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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投融資體制改革

發布時間:2022-05-12 21:52:29

1. 促進工業企業發展有借鑒意義的創新做法

隨著人工智慧、大數據、區塊鏈、生物技術等新技術應用,工業加快向數字化、網路化、智能化邁進。加快發展數字經濟, 建設智能社會,為我們搶抓第四次工業革命機遇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期間是數字經濟、智能經濟大發展、大躍升時期,新技術的溢出效應、乘數效應與我國超大規模製造優勢、網路優勢與市場優勢疊加,將為我們創造換道超車、後來居上的歷史性機遇。
當前, 我國工業正處於爬坡過坎、滾石上山的戰略性調整階段, 既擁有完備的產業體系和供應鏈網路, 也遇到了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周期性問題, 土地、人力成本不斷上升,資源環境要素日益趨緊,加速新舊動能轉換、推進高質量發展的任務非常緊迫。

2. 在當前經濟發展態勢下,細述經濟體制改革的現實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高度集中的、以
行政手段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已基本「瓦解」,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
置的基礎性作用已大大加強,新體制的基本構架已大體確立,對外開放的格局基
本形成,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其主要意義是:
第一,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
營體制,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和發展。
農村改革成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跨出
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廢
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農業生產指令性計劃,實行合同定購制;放開了
絕大部分農產品的價格,國家對關系國計民生的糧、棉等主要衣產品實行保護價
;鼓勵農村各種所有制經濟和非農業的發展,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發展迅速;推
進了貿、工、農一體化和產、供、銷「一條龍」建設,農業產業化方興未艾,因
地制宜、適度規模和集約化經營也有一定發展,小城鎮迅速崛起。可以說,經過
改革,農村作為傳統經濟中自然經濟色彩最濃、經濟發展水平最薄弱的環節,其
運行機制基本上已率先進入了市場經濟的軌道。農村新經濟體制的實行和政策的
不斷開放,使全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普遍高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
就,創造了人間奇跡,對其他方面改革開放起到了極大的示範和帶動效應。
第二,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的基礎地位得到確定並發揮了巨大作用。
過去指令性計劃無處不在、無所不包,覆蓋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經過改革,已
全部取消了農產品生產的指令性計劃,國家只對9種主要農產品生產實行指導性計
劃管理。
在工業總產值中,由國家計劃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為目前的4.6%;
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的工業品只有12種,而且只限於其中的部分產量,僅佔全國
工業總產值的4.1%,與改革前相比減少了90%。95%以上工業消費品的生產及其價
格由生產者根據市場供求狀況自主決定。在商品零售總額中,國家管理的價格占
商品總價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為7.2%左右。全國統一的商品市場已基
本形成。要素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發展已具規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
深圳上市的證券品種總數已達999個,上市公司達851家,市場總值達21420億元,
開戶投資者達3989萬戶。
第三,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企業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發展。
盡管目前不少國有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步履艱難,但與改革前相比,其管理
體制和經營機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抓大放小」戰略和「三改一加強」的舉措
得到有效實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正在積極進行。公司制、兼並、聯合、租賃、
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產、出售等改組、改制的具體形式靈活多樣。國有資本正
從一些低效領域和不宜進入的領域向基礎性、戰略性、關鍵性產業領域轉移,從
而大大提高了國有經濟的素質和質量。這不僅有利於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而且有利於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不少國有企業正在從工廠制向公司制轉變;產
品經營正在向資本經營轉變;單一投資主體正在向多元化投資主體轉變;分散化
、小型化的企業開始轉向聯合化、集團化。但是,國有企業冗員、債務和社會負
擔等歷史遺留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其競爭條件和競爭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國有
經濟與市場結合、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的改革正處在關鍵時刻。
第四,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新體制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增
添了新內容。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成分基本上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
會以後,中央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提出了堅持以公有制為
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和共同發展的方針,積極探索公有制的實現形式
,鼓勵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使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徹底打
破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一的公有制格局。國有經濟的結構有很大的調整,對
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大大增強。例如:1978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為4488.2億元
,固定資產凈值為3201.4億元;1997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和凈值分別達到
54620.8億元和38878.5億元,比1978年分別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經濟佔主
體、國有經濟佔主導的地位基本實現。國有、集體、個體、私營、外商等不同經
濟成分在市場競爭中共同發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這種格局,不僅適應了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要求,有利於經濟發展,而且有利於形
成多家競爭、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市場機制。
第五,運用經濟法律手段調控經濟的機制和手段正日趨成熟和完善。
我國在改革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手段時,並沒有對市場放任自流,而是穩步
加強宏觀調控體系建設。首先,財政體制改革取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與成

