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不足的影響因素
欠發達地區農村經濟,金融不相適應性的存在,抑制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並使城鄉經濟的非均衡性問題進一步突出.金融對經濟的支持不足,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弱化,嚴重製約了欠發達地區農村經濟的發展.因此,在構建新型農村金融資源配置體系時,要注重該體系
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對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一直以來深受學者關注.本文就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國內外研究進展進行梳理歸納,討論了以下三個問題: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含義和度量,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以及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因素
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對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一直以來深受學者關注。本文就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國內外研究進展進行梳理歸納,討論了以下三個問題: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含義和度量、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以及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因素。首先,本文回顧了關於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Wurgler投資彈性系數方法、DEA衡量方法、金融相關比率衡量方法;其次,從經濟效應的角度說明金融資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性;再次,重點綜述了學者們關於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包括產業發展、政策制度與微觀主體行為等幾個方面;接著,從信貸歧視、貨幣政策結構性調控不足、銀行自身經營缺陷三個角度討論了關於金融資源錯配影響因素的研究;最後,對文獻進行評述總結,以期為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領域研究提供參考。
『貳』 如何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
目前,金融業進入了去杠桿、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階段。而金融改革劍之所指,就版是力圖減少金融資源內權部循環,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助推資金進入實體經濟。
2017年,銀行業針對空轉套利等問題加強整改、嚴肅追責,禁止杠桿多、嵌套多、鏈條長、套利多等行為,主動壓縮同業業務。銀行表外資產擴張放緩,資金空轉現象減少,企業融資鏈條縮短,有效緩解了實體經濟融資壓力。與此同時,5家大型國有控股銀行掛牌普惠金融事業部,為實體經濟進一步提供有效支持。一些關鍵性指標正在發生積極轉變:貸款結構優化,新增貸款更多投向製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民生領域。
『叄』 為什麼中國資本配置效率低
財稅體制改革的滯後對資本配置效率的作用也不容小視。 一國改革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否設計出比較高效率的制度供給。如何通過制度紅利釋放中國經濟的增長紅利可能是擺在新一屆政府面前的最大難題。 本質而言,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分權的過程。「分權」包括政府間縱向分權和政府與市場間分權。一方面, 通過市場化,政府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使這些領域的資源配置主要由價格和競爭機制實現;另一方面, 在政府體制內部, 中央也逐步向地方放權。 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中國財政收入集中度和財政支出的分權度雙雙提高。