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信託行業發展現狀及存在問題分析

㈠ 中國信託行業發展現狀如何

中國信託業從1979年恢復至今，經歷了30多年的發展歷程。2001年《信託專法》的頒布奠屬定了信託行業的法律基礎，2007年銀監會頒布新的《信託公司管理辦法》和《信託公司集合資金信託計劃管理辦法》明確了信託公司作為財富管理機構的功能定位，為信託業快速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

㈡ 信託業的行業現狀

經過第五次清理整，重新登記發牌的信託投資公司普遍經過了資產重組，卸掉了歷史的債務包袱，充實了資本金，改進了法人治理結構，吸取了過去的經驗教訓，革新了市場經營觀念，增強了抗風險能力，夯實了發展的基礎，提高了整體的經營管理水平，以誠信為前提條件的信託業必將逐步獲得社會的認可。 進入2001年,以《信託法》、《信託投資公司管理辦法》和《信託投資公司資金信託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的頒布實施為標志，我國信託業基本結束了長達三年的 「盤整」格局，躍出谷底，步入規范運行的軌道。
2002年5月9日，中國人民銀行頒發[2002]第5號令，根據《信託法》和《中國人民銀行法》等法律和國務院有關規定再次對《信託投資公司管理辦法》進行修訂，其內容較原《信託投資公司管理辦法》對信託投資公司業務開展的可操作性方面進行了重大調整，使信託投資公司在發起設立投資基金、設立信託新業務品種的操作程序、受託經營各類債券承銷等方面的展業空間有了實質性突破。
按照新《信託投資公司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信託投資公司可以直接作為投資基金的發起人從事投資基金業務，而無需先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同時，信託投資公司設計信託業務品種可完全根據市場需求進行，而無須向中國人民銀行報批核准。
《信託投資公司資金信託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也於2002年6月13日正式頒發，並在7月18日正式實施，進而為信託投資公司開展資金集合信託業務提供了政策支撐。至此，由《信託法》、新《信託投資公司管理辦法》和《信託投資公司資金信託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等法律文件和規定構建起來的信託公司規范發展的政策平台已經趨於完善。 某些「新觀點」順應信託業發展趨勢。
最近，信託業界對圍繞信託公司的功能定位和業務發展方向傳出的一系列新的觀點(下簡稱「新觀點」)，反應較為強烈。新觀點提出了涉及信託公司固有業務、信託業務、關聯交易、資本金、合格投資人、受益權轉讓、資金信託合同份數、異地信託等八項措施，核心是固有業務壓縮、信託業務規范、關聯交易清理。
某些「新觀點」順應信託業發展趨勢
關於固有業務，新觀點要求在「受人之託、代人理財」的基本定位下，信託公司應取消現有業務范圍中的同業拆放、貸款、融資租賃業務，並將投資業務范圍界定為金融類公司股權投資、自用固定資產投資和短期投資(包括股票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央行票據等)，原則上取消實業投資，充分保證資產的流動性。
具體操作上，信託投資公司可採取公司分立、業務剝離、公司轉制等方式逐步壓縮固有業務，限期達到上述要求，同時信託公司不得辦理存款、資金拆入、發行債券、資產回購等任何形式的負債業務。不得以經營資金信託或者其他業務的名義吸收存款。降低對外擔保比例，限定不超過凈資產的一定比例。
對於信託業務，新觀點要求對信託業務范圍進行梳理，大致分為信託業務和兼營業務。信託業務按信託產品進行描述，如資金信託計劃、企業年金信託業務、信貸資產證券化、不動產信託、事務管理型信託等；兼營業務包括並購重組、財務顧問、投資咨詢、證券承銷、代保管等投行業務和中介業務。信託公司不得將信託財產用於貸款和賣出回購業務。