了突破性進展。從1980年財政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體制,到1994年建
立中央與地方分事基礎上的分稅制,基本上確立了適應市場要求的新的財稅體制
框架,並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其次,金融體制改革走出了決定性步
伐。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和監控體系初步建立,調控方式有較大改進。以國有商
業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相分離、地方股份制合作銀行和外資銀
行等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
的可兌換制度。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監管的金融市場體系得到了穩步發展
。此外,投融資體制改革取得了實質性發展,開辟了多種融資渠道,重視了產業
政策、地區政策對社會投資的引導。總之,新的宏觀調控體系的框架已大體確立
,國家越來越多地利用經濟手段來調節社會的經濟活動。
由於有效的宏觀調控體系的形成,在保持較快發展速度的同時,經濟穩定性不斷
增強。1978-1997年,經濟增長率的級差,即年度最高增長率與最低增長率之間
相差11.4個百分點;而改革開放前的26年,經濟增長率的極差高達48.6個百分點
。特別是目前國民經濟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標志著我國成功
地擺脫了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大起大落和通貨膨脹的困擾,開始走上持續、快速、
健康發展的軌道。
第六,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製度及社會保障體系正在建立和實施
過去,我們實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義的分配管理體制,嚴重壓抑了勞動者的積極
性。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改革是從取消平均主義「大鍋飯」開始的。改革開
放以來,我們堅決貫徹執行鄧小平提出的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
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實行以按勞分
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政策,允許生產要素參加分配,把個人的有效貢
獻與經濟利益掛起鉤來,有效地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己
基本被多勞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單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
配方式並存的格局所取代。為了解決收入差距過分懸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
逐步理順初次分配關系的同時,注重建立以稅收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體系。
傳統的福利住房分配製度正在從實物分配向貨幣化分配轉變,停止了福利性分房
,建立了住房公積金制度和經濟適用住房供應體系。
第七,市場經濟法規和新的經濟秩序逐步形成。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是發展,法制建設越需要全面加強。
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人大十分重視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
。據統計,1979-1997年底,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共審議通過328件法律和有關
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發布和批准發布了791件行政法規、多項地方性法規,國
務院有關部門、地區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約有17000件,在規范市場經濟主體行為
、維護市場秩序、加強宏觀調控、增強法制意識、擴大對外開放等方面起到了重
要作用。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國際化需要,加強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我國先後
簽署了一系列國際公約,這也為我國早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提供了法律基礎。
第八,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國經濟正走向世界經濟的大舞台。
在改革開放前期,建立了4個經濟特區,開放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以後又建立了
海南特區和浦東開發新區,建立了一系列沿邊開放口岸、內地開放城市和開發區
,基本形成多層次、多形式、多領域、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適應國際慣例的
對外經濟運行機制已初步建立。外貿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從1994年底始,國家取
消了外匯收支計劃,進出口總額由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億美元
,增長近15倍。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積極支持
有條件的國內企業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直接融資,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國家大中型
企業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籌措資金95.6億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利用外資
取得突破性進展。改革開放以來累計實際利用外資3700多億美元,其中吸引外商
直接投資總額近2300億美元;已累計批准外商投資項目30多萬個,從業人員達
1750萬人。1993年以來,我國已連續5年成為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
境外投資也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設立的企業共有5000多家,遍
及世界139個國家和地區。在充分利用外資的同時,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債風險。
總之,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行政指令性、計劃縱向
分配資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競爭、市場橫向配置資源的方式轉變;實現了由
憑票供應、商品匱乏的賣方市場向品種繁多、產品豐富的買方市場轉變;實現了
由封閉半封閉的經濟向多層次、全方位開放的經濟轉變;經濟運行由以「短缺」
為基本特徵的供給約束型向以市場需求約束為主並與資源約束相結合的類型轉變
;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國民經濟由大起大落轉向持續、
快速、健康發展。改革開放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使我國發
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3. 中國目前宏觀經濟存在什麼問題,對此國家採取了什麼

