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企業融資政策對比

『壹』 1、縱向比較近年來美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變化 2、比較近年來中美財政和貨幣政策

1美國一直是QE2，寬松的貨幣政策，自格林斯潘到現在一直是。而財政政策每年有些許變化，你自己去查閱資料
2比較中美我看沒有這個必要，首先中國的貨幣政策或多或者受美國貨幣政策的影響，美國寬松就會印鈔票，而中國就要買國債，進而中國也是要寬松的貨幣政策，特別是2008金融危機以來，中美都是寬松的貨幣政策。這個比較沒什麼意思啊，那個白痴會讓你比較這個。。

『貳』 中美私募股權基金融資渠道，投資方向和投資方式有何異同

一、美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法律框架
(一)美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結構的法律分析
在美國成熟市場上,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主要以公司或有限合夥的方式組成並運營,其中,有限合夥被認為是更有優勢的一種組織方式。有限合夥是一種傳統的企業組織形式,19世紀初,美國有些州就已經制訂了有限合夥法,但當時各州對有限合夥的限制十分嚴格,這種嚴格的態度通過一系列判例得到了轉變,有限合夥逐漸得到廣泛承認。為了減少各州立法的差異和矛盾而導致的法律沖突,美國「統一州法全
國委員會」於1916年完成《統一有限合夥法》的編撰並供各州參考採納。其後,美國統一州法全國委員會
又分別於1976年、1985年、2001年起草了新的《統一有限合夥法》,將《統一有限合夥法》與《統一合夥法》
區分開來,並將有限合夥與有限責任公司(LLC)①等相似概念區別開來。[1]
通過這一編撰活動,有限合夥的概念和有關制度得到了明確和統一。有限合夥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正是建立在這一制度基礎之上,並充分利用和發揮了該制度的優勢。
有限合夥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由有限合夥人(Limitedpartner,以下簡稱「LP」
)和普通合夥人(Gener2alPartner,以下簡稱「GP」)組成,其集合資金的方式包括基金制和承諾制兩種。[2]
基金制由投資者在加入基金時交納其全部出資;承諾制不需在加入時交納全部出資,投資者只需承諾一定的份額,在找到合適的投資項目時再交納出資即可。
在美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往往由基金管理人出資一定比例,成為擁有絕對控制權的GP。在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運作中,GP負責尋找投資機會並做投資決定,可以說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運作的成敗與GP
的能力密切相關。LP則主要是養老基金、金融投資機構以及富有的個人投資者。[3]
他們投資到私募股權
投資基金中的原因在於直接投資私人企業對於他們而言存在很大的困難,直接投資需要對目標企業有全面而細致的了解,這是普通投資者所難以完成的,另外,普通投資者也缺乏足夠的人力資源和經驗對投資後的企業進行深度監控,而當其參與到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中來,則有專業的投資團隊作為GP為其尋找投資機會、進行投資並賺取高額的投資回報。有限合夥制的結構,使有限合夥人的投資資金在能夠得到專家管理的同時也避免了承擔無限責任的風險。
歸納而言,有限合夥制在法律結構關繫上體現的合理性在於:一方面,有限合夥人由於不參加管理,處於弱勢地位,因此只負有限責任;另一方面普通合夥人參加管理經營,在操作過程中具有主動性,因此承擔無限責任。有限合夥的這種設計合理地協調了有限合夥人和普通合夥人的權利和義務。此外,有限合夥在出資方式及收入結構安排上也體現出其合理性。有限合夥人出資額通常可佔到99%,收益佔70%-80%,而普通合夥人出資額僅佔1%,收益卻佔到20%甚至更高。如此便使得雙方的利益與責任緊密聯系,從而提高了基金運作的績效。
(二)美國涉及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主要法律
在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組織結構中,至少涉及作為GP的發起人、作為LP的投資者等參加方。根據各國法律,要成為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參加方也需滿足一些條件,或者在滿足一些條件的情況下可以獲得更多的利益。美國證券法是影響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設立和運行的基本法律規則,《1940年投資公司法》、《投資顧問法》等對PE也有重要影響。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SEC」)在1982年頒布了D條例,對私募發售過程中的各種行為及資格做了詳細規定。D條例為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提供了一個安全港,即依此條例發行證券可免於按《1933年證券法》進行登記。該條例規定,非公開發行的證券可以免除證券法規定的登記義務。根據該條例,一般的廣告或引誘都被認為是公開發行,任何公開的說明、記者招待會或刊登在報紙上、專業刊物上和網路上的廣告都屬於該類行為,因此PE的發起人在吸引潛在的投資者時,不能使用上述手段。為滿足D條例的規定,該基金只能發售給「可信賴的投資者」和不超過35人的其他投資者。「可信賴的投資者」通常包括銀行、投資公司、保險公司、特定的免稅機構和擁有超過一百萬美元凈資產的個人(或符合特定的收入標准),以及總資產超過五百萬美元的公司。
而根據《1940年投資公司法》的規定,發起人應避免將基金注冊為一個投資公司,否則將承擔多種關聯交易上的限制,並被禁止收取執行費。該法第二節(a)(2)以列舉的方式定義了關聯人的概念,根據該條的規定,關聯人包括以下幾類:(1)直接或間接擁有、控制、掌握了某人5%或5%以上已售出的具有選舉權的證券的人士;(2)那些被某人擁有、控制、掌握5%或5%以上的已售出的具有選舉權的證券的人士
(3)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上述兩種人士或為其所控制的人士;(4)某人的所有雇員、董事、合夥人與管理人員;(5)如果某人指一家投資公司,那麼公司投資的所有投資顧問或顧問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是其關聯人士;(6)如果某人指-家未設立董事會的無限責任投資公司,那麼其關聯人指它的保管人。而根據同節(a)(9)的規定,任何人直接擁有或間接控制一家投資公司25%或更多的具有選舉權證券,就被視為控制了這家投資公司。
《1940年投資公司法》對關聯交易做出了大量的禁止性規定。如第17(a)條規定,一家已注冊的投資公司的關聯人士、發起人或主承銷商或者後兩者的關聯人士不得有如下行為:(1)故意向投資公司或受該公司控制的另一公司出售證券或其他財產;(2)故意向這家公司或受這家公司控制的另一家購買證券或其他財產;(3)從這家公司或受這家公司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借入資金或其他財產。要避免將基金注冊成為一個投資公司,則必須滿足以下兩項要求:(1)該基金必須不進行公開發行;(2)基金應由100個以上的受益所有人所有或所有的投資者都是合格的購買者。合格的購買者包括擁有不少於五百萬美元投資的個人以及擁有和投資不少於二千五百萬美元的實體。
二、美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稅收法律問題
美國稅法上的一些規定也對PE的結構和運作發生重要影響。大部分在美國設立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出於稅收方面的考慮都採取有限合夥型或有限責任公司(LLC)型。選擇這種結構也能夠確保基金上沒有多個層次的稅收負擔,[4]只需從投資者層面繳納所得稅,相對於其他企業形式而言,減輕了稅收負擔。
從稅收問題的考慮上,可以把PE中的主要投資者分為非美國投資者、美國應稅投資者,美國免稅實體和外國政府。不同類別的投資者須承擔不同的稅負,投資者從合理避稅的角度來講,也要考慮確定收益所歸屬的類型。
非美國投資者除非可適用優惠稅率條約,否則都應對來源於美國的被動性收入按30%的稅率納稅。被動性收入包括股息、租金、版稅等。非美國投資者通常無需因出售美國股票或證券而承擔納稅義務,除非該項收入實質上是來源於貿易或商事交易(ECI),或有條約規定,該收入來源於投資者在美國設立的常設機構,或來源於處置在美國的不動產收益。非美國投資者通常無需填報被動性收入,但需填報處置不動產收益和貿易或商事行為收入。因此,除了降低被動性收益的代扣所得稅外,非美國投資者投資於美國PE主要會考慮避免來源於貿易或商事行為的收入。
美國應稅投資者通常是持有高額凈資產的個人或公司。美國個人長期資本收益(持有超過1年的資產)的最高稅率為20%,短期資本收益和普通所得的最高稅率為38.6%。因此,美國的個人投資者主要考慮的問題是使收益性質歸入長期資本收益而不是普通所得。
依據美國法應納稅的投資者通常都尋求在美國管轄權以外的低稅率地區進行投資,因此PE常常被設立為離岸實體,如在開曼群島、百慕大等地設立。這種地點的選擇會導致另一個敏感的問題,個人投資
者要避免適用「外國個人控股公司」(ForeignPersonalHoldingCompany,以下簡稱「FPHC」)規定,適用該規定可能使收入形成投資者的影子收入,導致投資者承擔稅負。針對這一問題,通常的策略是,美國個
人投資者通過設立美國或離岸「平行」機構(在稅收上不被認為是個人投資者)進行投資。而美國公司的普通所得和資產收益一般適用相同的累進稅率(最高35%)。因此,美國公司可能比美國個人更少地關注從基金獲得的收入的性質。
關於美國免稅實體(如養老金計劃、慈善團體和大學)向PE投資的主要稅收問題是避免「無關的商事交易應稅所得」(,以下簡稱「UBTI」)。若是基金合夥人的該種實體發生了UBTI,該實體將需對其從基金的UBTI中分配的所得,按其組織結構依公司或信託的稅率納稅。在這方面,免稅實體主要關注以下幾種收入:(1)對營業合夥的投資收入;(2)無關的債務融資收入;(3)服務費;(4)某些保險收入。
當基金投資於一個被視為合夥或其他稅賦轉由合夥人繳納的公司,而該被投資對象開展了與免稅實體職責無關的貿易或商業活動,則會產生UBTI。在這種情況下,免稅實體對該目標公司的收益份額即為UBTI。GP或基金管理人若因向基金的投資組合公司實施管理、提供咨詢或類似服務而收取費用,則可能被視為參與了貿易或商事活動,該費用則為UBTI。
