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關於銀行信貸的問答 1簡述授信與授權的關系2為什麼要提高直接融資的比例
1、授信與授權的關系：
一是內涵不同，授權是控制銀行內部風險，授信是控制銀行外部的客戶風險；
二是客體不同，授權對象是銀行各級機構，授信是與銀行有信用關系的客戶；
三是管理方式不同，授權是對單筆信用業務，授信是客戶信用余額
2.直接融資是以股票、債券為主要金融工具的一種融資機制。這種資金供給者與准資金需求者通過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直接融通資金的場所，即為直接融資市答場，也稱證券市場。直接融資能最大可能地吸收社會游資，直接投資於企業生案產經營之中，從而彌補了間接融資的不足。直接融資的工具主要有商業票據和哈直接借貸憑證、股票、債券。 直接融資優點：（1）資金供求雙方聯系緊密，哈有利於資金快速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益的提高。（2）籌資的成本較低而投資收哈益較大。
2. 如何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積極培育公開透明、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推進股票和債券發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降低杠桿率。開發符合創新需求的金融服務，推進高收益債券及股債相結合的融資方式。
1、加快我國金融業發展既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組成，也是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對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具有重要意義。而優化金融結構、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提升金融市場效率是金融體系改革的主要目標。
2、長期以來，我國企業融資主要依賴銀行信貸，增加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也不利於銀行業降低系統性風險。因此，需要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發展直接融資，主要還是去銀行中介作用，通過股票和債券市場融資，直接對接資金供給方和需求方，提高資金配置效率。
3、一方面要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股票發行制度，實施注冊制，鼓勵更多的企業通過股權融資，切實降低企業資產負債率；另一方面，還要積極發展企業債券市場，創新債券品種，從而有效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4、「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提到的降低杠桿率，更多地是指降低全社會杠桿率。由於銀行貸款具有派生作用，過度依賴銀行間接融資會放大整個社會信用。近年來，企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通過銀行獲得了大量的信貸資金，杠桿率快速上升，既導致負債成本增加，也提高了潛在的信用風險。
5、對於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對銀行業在「十三五」期間發展思路的影響，提高服務實體經濟效率需要建立多層次、廣覆蓋的銀行機構體系，並形成銀行差異化經營格局，發揮各自優勢，在區域、行業和客戶上各有側重，更大限度地滿足差異化金融服務需求。同時，利用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先進技術工具和手段，提升風險管理和精細化管理水平，並進一步強化綜合化經營，提高金融服務的綜合能力和服務效率。
3. 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會產生什麼影響
直接融資是以股票、債券為主要金融工具的一種融資機制。這種資金供給者與資金需求者通過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直接融通資金的場所，即為直接融資市答場，也稱證券市場。直接融資能最大可能地吸收社會游資，直接投資於企業生案產經營之中，從而彌補了間接融資的不足。
直接融資的工具主要有商業票據和直接借貸憑證、股票、債券。 直接融資優點：
（1）資金供求雙方聯系緊密，有利於資金快速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益的提高。
（2）籌資的成本較低而投資收哈益較大。
4. 我國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比例為何會這樣
間接融資的比例遠遠高於直接融資，直接融資中，又「股大於債」！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國的信用體系發展還不完善，融資渠道太窄！
5. 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為什麼有利於實體經濟的發展
實體經濟的最大制約環節就是資金鏈問題，因為實體經濟不同於虛擬經濟，他的產品從研發到生產到銷售是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有的長有的短是要壓一部分資金的，如果他壓的資金過長，他的資金量需求必然會過大，所以增加直接融資，越多越有利於實體經濟的發展。
6. 為什麼要提高直接融資的比例
估計咱倆選的是同一個選修課，都在忙著找答案吧。。。 銀行信貸管理 唉。...