突出表現在中央政府的事權比重逐年下降,同時地方政府的財權比重也逐年下降,導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事權財權不匹配問題日益嚴重。數據顯示,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地方財政收入佔比從1993年的78%逐步下降至2011年52.1%的水平,而地方財政支出從1993年的72%上升到2011年的84.8%,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倒掛」現象日益突出。 一般而言,將現行稅制體系中的18個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基於當時的特殊背景,1994年財稅改革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中央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建設上,在此之後的調整並未適時實現主要注意力向地方稅建設的轉移。 一方面,2002年的所得稅分享改革,進一步增加了中央地方共享稅收入佔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另一方面,始自2012年上海試點、眼下已向全國擴圍且要在「十二五」落幕之時全面完成的「營改增」也對當前稅收產生一定影響。盡管對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大有裨益,但不可否認的是,由於「營改增」將屬於地方唯一主體稅種的營業稅納入了中央地方共享稅——增值稅框架之內,地方財權將受到進一步的挑戰。 在財政收支長期矛盾,特別是在「GDP增長競標賽」與過度競爭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紛紛尋找其它財源以彌補收支失衡,「土地財政」成為地方財政的普遍模式。2003-2012年十年間,土地出讓金貢獻相當於地方財政52%的收入,2010年最高達到72%。2012年的稅收收入中,與房地產有關的11個稅種,即土地、房地產開發和交易相關稅收,貢獻了地方財政收入的31%,合計1.9萬億。然而在土地稀缺的中國,通過粗放的土地擴張以及相應生成的龐大債務,地方政府得以維持高速增長的基礎設施投資,但同時也患上了嚴重的土地財政依賴症。 財稅體制改革的滯後對資本配置效率的作用也不容小視。財政分權過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權博弈直接影響到兩者間的金融資源博弈。由於財政資源受限,各地方政府紛紛將注意力轉向對金融資源的控制,尤其是地方銀行體系信貸資源的控制上來,這必然會造成金融部門不良貸款率的攀升和資金配置效率的下降。 由於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地方政府在配置產業資本時就會把財政收入作為重要的衡量目標,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一面是地方政府盡量提高地區性徵稅的強度,從而導致實體經濟部門的稅負較高,而另一面,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以及其衍生的房地產價格出現了爆發式增長,房地產與實體部門的利潤率之差,進一步對實體經濟產生擠出效應,造成了整個資本配置效率的低下和資源的錯配。 更進一步的講,一味地追求經濟增長,地方政府形成了重基礎設施投資、輕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服務投資的短期行為偏好的財政支出結構,以及由於各地方之間的保護主義、市場分割所導致的產業同構、重復建設等等。 因此,下一步必須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來改變中國資本配置效率低下和資源錯配的局面,要進一步推動中國的分權式改革,按照「一級事權決定一級財權、適當上移中央事權、適當下移地方財權」的原則匹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權事權。 具體而言,也就是說要著重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責任,將涉及全國范圍內普適性的民生性支出責任上移,並根據財力獲取效率確定各級政府的自有財力和轉移支付規模。在此基礎上進行財權分配的優化,培育較為穩定的地方政府的主體稅種,特別是應該進一步深化省級以下政府間的分稅制改革,最終全社會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本文作者介紹: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主任,經濟學博士後。) 本文為作者獨家授權新浪財經使用,請勿轉載。所發表言論不代表本站觀點。
