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財產信託發展現狀和問題

『壹』 以日本信託業的發展對我國的信託業有何啟示或借鑒

日本引入信託制度之初，也面臨信任基礎構築以及投資者保護難題，為此日本對於貸款信託等部分金錢信託採取了附加保障本金補充合同的法律制度，要求信託機構從信託收益中提取相應的准備金，同時還適用於存款准備金制度以及存款保險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此類信託產品的風險監管約束，也可達到保障投資者利益的目的。不過日本並不是所有信託產品都適用於上述規定，除了特定金錢信託產品，其他信託產品是不適用於本金保障的規定。這樣投資者就可以根據自身偏好選擇信託產品，信託公司也可以根據不同信託產品制定投資策略。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剛性兌付作為一個信託公司經營策略，容易導致忽視自身責任承擔以及相關監管舉措缺位的問題，因而一旦風險問題暴露集中化，信託公司能夠使用的應對之策就非常少，損耗投資者信心。就解決信託產品剛性兌付問題而言，信託公司可以採取差異化產品設計，發行保本和非保本信託產品，適應不同投資偏好，而監管部門對於保本信託產品則可以安排更加嚴格風險監管制度，保障投資者本金安全；而對於非保本信託產品則需要進一步明確受託人職責，安排相應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及受益人利益補償機制，以此實現更好的保護投資者利益。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加強投資者教育，普及信託文化和理念，使投資者能夠更加充分認識信託產品投資本質。

