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少安融資

Ⅰ 略探資本成本和資金成本的區別

一、我國財務理論中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的混淆
關於資本成本,目前最權威的定義是《新帕爾格雷夫貨幣金融大辭典》給出的:「資本成本是商業資產的投資者要求獲得的預期收益率。以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公司的經理把資本成本作為評價投資項目的貼現率或最低回報率(《新帕爾格雷夫貨幣金融大辭典》第一卷第470頁,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7月)」。可見,按照現代公司財務理論的解釋,資本成本既是投資者所要求的回報率即預期收益率,同時又是有條件約束的資金使用者的融資成本。
而資金成本,屬於我國財務理論研究中特有的范疇。「所謂資金成本,是指資金使用者為籌措和佔用資金而支付的各種籌資費和各種形式的佔用費等,是將盈利和資金的一部分支付給資金所有者的報酬,體現著資金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間的利潤分配關系(劉恩祿、湯谷良:《高級財務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3頁)」。從資金成本的這一定義看,是單純從資金使用者角度考慮融資成本。
兩者的計算方法也完全不同:以普通股為例,資本成本的計算通常採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折現現金流量模型以及債券收益加風險報酬法;而在我國財務學界,資金成本=每年的用資費用/(籌資數額-籌資費用)(湯谷良、王化成:《企業財務管理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95頁)。從上述我國資金成本的定義出發,還有一種經常被引用、直接以定義計算普通股資金成本的方法,即把股票投資股利(率)和股權融資交易費用(率)簡單相加的結果作為普通股資金成本。

二、從定價理論看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的根本區別

從定義上看,資本成本與資金成本都是企業發行融資工具的代價,也即決定企業融資決策的價格指標。這一共同點啟發我們應該到定價理論中去探討它們的根本區別。
(一)從是否應考慮風險因素看
在金融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定價理論一直作為貫徹其中的軸心,推動著整個金融理論的發展。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定價理論的軌跡正是沿著商品價格-資金價格(利率)-貨幣資產價格-資本資產價格這樣的路線向前發展。與普通商品相比,金融資產最大的特點是收益具有不確定性,而且資本資產的風險性遠遠大於貨幣資產。因此對金融資產定價時,其風險就成為人們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其中,貨幣資產由於期限很短,可以忽略其風險,直接以籌集費和佔用費來定價。但資本資產的定價就必須考慮其風險的大小。西方公司企業在融資決策中就主要使用風險定價的資本成本概念。相反地,我國理論界過去一直都忽視資本定價中的風險因素,在我國理論界缺乏風險意識的背景下,企業融資時側重使用建立在籌集費和佔用費基礎上的資金成本概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從是否體現出完善的現代公司治理機制看
委託代理理論認為,在公司企業中,公司管理者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公司管理者需要的是他們個人收益的最大化,而這種個人收益最大化卻可能與股東利益最大化發展沖突。因此,必須設計相應的公司治理機制以保護股東的利益。
在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下,投資者就能夠保護自己的投資利益,對公司管理者形成硬約束。一旦公司大肆進行股權融資,而其實際支付的資金成本(籌集費與佔用費)達不到具有同等經營風險公司的資本成本時,就會出現原股東回報率下降的情況,後者就可以利用公司治理中的約束機制制約管理者的行為:或者「用手投票」,在股東大會上否決該再融資提案或撤換管理層,或者「用腳投票」,撤資轉向其他的投資項目造成該公司的股票市值下跌,從而使公司容易遭到敵意收購,以此形成投資者對公司管理者的硬約束。這就要求公司管理者在制定融資決策時必須支付一個最低的風險報酬率。這時股權資金成本將被迫等於股權資本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成本與資金成本就會趨於一致。
但是,如果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投資者就無法約束公司管理者的融資決策。在這種軟約束機制下,公司股權融資的實際資金成本(籌集費與佔用費)就會小於其股權資本成本(投資者要求獲得的必要收益率),甚至可以為零,從而嚴重侵害投資者的利益。這時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就會成為完全脫節的兩個概念。
鑒於我國公司治理機制還很不健全的現實,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資本成本的理念體現了現代企業制度中保護投資者的公司治理機制,而資金成本則體現了我國國有企業「所有者虛置」的特徵。

三、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在我國混淆的原因及其危害

(一)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混淆的原因
1.我國設立資本市場時只注重資本市場架構的建設而忽視了相應財務理念的引入。
我們出於為國企解困的目的引進了資本市場架構和投資學體系,但卻忽視了與之配套的現代財務管理思想,包括資本成本理念的更新。我國資本市場的迅速建立,實現了低端信用的債權融資制度向高端信用的股權融資制度的迅速切換。然而,正是這種忽視市場內在發展邏輯的強制性制度變遷造成了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的並存與混淆。
2.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初期的指導思想存在一定失誤。
資本成本是現代公司制的產物,因此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時必須考慮資本/投資者的必要報酬。
1992年以前,我國國有企業實行的都是資金平衡表體系,沒有資本、凈資產等概念。1992—1995年間,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國有企業普遍展開了按照重置成本法進行評估計價的清產核資工作。在此基礎上,國有企業開始實行資產負債表體系,也就有了第一筆凈資產。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第一筆凈資產即資本是1992年以後才問世的。我國財務界接觸資本概念才不過10餘年的歷史,對於代表資本所有者必要報酬的資本成本就更加陌生了。由於改革的初期主要是考慮向企業下放經營權,因此存在削弱股東權利和作用的傾向。因此,在這一歷史局限性下,代表投資者必要報酬的資本成本遲遲不能正位,資金成本和資本成本的混淆自然就在所難免了。
(二)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的混淆所產生的危害
在現代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是公司融資決策與投資決策的交匯和依據所在。而資金成本只能反映企業單方面的融資成本。在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混淆的情況下,如果將資金成本用於企業投融資決策,就會帶來嚴重失誤。
1.如果企業在融資決策時使用資金成本,就會出現股權資金成本遠遠小於債權資金成本的現象。
據《2003年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在深滬股市2002年分配方案中實施現金分紅的668家公司中,現金股利支付率在25％以下的公司有120家,其中每股現金分紅低於0.05元的上市公司就達184家之多。這樣,以該年證券市場平均市盈率40倍來計算,流通股投資者的平均回報率只有0.95％,還不到同期國債利率水平的一半。即使加上股權融資交易費用,流通股的股權資金成本也奇低,遠遠小於債權資金成本。許多學者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袁國良、鄭江淮、胡志乾:《我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和融資能力的實證研究》,《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仇彥英:《企業過度偏好股票融資有副作用》,《上海證券報》2001年5月29日)(黃少安、張崗:《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分析》,《經濟研究》2001年第11期)。
2.由於企業融資的資金成本遠遠小於資本成本,如果將資金成本混同於資本成本,在實踐中就有可能誤作投資項目決策中的折現率,從而高估項目的凈現值,導致投資過度和資本浪費的後果。我國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的投資過熱現象不能不說與資本成本意識淡漠有密切關系。
3.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的混淆還給我國資本市場建設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例如,本來同一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與非流通股都具有相同的經營風險等級,因而都應該具有相同的資本成本。但按資金成本計算,則溢價的流通股資金成本就遠遠小於非流通股的資金成本,.用被大大低估的流通股資金成本作為股票定價的折現率,就會高估股票的理論價格,使國有股減持在定價方面遲遲不能取得進展。
再如,由於資金成本並不考慮投資人的回報,國有股股東就缺乏對公司管理者的約束動力。在資本成本缺位的背景下,由於國有股的產權代表是政府機構或其授權的國有持股公司,其具體代理人在法律上並不擁有剩餘索取權,因此他們雖然有權力選擇國有企業的董事會成員和經理,但不必為資本收益承擔任何後果。這也是我國公司治理結構難以完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與國際接軌,摒棄資金成本概念是我國財務理論界的緊迫任務
資本成本體現的是健全的公司治理機制和對資本風險報酬的尊重。而資金成本是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的財務概念,在其誕生及之後的一個時期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資本市場的出現是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從此企業的價值就不再與歷史成本有關,而是取決於未來現金流的折現。這時,與風險程度相匹配的資本成本就應該取代資金成本成為投融資理論中的核心概念。面對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昆淆帶來的危害,財務理論界也應該盡早摒棄資金成本概念,全面接受資本成本理念。

