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德基金微理財

① 關於鯨魚的資料和圖片

內個，資料不用很多吧。

鯨類動物的共同特點是體溫恆定，大約為36.0℃左右。皮膚裸出，沒有體毛，僅吻部具有少許剛毛，沒有汗腺和皮脂腺。皮下的脂肪很厚，可以保持體溫並且減輕身體在水中的比重。頭骨發達，但腦顱部小，顏面部大，前額骨和上頜骨顯著延長，形成很長的吻部。頸部不明顯，頸椎有癒合現象，頭與軀干直接連接。前肢呈鰭狀，趾不分開，沒有爪，肘和腕的關節不能靈活運動，適於在水中游泳。後肢退化，但尚有骨盆和股骨的殘跡，呈殘存的骨片。尾巴退化成鰭，末端的皮膚左右向水平方向擴展，形成一對大的尾葉，但並不是由骨骼支持的，脊椎骨在狹長的尾幹部逐漸變細，最後在進入尾鰭之前消失。尾鰭和魚類不同，可作上下擺動，是游泳的主要器官。有些種類還具有背鰭，用來平衡身體。它們的骨骼具有海綿狀組織，體腔內有較多的脂肪，可以增大身體的體積，減輕身體的比重，增大浮力。它們的眼睛都很小，沒有淚腺和瞬膜，視力較差。沒有外耳殼，外耳道也很細，但聽覺卻十分靈敏，而且能感受超聲波，靠回聲定位來尋找食物、聯系同伴或逃避敵害。外鼻孔有1—2個，位於頭頂，俗稱噴氣孔，一般鼻孔位置越靠後者進化程度越高。用肺呼吸，左右各有一葉肺，其中有許多毛細血管，富有彈性，能有助於氧的流通，適應在水面上進行的氣體交換，每隔一段時間需要浮出水面來進行換氣，也能潛水較長時間。肋骨有10一20對。胃分為4個室。腎臟大多為瘤狀。雄獸的睾丸位於腹腔內。雌獸在水中產仔和哺乳，子宮為雙角形，有一對乳房，位於生殖裂兩側的乳溝內，有細長的乳頭，乳汁中含有豐富的鈣、磷和大量的脂肪。

② 溫斯頓·洛德的人物生平

洛德（出生於1937年8月14日）目前是國際援救委員會的兩位主席之一。1993年到1997年期間，他是柯林頓政府的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在擔任助理國務卿之前，洛德擔任全國民主基金會主席、國際救援委員會副主席以及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美國和新世界委員會的主席。
洛德在1985年到1989年期間擔任美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在此期間，中國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經歷了劇烈的動盪。
1977年到1985年期間，洛德擔任外國關系委員會主席。他還曾經是亞洲協會、美國外交學院、美中協會以及亞斯平著名人士研究所的成員。1973年到1977年期間，其擔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處處長。在擔任該職位之前，從1969年到1973年間，他是國家安全委員會職員以及國家安全顧問特別助理。洛德從1967年到1969年期間在國防部工作，擔任國際安全事務政策規劃處職員。此外，在1961年到1967年間，他還在國務院擔任多個職位。洛德1959年以優異的成績從耶魯大學畢業。1960年，他在塔夫斯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獲得碩士學位。
任命日期：1985年11月6日
國書遞交日：1985年11月19日
使命終止日：1989年4月23日

③ 什麼是 帕里——洛德學說

1960年代美國學者洛德創立比較口頭傳統研究新領域，揭示口頭史詩傳統的創造力量，確立了一套嚴密的口頭詩學的分析方法。洛德的研究表明，史詩研究不再是歐洲古典學的代名詞，它已經成為跨文化、跨學科的比較口頭傳統研究。1970年代後陸續出現的表演理論、民族志詩學等新學說，充分利用了口頭傳統資料，吸收當代語言學、人類學和民俗學的成果，進行理論和方法論的建構，大大提高了史詩研究的學術地位，使它成為富於創新的領域。本文以帕里、洛德、納吉和弗里等學者的代表著作為線索，以歐洲民俗學史、口頭傳承研究史和美國民俗學百年史為參照系，闡述口頭詩學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學科形成過程，確定它在西方民俗學歷史上的地位，說明它與中國民俗學研究的關聯。

