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ppp項目社會資本方因融資不到位退出怎麼辦
看ppp合同約定，如果違約就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如果因此廢標，就需要重新招標
❷ 國內有哪些 PPP 模式失敗的案例
1、匯津中國（長春）污水處理有限公司。
作為國內首家合資公用事業項目，長春市排水公司於2000年初與香港匯津公司合資建立匯津（長春）污水處理有限公司（即匯津長春），合同期限為20年。同年7月，市政府制定了《長春匯津污水處理專營管理辦法》。2000年底，項目投產並正常運行。然而從2002年開始，排水公司就拖欠匯津長春污水處理費，而從2003年3月起停止付費。
為解決爭議，匯津公司邀請吉林省外經貿廳出面調解，在調解會上匯津公司得知市政府已於2003年2月廢止了《專營辦法》。匯津公司認為《專營辦法》是政府為支持項目而做出的行政許可和行政授權，廢除《專營辦法》等於摧毀了項目運營基礎。在多次調解無果的情況下，匯津公司於2003年8月向長春市中院起訴長春市政府，而長春市政府認為匯津與市排水公司所簽訂的《合作經營合同書》是一份不平等合約，廢止《專營辦法》是為了貫徹《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妥善處理現有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報項目有關問題的通知》，屬於依法行政。敗訴後匯津公司又上訴至吉林省高院，期間匯津長春停產，數百萬噸污水直接排入松花江，是為轟動一時的「匯津事件」。經過近兩年的法律糾紛，最終長春市政府將匯津長春回購。
評價：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城市化進程很快，而財政無力支付巨額基礎建設資金，紛紛引入境外投資者並承諾固定回報，原本低回報，以穩定見長的水務在我國漸成暴利行業。為此，國務院於1998年下發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妥善處理現有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報項目有關問題的通知》，對此類問題作出了禁止性規定。然而在《通知》發出2年後，匯津長春項目還能獲得審批立項，說明地方政府可能在報批過程中打了「擦邊球」，有關部門也涉嫌監管不力。
2、蘭州威立雅水務水污染事件。
不久前，蘭州市威立雅水務集團公司檢測顯示出廠水苯含量、自流溝苯含量遠超出國家限值的10微克/升，導致蘭州主城區的城關、七里河、安寧、西固四區居民生活用水停供4天，後經查明系蘭州石化管道泄漏所致。
評價：
看似偶然，實則必然。一方面，蘭州威立雅每年的投入預算很低，幾乎無法維持供水系統正常運轉。技術設施疏於維護保養，才導致如此嚴重的水污染事件。另一方面，當初威立雅為獲得45%的股權已經付出了極高的投標價，而蘭州水價4年來一直未漲，公司處於虧損狀態，無力也不願出資維護更新設施，這些風險當初是否被合作雙方考慮到，反映在合同當中，並約定分擔解決機制，這不僅是威立雅的事，更需要蘭州市政府反思。
3、天津市雙港垃圾焚燒發電廠。
雙港垃圾焚燒發電廠系天津市政府與泰達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BOT項目，後者投資5.4億元人民幣，工程設計能力為年處理垃圾40萬噸，占天津年生活垃圾總量的25%，特許經營期30年。但是目前項目運營並不樂觀，一是伴隨焚燒垃圾產生的二惡英氣體有致癌因素的傳播導致周邊居民恐慌，上訪投訴乃至群體事件不斷。二是合同規定由於約定原因導致項目收益不足，政府提供財政補貼，但是對補貼數量沒有明確定義，導致項目公司承擔了收益不足的風險。如2012年財政補貼不足5800萬元，僅占公司主營業務收入的1.25%，現在是企業叫屈，公眾不買賬，項目進退維谷。
評價：
雙港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案例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從早期的「越位」變成現在的不作為，而公眾不滿是因為以往地方政府監管不力而引發信任危機，同時項目選址也缺乏必要的聽證程序，從而引發群體事件。
4、墨西哥國家電信公司。