Ⅱ 企業上市如何保持控制權

簡單講就是控制股權。

控制權利益與上市公司的融資決策
江偉1肖珉2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廈門 361005) 【摘要】本文基於控制權利益的角度，考察了在大股東控制的情況下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決策。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1）大股東控制權穩固的公司負債比率較低，大股東控制權不太穩固的公司負債比率較高，總體上，公司的負債比率與大股東控制權的穩固程度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2）當公司需要從外部籌集資金時，大股東控制權穩固的公司偏好權益融資，大股東控制權不太穩固的公司偏好債務融資。這些結果說明，我國上市公司並非單一地偏好外部權益融資，上市公司對債務融資或股權融資的選擇，是大股東出於控制權利益的考慮，在不同融資方式對保持控制權和控制權價值的大小所造成的影響之間進行權衡的結果。 【關鍵詞】控制權利益；債務融資；股權融資 一、問題的提出長期以來，學者們一直認為我國上市公司單一地偏好外部股權融資，並認為債務融資必須還本付息的「硬」約束和股權融資可隨意發放現金股利的「軟」約束所引起的融資成本倒置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袁國良，鄭江淮和胡志乾，1999；黃少安和張崗，2001）。但這些學者都忽略了外部股權融資對股權的稀釋作用，如袁國良，鄭江淮和胡志乾（1999）認為，「企業增發新股會稀釋原有股東的股權比重，從而影響股權激勵的效應。但這種情況在我國現在基本上不存在」；黃少安和張崗（2001）同樣認為，「我國上市公司在現有的股權結構狀態下，大多數由國有企業改制的公司國有股權超過 50%，不會構成對控股地位的影響，所以這種情況在我國現在基本上還不存在」。事實上，我國上市公司中大股東1的總體持股比例的確非常高，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大股東持股比例較低的公司，隨著我國公司控制權市場的逐步形成，控制權轉移已經成為我國上市公司群體的重要行為（李善民和曾昭灶，2003）。在上市公司的控制權轉移案例中，在大股東非自願的情況下發生的惡意收購和代理表決權之爭等控制權競爭事件屢見不鮮，而且都發生在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比較低的公司，典型的如早期的「寶延風波」、「君萬之爭」和近年的方正科技舉牌案、勝利股份控制權之爭、新疆德隆與北京泰躍對茂化實華的股權爭奪以及太太葯業與東盛集團對麗珠集團的股權爭奪等等。 由於外部股權融資會產生股權稀釋的問題2，而債務融資在正常情況下有利於大股東保持控制權，因此，單純從融資成本的角度認為我國上市公司單一地偏好股權融資的做法很可能掩蓋了不同股權結構的公司在融資行為上的差異，對公司融資決策動機的解釋也因此過於簡單化。既然我國上市公司由大股東主導，大股東可以通過對上市公司的控制權獲取額外的收益，而融資方式的選擇又直接關繫到其控制權利益，那麼，上市公司的融資決策很可能是與大股東的控制權利益有關的。曾昭武（2004）就明確指出，大股東對控制權額外利益的攫取，是推動我國上市公司再融1本文所稱「大股東」即公司的第一大股東，以下不區分「大股東」和「第一大股東」這兩個概念。2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有配股和增發兩種方式。配股是向原有股東按比例籌集資金，它原本不影響股權結構，但我國多數上市公司的大股東會放棄配股，自 2001 年我國發布的《上市公司新股發行管理辦法》明確規定「應當以現金認購方式進行」之後，上市公司大股東與中小股東同比例配股的現象更是少見。所以，就我國的特殊情況而言，配股也會稀釋大股東的股權，為使樣本具有代表性，本文的實證檢驗部分剔除了 17 家於樣本期內完成了配股，而配股後大股東持股比例不變或有所上升的樣本公司。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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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會計與財務問題國際研討會——會計教育改革與發展2004 年 10 月 22 日-24 日資的重要動因之一。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基於控制權利益的角度，來考察在大股東控制的情況下我國上市公司對債務融資或外部股權融資的選擇。 本文的後面部分結構如下：第二部分為文獻回顧；第三部分為制度背景與研究假設；第四部分為樣本選取與變數定義；第五部分為實證結果及分析；第六部分為結論及建議。 二、文獻回顧近來的研究發現，除美國以外的國家，尤其是投資者保護較弱的國家，大多數公司存在單個的大股東，公司的所有權相對集中（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1999；Claessens，Djankov和Lang，2000；等等）。Holderness和Sheehan（1988）發現，甚至在美國，也存在大量的由大股東所控制的公眾公司。這些由大股東所控制的公司不再表現為股權分散公司中所謂的「強管理者—弱所有者」的狀況（馬可·J·洛，1999），而是回歸到「強所有者—弱管理者」。通過交叉持股、金字塔式的所有權結構以及發行雙重股票，大股東對公司掌握了大量的超過現金流權的控制權（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1999；Claessens, Djankov和Lang，2000）。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大股東對公司的控制權是有價值的1，原因在於大股東能利用對公司的控制權獲取控制權利益。大股東的控制權利益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保持控制權，即保持在公司的主導地位，這是控制權利益存在的前提；二是控制權價值，主要表現為大股東可以通過轉移價格、關聯交易等自利性行為謀取的私有利益，它反映了控制權利益的大小。由於不同的融資方式將會影響到控制權利益的這兩個方面，因此大股東有動機做出有利於自身控制權利益的融資決策。一方面，外部權益融資會產生股權稀釋的問題，從而提高了大股東遭受控制權競爭的可能性，而債務融資卻不會導致大股東控制權的稀釋。Stulz（1988）以及Harris和Raviv（1988）最早分別建立模型說明在股權分散的公司里外來接管如何影響管理者對資本結構的選擇。Dann和DeAngelo（1988）證實管理者會通過股票回購等改變資本結構的手段來抵禦外部接管。Garvey和Hanka（1999）也證實惡意收購促使管理者更多地舉債以保持對公司的控制權。Mueller（2003）研究了私有公司業主的控制權私利對公司融資決策和成長性的影響，他發現如果因為公司擴張導致業主喪失控制權的可能性較高，則業主會傾向於以債務融資替代外部權益融資，且不惜以減緩成長國的公司控制權市場得到進一步的發育和完善。此外，本文的研究結果還表明，當大股東控制公司時，公司融資決策並未服從公司（或全體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目標，而是大股東出於自身控制權利益考慮的結果，因此，如何保護中小股東利益，限制大股東的自利行為，縮小大股東控制權利益與公司（或全體股東）價值之間的偏差，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dspace.xmu.e.cn/dspace/bitstream/2288/449/1/5-06.pdf

