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三農融資現狀

Ⅰ 中國三農問題及其對策

三農即農業、農村、農民。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工業化進程逐步加快，農村的經濟三要素逐漸流入城市，以支持城市工業的「原始積累」，農村日益走向凋敝，三農問題日漸凸顯。我國針對三農問題的政策，主流派一般只講農業，認為我們應當走「歐美模式」的大農場化，但據溫鐵軍等學者常年走訪調研發現，在小農經濟條件下，走歐美模式和盲目的城市化，都是失敗的，比如印度和巴西。小農經濟條件下全世界成功的案例只有日本和韓國，即「日韓模式」，走合作化道路。溫鐵軍不只是講農業，他認為農民是首位的，其次是農村，最後才應該是農業，他更講以人為本。溫認為，小農經濟是極其脆弱的，通過合作才能提高農民在市場中的談判地位，只有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建立合作社，建立日韓的「綜合農協」，才是中國國情下解決三農問題的唯一出路。詳細可看財經郎眼之農村出路何在（http://v.youku.com/v_playlist/f4321292o1p109.html）推薦翻閱溫鐵軍的《解構現代化》等文章及李昌平的《我對總理說實話》等。溫、李都是三農問題真正的專家。

Ⅱ 基於現在中國的三農問題的現狀，有什麼措施可以切實改變目前狀況

農民貧窮是因為以下幾個原因。第一，生存環境，我國農村大部分處於偏遠位置，交通不便。長期以來，農業產量效率低，只能保證溫飽，幾乎沒有積累。在農村，吃飽也只是一個大承包，真正讓農村家庭儲蓄，是城市化以後幾年才發展起來的。第二，社會環境，農村人的社會關系權，幾乎都在農村。他們中的一些人有能力離開農村，混得很好，幫助村民致富。他們的收入來源基本依賴土地，糧食價格又長期低迷，不能務農賺錢。第三，農民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各種社會福利，也沒有退休金，得了大病就傾家盪產。

我們這把犁也是經濟作物的產地，以前種植薰衣草的人少就能賺錢，現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種植，但經濟蕭條沒有市場，辛苦種植的汗水沒有回報。種植玉米的人不少，但除了用飼料製造酒精外，還缺乏深度加工和整理。農民也沒有資本這樣做。投資工廠建設也不願意因某些因素而落戶。比較一個國家的農民和外國的農民就能看出差距。不能在短時間內改變這種貧窮。雖然現在住房有補貼、村通路、路燈，但平民口袋裡沒有錢。種子、農葯、化肥、人工價格都上漲了。從根本上說，參考外國農民生產模式，提高生產力，解放勞動力，使農民真正的男子漢富裕，外勤人員少，人民幸福指數就高！

Ⅲ 我國三農經濟發展現狀及其面臨的問題

農民問題也是我國的重要問題，其實.把農村經濟發展的把握權交給農民，可能就是唯一的出路！哪裡能種啥與種啥最化算哪裡的農民最清楚。富裕是國家的願望，也更是農民的願望。致富的主力是那裡的農民。幫貧、扶貧則是外力的作用一般達不到多少收效，有幫辦的＂富裕＂還會有＂返貧＂的可能性。

Ⅳ 三農問題的現狀

在中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農村會長期存在下去。農業作為一個古老的行業在中國不可或缺，但是，農業生產的工業化已經成為一個趨勢，除了保留觀賞性的田園農業生產之外，中國的農業必定會向集約化方向發展。作為農業生產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農民面臨著轉型的問題，一部分農民經過培訓成為工業化生產中的流水線操作工，而另一部分農民則成為觀賞型農業中的園丁。

當前，中國的農業問題已經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問題。減少農民，似乎成了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根本辦法。更有學者認為，中國的三農問題，歸結到一點，就是如何減少中國的農民的問題。這樣的學術共識不但不利於中國農業的發展，反而有可能引導中國農業走入誤區。所以，我們在討論中國農業問題時，必須正本清源。

以往我們在討論三農問題時，往往把農業、農村和農民並列，這是不對的。在當代文明社會，農村的出現是一個事實。農村是和城市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不可能實現完全的城市化。相對城市的組織結構和發展特徵，農村有自己的組織形式和發展模式。如果以城市化來改造農村，必然會犯左傾的錯誤。農村和城市一樣，都是現代文明的載體，只不過由於它們的功能不同，所以它們應該表現出不同的特點。農村是沒有辦法消滅的，也不能被消滅。中國的發展模式應該是：城市和農村長期並存，城鄉之間良性互動。