長期以來，我國形成了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導致企業融資對銀行信貸的過度依賴，造成宏觀經濟波動風險在銀行體系高度集中，金融體系缺少足夠的彈性，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強烈影響。經過十多年的金融體制改革，雖然直接融資比例在不斷上升，但融資結構不平衡的現象並未發生根本性轉變，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仍不協調。融資主體結構不平衡，中小企業利用直接債務融資工具融資十分有限。落實好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加強宏觀審慎管理，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就包括提高資本市場股票、債券直接融資比重，逐步降低銀行間接融資比重，在引導貨幣信貸總量合理增長的同時，加快金融市場產品創新，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直接融資是資金直供方式，與間接金融相比，投融資雙方都有較多的選擇自由。而且，對投資者來說收益較高，對籌資者來說成本卻又比較低。
7. 為何要提升直接融資比重
胡潤峰 日前，國務院批准了由一行三會編制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其中提出，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 提升直接融資比重，是個老話題。直接融資主要包括股票和債券，本文重點探討與股市的關系。 對此，悲觀者認為，擴大直接融資比重，意味著新股和再融資還將擴大規模；樂觀者認為，為了完成更多融資任務，監管部門會「放水養魚」，呵護股市。君不見，近期的股市低迷下，IPO審核過會已實際暫停。 監管部門有意提振股市，並不是秘密；目前為止，成效不彰。對於提升直接融資比重的政策意圖，則需從更大的視角來觀察。 「擴大直接融資規模」較早由央行於1996年提出。彼時，商業銀行從計劃經濟下轉制未久，風控機制不健全，不良資產率較高。按照央行行長周小川2004年的說法，不良貸款相當一部分是各級政府幹預所導致。 無論當時還是今日，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都是中國經濟宏觀層面最大的風險之一。擴大直接融資規模，意在轉移銀行體系風險。 自那以後，盡管直接融資比重一直有所提升，由「十五」時期的2002~2005年年平均5.03%，到「十一五」時期年平均的11.08%。但總體而言，中國金融市場仍高度依賴銀行信貸，且出現了商業銀行藉助資本市場融入資本金，杠桿放大信貸規模，反而導致間接融資規模不斷增加的局面。 這裡面有多種原因。監管的分業模式、新股發行的審批制、債券發行的門檻過高等問題都需要改革。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中國金融監管部門的領導，基本出自銀行體系。不唯央行和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的領導也大多來自銀行系統；四大行的負責人往往是中央候補委員；在十八大代表名單中，銀行系統的人數遠遠超過證券系統。這與美國形成對比，作為直接融資大國，美國屢次從高盛這樣的投行中選拔財政部長。 在經濟轉型之際，提升直接融資比重有了另一重大意義，那就是服務實體經濟，助推新興產業發展。 從國際經驗來看，美國引領科技互聯網產業，其直接融資佔比長期在80%~90%的水平；德國、日本作為製造業大國，都是直接融資為主，其比重都在50%以上。 如果說中國過去發展製造業主要依賴間接融資的話，經濟轉型就要求更多的直接融資了。 新興產業往往孕育於中小企業當中。新興中小企業往往是輕資產，波動大，與銀行信貸重抵押、求穩定的要求不匹配。而股權融資、風險投資、私募基金等融資方式，顯然更為適合。 如若著眼於轉移銀行體系的風險，則股市無非延續了其作為國企圈錢解困政策工具的使命；如若著眼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服務經濟轉型，則股市將成為新興中小企業發展壯大的助推器。從這個角度來看，究竟是傳統藍籌還是新興科網企業更有投資價值，股市已經給出了答案。
8. 直接融資在我國金融發展的意義
我國直接融資發展的若干理論分析
[摘要]根據國際經驗與中國改革進程實際，我國已確定大力發展資本市場、逐步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的金融發展戰略。為解決已經存在的問題和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對直接融資發展的目標和影響進行理論分析，無疑具有重要意義。1、質的指標重於量的指標。2、發展直接融資不是取代間接融資，兩者的關系是相互促進。3、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緊密聯系。4、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是可以相互轉換的。5、直接融資的發展必然體現在整個社會信用格局的變化上。6、直接融資的發展必將要求相應機構的發展，由此引起整個金融體系的變化。7、直接融資的發展快慢應取決於企業成為真正主體的進程。