三、我國有限合夥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立法及完善
(一)我國有限合夥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基本法律規定
根據我國《證券法》、《公司法》、《合夥企業法》等法律的規定,在我國已經具備了設立公司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有限合夥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法律基礎。近年來,針對在我國更適合發展哪種類型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問題,已經引起了各界廣泛的討論。本文僅針對關於有限合夥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法律規定和缺陷進行探討。
在中國,對有限合夥這種企業形式的正式承認源於2006年6月1日起實施的新《合夥企業法》。新的《合夥企業法》專章規定了有限合夥企業,規定有限合夥企業由普通合夥人和有限合夥人組成,普通合夥人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有限合夥人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責任。還規定了有限合夥企業的合夥人、合夥協議、有限合夥的出資、合夥事務的執行、合夥財產的分配等內容。新《合夥企業法》規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都可以作為合夥企業的合夥人,因此除國有獨資公司、國有企業,上市公司外的公司也可以作為普通合夥人,該規定突破了《公司法》對公司對外投資的限制,即公司不得成為對所投資企業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出資人的限制。
《合夥企業法》增加了法人可以作為合夥人的規定,這一突破為有限合夥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發展創設了有利條件。由於在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中,將會有大量資金充足的機構投資者的參與,因此,若否認法人作為合夥人的合法性,有限合夥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則無法達到其應有的效果。法人作為具有獨立人格的民事主體,應當有充分的權利能力來處分自己的財產,這也應該包括法人基於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以所有者或經營者的身份使用、處分自己的財產,投資於合夥企業,這是企業自主經營權的內在要求和外在表現。在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允許法人作為合夥人。例如美國《標准公司法》第4條第16款規定,公司
可以「充當任何合夥、合營企業、信託或其他企業的發起人、合夥人、成員、合作者或經理」。[5]
德國商法典也
規定商事合夥的合夥人可以是法人,如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等。[6]在法國,通過注冊取得商人身份的自然人、合夥、法人都可以成為合夥成員。
[7]對於外國企業或者個人能否成為合夥人的問題,《合夥企業法》規定,對於外國企業或者個人在中國境內設立合夥企業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規定,依據《外商投資創業投資企業管理規定》的規定,外國企業或個人可以參與設立非法人型創業投資基金,因此,外國企業或個人可以成為有限合夥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合夥人。另外,在境內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不包括外商投資性公司)作為中國企業也屬於上述法律規定可以作為合夥人的范圍,可以成為《合夥企業法》下的合夥人。
在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投資人的利益考量中,資金安全和及時撤出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法律禁止有限合夥人在經營期間撤回出資,就會大大影響投資人的投資積極性。依據英國有限合夥法的規定,有限合夥人不得在經營期間撤回任何一部分出資,[8]這是造成有限合夥型投資基金在英國不發達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國《合夥企業法》的規定,對於有限合夥人的撤資,若合夥協議中有約定的,可以按照合夥協議的約定向合夥人以外的人轉讓其在有限合夥企業中的財產份額,但應當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夥人。有限合夥人可以在合夥協議中根據其投資計劃約定相關退夥的事宜,當約定事宜發生時,可以向合夥人以外的人轉讓其在有限合夥企業中的財產份額以退夥。
在稅收方面,《合夥企業法》第6條明確規定了合夥企業所得稅的徵收原則———由合夥人分別繳納所得稅,從而避免了雙重征稅的問題。據此,有限合夥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本身無需繳納企業所得稅,只需由投資者繳納單層稅收:投資者若為個人就繳納個人所得稅,若為企業則繳納企業所得稅。正如前文所述,合夥企業的形式之所以更有利於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發展,只從合夥人層面征稅,有效減輕稅負,是關
鍵原因之一。
(二)我國法律上存在的缺陷及完善建議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國已經具備了發展有限合夥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基本法律框架,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國法律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和限制有限合夥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發展的缺陷。
在我國法律體系中還缺乏一些相關配套制度。例如,《合夥企業法》規定有限合夥人不得以勞務出資,但普通合夥人則不在此限,因此通常作為基金經理的普通合夥人可以以勞務出資。另外,普通合夥人要對合夥企業承擔無限連帶責任,但我國目前還沒有個人破產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基金經理個人則須承擔巨大的壓力,僅以勞務出資但須承擔無限連帶責任,且沒有個人破產制度作為最後的防線,這種情況會影響基金經理對基金的運作,也可能存在不利於有限合夥發展的情況。
在稅收方面,有關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稅收優惠制度主要體現在有關創業投資的法律規定中,因此,必須滿足法律有關創業投資的規定,才能享受稅收優惠。根據2007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促進創業投資企業發展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的規定,創業投資企業採取股權投資方式投資於未上市中小高新技術企業2年以上,凡符合條件的,可按其對中小高新技術企業投資額的70%抵扣該創業投資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而其中一個重要條件則是工商登記為「創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專業性創業投資企業。因此,稅收優惠政策僅適用於公司制的創業投資企業。而有限合夥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在合夥人層面繳稅,不存在稅收優惠的規定,合夥制的單層稅負相對公司制稅負輕,但合夥人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具體稅率和管理細則還有待進一步明確。
稅收方面的另一個問題在於繳稅時機的確定。由於有限合夥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需按《合夥企業法》規定在合夥人層面承擔納稅義務,合夥人應在何時納稅則需要明確。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通常有一個存續期,雖然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合夥人可以退夥,但往往合夥人參與合夥的時間也不止一年。而在基金運作的期間,基金取得收益並不一定會每年全部分配給合夥人,基金的收益在基金存續期間還會發生較大幅度的變動,只有在基金存續期結束時才能確定各合夥人取得的總收益。這個收益是應該分攤到基金存續期的每一個納稅期間來納稅,還是只考慮當年收入來納稅,這個問題也還沒能從法律層面得到解決。由此可見,雖然在我國已經有大量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正在積極運作,投資於房地產、IT、醫葯、電信、金融服務等行業,但為了更有效利用並促使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良性發展,還有大量的法律問題需要解決。這些問題的解決,沒有必要僅從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角度出發單獨立法,而是需要整體法律制度的完善,如上述個人破產制度、納稅制度等,並非僅僅影響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問題。目前,在企業法律制度、稅收法律制度方面,我國已經制定了基本法律框架,在此基礎之上,還需要制定大量配套規則,以更明確地指導實踐。逐步解決這些問題,使有關法律制度更具有明確性,才能夠使投資者放下顧慮,更好地利用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這種投資模式進行投資,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的積極健康發展。騰訊眾創空間，一個去創業的平台。