三農問題其根本就在於農業問題。農民只是在農業這一古老產業中就業的員工而已。如果從農業產業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許多想法是不切實際的。首先，我們不承認農業的比較劣勢，試圖通過發展農業來解決農民福利問題。在世界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農業缺乏基本的競爭優勢，在國外農產品的不斷沖擊下，中國的農業生產只會收縮，而不會擴大。這是因為，中國的農業自然資源稟賦不好，組織結構也不合理，後期積累的技術也很不夠，與國外規模化生產的農業企業相比，中國的農業不可能佔有優勢。當前，中國的農民絕大多數還處在自然經濟狀態下，種田養人仍然是中國農村的常態。少部分進入市場的糧食僅僅是為了換取農民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國的農業商品化程度並不高。從這個角度來看，希望通過減少農民來發展中國的農業無疑是緣木求魚。即使中國的農民減少了，其他資源稟賦仍然無法改變，中國的農業仍然處在劣勢的地位。但是，放棄農業是絕對不可行的。即使在發達的國家，農業仍然是國家重點關照的行業。這是因為，在人類文明的進化過程中，我們還沒有找到替代農產品的完全辦法，農業仍然是人們免於飢餓和恐懼的最基本的行業。不論國家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都必須保證農業的生存空間。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農業不是要不要發展的問題，而是要不要穩定的問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的農業應該扮演者穩定的角色。只有農業穩定，中國的現代化才會有希望。穩定的農業不一定是擴張的農業，相反的，穩定的農業應當是適當收縮的農業。只有將中國的農業准確的定位，中國的農業政策和農業制度設計才會具有科學性。

其次，我們必須承認，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農業成了中國最大的資源供給者。農業中的就業者不僅為工業化生產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原材料，而且為城市的現代化不斷地提供人才。農業的這種「出血」現象，在各國現代化發展中具有普遍性。正是因為這種農業發展中的「外部性」，決定了各國必須以分配或者再分配的方式對農業進行補貼。在農業領域，市場調節和政府調控始終是相伴而生的。如果不承認農業的「出血」現象，不承認農業在現代化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片面的將農業的現代化與其他的現代化等量齊觀，必然會出現決策的失誤。其實，農業的現代化有其自身的含義，除了耕作技術的現代化之外，資源配置和管理水平的現代化才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追求目標。在一塊貧瘠的土地上，即使花費再多的代價，也難以實現財富的增值。在有些國家，工業化的車間生產已經代替了田間耕作，傳統的農業已經由生產型向觀賞型過渡，農業已經成為博物館行業。

第三，我們必須承認，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城市的擴張是沒有止境的。不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城市正在一步步地擴大，而農村正在一步步地縮小。這種城鄉之間的此消彼長，充分反映了農業在現代化中所扮演的尷尬角色。農業並非不重要，而是因為這個行業太古老，它已經不能適應現代化的要求，各國不得不通過各種形式將農業的發展置於一種特殊的優先地位，防止因為農業的落後而導致現代化的列車無法正常啟動。坦率地說，農業在各國的經濟結構中，就像一個步履蹣跚的老人，在乘車時必須優先將其推到車廂之中，否則，其他人無法及時登車。城市的擴展，是一個國家年輕和充滿活力的標志。農業的發展需要城市化的滋補。在當今中國，凡是農村發展好的地方，不是因為農業有所進步，而是因為在這些地區有著許許多多的鄉鎮工業。正是由於工業化的發展帶動了城鎮化的發展，才使周圍的一些農業有了穩定的市場。這種依賴於工業和城鎮化發展的農業發展模式，幾乎成了江南農業的普遍模式。隨著工業和城鎮化的不斷擴大，農業會失去其基本的資源——土地。在一些地區，農業的消亡不是神話而是現實。

第四，我們必須承認，面對上述這些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的制度設計缺乏創新精神。在農業土地資源的運用上，我們堅守土地承包制，將土地資源和農民牢牢地束縛在一起，防止土地資源和農民的自由流動。事實上，農業的發展有賴於土地資源和農民的自由流動。土地承包製作為解決國家與農民、集體與農民關系的制度設計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土地承包制只能是一種過渡階段的權宜之計。土地承包制既不符合現代化大生產的要求，也限制了農民自主發展的訴求。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太拘泥於已有的改革成果，而沒有用創新的眼光來看待中國農業發展中所涌現出來的新的資源組合模式和農民自發的組織管理結構。

第五，在制度的供給上，我們片面地把農民「海選」的自治嘗試看作是現代政治民主的運作方式，而沒有看到不同的制度在中國農村所產生的兼容性問題。不論是中國農村的村民委員會自治制度，還是現代企業的公司制度，在農業生產中都扮演著極其矛盾的角色。從政治上來說，村民自治有利於村民當家作主。但是，由於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決定了村民自治組織機構反過頭來成為了掌握村民最基本生產資料的機構。在村民委員會的控制下，農民的權利不是擴大而是縮小了。村民委員會成為了壓在中國農民頭上的一座大山。這是一種非常怪異的現象，農民自己的組織不但不能保護農民的利益，反過頭來，成為了壓迫農民的機構。中國的村民自治組織已經變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學者提出土地的私有化問題，認為應該讓農民真正掌握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但是，土地的私有化不但不會緩解中國農村的現實矛盾，反而會給中國未來農業的改進製造新的障礙。所以，中國的農業制度設計也需要解放思想。

筆者認為，中國農業不在於要不要發展問題，而在於要不要保留的問題。中國的農業作為缺乏比較優勢的行業，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需要國家的強有力扶持。作為農業的就業者，農民應當享受國家提供的各項福利。但是，這種福利安排不在於發展農業，而在於保護農民。中國的農業除了一部分引進工業化的生產線進行改造之外，其他部分應該向觀賞型農業發展。中國的農民是生活在中國農村、並且帶有自然經濟狀態的中國公民。中國的農業和中國的農民必須嚴格區分開來，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是有選擇地工業化。而作為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不是現在意義上的農民，而是經過農業技術培訓的農民。中國當代的農民其實是需要國家扶持的弱勢群體，他們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為農業的生力軍。我們必須把農業政策、農民政策和農村政策嚴格區分開來，防止制度設計中的粗線條導致中國的農民利益受到損害。

