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請說明金融支持城鎮化的途徑有哪些
國內外發展的歷史表明，推進城鎮化的過程，就是不斷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過程。提高城鎮化水平，可以改善城鄉經濟結構，拓展經濟發展空間，有力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協調發展。 推進城鎮化有利於優化城鄉經濟結構。結構調整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主線。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已經取得成效，但歷史上長期積累下來的結構性問題仍比較突出。加快今後一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進一步加大結構調整力度。世界各國發展的一般規律表明，城鎮化是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結構得到調整和優化的重要推動力量。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也符合這一規律。充分發揮城鎮的聚集效應和輻射作用，可以帶動經濟資源重組整合，引導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城鎮經濟規模的擴大，人口的適度增加，能夠創造出新的消費需求，促進二三產業發展。這樣，就可以帶動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調整。城鎮是聯結城鄉的橋梁和紐帶。城鎮商貿、金融和科技的發展，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有重要支撐作用。城鎮各類農產品加工業、服務業以及多樣化的消費需求，可以有力帶動農村種植業、養殖業、服務業和特色產業的發展，改善農業種植結構、農村產業結構和農民就業結構；反過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又為城鎮經濟的壯大和結構的調整奠定基礎，促進城鄉經濟良性互動、一體化發展。 推進城鎮化有利於為經濟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和持久的動力。市場消費需求是經濟發展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推動力量。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勢頭，必須大力開拓市場、擴大需求、促進消費。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商品供給充裕。但由於絕大部分商品的供給已滿足或超過市場需求，市場約束加大。特別是近幾年來，國內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制約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必須繼續堅持培育和擴大內需。在目前情況下，推進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有效途徑之一。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擴大城市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有力拉動經濟增長。當前農村消費水平低是國內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農村存在著巨大的市場潛力。農村消費水平低，主要是農村增收渠道少，農民增收困難。如果城鎮化發展了，農民收入來源增多了，農民就可以隨著收入的增加而提高消費水平，把農村潛在的市場變成現實的消費需求。因此，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必將進一步開拓城鄉市場，擴大消費需求，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 推進城鎮化有利於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我國農村人口多，人均農業資源水平低，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緩慢，大量的農村富餘勞動力滯留在有限的土地上。這是加快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不把大量的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出來，就不能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就不能有效增加農民收入。推進城鎮化是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重要途徑。城鎮特別是星羅棋布的小城鎮作為地域性經濟文化中心，是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的有效載體。不斷提高城鎮化水平，就可以通過城鎮經濟的發展，創造新的就業領域和勞動力需求，提高吸納農村富餘勞動力的能力。同時，又會帶動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拓展農村就業空間。這就從農業外部和內部為優化農村就業結構，促進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開辟了新的途徑。把有條件的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到城鎮，把一部分農民從土地轉移到非農產業，不僅可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而且可以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 推進城鎮化有利於加強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高農村人口的綜合素質。這是實現城鄉經濟和社會持續協調發展的重要保證。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業科技的進步，對農村人口素質要求越來越高。只有不斷加強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大力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才能全面加強農村小康社會建設。城鎮教育資源相對豐富，文化教育設施比較完善，有開展文化教育的優勢。城鎮科技、教育、文化的發展，有利於促進農村農業科技的普及和應用，為廣大農民學習科技文化知識提供有利條件。
② 財政部為什麼力推ppp為城鎮化融資模式
中國經濟放緩，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下滑，地方舉債被限制，而財政剛性支出不減反增，在此背景下，對於未來幾十年城鎮化40萬億資金的缺口，財政部將解決方法鎖定在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簡稱PPP）