『叄』 中美兩國的供給側改革有什麼異同

1、從中美的比較來看，中美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不同。中國面臨的是經濟新常態，美國面臨的分別是1980年代的滯漲和2008全球金融危機。

2、中美改革的對象不同，中國是轉軌中的市場經濟體制，美國是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

3、此外，改革的內容也不同，中國需要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價格、財稅、金融、社保等領域基礎性改革。美國則需要改革稅收、福利制度。

但雙方也並非沒有相同點。中美雙方都需要著眼於長遠發展，需要更注重發揮企業家作用，並重視中等收入階層。

(3)中美企業融資政策對比擴展閱讀：

習近平主席概括的關於供給側改革的四個關鍵點：化解過剩產能；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解決房地產庫存問題；控制系統性金融風險。

在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與供給側改革相關的政策被重點強調，包括以下幾個細節：

在針對煤炭和鋼鐵行業壓縮過剩產能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將會提供1000億元資金用於重新安置以上行業的下崗職工。

國有企業改革：部分國有企業將會通過創新進行發展，部分將會被兼並重組，還有一部分將會退出市場。

房地產行業的「去庫存「：政府將會「確保不同城市按照具體情況採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化解房地產行業庫存過剩的問題」。這也意味著在一線城市將會採取更嚴厲的房地產政策，而在二三線及以下城市將會實施刺激政策。

『肆』 中國境外的項目融資特點都有哪些

隨著中國企業境外布局和實體投資的深入，境外實體的經營范圍不斷擴大，業務規模不斷增加，境外實體的融資需求也同比例增長，甚至融資需求會大於、先於業務的增長。與上述需求存在反差的是，中企的境外子公司依賴中國母公司增資、借款等方式大於境外子公司自主在當地融資的比例。中企的境外子公司是一個處於當地國家的獨立企業、是自主經營的獨立法人，如果僅靠中國母公司進行資本的輸血，無法形成的自身的融資能力的話，將無法實現企業的市場目的。

一些中企在境外子公司看到了融資能力對於企業發展的短板效應，在境外進行了本土化的融資，實現了很好的效果。本文准備以美國為案例，通過介紹中國在美國設立的企業在美國實施本土化融資的方式，以及中國在美國設立的企業在融資中會面臨的挑戰，向讀者揭示中國企業境外本土化融資的「秘密」。

美國融資概述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超級大國，中資背景的美國公司在美國資金市場進行融資，有很多好處。首先，美國貸款在利率方面比較低廉；其次，美國的資金市場體現為比較充足多樣的資本來源，融資方式和通道也十分多樣；再次，中資背景的美國公司一旦在美國市場上成功實現融資，那麼對於該公司在其他國家的融資工作，顯然是一種促進作用，因為美國融資項目中的信用評級等報告，在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同樣可以適用和被評價。在美國本土可以適用或比較流行的融資方式，在融資種類方面和中國國內沒有太大區別，主要為向銀行貸款、向私募債務市場融資、在公開債務市場融資和公開發行股票。前三種是債權融資工具，最後一種為股權融資工具。

而中資背景的美國公司無論採取何種融資方式，都離不開美國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而美國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與其他國家相比均呈現出十分復雜的態勢。美國的金融市場可以粗略分為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和外匯市場，基本所有的企業融資行為都發生在這資本和貨幣二個市場中。資本市場包含了債券市場、股票市場、抵押市場和貸款市場；而貨幣市場包含了承兌市場、票據市場、短期金融憑證市場等市場；外匯市場則是眾多銀行參與的金融市場，銀行會在此市場進行即期、遠期和掉期交易。

美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有著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特點：第一，美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自由流動性更強，美國的金融機構和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的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和流通比較頻繁，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使跨境的金融業務變得十分普通和普遍。

第二，美國的金融機構龐大而復雜。美國的金融體系由美聯儲、銀行類金融機構和非銀金融機構構成。美國的金融機構可以分為銀行類和非銀行類金融機構二大類型，但是在二大類型內部各種金融主體繁多，很容易讓人眼花繚亂，無法區分其差異。美國的銀行分類就十分復雜，除了我國比較常見的商業銀行外，還存在儲蓄公司、貸款公司、信用公司和共同基金銀行等主體。而非銀行金融機構種類也更加多樣，除了我國也有的保險公司、基金公司、財務公司外，還有我們所不熟悉的商業財政公司、退休基金、金融服務公司、互助儲蓄銀行（雖然名字叫做銀行，但是是屬於非銀機構）、存續放款協會、投資信託基金、各種類型融資租賃公司等金融主體，還有今年來比較熱門的科技金融公司和互聯網金融公司等。搞不清楚這些機構的合法從業范圍和業務內容不但無法掌握融資要領，還可能會違法金融監管規定的要求。

第三、美國的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和外匯市場相關交易錯綜復雜，金融產品結構層次多，參與交易的各類金融主體多元，在不同市場從事相關交易需要遵守的准則和要求均不相同，不同市場和不同交易的監管重點和監管部門也有所不同。

中資背景的美國公司在融資前需要考慮的事項

選擇股權融資方式必須進行的思考

選擇合適的融資方式，從大的角度看，就可以先決定是採取股權融資還是債權融資，這個環節的考慮與國內的債權、股權融資並沒有區別和差異。如果選擇股權融資，融資過程更多體現為中資背景的美國公司經歷的公司重組或並購的過程。但是要使公司在這個過程中拿到錢，必須採取股權增資的方式來實現，而非股權轉讓。

