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際貨幣體系匯率改革的思考

① 國際貨幣體系的體系改革

背景 隨著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瓦解，改革國際貨幣制度成為舉世矚目的重大問題。1972年7月26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決議，成立一個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參加的國際貨幣制度和有關問題委員會（即二十國委員會，在十國集團外增加了澳大利亞、印度、巴西、摩洛哥、衣索比亞、阿根廷、墨西哥、扎伊爾、印度尼西亞和伊拉克），討論國際貨幣制度的改革問題。但在如何制止由於美元泛濫而造成的國際貨幣動盪局勢，以及如何取代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等問題上，美國和西歐國家之間矛盾重重。西歐國家要求美國恢復美元兌換黃金，以清償美元債務；而美國則堅持要等其國際收支狀況改善後再解決，主張創立一種由國際機構管理的固定的國際貨幣，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具有世界中央銀行的地位和作用。西歐國家尤其是法國主張用黃金取代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認為現階段黃金仍是政府間辦理清算的重要手段，而美國則主張減少黃金的貨幣作用，實現黃金非貨幣化，使之成為一種金屬商品。由於各方意見分歧，使二十國委員會成立時原定在兩年內提出貨幣改革方案的計劃無法實現。1974年6月委員會提出了一個原則性的「改革大綱」便結束了工作。同時成立了一個臨時委員會代替二十國委員會繼續就國際貨幣制度改革問題進行研究,並於1976年1月就取消固定匯率制、肯定浮動匯率制、各成員國可自行選擇匯率制度、廢除黃金官價、取消有關基金份額中的25%須以黃金繳付的規定，以及擴大特別提款權的使用范圍等問題達成協議，即《牙買加協定》。但這些改革與發展中國家要求根本改革國際貨幣制度的願望相差甚遠。1968～1987年，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南斯拉夫等77個發展中國家（即七十七國集團）先後舉行過 6次部長級會議，提出了改革國際貨幣制度的行動綱領，通過了《哈瓦那宣言》。其主要內容是：制定一個解決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的新戰略，把債務的償還額同實際償債力掛鉤;增加多邊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免除較窮發展中國家所欠官方發展援助項下的債務；通過各種渠道如官方發展援助、出口信貸和直接投資等增加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流入量;穩定貨幣匯率;增加特別提款權的分配，大幅度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設立一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參加的部長代表委員會，審議國際貨幣制度的改革等問題。這為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貨幣多邊談判提供了一個較為統一而完整的指導方針。但這些建議由於遭到發達國家反對，一直未能實現。
改革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 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與蔓延使我們再次面對一個古老而懸而未決的問題，那就是什麼樣的國際儲備貨幣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發展。歷史上的銀本位、金本位、金匯兌本位、布雷頓森林體系都是解決該問題的不同制度安排，這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機表明，這一問題不僅遠未解決，由於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論上講，國際儲備貨幣的幣值首先應有一個穩定的基準和明確的發行規則以保證供給的有序；其次，其供給總量還可及時、靈活地根據需求的變化進行增減調節；第三，這種調節必須是超脫於任何一國的經濟狀況和利益。當前以主權信用貨幣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是歷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機再次警示我們，必須創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推動國際儲備貨幣向著幣值穩定、供應有序、總量可調的方向完善，才能從根本上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穩定。
一、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並在全球范圍內迅速蔓延，反映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
對於儲備貨幣發行國而言，國內貨幣政策目標與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經常產生矛盾。貨幣當局既不能忽視本國貨幣的國際職能而單純考慮國內目標，又無法同時兼顧國內外的不同目標。既可能因抑制本國通脹的需要而無法充分滿足全球經濟不斷增長的需求，也可能因過分刺激國內需求而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理論上特里芬難題仍然存在，即儲備貨幣發行國無法在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同時確保幣值的穩定。
當一國貨幣成為全世界初級產品定價貨幣、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後，該國對經濟失衡的匯率調整是無效的，因為多數國家貨幣都以該國貨幣為參照。經濟全球化既受益於一種被普遍接受的儲備貨幣，又為發行這種貨幣的制度缺陷所害。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金融危機屢屢發生且愈演愈烈來看，全世界為現行貨幣體系付出的代價可能會超出從中的收益。不僅儲備貨幣的使用國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發行國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價。危機未必是儲備貨幣發行當局的故意，但卻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二、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
1、超主權儲備貨幣的主張雖然由來以久，但至今沒有實質性進展。上世紀四十年代凱恩斯就曾提出採用30種有代表性的商品作為定值基礎建立國際貨幣單位「Bancor」的設想，遺憾的是未能實施，而其後以懷特方案為基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顯示凱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遠見。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組織就於1969年創設了特別提款權（下稱SDR），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遺憾的是由於分配機制和使用范圍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發揮。但SDR的存在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一線希望。
2、超主權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風險，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一個全球性機構管理的國際儲備貨幣將使全球流動性的創造和調控成為可能，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做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
三、改革應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循序漸進，尋求共贏
重建具有穩定的定值基準並為各國所接受的新儲備貨幣可能是個長期內才能實現的目標。建立凱恩斯設想的國際貨幣單位更是人類的大膽設想，並需要各國政治家拿出超凡的遠見和勇氣。而在短期內，國際社會特別是基金組織至少應當承認並正視現行體制所造成的風險，對其不斷監測、評估並及時預警。
同時還應特別考慮充分發揮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徵和潛力。同時它的擴大發行有利於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因此，應當著力推動SDR的分配。這需要各成員國政治上的積極配合，特別是應盡快通過1997年第四次章程修訂及相應的SDR分配決議，以使1981年後加入的成員國也能享受到SDR的好處。在此基礎上考慮進一步擴大SDR的發行。
SDR的使用范圍需要拓寬，從而能真正滿足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
●建立起SDR與其他貨幣之間的清算關系。改變當前SDR只能用於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間國際結算的現狀，使其能成為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公認的支付手段。
●積極推動在國際貿易、大宗商品定價、投資和企業記賬中使用SDR計價。不僅有利於加強SDR的作用，也能有效減少因使用主權儲備貨幣計價而造成的資產價格波動和相關風險。
●積極推動創立SDR計值的資產，增強其吸引力。基金組織正在研究SDR計值的有價證券，如果推行將是一個好的開端。
●進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發行方式。SDR定值的籃子貨幣范圍應擴大到世界主要經濟大國，也可將GDP作為權重考慮因素之一。此外，為進一步提升市場對其幣值的信心，SDR的發行也可從人為計算幣值向有以實際資產支持的方式轉變，可以考慮吸收各國現有的儲備貨幣以作為其發行准備。
四、由基金組織集中管理成員國的部分儲備，不僅有利於增強國際社會應對危機、維護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穩定的能力，更是加強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1、由一個值得信任的國際機構將全球儲備資金的一部分集中起來管理，並提供合理的回報率吸引各國參與，將比各國的分散使用、各自為戰更能有效地發揮儲備資金的作用，對投機和市場恐慌起到更強的威懾與穩定效果。對於參與各國而言，也有利於減少所需的儲備，節省資金用於發展和增長。基金組織成員眾多，同時也是全球唯一以維護貨幣和金融穩定為職責，並能對成員國宏觀經濟政策實施監督的國際機構，具備相應的專業特長，由其管理成員國儲備具有天然的優勢。
2、基金組織集中管理成員國儲備，也將是推動SDR作為儲備貨幣發揮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基金組織可考慮按市場化模式形成開放式基金，將成員國以現有儲備貨幣積累的儲備集中管理，設定以SDR計值的基金單位，允許各投資者使用現有儲備貨幣自由認購，需要時再贖回所需的儲備貨幣，既推動了SDR計值資產的發展，也部分實現了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甚至可以作為增加SDR發行、逐步替換現有儲備貨幣的基礎。