而對於關聯交易，則進行限制——取消善意關聯，禁止逆向關聯。關於善意關聯，信託公司經營信託業務，不得有下列行為：將信託資金投資於自己或者關系人的有價證券；將不同信託賬戶下的信託財產進行相互交易；以固有財產與信託財產進行相互交易；信託與固有賬戶、信託財產專戶之間不得辦理沒有交易背景、沒有簽訂協議或合同的款項劃撥、墊付甚至混用。
關於逆向關聯，即信託公司不得以固有財產或信託財產向關聯方融出資金，轉移財產，不得為關聯方提供擔保，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權作為質押提供融資，不得接受關聯方股權作為信託財產進行受益權分割。
關於信託份額限制，新觀點還對取消200份限制，允許開展異地信託業務，資本金浮動管理，以及合格投資人、受益權轉讓等做出了相關規定。對取消資金信託合同200份和異地信託業務的限制，順應了金融領域對外全面開放後信託業務的發展趨勢。
「新觀點」令信託公司找不著北
多年來一直對信託業十分關注，不斷提及自己事業發展的第一桶金得益於信託的上海遠景投資有限公司張遠景懷著對信託業的良好期盼，對上述新觀點詳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信託的本質是設計，信託業務具有多樣性，對信託業務的過多限制，是否有利於信託公司生存和發展？取消同業拆放、貸款、融資租賃經營等業務，信託公司的金融性將大打折扣，而以保證資產流動性為目的，對實業投資的限制，其合理性值得商榷。
自有資金投資實業未嘗不可，投資實業並非資產不流動，資產證券化的結果同樣可以保證資產流動性。信託業務一定要具有多樣性、流通性，其多樣性表現在，除傳統資金信託外，亦有企業年金信託、不動產信託、事務管理型信託、教育信託、公益信託、離岸信託、產業投資信託、投資理財等，而信託產品流通性表現為，流通是風險的最好防範，增強流通才能降低風險，更好地吸引投資者，因此如何設計信託產品，使其具有流通性，建立流通平台交易，以及信託產品證券化，包括交易平台證券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張遠景說，信託業務和非信託業務區分確定，有廣義、狹義之分，誰能說信託公司現有的兼營業務就不是信託業務？對受益權轉讓設限，妨礙了信託業務發展，也缺乏法律依據。而就關聯交易而言，不是不可以關聯交易，而是關聯交易必須經過合法的程序，應明確關聯交易過程中的兩個合法依據：一是公司法下的公司治理結構；二是金融監管領域中的相關規定。
張遠景認為，美國的信託投資人多為自然人，中國更多的自然人成為信託投資人是趨勢，信託公司應做的是風險提示和按照約定經營。信託工具多為富人運用，他們應該具備較多的風險意識。刻意的限制自然人人數，不是防範風險的辦法，而應在信託公司發展和風險防範上找平衡點。
他感慨，長期以來，信託公司一直在探討發展之路並不斷博弈，結果是五次整頓和隨之而來的一連串嚴厲監管。如今的信託公司面臨的問題是在十分狹小的空間里如何生存？生存的基礎是什麼？他比喻，如今的信託公司處境就好比池塘里的魚，有水但不夠深，缺氧。既然放了水養魚，就要夠魚存活的水量，保持氧分，倘若既要養魚又不給足夠的水量和氧分，魚在水塘中必然會上竄下跳。
談到信託公司的出路時，張遠景說，伴隨著金融市場的開放，信託業務領域亦將得到擴大和延伸，對信託公司既是機遇又是挑戰。信託公司改制或與商業銀行合並成為信託銀行，是值得思考的，這是美國、加拿大、日本、我國台灣地區等金融信託發達地區都相繼走過的道路。這將從根本上改變信託公司缺乏信用基礎，現金流不足，抗風險能力差的狀況，並能實施有效的商業銀行治理模式，徹底改變信託公司現狀。 2015年8月3日，中國信託業協會發布的《2015年2季度中國信託業發展評析》顯示，截止到二季度末，全國68家信託公司管理的信託資產規模達到15.87萬億元，比2015年一季度末的14.41萬億元環比增長10.13%，比2014年二季度末增長27.16%。這也是自2013年三季度至2015年一季度，連續7個季度信託資產規模同比增長率逐季下滑後，首度迎來回暖態勢，信託業邁入「15萬億元時代」。