Ⅲ 黃少安的主要論文

1 ，《英國穀物法論爭的重新解釋及其對中國農業政策的啟示》，《中國社會科學》 2006 年第 3 期2 、《中國大陸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與農業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中國社會科學》， 2005 年第 3 期
3 、《關於制度變遷的三個新假說及其驗證》，《中國社會科學》， 2000 年第 4 期；
4 、《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 , 《中國社會科學》， 1996 年第 2 期；
5 、《非正規制度、消費模式與代際交疊模型》，《經濟研究》 2005 年第 4 期
6 、《交易成本對易貨經濟的影響》《經濟研究》 2004 年第 7 期
7 、《兩主體情形下合作剩餘的分配》 《經濟研究》 2003 年 12 期
8 、《懸賞廣告的法經濟學分析》，《經濟研究》， 2002 年第 5 期；
9 、《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分析》，《經濟研究》， 2001 年第 11 期
10 、《經濟學研究重心的轉移與合作經濟學構想》，《經濟研究》， 2000 年第 5 期；
11 、《國有中小企業產權制度變革及政府在變革進程中的角色》，《經濟研究》， 2000 年第 10 期；
12 、《制度變遷主體角色轉換假說及其對中國經濟制度變革的解釋》，《經濟研究》， 1999 年第 1 期；
13 、《國有企業集團內部中小企業股份合作制改造多維分析》《經濟研究》 1997 年第 11 期；
14 、《四元主體聯合創新中國鐵路體制》，《經濟研究》， 1997 年第 5 期；
15 、《從家庭承包制的土地經營權到股份合作制「准土地股權」》，《經濟研究》， 1995 年第 7 期；
16 、《國有中小企業改制研究報告》，《經濟研究》， 1995 年第 10 期；
17 、《也談國有股權的管理范圍》，《經濟研究》， 1993 年第 11 期；
18 、《論所有制深層結構改革與產權企業制度創新》，《經濟研究》， 1990 年第 3 期；
19 、《關於產權理論與產權制度改革的幾個問題》，《新華文摘》， 1997 年第 9 期。
20 ，《省屬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基本思路、依據和原則》，《新華文摘》 2005 年第 17 期

Ⅳ 如何區分"資本成本"和"資金成本"

資本成本是商業資產的投資者要求獲得的預期收益率。以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公司的經理把資本成本作為評價投資項目的貼現率或最低回報率。可見,按照現代公司財務理論的解釋,資本成本既是投資者所要求的回報率即預期收益率,同時又是有條件約束的資金使用者融資成本。

資金成本,是指資金使用者為籌措和佔用資金而支付的各種籌資費和各種形式的佔用費等,是將盈利和資金的一部分支付給資金所有者的報酬,體現著資金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間的利潤分配關系。從資金成本的這一定義看,是單純從資金使用者角度考慮融資成本。

1 概念不同

表面上看,企業在實際使用資本時都是先將其轉化為貨幣,然後進行投資或購買實物資產,在這一意義上講,可以用貨幣統一表示資本與資金,因而資本成本與資金成本似乎也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但是從深層次看,資本成本與資金成本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

關於資本成本(CostofCapital,COC),目前最權威的定義是《新帕爾格雷夫貨幣金融大辭典》給出的:「資本成本是商業資產的投資者要求獲得的預期收益率。以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公司的經理把資本成本作為評價投資項目的貼現率或最低回報率」[1]。可見,按照現代公司財務理論的解釋,資本成本既是投資者所要求的回報率即預期收益率,同時又是有條件約束的資金使用者融資成本。

而資金成本,屬於中國財務理論研究中特有的范疇。「所謂資金成本,是指資金使用者為籌措和佔用資金而支付的各種籌資費和各種形式的佔用費等,是將盈利和資金的一部分支付給資金所有者的報酬,體現著資金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間的利潤分配關系」[2]。從資金成本的這一定義看,是單純從資金使用者角度考慮融資成本。

資本成本是與資本市場、現代公司財務理論一起引入中國的「舶來品」。而資金成本,則是中國企業改革「撥改貸」後的「產物」,是一個由企業管理者單方面決定的融資成本。然而,直到今天,中國的財務理論界仍然把這二者混為一談:要麼仍用資金成本的名稱和定義,根本不提資本成本;要麼一方面使用資本成本的名稱,另一方面卻依舊採用資金成本的定義。

2 定價理論和現實經濟的背景不同

從定義上看,資本成本與資金成本都是企業發行融資工具的代價,也即決定企業融資決策的價格指標。受這一共同點啟發,下面從定價理論和現實經濟的背景中探討它們的根本區別。

2.1 從是否應考慮風險因素看

與普通商品相比,金融資產最大的特點是收益具有不確定性即風險,而且資本資產的風險性遠遠大於貨幣資產。因此對金融資產定價時,其風險就成為人們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其中,貨幣資產由於其期限很短,可以忽略其風險,直接以籌集費和佔用費來定價,但資本資產的定價就必須考慮其風險的大小。1964年和1965年,美國著名財務管理專家WilliamF.Sharpe和J.Lintner在H.Markowitz的基礎上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用於確定資本資產的風險價格即資本成本。自此,西方公司企業在融資決策中就主要使用風險定價的資本成本概念。

相反地,中國理論界過去一直都忽視了資本定價中的風險因素,誤以為「資本本身的價格等於構成資本的商品的價格」[3]。直到1988年,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市場》編寫組的專家們在介紹短期資金市場、長期資本市場時也僅僅是指出兩者的區別在於期限長短的不同,絲毫沒有涉及兩者的風險大小不同。因此,在中國理論界缺乏風險報酬意識的背景下,企業融資時側重使用建立在籌集費和佔用費基礎上的資金成本概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2 從是否體現出完善的現代公司治理機制看

