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如何應對新常態下的PPP政府融資模式
根據《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2014]43號文)的要求，未來我國地方政府與融資平台之間將「明確政府和企業責任，誰借誰還，風險自擔」，同時「剝離政府融資平台政府融資職能，融資平台不得新增政府性債務」。作為我國政府性債務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融資平台公司將逐漸成為地方政府融資的配角。在新經濟常態下，「政府債券+PPP」的地方政府舉債機制正在建立，並成為政府新型融資模式最為典型的代表。
PPP是政府和社會資本為開展公共設施建設和提供公共服務而建立的一系列合作關系。PPP項目多具有公共品或半公共品屬性，投資金額較大、回收期限較長。在地方財政資金受限、管理運營能力不足等背景下，引入社會資本參與建設與運營的PPP項目，能夠增加項目出資和融資來源，發揮社會資本項目建設與運營的優勢，提高項目建設質量和運營效率。備受推崇的PPP模式市場前景如何？作為重要的融資媒介，商業銀行能否找到「愜意」的參與方式？本文嘗試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並提出建設性意見。
PPP 內涵及模式
隨著規范PPP發展的政策文件陸續出台，中國PPP的內涵逐步清晰並明確下來。2014年，財政部基於緩解財政收支壓力和降低政府債務風險的角度、發改委基於促進地方投資和經濟增長的角度，分別提出了PPP的發展模式。2015年，國務院42號文對PPP發展模式達成了初步共識：一是解決了公私合作的法律關系問題，PPP是政府向社會資本購買長期公共服務，是平等的合同關系；二是明確了參與主體職責，在通過PPP提供公共產品的過程中，公共部門與社會資本要實現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同時，PPP不是政府推卸責任的手段，政府仍有責任採取競爭性方式擇優選擇社會資本以保證供給質量；三是拓寬了社會資本的外延，將部分符合條件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也納入了社會資本范疇，消除了前期部委之間的政策沖突。
當前，PPP主要應用在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農業、林業、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醫療、衛生、養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以購買服務、特許經營和股權合作三種方式展開（見表1）。
PPP 與政府融資平台參與公共投資的差異
對於公共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提供，PPP項目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項目重合度較高，多具有公共品或半公共品屬性，甚至部分PPP項目直接由平台項目轉化而成，但兩者存在著本質性差異：
參與主體不同。PPP模式下，社會資本是公共投資的主體，獨自或與政府共同設立SPV，在合同期限內承擔項目建設和運營職責，並與政府實現風險共擔和利益共享。而平台模式下，平台公司是公共投資的主體，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門和機構等通過財政撥款或注入土地、股權等資產設立，承擔政府投資項目融資功能，統籌項目建設和運營。
債務主體不同。PPP模式下，社會資本或SPV通過市場化方式舉債並承擔償債責任，主要償債來源是項目本身運營所帶來的收入；政府對投資者或SPV僅按約定依法承擔特許經營權、合理定價、財政補貼等相關責任，並不承擔償債責任，即不納入地方政府性債務范疇。而平台模式下，償債來源除項目運營收入外，更多的來自政府支出，且政府對債務承擔顯性的或隱性的負債擔保。
當前，全國地方性政府債務風險逐漸積累，為防範地方債務風險，在一系列清理與規范性文件的推動下，融資平台公司的地方政府融資功能將逐漸被地方債與PPP所取代。
PPP 當前發展存在的問題