②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發展

一、回歸新金本位制的構想

出於對所謂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已經構成「倒金字塔」的疑慮，以及美元代行世界貨幣時所導致的「金融霸權」的疑慮，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相信我們必須重新回到金本位制的軌道上來，並提出了所謂「新的金本位制」構想，即全球所有國家同時加入金本位制國家聯盟，來一致確定或同時變更其貨幣相對於黃金的穩定關系。據說這樣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帶來的全球福利增進，又克服了資本積累和世界經濟的虛擬化(Spencer,M；1995) 。持有該構想經濟學家既有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也有一些發達國家的左派經濟學家，例如美國的哈羅德等(姜凌；1999) 。其理由基本是：1、貨幣作為價值尺度自身必須具有價值，現行的信用貨幣體系只能導致人們對純粹信用貨幣的瘋狂追逐和進入資產的無節制膨脹；2、目前的黃金儲備數額巨大，足以保證以黃金為基礎的貨幣取得相當的穩定性；3、回歸金本位制度還意味著，發達國家榨取通過膨脹稅以及國際鑄幣稅的可能性被剝奪，因此新金本位更公正；4、金本位制能更有效地克服經濟國家主義，由於各國貨幣實際上是用黃金錶徵的，不存在利用名義匯率的升貶值來行"貿易或金融的國家保護主義之實"的可能(Shelton，J；1998) 。

貨幣體系的百年危機和變遷證實，向金本位制度的回歸幾乎不能解決任何問題。1、盡管在80年代以來，爆發了多次區域性金融危機，但是目前尚沒有一例演變為全球性的經濟衰退乃至崩潰。從歷史上看，金本位制並不足以保證世界經濟避免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威脅。例如古羅馬、中世紀的歐洲、西班牙和巴西都在徹底的金本位制下發生了物價漲幅在30倍以上的通貨膨脹；而世界經濟則在金本位制下於1879-1896和1929-1933年之間爆發的以金融體系的崩潰為導火索的世界性經濟蕭條(鍾偉；2000) 。2、金本位制度是對人類資源的驚人浪費，世界經濟越發達，所需要的純粹作為交易中介的全球黃金存量就越驚人(特里芬；1997) 。退言之，即使金本位制度下的金融資本全球化更為公正，但它卻註定要使全球經濟增長收斂於一個極限(全球可充當貨幣用途的黃金存量)，或崩潰於一個極限(這是指要麼世界經濟的發展由於黃金資本的極度匱乏而崩潰；或由於人類技術的進步可以合成黃金而導致金本位基礎全部喪失而崩潰)。經濟金融化或虛擬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進程。3、人類並非沒有進行過回歸金本位制度的失敗嘗試，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英國和1933-1934年的美國。 例如美國在羅斯福新政時期曾經部分地採納過所謂的"償付美元"(Compensated Dollar)的計劃，這種金本位制制度允許貨幣黃金官價進行周期性調整以穩定國家的物價水平，即當價格下降時以提高黃金官價而在價格上升時降低黃金官價，這時的金融資本國際化實際上是公開以犧牲其它國家的通貨穩定來換取本國的物價穩定(Warren, G & Pearson,F；1937) ， 較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金本位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公正性。歷史上已經發生過的向金本位制復歸的實踐也說明，試圖重拾被拋棄了近半個世紀的金本位制是不可能的。