美國本土的投資機構十分眾多，全球投資機構100強排名中，美國投資機構占據了70%的榜單，而前10位的投資機構中，美國投資機構更是占據了8個席位。所以中資背景的美國公司如果選擇股權融資的方式，那麼無疑是處在了投資機構最密集、競爭最激烈的國度，這對於股權融資而言是一個比較有利的方面。但是正因為美國集中了大批的股權投資機構，股權投資行業已經十分成熟，股權投資機構對於標的公司的情況調查技能、盈利預測能力的判斷技能和未來成長性的分析技能都已經十分純熟。

如果說在我國國內似乎存在「項目少、錢多」的股權投資業情況外，那麼中資背景的美國公司可能無法面對如此有利的情況，想要拿到高的PE倍數的投資，恐怕需要花大力氣講清楚公司的盈利模式、成長性和可持續發展性；同時作為中資背景的美國公司，投資者可能會對中資背景的美國公司誠信問題提出拷問，更加會對投資後如何實現投資者對標的公司的控制和管理權提出質疑和訴求，這些都是需要公司在股權融資方案前充分考慮的內容。在細節上中資背景的美國公司還要考慮因為貿易摩擦等而導致的未來經營上的不確定性，比如反壟斷、反傾銷對公司的影響；中美二地稅收法律和政策對公司的影響；中國母公司戰略調整會公司的影響等內容。

最近隨著中資背景的美國公司在美國本土開展的房地產和其他固定資產項目的增多，項目貸款也逐漸增多。願意給房地產項目提供資金的借款方或配合借款方主要有商業銀行、退休基金、房地產投資信託機構和信用公司。作為借款人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借款方給予同一個項目的貸款比例、借款意願和偏好可能是不一樣的。商業銀行的項目貸款模式可能和國內比較類似，商業銀行願意提供的借款資金額度主要根據項目情況來定，和國內項目貸款比較固定的借款上限一般為70%不同，有時借款人可以爭取到100%的項目總金額的借款資金。

美國的退休基金和國內的保險資金都屬於大體量的資金持有主體，而且這二種資金持有主體的共同願望是要取得更為穩健的資金回報，其對借款本金和收益的安全性訴求大於其對高收益的訴求。所以退休基金更希望把資金投向更加穩健的房地產開發商，所以其對於項目的調查和核實過程相對會比較長，對於項目的穩健盈利能力更為關注。雖然退休基金可以提供的借款資金額度會比較大，對於房地產開發商很有吸引力，但是對於想短期快速拿到資金的借款人並不是很好的選擇。

不同情況的借款方應該選擇不同的借款人來完成資金的取得，但是對於信用公司，所有的借款方都應該謹慎，因為雖然信用公司放款較快，也願意為一些風險較大的項目提供借款，但是基於「高風險高收益」的原則，其對利率的訴求是十分大的，面對信用公司提出的利率收益要求、利息支付方式和借款期限，借款方要進行銷售模擬和財務測算，以免出現成本和收益倒掛的現象。

注重信用在公司融資的重要性

中資背景的美國公司無論用何種方式實現融資目的都需要高度關注的事項就是注重和維護公司的信用情況。除了垃圾債券外，幾乎其他所有的債券和借款都需要公司提供自己的信用評級報告，信用評級報告可以說直接決定了公司所需要承擔的利率水平，所需要提供的擔保方式和所需要承擔的其他費用金額。中資背景的美國公司首先要理解信用評級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在於向投資者揭示公司違約發生可能性的大小，信用評級報告所評價的公司是否願意、是否有能力按合同約定如期履行債務。本質上信用評級報告是一種獨立的第三方專家意見，是供投資者閱讀的參考意見。

除了要重視信用等級評定過程中的資料准備和實地考察配合工作外，更重要的是要重視在信用等級評定完成後的跟蹤復評過程。如果復評中公司信用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的，評級機構會對評級結果做出相應的重大調整。中資背景的美國公司在信用評級過程中除了重視資產結構、盈利能力、現金流和資產總額等財務風險安全指標外，還要重視軟信用的內容，比如行業風險的控制、業務風險的控制、關聯交易和不當擔保的排除異己自身管理能對於控制風險的作用等內容。除了公司經營管理層面對於信用評定的影響外，中資背景的美國公司一定更要關注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自身信用情況對公司信用的影響，高級管理人員發生經濟丑聞或者違規行為的，往往會影響公司本身的信用評定。