作為一個行業，中國的農業必須向兩個方向過渡，一個是向工業化過渡，走集約化生產的道路，一個是向觀賞性田園農業過渡，走休閑型農業的道路。作為中國的農民也面臨著兩種選擇，一種是通過技術培訓從事現代化的農產品生產，一種是安於現狀，建立自給自足的農村自然經濟。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既不想改變中國當代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又想將這種經濟形態融入現代化的大市場，為農民帶來更多的財富。這是一種異想天開的發展道路。中國的農民要麼適應現代化的大生產，要麼滿足於自然經濟的田園風光。以自然經濟的耕作方式來適應現代化市場經濟的需要，無疑是中國當代存在的最大問題。中國的農業要麼進行徹底的工業化改造，要麼就變成博物館式的行業。我們當代的農業專家將農業的生產定位在傳統的模式上，但卻想用傳統的耕作模式來實現農業的發展、農民收入的增加，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中國的農業發展一定要擺脫傳統思想的羈絆，建立新的農業發展觀。

事實上，中國的農民已經通過塑料大棚生產等准集約化的經營模式，將農業生產引導向正確的道路，只不過我們的經濟學家缺乏敏銳的觀察能力，仍然沉浸在傳統的思維定勢中不能自拔罷了。

在中國的農業問題上，我們有太多急功近利的做法。國家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沒有把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和生活在農村的其他公民區別開來，沒有把農民和農業問題區別開來，那麼，我們的制度設計一定會出現問題。中國的農民會因為中國農業的現代化而減少，但是，隨著中國公民整體福利的增加，生活在農村的其他公民將會增多。如果不加區別地將農民和生活在農村的其他公民一起看待，那麼，不但不會解決農業生產效率提高的問題，還會影響到真正的農民福利的改善問題。在中國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已經越來越減少，而農民需要贍養的其他公民越來越多。由於這些由農民供養的人口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才導致許多農民背井離鄉外出尋找更高的回報。在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時，必須看到中國農業所面臨的困境，選擇正確的發展方向，同時，必須把提高農民的收入與擴大農業生產區分開來。防止表面上的系統化思維混淆了農業、農村和農民之間的區別。

簡單地說，農村的存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中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農村會長期存在下去。農業作為一個古老的行業在中國不可或缺，但是，農業生產的工業化的已經成為一個趨勢，除了保留觀賞性的田園農業生產之外，中國的農業必定會向集約化方向發展。作為農業生產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農民面臨著轉型的問題，一部分農民經過培訓成為工業化生產中的流水線操作工，而另一部分農民則成為觀賞型農業中的園丁。中國的農業必須重新規劃，傳統的農業觀必須改變。

論文：

「三農」問題是我國長期的歷史夢魘，至今未能得到完全解決，它「絕不僅僅是道義或者公正的問題，而是一個橫亘在中國現代化道路面前的現實難題。」曾被稱為中國農村第三次革命的農村稅費改革面臨著一個難以繞開的「翹翹板現象」，即基層政權運轉難和農民負擔反彈。在一個以農村人口為主的大國，全面實現小康必須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發展進程。開拓新的思路，正確認識和把握「三農」問題的實質，是我們進一步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全面繁榮農村經濟的重要前提。與以往研究不同，本文採用財政社會學分析方法，通過對我國歷史上長期以來「三農」問題的研究，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即我國「三農」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是我國不合理的國家集權型財政體制，無論是農村稅費改革，還是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都要求把農村財政放到一個更堅實的制度基礎上來，徹底改變我國傳統財政體制下農村城市不當的權力資源配置格局，建立農村城市協調發展的工商基礎型公共財政體制，實行民主財政。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一個簡單的財政社會學分析框架，並建立四種主要的財政體制模型；第二部分分析我國歷史上長期以來「三農」問題的財政體制根源；第三部分討論1949年以後，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經濟發展和「三農」問題，第四部分是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財政社會學分析框架及財政體制模型

財政涉及廣泛的責權利關系，具有極大的社會經濟「聯動性」。19世紀的財政學文獻表明，重商主義時期的財政學具有鮮明的學科綜合化特色，它包含有今天的法學、經濟學、公共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歷史學、政策學等內容。只是到了20世紀以後，隨著各個學科的單方面發展，財政學才變成一門技術性的學科，並將自己的理論建立在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既有理論的虛擬觀念的基礎上，忽視了財政現象與社會結構之間的有機聯系。葛德雪（RudolfGoldscheid）批判了財政學的技術化傾向，提出了財政社會學思想，試圖恢復重商主義時期財政學研究的跨學科性質。熊彼特則從財政的側面抓住國家的本質、形態和命運，指出對財政歷史的研究能使人們「洞悉社會存在和社會變化的規律，洞悉國家命運的推動力量，同時也能洞悉具體的條件，特別是組織形式發展和消失的方式。」可惜他們的思想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和發展，財政社會學也始終只是處於萌芽狀態，沒有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本文以為，財政社會學是新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是進行社會經濟發展宏觀分析的最佳視角，它可以通過吸收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法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革新對財政及財政體制的理解，恢復財政學的古典色彩，從而使其理論更具解釋力。下面，作者將根據自己的理解建立一個簡單的財政社會學分析框架，並從中引申出四種主要的財政體制模型。