日本信託業務發展之初，信託業務主要也是發揮融資功能，尤其是以貸款信託為主的信託產品佔比非常高。不過，與我國現階段信託業的狀況不同，自40、50年代開始，日本信託業開始執行長期金融功能，這就避免與銀行業務同質化以及惡性競爭，同時日本貸款信託法也對貸款信託資金的投向有著明確的規定，起初要求投向鋼鐵、礦產等重要國民經濟部門，而日本經濟結構的變化，貸款信託資金則被要求投向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作用的部門。日本上世紀五十年代還進一步制定了《貸款信託法》，實現了貸款信託商品化，加之門檻不高，獲得大量委託人的青睞，也間接起到了普及信託文化的作用，為發掘更大的信託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以貸款信託為代表的融資類信託產品逐步減少，目前貸款信託基本絕跡，逐步被土地信託、有價證券信託等所取代，信託制度的財富管理功能、投資功能得到進一步發揮。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信託業務融資化與國家經濟增長階段有很大關系，經濟增長處於高速發展階段，融資需求強烈，信託業務融資化特徵相對顯著，這本身是信託制度適應外部經濟環境變化的表現。但是，我國信託業務融資化主要在於很多業務都是通道業務，而且很多信託資金投向了國家宏觀調控限制的房地產、過剩產能以及地方融資平台，應該更多發揮信託制度融資優勢去支持新興戰略產業，以此促進我國經濟轉型；信託融資化問題還在於信託與銀行的經營模式近似，同質化嚴重，雖然信託公司基本選擇風險更高的項目運作，但是盈利模式基本也是靠利差，而且各家信託產品同質化嚴重。目前，我國依然處於相對增長較快的階段，融資需求依然較為強烈，因為信託業需要進一步優化信託融資功能發揮的路徑，實現差異化經營目標。同時，我國還需要加強信託文化的普及，進一步發掘其他信託業務需求，從而有利於提高信託業收入來源以及未來融資信託業務收縮可能帶來的沖擊。
面對資管市場開放挑戰的日本經驗：專業化及規模化
我國信託公司曾經是我國唯一能夠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以及實體進行資產配置的金融機構，然而隨著我國金融監管的放鬆以及資產管理市場逐步的開放，這種優勢已經盪然無存。目前，券商、基金子公司、保險公司都可以跨市場進行資產配置，信託業制度紅利嚴重削弱，信託公司經營發展所面臨的競爭挑戰更大。目前，我國信託公司在通道業務、上市股權質押、房地產、地方融資平台等業務市場已經被分割。
日本信託業也面臨著信託市場逐步開放的挑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今，日本信託業也加快了這樣的改革開放步伐，1986年允許外資銀行以成立現地法人的形式，經營信託業務。1993年允許銀行和證券公司通過設立子公司，或者是信託合同代理店來參與信託業務，2002年又允許金融機構總公司親自來從事業務，2004年修訂信託業法以後，允許通過新設信託公司或者說新設代理店的形式來從事信託業務。日本信託機構應對之策在於，一方面明確了自身所具有的從事信託業務的專業性，通過聘請或者邀請該領域專家，來提高公司整體專業運營能力。同時，密切跟蹤社會經濟發展所蘊含的業務機會，及時創新產品服務；綜合化服務增強客戶粘性，日本信託銀行兼營存款業務、證券過戶代理、不動產買賣等業務。另一方面，加大規模化經營步伐，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信託業加快了並購步伐，如1999年排名第三的三井信託與排名第六的中央信託合並，2000年4月三菱信託、日本信託和東京三菱銀行決定實行聯合經營。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信託公司發展根本還在於專業化經營，因而我國信託業仍需要加強業務專業性，培育和招聘更多專業人才，深化信託制度的應用空間和范圍，加快信託業務創新，提高市場競爭力。信託公司仍需要加強渠道建設，細化客戶管理，通過客戶管理系統，細化客戶管理策略，分析客戶金融服務需求和投資偏好，為客戶指定個性化產品推薦和財富管理方案。信託公司需要加強風險管理能力的提升，加強各種風險管理工具的應用，諸如評級體系、預警體系等，提高風險管理量化水平，形成良好的風險文化和報告體系。信託公司需要進一步加強品牌建設和宣傳，向社會和市場傳遞企業經營理念、發展願景等，增強經營透明性，強化客戶的認同感和信任度。同時，信託業也需要通過橫向兼並收購和縱向兼並收購，實現綜合化、規模化經營，提升綜合經營實力。
信託業發展政策扶持的日本經驗：制度供給與精心培育
我國政府在引進和促進信託業發展方面起著主導作用。然而，面對如何培育和發展信託業，自2001年《信託法》之後才有了明確的思路，不過從當前看，信託業轉型發展的相關制度供給和政策依然不充足，而且隨著資管市場的加速開放，監管部門需要進一步解決行業發展方向以及分業監管下的制度協調問題。
日本政府在信託業發展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更加明顯，對於培育信託業非常重視。一方面，日本政府不斷加強有效的信託制度供給，從最初的信託法和信託業法，到後來的貸款信託法、資產流動化法，再到信託法和信託業法的再修訂。信託業務作為一種法律關系，在大陸法系下需要依照基本的法律制度進行操作，日本信託制度繼承了英美信託制度，又有本土化，具有較大先進性。同時，日本又根據信託公司業務發展需要制定各類業務特定法律制度，推動信託業的商品化和快速發展。為了適應新時期信託業務的大發展，2004年日本開始著手修訂新的信託制度，這賦予日本信託公司更大的發展空間，也保證信託機構與銀行、保險等新進入競爭者保持相同的監管要求，維護行業公平競爭和有序發展。而且，日本信託業法律制度與其他不動產、稅法等都有很好的銜接，解決了大陸法系下信託業務發展的不兼容問題，有效促進了日本信託業務發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二戰後以及信託市場開放關鍵時期也給予了日本信託業很大的政策支持。二戰以後由於戰爭造成的災難，以及通貨膨脹的影響，資產大量流失，信託公司經營也曾一度陷入了難以為繼的困境，日本政府通過讓信託公司經營銀行業務，成功地打破這了一僵局，日本信託業從此進入了兼營階段。1953年日本又對信託業確定了分業經營的模式，並提出了長期金融和短期金融分離的方針，要求信託銀行發揮長期金融職能，以信託業務為主，而原來兼營信託業務的銀行相繼不再經營信託業務，這樣，日本的信託業務主要集中到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東洋、日本和中央等7家信託銀行手中。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信託作為一個新生事物，政府的作用卻是無法替代，而政府對於信託制度的供給和發展路徑設計，也決定了這個信託業發展速度和成熟度。我國缺少「信託業法」，信託公司的合法權益缺乏必要的保障依據，尤其是在資管市場加速開放的當下，由於缺乏頂層設計，信託公司與其他從事類信託業務的金融機構的競爭並不在同一個起跑線。雖然我國2001年頒布《信託法》，然而信託財產獨立性和產權歸屬問題、信託財產公示問題等還沒有很好的得到解決，信託立法過程中存在很多概念模糊、條文不清的地方，這對於信託業務實際操作形成較大制約。因而我國應該加快建立和完善信託行業相關法律法規，通過合理的信託行業制度供給引導其健康發展，為信託行業提供更大創新和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政府可在稅收、信託公司異地部門建設、業務創新給予更多優惠政策和支持，幫助信託公司渡過行業轉型發展困難時期。