關鍵詞：口頭傳統、史詩、程式

史詩屬於敘事詩的范疇。史詩是一種古老的文學樣式，在人類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史詩在漫長的傳承過程中融入了大量的神話、傳說、故事、歌謠和諺語等。一部史詩是一座民間文學的寶庫，是認識一個民族的網路全書。史詩在用文字記錄下來以及作為文學形式出現以前，曾經作為口頭文學而源遠流長。它們在文學形式上的發展過程，可以從文獻資料中得到考證；它們作為口頭文學的起源，要追溯到人類的史前時代。

史詩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種文類。蘇美爾人的史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公元前1000-400年出現了巴比倫和希臘史詩，中世紀及近代歐洲文學史上又出現了大量史詩。一般認為文學史上對史詩、史詩性質的討論始於歐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赫拉斯等古希臘哲人都論述過史詩，但是，直到16世紀亞里士多德《詩學》被重新發現，人們才開始對史詩進行理論上的討論。歐洲的古典學在史詩研究領域積累了深厚的學術傳統。18世紀歐洲浪漫主義運動，開啟了搜集和研究民間史詩的熱潮，促進了人們對史詩的起源、流傳和創作等問題上的探索。19世紀中葉歐洲民俗學興起，史詩作為民俗學的一種樣式，又一次進入現代學者的視野，在方法論上開辟了史詩研究的新時代。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中國史詩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世界文學史上沒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這是十分遺憾的。

20世紀世界史詩研究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受到歷史研究的啟迪，以及分析程序的日益嚴密化，人們對已經積累起來的大量資料進行冷靜思考。英國古典學家鮑勒首創口頭詩歌和書面詩歌的對比研究，重新界定英雄史詩，深入闡發了它的文類意義。1960年代美國學者洛德創立比較口頭傳統研究新領域，揭示口頭史詩傳統的創造力量，確立了一套嚴密的口頭詩學的分析方法。洛德的研究表明，史詩研究不再是歐洲古典學的代名詞，它已經成為跨文化、跨學科的比較口頭傳統研究。1970年代後陸續出現的表演理論、民族志詩學等新學說，充分利用了口頭傳統的活態資料，吸收當代語言學、人類學和民俗學的成果，進行理論和方法論的建構，大大提高了口傳史詩研究的學術地位，使它成為富於創新的領域。

與中國蘊藏豐富的史詩傳統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我們的研究起步晚，理論探討還很薄弱，國際學術影響不大。中國史詩研究學科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它包括研究隊伍的整合、符合現代學術規范的資料庫的建立、規范學術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的逐步完善、研究方向的具體化和系統化等等。從現有的條件和已經開始的工作來看，中國史詩研究正在朝健康的方向發展，前景十分廣闊。

本文以當代歐美學者的史詩學代表著作為線索，以歐洲民俗學歷史、口頭傳承研究歷史和美國民俗學百年歷史為參照系，闡述口頭詩學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學科形成過程，確定它在西方民俗學歷史上的地位，說明它與中國民俗學研究的關聯。僅就史詩研究而言，西方從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開始積累了豐富的學術傳統，中國的史詩研究的大規模展開是不過半個世紀的歷史。我們研究了史詩，但是，這種研究還不是史詩學意義上的學科自覺，表現在多數學者沒有將口傳史詩作為口頭傳承的民俗事象來研究，而是從經典的教條出發，學術研究和民族意識、國家意識形態相互混淆，作家文學研究和口頭傳承研究相互混淆。問題的症結在於，今日的學術是國際化的，而我們對於世界的了解是片面的，我們的學者往往僅靠一本書的閱讀，就敢於借用裡面的理論概念。因此，一家一派的系統研究或可以裨益於學界。因此，有必要對現在國際通行的民俗學方法論和理論，進行全面的介紹和研究，建立新的概念體系，有效利用新的方法，進行規范的學術研究。我國是口傳史詩蘊藏很豐富的國家，口頭詩學理論在這里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首先，我們應該了解帕里—洛德學說的大前提，即它的學術背景。這個問題要從19世紀以來的古典學、民族志學和語言學說起。[1]

