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繼偉融資平台

① 政府債務的審計債務

國際知名評級機構穆迪2013年7月28日發布報告稱，據測算，從2010年末至2012年末，中國地方政府的直接和擔保債務可能已經上升13%，達到12.1萬億元。穆迪警告，中央政府正面臨為地方政府債務提供救助的風險。
2013年7月28日，國家審計署網站發布消息稱，根據國務院要求，審計署將組織全國審計機關對政府性債務進行審計。
多位專家表示，審計署此次全面開展政府性債務審計，意味著全范圍、全口徑政府性債務排查開始。
關於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規模，最新的官方數據是審計署2011年發布的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截至2010年底，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約為10.7萬億元。經過兩年多時間，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規模和結構等應已發生變化。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全口徑排查地方政府性債務規模，可能將從兩方面著手：一是以地區為主體的債務規模；二是以平台公司為主體的債務規模。
審計署副審計長董大勝曾估計，目前我國各級政府的負債規模應在15萬億至18萬億元左右。財政部原部長項懷誠不久前透露，地方政府性債務可能超過20萬億元。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認為，2009年以來，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上升到GDP的20%左右。隨著監管層收緊銀行對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從2012年開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轉向以信託貸款等方式融資，地方債務風險開始以新的形式體現。
專家表示，2012年以來，城投債、信託計劃、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等發行規模快速增長。相對銀行來說，實施非信貸融資的非銀行機構規模相對較小，風險管理能力相對較弱，地方政府通過「影子」渠道融資過快、過大，極有可能使風險快速累積並向銀行機構轉移。
對於地方債務「影子」融資渠道的風險，監管部門可能已醞釀防範措施。2013年3月，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財政部正部署有關地方債的調研，分門別類採取政策，制止住地方政府債務擴張的趨勢。
銀監會此前下發關於地方融資平台融資全口徑統計的通知，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從二季度開始逐季上報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融資的全口徑統計數據，首次要求統計銀行通過理財產品投資於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余額。
我國各級政府債務逾20萬億 風險總體可控
2013年12月30日，國家審計署發布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公告，公告指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206988.65億元，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29256.49億元，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66504.56億元。

② 2015年預算債券規模多少

剛剛通過的2015年預算報告提出，2015年地方公共財政赤字5000億元，政府性基金收支差額1000億元，國務院均批准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予以彌補。之前，財政部新聞發言人在兩會期間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報經國務院批准，近期財政部已下達地方存量債務1萬億元置換債券額度，允許地方把一部分到期的高成本債務轉換成地方政府債券」。

「上述地方政府債券各有用途，預計絕大部分都將採用地方政府自發自還的方式發行。」中債資信公共機構首席分析師霍志輝說。

霍志輝介紹說，按照新預演算法第35條「經國務院批準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預算中必需的建設投資的部分資金，可以在國務院確定的限額內，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舉借債務的方式籌措」的相關規定，今年國務院批復分別發行5000億元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和1000億元地方政府專項債券。

需要指出的是，從2015年起，我國對地方一般債務比照中央國債實行余額管理，在限額內當年到期債務可以借新還舊，不再採取在發債額中扣抵，這也就意味著，今年發行的5000億元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將不包含2015年到期地方債券還本支出的資金。因此，整體來看，2015年預算報告中提到的地方政府一般債券5000億元和專項債券1000億元，將分別按照新預演算法規定用於預算內必要的建設投資支出，以及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項目建設支出。

「發行1萬億元的置換債券，則是我國穩步解決地方政府存量債務償還問題的有力舉措，也是中央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思路的一貫延續。」霍志輝說，去年國務院發布的「43號文」《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明確提出：「對甄別後納入預算管理的地方政府存量債務，各地區可申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以降低利息負擔，優化期限結構，騰出更多資金用於重點項目建設」。因此，此次國務院批復1萬億元置換債券額度將全部用於置換地方政府一部分到期的高成本債務。這只是債務形式的變化，不增加債務余額，也不會增加今年的財政赤字。同時，由於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目前尚在清理甄別過程中，未納入財政預算報表中，這1萬億元的置換債券在2015年預算報告中無法體現。