『貳』 我國信託業已經先後經過幾次大規模的清理整頓

信託是建立在財產轉移和財產處分基礎上的法律制度，是以經濟自由為前提的。因此，我國信託制度的再次導入是與改革開放密切相關的，這也決定了信託業的演進具有我國轉軌經濟的特點。我國信託業從1979年開始至今經歷了計劃經濟、計劃與市場混合經濟和市場經濟三個發展階段。因此，我國信託業的發展基本上也就可以理解為三大階段，即：恢復與擴張階段(1979—1992)、整頓階段(1993—2001)和規范階段(2002至今)。

目錄
一、我國信託業的恢復與擴張階段(1979—1992)
1.1、改革開放前的我國信託業簡介
1.2、我國信託業的恢復與擴張階段
二、我國信託業的整頓階段(1993—2001)
三、我國信託業的規范階段(2002 至今)

『叄』 目前信託業發展現狀

信託風險項目規模超6000億

當前，在經濟下行壓力、疫情蔓延沖擊和堅定推動轉型等多種因素共同影響下，個別信託公司前期積累的風險爆發，經營狀況持續惡化，信託產品違約風險事件頻繁發生，信託行業頻頻爆雷。總體來看，目前信託行業面臨風險持續上升的壓力，風險項目規模和數量持續上升。截至2019年末，信託行業風險資產規模為5770.47億元，較2018年末增加3548.58億元，增幅159.71%，信託業風險項目個數為1547個，較2018年末增加675個。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信託行業風險資產規模為6431.03億元，較2019年末增加660.56億元。

——更多數據請參考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中國信託行業市場前瞻與轉型策略分析報告》。

『肆』 個人信託業務在我國的發展中會面臨什麼問題

如何有效開展家族信託業務，其實和難點是合一的，克服難點，自然可以有效開展。而在國內開展家族信託的難點主要有幾點：1、法制的不健全，雖然信託法明確信託財產獨立於委託人、受託人存在，實際遇到需要糾紛，都能被追繳，這一點嚴重製約發展；2、國人對於家族信託不熟悉，不了解、不信任，還有就是財不外露的思想，一般有錢最好是誰都不清楚，設立家族信託，至少還沒有這個理念和習慣；3、信託業的核心是契約精神，以信為本，盡責管理，關鍵是對於目前的情況來說，管理能力達不到，信託責任盡不到，損害委託人利益的事情很容易發生，這也是不信任的源頭；4、信託目前剛兌的現狀導致，實際上，信託公司即使做家族信託做的也是負債，委託人承擔責任的實質實現不了。以上是個人淺見，歡迎交流。

『伍』 財產信託是怎麼回事

• 財產信託概念簡介：

財產信託指委託人將自己的動產、不動產（房產、地產）以及版權、知識產權等非貨幣形式的財產、財產權，委託給信託公司按照約定的條件和目的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行為。

• 財產信託白話解釋：

財產信託又稱「相信委託」，是以資財為核心、信任為基礎、委託為方式的一種財產管理制度。有財產的人為了自己的或第三者的利益，把自己不能很好管理和運用的財產交給所信任的人去進行管理或處理。受託財產權的人要收取一定的費用。信託產品一般分為兩類：財產信託產品和資金信託產品。

• 財產信託權威定義：

財產信託是指委託人將現存資產或財產性權利，如房產、股權、信貸資產、利得財富、路橋、工業森林、加油站收益等委託給信託公司，再向投資者轉讓信託權益，屬資產證券化的衍生金融產品。其收益來源於信託財產本身。投資者購買財產信託產品時，由於信託財產可見，所以信託財產產生的信託收益也真實可見，從而避免賴以產生信託收益的財產形成過程中的風險。