委託代理理論認為,在公司企業中,公司管理者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公司管理者需要的是他們個人收益的最大化,是他們在職支配資源滿足個人需要、獲得效用的最大化,是他們藉助於運作公司,實現自我價值的最大化。而這種利益最大化卻可能與股東利益最大化發生沖突。因此,必須設計相應的公司治理機制以保護股東的利益。

在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下,投資者就能夠保護自己的投資利益,對公司管理者形成硬約束。一旦公司大肆進行股權融資,而其實際支付的資金成本達不到具有同等經營風險公司的資本成本時,就會出現原股東回報率下降的情況,後者就可以利用公司治理中的約束機制制約管理者的行為:或者「用手投票」,在股東大會上否決該再融資提案或撤換管理層,或者「用腳投票」,撤資轉向其他的投資項目造成該公司的股票市值下跌從而使公司容易遭到敵意收購,以此形成投資者對公司管理者的硬約束。這就要求公司管理者在制定融資決策時必須支付一個最低的風險報酬率。這時股權資金成本將被迫等於股權資本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成本與資金成本就會趨於一致。

但是,如果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投資者就無法約束公司管理者的融資決策。在這種軟約束機制下,公司股權融資的實際資金成本就會小於其股權資本成本,甚至可以為零,從而嚴重侵害投資者的利益。這時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就會成為完全脫節的兩個概念。

鑒於中國公司治理機制還很不健全的現實,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資本成本的理念體現了現代企業制度中保護投資者的公司治理機制,而資金成本則體現了中國國有企業「所有者虛置」的特徵。

2.3 從各自產生的歷史背景看

自從1938年美國學者JohnB.Williams提出股票定價的未來現金流折現模型後,折現率即資本成本的確定就成為一個核心問題。直到1952年,H.Markowitz在投資組合理論中首次用未來收益的標准差來衡量資本資產的風險,這個問題才柳暗花明。CAPM模型提出後,來自古典經濟學靜態要素成本之一的資本成本徹底完成了向動態成本的轉變。可以說,投資組合理論和CAPM模型揭示了資本資產的風險與其預期報酬率之間的關系,標志著財務理論的飛躍發展,並使得公司財務理論與投資理論融為一體。

與西方財務理論中的資本成本不同,資金成本是中國經濟體制轉軌變遷中的產物。最早由蔣一葦教授提出了「資金有償使用」的建議,具體的實施措施就是1984年開始的「撥改貸」改革。事實證明,「撥改貸」後,國有企業開始有資金成本的意識了,其財務經營關系看上去與真正的市場經濟下的企業經營行為有點相似。但僅僅是「有點相似」而已,因為「撥改貸」是試圖讓企業在所有者缺位的情況下靠貸款來組建和發展。顯然,這種情景下的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毫無共同之處。

從理論上講,國有企業籌措、佔用資金所以要付出代價,存在資金成本范疇,是因為有其存在的理論依據和客觀基礎,這是由資金本身的特徵及資金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而決定的。如果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沿著市場化的道路走下去,資金成本很可能轉為資本成本。但是,「撥改貸」並未進一步促進國有企業的市場化。這是因為提供貸款的銀行沒有市場化。國有企業肆無忌憚地追逐國有銀行資金,對應的資金成本無法約束國有企業管理者對資金的有效需求。

1990年中國深滬證券市場成立,宣告中國開始引進現代資本市場的架構體系。在「撥改貸」後,國家財政實際上向國有企業注資很少,現在讓國有企業上市籌資,上市公司也就順理成章地想當然地把從股市裡籌措的資金當作國家無償補充的資本金看待,使得籌資異化為圈錢,以致股權資金成本的約束力還不如銀行貸款的約束力。於是資金成本就一直停留在對經營者的軟約束狀態,始終無法演變成具有硬約束性的資本成本。由此可見,正是中國國企的改革路徑決定了資金成本不同於資本成本這一結果。

3 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在中國混淆的危害

3.1 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混淆的原因雖然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從內涵到外延都迥然不同,但在中國財務理論與實踐中卻經常將兩者混為一談。黃少安、張崗發表於《經濟研究》2001年第11期的《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分析》一文就是典型的例子,該文認為上市公司股權融資的總資本成本為CS,「其構成包括:股票投資股利PS;股權融資交易費用CT;股權融資的公司控制及負動力成本CP;股票上市廣告效應帶來的負成本-PA。」「CS=∑(PS,CT,CP,-PA)」。顯然這里的CS應該是資金成本而非資本成本。此外,袁國良、鄭江淮、胡志乾(1999)、仇彥英(2001)等以及許多教科書也都出現了類似的混淆。其混淆程度之深和覆蓋面之廣均不容忽視。

首先,中國設立資本市場時只注重資本市場架構的建設而忽視了相應財務理念的引入。在現代財務理論中,投資學與公司財務學是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但是,出於為國企解困的目的引進了資本市場架構和投資學體系,但卻忽視了與之配套的現代財務管理思想包括資本成本理念的更新。在趕超式資本市場制度安排下,中國資本市場得以迅速建立,實現了低端信用的債權融資制度向高端信用的股權融資制度的迅速切換。然而,正是這種忽視市場內在發展邏輯的強制性制度變遷造成了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的並存與混淆。

其次,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初期的指導思想存在一定失誤。資本成本是現代公司制的產物,因此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時必須考慮投資者的必要報酬。1992年以前,中國國有企業實行的都是資金平衡表體系,沒有資本、凈資產等概念。1992-1995年間,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國有企業普遍展開了按照重置成本法進行評估計價的清產核資工作。在此基礎上,國有企業開始實行資產負債表體系,也就有了第一筆凈資產。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第一筆凈資產即資本是1992年以後才問世的。中國財務界接觸資本概念才不過10餘年的歷史,對於代表資本所有者必要報酬的資本成本就更加陌生了。特別是這一時期改革的指導思想出現了一定失誤,資本成本理念更被有意無意地淡化了。前證監會主席周小川的一次講話可為佐證:「由於改革的早期主要是考慮向企業下放經營權,因此存在一種股東消極主義,即削弱股東權利和作用的傾向」[4]。因此,在這一歷史局限性下,代表投資者必要報酬的資本成本遲遲不能正位,資金成本和資本成本的混淆自然就在所難免了。

3.2 二者混淆在投融資決策中的危害

在現代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是公司融資決策與投資決策的交匯和依據所在,堪稱現代財務理論的核心;而資金成本只能反映企業單方面的融資成本。在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混淆的情況下,如果將資金成本用於企業投融資決策,就會帶來嚴重失誤。