霍志輝表示，作為信用債券的一種，地方政府債券一直是在交易所和銀行間市場進行公開發行，由市場投資者進行購買。

2014年財政部已在10個省、市試點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而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此次兩會期間的答記者問時明確提到「今後絕大部分都准備要地方自發自還了」。因此，可以預計，2015年的地方政府一般債券5000億元和專項債券1000億元將會進行公開發行，且絕大部分都將採用自發自還的方式。

「既然『43號文』已經明確地方政府可以發行債券置換存量債務，那麼批復的1萬億元置換債券實質上就是地方政府發行的用於置換存量債務的一般債券或專項債券。」霍志輝分析道，比照國債余額管理的規定，只要在限定債務余額內，地方政府可根據自身置換需求，在國務院批復的額度內自行選擇一般債券的發行規模。而考慮到目前地方政府存量債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融資平台通過土地抵質押貸款而形成的，因此以未來土地出讓收入為支撐發行專項債券來置換高成本債務也將是地方政府較好的選擇。「市場傳言的由中國人民銀行直接購買置換債券並不可行。置換債券將按照正常的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程序，在交易所或銀行間市場發行，由市場投資者選擇購買，且預計絕大部分也將採用自發自還的方式。」他說。

③ 樓繼偉g20財長會說了啥

7月24日下午，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主席國新聞發布會在蓉舉行，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發布了本次成都會議的相關情況。以下為發布會文字實錄：
主持人：歡迎大家參加成都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主席國新聞發布會。藉此機會，我向各位媒體朋友對2016年G20峰會財金渠道會議的持續關注和報道表示感謝！首先，請中國財政部樓繼偉部長介紹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有關情況。
樓繼偉部長：感謝大家參加今天的新聞發布會。G20成都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剛剛成功結束。會議主要討論了宏觀經濟形勢、「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框架」、投資和基礎設施、國際金融架構、金融部門改革，以及綠色金融、氣候資金、反恐融資等議題，並發表了會議公報。本次會議是杭州峰會前的最後一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主要任務：一是推動G20各國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共同採取措施促進經濟增長、維護國際金融穩定，為杭州峰會創造一個良好環境，二是審議並核准G20財金渠道的主要成果，為杭州峰會做好財金成果准備。總的看，本次會議開得很成功，圓滿實現預期目標，並取得很好效果。藉此機會，我向大家簡要介紹一下本次會議的情況和成果：
第一，會議深入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及面臨的風險和挑戰，承諾將採取所有政策工具，以提振信心、促進經濟增長。會議認為，全球經濟持續復甦，但仍舊弱於預期。經濟環境面臨挑戰，下行風險持續存在，突出表現在大宗商品價格波動以及許多經濟體低通脹等。金融市場波動仍然劇烈，地緣政治、恐怖主義和難民問題繼續使全球經濟環境復雜化。此外，英國公投「脫歐」也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針對這一形勢，G20各方承諾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積極採取措施增強信心、促進增長：1、做好准備應對英國「脫歐」公投可能帶來的潛在經濟金融影響。同時希望未來英國成為歐盟的密切夥伴。2、重申上海和華盛頓會議有關承諾，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來促進經濟增長，並強調了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反對貿易保護主義。3、繼續研究必要時可能採取的適合各國國情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增長和應對潛在風險。本次會議進一步凝聚了G20各方團結應對風險和挑戰的共識，降低了政策不確定性，為杭州峰會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
第二，會議審議通過了今年財金渠道的主要預期成果，取得了很多亮點和突破，為杭州峰會做了很好的財金成果准備。