古典學以「荷馬問題」為試金石，這也是帕里—洛德口頭詩歌學說的一個根本問題。可是，自古以來對該問題的解釋一直局限於神話學的解釋。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對口頭文化的發現，使得「荷馬問題」成為「口頭傳統」的問題。從此，荷馬問題也成為人們如何看待古代經典的問題。荷馬史詩的神聖性，使得人們習慣於從先驗的觀念出發，認為它是某個先賢的獨創作品。歐洲古典學在過去200年來不斷為如下問題困擾：傳說中荷馬時代是否有書寫？如何解釋史詩的不一致性？如果沒有文字的幫助，如此長的史詩是怎樣被創作、保存的？如何看待關於史詩產生的神話和傳說？如何解釋史詩中不同時代的文化沉積現象，如方言和古語問題。研究表明，荷馬時代是否有文字，這和「荷馬問題」並無關系；將荷馬史詩的作者向前推到前文字的口述時代，這無疑是進步，但是，仍然有一個固定文本的信仰妨礙人們的思想。民間集體創作的思想，催生出多重作者的觀點，短歌說，原型的探尋……這些都沒有觸及到口頭詩歌的本質。公元1世紀：約賽孚斯(Josephus)從荷馬史詩的敘事的不一致性提出了問題。此後，大約1700年間，沒有爭論，除了戰爭和瘟疫。1715年奧比奈克(Abbe d'Aubignac)指出：「實際上並無以荷馬署名的著作，荷馬未曾寫作。如果他未曾寫過什麼，荷馬根本就不存在。」1795年沃爾夫(Fredrich Wolf)挑起十九世紀分辨派(Analysts)和統一派(Unitarians)之間的爭論，一個荷馬和多個荷馬的爭執。論戰雙方陣容之一就是所謂的分辨派，他們炮製史詩的「合成說」。以拉赫曼(Karl Lachmann)為首，他於1816年和1836年提出，荷馬的詩歌由不同的詩人、編輯者，歷經數世紀的創作、加工、編輯，這是從語言學和敘事上的缺欠得出的結果。論戰的另一方是所謂的統一派。該派無旗手。他們是少數派，受到不斷攻擊。但是，攻擊者的論述並不縝密。他們認為史詩為荷馬一個人的畢生創作。爭論的結果分辨派獲勝。帕里遭遇這一漫長論爭的最後一幕，他從荷馬問題為自己的學術起點，繼承分辨派的一些觀點和方法。

語文學是帕里—洛德學說的方法論的主要來源。德國古典語言學對荷馬史詩文體的研究曾經給帕里不少啟發。後來的口頭程式學說的追隨者們大多數是從現代語言學入門的。現代語言學是人文研究的焦心，描寫語言學特別是結構主義，認為語言是一種結構；口頭詩學的研究者強調：以語言和文本作為主要的經驗的現實，研究口頭詩歌的內在結構和功能。歷史語言學的旨趣：在一個傳統之內建立一個意義的連續統一體，有助於對一個語言共同體詩歌傳統的探尋。弗里認為語文學（歷史語言學）為帕里和洛德提供了方法論。1860年艾倫特(Ellentt)和丁策爾(Duntzer)注意到格律和篇章之間的關系。維特(Witte)1912年談到詞的形態學。梅耶(A.Meillet)專論口頭創編問題。[2] 帕里受到他的影響，開始研究史詩的文體。帕里學說汲取了上述所有學者的研究成果，他的許多觀點是從前人的論述里抽離出來的。帕里藉助民族志以完善自己的學說。帕里和洛德1930年代前往那斯拉夫調查，從口頭傳統的現場來驗證自己的理論假設。

