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信託法2006年

① 海牙公約的純粹大陸法系國家對信託引入的公約

純粹大陸法系國家對信託的引入——《海牙公約》
列支敦斯登和日本均為純粹的大陸法系國家，但它們均在較早期引入了信託制度，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吸引國外的資金。日本在1922年同時頒布了《信託法》和《信託業法》，在法律起草過程中，不僅參考了英美的判例法，還參考了1882年印度《信託法》和1872年加利福尼亞《民法典》，避免直接繼受英國的法律體系，力圖保證與民法典的原則的統一性。
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中野正俊在論壇上發言
但正因為如此，日本法對信託關系的實質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一種債權說的觀點將受益人權利視為債權，但如果對受益人僅僅給予債的救濟，將不利於更好地保護受益人的利益，信託法因此通過特別的條款保護受益人的利益，但這些特別規定顯然與民法原則不相容，如果受託人與受益人之間的關系僅僅是債的關系，那麼受託人僅應負損害賠償之責，問題是信託法不僅規定了損失填補的責任，而且還規定了一種干預體制，如受託人的分別的管理義務以及受益人對違反信託受讓財產的相對人撤銷權，單純將信託視為一種債的關系，很難解釋信託體制。日本的信託業務主要應用於商業信託，在家庭領域中的應用極其罕見。《海牙公約》。非信託國家對於信託首先面臨兩方面的難題：一是信託的基本概念和與之相關的比較法上的難題，包括受託人的法律地位和權力、信託財產的法律性質、信託財產上不同當事人的利益以及信託當事人之間的地位關系等；二是由於不存在信託的分類而導致的適用沖突法規則的困難，包括非信託國家如何將信託分類、土地信託的特殊難題以及承認信託的沖突的解決方法。這一系列難題是非信託國家在解決信託問題時普遍採用在功能和效果上進行比較的方法，但這種方法將信託肢解為不同的類似制度，不僅會產生沖突法規則的適用問題，而且會在很大程度上損害委託人設立信託的真實意圖，因此有必要建議一種單一的法律選擇的方法，從而誕生了《關於信託的法律適用及其承認的公約》（《海牙公約》），但其目的是將信託的概念引入沒有信託的國家的國內法，而並不是規定法律沖突時的規則適用。
《海牙公約》關於信託的定義僅僅是描述性的，未能給出信託的准確定義。根據公約第三條的規定，信託關系僅限於自願設立的書面的信託。因此，公約適用於基於書面明示信託無效時的結果信託，但對於由法院推定的結果信託則必須受到「書面」條件的限制。
公約第六條規定，信託應依財產委託人所選擇的法律為准據法，該法律是指實體法的規則，該准據法將一直有效，除非委託人在信託協議中明示授權予以變更或默示被另一法律所替換。
海內外專家出席信託國際論壇
根據公約第十三條規定，在沒有選擇信託適用的法律的情況下，法院有裁量權決定是否承認信託。義大利是第一個批准公約的民法傳統國家，在將信託引入國內法的過程中產生了劇烈的沖突。但同時，民法傳統國家的法律學者們也在試圖尋找民法體系中類似於信託的制度。荷蘭也是民法體系國家，荷蘭法不承認直接等同於普通法信託的法律制度，荷蘭通行的觀點是：普通法的信託導致了所有權的分割，或者以法律沒有規定的行為創設了物權，違反了物權法定原則，荷蘭法承認所有權的絕對性和不可分割，因此，即使雙方當事人有約定，受託人和受益人之間的管理協議也不能減損受託人的所有權，受益人僅僅是取得對受託人的債權，不存在衡平法上的受益人的所有權。而在荷蘭法中存在的信託（Bewind）中，受益人是財產的所有人，但是限制受益人的處分財產的權利，管理人作為受益人的代理人管理財產，由於該財產在法律上沒有被管理人所擁有，財產不受管理人破產的影響。並不是所有的民法傳統國家都繼受了信託制度，在德國、法國、瑞士等國，都沒有接受信託。

② 信託法修改過幾次，分別是哪幾年，修改的內容是什麼，

中國信託法2001年頒布之後，尚沒有修改過。

③ 日本現在對信託業的監管

日本採取的是統一化的信託監管模式,我們從信託法律網(TrustLaws.Net)獲知,日本的信託銀行由金版融廳負責監管權,主要由監管局執行,具體落實在銀行二部.