一是在推進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結構性問題已成為制約全球經濟回歸強勁增長的主要問題。近年來G20對結構性改革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大，並作出許多政策承諾,但總體上改革進展和成效落後於預期。中國擔任主席國以來，繼續推動G20各國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並取得重要進展。1、首次就G20結構性改革議程進行「頂層設計」。確定了結構性改革的9大優先領域和48條指導原則，並制定了衡量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優先領域包括促進貿易和投資開放、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鼓勵創新、促進財政改革等方面，每個領域下包括若干項指導原則。指標體系包括了勞動生產率、就業率等在內的12個指標，涵蓋了大多數結構性改革優先領域。2、進一步提高了G20各國改革行動的協調性和有效性。在考慮各國國情和發展階段差異的基礎上，G20就最重要的改革領域和原則找到了「最大公約數」，制定了改革優先領域和指導原則，這將有助於各成員協同推進和落實改革，最大限度發揮改革的正面溢出效應。3、加強了對G20各國改革進展與成效的監督。G20各國同意根據指標體系每兩年就改革的進展進行一次評估，評估結果將納入G20問責評估報告。這將有助於相對客觀地衡量各國改革在經濟社會等方面帶來的整體效果，另一方面可較為直觀地總結一國結構性改革各領域的進展和改進方向，並為下一步改革行動提供參考和指導。結構性改革的三個要點，證明了大家已經認識到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這種自我加壓也體現了責任和擔當。
二是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當前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復甦乏力，通過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促增長成為G20普遍共識。在中方推動下，G20承諾將積極採取措施促進基礎設施投資，擴大全球總需求，並為中長期經濟增長打下基礎。1、鼓勵多邊開發銀行（MDB）採取聯合行動支持基礎設施投資。世界銀行等11家全球主要MDB響應G20號召首次聯合發表了《MDB關於支持基礎設施投資行動的聯合願景聲明》，並制定了支持高質量項目的量化目標。2、促進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2016年，首次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引入G20議程，本次會議發表了《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聯盟將進一步加強現有區域互聯互通倡議及項目建設的合作與協調，推動跨境基礎設施網路建設，促進物流、人流、信息流等要素的流動，為全球經濟共同繁榮作出貢獻。3、鼓勵私營部門投資基礎設施。會議核准了《基礎設施和中小企業融資工具多元化的政策指南》等成果文件，為各國推動融資工具多元化、吸引私營部門投資、降低投資風險等提供了政策建議。
三是在加強國際稅收合作方面取得豐碩成果。國際稅收是G20財金渠道的一項傳統議題。今年以來，我們在落實並深化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取得了新的豐碩成果，表現為4點：1、建立了實施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項目的包容性框架，並設立了治理實體，初步確定了工作路線圖，共83個國家（地區）已承諾實施BEPS項目並平等參與框架。2、稅收透明度工作步伐顯著加快。會議核准了識別不合作轄區的客觀標准，並鼓勵尚未簽署多邊稅收行政互助公約的國家簽署該條約。3、密切稅收與發展的聯系。推動相關國際組織組建了稅收平台，就如何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稅收能力建設提出建議。中國也將通過設立國際稅收政策研究中心，為支持發展中國家稅收能力建設作出自身貢獻。4、推動稅收政策在促增長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各國強調了稅收政策在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願意繼續就相關問題開展深度討論、加強合作。