——讓投融資更容易，恩美路演整理回答！

『伍』 分析我國金融業與美國業務監管方面的差異

目前，針對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引發的金融危機，發達國家已經開始認真吸取教訓，力求在鼓勵創新的同時，充分揭示創新背後暗含的風險，並有效管理好這些風險。 美國：金融管制之門這樣打開 美國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放鬆金融管制的。當時，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國經濟表現不佳，影響了商業銀行的贏利水平。銀行界怨聲載道，普遍認為嚴格的管制阻礙了競爭，限制了創新金融產品的開發及運用。於是，美國放鬆了金融管制。 以前，美國對商業銀行的限制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利率管制。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之後，為了保護存款者和加強監管，美國成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並頒布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設立對小額存款提供擔保，解決了銀行擠兌和恐慌問題，而美聯儲的第Q項條款(俗稱Q條款)規定，禁止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會員銀行對它所吸收的活期存款(30天以下)支付利息，並對上述銀行所吸收的儲蓄存款和定期存款規定了利率上限。美聯儲的Q條利率上限確保了小額存款成為銀行主要的資金來源並抑制了銀行之間的利率競爭。 50年代後期，利率管制的弊端逐漸暴露出來。當時美國通貨膨脹率曾一度高達20％，而銀行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使銀行的吸存能力受到很大影響，以致銀行的生存岌岌可危。於是商業銀行不得不開始進行金融創新，貨幣市場基金應運而生,規避掉了銀行存款的許多限制，但同時又保留了銀行存款的許多特性。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Q條例」已經形同虛設，包括貨幣市場基金在內的多種金融工具並沒有影響經濟秩序。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取消存款機構管制與貨幣管理法案》，揭開了利率市場化的序幕。此後的6年中，美國分階段廢除了「Q條例」，而於1986年3月實現了利率市場化。 二是商業銀行的跨州經營。格拉斯法案限制銀行分支機構的設立和跨州經營，把銀行的發展集中在比較小的區域范圍內。雖然這一規定隔離了部分風險，但銀行也無法發揮規模效應。20世紀70年代，商業銀行開拓新市場、提高盈利水平、實現風險多元化的呼聲加大，法律框架在跨州擴張方面的政策日益寬松。尤其是1994年美國頒布《跨州銀行法》，允許商業銀行收購設立其他州的商業銀行，並且通過跨州設立分支機構來鞏固和擴大業務經營。 三是混業經營。金融業混業經營，是指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託公司等金融機構在業務上相互融合、滲透與交叉，突破了分業經營業務模式的局限，藉助金融創新手段不斷豐富金融產品內涵，極大地提高了金融市場資金運用效率，為有價值的客戶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務奠定架構基礎。隨著金融監管制度不斷完善，風險管理技術日益成熟，金融混業經營逐漸成為現代國際金融業發展的主導趨向。 一般而言，金融混業經營模式具有以下三種組織形式：一是沒有產權紐帶關系的金融機構之間相互代理產品，其實質是金融機構間的戰略合作，嚴格意義上不屬於真正的混業；二是同一個金融企業的法人機構同時經營銀行、證券、保險、信託中兩種或兩種以上業務；三是一個金融企業或者非金融企業通過控股或設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集團內部提供銀行、證券、保險、信託等多種金融服務。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奠定了美國分業經營的基本格局。1956年的《銀行控股公司法》以及1970年的《銀行控股公司法修正案》，增加了有關銀行與保險業務分離的條款，進一步鞏固了美國的分業經營格局。然而，此後出台的許多行政辦法不斷對上述法案進行修正。如，1999年頒布的《金融現代化服務法》規定，銀行可通過銀行控股公司另外設立的子公司，可在限定范圍內經營證券業務。實際上在《金融現代化服務法》通過以前，美國的分業經營體制已經解體，混業經營已經十分普遍，大商業銀行已成為典型的美國式全能銀行。該法案則是從法律上消除了銀行、證券、保險機構在業務范圍上的邊界。至此，美國結束了長達66年之久的金融分業經營體制。 隨著金融市場結構的不斷變化，銀行市場又面臨著一系列新的問題，諸如哪些機構應作為銀行接受監管，是否對不同的金融產品進行監管以及如何監管，以及如何保護消費者等。目前，美國正在考慮的監管制度改革，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而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建立類似於澳大利亞的所謂「雙峰」的監管模式，分別由兩個不同的監管機構負責系統性風險和保護消費者。 中國銀行（601988行情,愛股,資金）監管思路的演變 比照美國，中國情況大致是這樣的： 第一是利率政策。我國利率改革的方式是明確的，即漸進、有序，原則上遵循先外幣、後本幣，先貸款、後存款，先農村、後城市，先大額、後小額的步驟。但是中國目前還沒有明確全面實現利率市場化的時間表。利率市場的起步較晚，從1996年開放同業拆借利率開始，此後又開放了銀行間債券利率。2000年開放了外幣利率（小額外幣存款除外），2004年存款利率管上限，貸款利率管下限的格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至今也尚未形成基準利率體系，自然也沒有簡單的金融衍生工具，如期權和期貨。這使得中國的金融衍生品市場不僅落後於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存在差距。 第二是商業銀行的跨區域經營問題。長期以來，我國的中小商業銀行，即城市商業銀行不能跨區域經營。《城市商業銀行暫行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城市商業銀行在地級以城市設定，一個城市只能設立一家城市商業銀行；第二條規定，城市商業銀行主要為本市中小企業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務。 分析城市商業銀行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城市商業銀行是清理整頓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風險的產物。與此同時還承擔了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特別是支持中小企業的重擔。城市商業銀行人員素質較低、經營管理水平不高、風險高度集中。這是監管政策明文規定城市商業銀行不允許跨區經營的背景。 隨著我國銀行業改革開放的推進，城商行風險管理水平不斷提高，許多城商行提出了拓展發展空間、實現跨區域發展的要求。對此，銀監會與相關部門進行了認真研究並達成共識，城市商業銀行完全可以走出城市。2009年4月，銀監會調整了中小商業銀行的准入政策。規定中小商業銀行的機構發展不再受數量指標控制，不再對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設立分行和支行設定統一的營運資金要求，從而實現了基本上統一監管標准，實施同質同類監管。 第三是混業經營。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最初期，我國金融業並不是分業經營的。當時，商業銀行可以設立信託投資公司、證券公司，比如，交通銀行（601328行情,愛股,資金）和太平洋（601099行情,愛股,資金）保險就是連在一起的。但是，由於後來金融業出現了一些混亂情況，當時一種主流的看法認為這些混亂來自於混業經營，因此就逐漸把金融業務切分開來；同時在立法上加以保證，形成了一種比較嚴格的分業經營體制。1995年通過並於2003年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43條規定，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託投資和證券經營業務，不得向非自用不動產投資或者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在中國銀監會成立後，將鼓勵創新和減少一切不必要的限制列入銀監會倡導的六條良好監管標准之中。在這兩條標準的指導下，銀監會出台了相應的管理辦法，穩步推進商業銀行的綜合經營，先後允許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參股信託公司、投資保險公司、以向企業提供並購貸款，開展資產證券化試點，開辦人民幣衍生產品業務等。金融危機對中國綜業經營的試點工作有什麼影響？這是需要正視的一個問題。 鑒於市場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需要繼續堅持銀行系統和資本市場的適當隔離，防止風險在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之間相互傳遞。 不能以犧牲審慎監管為代價開展創新 對比上面三個方面中美的監管實踐，我們可以看出，中美之間監管制度的差異還是比較大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現行的銀行監管制度近似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的監管制度。為了降低銀行的經營風險，至今我們仍然實行利率管制、分業經營，而中小銀行跨區域經營也是近期才放開的。但是，就是這種審慎的監管政策使得中國避免兩次金融危機的沖擊。 相比之下，為了支持創新，美國是大刀闊斧地放鬆管制，特別是在1999年出台「現代金融法」後，在諸多方面對銀行控股公司即美國的大銀行缺乏基本監管，特別是在創新產品方面，從而釀成了嚴重的金融危機。 總體來看，中國銀行業與美國相比，是監管制度上和產品上都存在創新不足的問題。但是，開展各類創新業務都必須考慮監管部門和銀行業管理創新的能力。此外，一旦中國的金融創新較為發達，中國可能也要同發達國家考慮建立不同模式的雙峰監管模式。 目前，中國監管部門沒有重復美國監管部門的路徑，而是一直強調對銀行的審慎監管，強調在開展創新業務後風險的可控性，特別堅持銀行市場與資本市場的防火牆。金融危機證明，商業銀行本來就應該以穩定的存款為基礎，審慎地發展信貸和其他傳統業務，同時要有限地利用資本市場的創新工具。創新無度、風險不能控制、風險從非銀行金融機構向銀行業金融機構、資本市場向銀行業市場蔓延，已經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機構以及全球經濟的衰退。人類社會為這一教訓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我們不應允許創新能力超出監管部門和銀行業有效管理創新的能力，監管部門還是永遠審慎為好。

『陸』 中國與美國在互聯網金融方面的差異有哪些

隨著P2P平台LendingClub的上市，美國互聯網金融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近兩年，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迎來高速發展期，但中美在互聯網金融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
監管制度方面：美國監管制度及監管部門早已確立並對美國互聯網金融發展給予全面的指導。據悉，美國監管金融組織是從保護個人財產和隱私上入手，有一套相對健全和完善的體制。體系內各種法律法規之間相互配合協調較好，能大體涵蓋接納互聯網金融新形式，使之能在美國平穩有序發展;中國剛剛發布互聯網金融監管的指導意見，具體實施及執行效果需進一步落實。
經濟結構方面：在監管政策和監管部門的共同作用下，美國科技、金融等行業在大的市場環境下發展、競爭較為有序、均衡，市場資源調配的自由化程度較高。雖然近幾年，中國互聯網金融得到快速發展，但互聯網金融與其他行業地位不平衡，市場經濟結構的調整需進一步加強。
金融市場方面：在美國，金融與互聯網金融已實現融合，二者共同為金融行業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中國互聯網金融與金融尚處於調整時期，二者競爭較為激烈。目前，互聯網金融發展空間與需求較大，傳統金融行業改革也步入正軌，未來二者融合也將是大勢所趨。