「權力資源」和「生活機會」（life-chance）是本文分析的中心概念。吉登斯（AnthonyGiddens）認為，「權力是實現某種結果的能力」，其存在的前提是各種支配結構的存在。以康芒斯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派認為，資源配置的決定因素不是市場，而是社會制度安排中的權力結構。權力資源是權力的基礎，其佔有狀態決定了「生活機會」的大小。國家通過控制權力資源以取得財政收入，財政是國家控制權力資源的經濟體現，財政體制最充分地體現了權力資源的配置格局，因此，「每個社會問題，實際上還有每個經濟問題，說到底都是財政問題」。以財政利益為根基的沖突是社會沖突的基本形式，一定財政利益格局下的沖突和權力的關系總是與權力資源的分配聯系在一起的，財政體制構成吉登斯所說的「權力的制度性調配」（Internationalmediation）的載體，即權力存在於財政體制之中，並通過財政體制展現出來。因此，本文認為，財政體制是政府通過其收支結構和活動范圍的劃定對權力資源在政治、經濟兩大領域及各領域不同活動主體，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不同階級階層的人群之間的分配，是對不同活動主體基本地位、權利、責任和義務的規定和認可，決定了不同主體的活動空間或「生活機會」。權力資源在不同的領域的分配決定了國家合法性的基礎，同時由於不同領域權力資源運作機制和活動主體的不同會導致不同的國家財政收入規模和社會經濟發展績效。一國的財政體制需要在國家合法性最大化、國家財政收入最大化和社會經濟發展績效最大化之間達成某種平衡，否則就會引起國家或社會的動盪，從而需要通過改革或革命來重新趨向平衡。這構成了一個簡單的財政社會學分析框架。正是由於財政體制的這一內涵，使它對於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具有「立憲」層次上的意義，我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三農」問題也可以在財政社會學框架內通過對財政體制的研究得到解答。

下面，我們藉助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一個簡化的模型來分析一定財政體制下的權力資源在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以及在城市和農村的配置所產生的長期社會經濟發展績效：

Y＝εAaBb

權力資源在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的配置具體化為財政直接控制（包括中央財政和各級地方財政）和市場配置（財政間接控制）兩部分，分別用A和B表示，a和b則相應表示社會經濟發展績效對該領域權力資源的彈性參數，且a+b=1。ε表示綜合績效系數，Y表示總體社會經濟發展績效。在這個模型中，A=C1+D1，B=C2+D2。C1和D1分別表示在財政直接控制下的權力資源在農村和城市的配置；C2和D2分別表示在市場配置下的權力資源在農村和城市的配置。假定市場配置效率高於財政直接配置效率，即a
模型一：A>B，C1>C2，C1>D1，表示權力資源主要由財政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農村。

模型二：A>B，D1>D2，C1
模型三：AD2，表示權力資源主要由市場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農村。

模型四：A
模型一和模型二可總稱為國家集權型財政體制。因為在這兩個模型中財政直接控制了大部分的的權力資源，國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處於絕對支配地位，市場配置的權力資源十分有限，並且常淪為財政的附屬物，在為財政的服務中取得自己的存在。在這種財政體制下，國家凸顯了其暴力特徵，個人和組織的生活機會強烈依附於共同體，無法發展出獨立的人格，也無法迸發出創新的沖動，因而整個社會缺乏發展的內在激勵，具有強烈的保守性和封閉性。但由於模型一和模型二對權力資源在農村和城市的配置格局不同，因而又具有不同的特點。在模型一中，國家的財政基礎以農業為主，限制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本文稱之為農業基礎型集權財政體制。在模型二中，國家的財政以國家控制的城市工商業為基礎，可稱為工商基礎型集權財政體制。

模型三和模型四可稱之為公共型財政。因為在這兩個模型中，市場取得對權力資源的主要配置權，財政在為市場服務中取得自身的存在。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市場取得對權力資源的主要配置權並不與本文在前面所主張的財政體制的涵義相沖突，相反，它是財政體制改革的結果，是財政對權力資源由直接控制轉為間接控制的結果。正如希克斯所證明的：市場經濟的演化自始至終都離不開國家的介入。在這種財政體制下，國家隱匿了其暴力特徵而凸顯了其契約色彩。個人取得了公民地位，組織也獲得了獨立性，具有自主的生活機會，因而社會創新得以持續實現，哈耶克所稱的自發秩序得到擴展。同樣，由於權力資源在農村和城市的不同配置，模型三和模型四也具有不同的特徵。在模型三中，市場的產品以農業為主，工商業為輔，本文稱之為農業基礎型公共財政體制。在模型四中，市場產品以工商業為主，農業為輔，本文稱之為工商基礎型公共財政體制。