1990年，卡洛斯•埃魯收購了墨西哥國家電信公司（Telmex）。Telmex控制全墨90%以上的電話業務，因而埃魯可以制定高於任何發達國家的收費標准，而用戶除了按其要求繳費別無他法。埃魯還通過吞並美洲移動「搶奪」了墨西哥72%的行動電話客戶和70%的互聯網用戶。如今Telmex市值3660億美元，埃魯也成為2013年世界首富，但更多的人指責埃魯通過壟斷暴富，阻礙國家經濟正常發展，侵害消費者利益。
評價：
規模經濟與壟斷具有天然聯系，壟斷排斥競爭，阻礙技術進步，這一點在網路化行業（如電信、鐵路和電網等）表現尤為突出。墨西哥的教訓就在於反壟斷法缺位，監管不力直接導致埃魯具有單邊定價權。
5、土耳其公用設施的「泛市場化」。
2002年伊始，土耳其通過基礎設施與公共工程的私有化加速國家的市場化。到2009年，共有6個港口、8條收費高速公路、2座跨海大橋、數家大型電廠、多家公立醫院及國家電信陸續被賣給包括跨國公司在內的私人部門。對私人部門的漲價沖動，政府通過向居民發放「生活直補」來解決。然而，缺乏監管的基礎設施壟斷成風，「生活直補」跟不上收費漲價，財政被企業「牽著鼻子走」，加之壟斷帶來的尋租與貧富分化，民眾怨聲四起，終於釀成2011年的全國性騷亂。
評價：
在微觀領域，市場具有效率優勢，但在宏觀層面，沒有政府的監管與平衡，最終誰的利益都無法保障，指望通過單一補貼手段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極易陷入「補貼泥潭」，實為「懶政」。
6、澳大利亞的「競價售電」。
澳大利亞的供電系統由私人運營，供電全國聯網，發電廠「競價上網」，隨行就市。高峰時段用電量超負荷，「競價上網」變成了發電企業競價售電。企業在賣更多的電給商業機構的同時對居民用電實行限量，電價攀高也導致政府無力為公共設施支付賬單。2009年熱浪肆虐澳大利亞，導致許多老人和兒童喪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熱浪發生時居民和公立醫院用電量反而被減少甚至停供。
評價：
逐利是資本的本性，但電力供應帶有公共性質，競價用電導致作為弱勢群體的居民，特別是低收入者切身利益受損。相比之下，羅馬尼亞對電商實行牌照特許、配額及峰值調節等手段，私人負責發電，國家電力公司作為非盈利機構負責整合電能和電網系統運營，較好地避免了發電商的價格歧視。
7、哥倫比亞的擔保「包袱」和墨西哥、葡萄牙的行政干預。
上世紀90年代，為鼓勵私人部門參與提供公共產品，哥倫比亞政府為多個機場和收費公路項目的收入提供擔保，並與獨立發電商簽訂長期購電協議，承諾公用事業付款。截止到2005年，由於項目收入低於預期，哥倫比亞政府已經向私人部門支付了20億美元，許多項目的運營期限長達30-50年，令政府的「擔保之路」漫長，財政不堪重負。墨西哥政府為促成PPP項目，強迫國有商業銀行向收費公路項目提供融資，結果由於公路收益低於預期加上利率上升，政府不得不接管這些項目，並承擔了近百億美元債務。葡萄牙政府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通過濫用PPP模式變相舉債，直接引發了2011年葡萄牙財政危機，遭到歐盟的嚴厲警告。
評價：
一般來說，政府更適合分擔法律變更、政治目的、軍事戰爭等宏觀層面的風險，企業更擅長於應對微觀層面的經營風險。在本案中，哥倫比亞和墨西哥政府自我定位錯誤，濫用擔保，承擔了本不屬於政府承擔的經營風險，而葡萄牙的教訓說明推廣PPP須有規劃，無序濫用會加重政府債務負擔。
8、杭州灣跨海大橋。
出於對預期效益的樂觀評估，杭州灣跨海大橋一度吸引了大量民間資本，17家民營企業以BOT形式參股杭州灣大橋發展有限公司，讓這一大型基礎工程成為國家級重大交通項目融資模板。然而現在投資入股的民企又紛紛轉讓股份，退出大橋項目，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國企回購贖回了項目80%的股份。通車五年後，項目資金仍然緊張，2013年全年資金缺口達到8.5億元。而作為唯一收入來源的大橋通行費收入全年僅為6.43億元。按照30年收費期限，可能無法回收本金。
評價：
第一，《杭州灣跨海大橋工程可行性研究》預測到2010年大橋的車流量有望達到1867萬輛，但2010年實際車流量僅有1112萬輛，比預期少了30%以上。嚴重的預期收益誤判導致民企決策錯誤。第二，大橋項目從規劃到建成的10年間多次追加投資，從規劃階段的64億元到2011年的136億元，投資累計追加1倍還多，參股的民企已先期投入，只能繼續追加，最終被「套牢」。第三，2013年嘉紹大橋通車對杭州灣大橋是「雪上加霜」，接下來，杭州灣第三跨海工程錢江通道2014年底也將通車，另外寧波杭州灣大橋、舟山-上海跨海高速、杭州灣鐵路大橋等項目也已納入地方或國家規劃，未來車流量將進一步分流，合同與規劃的嚴重沖突令項目前景更加黯淡。