『柒』 針對次貸（金融）危機，中美兩國各出台什麼政策

全球經濟似乎從未像現在這樣混亂！自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從美國、歐盟和日本這些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到越南、印度這樣的新興經濟體，都在為拯救經濟而同時忙亂。引人注目的是，多個國家都紛紛緊急推出挽救經濟的措施，以財稅政策、貨幣政策和金融「輸血」手段來拯救市場，避免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動盪與經濟衰退同時發生，把各國經濟拖入衰退的泥潭。

這場全球經濟風暴離中國遠嗎？中國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速仍然高達10.4%，似乎與上述問題國家相去甚遠，但經濟全球化使得中國與外部環境難脫干係——外需變化、熱錢流入、通貨膨脹、油價和大宗商品價格波動……中國經濟同樣要隨著這些變化而起舞。在各國推出經濟刺激計劃的同時，中國市場上關於推出經濟刺激計劃的呼聲也日益增高，各種傳聞也在滿天飛，這對中國的政策制定者無疑是個考驗。在我們看來，梳理各國政府有代表性的救市措施，觀察其政策效果，對中國的決策層將會有所裨益，也對關注政策走向的企業會有所幫助。

一、各國政府和央行在次貸危機後的各種救市措施

據不完全統計，從去年次貸危機爆發至今年9月初，各國推出的拯救經濟方案的總規模已超過5200億美元。在各種救市方案中，既有針對金融機構的，也有針對普通百姓的；在手段選擇上，既有財稅政策，也有貨幣政策，還有「輸血式」的金融手段。

我們按照不同措施的特點，大致將拯救經濟的方案分為三類：緊急救市措施、各主要央行的貨幣政策、各國財政刺激政策。此外，我們提供了一個新興經濟體——越南的國別案例。（略）

二、對各國「救市」計劃的評價

為方便起見，我們把各國拯救金融機構、金融市場，以財稅政策拯救經濟的措施，簡稱為「救市」計劃。從各國的救市措施來看，一類措施是為了拯救陷入危機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主要是採取國有化措施，以及用各種政策工具向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以避免金融機構的倒閉。另一類措施是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刺激實體經濟，刺激消費，避免經濟持續放緩，惡化至衰退。

各國紛紛推出「救市」計劃，引發了各界關於自由市場與政府幹預之爭。有觀點認為，這些堅持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以政府和財政力量來救市，是為了避免眼前的金融市場危機和經濟低迷，為了短期目標而放棄自由市場的原則。然而，這種看法有失偏頗。在我們看來，自由市場原則並不絕對地排斥政府幹涉，如果幹涉的原則是為了維護自由市場原則，而不是代替它，那麼這種干預就是可接受的。因此，表面看似一樣的干涉，其內涵和目的是不同的。

不過，各國政府大力救市的做法仍然遭到了絕大多數市場和研究人士的非議。在他們看來，「救市」計劃將會產生如下一些負面後果：

首先，救市措施延緩了本應該有的市場「結清」，延長了那些不盈利、不健康的公司的壽命，同時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此次蔓延西方市場的信用危機和經濟放緩，顯示西方經濟出了錯誤，它們最大的問題是消費太多，儲蓄太少，錯誤地配置了資源。尤其是美國經濟，長期靠揮霍信用來借貸消費。很多出現問題的金融機構，都是這一信用鏈條斷裂的犧牲品。危機的出現實際上要求做出調整，將問題機構清除出市場。要指出的是，各國「救市」的目的是拯救市場，而不是某個具體的公司，比如美國政府出手接管「兩房」，其主要目的是挽救美國的住房按揭市場和金融市場，而不是單為了「兩房」這兩家公司。不過，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這些「救市」措施不大可能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起到重要促進作用，而是幫助了本來可能在價格上漲和商業環境惡化的情況下倒閉的企業。

其次，政府過度干預會扭曲市場。美國智囊機構卡托研究院（Cato Institute）的中國問題專家詹姆斯·多恩（James Dorn）認為，美國國會創辦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家巨型抵押融資公司，並給與其「政府資助企業」地位之日，也就是一個巨大的道德風險問題舞台搭成之時。美國政府拯救「兩房」，實際上是告訴市場，「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並非創造財富的魔杖。政府通過暗示性地擔保債務，污染了資本市場，給市場參與者留下的印象：即使「政府資助企業」陷入金融困境，他們也會受到保護。在我們看來，這種客觀存在爭議，其最主要的關注點集中在資金運用的合理性方面，即是否應該用納稅人的錢來救市，是否存在道德風險。

第三，政府經濟刺激計劃的有效性值得懷疑。以日本為例，過去16年日本政府推出了16項經濟刺激一攬子計劃，可以說最擅長採取緊急措施刺激低迷經濟。但各界對日本政府近期宣布的一攬子刺激計劃提出批評，認為無法幫助經濟擺脫當前的困境。如11.5萬億日元的預算金額看起來很大，但實際追加的開支只有1.8萬億日元（約167億美元）。相比資產泡沫破裂後所謂「失去的十年」期間平均每年3萬億－4萬億日元的追加預算開支。再比如，英國政府提出用10億英鎊來協助第一次購房者及挽救負資產人士，這一政策也受到質疑。反對者認為，英國政府是在向市民行賄，鼓勵他們在跌市中置業，結果不僅沒有幫他們，反而可能害死這些置業者。

綜觀這些刺激經濟計劃，似乎成為西方政府共同看好的「萬金油」。然而，在西方國家失衡的經濟結構下，如果政府繼續以政策來強行刺激消費，挽救市場，恐怕只能在短期內推動GDP的增長率，但時間一長，政府赤字會進一步上升，對長期經濟的負面影響很大。

各國冒著理論風險和現實風險，紛紛推出經濟刺激計劃，難道西方各國的決策層就沒有看到其中的風險嗎？安邦集團策略分析師陳功認為，並非如此。西方各國冒險救市的最重要的深層原因，在於避免資產價格的全面崩盤——這將導致西方社會一切的一切全面崩潰，社會陷入嚴重的失序。從日本到美國，從英國到歐盟，大家擔心的問題、關心的重點都是一致的，大家使用不同的語言，表達的是一個共同的國際目標，就是要維持資產價格的穩定。陳功認為，這種深層原因是值得中國決策層關注的，中國的金融調控目標也應明確地加以澄清，明確地提出，金融調控就是圍繞資產價格進行的。過去那些金融調控「不著調」的現象，應該到此為止。

三、關於中國推出刺激經濟計劃的爭議

在各國推出刺激經濟計劃的同時，中國的經濟前景似乎也充滿迷霧——中國股市在持續下跌、經濟增速在放緩、中國沿海地區有數萬家中小企業倒閉、企業資金鏈持續緊張……這些市場信號為要求中國政府出台刺激經濟計劃的呼聲，提供了適宜的土壤。

從近期市場上多個版本的傳聞中，我們不難看出市場眼中的「中國版」救市計劃的重點。

近期國內市場傳聞的經濟刺激方案的內容要點

政策領域
政策內容

一籃子經濟刺激方案
（摩根大通版）
中國政府正在考慮一項總金額至少2000億－4000億人民幣的經濟刺激方案，該方案將不含重建四川地震災區的5000億－6000億元計劃支出。