二、重建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構想

在1997年2月15日至17 日德國席勒研究所與高克斯國際勞工委員會在瑞斯頓通過的緊急呼籲書中提出來的。在呼籲書上簽名的有席勒研究所的創辦人海爾格和烏克蘭國家議會議員那塔利亞等各國政界學界知名人士數百人、包括80位美國現任和前任議員、53位獨聯體國家的議員、17位拉丁美洲的議員、35位宗教界人士、40位國際工會領導人，以及來自歐洲、非洲和亞洲的政府首腦和知名人士。而持有類似於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觀點的，恐怕還包括諾獎獲得者，法國的阿萊，以及頗有爭議的美國人Lyndon.Larouche等人(Sanger,D；1999) 。

該吁書的主要內容是這樣的：1、目前全球金融投機泛濫和國際金融秩序混亂，世界面臨生產衰退和大規模失業。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制推行的所謂改革政策，給前蘇聯、東歐國家以及許多拉美、非洲國家造成嚴重的社會災難。整個國際金融體系時刻有傾覆之憂，其政治、社會、軍事惡果不堪設想。2、由於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已可能威脅到整個人類的文明，所以必須緊急召開新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世界各個主權國家需要採取聯合行動，破除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制，建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進行全球性債務重組和恢復固定貨幣匯率制度。金融資本全球化本身所包含的發達國家對國際鑄幣稅的壟斷，已經使外圍國家成為犧牲品，國際金融機構無權要求用人民的血肉來償還他們的債務。2、美元充當世界貨幣是極其危險的，「不僅對於一國的人民，而且對於全世界的人民，現在必須設法廢除國際壟斷金融機構強加給他們的金融枷鎖」。主權國家有權推行獨立的反經濟蕭條經濟政策，對社會基礎設施、工業和農業的大規模投資提供低成本的長期信貸。更為極端的恢復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議則要麼聲稱全球進入廢止現有貨幣的緊急狀態(Larouche，L；2000) ，要麼呼籲銷毀貨幣，重構新的全球管定匯率制和全球中央銀行(Shelton,J；1994) 。

上述構想似乎忽略了貨幣體系自身演進的歷史必然性及其進步性，無論金融全球化造成全球福利增量的分配公平與否，它至少是導致了全球一個福利增量的出現；純粹譴責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並從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出發要求重建金融新秩序，將資本利得的全球分配公平化，其用意無可厚非，但是由於目前國際貨幣和經濟體系基本上是發達國家所壟斷的資本主義體系，這樣的體系勢必服務於世界經濟?quot;一超多強，貨幣體系的改革進程似也很難由發展中國家"呼籲"中的新布雷頓森林體系來解決。

三、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近來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往往還和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世界銀行等的尖銳指責，因此，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不能不和這些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聯系在一起。以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為代表，提出了重構這些國際組織的設想。鑒於這種思路往往寄希望於將IMF改造成全球中央銀行，因此其理論淵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937年哈耶克在其《貨幣的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1982年麥金農的《貨幣穩定的國際准則》等(Mekinnon,R；1984) 。其理由如下：1、IMF最初的目標是保證開放的全球經濟的貨幣穩定，以替代在二戰之前就搖搖欲墜的金本位體系。但IMF和世界銀行一樣，是為美國提供全面控制而設計的，美國否定了全球中央銀行的設想，而代之以更弱的、處於依附狀態的IMF，以便於對它既實施控制，又和其它國家共同分攤責任。2、這樣的制度設計使得IMF既沒有能力強迫發展中國家執行結構調整，並防止其過度聚舉債；也沒有能力要求操縱它的發達國家實施有效的債務減免方案。3、IMF雖然追求在最大公開化條件下，加速其重歸貨幣可兌換的目標，但它所提出的極其野蠻的解決方法是眾所周知的，IMF沒有真正的權威來穩定國際貨幣體系。而其它指責並不局限於IMF，甚至包括世界銀行、WTO、西方七國集團以及聯合國等等。

基於以上分析，薩米爾.阿明認為，改革方案應該包括以下內容：1、將IMF轉變為擁有真實的世界貨幣發行權的世界中央銀行，這種真實貨幣將取代美元，保證匯率的穩定，並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在增長中調整"所需的清償能力。2、把世界銀行變成一種基金，使它能夠從德國和日本等吸收國際資本，並注入到發展中國家(而不是美國)。這種意在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資本流動調節同時會迫使美國減少其巨額的經常項目赤字。3、檢討歐洲、日本和美國之間的金融政策協調，使之朝著允許匯率獲得相對穩定，並迫使美國調整其結構性赤字的方向發展。同時依據地區性和世界性相互依存關系來重建第三世界國家組織，從而消除正在進行中的全球單極化的消極影響。4、重建聯合國體系，使之成為政治和經濟談判的場所，以便於把世界主要地區的金融活動和貨幣政策協調機制建立起來(阿明；1995) 。

以上構想的實質，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對美元霸權、對發達國家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安，希望發達國家更多地分攤貨幣危機的損失等。但很明顯地，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實際上處於霸權後體系，該體系中有霸則穩，貨幣體系背後也同樣是國力的對比(Cooper,N；1989) 。發展中國家更應該強調的，也許是貨幣體系中，強國和弱小國家權責的平衡，如何正確分享更多的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引導和發言權，仍然是有待爭取的遙遠路途。