民族志為口頭詩歌學說提供了文本之外的可以直接觀察到的詩的現實；事實證明，古典學的實證性研究可以汲取人類學對不同傳統之間的比較研究的方法。拉德洛夫：在中亞史詩研究中觸及口頭詩歌的表演、即興創作、故事的變異、典型場景、俗套子，以比較的方法將活態的史詩傳統與荷馬史詩進行相互比較。穆爾科：他的民族志報告證明南斯拉夫口頭史詩傳統為荷馬史詩的類似物。帕里所仰賴的民族志學者有：拉德洛夫(Radlov)：1885年在他的中亞史詩田野報告中指出，人們從未將表演中的變體視為新的創編。他研究歌手，證明了自己的觀點，提出所謂典型段落說(commonplaces)。克勞斯(Krauss)：1908年在南斯拉夫做過現地考察，他確認歌手運用「俗套」來創作，也靠記憶來表演。熱內普(Gennep)1909年討論了相同的現象。格斯曼(Gesmann)從口頭創作中發現了「創作圖示」(composition scheme)，即講述者擁有一種敘事結構以填補詩行。穆爾科(Murko)：以現代民族志方法調查了南斯拉夫的口頭史詩和歌手，對帕里影響最大，決定了帕里的學時飛躍：傳統的荷馬—口頭的荷馬。[3]

最終，帕里奠定了自己的學說，他改變了古典學界的傳統觀念，使得人們從荷馬史詩的文本看到荷馬史詩的口頭傳統。帕里研究我們今天所擁有的荷馬史詩的文本，他還到南斯拉夫用現地的活態口頭傳統加以驗證。洛德繼承了老師的事業，用比較口頭傳統驗證該學說。洛德調查歌手，經年累月的研究，證明了老師的學說，完成了這一解秘性的研究，於1960年出版《故事歌手》，這一里程碑意義的著作被弗里成為口頭文學的「聖經」。

自從1930年代以來，帕里洛德學說受到來自各個學術領域的挑戰。人們對該學說的可靠性提出了以下的質疑：該理論過於機械，僅僅抽取並研究了史詩的一些片語；該理論是否可以用在民俗學其他樣式中去，還不能肯定；該理論是否針對世界上的所有史詩（史詩是否為世界普遍存在的樣式）？如果是，那麼，該理論還沒有在世界范圍內得到驗證；如果沒有「即興創作」的前提，那麼，口頭程式理論就無技可施。因此，它還僅僅是一種理論，也許它永遠也不會被證明，更不能令所有人滿意。

與反對者的發難相反，口頭程式學說已經運用到世界100多種的語言傳統的研究中，它已經超越了理論的階段。

帕里的口頭詩歌概念為荷馬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帕里認為對口頭詩歌的本質的理解，就是對荷馬史詩的本質理解。帕里認為荷馬問題的解決，必須從研究口頭詩歌內部運作過程開始，獲得與書面文學相區別的知識(lore against literature)。帕里的學術表現了人文研究者的縝密的科學態度：對現象的觀察、假設的確立、以實驗去驗證假設，認定或修正假設的結論。帕里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歌手對傳統的依賴程度，口頭詩歌的穩定性和變異性，口頭詩歌的傳承方式，史詩的素材，史詩與歷史事件的聯系。[4] 帕里資料的採集：史詩的自然環境，即表演的層面：史詩的長度、停頓、創作特點，要求以特別自然的方式演唱的歌。帕里從南斯拉夫歌的文化中採集史詩歌，他的目的著眼於採集者對於表演的重視——真實的表演，這種表演是由歌的文化中的聽眾賦予的。帕里特藏：南斯拉夫史詩文本的資料集，它們是唱片形式和抄本形式保存的文本，它們是南斯拉夫活態史詩傳統的實驗室的記錄。帕里學說的科學性來自於論據的質量。