理解日本的信託監管要從研究日本的信託機構變遷開始,並注意<兼營法>和<銀行法>在信託監管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④ 信託行業「一法三規」主要指的是什麼

信託行業一法三規中，「一法」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託法》。「三規」指《信託公司管理辦法》、《信託公司集合資金信託計劃管理辦法》和《信託公司凈資本管理辦法》。

⑤ 以日本信託業的發展對我國的信託業有何啟示或借鑒

日本引入信託制度之初，也面臨信任基礎構築以及投資者保護難題，為此日本對於貸款信託等部分金錢信託採取了附加保障本金補充合同的法律制度，要求信託機構從信託收益中提取相應的准備金，同時還適用於存款准備金制度以及存款保險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此類信託產品的風險監管約束，也可達到保障投資者利益的目的。不過日本並不是所有信託產品都適用於上述規定，除了特定金錢信託產品，其他信託產品是不適用於本金保障的規定。這樣投資者就可以根據自身偏好選擇信託產品，信託公司也可以根據不同信託產品制定投資策略。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剛性兌付作為一個信託公司經營策略，容易導致忽視自身責任承擔以及相關監管舉措缺位的問題，因而一旦風險問題暴露集中化，信託公司能夠使用的應對之策就非常少，損耗投資者信心。就解決信託產品剛性兌付問題而言，信託公司可以採取差異化產品設計，發行保本和非保本信託產品，適應不同投資偏好，而監管部門對於保本信託產品則可以安排更加嚴格風險監管制度，保障投資者本金安全；而對於非保本信託產品則需要進一步明確受託人職責，安排相應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及受益人利益補償機制，以此實現更好的保護投資者利益。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加強投資者教育，普及信託文化和理念，使投資者能夠更加充分認識信託產品投資本質。