該方案包括減稅、穩定國內資本市場和支持國內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等多項措施。

將資金用於國內，投資於基建工程及社會事業以刺激消費。

動用部分資金設立一支基金（平準基金），以穩定自去年10月從高點下跌62%的股市。

將外幣儲備多樣化，買入港元、加元、澳元及紐西蘭元等以美元為單位的主要貨幣，並在亞洲市場投資。不太可能大規模購買歐元、日元或是商品貨幣資產。

中國人民銀行可能調低目前達17.5%的人民幣存款准備金率，以及在今年稍晚放鬆貨幣政策。

增值稅改革方案
（媒體報道）
財政部擬定了事關1500億減稅規模的新增值稅方案，並且已經上報國務院，該方案最大亮點是全額抵扣、全行業轉型。如無意外，新方案將按計劃於2009年1月1日實施。

減稅及財政增支方案
（媒體報道）
某著名經濟顧問機構一份權威報告透露，中國政府或將批准一項包含1500億元減稅額和2200億元財政支出在內的財政政策，總額約佔GDP的1.4%。財政政策的目的在於抵禦今年下半年經濟面臨的放緩風險，並使得中國經濟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長。

2200億中相當大比例的資金將分配到社會服務和科學、教育、農業領域，這個數額可能佔到60%左右的比例；而大規模基礎設施項目的支出估計僅在350億元左右，目的是刺激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

從各種版本的救市傳聞不難看出，其中的內容多是市場關注的熱點問題，如救股市、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減稅、加大財政支出等，這反映了當前股市低迷、經濟放緩背景下的國內市場心態，也顯示了市場、利益集團如果與政府進行博弈時，他們的博弈點在哪裡。

在傳聞所涉及的內容中，有一部分是有可能出台的政策，比如加大對民生問題和農業的投資，但有相當一部分政策內容的可能性不大。比如，現在很多人寄希望於中國也採取類似美國的直接減稅方案來刺激中國經濟增長，這種方案實現的可能性不大。安邦集團策略分析師陳功認為，減稅刺激方案的出台與國情有關，提出以直接減稅刺激經濟建議的人，恐怕不大了解中國國情。近年來，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長迅速，一路從2000年的1.3萬億元發展到2007年的5.1萬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收入大約2.8萬億，這相當於四川省當年財政收入（1300億）的20多倍。但中央財政卻仍在表示「錢不夠花」，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在這樣的情況下，是不大可能提出類似美國的直接減稅刺激方案的。但如果在其他財稅政策改革中（如兩稅合並、增值稅改革、出口退稅政策等）形成的減稅效應，則又另當別論。

其實，在中國要保經濟增長，不一定完全指望中央政府出台刺激經濟方案。由於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一樣，也掌握著大量的政策資源、財政資源、土地資源及其他的資源，如果適當調動起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刺激起經濟增長應該不難。

我們注意到，在中國的經濟大省廣東省，2008年上半年對外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雙雙回落，上半年本地經濟增長10.7%，增幅同比回落3.6個百分點，僅比全國平均水平高0.3個百分點，總體增速為近6年來最低。在這種壓力下，廣東省政府再次提出「以大投入帶動大發展」、「以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新一輪大發展」，啟動了被稱為「新十項工程」的龐大政府投資計劃，在222個項目上的計劃投資總額達22770億元，其中投入最大的是交通運輸體系工程共71項，計劃總投資6472億元。此外，廣州市單是2010年亞運會的投資額就高達200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北京奧運會總投資金額（3000億元）的2/3。

在目前形勢下，從中央到地方都已把投資作為確保明年經濟增長的「法寶」，中央和國有企業的一些大投資項目，如京滬高鐵、煤電油運投資、電信投資等，在今明兩年都將會落實，對明年的投資起到一定的支撐作用。

在中國，推動經濟增長的另一種措施是放鬆政策管制。我們雖然不贊成學西方國家通過「給錢」的方式來刺激中國的經濟和金融。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不應該推出刺激經濟的方案。在我們看來，中國政府應該推出的最好、最佳的刺激方案，就是放鬆政策管制。中國目前在投資領域上並不是完全放開，不少領域對非國有資本還是採取限制措施。如果能夠放開一部分市場准入，就能釋放出相當的投資需求——這是管制政策所壓抑的一部分投資需求，它並不用政府以財政投入或稅收減免來刺激，只要政策放開就能激發出投資需求。如果說西方國家刺激經濟的最佳方式是「踩油門」，那麼中國刺激經濟的最佳方式則是「松剎車」。如果我們同意，中國的和諧社會還需要進一步的努力才能建成，那麼這就意味著「松剎車」的地方還有很多，而且過去中國這輛車，一直是帶著剎車在跑，這也是我們時常發現經濟會出問題、經濟理論總是見不到實效的重要原因。

總體而言，如何在低迷的國際經濟環境之下「保」中國的經濟增長？這需要結合外部經濟環境和中國的具體情況來考慮，不能盲目照搬國外的政策。在中國高達10%的經濟增速之下，對於任何刺激經濟政策，都需要謹慎地、系統地來做好平衡，避免在刺激起經濟增速之後，結果發現中國的通脹水平不可收拾。

『捌』 中美應對金融危機政策對比

我國自2008年以來，針對金融危機採取了及時有效的相關措施，如下
1.加強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加大對於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例如機場，公路，學校、基礎開采礦業。政府投資2萬億元資金刺激市場經濟，加快產業升級，加快產業升級改造，創新產業模式。大力培育新經濟增長點。加大研發投入
、創新創業工業園，基礎研發力度，振興文化產業、振興汽車產業、傳媒產業、教育產業，改善民生工程。緩解區域差距。
美國而言：1.改善無序的經濟模式，2.改善民生（醫改獲得成功）
3.加強金融市場的監管力度。4.基礎投資
5、大肆印製美鈔救市，6、一部分企業國有化改造，對市場經濟注資

『玖』 中美兩國商業談判比較研究

中美貿易不平衡產生的原因和對策

實現中美雙邊貿易相對平衡的基本條件是促進貨物、服務和投資的自由貿易。沒有雙邊的自由貿易，就不可能實現雙邊貿易持續的相對平衡

文/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陳東琪

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貿易不平衡成為一種常態，各國能夠做的只能是控制不平衡程度，實現相對平衡。目前中美貿易不平衡程度較高，基本特徵是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逆差。在全球產業鏈和分工體系的快速變革中，雖然過時的國際貨物貿易統計體系放大了中美貨物貿易的不平衡程度，但仍然存在較嚴重的不平衡。實現中美雙邊貿易相對平衡的基本條件是促進貨物、服務和投資的自由貿易。沒有雙邊的自由貿易，就不可能實現雙邊貿易持續的相對平衡。

一、從全球化看中美貿易發展的現狀

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從來就不是絕對平衡的，即使經濟全球化對各國貿易流量分布有某種均衡效應，也不可能形成各國同時滿意的絕對平衡格局，國際貿易不平衡是一種常態。從1985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國家貨物進出口貿易增長5.8倍，各年逆差呈現逐漸增加趨勢，總額從756.5億美元增加到3600億美元。這說明，全球化並沒有停止國際貿易的不平衡趨勢。