四是提出了加強國際金融架構的舉措。2016年，我們推動G20恢復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以新興市場深入融入國際金融體系並發揮更大作用為主線，推動國際經濟治理改革取得新進展，包括繼續改善關於資本流動的分析和監測，以及對資本流動過度波動帶來風險的管理；進一步加強以IMF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促進IMF與區域融資安排之間的有效合作；期待IMF在2017年年會前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進一步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發言權；期待世界銀行按照達成一致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實施股權審議，目標是實現平等的投票權；繼續改善債務重組進程；支持對擴大特別提款權（SDR）的使用進行研究等。
此外，會議還在金融部門改革、綠色金融、氣候資金、反恐融資等議題上取得積極進展。具體成果可以請大家參考剛剛發布的會議公報。
各位媒體朋友，成都會議的成功舉辦，標志著年初確定的G20財金渠道全年各項政策目標基本如期實現。目前，距峰會還有1個多月時間。在此期間，財金渠道將會同G20協調人共同為G20杭州峰會成果文件磋商進行積極准備。同時，我們也將繼續密切跟蹤世界經濟形勢新的變化，及時防範和化解可能出現的新風險、新挑戰，確保G20杭州峰會取得成功。
謝謝大家。
主持人：下面，歡迎記者朋友提問。
證券市場周刊記者：國內企業債務違約問題很容易轉化為銀行債務風險，中央財政和各級地方財政在化解風險過程中將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樓繼偉部長：首先，我想強調的是：目前有些企業的債務率是比較高，個別企業也發生了違約問題，但並未爆發系統性或區域性的債務風險。
只有出現系統性或區域性債務風險、將對經濟造成巨大損失時，公共財政才需要介入。財政的錢都是納稅人的錢，在介入救助前，需要評估救助措施對納稅人造成的損失有多大，也就是說，不能輕言干預。但也不是說，政府就不作為。政府要依法加強宏觀審慎管理，預防風險，尤其是對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因為，當他們發生災難性風險時，事實上就「綁架」了政府，為了經濟安全，政府不得不為它們買單。因此，要及早防範，這也是一種作為。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經濟日報記者：2014年布里斯班峰會提出到2018年使G20整體GDP額外增長2%的目標，目前時間已經過半，G20各國將如何推動目標如期實現？
樓繼偉部長：會議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討論。總體認為，實現布里斯班峰會實現的目標並不是大問題，但仍然需要作出很多努力。因為2%的目標是「額外」增長2%，「額外」就涉及基準問題。布里斯班峰會以來，經濟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IMF做了分析，認為目前G20國家在結構性改革、基礎設施投資等方面已經落實了一些承諾，如果不採取新的措施，這將使G20到2018年額外增長1%左右，距離2%的目標還差一半。最終各成員國達成共識，大家將各自採取政策措施，努力實現2%的增長目標，體現G20成員國的責任與擔當。
彭博社記者：關於應對全球經濟形勢的手段措施，美方與中方的判斷有所差異。請問您如何看待這種差異？
樓繼偉部長：採取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改革等一切政策工具來提升GDP、推動包容性增長是G20成員的共識。我個人認為，美國在促進短期復甦方面的結構性改革任務少一些。長期來看，在推動實現經濟包容性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美方更多強調的是有財政政策空間的國家要採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美方也強調要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採取措施，只是側重點更多放在需求層面。中方同樣認為，應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發力，包括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特別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配合結構性改革進程。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在供給側，重點是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盡管每個國家在需求和供給層面的側重點不太一樣，但大家對於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提升結構性改革指標體系中的勞動生產率是有共識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國的勞動生產率都在下降，改革的結果就是要提升勞動生產率。當前全球經濟復甦乏力，不確定性增大，這使得大家更容易形成共識。