盡管各級政府在規范、推廣PPP方面不遺餘力，市場上卻出現簽約率偏低、叫好不叫座的質疑。財政部PPP信息平台中，截至2016年2月底，已處於執行階段的項目僅有351個，佔到項目庫總量的5%；根據發改委統計，截至2015年底，首批329個項目簽約金額僅接近1/3。當前PPP發展存在的問題仍不容忽視。
項目吸引力與可獲得性不足。投資體量大、回收周期長、效益不明顯是社會資本和金融機構對PPP項目的主要擔憂。以發改委第二批PPP項目為例，單個項目平均投資額15.2億元；其中，交通運輸類PPP 項目平均投資額達到57.8億元，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類、生態環境類PPP 項目平均投資額在5 億元左右，少量項目投資額也在3000~4000萬元以上。模式角度，多以TOT、ROT等特許經營為主，投資周期一般在20~30年。效益角度，從收集到的正在推進或近期簽約的PPP項目案例來看，內部收益率IRR多處於7%~8%左右；而當前，水利環境、公用事業等行業上市公司的平均利潤率達到15%~20%左右，PPP項目周期內的預期平均收益率處於行業中下游水平。
政府「重融資、輕管理」傾向存在。地方政府債務攀升和經濟增長放緩的矛盾是當前政府推廣PPP的主要動因，尤其是PPP的融資功能成為地方政府穩增長的救命稻草，這使其存在「重融資、輕管理」的推廣傾向。「重融資、輕管理」會對PPP推廣產生如下不利影響：一是項目生命周期內論證不足，存在地方政府履約風險。二是延續傳統行政管理脈絡，缺乏項目風險共擔理念。三是管理體制機制不健全，PPP運行的交易成本較高。
金融機構參與仍相對謹慎。在間接融資為主導的中國，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是否積極參與PPP，將決定PPP的成敗。而當前，在PPP法律和政府履約能力尚不健全的情況下，銀行等金融機構介入則相對謹慎。其主要受制於以下四方面：一是期限長，PPP項目投資回收期長，資金需求規模大，對銀行資金佔用時間也長；如基礎設施類PPP項目投資回收期一般為10年以上，長者30年。二是評估難，通常SPV是PPP項目融資的主體，而SPV項目公司可抵押資產少、現金流取決於未來項目收益，這與銀行現行基於歷史經營的信貸評估體系相背離；同時，項目參與者間的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對稱也增加了評估的難度。三是風險高，在項目建設經營周期較長的情況下，來自項目投資者信用、項目市場環境等方面的風險因素增加，准確預測市場前景的難度增加。且同時，PPP項目受政策影響較大，在PPP法律環境不完善的背景下，政府換屆可能會影響社會資本跟原來政府簽訂的一系列協議的執行。四是退出難，目前資本退出PPP項目的渠道仍較為有限。
商業銀行參與PPP的對策建議
PPP業務策略選擇建議
隨著P P P 相關制度的完善、項目科學性和可操作性的增強，以及平台融資功能的剝離和地方政府穩增長訴求的推動，PPP進入重要發展機遇期，PPP模式將成為公共投資的主要補充方式之一。但考慮到PPP模式走向成熟仍需時日，建議商業銀行選擇發達區域、重點客戶、優質項目積極介入。一是有利於增加綜合收益。參與PPP項目除可獲取利息收入外，還可以獲取資產託管、財務顧問與咨詢服務、現金管理等中間業務收入和資金沉澱，提高PPP項目的綜合收益水平。二是有利於提升資產質量。現有PPP項目庫總，80%左右的資金投向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平台融資功能的替代，PPP模式雖弱化或取消了政府信用擔保，但項目承擔了部分公共產品或服務供給職能，且收益具有穩定性，資產質量相對競爭性行業和民營企業仍相對較好。三是有利於優化資產結構。在製造業、房地產投資增速持續下滑背景下，參與優質PPP項目有利於商業銀行調整信貸結構，降低對公信貸風險。此外，參與PPP項目有利於深化與政府及國有企業的合作關系，共同參與項目全流程運作。
總體參與策略及思路建議如下：
一是搶佔先機，拓展優質客戶。密切關注政策進展，加強與中央級地方政府的溝通協調，充分挖掘PPP市場機遇。加強項目儲備，加大營銷拓展力度，深挖客戶需求，重點營銷社會資本具有相關領域經驗、項目經營性現金流穩定、回報機制和價格調整機制完備的優質客戶和項目。