根據國際經驗與中國改革進程實際，我國已確定大力發展資本市場、逐步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的金融發展戰略。為解決已經存在的問題和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對直接融資發展的目標和影響進行理論分析，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質的指標重於量的指標。發展的含義包括量的擴張與質的改善。兩者是緊密相連又有區分的。在我國直接融資發展的初級階段，量的擴張是首要的，到了一定階段後問題不斷出現，就要求注重質的改善，就是要規范發展。我國當前直接融資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是質的問題：國債發行期限結構不合理、發行沒有制度化；企業債發行控制過死、交易停滯；股票市場主體不成熟等等。關鍵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的干預過多，市場的力量隨著量的擴張日益要求顯現，否則就表現為市場的扭曲。因此，發展的重點是極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幹預，疏通各種直接融資渠道，建立多層次的融資體系，保證投融資主體可以在市場中自由選擇。
發展直接融資不是取代間接融資，兩者的關系是相互促進。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是兩種不同的融資方式，各有優缺點，各有其獨特的作用，不可相互完全替代。應該說，在信息技術的推動下，直接融資的地位是得到了一個新的提升，但它的最終發展也不會取代間接融資。首先，網路的運用並沒有消除信息不對稱和逆向選擇問題。其次，從資金的需求方來看，其微觀主體是企業，梅耶斯的新優序融資理論已經證明，企業的融資順序是先債務融資後股權融資。在成熟的市場中，股票融資面臨分紅的壓力，所籌的資本金因動用決策需經股東同意也缺乏流動性，而債券融資的成本又略高於銀行融資，所以不可能完全排除間接融資。第三，從資金的供給來看，除了政府、企業為了應付支付需要而在銀行存有相當數量的資金外，企業資金為了保持流動性也要存入一部分，公眾為了資金安全也要存入一部分。因此，在可預見的時期內，間接融資的主體地位不會動搖，尤其是在有著傳統緊密銀企關系的我國。象我國這樣放開金融市場的發展中國家，直接融資的比重在初期應該是會有一個迅猛的提高，但到了某個階段後隨著企業的成熟會略有下降直至穩定在某個水平上。
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緊密聯系。將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簡單地視為對立發展，此消彼長的關系是不妥的，兩者是互相支持、互相影響、緊密相連的。首先，間接融資支持著直接融資的發展。銀行是金融市場上最主要的參與者，銀行通過發行金融債券和股票在市場上籌資，通過購買證券和直接投資於企業向市場提供資金，對券商融通資金，開展商業匯票承兌與貼現業務，為整個市場運作提供交易清算服務。其次，直接融資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間接融資的發展，靈活多樣的投資工具不但為銀行資產的運用提供了新的場所，而且可以吸引更多外資流入或更充分地挖掘社會儲蓄潛力從而可以導致銀行存款的增加。第三，兩者效率的提高會使整個社會效率提高，這反過來又引致各自效率的提高。第四，直接融資規模過大，管理不當，會迫使銀行擴大信用規模，影響銀行信用規模的有效控制，如通過固定資產項目投資逼迫銀行流動資金供應的增加。而歷次大危機已經證明，股市風險極易引起銀行風險。
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即直接融資可以轉化為間接融資，而間接融資也可以轉化為直接融資，這是一種相繼轉化過程，如商業承兌匯票貼現就是直接融資轉化為間接融資的相繼過程。另一種情形是兩種融資方式的相互轉化為同時並存的行為過程，如有價證券持有者將所持有價證券到二級市場流通轉讓，然後將所得資金存入銀行；同時，儲蓄者將資金從銀行取出，進入二級市場購買有價證券。從現實生活看，隨著金融創新的興起，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區別已經逐漸模糊，比如以貸款為基礎發行證券（貸款證券化或資產證券化）、共同基金等，很難將其明確歸類，兩者出現了融合。這種融合結合了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優勢，連接了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對金融市場各個局部和整體的深化發展起了積極作用。這種融合的趨勢必將進一步加強，成為未來金融市場的主流。