PPP是政府和私人企業之間為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基於具體項目的合作融資模式，適用於具有長期穩定收益的基礎設施項目建設。PPP具有三大特徵：一是夥伴關系，二是利益共享，三是風險共擔。目前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財政部門都專門設立了PPP管理機構，負責推動PPP模式發展，履行研究設計、項目儲備、融資支持、招投標管理、爭議協調等職責。
③ 四川省瀘州市金融支持城鎮化中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有哪些
不容迴避的現實是,雖然金融在支持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從目前情況看,金融助推城鎮化發展尚有很大空間。一方面,金融支持的制度保障尚不完善,比如一些具體實施政策不明晰,缺乏激發城鎮化金融創新活力的相關機制,金融相關的其他政策措施不盡完善,這都影響了金融支持城鎮化建設作用的發揮。另一方面,金融支持總量仍有缺口,存在供需矛盾。目前,城鎮化建設融資方式過於倚重傳統的銀行信貸手段,間接融資居主導地位,直接融資比重較低,僅憑信貸融資難以滿足農村城鎮化進程中對金融產品的多樣化需求,而且降低了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抑制了城鎮化進程的推進。
毫無疑問,金融支持是新型城鎮化穩步推進的重要條件。因此,應盡快調整金融結構使其與新型城鎮化發展要求相適應,並探尋金融支持新型城鎮化的最佳路徑,滿足大規模城鎮化建設的資金需求。
探尋金融支持新型城鎮化的最佳路徑,要著力構建布局合理、分工明確的多層次金融組織體系。金融機構應加大對小城鎮的金融資源配置力度,增加機構網點、人員配置和基礎設施,不斷提高城鎮化建設的金融服務覆蓋面,增強服務對接能力。同時,根據自身比較優勢和經營發展戰略明確市場定位,減少同質無序競爭,開展差異化、特色化競爭。制定與城鎮化發展相適應、能夠發揮自身優勢的特色發展戰略,通過提供綜合的金融服務實現業務和收益的快速增加。
探尋金融支持新型城鎮化的最佳路徑,要著力構建充分動員各類金融資源、適應不同融資需求的多元化融資渠道。根據城鎮化建設的多層次金融需求特點,探索多元化融資渠道,實現以間接融資為主向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並重轉變,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向體制外引入更多民間資本轉變。積極發展債券市場和資本市場,緩解建設資金不足,減輕財政支出壓力。對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推動其在銀行間市場發行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和區域集優票據融資;對資信等級較高的城鎮龍頭企業,推動其上市融資。
探尋金融支持新型城鎮化的最佳路徑,要著力構建能夠盤活沉澱生產要素、破解融資難題的金融產品體系。有序開展土地經營權質押融資業務,探索更多土地資本化方式,充分利用城鎮化進程中的土地增值集聚金融資源;積極開展供應鏈金融、中小企業股權質押貸款、應收賬款質押等金融產品,激活城鎮化建設中的產業鏈、銷售鏈各個環節的閑置資產;探索環保金融,圍繞城鎮化中的碳減排量、污水減排量等開發碳金融產品。針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創新滿足農業產業化發展的信貸產品,大力運用林權抵押貸款、訂單農業貸款等信貸新模式,促進農業規模經濟效益的提升。
探尋金融支持新型城鎮化的最佳路徑,要著力構建有利於金融支持城鎮化建設的體制機制。在構建有利於支持城鎮化建設的金融生態環境同時,要構建金融支持城鎮化建設的正向激勵機制,即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激勵引導作用,引導銀行機構將更多資源投向城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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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如何解決城鎮化建設多元化投融資
圍繞著新型城鎮化的進程，包括農民進城的成本、市政基礎設施、道路、醫院、保障房等都將產生巨大的資金需求，也鮮明地提出了一個問題——新型城鎮化建設，錢從哪裡來？一直以來，土地財政就是各地城鎮化建設的主要資金來源。但是，一方面土地財政飽受詬病，會加大金融風險；另一方面，新型城鎮化建設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僅僅依靠土地財政來滿足城鎮化在建設和維護方面的資金需求，不僅難以做到而且也是不可持續的。到2030年，將有10億人生活在城市，如何讓這些人生活得更加有質量、更加有水準，迫切需要有效的資金匹配機制來加以實現。在解決城鎮化「錢從哪裡來」的困境中，「政府引導、多元化投融資跟進」將是應有的題中之義。
⑤ 如何發揮金融業在支持中國城鎮化發展中的作用
城鎮化是十八大部署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戰略之一，也是我國未來最大的發展紅利與增長引擎。城鎮化對擴大消費和投資需求、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等具有重大意義，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是未來一段時期各級政府的重要任務。城鎮化過程中的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公共服務、促進區域經濟發展、農村勞動力轉移等都需要大量資金的支持，但地方政府財力很難滿足如此巨大的資金需求。因此，認真貫徹落實十八大精神，發揮職能作用全力支持新型城鎮化建設，充分發揮金融業的資金融通功能和優勢，對推進城鎮化發展意義重大。
近年來，城鎮化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金融內生於經濟，其自身的特點決定了金融只能按照市場經濟規律支持城鎮化建設，而金融機構追求盈利目標和城鎮化建設的社會效益存在矛盾。在我國金融資源相對稀缺的背景下，金融支持城鎮化建設必須找准著力點和切入點。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我國的城鎮化建設進程正逐年加快。而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城鎮化建設自然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城鎮化建設作為新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主要戰略選擇之一，實現其預定目標有賴於相關政策的配合和支持，其中金融政策市必不可少的。 （一）當前金融支持城鎮化建設存在的難點問題
