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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上市工資融資偏好研究

發布時間:2021-03-10 14:18:37

⑴ 為什麼我國上市公司有股權融資的偏好

基本利弊、風險就是上面所述的財務杠桿和股權結構。

以保守的經營理念來講,債務融資應該是處於股權融資之上。股權融資只會攤薄現有股東的股份。
然而,股權融資為什麼受歡迎,基本原因如下:
1. 在股市熱絡時,可以有大的獲利回收
2. 提高企業的知名度
3. 用股權或股票期權來激勵員工,共勞共利
4. 比借債壓力少,無需逐期還債,現金流量管理也較寬松

其實,債務融資也是企業常用的融資方式,只不過很多此類的融資較少報導,當然其融資方式基本有兩種,一為向商業銀行借貸,二為在金融市場發放債券。

⑵ 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融了不用還
因為是國家的非流通股

⑶ 我國上市公司為何偏好股權融資

按照西方財務理論的「啄食順序原則」,企業融資首選留存收益,其次是債務融資,最後是股權融資。而我國的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前有著極其強烈的謀求公開發行股票並成功上市的沖動,上市之後在再融資方式的選擇上,往往不顧一切地選擇配股或增發等股權融資方式。究其原因,主要源於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不合理、股權融資的低成本、股權融資的風險低以及市場運作機制的不規范。 一、股權融資偏好與現代融資理論明顯沖突 西方企業融資首選留存收益,其次是債務融資,最後才是股權融資。是一種「啄食順序原則」。而我國上市公司的再融資順序依次為股權融資、短期債務融資、長期債務融資和內源融資。而且。融資結構中外源融資的比例高於內源融資,在外源融資中。股權融資遠遠超過了債權融資。即我國上市公司存在著明顯的股權融資偏好,與現代資本結構理論存在明顯的沖突。 理論與實踐的巨大差異勢必會給我國的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從微觀面來看,負債比例偏低,使企業不能充分利用財務杠桿,不能使企業價值達到最大。發行新股不僅會降低每股凈收益,引起股價下跌,還會稀釋原有股權結構,從而削弱原股東對公司的控制權。以股權融資為主的企業,股東對企業經理的制約弱於債權融資中債權人對經理的制約,由於沒有債務或債務比例過低,企業就不存在破產風險,經營者就喪失了追求最大利潤的積極性。從宏觀面來看,偏好股權融資使證券市場背負了太多的包袱,股票市場基本上立足於滿足企業的籌資需要,阻礙了證券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也阻礙了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與此同時,也使政府在股票市場上扮演了過重的角色。一方面使得上市公司的審批存在著許多尋租行為,導致上市公司的整體質量普遍不高;另一方面使得股票價格不能正確反映企業的內在價值。 二、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的原因分析 資本市場的作用是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而在我國的現實中,卻存在不計效率,過度股權融資的行為。面對這一事實,人們不禁要問,上市公司為何如此偏好股權融資?1、股權結構的不合理是股權融資偏好產生的根本原因。我國股市設立之初是為國有企業募集資金服務的,因而人為地將企業股份分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其中非流通股占據了絕對的控股地位。這雖然保證了國家對上市公司的控制,但也無情地剝奪了流通股東參與企業管理的權力。眾所周知。非流通股份往往以面值發行,流通股份則採取溢價發行方式,其結果使非流通股東的持股成本遠遠低於流通股東的持股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再融資會使非流通股獲得股權增值。非流通股股東放棄配股不僅不會受到損失,還會提升每股的凈資產,而流通股股東如果放棄配股或增發,往往因除權而形成損失。所以,由非流通股股東控制的董事會和股東大會是不會輕易作出放棄股權再融資的安排的,而大股東的絕對控股使中小股東無力抗衡董事會的決議,難以對公司決策施加有效影響。 2、股權融資的低成本是股權融資偏好產生的直接根源。上市公司的任何一種融資方式都是有成本的。傳統的資本結構理論認為,債權的資金成本低,股權的資金成本高。因為利息費用在稅前列支,債權融資具有稅收擋板的功能,其成本一般要低於股權融資的成本。然而我們發現,在中國證券市場上利用股權融資的成本反而較低。目前我國深滬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大約為30多倍,以此換算,上市公司將其當年盈利的全部作為股利發放,其融資成本不超過3.3%。低於1年期銀行貸款的稅後成本。諸多上市公司多年不分配,即使是一些績優公司也時常不分配,既然不分配,哪來使用成本,頂多發生一些籌資費用罷了。即便分配。分配真金白銀的少,送股、轉增的多。 3、股權融資的低風險是圈錢行為頻發的間接根源。一般來說,債權融資面臨著固定的還本付息的壓力,具有一定的強制性。當企業經營不善時容易引發財務危機或破產風險,由此帶來的損失和破產風險不僅是十分直接的,而且很有可能直接影響管理層對公司的控制。與債權融資相比,股權融資是以股權為代價,不存在強制償還的風險,這使得企業擁有一筆永不到期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資金,尤其是在目前還沒有建立有效的兼並破產機制的情況下,上市公司一般不用過分考慮被摘牌和被兼並的風險。由於股權融資的成本低於債權融資。風險又小於債權融資,使國內企業對資金似乎有無盡的需求,上市之後的配股、增發等也接連不斷,一些公司大量現金在銀行中沉積,尚無用處,卻依然繼續融資。 4、市場運作機制的不規范是股權融資偏好產生的外在根源。股權融資是一種投資方、融資方與市場中介三方參與的行為,而市場三方由於利益驅使而縱容本不合格的融資行為頻頻發生於證券市場。投資者看重的是股市的波動給他帶來的投機收益。而不在乎股利的多少甚至將上市公司發放股利視為利空消息。這樣,股票成了相對稀缺的商品, 「上市」成為一種稀缺的資源。 結語:由於中國證券市場的特殊性,造成了股權融資的成本較低,風險較小,易受到廣大投資者的追捧。上市公司青睞股權融資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但上市公司這種輕視債務融資而偏好股權融資的選擇,並沒有換來公司經營業績的持續增長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改善,無論是通過一級市場首次公開發行股票,還是通過配股或增發再融資的效率都是不能令人樂觀的。因此,上市公司應該未雨綢繆,不應過分依賴股權融資。應積極開展多元化、多渠道的融資方式。