四、國際貨幣的非國家化和組合商品化設想

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認為，既然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種種弊端與國別信用貨幣(尤其是美元)充當世界貨幣有關，那麼最直接和最大膽的設想當然就是將貨幣非國家化，這種思路包括兩種方案。一是私人金融機構發行的競爭性貨幣，使貨幣與國家信用完全脫鉤。我們來看貨幣非國家化根治現行金融體制諸種難題的理由：1、國際金融體系脆弱性加深的問題實際上可以歸結為政府壟斷貨幣發行的弊端。從孟德爾、米塞斯一直到N.Wallace 、L.White等的所謂貨幣法律限制學派，一致將貨幣定義為法律限定之結果， 政府將國內和國際鑄幣稅收入當做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2、政府先天就缺乏制約貨幣發行的內在動力，政府對貨幣發行權的濫用和壟斷是造成貨幣體系脆弱不堪的關鍵。解決這些問題的捷徑就是貨幣發行的非國家化，即廢止國家發行貨幣的特權，由私人銀行來發行貨幣。因為非國家化貨幣具有自由競爭性，競爭將導致大多數具有私人貨幣退出流通領域，市場上將僅存信譽卓著的跨國金融機構所發行的非國家化貨幣，這種建議甚至沒有超出哈耶克早年的思想(Hayek,F；1973) 。二是以組合商品為基礎的價值貨幣，使貨幣成為純粹的商品本位貨幣。部分反對美元本位的經濟學家，除了象阿明那樣建議創造全球通貨以外，也有持商品組本位貨幣的。實際上早在1931年時格雷厄姆就已經預見到了這些缺陷並提出了貨幣的組合商品化建議。即人們可以用一組基本商品，例如鋼、銅(資訊 論壇)、煤、木材和小麥(資訊 論壇)作為貨幣基礎來發行貨幣，金融機構發行的組合商品貨幣來替代信用貨幣，將使貨幣從根本上喪失信用特徵，而成為一種以實物資本為抵押的價值貨幣，自然現在貨幣體系就對所謂金融資產膨脹之類?quot;金融癌症具有先天免疫力。

以貨幣非國家化來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治療方案十分危險，其實質乃是剝奪國家的任何鑄幣稅可能，轉而將這種鑄幣稅利益完全交付給市場約束下的金融機構，以此來完全消除國家可能從金融資本全球化中獲得的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影響。這種理想主義設想之所以比現行的貨幣體系更為危險，是因為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理念上，實際上自由以及市場機制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Buchanan,J；1976) 。貨幣非國家化改革的失敗意味著世界金融經濟的總危機，其成功則意味著具備發行世界貨幣資格的巨型金融機構的出現，這種巨型金融機構幾乎可以摧垮一切試圖對其本身進行監管的國家或國際組織，而這種"金融巨無霸"當然不大可能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機構。

至於由私人機構發行以商品組為基礎的、具有全額實物資本抵押式的貨幣，其本身可能給貨幣體系帶來的問題遠多於其能解決的問題。不僅將使設置、儲備、保管這些所謂商品組的費用極度高昂；且一旦發生貨幣危機，由於作為貨幣價值基礎的抵押商品組構成復雜，難以分割和分配，實際上是不可能和相應的貨幣相兌現的，貨幣體系將失去對金融危機的幾乎全部自我調節能力。因此上述兩種方案在理論和實踐上難有希望。

發展中國家還就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提出了許多其它方案，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改革方案還有：1、24國集團簽署的《加拉斯加申明》，意在由國際債務人(通常是發展中國家)和債權人(通常是發達國家)共同承擔國際貨幣體系危機的損失，以及擴大發展中國家在重大國際金融機構中的參與權。2、世界經濟論壇第七屆東亞經濟高峰會提出的《危機地區方案》，意在整頓金融體系，加強全球資本流動監管，以及採取區域貨幣制度、徹底美元化、強化國際貨幣協調等等。總體上來看，發展中國家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要求在於降低匯率波動、增強自身清償力、強調危機損失的全球分攤等。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自從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人類的貨幣體系一直在"無制度"中運行(陳彪如；1990) 。目前以美元代行世界貨幣，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國際貨幣領域擁有強大的發言權的確於發展中國家不利，於防範貨幣危機不利，但迄今我們既未探索出，也沒有充分預見到可以取代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更為公正和穩健的新世紀貨幣體系。

③ 現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方向在哪兒

現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向是儲備貨幣多元化。
國際貨幣體系中，在國際金本位制度時期，英鎊是各國的主要國際儲備；實行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後，英鎊被美元取而代之。但當前國際儲備貨幣制度安排仍然存在新特里芬難題，即美元作為國際關鍵貨幣職能與國家貨幣職能間存在沖突。在美元替代英鎊成為各國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後，受美國政治經濟波動的影響，單一國際儲備貨幣並不利於整個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被人們普遍認為是一種過渡性的不健全的體系，需要進行徹底的改革。
儲備貨幣多元化才能滿足國際貿易的需要，是其發展的必然趨勢。由於存在非對稱性、非公平性等不足，美元資產的持有者和發行者都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不滿。在當前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各國的國際儲備除了美元、馬克、日元外，還有英鎊、法國法郎、瑞士法郎、荷蘭盾等，已經出現了儲備貨幣多元化的格局。 多元化國際儲備貨幣的結構為國際經濟提供了多種清償貨幣，擺脫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對美元的過分依賴；多樣化的匯率安排適應了多樣化的、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需要，為各國維持經濟發展提供了靈活性與獨立性；靈活多樣的調節機制，使國際收支的調節更為有效與及時。
多元國際貨幣體系的優點，還包括為市場主體提供更多選擇，有利於分散風險；不同儲備貨幣間可以形成競爭和制衡，對儲備貨幣發行國形成市場紀律約束；可增加國際儲備資產供給。所以，以多元儲備貨幣取代單一儲備貨幣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④ 匯率選擇理論分析中國目前應選擇怎麼樣的匯率制度