二是加強創新，降低資本佔用。積極研究支持投貸聯動模式，選擇優質項目通過發放貸款和設立（參與）投資基金相結合，減少大額、長周期貸款帶來的風險，並獲取高於貸款基準利率的股息收益。完善PPP產品體系，制定配套綜合營銷指引，探索符合PPP業務特點的抵質押擔保、項目管理、業務經營等模式。
三是強化能力，防範業務風險。強化能力建設，提升商業銀行參與PPP項目評價、評估等環節的專業化能力。加強准入管理，甄選客戶和項目，確保PPP項目參與各方符合國家PPP相關制度規定，符合商業銀行所屬行業授信政策。強化貸後管理，加強資金封閉管理，定期對項目財務狀況、抵質押品情況、持續條件落實情況、政府資金管理和支付行為情況等進行跟蹤檢查。
PPP業務產品配置建議
根據PPP項目的不同環節，商業銀行可為政府部門、社會資本和SPV項目公司提供不同金融服務。
PPP 業務風險防控建議
項目選擇建議
PPP項目資金需求大、項目周期長、不確定性大。在滿足商業銀行行業授信政策的前提下，應優先選擇收費定價機制透明、有穩定現金流的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主要項目選擇建議如下：
（1）項目符合財政部關於PPP的相關制度規定，符合行業、地區發展規劃、環保等政策，取得相關批准（審批、核准、備案）文件。
（2）項目納入財政部PPP綜合信息平台項目庫。優先選擇中央或省級示範項目，擇優選擇通過物有所值評價、財政承受能力論證的執行項目。
（3）項目需有明確還款來源、經營現金流穩定，項目合同中須有明確的回報機制和收費定價調整機制。使用者付費和政府付費獲得的收入需全額覆蓋貸款本息；且政府付費部門應納入同級政府預算，並按照預算管理的相關規定執行。
（4）項目資本金比率一般不低於項目總投資的30%。通過產業基金、股權性投資產品等方式進入的項目，對同一項目提供的股權類和債權類資金總額不得超過項目總投資額的80%。
（5）不得介入配套設施不完善及未通過價格聽證機制的項目。
客戶選擇建議
PPP 貸款業務的借款人是滿足財政部關於PPP相關制度規定的境內企業法人，包括社會資本或項目公司（SPV）。由於項目公司存續期短、難以滿足商業銀行貸款客戶條件，PPP項目決策時需同時考慮社會資本資質。主要客戶選擇建議如下：
（1）社會資本至少具有3 年以上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項目投資和運營經驗，具備行業技術優勢，經營穩健。
（2）社會資本和項目公司股權關系清晰，均具有健全的組織架構和財務制度規范。
區域選擇建議
區域經濟水平和政府信用狀況是參與PPP項目的主要決策依據之一。主要區域選擇建議如下：
（1）項目位於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
（2） 項目位於地級市，需同時滿足以下條件：對還款來源是政府支付為主的，綜合考慮地方財政收入、GDP、地方政府負債等因素，地區生產總值在2000億元以上，且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收入需在180億元以上。
對還款來源是使用者付費為主的，除一般預算內收入、地區生產總值要求外，地方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需在1000億元以上。
其他風控建議
PPP 項目從立項、建設、運營、移交是個系統工程，不同環節風險因素存在差異且相互影響。商業銀行需綜合考慮項目全周期風險點，加強動態管理。
（1）注重貸（投）前管理。除對社會資本資金實力、申報材料的真實性、合法合規性進行調查外，還需重點關註：權利義務，如社會資本承擔的責任、政府支付方式、風險分擔方式等是否合理；交易條件，如項目回報機制、收費定價調整機制等；調整安排，如合同變更、展期、提前終止，項目新增、改擴建需求等；履約保障等。
（2）尋求充分的風險緩釋。PPP模式下，貸款僅依靠自身資產為抵押，銀行對項目發起人其他資產基本沒有追索權。這要求商業銀行在開展PPP業務時，需著重注意落實項目抵押物（如土地和在建工程抵押、收費權和應收賬款質押等），並尋求其他風險緩釋手段，如參與項目建設運營的社會資本提供完工擔保、出具財務支持承諾、落實擔保公司擔保等。
（3）加強貸（投）後管理。一是實行貸款封閉管理，營銷項目公司開立資金監管專戶，將項目資本金、其他自籌資金、項目收入、政府支付（政府付費和財政補貼等）等資金歸集專戶封閉管理。二是建立台賬，跟蹤檢查項目授信使用、還本付息等情況，對敏感信息進行及時預警和報告。如若出現可能會影響正常足額還款的情況，要及時採取提前收貸、追加擔保等措施防範和化解貸款風險。