日本信託業務發展之初，信託業務主要也是發揮融資功能，尤其是以貸款信託為主的信託產品佔比非常高。不過，與我國現階段信託業的狀況不同，自40、50年代開始，日本信託業開始執行長期金融功能，這就避免與銀行業務同質化以及惡性競爭，同時日本貸款信託法也對貸款信託資金的投向有著明確的規定，起初要求投向鋼鐵、礦產等重要國民經濟部門，而日本經濟結構的變化，貸款信託資金則被要求投向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作用的部門。日本上世紀五十年代還進一步制定了《貸款信託法》，實現了貸款信託商品化，加之門檻不高，獲得大量委託人的青睞，也間接起到了普及信託文化的作用，為發掘更大的信託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以貸款信託為代表的融資類信託產品逐步減少，目前貸款信託基本絕跡，逐步被土地信託、有價證券信託等所取代，信託制度的財富管理功能、投資功能得到進一步發揮。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信託業務融資化與國家經濟增長階段有很大關系，經濟增長處於高速發展階段，融資需求強烈，信託業務融資化特徵相對顯著，這本身是信託制度適應外部經濟環境變化的表現。但是，我國信託業務融資化主要在於很多業務都是通道業務，而且很多信託資金投向了國家宏觀調控限制的房地產、過剩產能以及地方融資平台，應該更多發揮信託制度融資優勢去支持新興戰略產業，以此促進我國經濟轉型；信託融資化問題還在於信託與銀行的經營模式近似，同質化嚴重，雖然信託公司基本選擇風險更高的項目運作，但是盈利模式基本也是靠利差，而且各家信託產品同質化嚴重。目前，我國依然處於相對增長較快的階段，融資需求依然較為強烈，因為信託業需要進一步優化信託融資功能發揮的路徑，實現差異化經營目標。同時，我國還需要加強信託文化的普及，進一步發掘其他信託業務需求，從而有利於提高信託業收入來源以及未來融資信託業務收縮可能帶來的沖擊。
面對資管市場開放挑戰的日本經驗：專業化及規模化
我國信託公司曾經是我國唯一能夠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以及實體進行資產配置的金融機構，然而隨著我國金融監管的放鬆以及資產管理市場逐步的開放，這種優勢已經盪然無存。目前，券商、基金子公司、保險公司都可以跨市場進行資產配置，信託業制度紅利嚴重削弱，信託公司經營發展所面臨的競爭挑戰更大。目前，我國信託公司在通道業務、上市股權質押、房地產、地方融資平台等業務市場已經被分割。
日本信託業也面臨著信託市場逐步開放的挑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今，日本信託業也加快了這樣的改革開放步伐，1986年允許外資銀行以成立現地法人的形式，經營信託業務。1993年允許銀行和證券公司通過設立子公司，或者是信託合同代理店來參與信託業務，2002年又允許金融機構總公司親自來從事業務，2004年修訂信託業法以後，允許通過新設信託公司或者說新設代理店的形式來從事信託業務。日本信託機構應對之策在於，一方面明確了自身所具有的從事信託業務的專業性，通過聘請或者邀請該領域專家，來提高公司整體專業運營能力。同時，密切跟蹤社會經濟發展所蘊含的業務機會，及時創新產品服務；綜合化服務增強客戶粘性，日本信託銀行兼營存款業務、證券過戶代理、不動產買賣等業務。另一方面，加大規模化經營步伐，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信託業加快了並購步伐，如1999年排名第三的三井信託與排名第六的中央信託合並，2000年4月三菱信託、日本信託和東京三菱銀行決定實行聯合經營。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信託公司發展根本還在於專業化經營，因而我國信託業仍需要加強業務專業性，培育和招聘更多專業人才，深化信託制度的應用空間和范圍，加快信託業務創新，提高市場競爭力。信託公司仍需要加強渠道建設，細化客戶管理，通過客戶管理系統，細化客戶管理策略，分析客戶金融服務需求和投資偏好，為客戶指定個性化產品推薦和財富管理方案。信託公司需要加強風險管理能力的提升，加強各種風險管理工具的應用，諸如評級體系、預警體系等，提高風險管理量化水平，形成良好的風險文化和報告體系。信託公司需要進一步加強品牌建設和宣傳，向社會和市場傳遞企業經營理念、發展願景等，增強經營透明性，強化客戶的認同感和信任度。同時，信託業也需要通過橫向兼並收購和縱向兼並收購，實現綜合化、規模化經營，提升綜合經營實力。
信託業發展政策扶持的日本經驗：制度供給與精心培育
我國政府在引進和促進信託業發展方面起著主導作用。然而，面對如何培育和發展信託業，自2001年《信託法》之後才有了明確的思路，不過從當前看，信託業轉型發展的相關制度供給和政策依然不充足，而且隨著資管市場的加速開放，監管部門需要進一步解決行業發展方向以及分業監管下的制度協調問題。
日本政府在信託業發展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更加明顯，對於培育信託業非常重視。一方面，日本政府不斷加強有效的信託制度供給，從最初的信託法和信託業法，到後來的貸款信託法、資產流動化法，再到信託法和信託業法的再修訂。信託業務作為一種法律關系，在大陸法系下需要依照基本的法律制度進行操作，日本信託制度繼承了英美信託制度，又有本土化，具有較大先進性。同時，日本又根據信託公司業務發展需要制定各類業務特定法律制度，推動信託業的商品化和快速發展。為了適應新時期信託業務的大發展，2004年日本開始著手修訂新的信託制度，這賦予日本信託公司更大的發展空間，也保證信託機構與銀行、保險等新進入競爭者保持相同的監管要求，維護行業公平競爭和有序發展。而且，日本信託業法律制度與其他不動產、稅法等都有很好的銜接，解決了大陸法系下信託業務發展的不兼容問題，有效促進了日本信託業務發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二戰後以及信託市場開放關鍵時期也給予了日本信託業很大的政策支持。二戰以後由於戰爭造成的災難，以及通貨膨脹的影響，資產大量流失，信託公司經營也曾一度陷入了難以為繼的困境，日本政府通過讓信託公司經營銀行業務，成功地打破這了一僵局，日本信託業從此進入了兼營階段。1953年日本又對信託業確定了分業經營的模式，並提出了長期金融和短期金融分離的方針，要求信託銀行發揮長期金融職能，以信託業務為主，而原來兼營信託業務的銀行相繼不再經營信託業務，這樣，日本的信託業務主要集中到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東洋、日本和中央等7家信託銀行手中。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信託作為一個新生事物，政府的作用卻是無法替代，而政府對於信託制度的供給和發展路徑設計，也決定了這個信託業發展速度和成熟度。我國缺少「信託業法」，信託公司的合法權益缺乏必要的保障依據，尤其是在資管市場加速開放的當下，由於缺乏頂層設計，信託公司與其他從事類信託業務的金融機構的競爭並不在同一個起跑線。雖然我國2001年頒布《信託法》，然而信託財產獨立性和產權歸屬問題、信託財產公示問題等還沒有很好的得到解決，信託立法過程中存在很多概念模糊、條文不清的地方，這對於信託業務實際操作形成較大制約。因而我國應該加快建立和完善信託行業相關法律法規，通過合理的信託行業制度供給引導其健康發展，為信託行業提供更大創新和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政府可在稅收、信託公司異地部門建設、業務創新給予更多優惠政策和支持，幫助信託公司渡過行業轉型發展困難時期。