1、 金融業逐利性和城鎮化建設的社會性存在矛盾。城鎮化建設對於提升內需、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改善民生、拉動投資和促進經濟增長有著積極的社會意義。但是城鎮化建設所涉及的大多數項目和中國人壽保險業追求盈利的經營宗旨存在矛盾。所以，保險業也要擴展信貸及同銀行業務攜手做好城鎮化的建設。城鎮化建設首先要保證基礎設施的完善，但是基礎設施中有很多項目不符合保險業投資要求，如城市垃圾處理、廢水處理等公益性項目，基本不產生現金流，需要政府財政補貼或者提供政策優惠維持經營，因此還款來源較難保障。
2、 城鎮化建設中項目承貸主體難落實。城鎮化建設以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建設為主，承辦單位主要是地方政府的相關主管部門，這些部門不具備承貸主體的資格。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地方政府不得向保險業借款，而地方政府通過創新融資方式組建政府投融資平台作為承貸主體。
3、 金融機構市場定位與城鎮化戰略存在矛盾。一是一些政策性保險公司如中國人壽保險股份公司，金融政策界定不清楚，服務范圍寬泛化，政策性引導作用發揮不充分，對區域經濟、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和城鎮化功能完善支持力度不夠。相反，一味地追逐利潤最大化，在信貸投向上出現商業化的趨勢，依靠政策性金融支持城鎮基礎設施建設、重點項目建設的功能相對弱化了，不利於城鎮化戰略的實施；二是長期以來各金融機構實行粗放式經營，追求點多面廣、機構層層下設，即便是在一些金融資源匱乏的偏遠鄉村，農村人壽保險公司、平安保險公司甚至一些其他的保險公司紛紛設立機構，竟相搶拉投資，導致低效率勞動、無效勞動。與此同時，城鎮的網點布局不合理，服務功能不完善，以城鎮化建設帶動農村發展的金融組織體系和服務網路未真正的建立起來。三是採取因噎廢食的做法，為了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眾多的城市大型保險公司下設農村保險所，不利於把握保險公司的性質和服務的方向的，減弱了對城鎮中小企業和個體私營客戶的投資，不利於城鎮經濟發展和城鎮規模的壯大。
4、 在城鎮化建設中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總體不高。目前，金融資源過多地集中、流入大城市，
有的省會城市的存貸款已經佔到全省的一半以上，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建設資金卻較為缺乏，沒有充裕的資金作為物質基礎，不利於城鎮化過程中不同規模的城市與城鎮的和諧發展。而對於資金集聚的大城市而言，其信貸資金分布也呈現出許多不合理的現象。一方面，金融機構之間只是競爭對手，不是合作夥伴，資金畫地為牢，銀團貸款形式很少出現，資源集聚度不高，另一方面，貸款趨同現象十分普遍，各金融機構競相盲目的把大量信貸資金投向相同的大項目、大企業，造成低水平重復投入，降低了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這樣真正需要信貸資金的項目或企業的融資需求卻得不到滿足，自然不利於城市建設中小型基礎項目正常的資金供給與配置，不就不利於城市的全面可持續、協調的發展。
5、 金融服務功能還不完善。金融信息網路建設與發達國家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一些金融機構尚未實現不同城鎮之間業務的聯網和異地存取資金。金融服務手段還是以傳統的投保業務為主，咨詢、結算、代理等中間業務發展緩慢，金融創新能力不前，隨著我國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居民在金融需求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多。對於目前城鎮化發展中不斷出現的新的金融需求，例如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財務顧問。投資銀行業務、基金託管，保險業等新型業務的需求，我國保險業的金融服務功能還十分有限，尚不能緊跟時代的發展，不斷滿足這些新穎的金融需求，因此也不利於我國城鎮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
6、 完善我國城鎮化進程中金融支持作用的策略分析。
第一，優化金融市場結構，推行融資證券化。市場經濟經濟發展客觀上要求金融市場結構優化，進行融資證券化，其理論根源在與：
（1）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居民儲蓄佔主體地位。人們對投資工具的選擇呈現多樣化，投資者不僅需要安全性和流動性錢的投保存款，也需要風險大但收益高的證券：
（2）融資證券化相較於以保險為代表的間接融資具有更強的利益約束能力，這種硬約束的融資方式在約束機制方面更能體現市場經濟的一般要求。而以保險信用為主的間接融資時一種軟約束性用：
（3）融資證券化對於整個經濟具有重要的制度創新功能。有大量低成本的資本供給無疑是發展我國經濟和推進城鎮化必須解決的問題，通過融資證券化推動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在資源配置中引入市場機制，由此獲得的增長效應要比單純地引進外資中得到的更加明顯。因此我國必須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擴大證券化融資在融資總量中的比重，逐步改變目前間接融資比重偏大的金童市場結構。
首先，通過不斷加快構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結合金融工具的創新，以拓寬融資渠道來推行融資證券化的進程。
其一，應進一步大力發展主板市場。股權分置改革的順利完成，使主板市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工行、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等一批大市值公司相繼上市，不僅市場規模大幅擴張，上市公司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市場功能進一步發揮。
其二，堅持不懈地發展中小企業板。中小企業板自2004年設立以來得到了較塊的發展，制度創新力度不斷加大，已成為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完善金融組織系統以民營企業為主的中小企業是發展市場經濟，推動城鎮化的一個主要推動力。因此，我國要擴大城市規模，提高城市質量和縮小城市發展差距，必須建立中小企業融資體系，為中小企業提供有效的融資渠道。支持中小企業做大做強，中小金融機構是最適宜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融資的金融組織形式。發展中小金融機構，首先必須通過制度供給，改變不利於中小金融機構發展的政策，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促進和扶持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如實行有差別的金融機構設置管理辦法；改變市場准入條件，為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機構打開方便之門；應該在投保利率、資金來源和運用渠道、業務創新等方面為中小金融機構提供優惠政策；其次，科學合理地規劃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的設立，填補國有人壽保險基層分支機構撤並後留下的服務空白。在規劃時應把握好中小保險公司與國有人壽保險公司的市場定位，做到取長補短、優勢互補、良性競爭、廣泛合作。在發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組織，直接為中小企業發展進行融資服務。同時改革和發展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使其更好地為發展農村經濟服務。