㈢ 以日本信託業的發展對我國的信託業有何啟示或借鑒

日本引入信託制度之初，也面臨信任基礎構築以及投資者保護難題，為此日本對於貸款信託等部分金錢信託採取了附加保障本金補充合同的法律制度，要求信託機構從信託收益中提取相應的准備金，同時還適用於存款准備金制度以及存款保險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此類信託產品的風險監管約束，也可達到保障投資者利益的目的。不過日本並不是所有信託產品都適用於上述規定，除了特定金錢信託產品，其他信託產品是不適用於本金保障的規定。這樣投資者就可以根據自身偏好選擇信託產品，信託公司也可以根據不同信託產品制定投資策略。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剛性兌付作為一個信託公司經營策略，容易導致忽視自身責任承擔以及相關監管舉措缺位的問題，因而一旦風險問題暴露集中化，信託公司能夠使用的應對之策就非常少，損耗投資者信心。就解決信託產品剛性兌付問題而言，信託公司可以採取差異化產品設計，發行保本和非保本信託產品，適應不同投資偏好，而監管部門對於保本信託產品則可以安排更加嚴格風險監管制度，保障投資者本金安全；而對於非保本信託產品則需要進一步明確受託人職責，安排相應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及受益人利益補償機制，以此實現更好的保護投資者利益。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加強投資者教育，普及信託文化和理念，使投資者能夠更加充分認識信託產品投資本質。