那麼，一國如何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匯率制度？首先應該指出的是，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不同於國際匯率體系的選擇。相對國際經濟體系而言最優的匯率制度，並不總是適合某國某個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即並不一定是最優的。但是要確定一國較合適的匯率制度，不得不考慮其所處的國際環境，包括國際貨幣體系所處的發展階段、國際匯率制度、調節機制、資本流動甚至不同的政治體制等因素。同時，如前所述，既然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固定、浮動匯率制度都不能完全避免危機的沖擊，那麼在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中，具體如何選擇，或者說，應注意些什麼？ （一）尋找最優貨幣區實際上，只要允許國際間的交易，則兩個市場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相互作用，即不論採取何種匯率制度，經濟周期的相互傳遞不可避免，只是傳遞的方式不同而已。傳遞的程度取決於各經濟體的特徵（以不同的彈性表現，大國與小國又有明顯的區別），由此，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也不盡相同。換句話說，選擇何種匯率制度，只是在選擇與外部國家之間經濟周期的傳遞方式而已。著名經濟學家蒙代爾在《資本流動和國家相對大小》一文中，在一個世界的模型分析中，證實了在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下（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本國和世界的影響。證明在固定匯率下，貨幣政策的效果並沒有完全喪失，而是傳遞到了國外；在浮動匯率下，財政政策的效果並沒有喪失，而是傳遞到了世界其他地區。 （二）大國、小國與發達、發展中國家的不同選擇一國的經濟特徵，首先是大國與小國的區別。匯率作為國家之間的貨幣比率，當一個國家沒有對外經濟聯系時，匯率就沒有意義，這時任何匯率制度都沒有區別。因此，匯率制度的選擇必然是基於一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存在一定的經濟聯系基礎之上的。同樣，這個時候所謂的大國、小國，也與一國對外開放的程度密切相關。在閉關鎖國（或嚴格控制與世界的經濟聯系）的情況下，即使是像中國一樣的大國，在這里也不能認為是一個大國。因為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經濟的波動對世界無足輕重，世界經濟的波動對中國來說也是微不足道。因此，這里的大國、小國，既與一國的經濟規模、經濟的多樣性有關，也與一國對外開放程度、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有關。匯率制度的選擇，對於大國和小國，具有不同的意義。以上的討論都以小國為基礎，即本國的宏觀政策、經濟行為不會對世界經濟、貨幣環境造成實質性影響。但對於像美國、歐盟，甚至進入21世紀後的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其一舉一動都將對世界經濟帶來影響。類似於完全競爭的模型已不能提供足夠的分析線索，這些大國對匯率制度的選擇結果，需要進一步考慮其與世界之間的互動。（三）資本賬戶管制是對匯率制度的一種補充以上分析，原則上是建立在資本賬戶開放的基礎之上的。實際經濟生活中，一國可以通過資本賬戶管理這種「計劃經濟」手段，來調節兩個國家貨幣、金融市場的融合程度，並從數量管理上作為匯率這一價格機制的一種補充。或者說，資本賬戶管制規定了兩國在哪些金融市場將相互融合，哪些市場將相互分割（或不完全分割），從而規定了匯率波動所反映的市場范圍。資本賬戶的管制狀況，是一國金融市場的最重要特徵之一，影響著最優貨幣區的選擇。 （四）固定匯率制度與浮動匯率制度誰主沉浮歷史上，單個國家的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表現是不一樣的，而且，不同時期不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度，也表現出不同的特性。影響匯率制度的最終表現，不僅僅是匯率制度本身的差別，它還與政治環境、國際資本流動有關，與國內的經濟表現、宏觀調控目標、監管措施甚至金融微觀結構有關。說到底，匯率制度是從屬於一個國家的貨幣制度，其作用發揮的優劣結果也是整個貨幣體系與經濟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單純從一國匯率制度判斷其最後結果的優劣，並沒有明確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國際匯率制度的演變本身，相當程度上只是國際政治環境、資本流動，特別是經濟全球化演進和國家間競爭的一個反映。由於存在網路效應，在匯率制度具體形式的選擇上具有歷史的偶然性，但需要解決的矛盾卻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五）中間匯率制度是對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的揚棄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匯率，除了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之外，還存在大量介於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之間的各種中間匯率制度。中間匯率制度本質上是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一種組合，在某種條件下使用所釘住國家的貨幣政策，在其他條件下則允許本國採取較為靈活的匯率制度。巴里·艾肯格林（1994）、奧伯斯費爾德和羅格夫 （1995）等依據資本高度流動使得匯率承諾變得日益脆弱分析，提出了「兩極論」或「中間空洞論」匯率制度假說。「兩極論」認為，一個國家的匯率制度要麼是固定匯率，要麼是浮動匯率，沒有中間匯率可以選擇。如奧伯斯費爾德和羅格夫認為，「形成和保持信譽已變得越來越困難，甚至像歐洲貨幣體系（EMS）那樣的寬幅匯率目標區也面臨投機攻擊，因而浮動匯率與共同貨幣之間的中間匯率制度不再是合意的。」 （六）不能忽視匯率制度轉換過程本身的重要性最後想指出的是，匯率制度選擇是否合理，有否風險，不僅僅是被選的匯率制度本身，還涉及到從被選前的匯率制度向被選匯率制度這一轉換過程本身。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匯率制度頻繁變動（見表4-9）。1975~1999年各國匯率制度變動次數合計高達310次之多。其中，退出次數最多的就是單一貨幣釘住制度，而同時轉換到這一制度的為39次；進入合計次數最多的就是任意干預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達107次，而同時轉換出這一制度的為82次。從每種匯率制度實際採用的時間看，嚴格釘住制度的久期最長，均值為14.9年，中值為23年；單一貨幣釘住和貨幣籃子釘住的久期次之，均值為9~10年，中值為6~8年；浮動匯率制度的久期最短，均值為4~6年，中值為2~4年。這表明，一是匯率制度轉換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沒有任何一種匯率制度會一勞永逸。當決定匯率制度的主導因素發生變化時，原有的匯率制度必然重新面臨選擇。即匯率制度的選擇不是一個靜態問題，而是一個動態轉換過程，具有歷史階段性。起碼這一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的國際匯率體系歷史性特徵，即使因美國2008年引致了全球危機，但全球都在探索國際體系重建，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這一歷史性特徵仍不會消失。二是一國匯率制度往往不是一次性轉換到位，而是需要多次的反復和轉軌。