• 財產信託的特點：

首先財產權必須是可以用貨幣進行衡量的。信託者，受人之託，代人理財。信託之目的、商事信託之目的，主要是實現財產的管理和財產的保值、增值，無法用貨幣進行衡量的權利內容則不能實現信託產品的此種目的，也就不能作為權利產品的信託財產。

其次委託人必須具有財產權的處分權。信託關系的設立，必將伴隨著權利的轉移，這就要求委託人必須對作為信託財產的財產權利擁有完整處分權。這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委託人必須合法擁有該財產權，所有權包括佔有、使用、收益、處分四項權能，無所有權也就無處分權。委託人不能用屬於第三人的財產權設立信託。其二，該財產權必須是可以流通和轉讓的。具有人身專屬性的財產權，如退休金索取權、養老金索取權、撫恤金請求權等特殊性質的權利，依照法律規定不得強制執行，委託人不能任意處分，此類財產權不得作為信託財產。當事人約定不得轉讓的財產權也不能作為信託財產。再次權利必須真實存在且特定化。

• 注意事項：

我國《信託法》第七條第一款規定：「設立信託，必須有確定的信託財產，並且該信託財產必須是委託人合法所有的財產。」在權利信託中，確定的財產權利才可以作為信託財產，而且設立信託關系時財產權必須特定。

『陸』 如何促進我國遺囑信託的發展

1、設立遺囑信託
《信託法》第八條規定了設立信託應採用書面形式，書面形式包括遺囑。第十三條又規定，設立遺囑信託，應當遵守繼承法關於遺囑的規定。
因此，中國大陸可以設置遺囑信託。
2、受託人資質
《信託法》規定了信託關系，第二十四條又規定，受託人應當是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因此，從信託法的角度，遺囑信託受託人資質非常廣泛，只要具有完全名師行為能力即可，無需特別的審批許可。
後來，銀監會發布《信託公司管理辦法》，對信託公司的資質進行了管理，但也沒有規定信託業務為信託公司專屬經營（作為部門規章，它不能限制上位法《信託法》對受託人資質的規定）。但在傳統上，只有信託公司具有經營信託業務的資格，否則很難區分委託和信託兩種法律關系，這對於資產隔離是否能夠得到法律的保護，有很大的影響。
這兩年，證監會發布一系列文件，試圖打破這一傳統，通過部門規章，賦予證券公司、基金公司以信託業務資格。最為明顯的是在今年資產證券化管理業務徵求意見稿中，直接將資產證券化資產定義為信託業務，後來遭到反彈，不得不取消。其實證監會最大的阻力是來自證監會自身，因為它這樣的突破違反了證券業法律法規對證監會的授權，以部門規章突破行業監管法律，是嚴重的違法。
考慮到中國信託業的實際融資人特殊角色，有必要對信託業務資格在立法上進行規范，填補漏洞。
另外，設立遺囑信託，目前最大的難題還在於信託登記制度沒有建立，尚不能對信託財產進行登記公示，在信託財產與委託人個人財產隔離的認定上，隱含一定法律風險。
3、具體產品
2013年1月，平安信託設立了一款名為「平安財富-鴻承世家系列單一萬全資金信託」，對外宣稱為家族信託。該款產品規模為5000萬元，期限50年，這么長的期限顯然是奔著遺囑去的。但因為是單一信託，具體內容尚不清楚。據了解，平安、上國投都在今年計劃大力發展家族/遺囑信託了。