首先,如果企業在融資決策時使用資金成本,就會出現股權資金成本遠遠小於債權資金成本的現象。據《2003年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在深滬股市2002年分配方案中實施現金分紅的668家公司中,現金股利支付率在25%以下的公司有120家,其中每股現金分紅低於0.05元的上市公司就達184家之多。這樣,以該年證券市場平均市盈率40倍來計算,流通股投資者的平均回報率只有0.95%,還不到同期國債利率水平的一半。即使加上股權融資交易費用,流通股的股權資金成本也奇低,遠遠小於債權資金成本。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上市公司普遍出現了與西方國家相反的股權融資偏好。截至2003年底,在滬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債券31隻,可轉債23隻,託管市值分別為367億、222億元。再看股票融資,同樣截止2003年底,上市公司在滬深交易所累計發行股份總額為6428.46億股,其中上市股份為2269.92億股,總計籌資額(包括A股籌資額和A、B股配股籌資額)為人民幣10131.72億元[5]。資本市場融資功能超強發揮的直接後果便是扭曲了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在融資渠道有限、大量企業一窩蜂地爭奪上市融資機會的情況下,非市場的行政干預和黑箱操作問題就不可能得以根治,按市場化原則擇優配置資源的機制也就很難真正實現。

其次,由於企業融資的資金成本遠遠小於資本成本,如果將資金成本混同於資本成本,在實踐中就有可能誤作投資項目決策中的折現率,從而高估項目的凈現值,導致投資過度和資本浪費的後果。中國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的投資過熱現象不能不說與資本成本意識淡漠有密切關系。

再次,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的混淆還給中國資本市場建設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6]。例如,本來同一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與非流通股都具有相同的經營風險等級,因而都應該具有相同的資本成本。但按資金成本計算,則溢價的流通股資金成本就遠遠小於非流通股的資金成本,用被大大低估的流通股資金成本作為股票定價的折現率,就會高估股票的理論價格,使國有股減持在定價方面遲遲不能取得進展。

最後,由於資金成本並不考慮投資人的回報,國有股股東就缺乏對公司管理者的約束動力。在資本成本缺位的背景下,由於國有股的產權代表是政府機構或其授權的國有持股公司,其具體代理人在法律上並不擁有剩餘索取權,因此他們雖然有權力選擇國有企業的董事會成員和經理,但不必為資本收益承擔任何後果。這也是中國公司治理結構難以完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資本成本是一個財務學概念,不能混同於會計學中的資金成本概念。資本成本體現的是健全的公司治理機制和對資本風險報酬的尊重。而資金成本是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的財務概念,在其誕生及之後的一個時期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須清醒地意識到,資本市場的出現是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從此企業的價值就不再與歷史成本有關,而是取決於未來現金流的折現。這時,與風險程度相匹配的資本成本就應該取代資金成本成為投融資理論中的核心概念。面對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混淆帶來的危害,財務理論界也應該盡早摒棄資金成本概念,全面接受與國際接軌的資本成本理念。

Ⅳ 融資成本的動態

從一般意義上理解，資本成本指企業為籌集和使用資本而付出的代價，資本成本包括資本籌集費用和佔用費用兩部分。資本籌集費用是資金在籌集過程中發生的費用，但資本佔用費用包括資金的時間價值和投資者考慮的風險報酬，如股息、利息等。目前國內大多數關於上市公司融資成本的研究都是從上述角度來定義並測算的。近年來，國內已有許多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對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的原因進行了研究。鄭健敏(2001)從社會融資體系的角度探討了上市公司惡意融資的動因，潘偉榮(2001)探討了上市公司過度「圈錢」的社會成因，李曉昌(2001)從行為金融理論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圈錢飢渴症」的形成原因，黃少安和張崗(2O01)則從制度和政策因素角度探討了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的形成原因。
值得關注的是，黃少安和張崗(2001)將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總成本定義為股票投資股利、股權融資交易費用、上市公司的控制及負動力成本以及股票上市廣告效應帶來的負成本4個部分之和。在實際測算時，後兩項成本因素內忽略，他們測算出上市公司股權融資的單位成本僅為2.42% ，而同期銀行貸款利率一年期為5.85%，三年期為5.94% ，五年期為6.03% 。他們由此得出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成本要比債務融資成本低得多，因此說明了所謂「免費資本幻覺」 的存在。我們認為，之所以形成上市公司在融資結構和融資方式選擇上的股權融資偏好越來越演變成一種「圈錢飢渴症」這樣的局面。從根本上而言是因為在新股發行長期實行行政審批和額度分配的制度之下。包括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的大多數上市公司從IP0時起。就形成了一種所謂的」免費資本幻覺」， 即認為股權融資最大的好處是所募集資金永遠不用歸還，公司效益好時就派送紅股或象徵性地派點股息。公司效益不好時乾脆就」一毛不拔」。事實上，「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以任何方式獲得企業資本都是要付出代價的，即任何一種形式的融資都存在資金成本或融資成本。因此，黃少安和張崗(2001)提出的上市公司股權融資總成本的計算公式所計算出來的實際上只是表面意義上的/我們姑且稱之為上市公司股權融資的「名義資本成本」。而問題的關鍵和實質則是究竟應如何合理計量上市公司的「真實資本成本」或「真實融資成本」這些研究都符合一定的經濟規律，但是它們都存在一些共同的局限性，即沒有能夠牢牢抓住融資成本這一主線展開對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行為的實證研究，缺乏對實施了股權融資的上市公司樣本的融資前後的融資成本的變化的具體定量比較研究，缺乏建立在經濟計量模型基礎上的上市公司融資成本與融資結構的經驗研究和深度分析。