④ 你知曉哪種理財方式千萬不能碰

‍‍手裡有點閑錢、風險承受能力一般、金融投資經驗不足的人，期貨、外匯、私募理財等高風險產品不能碰。拿期貨舉例，保證金交易，放杠桿博弈，而且金額較大，一手原油期貨就要好幾萬。如果杠桿過大，碰到行情突變，分分鍾就讓你爆倉。此時的錢真的就是數字而已。股票倒是可以適當參與。因為股票有漲跌停限制，並且有幾千塊就可以入市了，初學者不妨可以嘗試。目前股市低迷，不失為抄底好時機。當然，一些指數基金、貨幣基金也可以初步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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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樓繼偉如何談中美貿易戰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在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組織的「2018中美圓桌研討會」上，對中美的貿易摩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樓繼偉認為，美國貿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貿易問題的根源是美國的政策選擇；在現行體制下，美國已經優先了，想「贏者通吃」是不現實的；中國已經全面履行了入世承諾並且超越承諾，擴大了開放；貿易戰會對美國自身的利益造成損害；對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溫良恭儉讓；歐洲和日本休想搭中美貿易摩擦的便車。

首先，理論上美國現政府是站不住腳的，而且會對自己的利益造成損害。巨額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儲蓄率過低和財政赤字過大，在濫用發鈔國的特權。同時，又藉此將國內視線引向國際，是民粹主義炒作。

其次，美國應當擁抱全球化，包括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國際議程。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當然也會造成結構性失業和收入分配不公，這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和政策解決。中國也面臨同樣的難題。比較優勢的轉移，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製造業轉移到海外，工作崗位流失，特別是農業轉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們正在通過一系列結構性改革和政策解決這個問題。目前中國經常賬戶順差佔GDP的比例不足1.5%，貨物貿易順差佔比只有3%左右。這個比重在過去五年大致穩定，而同期消費貢獻率已從54.9%上升到58.8%，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從45.3%上升到51.6%，說明中國經濟更多依靠內需，而且在依靠內需中減少了對投資的依賴。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中國現在就這么在做。

最後，美國應當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講道理。如果動輒訴諸貿易戰或使用大棒，對中國是無效的，而且也是無禮的。一方面要求中國更為市場化，一方面又用計劃經濟下達指標的方式，要求中國壓減對美1000億美元順差。中國已經越來越淡化增長數量指標，比如GDP的增長率過去是計劃增長的，後來改成預期，並且預期的語氣越來越弱，從要求增長預期7%以上，然後改為6.5%和7%之間，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又調整為預期6.5%左右，轉而更強調失業率指標，降低失業率，擴大就業。

美國還用了一個所謂的「鏡像關稅」，這也不符合常識。舉的例子是中國對汽車進口收了25%的稅，而美國的稅率非常低，應該如同鏡子兩邊一模一樣才對，這是完全不顧發展階段的差距。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關稅水平已經低於巴西等同等發展中國家，甚至低於韓國，韓國可不是發展中國家。美國如果搞鏡像稅，可以同德國、日本去鏡像，不要同中國。這個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說，美國有些做法確實沒有道理。中國人的看法，對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溫良恭儉讓。應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孫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國逼迫中國違反入世承諾，那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只能以牙還牙。

知識產權問題與特里芬悖論無關，對雙方最重要，可以坐下來談，以消除誤解，達成共識。美國方面認為中國政府幹預了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運營，限制了美國企業談判權利等。我理解美國方面的想法。對技術轉移的問題，中國方面是這么認為，美國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聯合盟友封鎖對中國的技術出口。一方面，美國包括西方在中國巨大的市場上獲取利潤，一方面不轉移技術，甚至中美合資企業中的技術也要從美國的母公司去購買，不斷地付費，知識產權不斷地付費是不公平的。美國財政部牽頭的外資審查委員會的規則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中國的產品甚至含有中國股份的美國企業法人的產品，在美國受到了不平等的對待，我也就此做過很多的磋商。美國用國內法高於國際規則而直接干預別國，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看法，保護知識產權是中國內在的需求，否則我們就無法建立信用社會並取得技術進步。這方面中國的進步是巨大的，美國人也觀察得到，但為什麼不說？據統計，外國公司在中國提起的專利侵權案的訴訟，勝訴率已經達到了80%。國家規定的賠償額度從以前的1萬到100萬，提高到10萬到500萬，還成立了三家知識產權法院。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又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將與保護知識產權的相關職能整合在一起，有利於解決知識產權保護取證難、周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的問題，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機構改革任務。

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取得的明顯進展，但也仍有一些難題沒有解決。比如知識產權法院專業性不足，有地方保護傾向等，美國的301調查報告也講到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國家治理體制上的問題。為什麼搞成這樣？也是因為我們沒有經驗，還在探索，我認為應該走得再快一點。我在財長任內曾經推動解決了一些問題，使得中美雙方在經濟關繫上都更為公平，特別是在中國方面還促進了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們可以雙贏，但是要有意願。