『貳』 國內有哪些 PPP 模式失敗的案例
1、匯津中國（長春）污水處理有限公司。
作為國內首家合資公用事業項目，長春市排水公司於2000年初與香港匯津公司合資建立匯津（長春）污水處理有限公司（即匯津長春），合同期限為20年。同年7月，市政府制定了《長春匯津污水處理專營管理辦法》。2000年底，項目投產並正常運行。然而從2002年開始，排水公司就拖欠匯津長春污水處理費，而從2003年3月起停止付費。
為解決爭議，匯津公司邀請吉林省外經貿廳出面調解，在調解會上匯津公司得知市政府已於2003年2月廢止了《專營辦法》。匯津公司認為《專營辦法》是政府為支持項目而做出的行政許可和行政授權，廢除《專營辦法》等於摧毀了項目運營基礎。在多次調解無果的情況下，匯津公司於2003年8月向長春市中院起訴長春市政府，而長春市政府認為匯津與市排水公司所簽訂的《合作經營合同書》是一份不平等合約，廢止《專營辦法》是為了貫徹《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妥善處理現有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報項目有關問題的通知》，屬於依法行政。敗訴後匯津公司又上訴至吉林省高院，期間匯津長春停產，數百萬噸污水直接排入松花江，是為轟動一時的「匯津事件」。經過近兩年的法律糾紛，最終長春市政府將匯津長春回購。
評價：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城市化進程很快，而財政無力支付巨額基礎建設資金，紛紛引入境外投資者並承諾固定回報，原本低回報，以穩定見長的水務在我國漸成暴利行業。為此，國務院於1998年下發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妥善處理現有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報項目有關問題的通知》，對此類問題作出了禁止性規定。然而在《通知》發出2年後，匯津長春項目還能獲得審批立項，說明地方政府可能在報批過程中打了「擦邊球」，有關部門也涉嫌監管不力。
2、蘭州威立雅水務水污染事件。
不久前，蘭州市威立雅水務集團公司檢測顯示出廠水苯含量、自流溝苯含量遠超出國家限值的10微克/升，導致蘭州主城區的城關、七里河、安寧、西固四區居民生活用水停供4天，後經查明系蘭州石化管道泄漏所致。
評價：
看似偶然，實則必然。一方面，蘭州威立雅每年的投入預算很低，幾乎無法維持供水系統正常運轉。技術設施疏於維護保養，才導致如此嚴重的水污染事件。另一方面，當初威立雅為獲得45%的股權已經付出了極高的投標價，而蘭州水價4年來一直未漲，公司處於虧損狀態，無力也不願出資維護更新設施，這些風險當初是否被合作雙方考慮到，反映在合同當中，並約定分擔解決機制，這不僅是威立雅的事，更需要蘭州市政府反思。
3、天津市雙港垃圾焚燒發電廠。
雙港垃圾焚燒發電廠系天津市政府與泰達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BOT項目，後者投資5.4億元人民幣，工程設計能力為年處理垃圾40萬噸，占天津年生活垃圾總量的25%，特許經營期30年。但是目前項目運營並不樂觀，一是伴隨焚燒垃圾產生的二惡英氣體有致癌因素的傳播導致周邊居民恐慌，上訪投訴乃至群體事件不斷。二是合同規定由於約定原因導致項目收益不足，政府提供財政補貼，但是對補貼數量沒有明確定義，導致項目公司承擔了收益不足的風險。如2012年財政補貼不足5800萬元，僅占公司主營業務收入的1.25%，現在是企業叫屈，公眾不買賬，項目進退維谷。
評價：
雙港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案例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從早期的「越位」變成現在的不作為，而公眾不滿是因為以往地方政府監管不力而引發信任危機，同時項目選址也缺乏必要的聽證程序，從而引發群體事件。
4、墨西哥國家電信公司。