(三)鼓勵多種形式的城市建設融資方式
首先，要加大財政投入，把財政支出的重點放在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公益性項目上，並充分發揮財政投資的杠桿作用，通過部分投資、貼息、信貸擔保和減免稅等多種方式來吸收全社會投資；
其次，應實行建設投資的多元化、市場化、規范化，發揮各類投資者、經營者共同建設城市的積極性。在項目建設上，鼓勵招商引資。在堅持項目資本金制度的原則下，鼓勵金融機構進行項目貸款、固定資產貸款、地方政府貼息貸款；
再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金融機構應放寬向城鎮基礎設施貸款的限制，適當安排一定比例的城鎮基礎設施建設資金與發展中長期貸款。
（四)各金融機構應找准切入點，加大支持力度各金融機構要在堅持三性原則的前提條件下，根據自身的業務特點，積極探索並找准支持城鎮建設的切入點。中國人壽保險、城市保險業及股份制保險業應主要在健全城鎮功能和發展城鎮社會服務中尋求商機，重點解決距離中心城市較近的衛星鎮的金融需求，如交通、 能源、信息、防災減災等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城鎮居民住房消費、教育消費、耐用消費品需求及企業化運作方式的污染綜合治理需求等。 中國人壽保險和農村保險所主要在發展城鎮經濟、促進社區服務水平提高上開展金融服務，同時積極支持面向城鎮社區服務的各類服務機構，特別是有需求潛力和就業容量大的服務業，促進城鎮第三產業發展。當然優化工業結構、提升產業素質和競爭力，是城鎮經濟上規模、上水平，增強發展後勁的重要途徑。並且小城鎮在一定時期內重點發展有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和為中心城市配套的工業，吸收中心城市轉移出來的加工業，對此，金融部門應積極支持。對於新成立的農村經濟實體和組織，金融機構應引導其在建制鎮中落戶發展。
（五)把握金融需求變化趨勢，提高綜合化和個性化服務能力隨著我國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城市人口數量、質量隨之提高。居民在金融需求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多。一是金融需求呈多樣化趨勢。中國人壽保險公司要把握這一發展趨勢，加強與證券、銀行、投資基金等其他相關行業之間的合作，滿足客戶多方面的金融需求。在做好傳統業務的同時，積極開拓網路結算與服務、股票質押貸款、證券資金結算、資產管理、財務顧問、投資銀行業務、基金託管等業務領域，增加保險業的綜合服務能力。 二是居民的金融需求呈個性化趨勢。要適應金融需求個性化發展趨勢，中國人壽保險業就必須加大金融創新力度，提高個性化金融服務的能力。因此，中國人壽保險業要積極跟進市場，掌握客戶需求，實施和完善以市場和客戶需求為中心、以優質服務為宗旨的客戶經理制，加大培訓力度，培養一批懂金融、證券、銀行、基金等多種業務的綜合金融理財師，不斷進行業務重組、內部結構重組、保險業與市場關系重組、保險業與同業關系重組，建立個性化的服務營銷和產品創新機制，為客戶量體裁衣地提供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提高自身的市場競爭力。 可以肯定的是，城鎮化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如何挖掘這種潛力？更多人意識到目前城鎮化的核心不再僅僅是土地的城鎮化，更是人的城鎮化。要實現這一目標，既需要土地、社會保障、公共服務以及金融的支持，也需要它們的調整以適應新型城鎮化的需要。通過調整尋找支持城鎮化的切入口，抓住發展新機遇成為包括金融在內的許多行業的目標。毫無疑問，金融支持是城鎮化的必要條件，金融也會在助推城鎮化進程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某金融機構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對於金融機構來說，城鎮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並存。」
作為保險業的員工我們，應在上級領導的正確領導下，緊密圍繞保險業務發展的工作中心，把保險業務工作融入經濟的業務建設、思想建設、隊伍建設和績效管理中，以「三個確保」為目標，努力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不斷完善服務體系，開創我公司保險工作的新局面。我們的主要做到以下：
夯實基礎，強化培訓我公司營業部始終抓好業務員的培訓工作為基礎作用，加大開發各大企業的保障作用， 加強城鄉統籌，服務於城鄉一體化發展。在遼**鎮化發展進程中，中國人壽保險公司要圍繞四個關鍵領域，積極提供保險保障和多種金融服務。與各大銀行的網點和溝通，全力保障公司業務的發展，把監督貫穿於公司各項工作業務中，加大懲罰力度，確保各項工作廉政到位，構成「不敢為」的監督防線。這樣才能是金融業的發展得到更有利的保障。建立個性化的服務營銷和產品創新機制，為客戶量體裁衣地提供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提高自身的市場競爭力。
在新的時期，我們將緊隨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繼續嚴格貫徹國家產業政策，繼續積極參與公益事業，通過組織員工開展愛心捐建、愛心助學等活動，支持農村改善人畜飲水環境和留守兒童的學習生活條件。積極維護地方金融秩序，切實藉助廣覆蓋的機構和網點，開展保險知識和金融產品下鄉進村活動，向農村地區普及保險知識，幫助農戶更加熟練地使用保險產品，提高保險產品在農村的認知度和使用率。積極與地方政府推進信用村建設，加強與金融同業協作，共同防範地方金融風險，打造良好的農村誠信環境。
⑥ 銀行怎樣把握城鎮化建設帶來的商機
據此速度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將超過60%。 城鎮化的快速發展給銀行業務拓展帶來了巨大的市場機遇，銀行業也為城鎮化建設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撐，與此同時城鎮化的迅猛發展也不可避免地給銀行業帶來了相應的金融風險。因此，把握機遇、提供支持、防範風險，成為銀行業在城鎮化建設中開展業務的重要著力點。 城鎮化將給商業銀行帶來較大發展機遇。從產行業層面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土地和房地產開發領域、產業升級和集聚領域、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以及個人信貸業務領域方面，城鎮化建設都將給商業銀行帶來巨大商機。從區域層面講，城鎮化程度相對不足的中西部地區必將成為城鎮化建設的重點。商業銀行在信貸資源的區域配置上，可向中西部地區發展條件較好，正在或可能形成新的城市群和新的增長極的區域適當傾斜。 面對城鎮化建設帶來的種種商機，當前銀行業需要著眼長遠，把握機遇，加快對城鎮化建設帶給銀行業務拓展影響的分析研究，抓好統籌安排。