資源。人民幣升值以後，出口產品的價格相對提高，就可以用較少的出口產品換回本國所需要的各種產品。出口利潤不斷增加，就可以改善我國目前的貿易條件。同時，人民幣升值也將會降低進口產品價格，特別是原材料和高科技設備的價格。企業將會加速技術引進，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產品動態比較升級。同時，由於進口產品絕大部分用於復出口，故隨著企業生產率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得到提高，有助於我國企業從產品產業鏈低端向中高端延伸，使貿易條件得到改善。
5.有利於中國企業「走出去」
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的成本相對來說比以前下降，這使得他們能以較低的成本在國外投資設廠，從事跨國經營。根據投資地的區位優勢充分利用全球資源，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實現規模經濟，建立全球性的生產、營銷網路。所以說，人民幣升值有利於那些實力雄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實現其全球發展的戰略，造就出中國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消極影響
1.削弱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利於我國外貿出口增長
人民幣升值將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直接削弱我國出口的價格競爭優勢。人民幣升值後,出口企業為維持一定的利潤，必須提高商品在國外市場的銷售價格，而這樣做的後果勢必會削弱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利於出口持續擴大和在國際市場上佔有率的提高；尤其是我國出口主要以勞動密集型商品為主，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較低，一旦提高出口商品在國外市場的價格，將造成這些低端產品低價格優勢的喪失，極易被一些東南亞國家所取代，從而影響到出口規模的擴大。然而，假如保持出口商品的國際市場價格不變，則勢必要擠壓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出口利潤的減少又將嚴重打擊國內出口企業的積極性，從而造成出口數量的減少，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我國外貿出口造成沖擊。但是，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是有限的，因為它還受到一些其他外在因素的制約，如國內外經濟形勢、出口商品結構以及貿易方式等。
2.嚴重沖擊科技含量較低、以低價格取勝的出口行業
顯然，對出口貿易依存過大、出口價格彈性較低和科技含量較低的出口行業，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將受到較大的沖擊，如果沒有提前做好應對的准備，甚至可能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我國的紡織、服裝、家電、化工、電子機械製造業等主要出口型行業都屬於這一類型，其中紡織服裝業對出口貿易的依存度高達50%，附加值和出口價格彈性都很小，因此受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最大。根據公開資料顯示，人民幣每升值1%，棉紡織、毛紡織、服裝行業的利潤率將分別下降3.19%、2.27%和6.18%。以服裝行業為例，目前絕大多數外貿服裝訂單的毛利在0.5元人民幣，即出口1美元的產品，毛利在0.5元人民幣。如人民幣對美元小幅升值2%，則意味著外貿企業每出口1美元的產品，毛利將損失0.15元人民幣。可見，加速我國外貿出口結構的優化升級意義重大。
3.國外商品的進口增加，競爭加劇，不利於國內企業的發展
人民幣升值後，進口商品在國內的銷售價格將降低，國內消費者用同樣的貨幣可以購買更多的進口商品。這將嚴重影響到國內相關生產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尤其是那些在質量、品牌、技術含量等方面與世界先進水平還有距離的企業，甚至有可能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短期內不利於國內企業的經濟增長和市場佔有率的提升，但從長期看競爭對國內企業的長足發展不無裨益。
4.加大我國國內就業壓力
目前，由於我國出口的商品大部分是技術含量較低、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隨著人民幣的升值，削弱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導致可以吸納眾多勞動力的加工型出口企業利潤下降，這些企業投資轉向技術或資本密集型產業後，必然會使許多素質較低的就業者面臨失業危機。並且當前我國很大部分的新增就業機會主要是由出口和外貿企業提供的，人民幣升值影響了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進而對當前就業環境的改善帶來一定的沖擊。在目前的中國,勞動力資源尚未轉化為人力資源, 具有優勢的僅僅是熟練工人。所以，發展加工貿易,著重提高產業層次和加工深度,增強國內配套能力，依靠我國勞動力優勢發展加工貿易仍將是我國長期的經濟內容。
三、針對人民幣升值的應對策略及措施
鑒於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應該採取相應的措施，以強化和擴大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外貿發展的積極影響，緩解和減少其消極影響。
（一）要有步驟地推進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在人民幣匯率改革之前,由於人民幣匯率低估，導致國內外商品價格的扭曲,出口商品價格低廉,進口商品價格高昂,致使我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出口額不斷攀升,貿易贏余不斷增加,連年持續出現巨額貿易順差，引起了與貿易夥伴之間的頻頻貿易摩擦。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一新的匯率形成機制在短期內會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產生一定影響。但總體上利大於弊。我們應積極穩妥地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要逐步提高匯率生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使人民幣匯率浮動更具彈性，匯率波動能夠更加顯著地反映出市場供求的變動，並要加強本外幣政策的協調，充分發揮匯率在平衡國際收支、抵禦國際資本流動沖擊方面的作用，以適應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總之，人民幣匯率改革應該從我國的經濟需求面出發,考慮與貿易夥伴之間的貿易往來與相互之間的經濟利益,實現雙贏。
（二）積極擴大國內市場需求，減少外貿出口依賴