『肆』 舉例分析市場失靈為什麼會導致資源配置低效率
市場失靈比如壟斷吧,像中國石油,全球油價降它不降,全球油預期要升高,它提前升高,就是沒有什麼競爭。壟斷廠商可以自己定價,本身可以多生產產品降低價格的,結果它減少產品生產,求得超額利潤,甚至採取一些價格歧視等等手段,利用自己規模壓低價格打壓對手,像沃爾瑪強行壓低中國貨物進口商的價格一個道理
『伍』 互聯網金融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了嗎原因
當然,互聯網加快了信息的傳播,而金融市場中的高效運作離不開各種價格、利率的信息,因此互聯網大大提高了資金融通的效率。
『陸』 對商品征稅導致資源配置低效率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對商品征稅導致資源配置低效率的根本原因是稅收改變價格扭曲了激勵。
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取決於生產要素能否實現自由流動。通常情況下,要素自由流動主要受兩方面因素影響。不同行業或部門之間在收益率上存在差異,具備促進要素自由流動的外部環境。
因此,通過改革來打破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才能讓市場要素不斷流向效率更高、效益更好的環節。反之,這些要素資源就會沉澱下去,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也就無從談起。
(6)中國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的原因擴展閱讀:
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長期以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始終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之一。4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充分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加快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關鍵還是要進一步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通過「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過多等問題。當然,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過程中,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做到「放活」與「管好」有機結合,引導各類要素協同向先進生產力集聚。
『柒』 外部影響為什麼會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用微觀經濟學得知識解釋
(一)外部經濟影響
外部經濟影響或外在性的含義
外部性是指某一經濟單位的經濟活動對其他經濟單位所施加的非市場性影響,非市場性是指一種活動所產生的成本或利益未能通過市場價格反映出來,而是無意識強加於他人的,外部性有正的外部性,有些稱之為外部經濟,這是指一個經濟主體對其他經濟主體產生積極影響,無償為其他人帶來利益。相反,產生負向外部影響的經濟活動。(外部不經濟)給其他經濟單位帶來消極影響,對他人施加了成本。
外部性的例子很多,如一個養蜂的人和裁種果樹的農場主之間相互施加了正的影響,他們的行為為典型的外部經濟,農場主為蜜蜂提供了蜂源,提高了養蜂生產者的產量。同時,峰蜜采蜜過程中加速果樹的授粉,提高水果的產量,雙方互相無意識地為對方帶來好處,企業排放污染源的例子是典型的外部不經濟。
(二)外部經濟影響對效率的影響
外部性對經濟效率的影響在於它使得私人行為與社會需要的數量出現差異,這一點可以由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加以說明。
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的含義
私人成本是指一個經濟單位從事某次經濟活動所需要支付的費用,一項經濟活動的社會成本是指全社會為了這項活動需要支付的費用,包括從事該項經濟活動的私人成本加上這一活動給其他經濟單位帶來的成本。如果一項經濟活動產生外部不經濟,則社會成本大於私人成本,如果一項經濟活動產生外部經濟,則社會成本小於私人成本。
同樣地分析可以用於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外部經濟帶來的利益)
外部經濟影響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
在存在外部不經濟的條件下,私人廠商的最優產量大於社會最優產量,在存在外部經濟的條件下,私人廠商的最優產量小於社會最優產量。