根據當前我國城鎮化建設的總體趨勢，充分發揮銀行信貸資金的巨大作用，為城鎮化建設提供更多更優質的金融支持和服務。 首先要進一步加強城鎮基礎公共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基礎設施建設是城鎮化進程中涉及面最廣，種類最多，經營形式最多樣化的環節。這些建設項目大都具有資金需求大，建設周期長及風險相對較小的特點，商業銀行應當爭取抓住此類項目機遇，拓展自身業務。 其次銀行業應積極推動城市土地經營管理及城鎮房地產開發，為政府城市經營戰略提供支持，加快發展住房信貸業務，促進信貸結構的調整。第三，銀行業應立足加快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提高城鎮工業化進程。第四，銀行業要積極發展個人消費信貸業務。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消費目的、消費行為、消費結構及消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而為商業銀行開展個人消費信貸業務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最後，各商業銀行應加快金融業務創新，適應城鎮化投資融資體制改革需求。 城鎮化建設為商業銀行加快業務發展提供了很大的市場空間，但市場在產生機遇的同時往往也會帶來相應的風險。銀行業是高風險行業，商業銀行必須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同時做好市場拓展和風險防範。首先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類項目貸款的風險防範，同時高度關注房地產過熱可能產生的經濟泡沫現象，密切關注房地產行業可能潛在的金融風險。此外在中小企業貸款方面，要加強對其信貸政策的分析研究，切實引導信貸資金投向，防止盲目投入帶來的風險。在消費信貸領域，要積極建立健全消費貸款的風險防範機制，完善消費信貸風險管理制度。
⑦ 錢從哪裡來城鎮 化是如何走過來的
本文選自《新型城鎮化融資與金融改革》一書，全書圍繞投融資方式及財政、金融體系改革展開研究，探縮適合我國城鎮化發展的融資體系建設路徑。該書由巴曙松教授、楊現領博士所著，於2014年12月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發行。網路百家將陸續為讀者摘錄書中精彩內容，本文為該系列讀書筆記第四期。
城鎮化融資體系從計劃經濟時代統一撥付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的多種融資方式並存，經歷了60餘年的發展。財稅制度和政府的收入支出緊密相連。城鎮化建設主要包括基礎設施建設、一般公共服務和保障房建設等內容。保障房建設是商品房改革之後地方政府的支出項目，而基礎設施建設和一般公共服務在一般由地方政府財政進行支出。地方政府支出包括很多方面，根據統計局數據，地方政府需要對教育、醫療、救災、交通等22個項目進行支出，而這些支出都需要對相應財政收入進行支撐。中國的財政收支體系經歷了大致三個階段的發展，每個階段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結構也決定了地方政府對於基礎設施建設、一般公共服務和保障房建設等支出的規模已經配套的融資方式。本章從財政體系的發展脈絡出發，對各個時期的稅收和支出項目進行系統化的梳理，進而對比地方政府的城鎮化支出和相應收入以及融資方式。
1949～1978年
從1949建國至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在這一階段，城鎮化融資以財政撥付為主要手段。中央通過指令性的計劃和投資，價格管制，稅收集中和金融統一來確保計劃經濟的運行。在這一時期，城鎮化建設基本上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支配，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經濟建設計劃的執行者。因此，地方政府在這一階段並不是城鎮化建設的責任主體，而這一漫長時期城鎮化建設的方式則主要是財政撥款。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財政和城鎮化建設的主要特徵是中央高度集權。1950年至1968年採取的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1951年至1957年採取控制支出的分類分成的財政制度；1958年採取的不控制支出的分類分成的財政制度；1959年至1967年，1969至1978年採取都是總額分成的財政制度。在統收統支的制度下，國家的財政政策和相應辦法都由中央統一制定，地方政府的一切收入全部上繳中央；地方所需支出由中央逐級撥付。分類分成是一種財政收入分配形式，主要做法是將地方財政收入劃分為三類：中央財政固定收入，地方財政固定收入和中央與地方共享收入三類。在「一五」期間，中央收入佔全部預算收入的80%，而占預算支出的75%（劉小川，2008）。
在1978年以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財政制度主要是以統收統支為特徵。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計劃經濟的時代，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在經濟管理還是有一定的自主權利，而不完全是中央經濟計劃的執行者。這些基層政府在經濟管理上的許可權，和1958年短暫的不控制支出的分類分層的財政制度是緊密相關的。這個時期短暫的財政分權，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啟動的財政分權做了經驗上的鋪墊。事實上，雖然1988年的財政包干制度賦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權，但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至1994年分稅制改革中國的財政制度基本上延續了78年以前的體制。另外，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地方政府通過債務進行融資嘗試；而中國建設銀行的設立以為地方政府以銀行貸款為融資手段做了金融機制上的准備。在這一時期，雖然經歷了幾次財政權力的下放與上收，但總體維持了中央統一領導的基本格局。地方政府主要是中央經濟計劃的執行機構，地方政府對經濟建設的管理范圍和許可權都非常有限。
自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對於城鎮基本建設資金主要實施的是無償撥款管理體制。在這一時期，經濟建設通常占財政支出的40%左右。經濟建設支出主要包括基本建設支出、流動資金撥款、企業挖潛改造資金、新產品試制費、地質勘探費等等。其中基本建設費用支出又在經濟建設支出中佔主要比重。這種高額的經濟建設撥款支出，對整個財政收支和國民經濟運行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由於經濟建設在國民經濟中的首要地位，在有些年份甚至會出現優先確定基建盤子再安排其他支出的現象。經濟建設佔比也因此出現了較大波動的特徵。對於基本建設的財務管理體制，中央也進行過不同的嘗試。1954年成立了中國人民建設銀行，隸屬財政部，專門負責基本建設貸款事項。1958年，中央實行了投資包干體制。在投資包干體制下，建設部門和單位統一掌握基本建設投資。建設資金如有結余，可以自行安排。同年，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被撤銷。但是這種不控制支出的包干體制施行了一年。在1962年，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恢復；1970年建設銀行被並入中國人民銀行；1972年再次恢復。在這一時期，經濟建設投資的責任和權利脫節，缺乏相應的責任主題和約束機制。建設銀行只是負責辦理財政撥款的部門，也有一定監督只能，但是不是現代意義的商業銀行也不是投資的責任主體。由於經濟建設的部門和單位只是中央計劃經濟的執行部門，也不會考慮基本建設投資的風險，因此這一期間基本建設突出規模失控。