如果我們進一步將農村與城市關系區分為農村剝奪城市、城市剝奪農村或農村城市協調發展三種主要類型，則可在四種財政體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出十二種具體的財政體制模型。不同的國家、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採用何種財政體制，受到各種外在或內在條件的約束，如財政壓力、社會權力結構、自然稟賦、國家發展目標、領導人眼光、財政體制形成機制等。由財政社會學分析框架和我們建立的模型可知，每一種不同的財政體制，都會導致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績效，這也正是世界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績效不同的原因。同時，經由這些模型，我們也可以解釋市場經濟的起源並判斷一國市場經濟發展程度。因此，我們可以初步得到的結論是：不同的財政體制會導致不同的「三農」問題，農村城市協調發展並工商基礎型公共財政體制能取得較好的社會經濟發展績效，並解決好現代化過程中的「三農」問題；而在國家集權型財政體制，尤其是城市剝奪農村的財政體制下，國家各級機關為取得充足的財政收入，必然會給農民增加各種不合理的負擔，而農民也不可能在這種體制下得到更多的生活機會，久之則演化為嚴重的「三農」問題，這在世界各國的歷史上都是如此。下面通過對我國歷史和當前財政體制的分析，進一步揭示出財政體制與「三農」問題內在聯系。

二、國家集權型財政體制與「三農」問題的歷史夢魘

在「土地是……原始的食物倉，也是……原始的勞動資料庫……土地本身是勞動資料」的情況下，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權力資源，建立在此基礎上的井田制和授田制是我國有史記載的最早的財政體制。井田制在夏、商、周三代實行，授田制在春秋戰國時建立。在授田制下，國家掌握了地權，對土地加以規劃和折算，並按一定的標准將土地直接分配給一家一戶的個體農民耕作以征取賦稅。授田制確立了個體農戶為單位的農業耕作方式，造就了為數眾多的個體小農，它不僅直接推動了我國古代農業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的改變，也使分散的個體農民與國家政權之間建立起了明確而直接的聯系。作為取得耕作權的代價，民眾被編入了戶籍制度之中，被剝奪了遷移的自由，其生活機會被限制在土地和特定的區域之內。這種份地分耕定產定稅責任制體現著國家對土地和民眾的雙重控制，對我國後來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馬克思所說：「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說來是全能的和無數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國范圍內各種關系和個人的劃一水平……引起這一國家權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屬機關的全面介入。」小農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其結果就是行政權支配社會，凸顯國家的暴力特徵。

在以農業為基礎的財政體制下的社會結構只有在國家還控制了其他的權力資源，如工商業從業機會等時才會在社會的各利益群體中造成層層的權威膜拜，確保國家權力的至高無上。戰國時，雖有小農制的普遍基礎，但尚無國家大規模掌控工商業的條件。戰國時期商業的發展對農業產生的沖擊，讓統治者感覺到工商業對授田制和戶籍制度的直接威脅，因而加大了對工商業的官營力度，但這一過程到西漢時才得以完成。漢武帝面對內憂外患，為增加國家財政控制權力資源的能力，對私營工商業採取了毀滅性的打擊措施，並對鹽鐵酒實行官營，建立了一系列適應專制集權的官營工商業機構，發展出大規模官僚制經濟。這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長期而深遠的影響，「中國歷史上由興盛走向衰落，與官僚制經濟有密切的關系」。漢武帝時期形成了我國歷史上長期沿用的建立在小農制和官僚制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家集權型財政體制，其特徵與模型一相似，即A>B，C1>C2，C1>D1。至此，先秦時期的封建社會被韋伯所說的家產官僚制社會或「俸祿的國家」代替，謝和耐所講的中央集權國家也才算成形。這是一個「以農業為基礎，面向內部的社會」。

西漢建立的財政體制被後世繼承，雖然王朝更替，但國家集權型財政體制的兩大基礎，即小農制經濟和官僚制經濟，始終未發生動搖或根本改變，零零星星的財政體制改革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條件下為維護國家存在的合法性而進行的修修補補罷了。羅榮渠指出：「社會內在發展機制的強弱，取決於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有機體中的多元因素能獲得多大的活動空間，這是內部孕育的漸變力量能否壯大的重要條件。」但在農業基礎型國家集權財政體制之下，權力資源配置呈現單極格局，農業和工商業在國家的控制下實行了整合，共同服務、服從於國家財政的需要，市場成為國家財政的附屬物，即使有商品經濟的繁榮，也主要是服務、服從於財政的需要，連城邑里的店鋪和集市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下的產物。國家壟斷了生活機會，社會發育和個人自由得不到相應的空間，缺乏獨立性。集權官僚制的本性決定了它不容許個人主義的發展，所以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充斥的是國民的依附性格和苟且偷安，社會創新難以進行。