⑤ 當今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問題和未來改革方向

首先就是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個是世界儲備貨幣超額發行，98年和06年相比較，美國、歐洲、日本嚴重地超發過比，由於全球低利率政策，不斷降息，特別是911之後，各個國家多採取低利率政策，導致貨幣供應量非常多。另外就是伴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升級，使得金融產品它的替代性增加，還有金融機構，創新性的機構它的融資渠道增加，種種原因導致了全球流動性泛濫。 流動性泛濫之後，因為美國是國際金融中心，它具有比較強的金融資產的管理效應，所以就導致全球的國際資本，包括中國，甚至包括一些欠發達國家，就是拿著發達國家資金的國家，他們的資金都反流到美國，為美國的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提供融資，這就形成了一個全球經濟不平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元霸權，而美元霸權地位是國際貨幣體系一個核心的內容，也恰恰因為美元的大量發行，大量的資金流入美國，使得美元出現大幅度的貶值。 金融監管為什麼又能找到美國的罪過呢？是因為美國它是通過二戰之後與英國之間的博弈，搶奪了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定權，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不作為，對國際金融創新體系的不監管，是由它的不作為導致的。 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沒有秩序的體系。 我們國家設計的改革的方向是最完美的，是世界統一的單一的貨幣，但是這個能否實現我們還不清楚，但是當前我們應該加強美元發行的監管，換言之，就是在倫敦峰會上各國首腦提出的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功能的強化，讓他去監管美元的發行。但是我認為國際貨幣體系的監管任重道遠，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損失很多，用超主權的貨幣替代主權貨幣，並且獲得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呼應，像巴西、印尼等高管的回應。 再從技術層面上來說，改革還存在一些障礙性的東西。政治上的障礙，意識形態的不一致，即得利益肯定是想方設法來維護它的利益。但是從技術層面上來說，它的獲得是有慣性的。從價值手段上來說，它是需要建立信用，建立一套規則，這都是需要時間的，還有就是從美元和英鎊過程當中，是需要政府精心策劃的，美元替代英鎊成為主要貨幣，是美國藉助於懷特計劃、馬歇爾計劃，通過這么一個機構奠定了美元的基礎，通過馬歇爾計劃，對歐洲施予援助，使得美元的流通域不斷擴大，這才使得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當中奠定了基礎，也正因為它的這個基礎，所以美國又通過金融規則的制定權，維護了整個國際金融體系，構建了整個國際金融大廈。 對國際貨幣的體系改革還有一個問題，緊接著一個問題是特別提款權，是一個人造的貨幣，它受制於美國，從它的價值構層來說，把人民幣紀如SDR這個籃子裡面，必須要修改國際貨幣基金的第四條款，這個必須要得到投票權的85%的同意，但是我們看一下美國的投票權是16.77%。當我們侵犯美國權利的時候，美國肯定不能投贊成票，沒有美國的贊成票，所有的改革都是白搭的。 關於這個國際貨幣體系諸多的缺陷，我們中國起了什麼作用呢？2005年我們舉行的20國集團財長與央行行長首次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到了一個議事日程等等，中國行長提出來的國際化，金融它的必須是服務於實體經濟，強的貨幣需要強的金融，強的金融需要強的貨幣體系。總而言之一句話，中國金融崛起是必然的趨勢，中國人民幣的國際化也是我們目標，但是一定要走穩中國金融崛起之路。

⑥ 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內容及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從2002年末以來，由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上散布「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2003年，這種論調進一步升級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到2005年前後，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於國內經濟的需要，或迫於國內政治的壓力，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或強迫人民幣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同時美元每天浮動范圍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盤價的上下3‰之內，對非美元則在1.5％的范圍內浮動。然而，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並非受到上述國家的壓力，而是出於對未來的發展道路的高瞻遠矚，主動的調整。之所以選擇目前這個時機來改革匯率機制，是由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對外開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強化等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外匯占款不斷提高，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發行票據對沖，提高了宏觀經濟調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據最新數據顯示，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等保持高速態勢，物價漲幅等則持續下滑，為匯率機制改革提供了穩定的經濟環境。而美元持續反彈，歐元和日元回軟也為改變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創造了良機。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問題