全球化既使貨物貿易流量快速增長，也使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勢頭。隨著全球需求結構變化，在產業發展中，依賴土地、地礦和能源資源的農業和工業所佔比重逐漸下降，依賴知識、技能和其他勞動服務的比重逐漸提高。隨著全球產業鏈和產業分工的重新調整，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流動由單向(發達國家的過剩資本流入到發展中國家)向雙向(資本既從發達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又從發展中國家流入發達國家)變化。在這種形勢下，衡量各國之間的貿易是否平衡不能沿襲傳統的貿易思維，不能只看貨物貿易流量的變化，還要看服務和資本貿易流量的變化。

中國「入世」以來，中美之間的總體貿易格局一直表現為「交互逆差」或「交互順差」。就是說，雙方中的任何一方既不是單純的順差，也不是單純的逆差，而是既有順差又有逆差。在貨物貿易方面，中國是順差，美國是逆差;在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方面，美國是順差，中國是逆差。

去年，美國對華的貨物貿易逆差按美方口徑為2325億美元。在這個數字中，實際上有大約60%是由美國公司或其他第三國(地區)企業在中國加工出口的產品,這是在中國的美國資本獲取利潤的載體。如果將這部分剔除掉，那麼美國對華貨物貿易的實際逆差就只有1000多億美元。如果將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考慮進來,近幾年美國對華的「總體貿易逆差」實際上明顯低於美國媒體宣傳的數字。

隨著「入世」過渡期結束，今年以來中國不僅擴大了工農業等實體性產業的市場開放，外商在這些領域的股權投資門檻大幅度降低，而且也加快了金融、保險、科技信息、公用事業(3757.711,-136.89,-3.51%)和其他服務領域的市場開放，比如允許外商以QFII方式進入資本市場，增加包括吸收人民幣存款在內的銀行業務，允許外商投資交通設施和公用事業等等。預計今年美國對華的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的順差將會顯著增加，從而美國對華的「總體貿易逆差」也會明顯減少。

二、中國貿易快速增長:誰是貢獻者？誰是受益者？

中國近30年對外貨物貿易增長經歷了從逆差到順差的周期性變化。從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中共有408.5億美元貿易逆差。這個階段快速進行進口替代，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換取價格高昂的製造技術和設備。隨著進口替代帶來生產能力的提高，技術進步加快，進出口貿易結構逐步改善，貿易體制改革增加外貿活力，要素生產率提高，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被迫選擇出口導向戰略，促使進出口貿易出現了由逆差向順差的轉換。

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引擎。近5年，中國貨物進出口貿易年均增長28%，佔世界貿易比重從3.6%提高到7.7%。中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給世界市場提供了價廉物美的商品，使歐、美、日等主要貿易夥伴獲得了類似於上個世紀60年代「高增長、低通脹」的成就。把工廠搬到中國的美國公司，利用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緊缺資源和巨大的需求市場，獲得了巨額利潤。而中國以寶貴的資源和環境為代價在全球產業鏈的加工、組裝環節只是賺了一點加工費和勞務費，掙了一點辛苦錢。

在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融入世界市場體系的過程中，中國不僅實現了出口貨物貿易快速增長，而且也使進口貨物貿易保持持續強勁增長的勢頭。從2001年到2006年，中國的貨物進口額從2435.5億美元增加到7916.1億美元，5年增加2.25倍,年均遞增27%;中國的貨物進口額佔世界貨物進口總額的比重從3.35%提高到6.81%。在這個基礎上，今年頭4個月的進口增長速度仍然接近20%。可見，中國不僅為世界創造了價廉物美的供給市場，也為世界創造了容量巨大的需求市場，為美國和其他貿易夥伴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對外貿易快速增長，中國既是貢獻者，也是受益者，而中國的貿易夥伴是更大的受益者。

但應當客觀地看到，在勞動力供給處於高峰時期，中國這個巨大的進口市場需要有強勁的出口市場來支持。如果外部力量對其出口市場過分限制和打壓，就有可能打破中國進口高速增長的慣性。其結果，既會損害中國的利益，也會損害中國貿易夥伴的利益。

三、中美貨物貿易不平衡是多個原因造成的

從2000年到2005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佔全球貨物貿易逆差的比重從8.83%提高到28.33%，而同期德國和日本的貨物貿易順差佔全球比重從56.52%提高到76.75%。實際上，歐洲和中國以外的亞洲經濟體是美國和世界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地。

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女士和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教授，對美國貿易逆差的解釋比較符合現實。巴爾舍夫斯基女士指出，美國逆差「是多個原因造成的，並不僅僅由匯率決定」，「美國人消費慾望過於旺盛」，沒有儲蓄的習慣。羅奇教授也說:「美國貿易的真正的問題在於投資與儲蓄之間的失衡」，「進口飆升更多是美國所處在的國內消費過剩特殊時期的產物」。他們一致認為，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儲蓄不足造成了過度進口和貿易逆差。

造成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內因，相對於外因，內因起主導作用。這個內因，除了「過度消費引起過度進口」以外，還與「美國的市場不夠開放和出口不足」有關。

第一，面對全球產業結構和全球市場格局的變化，美國沒有主動調整過時的貿易戰略和政策，而推行「出口保護主義」和「市場限制主義」，限制能源資源、高端技術和科技產品的出口，甚至對中國繼續採取一些違背WTO精神的歧視性措施和禁售。這樣做的直接結果是讓那些政策彈性較大的國家如德國可以獲得更多的對華出口，美國對華出口的一部分被德國等國家獲得，這種「國家賣方競爭」無疑會對美國產生「擠出效應」，減少美國的出口機會。

第二，面對全球化浪潮，美國「害怕與貧窮國家競爭」，「提高准入標准進而提高外國企業的成本，以削弱外國企業的競爭力」。比如，在能源、航空、農業和先進製造等領域，美國對外國特別是中國資本的限制有增無減。這樣做的結果是可出口商品減少，使得美國在全球出口總規模中的相對比重降低。

第三，美聯儲在較長時期內實行膨脹性貨幣政策，以低利率方式創造過剩的美元流動性，從而人為地造成美國資產升值和「財富效應」。在貸款利率很低的情況下，理性的美國人當然願意大量刷卡消費;在財政債券融資利率很低的情況下，財政部會不加節制地發行公債以滿足五角大樓的支出需要。在美國國內中低端產業出現空心化的背景下，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美國消費品和公共投資品需求無限制擴大，它們中的很大一部分要靠進口來滿足。

第四，美國用超額發行的美元紙幣大量購買並囤積石油和其他稀缺程度較高的物資，加劇了內外需失衡。近幾年，美國和全球市場存在一個重要的循環:美國石油儲備增加-全球石油漲價-美國囤積更多的石油……石油儲備不斷增加和油價上升，必然花費越來越多的美元，使美國進口額顯著增加。

第五，無節制的對外戰爭和全球擴張使得美國政府的公共開支不斷膨脹。2004財年聯邦財政赤字達到歷史最高紀錄的4130億美元，去年仍然高達2482億美元。政府公共開支膨脹必然造成公共品需求膨脹，在國內一般公共品供給增長一定的條件下，只有靠進口來填補供求缺口，從而擴大對外貿易赤字。

在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產生的原因時，中美雙方都應當採取客觀而又理性的態度，應當更多重視像巴爾舍夫斯基女士和羅奇教授這樣的務實人士的看法，找到妥善解決的方案。只有這樣，才能取得雙贏的良好效果，並繼續推動中美貿易健康快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