9、山東華中發電項目。
中華發電項目總投資168億元人民幣，裝機規模300萬千瓦，由山東電力、山東國際信託、香港中華電力以及法國電力共同發起的中華發電有限公司承擔，合作經營期為20年，期滿後電廠資產全部歸中方所有。該項目是我國迄今為止裝機規模最大、貸款額最高的BOT電力項目，也被譽為1998年中國最佳PPP項目。為了促成合作，項目公司與山東電網簽署了《運營購電協議》，約定了每年的最低售電量。根據1998年原國家計委簽署的諒解備忘錄，已建成的石橫一期、二期電廠獲准0.41元/度這一較高的上網電價，基本保障了項目收益。然而在2002年10月菏澤電廠新機組投入運營時，山東省物價局批復的價格是0.32元/度，這一電價無法滿足項目的正常運營，更糟的是從2003年開始，山東省發改委將中華發電與山東電力間的最低購電量從5500小時減為5100小時。由於合同約束，山東電力仍須以計劃內電價購買5500小時的電量，價差由山東電力自行填補，導致合作無法為繼，項目收益銳減。
評價：
中華發電項目案例說明決策者在引入項目時缺乏長遠考慮，「固定回報」承諾導致合作雙方現在進退兩難。1998年的中國計劃經濟成分更多，競爭壓力較小。然而近年來伴隨國企改制，國家電力公司被拆分為大唐電力、山東國電、國電電力、中電國際、華能集團五大發電集團公司，競爭壓力倒逼發電企業「競價上網」，中華發電項目合作雙方之間的《運營購電協議》已失去繼續執行的體制機制基礎，這一深刻的教訓啟示今後的合作項目一定要充分預見風險，構建科學分擔機制。
❸ PPP項目融資為什麼難
有一個問題，ZF參與，盈利還好，那要是虧損呢？
還有ZF推出機制呢？完善嗎？
這是致命問題
❹ 關於PPP融資模式，不正確的是
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字母縮寫，通常譯為「公共私營合作制」，是指政府與私人組織之間，為了合作建設城市基礎設施項目。
或是為了提供某種公共物品和服務，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彼此之間形成一種夥伴式的合作關系，並通過簽署合同來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以確保合作的順利完成，最終使合作各方達到比預期單獨行動更為有利的結果。
❺ PPP融資模式的風險有哪些
PPP項目的主要風險有政策風險、匯率風險、TRANBBS技術風險、財務風險、營運風險。
政策風險即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由於政府政策的變化而影響項目的盈利能力。為使政策風險最小化，就要求法律法規環境以及特許權合同的鑒定與執行過程應該是透明、公開、公正的，不應該出現官僚主義現象，人為的干擾應是最少的，否則，合作各方均會受到損失。PPP項目失敗原因主要歸結於法律法規與合同環境的不夠公開透明，政府政策的不連續性，變化過於頻繁，政策風險使私營合作方難以預料與防範。因此當政策缺乏一定穩定性時，私人投資方必然要求更高的投資回報率作為承擔更高政策風險的一種補償。有鑒於此，有些地方政府出台了有關法規，為基礎設施特許權經營的規范操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法規保障。為PPP的進一步廣泛與成功應用提供了政策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私營合作方的政策風險。[Page]
匯率風險是指在當地獲取的現金收入不能按預期的匯率兌換成外匯。其原因可能是因為貨幣貶值，也可能是因為政府將匯率人為地定在一個很不合理的官方水平上。這毫無疑問會減少收入的價值，降低項目的投資回報。私營合作方在融資，建設經營基礎設施時總是選擇融資成本最低的融資渠道，不考慮其是何種外匯或是本幣，因此為了能夠抵禦外匯風險，私營合作方必然要求更高的投資回報率。政府可以通過承諾固定的外匯匯率或確保一定的外匯儲備以及保證堅挺貨幣(如美元)的可兌換性與易得性承擔部分匯率風險，這樣私營合作方的匯率風險將大為降低，在其它條件(盈利預期等)相同的情形下，項目對民營部門的吸引力增強。