日本信託業務發展之初，信託業務主要也是發揮融資功能，尤其是以貸款信託為主的信託產品佔比非常高。不過，與我國現階段信託業的狀況不同，自40、50年代開始，日本信託業開始執行長期金融功能，這就避免與銀行業務同質化以及惡性競爭，同時日本貸款信託法也對貸款信託資金的投向有著明確的規定，起初要求投向鋼鐵、礦產等重要國民經濟部門，而日本經濟結構的變化，貸款信託資金則被要求投向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作用的部門。日本上世紀五十年代還進一步制定了《貸款信託法》，實現了貸款信託商品化，加之門檻不高，獲得大量委託人的青睞，也間接起到了普及信託文化的作用，為發掘更大的信託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以貸款信託為代表的融資類信託產品逐步減少，目前貸款信託基本絕跡，逐步被土地信託、有價證券信託等所取代，信託制度的財富管理功能、投資功能得到進一步發揮。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信託業務融資化與國家經濟增長階段有很大關系，經濟增長處於高速發展階段，融資需求強烈，信託業務融資化特徵相對顯著，這本身是信託制度適應外部經濟環境變化的表現。但是，我國信託業務融資化主要在於很多業務都是通道業務，而且很多信託資金投向了國家宏觀調控限制的房地產、過剩產能以及地方融資平台，應該更多發揮信託制度融資優勢去支持新興戰略產業，以此促進我國經濟轉型；信託融資化問題還在於信託與銀行的經營模式近似，同質化嚴重，雖然信託公司基本選擇風險更高的項目運作，但是盈利模式基本也是靠利差，而且各家信託產品同質化嚴重。目前，我國依然處於相對增長較快的階段，融資需求依然較為強烈，因為信託業需要進一步優化信託融資功能發揮的路徑，實現差異化經營目標。同時，我國還需要加強信託文化的普及，進一步發掘其他信託業務需求，從而有利於提高信託業收入來源以及未來融資信託業務收縮可能帶來的沖擊。
面對資管市場開放挑戰的日本經驗：專業化及規模化
我國信託公司曾經是我國唯一能夠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以及實體進行資產配置的金融機構，然而隨著我國金融監管的放鬆以及資產管理市場逐步的開放，這種優勢已經盪然無存。目前，券商、基金子公司、保險公司都可以跨市場進行資產配置，信託業制度紅利嚴重削弱，信託公司經營發展所面臨的競爭挑戰更大。目前，我國信託公司在通道業務、上市股權質押、房地產、地方融資平台等業務市場已經被分割。
日本信託業也面臨著信託市場逐步開放的挑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今，日本信託業也加快了這樣的改革開放步伐，1986年允許外資銀行以成立現地法人的形式，經營信託業務。1993年允許銀行和證券公司通過設立子公司，或者是信託合同代理店來參與信託業務，2002年又允許金融機構總公司親自來從事業務，2004年修訂信託業法以後，允許通過新設信託公司或者說新設代理店的形式來從事信託業務。日本信託機構應對之策在於，一方面明確了自身所具有的從事信託業務的專業性，通過聘請或者邀請該領域專家，來提高公司整體專業運營能力。同時，密切跟蹤社會經濟發展所蘊含的業務機會，及時創新產品服務；綜合化服務增強客戶粘性，日本信託銀行兼營存款業務、證券過戶代理、不動產買賣等業務。另一方面，加大規模化經營步伐，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信託業加快了並購步伐，如1999年排名第三的三井信託與排名第六的中央信託合並，2000年4月三菱信託、日本信託和東京三菱銀行決定實行聯合經營。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信託公司發展根本還在於專業化經營，因而我國信託業仍需要加強業務專業性，培育和招聘更多專業人才，深化信託制度的應用空間和范圍，加快信託業務創新，提高市場競爭力。信託公司仍需要加強渠道建設，細化客戶管理，通過客戶管理系統，細化客戶管理策略，分析客戶金融服務需求和投資偏好，為客戶指定個性化產品推薦和財富管理方案。信託公司需要加強風險管理能力的提升，加強各種風險管理工具的應用，諸如評級體系、預警體系等，提高風險管理量化水平，形成良好的風險文化和報告體系。信託公司需要進一步加強品牌建設和宣傳，向社會和市場傳遞企業經營理念、發展願景等，增強經營透明性，強化客戶的認同感和信任度。同時，信託業也需要通過橫向兼並收購和縱向兼並收購，實現綜合化、規模化經營，提升綜合經營實力。
信託業發展政策扶持的日本經驗：制度供給與精心培育
我國政府在引進和促進信託業發展方面起著主導作用。然而，面對如何培育和發展信託業，自2001年《信託法》之後才有了明確的思路，不過從當前看，信託業轉型發展的相關制度供給和政策依然不充足，而且隨著資管市場的加速開放，監管部門需要進一步解決行業發展方向以及分業監管下的制度協調問題。
日本政府在信託業發展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更加明顯，對於培育信託業非常重視。一方面，日本政府不斷加強有效的信託制度供給，從最初的信託法和信託業法，到後來的貸款信託法、資產流動化法，再到信託法和信託業法的再修訂。信託業務作為一種法律關系，在大陸法系下需要依照基本的法律制度進行操作，日本信託制度繼承了英美信託制度，又有本土化，具有較大先進性。同時，日本又根據信託公司業務發展需要制定各類業務特定法律制度，推動信託業的商品化和快速發展。為了適應新時期信託業務的大發展，2004年日本開始著手修訂新的信託制度，這賦予日本信託公司更大的發展空間，也保證信託機構與銀行、保險等新進入競爭者保持相同的監管要求，維護行業公平競爭和有序發展。而且，日本信託業法律制度與其他不動產、稅法等都有很好的銜接，解決了大陸法系下信託業務發展的不兼容問題，有效促進了日本信託業務發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二戰後以及信託市場開放關鍵時期也給予了日本信託業很大的政策支持。二戰以後由於戰爭造成的災難，以及通貨膨脹的影響，資產大量流失，信託公司經營也曾一度陷入了難以為繼的困境，日本政府通過讓信託公司經營銀行業務，成功地打破這了一僵局，日本信託業從此進入了兼營階段。1953年日本又對信託業確定了分業經營的模式，並提出了長期金融和短期金融分離的方針，要求信託銀行發揮長期金融職能，以信託業務為主，而原來兼營信託業務的銀行相繼不再經營信託業務，這樣，日本的信託業務主要集中到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東洋、日本和中央等7家信託銀行手中。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信託作為一個新生事物，政府的作用卻是無法替代，而政府對於信託制度的供給和發展路徑設計，也決定了這個信託業發展速度和成熟度。我國缺少「信託業法」，信託公司的合法權益缺乏必要的保障依據，尤其是在資管市場加速開放的當下，由於缺乏頂層設計，信託公司與其他從事類信託業務的金融機構的競爭並不在同一個起跑線。雖然我國2001年頒布《信託法》，然而信託財產獨立性和產權歸屬問題、信託財產公示問題等還沒有很好的得到解決，信託立法過程中存在很多概念模糊、條文不清的地方，這對於信託業務實際操作形成較大制約。因而我國應該加快建立和完善信託行業相關法律法規，通過合理的信託行業制度供給引導其健康發展，為信託行業提供更大創新和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政府可在稅收、信託公司異地部門建設、業務創新給予更多優惠政策和支持，幫助信託公司渡過行業轉型發展困難時期。