帕里對口頭詩歌的界定。帕里研究了口頭詩人如何學習、創作史詩歌，以及這種實際存在過程。他認為口頭詩歌是活態的有機體，以程式和主題來構建，他強調歌的每一次表演，即表演中的詩歌創作，口頭詩人屬於傳統，同時又是創造性的藝術家個體。帕里研究了一個獨特的過程：口頭學歌、口頭創作、口頭傳遞，這些幾乎重合在一起，是同一個過程的不同側面。這一過程中沒有固定文本。帕里的研究成為後來20世紀民俗學的一個典型的案例。

帕里的學術貢獻，首先，他發現並論證了「傳統的荷馬」。帕里通過對荷馬史詩文本的語言學解析，發現了傳統敘事單元，如程式、程式律、儉省、跨行接句等。其次，他發現了「口頭的荷馬」，發現了荷馬史詩文本背後的口頭傳統。他認為荷馬對傳統詞語表達方式的依賴程度說明他是口頭詩人；此外，帕里首創了類比驗證的方法，南斯拉夫活態史詩為他提供了口頭詩歌經驗的現實。

作為帕里的學生，洛德的貢獻並不遜色於他的老師。洛德研究口頭傳統敘事歌，他拋棄了「史詩」、「英雄詩歌」、「民間史詩」、「民族史詩」、「大眾」或「原始」的這樣的字眼。他認為術語之戰事關重大。[5] 洛德是口頭詩學奠基人，《故事歌手》是口頭詩歌研究的原創性著作，它以嚴密的第一手田野資料為基礎，以結構主義的共時性的觀照，回答了口頭傳承是什麼，它的結構和功能，它的內部運作機制。《故事歌手》開宗名義說「這是一部關於荷馬的書，他是我們的故事歌手。在更大的意義上，他代表了從古至今所有的故事歌手。」當代南斯拉夫歌手「阿夫多是我們時代的荷馬。」洛德的話揭示出比較口頭傳承的事實。不同民族、不同傳統的平行對比，同時也是貫通古今的歷史比較研究。

口頭詩學的比較方法首先是平行研究的類比方法。通過口頭詩歌創作和傳遞過程的描述，確定可供比較的基本點：語音模式、格律、句法、文體模式、程式和主題以及故事模式。如洛德對回歸歌故事模式比較就是在以下幾個點上展開的：缺席、劫難、回歸、報仇、婚禮。此外還有影響研究的歷史比較方法，如納吉對荷馬史詩與印度梵語詩歌同源格律比較，他採用的是比較印歐語的語言學重建的方法。[6] 他建立了表演、創作和流布三位一體的闡釋學模式，通過對印度活態史詩傳統與荷馬史詩傳統的對比，闡明荷馬史詩形成的演化模式以及荷馬史詩文本化的過程。[7] 柯克(G.S.Kirk)提出口頭傳統生命環的四個階段的假說——起始、創造、重復生產和衰退。[8] 以上研究主要關注共性的比較，後來的學者追尋共性之外的獨特性傳統。每一個口頭詩歌傳統有其自身的特質，並積極的使那些特質並入該傳統的批評模式之中；它包括語言的本質特點，格律和其他韻律學的要求，敘事特點，神話和特定的歷史內容。強調每一個文本的確切特點：口頭的、源於口頭的，演唱中記錄的、背誦的、抄本的、抄本流布的歷史和收集的環境等。[9]