⑷ 我國企業的融資偏好

那是股市不健全才會有股市不用還一說,目前我過絕大多數企業還是以銀行貸款為主,不過從專業角度講,銀行貸款不能叫融資。

⑸ 我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研究 一、 選題的依據及意義: 二、 國內外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含文獻綜述): 三、

這個回去問導師呀

⑹ 我國現在上市公司的融資偏好是怎麼樣的還是股權融資偏好嗎請詳細作答

我國現在上市公司的融資偏好是怎麼樣的?還是股權融資偏好嗎?

上市公司現在融資一般有幾個方向,
一個是增發【分為定向增發和非定向增發】
二是擴股分紅【這是一種變相的擴大公司股本的行為,說是分紅其實是文字游戲,投資者賬面一分錢不會增加或者減少】
三是通過新股上市圈錢。
中國的上市公司一般就按照這幾個步驟圈錢。首先一般都是上市的時候圈一次錢。然後上市後達到一定標准了。就開始增發或者擴股分紅。總之,上市和上市後中國的上市公司都有相應的圈錢手段。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⑺ 可以參考一下你的論文: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問題研究,這篇嗎,謝謝了

可以的,已經寫好了
可以班忙寫一下的

⑻ 我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現狀如何

我只能告訴你 我國公司的融資狀況主要依靠的是股權融資,看你的問題下面所寫的內容,似乎要研究的范圍是內源融資與外源融資問題。我認為,我國股市的ipo基本屬於暴利收入,不夠的話還可以選擇再融資,實在沒必要選擇債權融資。至於你所謂的外源,一則本身作為上市公司直接選擇再融資更為合適不必從國外獲得債權融資;二則如果考慮在國外上市的公司,這種公司要麼規模很大,要麼是我們國家給外人做秀,也沒必要一定要在國外上市。綜上所述,我個人認為你要研究融資結構更應該傾向股權融資與債權融資的結構,而不是內與外的區別。我國股市還有很大的能量供我國上市公司攫取。