⑥ 試述信託的基本法觀念

信託理論與信託理念

1、民事信託。我國的江平教授和日本的中野正俊教授不約而同地提出了發展中國民事信託的構想。與《信託法》（如第三條）確立的「民事信託+營業信託+公益信託=信託」的模式有所不同，江平教授提出了「民事信託（含營業信託）+公益信託=信託」的制度架構，他認為我國的民事信託應相當於英美法系的私益信託[ ]，而營業信託只是以經營信託業務的機構作為受託人的一種民事信託。這無疑是對信託制度本源和社會基礎的回歸——民間財產轉移與管理，對於滿足民眾迅速增長的理財需求和從根本上推動信託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盡管「日本無民事信託」的觀念已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但中野正俊教授在總結大量民事信託判例的基礎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託實際上隨處可見，只是它們在性質上僅僅作為判例而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罷了。這不僅是對日本信託理論和觀念的觸動，也對我國民事信託的認識和發展極具啟示。難道我國當前的民事信託活動就僅限於小額財產管理、遺產管理和貴重物品保管等初級形式嗎？目前，學界對發展具有我國特色的民事信託充滿信心。隨著信託思想的普及和信託制度的健全，越來越富裕的國人必定會逐漸認識並充分運用民事信託的財產保護和增值功能。由此，受託人在「職業受託」 的基礎上也會產生「非職業受託」，不斷積聚的公民生活資料會更高效地轉化為生產資料。不論這樣的民事信託是否還保有在英國起源時的「原汁原味」，但它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促動作用將是非常可觀的。

2、公益信託。我國當前各方面的公益需求非常巨大，但公益事業主要以基金會的形式出現。江平教授認為，目前基金會的設立成本和管理成本較高且程序較繁瑣，與公益信託相比雖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卻沒有明顯的成本優勢。學界普遍呼籲，積極引入靈活、便捷的公益信託，以扭轉我國公益事業發展嚴重滯後的被動局面。但是，在目前的法律環境之下，發展公益信託仍面臨著諸多障礙，一是動力不足，即各項鼓勵措施（如稅收等）還未出台，影響了委託人設立公益信託的積極性；二是機制不健全，即由於公益事業管理機構還未真正明確到位，公益信託的受託人資格難以核定，有效管理無法落實。值得期待的是，有關部門已將公益信託列入議事日程，相信不久將在我國的公益事業中發揮重要作用。民政部門等相關國家機關應積極推動公益信託的開展，鼓勵和保障社會捐助，實現信託業和公益事業的「雙贏」效應。

3、信託法學說。目前，學界的目光多集中於信託制度的沖突與協調，對信託理論學說的關注和研究相對滯後。中野正俊教授基於當前信託和信託法發展的實際需要，在日本信託法學界已有的「債權說」、「物權說」、「實質性法主體說」和「相對性權利轉移說」之外，提出了頗具創意的「限制性權利轉移說」，即認為信託財產並未完整地轉移財產權，而是根據信託目的限制性地轉移財產權。[ ]該學說對信託目的的重視值得贊賞，在當前的信託理論與實務中均具有相當的解釋力。韓國的洪裕碩教授在全面分析日本信託法理論各流派的基礎上，贊成把信託分為自益信託與他益信託之後再展開解釋的「新債權說」。一直以來，日本的信託法學說深刻地影響著亞洲其他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的信託立法和司法，我國信託法學界至今沒有影響較大的理論學說，因此借鑒日本的信託法學說既必要又可行。同時，信託法學界應加強與經濟學、管理學等其他學科的信託理論交流，並緊密結合信託實務操作和信託發展動向，及早提出我國自己的信託法學說。隨著我國信託法制的進一步發展，民商法與信託法之間的沖突將會越來越突出，法學界可以考慮將信託法學提升為獨立的法學二級學科，針對其獨特性展開全方位研究。

4、信託觀念。雖然信託在我國的產生和發展由來已久，但國人對信託的認識卻相當滯後。我國本身沒有信託傳統，而「一物兩權」的英美式信託與大陸法系國家「一物一權」的傳統所有權概念和法律體系相去甚遠，加之當前轉軌過程中市場信用機制嚴重缺乏，使得信託制度在我國的繼受和發展面臨諸多困擾。江平教授認為，信託的觀念與運用在我國長期處於誤解和歧義之中。洪裕碩教授也坦言，信託在大陸法系的中國和韓國會產生「異樣」的感覺。的確，由於人們對信託的普遍陌生和信託公司屢屢被整頓，社會上對信託的質疑與排擠在長時間內還難以完全消解，這對於信託觀念的培育和普及產生了負面影響。究其根源，仍舊是我國的法治建設和市場經濟還不成熟，法律不健全和信譽嚴重缺失是制約我國發展信託制度和普及信託觀念的系統性障礙。相信，隨著我國經濟的日趨發達，國民理財的需求與人們對信託的認識將會同步增長，尤其在信託理論和立法的不斷推動下，信託的獨特價值和巨大潛力必將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與接受。

⑦ 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託法於哪一年正式實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託法》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於2001年4月28日通過，現予公布，自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