總結發言：

第一，我作為經濟學家，又曾經是政府官員，與美國政府方面溝通很多，中美還是應該通過協商解決問題。我們是非常尊重美國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鑒美國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國人打交道時，深深地感受到他們有優越感，但美國人的優點是，你只要給他把道理講清楚了，你比他還明白，他就服你，他就接受。但是不能威脅，不能要求中國立刻消除1000億美元順差。美國曾經這樣威脅過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對中國是無效的。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談判上，這一點我們可以做到。

第二，其他國家怎麼看？大家怎麼看現在的中美關系？美國人民對特朗普總統從開始的不習慣到逐步習慣，但是不見得心裡都很習慣。歐洲、日本一開始也不習慣，現在慢慢習慣了，但還是不見得心裡習慣，不見得服氣。這就會形成一種心態，希望中國和美國打一打，壓一壓美國的氣焰。第二個心態，中美打了以後，大家預期貿易會更公平，知識產權會更公平。這是對的，但我想提醒歐洲、日本，你們別想搭便車，如果搭公平的車不叫便車，但是我們中美打起來你得好處那不行。比如，歐洲人對平台經濟是很有意見的，對Amazon、Facebook、Twitters、Google等加以處罰。如何打破新型壟斷，還沒有破解。這些平台很大一部分是美國的，現在中國也進來了。歐洲人希望打擊它們，希望對它們有一定擠壓。但是美國還專門說，平台經濟擴展下去成本會越來越低，中國人想搶美國人飯碗，不是這么回事，這點大家都明白，應當大家在一起尋求解決辦法。

最後，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問題我們自己很清楚。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我們在談判的時候應該互相理解，有些事情不是中國有意的。我們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對中國有好處，對美國也有好處，對全世界都有好處。

⑥ 我國目前只使用借貸記賬法嗎

根據：

《財政部關於修改<企業會計准則——基本准則>的決定》已經財政部部務會議審議通過，現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長 樓繼偉
2014年7月23日
財政部關於修改《企業會計准則——基本准則》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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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企業應當採用借貸記賬法記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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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目前只能使用借貸記賬法。

⑦ 居民加杠桿買房還有很大空間是什麼意思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政府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政府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政府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政府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政府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政府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政府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政府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政府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政府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政府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政府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政府，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政府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政府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