在過去很長時期內，由於人民幣匯率的相對低估，導致出口強勁增長，我國外貿持續出現巨額順差。很多企業對出口貿易趨之若鶩，致使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大量湧入出口部門，社會資源不能根據市場實現優化配置，從而造成我國經濟內需不足卻過分依賴外貿出口的局面，這對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可持續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我國有13億人口，龐大的人口背後隱藏的是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要真正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調整經濟結構，減少對外貿出口的依賴，盡快實現由「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向「以內需為主」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轉變，樹立正確的、科學的發展觀。同時，政府要採取有效措施，進行各種配套改革，積極培育、擴大國內消費市場，鼓勵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重點扶持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
（三）優化升級我國對外貿易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
長期以來，在我國出口產品中，附加值較低、技術含量低的勞動、資源密集型產品占據著主導地位。由於我國的出口企業大多從事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較低的加工貿易，工人亦多從事重復、熟練勞動，盈利空間受到極大限制。隨著人民幣的升值，我國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難以發揮，出口企業很難再以單純依靠低廉勞動力和國家制定的低匯率政策開拓海外市場。為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長足發展和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我們必須調整對外貿易結構，通過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促進我國外貿結構優化升級。有資料顯示，許多歐美跨國公司都已經把技術創新和研發融入其企業發展戰略，並且有自己完備的研發中心，且投入大量研發資金。而在中國很多企業甚至連自主研發和技術創新的意識還沒有。他們所謂的核心技術和裝備基本依賴國外進口。
可以說，匯率機制的改革和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有一些壓力, 作為出口企業，應該積極調整經營理念和出口戰略，加大自主研發和技術創新的力度，應以滿足個性化消費需求為目的，進行產品概念創新、產品功能創新、產品形態創新、產品包裝創新、產品運用創新等，以人民幣升值為契機，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加速產品的升級換代，提高出口產品檔次, 提升產品的品牌內涵和設計能力, 創建出口產品品牌優勢，從而確立企業核心競爭力，提高出口產品的價格，以積極的姿態應對人民幣的升值，在對外貿易中贏得主動。同時，出口企業應重視開發新產品、引進新技術、進口新設備，加快對引進技術的吸收、消化和再創新的步伐，減少高科技新產品，如光學、醫療、精密儀器和設備等對國外的依賴，通過在進出口兩方面的努力來調整我國貿易結構，減輕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的不利影響。
（四）政府應加強對我國進出口企業在政策上的引導和扶持
在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下，中國政府應該在進一步優化出口商品結構，遏制對外貿易順差過快增長，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方面有所作為。主要體現在政策上對進出口企業進行適當地引導和扶持。例如，政府在2007年採取的一系列調整措施，包括對「兩高一資」（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加征出口關稅及降低出口退稅，降低暫定進口關稅稅率、取消自動進口許可管理等方式鼓勵進口等；在WTO規則允許的范圍內採取一定的出口補貼，主要包括鼓勵研發的補貼、支持落後地區的補貼和環保項目的補貼；完善出口信用保險制度，比如出口信貸、出口信貸擔保和出口信用保險等出口的公共支持；還可設立專門機構為國內出口企業提供各種信息和咨詢服務，包括國際市場行情、市場調查、潛在貿易對象及投資環境等，幫助國內出口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同時，加強對綠色貿易壁壘和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學習和運用, 防止外國高污染、低質量產品進入國內沖擊我國同類產品。
參考資料：http://www.studa.net/guojimaoyi/090306/10400292.html
升值後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由於以美元表示的國
民財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產達到高潮，一些「泡沫」進一步膨脹或造就新的「泡沫」，兩極分化繼續擴大，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
例如：美國許多散戶投資者紛紛在當地開立人民幣儲蓄帳戶，希冀有朝一日人民幣匯率制度變化會讓他們受益。當然，這些散戶帳戶並非是真正的人民幣帳戶，因為依照中國不可自由兌換的匯率體制，在海外開立人民幣帳戶是非法的。他們開立以人民幣計價的儲蓄帳戶，帳戶內的存款是美元，但基於人民幣的現貨匯率，這些帳戶將因人民幣兌美元現貨匯率的波動而升值或貶值。 Everbank首席執行長Frank Trotter稱，公司此舉在一些客戶中產生了很大反響。自一年多以前人民幣匯率開始顯示失衡跡象以來，這些客戶一直在要求開立人民幣計價帳戶。Everbank於7月1日推出了此類新帳戶，並在隨後的幾周內將逾650萬美元投入該類帳戶。
此外，人民幣升值之不利多多：
人民幣升值會給中國的通貨緊縮帶來更大的壓力；人民幣升值物價肯定會降下來，因為進口品的價格會下降。
人民幣升值增大就業壓力，惡化當前就業形勢：外商投資企業對吸引國內勞動力是一個重要的渠道，尤其是現在的情況更是如此，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財政赤字將由於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時影響貨幣政策的穩定。
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的優勢產業產生嚴重損害。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以勞動力成本為優勢的。中國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很容易受到反傾銷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勢並不樂觀。如此時人民幣升值則會是使目前這種狀況更加惡化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