㈣ 關於我國金融業發展現狀及前景分析

從整體上看，金融學專業這幾年在報考方面比較熱門，其職業前景普遍看好，但根據實際就業情況看，兩極分化比較嚴重，據文都教育經濟學考試中心的觀察統計發現，知名院校的金融學碩士，如果導師影響力較大，在校期間注重實踐，同時研究功底比較深厚，剛出校門拿到10萬以上年薪者，不在少數。
近幾年來，中國金融市場正在走向國際化，對專業性很強的人才需求迫切。金融學碩士就業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高端市場，例如高校教師和大公司市場研究分析、基金經理、投資經理、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託投資公司等。
無論是本科畢業，還是碩士畢業，金融學專業畢業生總體上的就業方向有經濟分析預測、對外貿易、市場營銷、管理等，如果能獲得一些資格認證，就業面會更廣，就業層次也更高端，待遇也更好，比如特許金融分析師(CFA)、特許財富管理師(CWM)、基金經理、精算師、證券經紀人、股票分析師等。
目前我國金融人才的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下面幾類人士還是比較缺乏的：一是能夠充當領軍人物的高級管理人才;二是精通外語、法律及計算機的復合型人才;三是法律、咨詢、中介和會計等方面的高級專業人才，有國際金融經營理念和從業經驗的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務人才匱乏。另外，金融行業內部諸多中間業務的開展，也需要高級專業人才進入，比如個性化金融產品設計、對客戶資金進行投資收益等。

溫馨提示：以上信息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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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信託制度在中國本土化特點和出現的問題

信託是英美法系的獨特產物，是英國人對世界法律體系作出的重大貢獻。英國的法學家梅特蘭曾說，「如果有人要問英國人在法學領域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麼，那就是歷經數百年發展起來的信託理念，我相信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答案了。」他還指出之所以是最大的成就不僅僅是因為信託的發明，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在滿足新的需求和解決新問題的前提下不斷發展和變化的信託制度。[1]信託作為一種財產管理制度，所具有的獨特的制度功能「長期規劃」、「彈性空間」和對「受益人切實保障」[2]使其成為了一種世界性的法律制度，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如美國、日本、韓國、台灣等。信託制度的獨特功能對於尋求有效財產管理制度的轉型期的我國而言，其借鑒意義不言而喻。2001年，我國正式從法律上移植信託制度，制定《信託法》。
信託制度的獨特功能對於尋求有效財產管理制度的轉型期的我國而言，其借鑒意義不言而喻。2001年，我國正式從法律上移植信託制度，制定《信託法》。2001年《信託法》實施八年來，我國信託業雖然已經走出了之前五次整頓的混亂狀態，信託業也有一定的發展，但信託業的財產管理的功能還未能很好地發揮，信託信號還存在一定模糊，以至於在實踐中與其他理財制度存在著混淆。本文將就信託制度移植中所遭遇的問題進行闡述，以尋求正確的發展路徑，充分發揮信託制度的財產管理和融資作用。