技術風險直接與項目實際建設與運營相聯系，技術風險應由私營合作方承擔。以BOT為例，私營合作方在基礎設施建成後需運營與維護一定時期，因此私營合作方最為關注運營成本的降低，運營成本的提高將減少私營合作方的投資回報，這將促使私營合作方高質量完成基礎設施的建設，以減少日後的運營成本。
財務風險大小與債務償付能力直接相關。財務風險是指基礎設施經營的現金收入不足以支付債務和利息，從而可能造成債權人求諸法律的手段逼迫項目公司破產，造成PPP模式應用的失敗。現代公司理財能通過設計合理的資本結構等方法、手段最大限度地減少財務風險。私營合作方可能獨自承擔此類風險，如果債務由公共部門或融資擔保機構提供了擔保，則公共部門和融資擔保機構也可分擔部分財務風險。
營運風險主要來自於項目財務效益的不確定性。在PPP運用過程中應該確保私營合作方能夠獲得合理的利潤回報，因此要求服務的使用者支付合理的費用。但在實際運營過程中，由於基礎設施項目的經營狀況或服務提供過程中受各種因素的影響，項目盈利能力往往達不到私營合作方的預期水平而造成較大的營運風險。私營合作方可以通過基礎設施運營或服務提供過程中創新等手段提高效率增加營運收入或減少營運成本降低營運風險，所以理應是營運風險的主要承擔者。私營合作方可以通過一些合理的方法將PPP運用過程中的營運風險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或轉嫁。
❻ ppp項目融資難如何解決
(一)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總體來看，現階段我國關於項目的法律法規體系還不健全、不完善，出於風險考慮，社會資本方對參與PPP項目持觀望態度，不敢輕易涉足。對此，必須加快相關領域改革步伐，進一步加強信用體系建設，為PPP項目發展營造良好外部環境。一是盡快完善法律法規體系，通過法律形式規范PPP項目中政府方與社會資本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以法律形式保護社會資本方以及融資方利益，另外，以國家法律給PPP項目定位，也可以打消相關參與方認為地方政府搞PPP項目可能只是短期行為的顧慮。二是加快建立科學合理的公共服務與產品定價機制和價格體制改革，合理制定運營費、政府補貼及其他相關定價，不搞「一刀切」，確保社會資本方能夠獲得合理的項目投資回報，以提高社會資本方，特別是民營資本參與PPP項目建設的積極性。
(二)落實項目貸款制度
2009年我國銀監會發布了《項目融資指引》(以下簡稱《指引》)，其作為「三個辦法一個指引」的重要組成部分，初步構建完善了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貸款業務法規框架。從目前項目融資的實際情況看，以項目資產或項目未來收益權為擔保的融資方式一般很難在實務中落實。PPP項目融資的融資主體是項目公司，第一還款來源為PPP項目運營產生的現金流，融資擔保應當為該PPP項目。採用銀行貸款融資方式，則銀行對貸款的審批、貸款發放的相關標准、流程應當與一般的企業貸款區別對待，如在貸款審批的風險判斷上，應重點對PPP項目的建設風險、運營風險以及獲取現金能力的風險等進行分析判斷評估；在落實融資擔保方面，應當按《指引》規定，允許項目公司對PPP項目資產進行抵押和質押；在項目貸款制度的完善方面，應當鼓勵金融機構在原有一般貸款的基礎上，針對PPP項目特點設計組合貸款，提倡金融機構與社會資本方同時介入並全程參與PPP項目，為PPP項目提供更好的融資服務。
(三)轉變地方政府觀念
從目前的實踐來看，一些地方政府對實施PPP項目存在誤區，如有的地方政府將國家推行PPP想當然地理解為原政府融資平台的一種替代，將一些非經營性項目推出來搞PPP，以為能藉此變相解決城市建設的融資需要；有的地方政府只重視招商引資，對PPP項目推進缺乏長遠規劃，存在搞政績工程的錯誤思想與觀念；有的地方政府存在官本位思想，不能與社會資本方建立平等合同主體關系、合作關系和夥伴關系，在項目融資過程中未起到建設性作用。上述錯誤觀念，會讓社會資本方以及意向融資方望而卻步，既不利於各方合作，也不利於PPP項目融資。因此，必須轉變上述錯誤觀念，在協助PPP項目融資方面，政府方應當加快優化地方投融資環境，對進度快、履約能力強的PPP項目給予更多的政府補貼，增強社會資本方和金融機構對實施當地PPP項目的信心。
(四)豐富完善融資工具