因此,無論一個經濟單位對其他經濟單位的影響是正或是負,私人自主決策所決定的最優產量是缺乏效率的。
希望可以幫到你,望採納
『捌』 我國國有經濟效率普遍低下的原因是什麼
長期以來,我們出於意識形態或感情的緣故,誤以為唯有國有制才是最優越的所有制形式,漠視了國有制企業內在缺陷所形成的嚴重後果。這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國企改革的戰略思路和實際效果。筆者認為,國企改革必須直接針對其共同的體制缺陷,因此,揭示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體制根源將有助於我們在今後的改革中「對症下葯」。
一、公共經濟學觀點
從理論上講,企業的經營效率如何,取決於能否滿足下述條件:(a)企業在購入設備和原材料時, 以市場競爭所決定的價格水準購買;(b)在當時可能利用的技術條件下, 實現設備與原材料的最佳組合;(c)以最適當的規模生產;(d)以費用最小的最佳銷售渠道銷售產品;(e)在組織、勞務和財務方面不存在經營上的怠慢與無效配置。 滿足了這些條件的企業可稱為最有效率的企業。當然,這只是理論上設想的最佳狀態,即使是處於競爭市場中的民營企業也未必能完全達到這種效率最佳的狀態。但是,它對我們分析國有企業經營效率低下之體制根源,提供了有益的參照框架。
日本著名公共經濟學家植草益教授認為,世界各國「國有企業經營效率低下」的共同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
(1)與官廳相近的、刻板的預決算制度。 國有企業的會計制度同官廳的會計制度非常接近,其預決算須得到國會或政府的批准。在編制預算方案時通常以上年度的指標為依據,譬如,按上年度的「定價」購入設備和原材料往往容易通過會計審查。於是,國有企業本身便沒有節約購入費用及其它生產成本的動機,加上各項預算經費不許轉作別的項目之用,致使預算的使用效率受到限制。正是這種官廳會計中特有的僵硬的預決算制度,妨礙了國有企業在采購、技術應用、生產規模、銷售渠道等重大經營事項上作出符合效率原則的最佳選擇。
(2)經營自主性不足。 國有企業的經營者雖然擁有一定的決策自主權,但預決算、事業計劃、利潤分配、收費與價格、投資及高層人事安排等重要事項均須由國會、政府決定,而且,國有企業的多角化經營通常是被禁止的。這樣,由於在投資、價格、財務等多方面受到強制性政治干預,國有企業內部事實上很難自主地採取提高經營效率的措施。又由於高層人事不是由企業內部決定,為了得到晉升,擔任實務的經營層人員便要為與外部的政治家結交關系而奔走,這種行為是導致經營怠慢的重要原因。
(3)多重規制與規制責任的不明確。以日本為例, 國有企業不僅受國會及主管官廳的支配,還要受大藏省、經濟企劃廳、會計檢查院、總務廳行政監理局等機構的干預。這種多重規制進一步限制了國有企業的自主決策,況且,國會與各官廳之間的決定又未必是一致的。進一步講,任何官廳都不對企業決策承擔最終責任,致使國有企業在決策與行動上往往無所適從。幾乎所有國家都存在對國企規制過多和規制責任不明確的問題。
(4)規制的政治化。 這一點在日本最明顯地表現為政治家在「地方開發優先」的政策理念下,強行要求舊國鐵興建了許多虧損的地方鐵路。這種「政治利益優先」式的做法,顯然削弱了國有企業內部在提高經營效率方面的意欲,導致國有企業財務狀況的惡化與虧損的加劇。規制「政治化」的結果必然削弱國企的經濟理性,降低國企的經濟效益。
(5)過度保護而形成的「競爭屏障」。 國有企業並非都是能夠實現收支平衡的企業,部分國有企業是依靠財政補貼才得以存續的。國有企業即使出現經營虧損,也無倒閉的威脅,甚至完全處於市場競爭之外。於是,即使屬於衰退產業、破產企業也得不到淘汰,劣勢企業必然隨之增多,國企的整體效率必然隨之下降。這種受到國家過度保護、一直依靠政府補助金來維持生存的狀況導致了國有企業「體質」的衰弱、退化。事實證明,受到過度保護的國有企業是難以產生與競爭性民營企業同樣的經營效率的。
(6)安全優先傾向。 如果說民營企業是以企業成長和長期利潤的實現為主要動機而行動的,國有企業則通常將成長與利潤放在第二位,更多地考慮如何確保「平安無事」,以減少各種沖突和政府主管官廳追究責任的麻煩。例如,為了防止事故發生,國有企業往往不惜過剩的設備投資,或配備過多的人員,而不計較經濟效益如何。這種強調公共性、忽視企業性,以及為了減少「政治成本」而不惜增加經濟投入的傾向,在各國的國有企業中是普遍存在的。
(7)國有企業的壟斷權與非效率。 由於壟斷地位可以確保壟斷利潤的獲得,企業內部便缺少提高經營效率的動因。因此,壟斷性的國有企業比被推向競爭性市場環境的國有企業存在更多的「非效率」因素。當非競爭性行業中的國企利潤相當豐厚時,其「非效率」因素便容易被人們忽視。這種壟斷利潤襯托下的高效率假象,很容易成為國企改善經營、提高效率的障礙。
二、組織學觀點:源自官僚組織缺陷的國有企業低效率
從根本上講,國有企業經營的低效率與其組織特性中的官僚主義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由於國有企業的管理制度與一般行政部門相似,因而官僚主義習氣是其同民營企業相比的顯著特點。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茨研究認為,官僚組織至少有以下體制弊端:
第一,官僚組織中存在目標的多樣化,不像私營企業那樣以利潤最大化為明確目標;第二,國有企業經理的努力程度與工作業績之間關系微弱,使得傳統的激勵機制失靈。由於信息不對稱,很難建立起一個委託人與代理人目標完全一致的激勵機制;第三,官僚機構的主要目標是追求機構最大化。正如尼斯坎南(w.a.niskanen)所得出的結論那樣——官僚們關心的不是效率、贏利、優質服務等目標,而是他們的工資、辦公室的舒適程度、公眾中的聲望、權力庇護人等,所有這些都與機構的規模有關;第四,官僚們厭惡冒險的特性是官僚機構創新能力衰退的主要原因。厭惡冒險使得官僚們辦任何事都得經過必要的程序,故而他們習慣於辦事拖拉、推諉,而不在意這種官僚作風的社會損失。
此外,由經濟學家哈維·萊本斯坦(leibenstein.h.)首先提出的「x非效率理論」也較好地解釋了導致國有企業低效率的組織原因。 該理論認為,企業組織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進行經濟活動的外部環境。如果環境是充滿競爭的,則企業內部就會自上而下產生一種外部壓力,迫使企業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如果企業的外部環境不存在競爭壓力,則在壟斷性企業組織中的各層次成員就會滋生某種惰性,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惰性將轉變為慣性,並在企業內部形成「x 非效率」——這種非效率是由壟斷、特別是組織內部缺乏刺激誘因所造成的(但不包含資源配置方面的非效率)。與「x非效率」相對應的常見組織症狀是: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內耗嚴重、信息傳遞遲緩、成本意識淡薄、責任歸屬不明確、浪費嚴重、非生產性費用膨脹、安於現狀、對環境缺乏應變能力、忽視組織創新和技術創新等。
研究表明,由缺乏競爭壓力造成的「x 非效率」要遠遠大於資源配置的非效率。因此,「x非效率」現象值得經濟政策決策者高度重視。
三、產權經濟學視角下的國有企業低效率原因
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基本立場是:只要存在交易費用,產權制度就會對生產產生影響,人們應當自覺追求產權制度的有利影響。產權經濟學要研究的就是如何通過界定、變更和安排產權的結構,降低或消除市場機制運行的社會費用,提高運行效率,從而改善資源配置,促進經濟增長。
產權經濟學中的代理理論提示我們,導致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直接原因在於:對作為代理人的國企經營者的激勵與監督、約束機制不健全;代理成本過高和代理收益過低。最終集中表現為國企的低效率,甚至普遍持續的經營虧損。
1.對代理人行為的激勵和監督、約束機制是否健全,是制約企業經營效率的關鍵所在。我們看到,在國有企業的傳統經營體制中,經營者的激勵和監督、約束機制往往因為經營者業績評價標準的模糊性和行政干預的不可避免性而被削弱。首先,從激勵機制看,由於利潤最大化等純經濟變數通常不是國有企業經營的唯一目標(甚至不是主要目標),許多與公共利益相關的非經濟目標又不容易量化和精確測定,加之國有企業的經營業績往往不是經營者能力和努力的真實反映,而經常受到國家政策和行政干預的強烈影響,所以,國企經營者業績的准確評估和有效激勵便存在相當難度。其次,從監督和約束機制看,由於「信息不對稱」,國企經營者不可能受到企業職工和主管部門的有效監督,又由於國企的重大經營決策權都由政府主管官員掌握,加之國企經營者通常採取政府委派而不是從經理市場擇優選聘等緣故,國企經營者不可能、也無需獨自承擔決策失誤的終極責任。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政府和國企經營者雙方都只能對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和虧損採取忍耐和無限寬容的態度,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因為無法及時得到治理和糾正,就必然持續擴大和蔓延下去。研究表明:國企經營者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不健全是長期困擾我國國企的普遍性問題;美國企業之所以充滿活力和競爭力,其根本原因之一,也正是由於實行了一整套有效的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從而保證了經營者人才群體的正向淘汰和優勢積累。無激勵機制和無責任約束的體制必然是低效率的體制,這已經是古今中外無數的事實反復證明了的普遍真理。