⑧ 地方債的權威解讀

如何進一步防範風險
2011年一段時間，中國地方政府性債務問題引起了國際和國內社會的關注，而隨著審計部門摸清10萬億元地方債的基本情況，更多的關注集中在了如何進一步防範風險。
2011年8月16日財政部、中國銀監會相關負責人針對地方債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解答。
問題一：總體情況如何？
根據審計署結果，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107174．91億元，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佔62．62%；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佔21．8%；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其他債務佔15．58%。
分級次看，全國省級、市級和縣級政府性債務余額比例分別佔29．96%、43．51%和26．53%；分地區看，東部11個省（直轄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政府性債務余額佔49．65%，中部8個省佔23．06%，西部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佔27．29%。
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多年來，地方政府通過舉債融資，促進了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對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四川省各級政府籌措政府性債務資金558億元用於災後重建，推動災後恢復重建的順利實施。
「地方政府通過舉債融資，為推動民生改善提供重要支撐。」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說，截至2010年底，地方各級政府投入教育、醫療、科學文化、保障性住房、農林水利建設等民生方面的債務余額達13753．12億元，有力地促進了社會事業發展，此外，還有59466．89億元投入到交通運輸、市政等基礎設施和能源建設領域，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
問題二：風險狀況怎樣？
根據審計結果，我國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總體可控。從債務規模看，至2010年底，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與地方政府綜合財力的比率，即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為52．25%。如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全部轉化為政府償債責任計算，債務率為70．45%，低於100%的警戒線。
從債務結構看，我國政府性債務以內債為主，2010年末，地方政府性債務的債權人主要以國內機構和個人為主，地方政府性債務是多年累積而成，30多年來，地方通過自身經濟發展和財力增長，償債能力不斷提高，償債條件不斷改善，逾期違約率一直處於較低水平。
從償債條件看，除財政收入外，中國地方政府擁有固定資產、土地、自然資源等可變現資產比較多，可通過變現資產增強償債能力。此外中國經濟處於高速增長階段，基礎設施建設給地方經濟和政府收入創造了增長空間，有利於改善其償債條件。
2011上半年，銀監會著力推進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的退出管理、合同補正、追加抵質押物、增提撥備和提高資本佔用成本等任務，取得階段性成效，平台貸款風險整體可控。
部分地區和行業償債能力弱，存在風險隱患，如個別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負擔較重，部分地方的債務償還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較大，部分地區高速公路、普通高校和醫院債務規模大、償債壓力較大等。對部分地區和行業存在的風險隱患，需要未雨綢繆，採取有效措施，妥善處理存量債務，嚴格控制新增債務，防範和化解可能出現的風險。
問題三：如何進一步防範風險？
為有效防範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近幾年來，國家出台一系列措施，2010年6月，國務院專門下發了通知，從多方面對加強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管理工作進行全面部署，各相關部門也相繼從擔保、風險控制等規范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財政部這位負責人表示，財政部目前正在會同有關部門積極做好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這包括：
——妥善處理債務償還和在建項目後續融資。還款來源主要依靠財政性資金的公益性在建項目，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不得繼續通過融資平台公司融資，應通過財政預算等渠道，或採取市場化方式引導社會資金解決建設資金問題。
——繼續抓緊清理規范融資平台公司。有的在落實償債責任和措施後要剝離融資業務，不再保留融資平台職能；有的要充實公司資本金，完善治理結構，實現商業運作，引進民間投資改善股權結構。
——堅決禁止政府違規擔保行為。地方各級國家機關以及學校等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要嚴格執行有關規定，不得違法違規舉借債務，不得出具擔保函、承諾函、安慰函等直接或變相擔保協議，不得以機關事業單位及社會團體的國有資產為其他單位和企業融資進行抵押或質押等。
——加快研究建立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抓緊研究建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將地方政府債務收支納入預算管理，逐步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管理規范、運行高效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
中國銀監會這位負責人說，下半年，銀監會將用科學的機制讓風險早暴露、早發現、可度量和早干預，嚴格依據有關要求，控制新增貸款風險。審慎開展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戰略合作，加強土地抵押貸款管理，切實根據現金流覆蓋情況分類計提風險資本。
宋清輝：解決地方債問題要「開明渠，堵暗道」
近年來地方債增長很快，根據審計署審計結果，截至2013年6月，我國地方性政府債務是17.9萬億元，總體還是安全可控的。
如何解決地方政府「身背重債」現象？殷強表示，根據《意見》，就是說借債只能以一種方式，就是發債券，不能再以其他方式借債。這比私下借債好很多，老百姓可以知道借了多少債，債往哪兒用，社會可以監督。如果私自借債，或者通過融資平台借債，不光老百姓不知道，甚至政府自己都搞不清楚。
經濟學家宋清輝也認為，此次規范政府債務管理的最大亮點，就是跳出了以往「更側重於如何堵後門」的局限性，《意見》更強調「疏堵結合」。
政府必須尋求融資方式轉變
宋清輝表示，2015-2020年將是我國地方債發行的高峰期，地方政府基礎設施融資方式也將發生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項目將通過地方政府專項債券、PPP等方式解決；二是經營性項目主要通過普通企業債券、資產證券化產品等方式解決；三是無收益的公益性項目將主要通過地方政府一般債券解決。
2016年預計發行地方債約四萬億元嚴防地方政府違規舉債
專家表示，亟待用相關法律來規范地方債管理上存在的問題
■本報記者孫華
「地方債監管難度較大，個別地方政府存在明目張膽地違規舉債的嚴重問題，存在發生局部風險的可能性。這些問題說明對於違規舉債的法律問責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因此亟待用相關法律來規范地方債管理上存在的問題，必要時法律可以授權財政部等相關部門。」經濟學家宋清輝表示。
據財政部網站顯示，日前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上所做的《國務院關於規范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工作情況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表示，近日，地方違規舉債、變相舉債仍有發生，監管難度較大。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違規舉債，或為企業舉債違規提供擔保承諾等；個別金融機構繼續為地方政府違規舉債提供支持，並要求政府進行擔保。「明股暗債」等變相舉債行為時有發生，監管難度較大。