一是在國家層面出台豐富融資工具的政策，如允許已簽署PPP合同的項目公司上市融資等。二是完善既有融資工具作用，如債券融資方面，可進一步降低社會資本方及項目公司的債券發行限制，使其能通過發行項目收益債等債券，吸引保險、養老金等中長期資金投入PPP項目；資產證券化方面，鼓勵項目公司將未來預期能夠獲得穩定收益的資產，如收費權、政府補貼等打包出售，獲取資金。三是充分發揮銀行貸款融資的主力軍作用，項目公司應當積極配合銀行實施增信，如充分運用股權質押、應收賬款收益權、項目公司資產、其他社會資本方保證等增信措施，降低金融機構融資風險，爭取獲得更大的融資支持。
(五)超前考慮退出機制
鑒於PPP項目期限較長，出於防範風險考慮，同時也是為了解除PPP項目融資的後顧之憂，社會資本方和金融機構應當超前考慮退出機制。前已述及，社會資本方可考慮採用的退出機制有資產證券化等，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社會資本方即可著手考慮包括資產證券化在內的各種退出方式，待條件成熟後隨即實施。金融機構在制定融資方案時，按融資期限長短進行結構化分層，安排流動性投資者加入，增加項目流動性資金支持，通過結構化分層，將期限較短的作為優先順序，到期時有權選擇向其他流動性支持者轉讓，實現退出。此外，金融機構可考慮提前介入PPP項目融資，建設期先安排資管產品提供流動性支持，進入營運期再發放銀行貸款，置換原資管產品融資。這樣可以讓資管產品先期退出，也可縮短資管計劃與銀行貸款兩方面的融資期限，減少融資風險，增加融資支持。
❼ 造成PPP項目失敗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從宏觀到微觀依次如下：
1. 法律法規與合同環境的不夠公開透明。
2. 政府政策的不連續性。
3. 合同雙方行為或合同執行要點變化過於頻繁。
4. 政策信用風險使社會資本難以預料與防範，導致社會資本無意也無力繼續經營。
（為了減少此類風險，要求法律法規環境以及PPP合同的簽訂與執行過程應該透明、公開、公正，不應該出現官僚主義現象，人為的干擾應力爭降到最低，否則，合作雙方均會受到損失。）
黑龍江省PPP項目咨詢研究中心為您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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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PPP的融資模式
（1）服務協議(Service contract)。對於一些特殊的基礎設施項目，如環保、垃圾處理，政府可以把服務出包給私人企業，政府仍需對設施的運營和維護負責，承擔項目的融資風險，這種協議的時間一般比較短，只有一年或幾年的時間。
（2）運營和維護協議(Operate--maintenance contract)。在該模式下，政府部門同民營機構簽署運營和維護協議，由私人企業負責對基礎設施進行運營和維護，獲取商業利潤。在該協議下，私人企業承擔基礎設施運行和維護過程中的全部責任，但不承擔資本風險。政府部門對該項目擁有所有權。該模式的目的就是通過引入私人企業，提高基礎設施運營效率和服務質量。
(3)擴建後經營整體工程並轉移(Wraparound Addition)。城市政府與私人企業簽訂協議，由私人企業負責對已有的基礎設施進行擴建，並負責建設過程中的融資。完工後由私人企業在一定特許期限內負責對整體基礎設施進行運營和維護，並獲取商業利潤。但在此模式下，私人企業可以對擴建的部分擁有所有權，因而會影響到城市基礎設施的公共產權問題。
(4)設計和建造DB (Design-Build)。在該模式下，由私人企業或機構為城市政府提供基礎設施項目的設計和建造。該合作模式能有效減少工期，節約資金，提供更有效的項目擔保以及能將額外的項目風險轉嫁給民營機構。通過由唯一的機構負責項目的設計和建造，能避免多方共同參與所可能產生的沖突，在此模式下，政府仍然擁有項目的所有權並負責運營和維護整個項目。
（5）設計一建造一運營(Design-Build-Operate)。在該模式下，某承包商負責設計、建造和運營某項基礎設施項目。總承包商會和設計單位簽訂項目設計合同；和建築商簽訂項目建造合同；最後自己來運作項目。通過把設計、建造和運營三個環節統一由某民營機構來運作，可以加快發展速度，保持基礎設施項目的連續性，也便於機構融資的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