1990年，卡洛斯•埃魯收購了墨西哥國家電信公司（Telmex）。Telmex控制全墨90%以上的電話業務，因而埃魯可以制定高於任何發達國家的收費標准，而用戶除了按其要求繳費別無他法。埃魯還通過吞並美洲移動「搶奪」了墨西哥72%的行動電話客戶和70%的互聯網用戶。如今Telmex市值3660億美元，埃魯也成為2013年世界首富，但更多的人指責埃魯通過壟斷暴富，阻礙國家經濟正常發展，侵害消費者利益。
評價：
規模經濟與壟斷具有天然聯系，壟斷排斥競爭，阻礙技術進步，這一點在網路化行業（如電信、鐵路和電網等）表現尤為突出。墨西哥的教訓就在於反壟斷法缺位，監管不力直接導致埃魯具有單邊定價權。
5、土耳其公用設施的「泛市場化」。
2002年伊始，土耳其通過基礎設施與公共工程的私有化加速國家的市場化。到2009年，共有6個港口、8條收費高速公路、2座跨海大橋、數家大型電廠、多家公立醫院及國家電信陸續被賣給包括跨國公司在內的私人部門。對私人部門的漲價沖動，政府通過向居民發放「生活直補」來解決。然而，缺乏監管的基礎設施壟斷成風，「生活直補」跟不上收費漲價，財政被企業「牽著鼻子走」，加之壟斷帶來的尋租與貧富分化，民眾怨聲四起，終於釀成2011年的全國性騷亂。
評價：
在微觀領域，市場具有效率優勢，但在宏觀層面，沒有政府的監管與平衡，最終誰的利益都無法保障，指望通過單一補貼手段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極易陷入「補貼泥潭」，實為「懶政」。
6、澳大利亞的「競價售電」。
澳大利亞的供電系統由私人運營，供電全國聯網，發電廠「競價上網」，隨行就市。高峰時段用電量超負荷，「競價上網」變成了發電企業競價售電。企業在賣更多的電給商業機構的同時對居民用電實行限量，電價攀高也導致政府無力為公共設施支付賬單。2009年熱浪肆虐澳大利亞，導致許多老人和兒童喪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熱浪發生時居民和公立醫院用電量反而被減少甚至停供。
評價：
逐利是資本的本性，但電力供應帶有公共性質，競價用電導致作為弱勢群體的居民，特別是低收入者切身利益受損。相比之下，羅馬尼亞對電商實行牌照特許、配額及峰值調節等手段，私人負責發電，國家電力公司作為非盈利機構負責整合電能和電網系統運營，較好地避免了發電商的價格歧視。
7、哥倫比亞的擔保「包袱」和墨西哥、葡萄牙的行政干預。
上世紀90年代，為鼓勵私人部門參與提供公共產品，哥倫比亞政府為多個機場和收費公路項目的收入提供擔保，並與獨立發電商簽訂長期購電協議，承諾公用事業付款。截止到2005年，由於項目收入低於預期，哥倫比亞政府已經向私人部門支付了20億美元，許多項目的運營期限長達30-50年，令政府的「擔保之路」漫長，財政不堪重負。墨西哥政府為促成PPP項目，強迫國有商業銀行向收費公路項目提供融資，結果由於公路收益低於預期加上利率上升，政府不得不接管這些項目，並承擔了近百億美元債務。葡萄牙政府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通過濫用PPP模式變相舉債，直接引發了2011年葡萄牙財政危機，遭到歐盟的嚴厲警告。
評價：
一般來說，政府更適合分擔法律變更、政治目的、軍事戰爭等宏觀層面的風險，企業更擅長於應對微觀層面的經營風險。在本案中，哥倫比亞和墨西哥政府自我定位錯誤，濫用擔保，承擔了本不屬於政府承擔的經營風險，而葡萄牙的教訓說明推廣PPP須有規劃，無序濫用會加重政府債務負擔。
8、杭州灣跨海大橋。
出於對預期效益的樂觀評估，杭州灣跨海大橋一度吸引了大量民間資本，17家民營企業以BOT形式參股杭州灣大橋發展有限公司，讓這一大型基礎工程成為國家級重大交通項目融資模板。然而現在投資入股的民企又紛紛轉讓股份，退出大橋項目，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國企回購贖回了項目80%的股份。通車五年後，項目資金仍然緊張，2013年全年資金缺口達到8.5億元。而作為唯一收入來源的大橋通行費收入全年僅為6.43億元。按照30年收費期限，可能無法回收本金。
評價：
第一，《杭州灣跨海大橋工程可行性研究》預測到2010年大橋的車流量有望達到1867萬輛，但2010年實際車流量僅有1112萬輛，比預期少了30%以上。嚴重的預期收益誤判導致民企決策錯誤。第二，大橋項目從規劃到建成的10年間多次追加投資，從規劃階段的64億元到2011年的136億元，投資累計追加1倍還多，參股的民企已先期投入，只能繼續追加，最終被「套牢」。第三，2013年嘉紹大橋通車對杭州灣大橋是「雪上加霜」，接下來，杭州灣第三跨海工程錢江通道2014年底也將通車，另外寧波杭州灣大橋、舟山-上海跨海高速、杭州灣鐵路大橋等項目也已納入地方或國家規劃，未來車流量將進一步分流，合同與規劃的嚴重沖突令項目前景更加黯淡。