2.代理成本過高及代理收益過低是導致國企低效率的直觀和關鍵原因。代理理論認為,代理成本是指由於代理人的偷懶、不負責任和以各種手段從公司攫取財富的行為所帶來的損失,以及為抑制這種行為所支出的費用。一般而言,代理成本產生於行為主體的利己主義動機和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在代理關系中,委託人和代理人同為懷有利己動機的經濟人,其行為目標都是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說,代理人不可能無條件地將委託人的效用最大化作為自己的行為准則,兩者的目標函數是不一致的。由於代理人的利己動機和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同時存在,使得代理關系中產生非協作或非效率——經濟學家稱之為「道德風險」( moral hazard)和「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前者指「代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通過減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採取機會主義行為在為自己最大限度地增進效用時,做出損害他人利益、降低組織效率的行為」;後者是指「在委託人不具備識別潛在代理人稟賦信息時,越是劣質的代理人越容易成為現實的代理人,最終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後果」。聯系現實生活,人們非常熟悉的便是大量國企經營者損公肥私、以權謀私、跑官場、拉關系現象的存在。這些現象無疑都是導致國企經營低效率的深層制度原因。
總之,代理成本是公司制企業的內生現象,是一種難以完全避免的「制度成本」。代理成本的存在是對代理收益的侵蝕,一種企業制度得以存在的正當理由,只能是其代理收益大於代理成本。換句話說,要使一種制度安排能夠存續下去,就必須保證該制度對人類社會具有盡可能大的積極功能。
代理收益是包括現代企業制度在內的代理關系得以產生的理性基礎。從理論上講,代理收益是指由於分工和專業化發展所帶來的比較收益和規模收益之和,分工與專業化效益和規模經濟效益是代理收益的基礎和來源。在我國國有經濟運行中,最直接抑制代理收益、造成國企低效率的,莫過於「政企不分」和條塊分割下的「大而全」、「小而全」兩大頑症。政企不分的體制不僅使企業家官員化,而且也使行政官員成為「什麼都要管、什麼都管不好」的「萬金油」。這樣,既阻礙了行政人才和經營人才之間的分工和專業化,又壓制了職業經營者群體的成長與壯大,結果只能是使來自分工與專業化的這部分「代理收益」成為泡影。條塊分割下的「大而全」、「小而全」格局,完全是中央集權型計劃經濟體制的典型「遺產」,它直接阻礙了規模經濟效益的產生,是導致整個國有經濟低效率的又一制度根源。稍加比較分析便不難看出:越是發達國家,其分工與專業化程度就越高,對規模經濟效益的利用就越徹底;越是發達國家,市場機制在資源優化配置中所發揮的作用就越是顯著。可以斷言,無論是條塊分割,還是各種長官意志造成的「大而全」、「小而全」,都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效用最大化」原則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馳的。
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在代理理論中,最關鍵的問題不是產權界定,而是如何建立起對經營者的有效激勵與約束機制。國有企業經營代理制的成功與否,同樣取決於激勵與約束機制的完善程度。所以,通過建立健全經營者(代理人)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來降低代理成本和增加代理收益,應當作為國有企業經營創新的核心課題和首要目標。
四、實證觀點:我國國有企業低效率的體制根源
最近一二十年間,我國學者對國有企業低效率的成因做過深入的實證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招標課題「嚴重虧損國有企業的現狀及出路研究」課題組對國企虧損問題進行了跨地區、跨行業的實證研究,所形成的最終成果——《國有企業虧損研究》一書將中國國有企業虧損的原因歸納為六大類,即歷史原因、宏觀原因、管理原因、機制原因、結構性原因和趨勢性原因。從現代經營學的立場看,最值得重視的是管理原因和經營機制原因。
1.中國國企嚴重虧損的管理原因
導致中國國有企業嚴重虧損的管理原因主要是:管理基礎工作薄弱,缺乏抑製成本上升的有效措施;企業決策失誤,熱衷於盲目立項,卻無人對投資效益負責;企業經營者素質差,不懂得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經營乏術;技術與產品創新不足,市場競爭力弱;受計劃經濟模式慣性的影響,缺乏面向市場的經營理念,等等。