口頭詩歌學說有以下幾個重要的概念[10]：

表演中的創作，這是口頭詩學的核心命題。要理解口頭詩歌的表演，就要從田野作業說起。田野作業反映了口頭詩歌研究的實證主義的特點，它是就活態口頭詩歌的表演而採集證據的過程，這些證據包括研究者在現地、現場記錄的、觀察和研究的、描述的口頭詩歌的現實。我們把這一過程叫做田野作業。田野作業是帕里和洛德學術上的一大特點。他們強調了在口頭傳統文學中挖掘西方文學遺產的神聖性。洛德在巴爾干進行了多年的資料搜集工作，與那些從人類學視野中進入民俗學的人相比，洛德的田野工作經驗並不少。對於人們應該尋求原型的觀點，洛德駁斥說：「我懷疑能否找到故事、歌或史詩中的原型，因為我們要考慮到，在口頭傳統中一個藝術形式的每一次表演，不論是故事還是史詩，每一個歌手都有變異。」人們可以注意到，洛德對於民族志田野工作和這一工作的對象民眾之間的復雜關系的觀點：「詩中一切屬於民眾集體，但是，詩歌本身，特定演唱中出現的程式，則屬於歌手的。所有要素，都是傳統的。但是，當一個偉大的歌手坐在觀眾前面，他的音樂，他的面部表情，他的特殊的詩的版本，在此時此刻屬於他自己。」

田野作業主要是採用民俗學的共時分析的方法。共時與歷時這兩個術語來自語言學。是布拉格學派理論研究之一。19世紀到20世紀語言學分為歷史的方法和非歷史的方法，前者旨在印度-歐羅巴語系的歷史重構，後者為語言現狀的比較研究。為研究演唱中的口頭詩歌，田野工作需要這種共時性的分析，目的在於描述傳統的實際系統。當研究進入傳統深層的組織原則時，即文化的持續性的現實時，歷時的分析是很需要的。語言學重建的方法可以解釋現存傳統中的語言的諸多方面，不然，這些方面是不清楚的。歷時和共時的 分析，二者可以互相補充。

對活態口頭傳統詩歌的共時性的分析表明，創作和表演是同一過程中處於不同程度變化的兩個方面。單純從史詩文本層面不可能觀察到這樣的現實。洛德認為口頭詩歌的創作不是為了表演，而是以表演的形式來完成的。

流布，這個概念是與「表演中的創作」相對應的術語，只有歷時的觀照才能觀察到口頭傳承的流布的特點，它與創作和表演這兩個方面交互作用。流布的模式可以是向心的，也可能是離心的。

主題，最為實用的定義：主題是基本內容單元。主題與社會文化模式相關聯。荷馬史詩的主題，不適合於印度史詩的主題。不同的民俗學樣式有不同的主題學的分析模式。程式是一種相對固定的詞語，它受到傳統的口頭詩歌的主題的支配。程式之與形式，等同於主題之與內容的關系。這一規定的假定前提是，形式與內容在概念上是重合的。帕里的程式定義：程式具有相同步格、表達基本意義，是被有規律地使用的語群。程式和語言本身一樣有萬千的變化景象。

儉約，這是帕里的發現：荷馬史詩的語言是一種自由的表述方式，它具有相同的韻律價值，表達同一種意義，可以彼此替換。這種儉省的規律只有在表演的層面上才能觀察到。

傳統與創新，口頭傳統在表演中獲得生命，此時此地的每一次表演都為創新提供了依次機會，不以人的一直為轉移，任何這種創新都會在傳統中得到明確的承認。統一性與有機體，用口頭詩學的術語來說，荷馬史詩的統一性和有機整體是演唱傳統歷史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凌駕於傳統之上的創作者影響的結果。把史詩的原創者歸功於某一位文化英雄是十分常見的錯誤。現代人的作者概念是帶有個人色彩並強調個性化的詞。

作者和文本，用口頭詩學的術語來說，作者問題由演唱和文本的權威性決定的，由無數次表演之間的穩定性決定的。文本的概念來自於表演中創作這一命題。口頭詩學的主要方面是表演。在創作、表演、流布這三位一體的闡釋學的模式中，關鍵要素是表演。 沒有表演，口頭傳統便不是口頭的，沒有表演，傳統便不是相同的傳統，沒有表演，那麼有關荷馬的觀念便失去了完整性，不僅如此，我們關於古代經典的認識便不會完整。