(一)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於人民幣改革後有一定的升值，面臨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幾點：一是可能減少外部需求和出口，並影響到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二是可能增加國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三是可能造成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失業問題。
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並非有如上的成本發生，即使有，其影響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可能並不明顯。高盛銀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幣匯率出口彈性非常小，匯率調整不會給出口帶來太大的變化。這與中國獨特貿易結構有關。目前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在中國的出口中佔55％。同時，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和外商的機械設備進口占所有進口的60％，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只賺取固定的工繳費，與匯率的變動基本沒有關系。進口加工貿易的情況也相差不大。同時，中國的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相當的高，而且與競爭對手的成本相差很遠，人民幣升值2％反而會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後，FDI(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動因發生了新的變化。更多的FDI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投資於中國的目的更傾向於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而不像以往那些東南亞中小企業利用中國作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匯率升值雖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資的投資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計價的外商企業在本地的銷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礙了一部分利用中國勞動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優勢的FDI流入，但同時也可能鼓勵一批試圖進入中國市場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FDI有太大的影響。
3.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家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樣本國工資分別是中國工資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慮到單位勞動生產率，17個樣本國家當中也有10個國家高於中國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就業造成影響。退一步說，即使出口部門的就業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考慮到製造業提供就業機會幾乎沒有改變，而服務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務部門增加就業機會完全可以彌補出口部門減少的就業機會。
4. 央行匯率改革使用「參考」而非「盯住」貨幣籃子的做法，其不利之處在於匯率更具靈活性的同時，央行對匯率政策的相機抉擇更容易受到來自政府其他職能部門的影響。所以，央行必須在行使靈活的相機抉擇權和維護匯率政策的動態一致性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匯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將匯率調整到與實際均衡匯率運動趨勢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時也意味著得到了與國際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最優的匯率價格。它有利於各個產業的平衡發展，有利於長期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第二，匯率積極調整把匯率調整的主動權交到了貨幣管理當局手中，同時也留給貨幣當局一定的政策調整空間，有利於宏觀經濟穩定。第三，匯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幣購買力，有助於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時匯率升值導致的收入更利於農民和城市的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第四，匯率改革等於向市場宣布，中國貨幣當局是以國際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狹隘的貿易順差為政策目標的。
從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收益還是非常明顯的，新匯率制度對我國主要產生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雖難以平衡國際收支，但大幅度減少央行的干預頻率
匯率改革後國際收支狀況仍然是調整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基礎，從2005年以來，我國月均外匯儲備增長在150億美元左右，近三個月更是到達了200億美元，外匯儲備始終在持續大幅度的增長。但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當期的儲備增長扣除外匯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外都是熱錢。以2004年的國際收支為例，全年順差2066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順差分別為590億美元和531億美元，這並不能理解為其餘的國際收支順差全部都可歸納為所謂「熱錢」，其餘大多數差額，是可以用經常轉移、證券投資和貿易信貸來解釋的。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更注重於商品和服務貿易兩項的總體平衡，從2000年到2004年，這兩項基本是穩定的，商品貿易大約是200億美元至300億美元的順差，服務貿易大約是100億美元的逆差，這兩項合計占我國GDP的2％左右，占進出口的總額也在2％左右，從今年上半年來看，我國進出口總值達6450.3億美元，高出低進使得貿易順差達到396億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預期下半年中國外貿出口、進口增速分別為22％和18％左右，可實現順差300億美元以上，因此單純依賴匯率改革，並不能迅速、顯著的使國際收支恢復到基本平衡的軌道上來，所以在短期內並不能改變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只是減少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時候對外匯市場進行以防止匯率出現過大的波動，而不必每天進行干預操作，這時的外匯市場能比較真實地反映匯率的變化。
帶來金融創新熱潮
匯率機制改革之後，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是一個常態，因此需要相應的衍生工具來規避和鎖定風險，其本身就意味著對加快外匯市場發展和相關金融產品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下半年將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和各種外匯衍生產品，盡快開辦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推出人民幣對外幣掉期等產品。8月9日，央行決定擴大外匯指定銀行遠期結售匯業務和開辦人民幣與外幣掉期業務。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將有助於穩定現行的匯率，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形成對人民幣的下一步波動的預期，同時給市場一個導向，從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幣的匯率風險。
提高銀行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動」考驗了銀行對風險管理的難度，對於這次匯率改革，銀企如果過於關注人民幣對美元和非美元即期匯率的波動區間是遠遠不夠的。
就銀行而言，商業銀行必須對不同幣種的小額和大額現鈔、現匯等具有差別定價能力，必須對來自居民、企業和同業的外匯供求有差別化的定價能力，必須對流動性較好的人民幣兌美元等即期品種和其他流動性相對較弱的非美元品種具有差別的定價能力。這種審時度勢的差別定價，較之央行為外匯交易市場確定的波動區間要靈活得多。如果商業銀行忽視了匯率改革帶來的風險定價挑戰，其貿易融資的信用風險、結售匯凈頭寸的匯率風險，以及外匯代客理財業務風險等都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所以，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給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帶來了挑戰，有助於商業銀行提高其風險管理能力。