中國嚴重虧損的國有企業當中普遍存在經營者素質不高、觀念陳舊、缺乏現代管理知識、決策水平和管理水平低,以及頻繁更換經營者致使決策行為短期化等問題。如連續6年虧損的北京手錶廠曾先後8次更換廠長,1992年初累計虧損達2526萬元,欠稅2900萬元。直到1992年起用了一位具有市場經濟頭腦、勇於創新、開拓進取的廠長以後,企業才扭虧為盈,1994年實現利潤總額500萬元。這一事例不僅說明了1992 年之前的歷任廠長無能,而且深刻反映了我國國有企業經營者選拔制度的嚴重缺陷——那就是沒有按照企業發展的內在要求去選拔真正合格的經營者,而是將「政治上是否可靠」作為選拔國企經營者的絕對和首要標准。許多具有經營才幹但不擅長領會和迎合長官意志的人,往往被排斥在經營者隊伍之外。中央黨校的專家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最終得出的一條基本結論是:「不能按照政治家的標准來選拔或要求企業家」。這一命題雖然近乎常識般的簡單、直白,但蘊涵著極其難能可貴的理論覺醒和認識進化。長期以來,我們在選拔企業家時總是習慣於政治標准高於一切,將最為關鍵的經營能力反而置於次要地位。從微觀層面看,經理人才的非政治化、職業化和市場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也是決定我國國有企業制度創新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2.中國國企虧損的經營機制原因
從企業自身來講,經營機制上的弊端和缺陷才是企業虧損的最主要因素。中國國有企業雖然經歷了20年的改革,但企業經營者的激勵機制、約束機制(特別是產權約束、責任約束和企業家的職業風險約束)等深層次的機制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當前尤其缺乏三個層次的約束機制:一是國家層次上,國家股東缺位。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經營活動缺乏一種代表國家股東利益的有效監督和硬性約束;二是各級政府層次上,國有資產的運營決策缺乏經濟責任約束。一方面,各級政府長期存在政企不分、以政代企現象,另一方面,多數政府領導人只顧行使國有資產的支配權,卻不對決策失誤承擔任何責任;三是企業層次上,經理層無職業風險約束。表現為國企經營者即使經營失敗,也不存在發達國家的那種隨時被解僱、斷送自身前程的職業風險。
「法人治理結構的缺陷」是我國學者所公認的國企低效率之重要成因之一。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元、李兆熙考察,中國國企中「輕率決策、揮霍公款、拖欠債務、轉移資金等現象相當嚴重,其症結在於沒有建立起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法人治理結構的缺陷」的具體表現之一,就是我國國企中普遍存在的「多頭領導、權責不清」問題。雖然當前各地都在對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造,但許多經歷了「改制」的國有企業只是轟轟烈烈地發揮了一番「集資」功能,其經營機制則是換湯不換葯,因而被媒體戲稱為「翻牌公司」。這些公司內部權力機構重疊,領導多頭,難於實現集中統一指揮。特別是「老三會」(黨委會、工會、職工代表大會)和「新三會」(董事會、監事會、股東大會)並存,往往是決策起來相互爭權、扯皮,出了問題誰都不負責任。這種權責不清的治理結構,最終必然導致組織效率的低下。
總之,各國國企經營效率普遍低下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其體制缺陷的必然產物。正是由於國企經營中存在諸多體制缺陷,經營機制的徹底轉換才顯得格外重要。就我國當前形勢而言,認識國企效率低下的體制根源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對症下葯,找到使國有企業擺脫經營困境的根本出路。參照國際經驗,積極調整政府與企業、官業與民業的關系,堅持以「民業」為主體求發展,並努力減少政府對企業的不合理干預,增強國企的經濟理性,恐怕是我國國企改革的必由之路。
『玖』 試論不完全競爭市場為什麼會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
完整理由太長了我懶得打 就寫個梗概吧 LZ自己去發揮
因為非完全競爭市場廠商可以通過改變銷量來改變該種商品的市場價格,所以廠商面臨著向右下方傾斜的市場需求曲線,進而面臨一條夾在市場需求曲線和縱軸(價格軸)中間的邊際收益曲線MR 這樣無論在短期中還是在長期中 MR曲線都不能和平均成本曲線AVC的最低點相切(這曲線是U型線,LZ不妨畫畫試試看),也就是說MR線,MC線,AVC線不能交於AVC線的最低點
這樣非競爭廠商的均衡點相較完全競爭有價格高,產量低的特點,因此導致了資源配置的低效率
『拾』 資源配置效率降低與什麼有關
與壟斷有關, 對傳統主流經濟學壟斷結構的非效率性分析的簡要總 結傳統經濟學認為壟斷結構必然排斥和降低競爭機制, 把壟斷市場與資源配置的低效率、技術創新動機的缺 乏等聯系在一起。哈佛學派根據其SCP分析範式,認為 壟斷市場結構決定壟斷行為和市場績效,壟斷市場結構 是缺乏效率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