⑼ 為什麼中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權融資偏好

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深度解析

中國上市公司融資時普遍首選股權融資,而較少採用債務融資,表現為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例如,中國上市公司熱衷於首次公開發行、過度使用配股額度與價格等。股權融資偏好雖然是企業融資行為的一種,但卻是一種極端的融資行為,而且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已經對其健康成長乃至證券市場的發展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 中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著股權融資偏好,這似乎表明股票融資比債券融資更有利。但是從傳統的融資結構理論來講並非如此,企業發行債券的綜合成本應該更低,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上市公司如此偏好股權融資呢?這構成了中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之迷」。 制度因素 作為中國證券市場發展主要背景的漸進式經濟轉軌,其實質是一場復雜的制度變遷,而證券市場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本身就是這場制度變遷中的一部分。因此,基於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國目前的證券市場尚屬於一種籌資制度而非投資制度安排,中國證券市場上的一些反常行為則可以解釋為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制度建設尚不完善所致。上市公司理所當然利用一切制度許可的方法來合理合法地籌集資金,而置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於不顧。進一步從制度性因素的角度去分析中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的原因,我們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股權融資軟約束。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成本相當低,即使這個很低的成本也沒有硬約束。因為上市公司具有充裕的權益資金,在現有資本市場弱有效與投資理性不足的情況下,股權融資成本是一種軟約束而帶來的軟成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零成本。這些與政府關於股利的政策與規定的缺陷,以及會計制度的不嚴格有關。相比之下,債務融資成本是一種硬約束,而且債務融資中的長期負債成本比流動負債成本又高得多。 第二,股票發行制度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近年來,中國股票市場發行體制經歷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從原來的「額度控制,行政選擇」的審批制過渡到現在的核准制,股票市場的發行體制已逐步實現了市場化。但中國的核准制過多地強調人為因素,而非市場因素,而且中介機構的作用沒有得到實質性加強。這導致了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中的許多問題,如扭曲資源配置、誘發違規行為、增加交易成本等。由於制度慣性的存在,上市公司把配股、增發新股等當成管理層對其經營業績好的一種獎勵。因此,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的經營者不顧融資成本,不創企業價值,而只是為了獲取額度「製造出」好的、符合配股或增發新股的業績。 第三,對上市公司考核制度的不合理。這種不合理,使公司不注重優化融資結構。上市公司的管理目標應該是實現股東利益和企業價值最大化,但中國上市公司的管理及投資者衡量企業經營業績,依然習慣以企業的稅後利潤指標作為主要依據。企業的稅後利潤指標只考核了企業間接融資中的債務成本,未能考核股權融資成本,即使考核也很低,甚至為零。因此,上市公司總是厭惡債權融資而偏好股權融資。這種以利潤為中心的效益會計核算體系已經不能完全反映上市公司的管理及經營業績。 產業因素企業的產業特徵也是影響其融資偏好的重要因素,不同行業的上市公司所面臨的產品市場的競爭不同,而產品市場競爭通過影響上市公司收入來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與融資選擇。 產業因素對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影響 按照生產配置資源原則,資金理所當然地會流向那些經營能力高、業績成長性好的公司。但在增發新股的上市公司中,有一部分上市公司屬於相對成熟、成長性有限的公司,卻符合增發條件,在這種情況下,給予他們增發資格,顯然並不是資金的有效率配置。另外還有上市公司增發新股募集資金的使用問題。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在符合法律法規與信息披露的要求下,原則上,募集資金的使用屬於上市公司自主權的范圍,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的使用以及資產結構的調整要完全取決於股東的意願。但是,在中國證券市場不成熟的情況下,過於寬松的增發約束容易導致上市公司對廣大投資者的欺詐或其他違規行為,管得多了又違背市場經濟的准則,如上市公司由於激烈競爭導致行業的利潤率較低的情況下,即使有好的投資項目也不能融資是一種很大的效率損失。同時,過多地強調募集資金主營業務方向的使用比例,容易導致產業結構固化的結果等。因此,在轉型期的證券市場監管應該持有一個動態調整的政策以適應轉型期的產業組織變化。 中國的產業組織在激烈變化之中,表現出一種利潤率隨企業規模增加的現象。從融資的角度來看,大企業的融資條件更為便利,因而在激烈的競爭中占據了優勢,這表現為大企業可以有足夠資金進行研發、市場開發等。