三、我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制度
人民幣向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回歸，其優勢是明顯的，但從中國實際情況來看，中國不可能較快的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是因為：
(1)我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還很不發達。在金融市場體系不完善、不發達的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金融市場無法在整體上做出靈敏的反應和自發的調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場的嚴重失衡和秩序混亂；經濟主體無法進行適宜的資產頭寸調整，從而發生嚴重損失。目前我國正規的外匯市場只局限於少數銀行，企業個人無法直接進入，還沒有外匯期貨市場，遠期外匯市場交易也沒有全面開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微觀經濟主體、特別是進出口企業將很難通過外匯交易來規避匯率風險。
(2)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對非國際貨幣國家來說，匯率制度改革過程實際上就是與國際金融制度與規則接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於對政府依賴的慣性，企業除了考慮從市場競爭中謀取利益和發展外，還特別注重從政府及其政策中謀取利益，他們對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現決策失誤，將可能給企業和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由此招致強烈的反對，匯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並可能造成經濟的大幅動盪。
(3)我國金融體系還比較脆弱。我國目前的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而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還相當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面放開匯率，貶值預期會造成人民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預期會造成外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嚴重時可能引起擠兌，引發銀行危機，並由此爆發貨幣危機。
(4)我國市場化的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體系還不完善。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執行嚴格的外匯管制，習慣於在狹小的外匯市場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匯率，缺乏一套開放市場條件下外匯管理和市場干預的制度、規則、手段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完全放開匯率，就未免會出現市場混亂、匯率失控等問題。
(5)我國貨幣錯配矛盾突出。根據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義，所謂貨幣錯配是：「在權益的凈值或凈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動非常敏感時，就出現了所謂的『貨幣錯配』。從存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指的是資產負債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從流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則是指損益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凈值(凈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越高，貨幣錯配的程度就越嚴重。」
貨幣錯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就外因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錯配是國際貨幣格局的自然產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歐元來承擔，這事實上將歐美以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邊緣化」了。由於國內貨幣無法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使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便呈現多種貨幣並存的局面，貨幣錯配由此成為常態。就內因而言，資本市場普遍落後和匯率長期保持固定都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在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的情況下，缺乏有效資金來源的企業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到海外去籌資，而難以尋求到有效投資機會的「過剩」儲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國際資本市場。由於國際資本市場不接受發展中國家的本幣，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導致的跨國資本流動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從形成機制看，中國難以避免貨幣錯配。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還為時甚遠，因而「原罪」和「高儲蓄兩難」特徵在相當長時期內還難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這無疑加劇了貨幣錯配；此外，長期實施得盯住美元固定匯率制度，已經使中國的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錯配麻木不仁。簡單計算的結果顯示，中國目前已屬貨幣錯配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國居民持有的外幣資產佔M2的比重已達27％，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外債余額在2004年已經高達2285.96億美元的現實，貨幣錯配矛盾顯然更為突出。巨額的貨幣錯配使得中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

四、完善我國匯率機制的配套措施

隨著中國金融開放的日漸推進，我國需要對人民幣匯率穩定機制進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過程中避免貨幣錯配風險的失控，避免匯率的大幅度波動，要有一個與之相應的經濟政策作為保障，我們也應當從多方面採取措施，逐步推進改革，以實現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第一，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水平，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和運用。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助於控制貨幣錯配風險。首先，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重要保證。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危機的威脅促使發展中國家迅速增加了國際儲備。從「保持信心」看，國際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脅」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的匯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較高水平的國際儲備可以保證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門的貨幣錯配，通過政府承擔貨幣錯配損失來避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全面沖擊。

第二，積極參與和構築區域貨幣合作。亞洲地區經濟與貿易聯系的不斷加深為區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加強了亞洲資金自我循環和抵禦外部沖擊的實力。中國作為亞洲的經濟發展大國，應積極參與和構築亞洲貨幣合作。(1)以積極的姿態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支持區內貿易的發展。(2)發揮香港國際金融兩種新的優勢，並積極推進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使其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和功能互補，由此進一步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綜合功能。(3)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4)積極加強亞洲各國和各地區的中央銀行的合作。(5)積極推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體系，並與亞洲各國及時交流降低不良貸款和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的經驗與教訓，共同建立亞洲地區金融風險早期預警機制，加強各國各地區金融監管當局的合作，共同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第三，通過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完善的微觀制度來促進資本市場發展。貨幣錯配的起因之一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從這一角度來看，發展資本市場應在管理貨幣錯配奉獻的戰略中居於重要地位。從根本上說，穩定的經濟環境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前提。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應當逐步過渡到通貨膨脹目標制度，而不是簡單地從控制貨幣供應轉向調控利率。在財政政策方面，通過審慎的財政政策來穩定公眾與企業絕對必要。對資本市場發展而言，僅有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還不夠，加強微觀制度層面的建設同樣重要。同時，中國在微觀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存在阻礙資本市場發展的因素，都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完善。

第四，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匯率改革後，國際資本流動管理面臨新的壓力：短期資本流動更頻繁；資本流動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匯管理的有效性難以保證。針對國際資本的非均衡流動，現階段應採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變應萬變」，能應對「升值」和「貶值」壓力交替出現的、均衡管理的新機制：合理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利用利率和匯率的變動來影響宏觀經濟；靈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設計上體現流出入並重，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抉擇，有效應對「升值」和「貶值」預期的轉換。同時，一方面，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是加強外債管理和外匯儲備管理，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匯率的一項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過針對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國內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帶來的「過度」國際借貸和「過度」國際投資。

第五，加強宏觀政策的搭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匯率政策幾乎缺失，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將由中間道路向浮動匯率制度演進，匯率政策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也將日益突出。因此，應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相互協調，合理搭配。(1)明確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將匯率納入貨幣政策的框架之中，並使匯率政策發揮其市場調節的作用。(2)運用創新政策工具。但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不協調時，特別是面臨嚴重困境時，可及時採用創新政策工具，以擺脫困境。(3)妥善處理好匯率穩定與匯率失調的關系。穩步、深入推進結構改革，實現各類市場的良好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