時光的指針撥回到亞洲金融危機嚴酷肆虐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1998年10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鑒於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下稱「廣東國投」）不能夠支付到期債務，從即日起實施行政關閉。
在舉世矚目下，旋即又發生了一系列震動全球金融市場的事件：進入11月，廣東國投在香港的兩家子公司因資不抵債分別按香港法律宣告清盤；第二年初的1月16日，廣東省高院和廣州、深圳中院分別作出裁定，廣東國投本部及其在境內的三家子公司共四家企業進入破產程序。
廣東國投數百億元人民幣的債務80％以上借自包括日本、美國、德國、瑞士、香港等國家和地區130多家著名銀行。廣東國投破產的消息猶如石破天驚，立即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掀起巨大波瀾。
在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朱鎔基總理會見中外記者並回答記者的提問時強調，廣東國投破產是中國金融改革過程中的一個個別事件，但是這件事非常重要，它向全世界發出一個信息：中國政府不會為一個金融企業還債，如果這個債務不是由各級政府所擔保的話。
「我們如果象以前那樣，把廣東國投的債全部背起來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但那樣做的後果將是極其危險的。廣東國投的債政府背了，廣東省其他地方、尤其是全國不少地方的企業外債，政府是不是都能背得起？」回憶往事，時任廣東省省長的盧瑞華感慨萬端。
時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的王岐山 （現任海南省委書記）說：「廣東國投的債務並沒有像過去那樣由政府包下來，而是『誰的孩子誰抱走』，這一決定預示著一個重大變化，哪級政府管的事情由哪級政府解決，國家主權信用、地方政府信用和企業信用要逐步分清。」
王岐山把廣東國投破產這一重大決策比喻作「揭房頂，開窗戶」之舉。事實證明，廣東國投破產，使得陰雲密布、危機四伏的金融界開始出現了松動，為全面化解我國金融風險「殺開了一條血路」。
廣東國投關閉直至破產事件，直接觸動了全國信託業的「脫韁野馬」開始「收韁」。1998年底，根據中央要求，對信託業的全行業整頓從中央到地方相繼啟動了。
廣東國際信託破產案說明， 2001年《信託法》實施八年來，我國信託業雖然已經走出了之前五次整頓的混亂狀態，信託業也有一定的發展，但信託業的財產管理的功能還未能很好地發揮，信託信號還存在一定模糊，以至於在實踐中與其他理財制度存在著混淆。本文將就信託制度移植中所遭遇的問題進行闡述，以尋求正確的發展路徑，充分發揮信託制度的財產管理和融資作用。
信託制度起源於英國，起因在於對當時法律的規避，而後逐漸地演變成為一種融資工具。那麼，我國要引進的是信託制度的哪個方面，是首先應當明確的。在財產管理制度方面，我國有合同制度、委任代理制度、遺產繼承製度等，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存在並發揮作用。作為財產管理的功能，信託制度似乎作用不大。但作為融資工具的功能，信託制度對於促進流通、加快資金使用效率有非常大的空間。另外，我國在信用管理、產權登記、訴訟證據的確認等方面的制度建設還不完善，把信託制度的財產管理和融資功能全盤引進將會造成制度的混亂。實踐證明，信託制度在我國財產管理方面沒有產生積極的效果。諾斯認為，所有經濟理論的基礎都是貿易收益。全球經濟一體化對於貿易規則的需求是一致的，在貿易和商業領域，信託制度的作用更容易實現。

信託制度不是要置換原來的制度，而應當是補充，同時填補原有制度的空缺。本文所說的本土化，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的制度創新。

㈥ 關於信託行業的問題

剛畢業到信託公司做研發能拿到6000還是可以的，寫寫材料，偶爾分析一下行業動態，也沒什麼苦活累活，遇到棘手的問題就去中國信託法律網(TrustLaws.Net)查閱資料就可以了。好好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