9、山東華中發電項目。
中華發電項目總投資168億元人民幣，裝機規模300萬千瓦，由山東電力、山東國際信託、香港中華電力以及法國電力共同發起的中華發電有限公司承擔，合作經營期為20年，期滿後電廠資產全部歸中方所有。該項目是我國迄今為止裝機規模最大、貸款額最高的BOT電力項目，也被譽為1998年中國最佳PPP項目。為了促成合作，項目公司與山東電網簽署了《運營購電協議》，約定了每年的最低售電量。根據1998年原國家計委簽署的諒解備忘錄，已建成的石橫一期、二期電廠獲准0.41元/度這一較高的上網電價，基本保障了項目收益。然而在2002年10月菏澤電廠新機組投入運營時，山東省物價局批復的價格是0.32元/度，這一電價無法滿足項目的正常運營，更糟的是從2003年開始，山東省發改委將中華發電與山東電力間的最低購電量從5500小時減為5100小時。由於合同約束，山東電力仍須以計劃內電價購買5500小時的電量，價差由山東電力自行填補，導致合作無法為繼，項目收益銳減。
評價：
中華發電項目案例說明決策者在引入項目時缺乏長遠考慮，「固定回報」承諾導致合作雙方現在進退兩難。1998年的中國計劃經濟成分更多，競爭壓力較小。然而近年來伴隨國企改制，國家電力公司被拆分為大唐電力、山東國電、國電電力、中電國際、華能集團五大發電集團公司，競爭壓力倒逼發電企業「競價上網」，中華發電項目合作雙方之間的《運營購電協議》已失去繼續執行的體制機制基礎，這一深刻的教訓啟示今後的合作項目一定要充分預見風險，構建科學分擔機制。
『叄』 誰知道中國醫院ppp的四個典型案例
你好，中國醫院ppp的典型案例有：廣東省首家ppp醫院，第二個北京門頭溝區醫院第三汕頭潮南民生醫院第四深圳濱海醫院具體搜：中國ppp模式培訓網蔣雨
『肆』 PPP的融資模式
（1）服務協議(Service contract)。對於一些特殊的基礎設施項目，如環保、垃圾處理，政府可以把服務出包給私人企業，政府仍需對設施的運營和維護負責，承擔項目的融資風險，這種協議的時間一般比較短，只有一年或幾年的時間。
（2）運營和維護協議(Operate--maintenance contract)。在該模式下，政府部門同民營機構簽署運營和維護協議，由私人企業負責對基礎設施進行運營和維護，獲取商業利潤。在該協議下，私人企業承擔基礎設施運行和維護過程中的全部責任，但不承擔資本風險。政府部門對該項目擁有所有權。該模式的目的就是通過引入私人企業，提高基礎設施運營效率和服務質量。
(3)擴建後經營整體工程並轉移(Wraparound Addition)。城市政府與私人企業簽訂協議，由私人企業負責對已有的基礎設施進行擴建，並負責建設過程中的融資。完工後由私人企業在一定特許期限內負責對整體基礎設施進行運營和維護，並獲取商業利潤。但在此模式下，私人企業可以對擴建的部分擁有所有權，因而會影響到城市基礎設施的公共產權問題。
(4)設計和建造DB (Design-Build)。在該模式下，由私人企業或機構為城市政府提供基礎設施項目的設計和建造。該合作模式能有效減少工期，節約資金，提供更有效的項目擔保以及能將額外的項目風險轉嫁給民營機構。通過由唯一的機構負責項目的設計和建造，能避免多方共同參與所可能產生的沖突，在此模式下，政府仍然擁有項目的所有權並負責運營和維護整個項目。
（5）設計一建造一運營(Design-Build-Operate)。在該模式下，某承包商負責設計、建造和運營某項基礎設施項目。總承包商會和設計單位簽訂項目設計合同；和建築商簽訂項目建造合同；最後自己來運作項目。通過把設計、建造和運營三個環節統一由某民營機構來運作，可以加快發展速度，保持基礎設施項目的連續性，也便於機構融資的進行。
『伍』 政府辦非營利性醫院的融資模式有哪些
15. 政府辦非營利來性醫院的融資自模式有哪些？ (簡答 )
（1）政府財政補助；
（2）醫院自有資金積累；
（3）引入社會資本，改造公立醫院占壟斷地位的格局；
（4）多種形式的銀行貸款；
（5）項目融資；
（6）吸引慈善捐款；
（7）探索免費債券發行；
（8）嘗試設立醫療福利彩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