「一五」和「二五」時期，中央對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不重視。優先發展基礎的生產設施，城市基礎設施投資佔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從「一五」時期的2.13%和下降到「二五」時期的1.96%。1963年國務院規定大中城市是工商業附加稅、公共事業附加稅和房地產稅，統一劃歸市財政，作為城市維護三項費用，用於城市的公共事業、公共設施和房屋維護保養支出。文革期間的基礎設施建設基本上出於停滯狀態。在1978年，另外開辟了城市工商利潤的5%作為城市建設基金，由此，城市維護三項費用擴大成為四項費用。
1978～1994年
1978年至1993年這一時期以財政包干體制下對多種融資方式進行探索為特徵。在金融市場改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對地方債券和銀行貸款等等融資渠道進行了初步探索。但是財政包干體制下地方政府收支較為平衡，並未產生通過金融市場為城鎮化進行融資的實質性需求。
從改革開放至1993年底，這一時期財政體制的主要形式是「大包干」。地方政府不完全是中央政府的執行機構，而是擁有了更多的自主權。與計劃經濟時代相比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權，可以分為幾個方面。第一個是計劃權力的下放。很多政策的制定權包括經濟計劃減少的范圍，商品價格的制定，籌建新企業等等都從中央下放到了地方。第二就是固定資產投資管理許可權從中央下放到了地方。對於生產性項目，地方政府審批金額的上限得到了提高；對於非生產性項目，原則上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審批。第三就是財政體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在財政的收入和支出上擁有了更多的支配權，財政收入和支出逐漸開始統一起來。第四就是金融分權。1983年開始商業銀行和中央進行了分離。銀行的地方分支機構一方面受上級部門領導，另一方面受當地政府領導。地方政府對銀行分支機構的人事任免權對銀行地方分支機構的信貸決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總的來說，中央對基礎設施建設責任和財政收入支出許可權的下放，使得地方政府成為城鎮化建設中的投資和融資責任主體。而伴隨的國企改革和金融市場改革，為多種融資方式的探索提供了充分的市場背景。
1978和1979年是改革開放後財政改革的兩年調整期。1978年12月中共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拉響了號角。根據會議決議，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一九七九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會議指出，現在中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由於多年積累的經濟體制問題，很多歷史遺留問題需要解決。而百業待興的局面也要求中央將財政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改革的突破口。1979年財政部成立了體制改革小組，在江蘇試行了「全額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變」的財政管理體制；在四川試行了「劃分收支，分級包乾的財政體制」。這一時期雖然中央對地方下放了財權和事權，但是財政打包天下的局面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從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的角度來說，還是主要以財政撥款為主。但是可以發現預算外投資呈現出穩步增長的趨勢，這一趨勢和隨著金融市場改革而逐步拓寬的融資渠道緊密相關。
經過兩年的准備和探索，1980年2月國務院出台了《關於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財政管理體制的暫行規定》。這個分級包乾的財政體制俗稱為「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分灶吃飯」財政體制出台不僅僅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讓權放利的改革要求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也是為了緩解中央政府財政支出的壓力。從1980起至1994年分稅制改革，財政體制有所調整，但是中國財政管理體制總體上屬於「分灶吃飯」體制。從財政體制改革的角度來說，這一時期可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1980年到1984年「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體制；第二個階段就是1985年到1987年「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體制；第三個階段就是1988年到1993年「多種形式包干」的財政體制。和1978年之前計劃經濟時代的各種不同財政體制嘗試不同，其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財政格局，為打破計劃經濟體制打開了局面。這次體制改革分為「劃分收支」和「分級包干」兩個層面。所謂劃分收支，是指明確的劃分中央和地方的預算范圍。劃分收支不僅僅從收入上將一部分國家預算收入劃為地方固定收入，也從支出上通過企事業單位的隸屬關系來確定中央預算支出和地方預算支出。地方基本建設支出和社會於公共事物支出等等費用劃歸為地方支出。這些支出後來構成了地方城鎮建設資金需求的主要成份。