從這個意義上說,產業組織與融資結構之間的互動是影響融資行為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競爭激烈的行業,例如家電行業,一方面,由於競爭的加劇,利潤率越來越低,資金利潤率低於債務利率,如果採用債務融資,很容易陷入財務困境,而且收益不穩定,面對著包括需求不足、消費偏好轉換和同類產品競爭,以及產品快速更新換代的技術風險;另一方面,跨國公司的進入,使得技術進步加快,企業要保持競爭力,需要加大研發的投入,中國企業在研發方面投入嚴重不足,因此企業需要持續投資,開發新產品,升級產品及製造工藝,提高製造效率降低成本,爭奪市場份額。而且研發的投入數量大,風險大。在這樣的競爭環境中,這些行業的企業為了避免陷入財務困境,必然減少債務的融資量。 在競爭激烈、價格戰頻繁的行業,企業當前資本結構將影響後續產品市場競爭能力。高財務杠桿對企業後續投資能力與價格戰的財務承受能力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使得公司處於經營與戰略上的劣勢。僅經營效率高並不能保證企業生存,只有經營效率高兼備與財務資源充足,即財務杠桿低的企業才能長期生存。當前選擇股權融資有助於在盈利能力與現金流下降時,保持再投資能力;更進一步,如果競爭對手選擇股權融資,選擇債務融資可能會促使競爭對手發動價格戰、營銷戰來逼迫企業退出。而壟斷性行業,例如公用事業,產品不存在研究開發、更新換代和市場營銷問題,收益的風險主要來自需求不足,而不是競爭。產品或服務的價格比較穩定,利潤率較高而且穩定,債務融資一般不會導致財務困境。所以這些行業可以用債券融資來支持企業的發展。 產業分布與企業融資行為關系① 以1995-2003年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所有數據除了另有說明外,均來自中國股票市場研究(CSMAR)資料庫。在研究不同行業的融資結構是否存在差異時,選用的數據是2000-2003年的加權平均資產負債率,樣本行業中剔除公司數少於20家的行業。為了使計算結果不受異常值的影響,除了另有說明,我們把總資產負債率大於1的公司和被列為「ST」和「PT」公司,以及資料庫中資料不詳的公司剔除在樣本公司之外。 表1顯示,資產負債率較高的行業有房地產業、建築業、批發及零售貿易業,其平均資產負債率均在50%以上;而近幾年的數據在50%以上的行業有信息技術業;總資產負債率較低的行業有採掘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社會服務業以及傳播與文化產業,這些行業的年平均資產負債率都在40%以下,採掘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最低,這是由於前五個行業為固定資產需求很高、經營穩定的傳統行業,因而負債比率也較低。後兩個行業為投資需求較少的服務業,因而負債較低;其他行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介於兩者之間,即在40%-50%之間。可見,各個行業的負債水平都與其行業特徵相一致。各行業負債的相對水平也大都和Bradley等(1984)對美國的研究相一致,但其中公用事業在美國屬管制行業,負債率較高,而中國的水電煤氣生產供應業卻負債率很低,原因可能在於中國這些行業受管制較少而利潤較高,穩定的高利潤使公司負債較少。 不同行業總負債率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在進一步檢驗不同門類總負債率間的差異性時發現,除了農林牧漁業與社會服務業、社會服務業與綜合類、製造業與信息技術業、製造業與社會服務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水供應業與社會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業與社會服務業、信息技術業與綜合類、批發和零售貿易與綜合類、房地產業與綜合類之間的資產負債率之間不存在顯著性差異以外,其他部門之間的資產負債率均存在顯著性差異。綜上所述,在不同產業結構下、不同財務杠桿下,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差異性顯著。公司所屬行業是決定公司融資結構的一個重要因素,產業特徵因素或是行業因素能夠很好的解釋中國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行為。 股權結構因素 上市公司融資不僅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還受公司股權結構的影響。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呈現出以下幾方面特徵:股權結構相當復雜。上市公司的股份除了公開發行與交易的社會公眾股外,還有內資股與外資股,流通股及非流通股,國家股、法人股、內部職工股及轉配股,A股、B股、H股及N股等區分,且呈現同股不同價、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利等狀況。表2顯示,1995-2003年中國流通股占總股本的比重幾乎沒有發生變化,而且還略有下降。在總股本中還有近三分之二的股票不能上市流通,股權過分集中。 我們用上市公司前三大股東持股比率來衡量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情況。表3、表4顯示了1995-2003年間實施配股的上市公司、1998-2003年間實施增發新股的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狀況以及同期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總體狀況。結果表明:1995-2003年,配股公司前三大股東的持股比率普遍高於上市公司的整體水平,並且大部分配股公司的前三大股東持股比率要高於40%,有的年份的最高值甚至達到90%以上,這表明實施配股的公司的股權集中度相對較高,大股東擁有絕對的控制權。1998-2003年間實施增發新股的上市公司的前三大股東持股比率的平均值普遍要高於上市公司的總體水平,顯示出其股權的高度集中,大股東有絕對的控制權,增發流通股對公司的總體控制權影響不大。總之,配股和增發行為與公司的股權集中度也就是股權結構有一定的關聯性,公司的融資決策顯然基本上由大股東操縱。 