『柒』 信託基金的國內現狀

在中國，最接近美國產業投資基金形態的金融產品就是信託公司開發的信託基金（註：本文所稱信託基金，是為了反映其實質，並與國外稱謂統一而定義，與目前國內業界使用的概念 信託計劃、信託產品、信託品種含義一致）。其開發依據是《信託法》，全部採用信託制形式，這是與美國產業投資基金最大的差異。觀察2002年7月至今中國信託基金的發展，它彌補了企業不能發行債券、股票的不足，豐富了企業的融資渠道，也為投資者提供了一種價值投資的渠道，使得投資者分享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
中國信託基金與美國產業投資基金一樣，主要投資於實業領域，但主要投向集中在基礎設施、房地產、公用事業三大領域項目，屬於傳統成熟行業，經營模式具有一定的壟斷性，沒有高科技含量。對於高科技行業，信託融資案例很少，原因有二：中國自主開發的真正的高科技少；信託公司項目開發人員職業經歷局限於金融業內，沒有工程技術背景，對工業技術並不熟悉，也未曾從事過實業公司的經營管理。
雖然信託基金的投資對象與美國產業投資基金相同,主要是非上市公司，但融資企業一般屬於中型規模企業，缺乏對企業初創階段的投資。這是因為，一方面小企業經營不穩定，信託基金的投資者風險承受能力又較弱；另一方面，對於大型企業進行股權融資不現實。由於信託貸款過程長，利率並不明顯優惠，與銀行貸款相比沒有優勢，且雙方實力不對等，故有些大型企業目前還沒有興趣向信託公司融資。
按照有關規定，信託公司的信託基金只能私募。不能公募的原因有二：一方面，監管部門謹慎心態明顯，不願放開；另一方面，中國一些人士受到美國《1940年投資公司法》的影響，認為對信託基金的發行范圍應予以限制。該法規定，投資公司（即產業投資基金）的投資者（股東）人數不得超過100人。這本是針對公司制基金而言，由於中國一些人士對此不求甚解，因此要求中國的信託基金不得公募。而且，在信託基金發行時，信託公司不能進行營銷宣傳。
銀監會不允許信託公司採用受益憑證方式發行，能夠證明投資者對信託財產及其收益擁有權利的憑證就是信託合同。目前的規章對信託合同的內容、格式等規定比較原則化，因此信託合同屬於非標準的契約，轉讓手續繁瑣，流動性很差。各家信託公司僅負責該公司的信託基金的交易，沒有全國性的集中交易場所。目前信託期限短，故流動性需求尚不明顯；如果信託期限較長，在信託期間交易需求將變得迫切，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將比較突出。這也是信託公司無法開發長期理財品種的原因之一。
信託基金投入的項目數量較少，一般僅有一個，風險過於集中。受到信託合同數量200份限制，信託融資規模相對有限，一個信託基金的資金量無法投向多個項目。而且，現階段信託公司在一個信託基金中管理多個項目的能力也有限。
無論發行規模的大小，目前信託公司、信託執行經理很少出資認購信託基金的部分份額。這樣對業務人員缺乏制衡機制。業務人員開發信託項目的初衷可能主要是為了獲取自己的業績提成，存在冒險沖動，因此，業務人員、其所在信託公司與投資人三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與利益沖突的可能。
英文參考：mutual fund

『捌』 請問制約我國信託業務發展的因素包括哪些

影響我國信託業發展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信託制度及其相關配套制度的不健全和缺失造成的，突出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信託規模的制約及單份信託合約金額的限制。按《信託投資公司資金信託管理暫行辦法》規定，信託投資公司發行集合資金信託計劃基本定位於非公募性質，每項信託計劃不得超過200份信託合同，每份信託合同的最低金額不得低於5萬元人民幣。此項限制導致了資金信託產品的設計和推出與大多數投資項目的資金需求規模以及巨額的居民儲蓄所產生的投資需求產生了巨大差距。信託規模的限制（受投資項目的資金規模製約，實際上每份信託合同要求的最低金額往往高達幾十萬元），使得相當多的資金信託產品不能順利發行，投資項目的資金難以按時到位，進一步影響了地區經濟的發展。

2、稅收制度的制約。對於財產型信託，由於目前我國稅收制度沒有針對該類業務出台相應政策，按照《信託法》和現行的稅法，委託人將資產委託給信託公司進行投資時，因伴隨產權轉移，需要繳納稅金；當信託計劃到期，信託公司將資產交還委託人時又需繳納稅金。雙重納稅大大提高了信託公司的經營成本，從而壓縮了投資者的收益空間，阻礙了信託業務的開展，這也是目前各信託企業均未推出財產型信託業務的一個根本性制度約束（目前部分國內信託企業推出的所謂財產信託產品，其本質上還是資金信託產品）。而對於資金信託產品來說，現行的法律規定中沒有明確受益人在取得信託受益時如何納稅，各個地區在此方面的做法不一致。另外，對於信託企業開展公益信託業務等特殊業務，相關法律中也沒有稅收優惠等方面的規定。