帕里—洛德學說是20世紀口頭傳承研究的一個承前啟後的理論。帕里—洛德學說本身具有跨學科的意義。帕里和洛德來自美國民俗學的搖籃——哈佛。他們兩人分別代表了哈佛第三、四代的民俗學家。民俗學為帕里和洛德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歷史氛圍，支持洛德提出並形成其博士學位論文，即後來成為口頭文學奠基作的《故事歌手》。在哈佛有四個學科構成了洛德學術生涯的有機整體：古典學 、斯拉夫文學、比較文學和後來形成的民俗學。[11]帕里—洛德學說在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全美通行的民俗學教科書中得到很好的表述。帕里—洛德學說與美國民俗學傳統關系緊密。1888年起美國民俗學形成兩個流派：人文學的民俗學和人類學的民俗學，前者控制大學，後者佔領美國民俗學會。人文學的民俗學家把口頭傳統劃分為各種樣式並加以專門的研究，其范圍為文明社會的民俗，主要為印歐語系民族的語言傳統。代表人物為柴爾德、基特里奇、湯普森、哈特和泰勒等。人文學民俗學家試圖以進化論來民俗事象的起源。他們繼承歐洲民俗學的旨趣，重視故事文本的研究，將文本進行類型劃分和進一步的母題或其他要素的劃分。他們重視文本的採集、注釋和傳播、流布的研究，深受芬蘭歷史-地理學方法的影響。帕里和洛德研究了口頭傳承的創編過程，他們尊重民俗學和民族志的重要價值，重視田野工作。當然也有人至今仍然認為他們僅僅是文學的民俗學家。

帕里—洛德學說在口頭傳承研究中歷史地位是很重要的。18、19世紀「大理論」：歐洲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文化進化學說和太陽神話。20世紀「機械論」的起源研究：芬蘭歷史-地理學方法，地域-年代假設等。文本模式研究：史詩法則、口頭程式理論和形態學方法。結構主義和解釋學方法、精神分析學說、民族志詩學、表演理論等。帕里—洛德學說是20世紀發展起來的民俗學理論，其更大的背景是俄國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的學術範例。研究旨趣：對一種民俗事象而言，它是什麼、如何運作的問題，取代了以前探測其起源的問題。[12] 從口頭傳承研究的學術背景來看，口頭詩學的代表人物，他們研究的是作為記憶手段和傳統參照物的文本模式；他們與普洛普的形態學方法、奧利克的史詩法則，都屬於文本模式的研究。[13] 口頭詩學上承阿爾奈、湯普森的芬蘭歷史-地理學方法，下開民族志詩學和表演理論的先河。

中國現代學者如聞一多、朱自清、顧頡剛、鍾敬文、陳寅恪等, 他們從1930年代起，從民歌的角度研究《詩經》的賦比興問題，涉及口頭詩歌的即興的口頭創作和口的文體形式問題，但是，沒有形成方法論，也沒有得到後人的認真總結。詩經與楚辭等古代經典與口頭傳統的關聯已經被晚近的學界所關注。當然，論者還沒有活態口頭傳統的田野工作的經驗。1974年，美國華裔學者王靖獻出版了詩經研究的博士論文，首次將帕里的學說應用到中國文學的研究中；1980年代揚成志專文介紹洛德《故事歌手》給中國民俗學界；1980年代後期，歐洲學者運用該方法研究中國說唱文學如揚州平話；1997年口頭詩學譯介工作開始：弗里《帕里—洛德學說：口頭創作的理論和方法》、 洛德《故事歌手》翻譯成中文，即將出版，該理論已經被研究者關注和引用。1998年《口頭文學的詩學研究》進入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2000年依據哈佛大學圖書館米爾曼·帕里口頭文學資料庫模式，中國社會科學院建立院重大項目支持「中國少數民族口頭文學資料庫」建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