Ⅵ 會計方面的文獻綜述

一、相關文獻介紹 1.1 國外研究現狀 美國經濟學家大衛.杜蘭特（1952）發表了題為《企業債務與權益資本計量方法的發展和問題》的演講，把當時的融資思想歸納為三種類型：凈收入理論、凈營業收入理論和傳統理論。凈收入理論認為企業增加負債，提高財務杠桿，可降低其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增加企業的價值，從而提高企業的市場價值。債務資本為 100%時的資本結構是企業的最優資本結構。凈營業收入理論認為當企業利用財務杠桿進行債務融資時，即使能夠維持債務成本，也會帶來企業權益資本風險的增加，進而造成權益資本成本上升。因此，企業負債比例的提高不會降低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企業的總價值固定不變，並不存在最佳的資本結構。傳統理論認為企業利用財務杠桿會導致權益成本的上升，但在一定限度內，債務的低成本能與權益成本的上升相抵消，企業就能獲得因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降低所帶來的好處。但是一旦超過限度，債務的低成本將無法抵消權益資本的增加，而且債務成本也會隨著企業負債率的增加而增大，從而使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上升加快。因此，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從下降轉為上升的轉折點上，企業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最低，該點上的負債比例就是最佳資本結構。 Modigliani和 Miller（1958）在其經典論文《資本成本、公司融資和投資理論》中提出，無企業稅 MM 模型，即在不考慮稅收的情況下，企業總價值不受資本結構的影響，即風險相同但資本結構不同的企業，其總價值是相同的。Modigliani和 Miller（1963）在《企業所得稅和資本成本：一項修正》中提出有公司稅MM模型，即負債杠桿對企業價值和融資成本確有影響。如果企業負債率達到100%，則企業價值最大，融資成本最小，即最佳資本結構應該全部是債務，不需要發行股票。 米勒（1976）在《債務與稅收》一文，為了探討負債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建立了一個同時考慮公司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在內的模型。米勒均衡理論模型的基本結論是：個人所得稅的存在，會在某種程度上抵消負債的節稅利益，但是在正常稅率的情況下，負債的節稅利益並不會完全消失。因此，米勒模型認為企業負債率越高，則企業市場價值越大。 在權衡理論、代理理論以及不對稱信息理論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Myers 和Majluf (1984) 在《財務學刊》雜志的《資本結構之謎》一文中提出了「啄食」優序融資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公司融資順序有較明顯的先後之分：所需要的資金首先依賴於內源資金；在內源資金不足，需要外部資金注入時，債權融資成為次優選擇；而外部股權融資由於成本太高，只是作為一種融資渠道的補充來源形式存在。因此，企業融資通常都遵循所謂的「啄食順序」，即先內源融資、再外源融資，在外源融資中優先考慮債權融資，不足時再考慮股權融資。 1.2 國內的研究狀況 對我國上市公司融資狀況的研究。國內學者張人驥、閻達五、黃少安和張崗、方曉霞、劉星等人對我國上市公司融資狀況進行的研究表明:我國上市公司與歐美、日本等資本市場發達的上市公司相比，資產負債率明顯偏低，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具有明顯的股權融資偏好，其融資順序表現為股權融資、短期債務融資、長期債務融資和內部融資。上市公司在進行長期融資決策時普遍存在「輕債務重股權」的股權融資偏好。這種融資順序安排顯然不符合西方的優序融資理論。袁國梁，鄭江淮，胡志乾對我國股市的股權結構，上市公司的融資偏好及公司治理問題進行了研究，其中對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的解釋中，認為股權融資成本低於債權融資成本是造成企業融資偏好的主要原因。劉星，魏鋒和詹宇對中國的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進行了檢驗，結果發現我國上市公司進行融資決策時，首選外部融資。而在外部融資中，以股權融資為主，債權融資又以短期債務為主。 近幾年，袁衛秋(2004)檢驗靜態權衡理論和啄食順序理論在我國市場的適用性，發現啄食順序理論不宜用來解釋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特徵，而靜態權衡理論可用來解釋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特徵。張兆國、宋麗夢、和張慶(2005)分析了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對股權代理成本的影響，結果發現經營者持股比例與股權代理成本有較顯著負相關性；負債融資比例、法人股比例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均與股權代理成本有不顯著的負相關性；國家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均與股權代理成本有較顯著的正相關性。張兆國、閆炳乾、和何成風(2006)通過實證研究了上市公司融資結構的治理效應，結果發現主營業務利潤率、經營費用率、和資產利用率三個指標比公司價值指標能夠更好地解釋公司績效；國家股比例對經營績效的負向影響越來越不顯著；法人股比例和負債融資對公司績效有不顯著的正向影響；流通股與公司績效之間沒有顯著關系；股權集中度和經營者持股比例對公司績效有較顯著正向影響；留存收益對公司的績效有顯著負向影響。 林凡（2007）《中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本書通過理論分析發現，在中國特定的政策環境以及不健全的市場環境下，股權結構成為中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形成的決定性因素，控制人主導是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形成機制的主要特徵，由此本書以「制衡控制人的權利」為出發點提出了治理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總體思路和規范措施，這對推動中國相關制度、法律環境的完善和證券市場的規范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 二、相關綜述和評價 美國學者Myers 和Majluf在1984年提出了優序融資理論，較早的對融資偏好問題進行了直接研究。他們探討了公司如何選擇最優融資渠道，即遵循「啄食順序」，先內源融資、再外源融資，在外源融資中優先考慮債權融資，不足時再考慮股權融資。此後，又有很多學者對融資偏好進行了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一般都認為，企業融資應該遵循「內源融資、債權融資、股權融資」的先後順序。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學者開始對中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問題進行研究。他們研究發現，中國上市公司的融資偏好與國外上市公司的融資偏好大相徑庭，突出表現為中國上市公司融資具有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這種融資偏好在微觀上表現為上市公司通過不同形式的股權融資方式進行「圈錢」行為。在宏觀上表現為資本使用效率不高、資源配置效率未得到充分發揮等。中國上市公司的融資偏好行為如果不及時加以規范治理，最終將影響到中國證券市場以及公司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由於制度和市場環境各方面的差異，現有西方財務理論尚不能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偏好進行圓滿解釋。國內有些學者表示，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成本低是形成融資偏好的直接原因。資金成本是公司決定融資行為的最根本的因素。公司為融入資本必須給予投資者一定的回報,回報率的高低,基本上反映了融資單位成本的高低。與債權投資者相比,股權投資者承擔更大的風險,因而要求更高的回報率。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由於證券市場的過小規模與投資者巨大的需求空間存在反差,加之非流通股的大量存在,證券市場市盈率和股價長時間維持在較高水平上,而與之相比的公司派息水平則顯得微不足道,因此投資者並不指望通過獲取公司的派息來得到投資回報,而是希望在市場的短期投機行為中獲取資本利得。從公司的角度看,股權資本成本是以配股價或新股發行價為計算基礎的,而我國的配股價和新股發行價多以市盈率為計算基礎,通常要遠遠高出每股賬面凈資產,由此計算的股權資本成本很低。正是這種不合理的現狀導致了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現象的形成。從公司的角度看,股權資本成本是以配股價或新股發行價為計算基礎的,而我國的配股價和新股發行價多以市盈率為計算基礎,通常要遠遠高出每股賬面凈資產,由此計算的股權資本成本很低。正是這種不合理的現狀導致了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現象的形成。近十多年來，中國證券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高速發展。隨著中國證券市場的不斷壯大，上市公司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顯重要。和非上市企業比較而言，中國上市公司經營行為比較規范，管理理念比較科學，很多上市公司已經成為行業的領頭羊。因此，對中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進行深入研究，並提出針對性治理措施，將有利於優化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完善證券市場監管，加速證券市場建設，提升公司自身價值。 參考文獻： [1] 林凡.中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的理論與實證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 黃少安,張崗.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分析[J].經濟研究，2001(11)． [3] 劉星，魏鋒.我國上市公司融資順序的實證研究.會計研究，2004（6）. [4] 何佶.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分析[D].東南大學,2005. [5] 張霞.上市公司融資偏好研究[J].現代商貿工業,2009(11). [6] 鄭志波.淺議我國企業的融資方式現狀[J].經營管理,2009. [7] 楊鑫.我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問題研究[D].吉林大學，2009. [8] 謝聰.上市公司融資偏好分析[J].財會通訊,2008(1).