⑨ 2015年地方政府債券怎麼發

剛剛通過的2015年預算報告提出，2015年地方公共財政赤字5000億元，政府性基金收支差額1000億元，國務院均批准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予以彌補。之前，財政部新聞發言人在兩會期間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報經國務院批准，近期財政部已下達地方存量債務1萬億元置換債券額度，允許地方把一部分到期的高成本債務轉換成地方政府債券」。
「上述地方政府債券各有用途，預計絕大部分都將採用地方政府自發自還的方式發行。」中債資信公共機構首席分析師霍志輝說。
霍志輝介紹說，按照新預演算法第35條「經國務院批準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預算中必需的建設投資的部分資金，可以在國務院確定的限額內，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舉借債務的方式籌措」的相關規定，今年國務院批復分別發行5000億元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和1000億元地方政府專項債券。
需要指出的是，從2015年起，我國對地方一般債務比照中央國債實行余額管理，在限額內當年到期債務可以借新還舊，不再採取在發債額中扣抵，這也就意味著，今年發行的5000億元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將不包含2015年到期地方債券還本支出的資金。因此，整體來看，2015年預算報告中提到的地方政府一般債券5000億元和專項債券1000億元，將分別按照新預演算法規定用於預算內必要的建設投資支出，以及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項目建設支出。
「發行1萬億元的置換債券，則是我國穩步解決地方政府存量債務償還問題的有力舉措，也是中央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思路的一貫延續。」霍志輝說，去年國務院發布的「43號文」《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明確提出：「對甄別後納入預算管理的地方政府存量債務，各地區可申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以降低利息負擔，優化期限結構，騰出更多資金用於重點項目建設」。因此，此次國務院批復1萬億元置換債券額度將全部用於置換地方政府一部分到期的高成本債務。這只是債務形式的變化，不增加債務余額，也不會增加今年的財政赤字。同時，由於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目前尚在清理甄別過程中，未納入財政預算報表中，這1萬億元的置換債券在2015年預算報告中無法體現。
霍志輝表示，作為信用債券的一種，地方政府債券一直是在交易所和銀行間市場進行公開發行，由市場投資者進行購買。
2014年財政部已在10個省、市試點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而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此次兩會期間的答記者問時明確提到「今後絕大部分都准備要地方自發自還了」。因此，可以預計，2015年的地方政府一般債券5000億元和專項債券1000億元將會進行公開發行，且絕大部分都將採用自發自還的方式。
「既然『43號文』已經明確地方政府可以發行債券置換存量債務，那麼批復的1萬億元置換債券實質上就是地方政府發行的用於置換存量債務的一般債券或專項債券。」霍志輝分析道，比照國債余額管理的規定，只要在限定債務余額內，地方政府可根據自身置換需求，在國務院批復的額度內自行選擇一般債券的發行規模。而考慮到目前地方政府存量債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融資平台通過土地抵質押貸款而形成的，因此以未來土地出讓收入為支撐發行專項債券來置換高成本債務也將是地方政府較好的選擇。「市場傳言的由中國人民銀行直接購買置換債券並不可行。置換債券將按照正常的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程序，在交易所或銀行間市場發行，由市場投資者選擇購買，且預計絕大部分也將採用自發自還的方式。」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