由於農產品需求彈性有限，民智民力需要在農業之外得到展現，民眾急需獲得農業之外的生活機會，但國家對工商業的控制使得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無法實現，民眾被迫局限在農業這一狹窄的范圍之內，再加上國家財政開支持續增長的趨勢和官僚的盤剝，農民負擔日益加重，「三農」問題變得十分突出。與國家的暴力性相聯，我國歷史上的「三農」問題也總是通過暴力獲得暫時的緩解，雖然也曾有過為減輕農民負擔而試行的「兩稅法」、「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但由於基本財政體制不變，農民負擔問題始終無法得到根本的解決，致使「三農」問題成為歷朝歷代不斷的夢魘。北宋王安石企圖改變權力資源配置格局的改革在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下失敗。明太祖從宋朝滅亡的教訓中看不到「三農」問題的財政根源和農業基礎型國家集權財政體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反而認為是工商業的發展使然，因此改變了宋朝向民間釋放權力資源，以最先進部門作為財政稅收基礎的努力方向，代之以最落後的經濟部門，重新確定了全國小自耕農為主的生產結構和社會結構，並實行恐怖政治，致力於維持這種結構，其決策不是開放的和擴張的，而是全面收斂，本已有所松動的農業基礎型國家集權財政體制重新得到鞏固。有學者稱之為「洪武型財政」，是對宋朝企圖全面突破而失敗之後的全面反動和倒退。明朝財政體制的上述性質，必然啟動和加劇社會核心部分因無法抑制的專制而導致的自我毀滅和「逆現代」的趨勢，並最終因嚴重的「三農」問題導致國家合法性產生危機，並最終在農民起義中灰揮煙滅。清朝和以民主共和為理想的中華民國也因未能在財政體制的轉換上取得突破而無法逃脫同樣的歷史命運。對我國古代和近代財政體制的分析，可以從更深的層面對「歷史周期率」作出更合理的解釋，對我們今天審視和最終解決仍然突出的「三農」問題具有極大的警示作用和啟示作用。我們今天存在的「三農」問題從很大程度說是歷史的延續，因此，解決問題的出路依然在於財政體制的突破。

三、1949年後的財政體制與「三農」問題的新形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的財政、經濟和工業化的壓力和我國資源開

Ⅳ 中國的三農問題現狀及未來趨勢如何

三農行業趨勢研究報告是通過對影響三農行業市場運行的諸多因素所進行的調查分析，掌握三農行業市場運行規
律，從而對三農行業的未來的發展趨勢特點、市場容量、競爭趨勢、細分下游市場需求趨勢等進行預測。

三農行業趨勢研究報告主要分析要點包括：

1）三農行業發展趨勢特點分析。通過對三農行業發展影響因素分析，總結出未來三農行業總體運行趨勢特點；

2）預測三農行業生產發展及其變化趨勢。對生產發展及其變化趨勢的預測，這是對市場中商品供給量及其變化趨勢的預測；

3）預測三農行業市場容量及變化。綜合分析預測期內三農行業生產技術、產品結構的調整，預測三農行業的需求結構、數量及其變化趨勢。

4）預測三農行業市場價格的變化。企業生產中投入品的價格和產品的銷售價格直接關繫到企業盈利水平。在商品價格的預測中，要充分研究勞動生產率、生產成本、利潤的變化，市場供求關系的發展趨勢，貨幣價值和貨幣流通量變化以及國家經濟政策對商品價格的影響。

三農行業趨勢研究報告主要依據了國家統計局、國家海關總署、國家發改委、國家商務部、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行業協會、國內外相關刊物雜志等的基礎信息，結合三農行業歷年供需關系變化規律，對三農行業內的企業群體進行了深入的調查與研究，對三農行業環境、三農市場供需、三農行業經濟運行、三農市場格局、三農生產企業等的詳盡分析。在對以上分析的基礎上，對三農行業未來發展趨勢和市場前景進行科學、嚴謹的分析與預測。

以下是相關三農行業研究報告，可供參看：

Ⅵ 「三農」問題的現狀，成因，及解決的對策

「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從事行業、居住地域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側重點不一，必須一體化地考慮以上三個問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繫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繫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

農業問題，主要是農業產業化的問題。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形態，農業的購銷體制不暢是農業不能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常常聽到農民兄弟抱怨種了東西賣不出去或賣得過於低廉，根子在沒有遵循市場規律。產供銷形成一條龍是當前農業在市場經濟中大有作為的一著好棋，黨和政府在創設「產―供―銷」鏈條的活動中起著關鍵作用。農業產業化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農業目前基本上屬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沒有形成規模經濟。加入世貿組織後，如何應對國外的集約型農業的挑戰？這將是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面臨的嚴峻問題。從現在看來，目前中國應在解放剩餘勞動力的同時，通過加快農業機械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拋棄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迎接入世挑戰。

農村問題，目前突出表現的一個問題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往戶籍制度將城鄉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文化水平的較大差異。這種戶籍制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已經受到理論界的一致質疑。目前，各地興起的戶籍制度改革紛紛向這種不合理的制度「開刀」，希望能夠藉此進一步解放農村剩餘勞動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後，解放的剩餘勞動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導，形成的移民潮會給社會治安造成相當大的壓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驟需要控制，小城鎮是消解城鄉二元對立、改革戶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農民問題，可以分為素質和減負兩個問題。農民素質問題，主要是指文化素質。據統計，截至2000年底中國義務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蓋率達到85％，在普九未能覆蓋人口中，農村人口佔大多數。同時，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隻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錯誤觀念指導下形成的便是「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惡性循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沒有一定文化素質的國民如何與強國競爭？因此，提高農民素質是富民強國的重要舉措。