從1979年至1985年。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徵是基礎設施建設的稅收融資渠道得以逐步的發展和擴大。1985年起，原四項費用中的工商業附加稅被取消，四項費用中的其他三項繼續作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來源。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城市工商利潤的5%留成從費用改稱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稅。1987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強城市建設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要拓寬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渠道。根據該通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要逐步實行有償使用，對的確是生產、生活特別急需而地方政府又難以解決融資問題的公共設施，要實行多種渠道融資的方式。從1986年至今，城市建設基金的來源主要有7個渠道,包括財政籌集、資源補償籌集、政策性籌集、信貸籌集、利用外資、市場籌集、和自籌資金。其中財政籌集主要就包括城市維護建設稅、公共事業附加稅、各級政府預算內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撥款、中央和地方財政的專項撥款。財政籌集資金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來源的比重逐年降低。
1985年3月21日，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實行「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管理體制》，開始了一輪新的稅制改革。這次財政體制改革是在兩次「利改稅」的基礎上進行的。通過「利改稅」，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利潤分配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政府的財政收入開始主要依靠稅收，而不是國企的利潤上繳。中央和地方主要根據中央預算固定收入，地方預算固定收入和中央地方預算共享收入來對基於「利改稅」後的種子稅種對財政收入進行劃分。從1978至1993年以「分灶吃飯」為主要特徵的財政體制下，中國整體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中央也通過不斷的調整對這一時期的財政制度進行改建，但是這一時期經濟依然帶有很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政府和國企的關系仍然錯綜復雜，分級包干體制的收入劃分仍受行政隸屬關系的制約（高培勇，2008）。俞光遠（2009）認為這一時期的財政體制在如下三個方面促進了新一輪更加全面的財政體制改革。第一是財政包干體制限定了上繳中央的財政數額，導致了中央財政收入連年下降，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1980年至1993年，國家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從25.7%下降的12.6%。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從24.5%下降到22%。這導致中央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大幅度降低，極大的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第二是財政包干體制還助長了地方的重復建設和經濟封鎖，對形成全國統一市場以及經濟結構調整造成了不利影響。第三是1988年以來的多種包干制度，使得財政體制繁復，不利於規范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地區之間財政收支不平衡，影響地區經濟均衡發展。這幾點原因成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主要動力。
1994至今
1994年至今，中國的財政體制主要是分稅制。分稅制改革的根本原因是進行稅制的市場化改革，而直接原因則是中央財政收入自1985年連年下降。分稅制改革後中央上收財權下放事權，導致地方政府收支不平衡而逐漸依賴土地融資、債務融資等市場化融資手段。
1992年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目標，稅收制度也進入了全面改革的階段。1992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了中國稅收制度改革的原則和主要內容。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並於1994年開始實施。從此，中國財政體制進行了根本性的調整，全國開始統一實行分稅制的財政體制。根據該決定，分稅制的基本原則為，「按照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劃分，合理確定各級財政的支出范圍；根據事權與財權相結合的原則，將稅種統一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並建立中央稅收和地方稅收體系，分設中央和地方兩套稅務結構分布征管；科學核定地方收支數額，逐步實行比較規范的中央財政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級預算知道，硬化各級預算約束。」
分稅制改革主要分為分事，分稅和分管三個層次的含義。分事是指各級政府對社會經濟管理權進行劃分，並據此確定各級政府的預算支出；分稅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按照財權於事權相統一的原則將稅收收入劃分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三個來源；分管是指建立中央和地方兩級稅收征管體系和金庫體系，分別負責中央和地方的稅收徵收和管理工作。
與此同時，中國的稅收體制也進行了一次全面改革。稅制改革分為如下幾個方面（俞光遠，2009）。第一是全面改革了流轉稅制，形成了以增值稅為主體，消費稅和營業稅並行的流轉稅制。第二是改革了企業所得稅制，所得稅對國營企業、集體企業和私營企業不再進行區分，將對各個類型企業分別徵收的多種不同所得稅統一的合並為企業所得稅。第三是改革個人所得稅制。降對個人徵收的收入調節稅和面向外國人的個人所得稅以及個體戶的所得稅統一合並為個人所得稅。第四是對其他工商稅制也進行了改革。這次改革將原有的27個稅種減少至23個稅種，對稅制了進行簡化，提高了稅收管理的效率。在這次稅制改革之後，一個能夠適應中國市場經濟體制需要的稅收制度框架建立起來了。中國的財政收入也得到了穩步的提高，從1994年至1999年，中國每年的財政收入增加一千多億。
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和支出是分稅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自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政府以1992年通過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指導，劃分了政府性投資和社會投資的邊界。將投資劃分為公益性投資，基礎性投資和競爭性投資三大類。公益性項目的投資劃分為中央和地方政府項目，而基礎性項目投資以政府為主，並廣泛吸引企業和外資參與投資。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政府財政主要承擔國家安全、外交、調整國民經濟結果、協調地區發展、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社會事業發展等事務支出。地方需要承擔地方行政管理費，公檢法支出，地方統籌的基本建設支出，地方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新產品試制支出，支農支出，城市維護和建設經費支出，地方文教衛支出，價格補貼支出等等。