中國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權結構影響到其融資行為。因為國有股、法人股、社會流通股與外資股各自有著不同的目標函數,故融資方式偏好也不盡相同,進而影響著上市公司的融資結構。國有股股東占控股地位的企業,在進行融資決策時會根據其自身的目標函數來進行。當與其他股東目標函數沖突時,其控股地位使它們常常會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由於國有股和法人股非流通性,其利益所在不是股票市場價格的上升,而是賬面價值,即每股凈資產,而社會流通股股東只能通過股票市場價格的上漲或股利來獲利。非流通股的轉讓以凈資產為基礎確定,作為第一大股東的政府機構,其目標多重化,行為方式沒有市場化,非流通股股東的財富最大化是以凈資產的大小來衡量的,而發行股票融資的高溢價必然導致凈資產的成倍增加,導致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而債務融資則有定期還本付息的「硬約束」,這將會對它們的經營帶來較大的壓力。因此,國有控股公司對債務融資呈現出較為厭惡的態度,再由於中國上市公司國有控股處於絕對地位,因此上市公司對股權融資的偏好也就不足為奇。 結論與政策建議 股權融資偏好是我國上市公司在其融資過程中受多種因素影響共同作用的非常復雜的綜合結果,影響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制度因素、產業因素及股權結構因素是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產生的最直接,抑或最重要的原因,它們交織在一起,共同驅動了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通過前文分析,我國上市公司存在的強烈股權融資偏好,對公司自身與資本市場產生了一定的不利影響。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否定股權融資對上市公司及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更不能因此抑制股票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及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 目前我們所要做的是如何營造一個良好的上市公司融資的內外環境,規范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使其能夠根據自身特點及發展的需要,合理安排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的比例,糾正其不合理的股權融資偏好,將寶貴的股市資金配置到真正需要資金而又能帶來良好效益,同時給投資者以豐厚回報,我們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調整股權結構。這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結構的必要條件。股權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國有股從大多數企業退出或減少,實現股權結構多元化,但是,股權也不能太分散。許多研究已經表明,在類似中國這樣的對投資者的法律保護不健全的國家,股權的適度集中有助於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而且股權應該集中在以非國有股權為主的機構投資者手中,並使機構投資者持有的股票能夠流通,這既是中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需要,也符合公司治理機制的效率要求。 第二,完善證券市場退出機制。發揮證券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關鍵是要充分發揮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在證券市場中的作用。上市公司不僅有進,更要有出,通過不斷的吐故納新來優化上市公司的結構,從而發揮其資源配置的作用。 第三,完善投資者結構。與機構投資者相比,個人投資者的力量無法與機構投資者相抗衡。在相關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就會導致機構投資者利用資金優勢和掌握的信息優勢操縱市場價格,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因此,必須努力將中國資本市場改造成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這要求我們進一步提高券商實力、構造多元化的投資基金群體引入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等。 第四,健全法制、法規與政策環境。具體工作包括:完善新股發行、配股及增發規則。如規定參與各方的權利與義務、規定只有發放股利的公司才有資格再融資等;加強信息披露管理。加強信息披露管理,構建信號傳遞機制,是降低融資結構優化成本的有效手段,進一步健全相關法規。現有相關法律法規,由於在制定時的條件所限,所涉及的內容都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徵,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部分條例在新的時期已迫切需要重新修訂。

⑽ 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的偏好對貨幣政策的實施有什麼影響

應該分清主次關系,貨幣政策對上市公司融資的影響。利率持續走低的時候發長期債券有利,利率持續走高進行股權融資有利。短期融資適合發短期債券。
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手段,不會受部分上市公司融資偏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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