Ⅶ 我過上市公司為何偏好外源融資 而又為何偏好股權融資

外源融資是指吸收其他經濟主體的儲蓄，以轉化為自己投資的過程。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單純依靠內源融資已很難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外源融資已逐漸成為企業獲得資金的重要方式。
股權融資是指企業的股東願意讓出部分企業所有權，通過企業增資的方式引進新的股東的融資方式。股權融資所獲得的資金，企業無須還本付息，但新股東將與老股東同樣分享企業的贏利與增長。
現如今我國公司還處在結構問題突出的年代，公司結構體系不完全則會直接導致公司做不大做不強。（例如：人才管理，制度管理，產業化管理，市場管理等等問題）
通俗點說外源融資讓公司規模從小變大 ；股權融資則讓公司由弱到強；

Ⅷ 融資順序的中美上市公司融資順序的差異

美國財務學家梅耶斯(Myers)和馬基盧夫(Majluf)於1984年提出了融資優序理論，其核心思想是：企業融資首選內源融資，其次為外源融資，在外源融資中又首選債券融資，其次才是股權融資。隨後，納拉亞南(Narayanan)等人用不同的方法也得到類似的結論。盡管布楞南(Brenna1)認為不存在融資優序，即認為企業經理對融資偏好沒有一種必然順序，但他認為內部融資和舉債比發行股票融資更優。
近半個世紀以來， 美國的大部分企業在融資決策上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了這一融資規律。美國非金融專業公司1965— 1996年第一季度的資金來源充分證明了梅耶斯的理論。
2O世紀8O年代以來，美國企業從股票市場贖回了約6 000億美元的股票， 同時在債券市場上增加了10 000億美元的債券，發行債券成為美國大多數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股票市場已成為次要的融資渠道。
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順序體現了與梅耶斯融資優序理論不同的特點，西南財經大學郭復初教授在其領著的《財務專論》一書中指出：「根據梅耶斯等人提出的觀點，公司籌資是按自有資金— 負債— 股票的次序進行的，而我國上市公司的籌資次序恰好相反。」他認為中國的上市公司都嚴重依賴外部籌資，內部籌資所佔比重平均不超過5% ，在公司的外部籌資中又明顯地偏好權益籌資。
閻達五、黃少安、高曉紅等分別在《會計研究》、《經濟研究》和《投資研究》上發表論文，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出基本相同的結論，即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明顯。由於非上市公司缺乏股權融資的條件，因此本文的研究范圍只涉及上市公司。
1997年以前，我國上市公司除了在發行新股時進行大量的股權融資外，其他主要是通過配股進行的，當時上市公司配股的條件比較容易達到，致使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比例居高不下。
1997年後，配股受到很大的限制，使得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大大降低，但上市公司的配股熱情絲毫沒有減少，凡符合條件的上市公司都會盡可能地實施配股。2000年滬市符合條件的143家公司中有99家(近70%)公司實施配股，在剩餘的30%的公司中有29家(20%)的公司在上年剛剛實施過配股，只有其中15家(10%)的公司3年內沒有實施過配股。從證監會的統計資料來看，1999年至2001年上市公司的配股籌資都相當於新股發行籌資的50%以上。
從1999年起，上市公司增發新股的熱情高漲，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一年的時間內有1O家公司進行了增發新股，共融資83.47億元，但根據一年以後的回訪及2001年的中報顯示， 這10家公司共有2O.41億元未使用， 占籌資總額的24.45%。2002年公布擬增發新股的上市公司達到62家，擬增發股數達44.3億股，如果按每股10元增發，則共計籌資將達到443億元，上市公司增發新股已受到投資人的責難，迫使管理層提高了增發的門檻。
總之，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順序體現了與梅耶斯的融資優序理論及西方融資實踐完全不同的特點，存在著股權融資的強烈偏好。