農民問題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減負問題。黨中央國務院再三強調要減輕農民負擔，但個別地方「令不行禁不止」——農民負擔照原樣，引發農民抗交國稅和集體上訪等事件發生。農民負擔重直接影響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民負擔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夠，目前還有些地方政府部門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飯的人不少」。因此，減輕農民負擔首先應該考慮加大力度進行機構調整，減員增效，把農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有9億，佔全國人口70％；農業人口達7億人，占產業總人口的50．1％。「三農」問題的解決必須考慮農業自身的體系化發展，還必須考慮三大產業之間的協調發展。「三農」問題的解決關系重大，不僅是農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黨和政府的大事。

具體的，詳細的 解釋 請您看 三農網站：
http://www.jgny.net/nong/

Ⅶ 村鎮銀行出現之前,農村的融資狀況

這是我的課題研究的一部分，吐血給你。

(1、 農村金融服務存在空白點。
截至2007年底，全國在縣及縣以下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共有 108173個，佔全國機構網點總量的 57% ，平均每個縣（市、旗）分布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53.63個，每個鎮（鄉）分布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3.56個。目前我國還存在2868個「零金融機構鄉鎮」，其中2645個在西部地區，佔全國總數的80%。此外，有2個縣（市）、8901個鄉鎮僅有1家金融機構。寧夏回族自治區13個縣（市、旗）中尚有24個鎮（鄉）未設任何銀行業金融機構營業網點。這不僅制約了農村的經濟發展，影響了農民的日常生活，更不能適應新農村建設的需要，因此村鎮銀行在農村有了生存空間。
2、農村金融競爭不充分。
自1995年至2005年約十年左右，國有商業銀行紛紛收縮農村網點，開始一場對未來農村金融生態影響極大的「集體大出走」；其根本原因在於這些金融機構在農村金融市場上績效欠佳。亞洲金融危機後，我國政府對國有商業銀行的監管更為嚴格，為了降低不良貸款率，提高銀行的資產質量和核心競爭力，四大國有銀行不得不退出農村金融市場。而現有的農行分支機構現行高度集中的信貸管理模式不利於金融機構支持地方經濟發展。農行普遍實行集權式的信貸管理模式，信貸決策權在省分行和地市行，縣支行的信貸權基本被剝奪。由於基層行只有申報推薦權，卻要承受組織資金平衡、收貸收息的責任，在經濟環境欠佳，信貸風險加劇的情況下，基層行無心擴大信貸投入，但為了完成上級行存款任務，商業銀行通過各種途徑，大量組織吸收當地存款上存上級行，造成當地有限的資金被抽走，同時，國有商業銀行把大中型企業以及大中型企業密布的大中型城市作為主要支持對象，將下一級的資金層層向上集中，不斷從基層支行抽取資金回灌大中型城市，而大大忽略了縣域經濟對信貸資金的需求，尤其是對一些能盤活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由於銀行怕擔風險，信貸資金也不敢大膽投入，使中小企業得不到正常發展。目前，只有農村信用社不受貸款審批權上收的影響，可以將吸收存款全部用於當地經濟發展，但大量的資金被商業銀行佔有，信用社規模得不到發展。 組建村鎮銀行，使各行在存款、貸款方面展開合理競爭，有利於廣大農民得到更加便捷、有效的金融服務。
3、民間融資旺盛。
近幾年來，我國民間借貸無論像「合會」這樣有組織的活動，還是互助性質的自由借貸，一直非常活躍，是廣大農民借貸資金的主要來源。民間借貸的主要形式有三：一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農業產業化發展迅猛，資金需求旺盛，在向金融機構融資出現困難的情況下，轉而向民間籌措資金。二是發放高息借貸。資金相對比較富裕的農戶、個體戶和中小企業主，在暫時沒有新的資金投向的情況下，為了給閑置資金尋求新的「出路」，向一些資金匱乏且又急需資金的企業及個人提供高息借貸；三是村民及親朋好友之間的借貸，這種情況最普遍。有關統計數字表明，中國農村「高利貸」高達8000億～1.6萬億元。另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對2萬多農戶的調查，2007年的農戶借款中，銀行信用社貸款佔32.7%，私人借款佔65.97%，其他佔1.24%。寧夏各級政府財力有限，有限的資金投入城市建設的份額較大，對「三農」的投入普遍不多，農村經濟發展除了農民自有資金外，主要還是要依靠信貸資金。但是金融部門的貸款規模卻相對萎縮，特別是對「三農」的貸款慎之又慎，有些地方名義上是放貸於「三農」，實際上是挪作它用。各項經濟主體貸款難，難貸款，影響了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據抽樣調查，寧夏農村獲得貸款的農戶比例僅為16.5%，還有35.5%的農戶需要資金而難以獲取貸款，只能依靠民間借貸。農民人均私人借款215.2元，僅比人均獲取銀行貸款234.6元低19.4元。可見，農村金融市場廣大，信貸需求旺盛。
4、農村信貸投放不足。
隨著外向型農業的發展，農業產業化、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資金需求呈增長態勢，需要金融部門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和支持，而日前的農村金融體系明顯存在組織機構單調、服務功能不全、支持而狹窄等問題。
目前，農村信用聯社是農村金融的主力軍，但信用社資本金少，存貸款規模都相對較小，且其他金融機構基本不向農村貸款，再加上郵政儲蓄對資金的「抽水」作用，農村信用社為了支持「三農』，只能依靠拆借資金或支農再貸款，但相對於新農村建設巨大的資金需求，無疑是杯水車薪。此外，農信社的金融產品少，越來越不能適應市場需求。而且農信社的內部管理及開展業務的電子化程度較低，難以適應現代金融業務運行的需要。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信社的效率，甚至制約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是發展經、實現農民增收。國家啟動新農村建設後，廣大農民發展經濟的積極性高漲，普遍希望增加投入搞規模化、集約化農業生產，渴望信貸資金；另一方面，支農項目也非常多，但國家項目要求都比較嚴格，資金投向明確，農民由於現金缺乏，負擔項目自籌部分就很困難，更拿不出流動資金，使項目綜合效益往往顯現慢。同時，農民普遍自身積累少、底子薄，設備少、設施簡陋，基礎設施條件差，改變靠天吃飯的傳統、走集約化之路，必須大力加強道路、水電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因此，組建村鎮銀行有利於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村鎮銀行投資人也會因為需求旺盛而得到豐厚的回報。