宏觀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盡管我國上半年各項經濟指標總體運行狀況較好,經過努力,全年經濟增長的目標也會如期實現。但是,我國經濟發展中一些深層次矛盾和社會總供給結構性過剩的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經濟發展和需求增長的內在動力仍然不足。目前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3個方面:
1、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政府行為,市場機制的內在推動力不足
從出口、消費和投資三大需求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看,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政府固定資產投資的拉動,即主要靠政府政策性投資行為的推動,市場機制的內在驅動因素較少。政府行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具體體現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使充足的國債資金對固定資產投資繼續保持著較大的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於上年同期 15.1個百分點。其中:一是國債技改投資貼息措施的實施使國有企業更新改造投資大幅度增長,更新改造投資增長了 26.9%,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4個百分點;二是住房分配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繼續刺激房地產投資的持續高速增長,上半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了 28.2%,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5.8個百分點;三是基本建設投資大幅增長。上半年基本建設投資增長了 11.8個百分點,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5.2個百分點;同時,西部地區由於受西部大開發政策的驅動,上半年投資增長了 28.8%,分別比東部和中部地區高 10.5和 11個百分點。這些狀況一方面說明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格局仍未根本改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經濟增長對政府政策性投資的依賴過大,社會投資明顯不足。上半年城鄉集體和個體投資僅增長了 7.5%,投資增速比去年同期略有回落,比國有及其他投資低 10.4個百分點。如果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政府政策性投資而脫離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一旦將來國債投資下降,民間投資卻未能及時啟動,我國經濟增長將後勁不足,難以形成高質量持續增長的態勢。
2、外貿進出口呈減速趨勢,外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
從目前我國的貿易狀況看,今年出口增幅下降已成定局,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明顯減弱。上半年,我國外貿出口增速與去年同期相比已減少了 29.5個百分點, 6月份出口繼續回落。今年第一季度由於出口增勢減緩,凈出口增加額對 GDP增長的貢獻率已是- 0.22。外貿出口增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有 4點:一是受世界經濟減速的影響。上半年,我國對主要貿易夥伴的出口增幅已全面回落,從國別和地區看,對香港、美國、日本、東盟、歐盟的出口分別比上年同期回落了 34.1、 24.4、 20.6、 43.6和 29.1個百分點。尤其是今年 5月份,對我國最大的出口市場——美國的出口增長為零。二是出口企業的積極性減弱。目前我國外貿出口的綜合退稅率已達 15%,進一步提高出口退稅率的空間已經不大,加之國家退稅額度不足和退稅進度遲緩等問題,導致出口企業資金緊張的問題十分突出,目前出口企業已出現有訂單、無資金、出口業務無法正常運作的現象。今年 5月份,全國所辦理的出口退稅額同比下降了 14.4%,其中上海、江蘇和浙江 3個退稅大省的降幅分別達到 81.2%、 94.4%和 100%,嚴重影響了企業出口積極性。三是加工貿易分類管理辦法不完善,深加工結轉政策不明朗,對加工貿易出口影響較大。 1- 5月份,加工貿易出口僅增長 0.03%。目前加工貿易占我國出口貿易的 54%,我國外匯結售匯增量的 90%來自於外商投資企業,而外商投資企業 80%是搞加工貿易的。四是我國的紡織品、服裝、箱包、鞋類等傳統產品出口競爭力下降,其主要因素是東南亞、日、韓等我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匯率大幅貶值,今年 6月與去年同期相比,貶值幅度大多在 15- 30%,使我國的傳統出口產品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相對處於劣勢。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今年下半年的出口增長,而且將成為今後我國出口增長的一大「瓶頸」。