Ⅸ 融資成本是指企業為獲取資金所支付的利息對嗎

融資成本是資金所有權與資金使用權分離的產物，融資成本的實質是資金使用者支付給資金所有者的報酬。由於企業融資是一種市場交易行為有交易就會有交易費用，資金使用者為了能夠獲得資金使用權，就必須支付相關的費用。如委託金融機構代理發行股票、債券而支付的注冊費和代理費，向銀行借款支付的手續費等等。企業融資成本實際上包括兩部分：即融資費用和資金使用費。
融資成本的概述
融資費用是企業在資金籌資 過程中發生的各種費用；資金使用費是指企業因使用資金而向其提供者支付的報酬，如股票融資向股東支付股息、紅利，發行債券和借款支付的利息，借用資產支付的租金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融資成本的含義僅僅只是企業融資的財務成本，或稱顯性成本。除了財務成本外，企業融資還存在著機會成本或稱隱性成本。機會成本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是指把某種資源用於某種特定用途而放棄的其他各種用途中的最高收益。我們在分析企業融資成本時，機會成本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特別是在分析企業自有資金的使用時，機會成本非常關鍵。因為，企業使用自有資金一般是 「無償」的，它無須實際對外支付融資成本。但是，如果從社會各種投資或資本所取得平均收益的角度看，自有資金也應在使用後取得相應的報酬，這和其他融資方式應該是沒有區別的，所不同的只是自由資金不需對外支付，而其他融資方式必需對外支付。
編輯本段融資成本指標及相關成本分析
一般情況下，融資成本指標以融資成本率來表示：融資成本率=資金使用費÷(融資總額-融資費用)。這里的融資成本即是資金成本，是一般企業在融資過程中著重分析的對象。但從現代財務管理理念來看，這樣的分析和評價不能完全滿足現代理財的需要，我們應該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來考慮融資的幾個其他相關成本。 首先是企業融資的機會成本。就企業內源融資來說，一般是「無償」使用的，它無需實際對外支付融資成本(這里主要指財務成本)。但是，如果從社會各種投資或資本所取得平均收益的角度看，內源融資的留存收益也應於使用後取得相應的報酬，這和其他融資方式應該是沒有區別的，所不同的只是內源融資不需對外支付，而其他融資方式必須對外支付以留存收益為代表的企業內源融資的融資成本應該是普通股的盈利率，只不過它沒有融資費用而已。 其次是風險成本，企業融資的風險成本主要指破產成本和財務困境成本。企業債務融資的破產風險是企業融資的主要風險，與企業破產相關的企業價值損失就是破產成本，也就是企業融資的風險成本。財務困境成本包括法律、管理和咨詢費用。其間接成本包括因財務困境影響到企業經營能力，至少減少對企業產品需求，以及沒有債權人許可不能作決策，管理層花費的時間和精力等。 最後，企業融資還必須支付代理成本。資金的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間會產生委託一代理關系，這就要求委託人為了約束代理人行為而必須進行監督和激勵，如此產生的監督成本和約束成本便是所謂的代理成本。另外，資金的使用者還可能進行偏離委託人利益最大化的投資行為，從而產生整體的效率損失。
編輯本段上市公司融資成本及特點
近年來，國內已有許多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對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進行了研究，但一些研究的局限性在於：沒有能夠牢牢抓住融資成本這一主線展開對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行為的實證研究。而我們認為，無論是債務融資還是股權融資，上市公司的任何一種融資方式都是有成本的，而評價上市公司外源融資策略合理與否及融資結構優劣的最重要的標准或出發點就是上市公司的融資成本。 上市公司的融資成本存在「名義成本」和「真實成本」之分。目前國內大多數關於上市公司融資成本的研究中所提到的或所計算出來的融資成本實際上只是表面意義上的，即應屬於「名義資本成本」。而的關鍵和實質則是究竟應如何合理計量上市公司的「真實資本成本」或「真實融資成本」。對於實施增發再融資的上市公司而言，無論是股權融資成本還是融資總成本都要比名義融資成本要高得多。
編輯本段有關融資成本的理論研究動態
從一般意義上理解，資本成本指企業為籌集和使用資本而付出的代價，資本成本包括資本籌集費用和佔用費用兩部分。資本籌集費用是資金在籌集過程中發生的費用，但資本佔用費用包括資金的時間價值和投資者考慮的風險報酬，如股息、利息等。目前國內大多數關於上市公司融資成本的研究都是從上述角度來定義並測算的。近年來，國內已有許多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對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的原因進行了研究。鄭健敏(2001)從社會融資體系的角度探討了上市公司惡意融資的動因，潘偉榮(2001)探討了上市公司過度「圈錢」的社會成因，李曉昌(2001)從行為金融理論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圈錢飢渴症」的形成原因，黃少安和張崗(2O01)則從制度和政策因素角度探討了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的形成原因。 值得關注的是，黃少安和張崗(2001)將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總成本定義為股票投資股利、股權融資交易費用、上市公司的控制及負動力成本以及股票上市廣告效應帶來的負成本4個部分之和。在實際測算時，後兩項成本因素內忽略，他們測算出上市公司股權融資的單位成本僅為2.42％ ，而同期銀行貸款利率一年期為5.85％，三年期為5.94％ ，五年期為6.03％ 。他們由此得出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成本要比債務融資成本低得多，因此說明了所謂「免費資本幻覺」 的存在。我們認為，之所以形成上市公司在融資結構和融資方式選擇上的股權融資偏好越來越演變成一種「圈錢飢渴症」這樣的局面。從根本上而言是因為在新股發行長期實行行政審批和額度分配的制度之下。包括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的大多數上市公司從IP0時起。就形成了一種所謂的」免費資本幻覺」， 即認為股權融資最大的好處是所募集資金永遠不用歸還，公司效益好時就派送紅股或象徵性地派點股息。公司效益不好時乾脆就」一毛不拔」。事實上，「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以任何方式獲得企業資本都是要付出代價的，即任何一種形式的融資都存在資金成本或融資成本。因此，黃少安和張崗(2001)提出的上市公司股權融資總成本的計算公式所計算出來的實際上只是表面意義上的/我們姑且稱之為上市公司股權融資的「名義資本成本」。而問題的關鍵和實質則是究竟應如何合理計量上市公司的「真實資本成本」或「真實融資成本」這些研究都符合一定的經濟規律，但是它們都存在一些共同的局限性，即沒有能夠牢牢抓住融資成本這一主線展開對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行為的實證研究，缺乏對實施了股權融資的上市公司樣本的融資前後的融資成本的變化的具體定量比較研究，缺乏建立在經濟計量模型基礎上的上市公司融資成本與融資結構的經驗研究和深度分析。
編輯本段融資成本的計量模型
簡介
在公司資本成本的計量方面，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公司財務研究基本上認可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在確定經過風險調整之後的所有者權益成本中的主流地位。在借鑒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顧銀寬等(2O04)建立了中國上市公司的債務融資成本、股權融資成本和融資總成本的計量模型或公式。
1、融資資本的計算
融資資本包括債務融資資本和股權融資資本，DK代表債務融資資本，EK代表股權融資資本，則分別有： DK=SD1+SD2+LD 其中：SD1代表短期借款，SD2代表一年內到期的長期借款，LD代表長期負債合計。
其中：EK1代表股東權益合計，EK2代表少數股東權益，EK3代表壞賬准備，EK4代表存貨跌價准備，EK5代表累計稅後營業外支出，ER1代表累計稅後營業外收入，ER2代表累計稅後補貼收入。
2、債務融資成本的計算
對上市公司來說，債務融資應該是一種通過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進行的長期債券融資，而股權融資則更應屬長期融資。根據大多數上市公司募集資金所投資項目的承諾完成期限為3年左右，因此可以將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的評估期限定為3年。以DC代表債務融資成本，則DC可直接按照3年～5年中長期銀行貸款基準利率計算。
3、股權融資成本的計算
股權融資成本Ec必須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來計算。CAPM模型就是： ri = rf +β(rm − rf) 其中：ri為股票i的收益率，rf為無風險資產的收益率，rm 為市場組合的收益率，βi代表股票i收益率相對於股市大盤的收益率。
4、融資總成本的計算
上市公司的總成本是債務融資與股權融資成本的加權平均，既有： C=DC*(DK/V)*(1-T)+EC*(EK/V) 其中C代表融資總成本，T代表所得稅率，V代表上市公司總價值，並且有： V=E+Ds+DL 其中，E代表上市公司股票總市值，Ds代表上市公司短期債務賬面價值，DL代表上市公司長期債務賬面價值。
5、實際計算中的若干技術性處理
(1)無風險收益率的確定。在我國股市目前的條件下，關於無風險收益率的選擇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統一的標准，考慮到從上市公司角度，在實際計算中我們採用當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的期限最長的國債的內部收益率(折成年收益率)。 (2)市場風險溢價的估計。在明確了無風險收益率的計算依據之後，計算市場風險溢價的關鍵就是如何確定股票市場的市場組合收益率，實際中我們採用自上市公司實施股權融資之後的三年時間內上證綜合指數累計收益率(折成年收益率)。 (3)融資總成本中的上市公司總價值V的計算。由於中國上市公司的市值存在總市值和流通市值之分，而債務資本的賬面值的確定也存在不確定因素，因此，直接計算上市公司總價值是有困難的，在實際計算時我們採用了總投入資本即債務融資資本與股權融資資本之和1(=EK+DK)代替上市公司總價值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