3、信託產品流通機制的滯後。盡管規定信託產品的受益權可以轉讓，但轉讓方式、轉讓價格、轉讓手續和轉讓場所等在法律法規中均無明確規定，從而使資金信託產品的流動性，特別是機構委託人大額信託合同的轉讓嚴重缺乏操作性。根據現有法律，信託受益權是以信託合同形式存在的，而信託合同不能被分割，只能整體轉讓。受制於項目融資的規模和信託計劃不能超過200份合同的限制，使得單個信託合同的融資規模通常高達幾十萬元，抬高了未來轉讓過程中交易對手的門檻，大大增加了尋找交易對手的難度。

4、工商登記制度的缺失。盡管我國《信託法》中對信託財產登記問題有專門條款，但缺乏與之相關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例如，信託財產登記需要工商登記機關准許對充當信託財產的股權、設備等進行登記，但實際操作中工商管理部門卻往往因政策不明確而拒絕，這使得原本應是信託公司優勢業務品種的財產信託難以發展。

5、跨區域展業的限制。按照目前法律規定，信託投資公司不能在異地設置分支機構，從而使其在異地的展業功能受到明顯的限制，信託機構的規模偏小，抗風險的能力偏弱，資金在不同地區之間的餘缺調節受到了制約，造成了資金配置過程中的效率損失和浪費。
6、營銷宣傳方面的制約。按照《信託投資公司資金信託管理暫行辦法》規定，信託投資公司不能在報刊、電台、電視和其他公共媒體等新聞媒體上對信託產品做廣告營銷宣傳，這一規定使得信託產品的認知程度和受眾面相對較為狹窄，不僅導致信託產品銷售渠道不暢，產品信息閉塞，信託產品的誠信度不同程度地也打了折扣，而且進一步制約了信託流通市場的形成。

7、競爭制度的制約。當信託公司被政策所困時，銀行、保險、證券業卻相繼推出了「委託貸款」、「分紅保險」、「集合資產管理業務」、「開放式投資基金」等一系列產品。藉助其網點分布廣泛、客戶資源豐富的優勢，這些業務一度開展得異常紅火，而且在稅收、規模等政策方面享有更加優惠的政策，如投資於基金所得不必繳納所得稅，《證券公司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試行辦法》中對證券公司辦理的集合資產管理業務又沒有200份的規模限制等。這些業務雖然名目繁多，但究其實質，正是地地道道的公募信託業務。這些業務都在擠占信託業務的空間，對信託市場的瓜分已經初露端倪。

從上述七個方面來看，因為信託制度的滯後和不配套，使得信託企業在起跑線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再加上各信託企業的內部原因，如法人治理結構嚴重缺位、內控機制不健全、人才的短缺、關聯交易缺乏規范、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原因，使得信託業的發展出現了許多不穩定的因素，在整個金融體系中所佔的比例過小，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難以成為支撐我國金融業的支柱。

『玖』 信託制度在中國本土化特點和出現的問題

信託是英美法系的獨特產物，是英國人對世界法律體系作出的重大貢獻。英國的法學家梅特蘭曾說，「如果有人要問英國人在法學領域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麼，那就是歷經數百年發展起來的信託理念，我相信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答案了。」他還指出之所以是最大的成就不僅僅是因為信託的發明，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在滿足新的需求和解決新問題的前提下不斷發展和變化的信託制度。[1]信託作為一種財產管理制度，所具有的獨特的制度功能「長期規劃」、「彈性空間」和對「受益人切實保障」[2]使其成為了一種世界性的法律制度，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如美國、日本、韓國、台灣等。信託制度的獨特功能對於尋求有效財產管理制度的轉型期的我國而言，其借鑒意義不言而喻。2001年，我國正式從法律上移植信託制度，制定《信託法》。
信託制度的獨特功能對於尋求有效財產管理制度的轉型期的我國而言，其借鑒意義不言而喻。2001年，我國正式從法律上移植信託制度，制定《信託法》。2001年《信託法》實施八年來，我國信託業雖然已經走出了之前五次整頓的混亂狀態，信託業也有一定的發展，但信託業的財產管理的功能還未能很好地發揮，信託信號還存在一定模糊，以至於在實踐中與其他理財制度存在著混淆。本文將就信託制度移植中所遭遇的問題進行闡述，以尋求正確的發展路徑，充分發揮信託制度的財產管理和融資作用。