3、通貨緊縮的狀況沒有大的改變,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
今年上半年,我國的內需增長雖比較平穩,但國內市場價格上漲的主要因素是由政策調價和國家石油價格上漲等因素所致,市場供求關系的自發性作用不明顯。目前絕大多數的工業產品仍供過於求,價格繼續走低。 1- 5月份,工業品出廠價格的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了 1.1個百分點,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等購進價格的增幅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 2.2個百分點。我國經濟發展中一些深層次矛盾和社會總供給結構性過剩的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預計短期內我國工業消費品市場的價格增幅難以止降回升,工業消費品生產能力過剩的狀況短期內也不會得到根本改變。
具體政策措施如下:
1、進一步擴大內需,重點擴大消費。首先應加快出台鼓勵消費的政策,加大消費信貸對消費增長的促進作用,培育汽車、旅遊等新的消費增長點。其次應加大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尤其是加大國家二次分配的調控力度。通過稅收調整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加快增加下崗職工等低收入群體的收入。第三應加速完善社會保障功能,加大國家財政對社會保障資金的支出,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專項國債,實行社會保障資金國家統籌,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向貧困地區、低收入群體傾斜,以使國家有限的社會保障資金產生最大的消費增長效用。
2、在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中調整投資結構。國家在投資中應堅持總量控制,堅決遏制重復建設,擴大國債刺激需求的作用,增加國債貸款貼息的使用范圍;同時應加快調整投資結構和財政資金(國債)的投入使用方向,使投資重點向 8個方面轉移:即從基礎設施向產業升級轉移;從擴大投資向擴大消費轉移;從投資城市向投資農村轉移;從提高國家公務員的收入向提高農民收入轉移;從減輕工業負擔向減輕農業負擔轉移;從支持國有大企業向扶持中小企業轉移;從政府直接投入向培育市場機制轉移;從短期投資效應向長期投資效應轉移。
3、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按 WTO的准則擴大市場准入,發展資本市場,擴大直接融資,建立風險投資基金,盡快開創創業版市場;同時大力啟動社會投資,加大社會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並出台實施鼓勵社會投資的稅收政策,對投入到國家鼓勵發展的產業、項目和產品的社會投資資金,應給予全免或減免企業和個人所得稅。 4、加大對出口企業和產品的支持力度,促進出口快速增長。應進一步調動出口企業的積極性,採取有力的短期措施刺激出口的增長,尤其對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傳統勞動密集型大宗商品的出口應實行特殊的出口鼓勵政策,不僅要加大出口退稅的額度、加快出口退稅的進度,同時應加大對出口信貸的支持。
5、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增加農民收入。目前農民收入增幅連年下降、農村消費增長緩慢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農產品價格大幅下跌。因此,採取有力措施穩定農產品價格是穩定農村收入的當務之急和權宜之計。從國外經驗來看,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均在不同程度上對農業生產進行補貼或對農產品實行保護價政策;而我國目前對農產品價格缺乏保護,加之農民稅費負擔過多過重,導致農民收入增幅連年下降。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建議國家在適當時機取消農業稅,給農民休養生息的喘息機會,或者將全部農業稅的收入設立農副產品的價格保護基金,以確保農副產品收購保護價的實施,保障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同時應大力扶持農村的龍頭企業,以龍頭企業帶動農村的相關產業,擴大農村勞動力的就業,以增加農民收入。據統計,近年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來自於農民打工的收入。因此,加快農業的產業化和農村城鎮化的進程,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是未來農民收入增長的根本出路。
6、加大扶持中小企業的力度。目前我國中小企業流動資金的極度短缺已嚴重製約了的中小企業的發展,因此國家應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進一步擴大對中小企業貸款的利率浮動幅度,調動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的積極性,滿足中小企業的正常貸款需求。