可以斷言的是，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共同發展共同補充，緊密連接及適當比例將提高整個融資體系效率，從而促進我國經濟金融的發展。
直接融資的發展必然體現在整個社會信用格局的變化上。銀行信用的比重及影響不可避免地要下降，由此決定整個社會的信用調控方式的變化。首先，兩者對社會可借貸資金總量的影響有重要區別。間接融資是擴大貨幣存量，用擴大貨幣存量的方法形成儲蓄與投資；而直接融資不擴大貨幣存量，它是用轉移和動用貨幣存量的方法進行投資，動用的結果是貨幣存量減少，貸款收縮。其次，從調控效應看，隨著直接融資的發展，非貨幣金融資產量增加，經濟金融化的程度將不斷提高，原有的貨幣政策操作工具的效應必將減弱。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已放棄貸款規模限制，預計隨著金融化的深入，貨幣供應量這一操作目標需要隨之調整，諸如利率之類的間接工具應日益受到重視。
直接融資的發展必將要求相應機構的發展，由此引起整個金融體系的變化。直接融資的發展與企業的股份制改造、資本運作、財務管理緊密相連，由此要求現代意義上的投資銀行的發展，這正是我國目前所欠缺的。投資銀行的發展，可以有兩條道路，由商業銀行發展投資銀行業務或發展獨立的投資銀行。此外，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融合發展的趨勢必將促進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溝通，加速金融業走向混業經營的步伐，由此引起相關監管體系的變化。一個統一的監管機構的形成在整個市場統一後將順勢出現。
直接融資的發展快慢應取決於企業成為真正主體的進程。如前所述，發展直接融資應堅持市場化原則，因此政府的主要作用在於放開不必要的管制，為各個市場的發展提供規范的法律保障與政策引導，而不是人為地去設定某個目標與發展速度。直接融資的發展必須與規范化股份制度的推進相配合，否則，將重演由財政融資向銀行融資轉變中及轉變後出現的大多數問題。
9. 為什麼要提升直接融資比重
日前，國務院批准了由一行三會編制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其中提出，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 提升直接融資比重，是個老話題。直接融資主要包括股票和債券 ，本文重點探討與股市的關系。 對此，悲觀者認為，擴大直接融資比重，意味著新股和再融資還將擴大規模；樂觀者認為，為了完成更多融資任務，監管部門會「放水養魚」，呵護股市。君不見，近期的股市低迷下， IPO審核過會已實際暫停。 監管部門有意提振股市，並不是秘密；目前為止，成效不彰。對於提升直接融資比重的政策意圖，則需從更大的視角來觀察。 「擴大直接融資規模」較早由央行於1996年提出。彼時， 商業銀行從計劃經濟下轉制未久，風控機制不健全，不良資產率較高。按照央行行長周小川2004年的說法，不良貸款相當一部分是各級政府幹預所導致。 無論當時還是今日，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都是中國經濟宏觀層面最大的風險之一。擴大直接融資規模，意在轉移銀行體系風險。 自那以後，盡管直接融資比重一直有所提升，由「十五」時期的2002~2005年年平均5.03%，到「十一五」時期年平均的11.08%。但總體而言，中國金融市場仍高度依賴銀行信貸 ，且出現了商業銀行藉助資本市場融入資本金，杠桿放大信貸規模，反而導致間接融資規模不斷增加的局面。 這裡面有多種原因。監管的分業模式、新股發行的審批制、債券發行的門檻過高等問題都需要改革。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中國金融監管部門的領導，基本出自銀行體系。不唯央行和銀監會 ，證監會和保監會的領導也大多來自銀行系統；四大行的負責人往往是中央候補委員；在十八大代表名單中，銀行系統的人數遠遠超過證券系統。這與美國形成對比，作為直接融資大國，美國屢次從高盛這樣的投行中選拔財政部長。 在經濟轉型之際，提升直接融資比重有了另一重大意義，那就是服務實體經濟，助推新興產業發展。 從國際經驗來看，美國引領科技互聯網產業，其直接融資佔比長期在80%~90%的水平；德國、日本作為製造業大國，都是直接融資為主，其比重都在50%以上。 如果說中國過去發展製造業主要依賴間接融資的話，經濟轉型就要求更多的直接融資了。 新興產業往往孕育於中小企業當中。新興中小企業往往是輕資產，波動大，與銀行信貸重抵押、求穩定的要求不匹配。而股權融資、風險投資、私募基金等融資方式，顯然更為適合。 如若著眼於轉移銀行體系的風險，則股市無非延續了其作為國企圈錢解困政策工具的使命；如若著眼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服務經濟轉型，則股市將成為新興中小企業發展壯大的助推器。從這個角度來看，究竟是傳統藍籌還是新興科網企業更有投資價值，股市已經給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