時光的指針撥回到亞洲金融危機嚴酷肆虐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1998年10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鑒於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下稱「廣東國投」）不能夠支付到期債務，從即日起實施行政關閉。
在舉世矚目下，旋即又發生了一系列震動全球金融市場的事件：進入11月，廣東國投在香港的兩家子公司因資不抵債分別按香港法律宣告清盤；第二年初的1月16日，廣東省高院和廣州、深圳中院分別作出裁定，廣東國投本部及其在境內的三家子公司共四家企業進入破產程序。
廣東國投數百億元人民幣的債務80％以上借自包括日本、美國、德國、瑞士、香港等國家和地區130多家著名銀行。廣東國投破產的消息猶如石破天驚，立即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掀起巨大波瀾。
在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朱鎔基總理會見中外記者並回答記者的提問時強調，廣東國投破產是中國金融改革過程中的一個個別事件，但是這件事非常重要，它向全世界發出一個信息：中國政府不會為一個金融企業還債，如果這個債務不是由各級政府所擔保的話。
「我們如果象以前那樣，把廣東國投的債全部背起來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但那樣做的後果將是極其危險的。廣東國投的債政府背了，廣東省其他地方、尤其是全國不少地方的企業外債，政府是不是都能背得起？」回憶往事，時任廣東省省長的盧瑞華感慨萬端。
時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的王岐山 （現任海南省委書記）說：「廣東國投的債務並沒有像過去那樣由政府包下來，而是『誰的孩子誰抱走』，這一決定預示著一個重大變化，哪級政府管的事情由哪級政府解決，國家主權信用、地方政府信用和企業信用要逐步分清。」
王岐山把廣東國投破產這一重大決策比喻作「揭房頂，開窗戶」之舉。事實證明，廣東國投破產，使得陰雲密布、危機四伏的金融界開始出現了松動，為全面化解我國金融風險「殺開了一條血路」。
廣東國投關閉直至破產事件，直接觸動了全國信託業的「脫韁野馬」開始「收韁」。1998年底，根據中央要求，對信託業的全行業整頓從中央到地方相繼啟動了。
廣東國際信託破產案說明， 2001年《信託法》實施八年來，我國信託業雖然已經走出了之前五次整頓的混亂狀態，信託業也有一定的發展，但信託業的財產管理的功能還未能很好地發揮，信託信號還存在一定模糊，以至於在實踐中與其他理財制度存在著混淆。本文將就信託制度移植中所遭遇的問題進行闡述，以尋求正確的發展路徑，充分發揮信託制度的財產管理和融資作用。
信託制度起源於英國，起因在於對當時法律的規避，而後逐漸地演變成為一種融資工具。那麼，我國要引進的是信託制度的哪個方面，是首先應當明確的。在財產管理制度方面，我國有合同制度、委任代理制度、遺產繼承製度等，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存在並發揮作用。作為財產管理的功能，信託制度似乎作用不大。但作為融資工具的功能，信託制度對於促進流通、加快資金使用效率有非常大的空間。另外，我國在信用管理、產權登記、訴訟證據的確認等方面的制度建設還不完善，把信託制度的財產管理和融資功能全盤引進將會造成制度的混亂。實踐證明，信託制度在我國財產管理方面沒有產生積極的效果。諾斯認為，所有經濟理論的基礎都是貿易收益。全球經濟一體化對於貿易規則的需求是一致的，在貿易和商業領域，信託制度的作用更容易實現。

信託制度不是要置換原來的制度，而應當是補充，同時填補原有制度的空缺。本文所說的本土化，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的制度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