4. 政府投資方式的政府投資方式的演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投資方式由過去政府獨家投資轉變為由各級政府、各個部門和國有企業多渠道投資,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下放項目審批許可權,簡化審批手續,將國家預算內撥款投資改為用銀行信貸方式進行管理,對重大的長期建設投資實行分層次管理,加大地方搞重點建設的責任,建立基本建設基金制,成立國家專業投資公司,成立政策性銀行,實行項目業主制、招標投標制和項目監理制,充分發揮市場和競爭機制的作用。具體說來,在我國的投融資體制的改革過程中,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過程:
1.試行撥改貸制度
從1979年開始,國家進行基本建設投資制度的改革,先在北京、上海、廣東等省市的輕王、紡織等行業選擇一批有還款能力的項目試行撥改貸制度。1982年擴大了試行范圍,1985年全面推開。1986年又做了一些調整,將國家預算內投資分為國家預算內撥款投資和國家預算內撥改貸兩部分,對沒有還款能力的科研、學校、行政等非經營性建設項目,恢復無償撥款的辦法。國家預算內撥改貸投資根據不同行業實行2.4—12%的差別利率。在政府投資管理上,計委是主導,負責制定基本建設計劃,財政是出納,要根據國家計委確定的撥改貸投資計劃將資金撥給同級中國人民建設銀行,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負責調劑和供應資金,並對項目進行監督管理。
對預算內安排的基本建設投資實行撥貸並存的資金供應方式,是對政府有償投資方式的肯定和完善。撥改貸有利於投資使用者增強資金周轉觀念和還本付息觀念,克服吃國家「大鍋飯」的弊端,但是,由於存在政企不分,貸款決策者不承擔任何風險,政府投資貸款由各級計劃部門代表政府決策,貸與不貸、貸多貸少、早貸晚貸,既不是由投資者據實申請,也不是完全由貸款銀行據實掌握,而是由政府部門決定。這樣一來,出現了決策者、投資者、貸款者的責任多元體,誰都對政府投資負有責任,但又沒有明確落實,加之法制不健全、產權不明晰,借貸雙方的經濟權益難以維護,經濟責任無法追究,出現了大量決策失誤、貸款不能按期償還、呆賬壞賬嚴重的現象,基本建設領域經濟效益低下,企業自我積累能力差等問題。
2.實行基本建設基金制,成立專業投資公司
實行基本建設基金制,成立專業投資公司,投資方式走出了政企分開的第一步,開始嘗試用經濟辦法對投資進行管理。為了保證國家重要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改變計委下計劃、財政撥資金、政府投資實質上沒有風險責任約束、發生失誤難以追究責任的狀況,從1988年起建立了基本建設基金制,並在中央一級成立了能源、交通、原材料、機電與輕紡、農業、林業六個國家專業投資公司,負責管理和經營中央投資項目,用經濟辦法對政府投資進行管理。基本建設基金分為經營性的和非經營性的。對於經營性的投資,由國家計委切塊給專業投資公司,用於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等重點建設。經營性基本建設基金分為軟貸款和硬貸款。軟貸款用於還款能力較低的、非經營性的投資,主要用於中央各部門的文化、教育、衛生、科研等建設和大江大河的治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根據本地區具體的情況,相應建立基本建設基金。六大專業投資公司在性質上是從事固定資產投資開發的企業,具有控股公司的職能,擔負起對中央投資保值增值的責任,同時又具有政策性投資的職能。但是,國家專業投資公司也存在著政企不分、關系不順的弊端,國家投資實行企業化管理的初衷並沒有實現。六家專業投資公司與主管部門的關系不順,項目的立項審批權在國家計委和主管部門,但投資主要由國家專業投資公司安排,對這類建設項目幾家都想管,但實際上誰又都管不了。這就造成主管部門和專業投資公司都要管理建設項目,多頭管理又無人管理的局面。過去建設項目只對行業主管部門負責,體粗改革後反而又多了一個婆婆,企業又多了一個緊箍咒。
3.貸改投