Ⅷ 三農狀況到底是怎麼樣的

摘要 三農是農村、農業和農民的總稱，這些年來隨著城鄉一體化發展歷程，農民的增收，農業的發展，農村的穩定得到很大的進步。

Ⅸ 求三農問題現狀

面對國家不斷增加的補貼，農民已經由最初的驚喜變麻木，他們在慢慢覺醒，感覺到了在人為的市場運作中自己的利益受到的侵犯不僅僅是一點點補貼所能彌補的了的，所以認為種地不劃算，不願意種地的思想又重新出現，而親有越來越強烈的趨勢！
在新農村建設中，很多政策被一些地區政府扭曲，變成了損害農民利益的手段，比如前一段時期的農村地區房屋的拆遷整頓，其實最終收益的還是城鎮和某些管理者，農民的利益更遭侵犯！
農業也面臨著挺殘酷的挑戰，基礎設施的完善喊聲很大實際的行動卻不盡人意，近幾年自然災害不斷，農業抗災能力的弱勢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今年的大旱，不僅主要農產區大面積減產，牧區也是深受其害！暫且不提收入的減少，農民抗旱所付出的艱辛又有誰知？
當然，三農也不是全那麼悲觀，畢竟國家開始關注了，而且力度越來越大，以上那些都是改革過程中需要慢慢解決的問題，我們還是應該看到很多三農好的變化的。
產業化的發展，隨著產業升級和中西部地區對工業化的重視，越來越越多的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在向內地轉移，中西部的工業日新月異，很多勞動力都可以就近轉移就業，同時也帶來了這些地區的發展，從而帶動農業的發展和城鎮化，農民的生活質量會得到提高。也許不遠的將來「春運」這個詞就會消失呢！
總結能力不是太好，暫且只知道這些，有些是個人觀點，希望能幫上忙。

Ⅹ 我國三農問題的現狀

「三農」問題現狀

1. 入世對中國「三農」帶來沖擊和挑戰
入世之後，隨著我國逐步落實入世的承諾，諸如大幅度降低農產品進口關稅，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落實對美國大宗農產品進口的承諾等等，對中國「三農」的沖擊和挑戰已經日益凸顯出來。對於資源稟賦先天不足、生產規模過小而又缺乏政府有力保護的中國農民來說，大量國外物美價廉的農產品的進入，是極為嚴重的挑戰。
2. 農民收入增長緩慢
在多年國民經濟維持7%-8%的較高增速的狀況下，在城鎮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問題愈加突出。「九五」以來，盡管中央把農民增收當做頭等大事來抓，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收效甚微，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增幅遠遠低於「八五」時期，農民收入增幅也大大低於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呈逐年下降趨勢。
3. 農民負擔仍然很嚴重
2006年國家宣布取消農業稅，這在一定程度上極大的減輕了農民負擔，但這並不意味著農民負擔重的問題就解決了。農業稅減免後，地方政府還面臨著一些繞不過的問題：縣、鄉財政減少，財政收入與支出的差距加大；農民收入增加存在著不確定因素；農村公益事業建設面臨沖擊。我們必須清楚的認識到，如果國家不調整財政支出政策，不把該有國家財政負擔的項目承擔起來，農村社會就不能正常運轉，農村公益事業建設費用遲早還得由農民負擔。
4. 農業生態環境問題非常突出
在生態方面存在許多突出問題：可耕地面積因城市擴展、建設用地、工業用地、住宅用地、交通設施用地，是我國的可耕地面積銳減；土地的荒漠化面積人在加大，由於大量的森林被砍伐，是的森林植被被破壞，水土流失嚴重，土地荒漠化嚴重；水資源嚴重短缺，並且水資源浪費現象嚴重，我國大不凡地區農業用水是漫灌，而不是滴灌，水浪費40%，致使農業用水更為短缺。這種種狀況決定了我國農業生態系統的脆弱性。
5. 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問題突出
在當前形勢下，有許多因素制約著我國勞動力的轉移。一是城鄉二元結構制度的制約，雖然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對農民就業和流動的束縛逐漸減除，但城鄉二元結構對農村人口流動存在著許多障礙。二是外來人口對本地勞動力轉移的沖擊。三是農村勞動力文化程度低，技能單一，給就業造成了一定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