分稅制一方面提高了全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另一方面提高了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在分稅制以前，財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財政收入基本上是固定的；實行分稅制以後，地方政府的理財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分稅制也成功的規范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間的財政關系，明確了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主體地位，中國財政總收入在分稅制改革之後也得到了迅速增長。1998年全國的財政收入是9863億元，是1993年財政收入的2.27倍。1993年中央的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是22%，到1994年上升為55.7%。中央政府收入比重提高意味中地方政府收入比重的降低。地方稅收體系在很多方面還有待完善。除營業稅以為，地方性的稅收收入主要屬於零星的小額稅種，且各稅種之間缺乏內在的互補性，使得縣鄉兩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不夠穩定。另外地方稅的立法權和很多地方稅的減免權都集中在中央，集中的地方稅管理模式不利於其適應各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差異。分稅制改革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動的稅制改革，通過改革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提高了中央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轉移支付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地區間的經濟差異。但是分稅制改革所帶來的財權上收和事權下放加劇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困境。具體而言，城鎮化融資問題一方面來源於快速增長的城鎮化融資需求，另外一方面來源於地方政府自身財政收入積累緩慢。
快速增長的城鎮化融資需求加劇了地方政府通過財政進行融資的壓力。分稅制以後，中國地方政府成為城鎮化建設的投資和融資主體。如前所述，分稅制改革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比例，同時減少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比例。但是由於地方政府事權擴大，財政支出也不斷增多，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2008年，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53.3%，比1993年增加了31.3個百分點。但是中央政府的財政總支出卻和分稅制改革之前差別不大。根據毛騰飛（2010）的測算，分稅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用72.%的財政收入去承擔62%的財政支出，但是在分稅制改革後地方政府用47.4%的財政收入去承擔71.8%的財政支出責任。
由於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隸屬管轄關系，使得中央政府對財權不斷上收，對相應的事權則不斷下放。這種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特徵不僅僅表現在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之間，更加表現在省級政府和縣級政府之間。這種事權和財權的分離導致基礎政府的財政壓力越來越大。2011年地方財政收入為52547.11億元，而財政支出為92733.68億元，收支缺口高達40186.57億元。由於地方政府成為城鎮化推進的責任主體，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事業服務保障、保障房和基本的公共服務支出等等所需的巨額資金投入都需要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來支撐。城市化建設過程中的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和保障房建設所帶來的融資基本上占財政支出的大部分，2011年和城鎮化建設的相關支出占整個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的86%。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城鎮化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因此城鎮化融資問題在分稅制改革的制度背景下迅速凸顯了出來。
（本文節選自巴曙松教授及楊現領博士著作《新型城鎮化融資與金融改革》，該書於2014年12月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發行，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巴曙松、楊現領：《新型城鎮化融資與金融改革》：2014年12月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發行，購書鏈接詳見如下：
⑧ 城鎮化融資改革需要重點關注哪些問題
當前中國城鎮化融資存在過度依賴土地融資、對地方政府債務缺乏監管、地方政府支出缺乏約束等問題，為消除城鎮戶籍人口和現有流動人口之間公共服務水平的不均等，並為未來20年3億左右新增城市人口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務服務，中國需要對城鎮化融資實施一攬子改革，建立各級政府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增加地方稅收，改革土地財政，推動私營部門的參與，發展穩定、可持續的債務融資.
一.改革的關鍵領域和協調性問題
二.改革的框架、優先次序和突破口
⑨ 財政部為什麼力推PPP為城鎮化融資模式
因為地方政府現在普遍債台高起，並沒有足夠的財政來源支持地方基礎設施建設。但是為了維持GDP增長國家還是准備搞基建，沒錢怎麼辦，43號文出來之後地方政府的發債被很大程度上限制，所以地方政府要搞基礎建設只能利用企業的錢，而跟企業合作唯一的方法就是通過P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