為了改變撥改貸的弊端,1996年政府投資實行貸改投。凡是國家投資的項目,包括基礎設施項目,國家將撥付給企業和建設單位的投資資金作為資本金,本著所有者和經營者分離的原則,由企業自主經營。對於新投資項目,如果國家投資的資本金不足,企業和建設單位可以向銀行申請貸款,也可以向社會舉債,還可以實行股份經營。貸改投並不意味著簡單恢復過去的撥款制度,過去的撥款投資由於體制不完善,用款單位實際上未能真正承擔經濟責任,現在把國家資本金改為向企業和建設單位投資,用款單位要按資金利潤率和佔用的資金向所有者交納收益,這種做法有利於增強項目建設單位的財務自我約束,也有利於提高政府投資的效益。
4.成立政策性銀行,完善政府投融資體系
長期以來,基礎產業的項目投資主要依賴政策性貸款、專業銀行專項貸款、地方「拼盤投資」及各種政府投資債券。由於地方政府「諸侯經濟」的擴大、社會「亂集資」的沖擊、銀行「違章拆借」的泛濫以及上交中央稅收的嚴重流失,使得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的重點建設資金來源很不穩定。為了徹底改變這種運作方式雜亂、政出多門、各行其是的局面,1994年國家對政府投資方式又進行了重大改革,撤銷原來的國家六大投資公司,剝離專業銀行的政策性業務,將政策性業務劃歸到新成立的國家開發銀行,同時又成立了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進出口銀行。這三家政策性銀行主要貸款對象是國家的基礎設施、基礎工業和支柱產業,它們充當政府投資的代理人,把計劃、財政、銀行的政策性投融資業務捏合起來,形成較有效的政府投資運作方式。這是以保本微利為基本前提、進一步規范政策性投資的有償使用方式,對保證基礎產業的政策性投資來源的長期穩定創造了條件。
在政府投資方式上,周轉金制度和基本建設撥改貸、貸改投的探索,政策性銀行的建立以及稍後成立的國有資產管理基金(專門用來處理國有資產的不良債務),都是使我國政府投融資體系逐步走上規范化軌道的探索過程,盡管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取得的成效還是有目共睹的。
5.財政貼息制度——探索以財政資金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基礎產業建設
企業向基礎產業項目投資,若得不到平均利潤,就會扼制其投資的積極性,政府以財政貼息的方式予以彌補,則提高了企業對基礎產業投資的積極性。為了發揮政府投資的引導作用,國家財政從1986年起,實行基本建設政策性貸款項目財政貼息政策。19861994年,國家財政用於貼息的資金達70.8億元,支持了農業、能源、交通通訊、原材料等十幾個行業的300多個項目。
6.繼續探索吸引、利用外資的BOT投資方式
20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對基礎產業的投資,基本上是政府主管部門直接確定建設項目、直接投資,而且政府還直接參與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的運營,負擔了沉重的價格補貼,強行的低價使得運營收益無法償還國內外各種債務,嚴重削弱了政府進一步對基礎產業投資的能力。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從90年代初開始,我國從國外引入了BOT這種新的吸引國外資本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方式。這一做法的意義已超出了吸引外資的范圍,更重要的是,它是政府投資方式轉變的重要嘗試。政府只需確定、審批和驗收建設項目,通過招標確定項目建設經營者,投入少量資金甚至無需投入資金,而在最終還可獲得建設項目的所有權,這有利於政企分開,也有利於加快我國基礎產業特別是基礎設施的建設。
綜觀這一時期,政府投資方式開始由單一走向多樣化、由集中走向分散投資,出現了無償投資與有償投資並用,直接投資、參與投資和間接投資並舉,中央投資與地方投資並重的靈活有效的投資方式。投資方式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政府投融資渠道,有意識引導和帶動了社會資金投入到經濟建設中來,改變了過去的將投資決策權、資金籌集權、項目選擇權、項目投資的管理權集於中央政府機關的老做法,嘗試著將資金籌集、項目選擇權,項目投資實施權和監督權逐漸向政府的代理人和社會中介機構過渡。但政府投資職能的轉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由於政府投資還沒有建立靈活有效的退出機制,政府的職能還沒有理順,積淀的國有資本(部分競爭性資本)如何處理也沒有明確的答案,投資方式改革仍有待深化。

5. 濮陽深化改革應突出哪些重點領域

一、擴大需求,著力穩定經濟增長。

(一)是科學謀劃包裝項目。

(二)是積極申報中央投資項目。

(三)是強力推進重點項目建設。

(四)是強化資金保障。

二、擴量提質,推進工業升級再造。

(一)是做大做優傳統優勢產業。

(二)是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三)是強化產業載體支撐能力。

(四)是優化產業空間布局。

(五)是增強創新驅動能力。

(六)是支持企業戰略重組。

三、聯動發展,培育壯大第三產業。

(一)是強化服務業「兩區」承載能力。

(二)是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三)是做大做強生活性服務業。

(四)是加快培育服務業新業態。

四、轉變方式,大力發展現代農業。

(一)是穩定糧食產量。

(二)是發展現代農業。

(三)是完善水利保障能力。

(四)是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五)是加快農業服務體系建設。

五、城鄉統籌,推進新型城鎮化。

(一)是做大做強中心城市。

(二)是抓好縣城和小城鎮建設。

(三)抓好新農村建設。

(四)是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六、提升品質,加快建設生態城市。

(一)是建設生態水系。

(二)是建設生態綠系。

(三)是打造生態文化。

(四)是構建產業生態。

七、強化基礎,提升區域競爭實力。

(一)是加快建設現代綜合交通體系。

(二)是加快建設能源資源保障體系。

八、改革開放,激發趕超發展動力活力。

(一)是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二)是加快推進價格改革。

(三)是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

(四)是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五)是加快推進其它重要改革事項。一是加強戰略合作。二是抓好開放招商。

九、注重統籌,切實保障改善民生。

(一)是實施好重點民生工程。

(二)是加強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

(三)是推動社會事業發展。

十、先行先試,推進濮范台試驗區建設。

(一)是引導試驗區加快建設。

(二)是加大建設項目資金整合力度。

(三)是重點抓好灘區居民遷建。

(四)是加大灘區扶貧開發力度。

十一、強化監管,保持市場價格穩定。

6. 電力工業市場化改革的目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電力工業發展很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20世紀末,裝機容量超過3億kW,年發電量達到13685億kWh,從而使電力供應得到緩和,擺脫了持續多年的嚴重缺電狀況,基本滿足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長期以來,我國電力工業在統一控制、壟斷下經營,效率低,服務水平差,質量不高,而且形成省、市、地、縣各自為政,為本地區、本部門謀利,電價不斷提高,國家財政和用戶負擔加重,影響國民經濟競爭力等弊端。原因是項目國家批,電價國家定,而且所定電價是還本付息保利潤,所以只要建電廠就能賺錢,形成各行各業都想通過建電廠取得旱澇保收的收益來養活本單位的職工。更有甚者,為了保護省、市、地、縣等部門的利益,可以不接受國家提供的電力,而是保護部門的利益,讓高能耗的小火電、小油電機組充分發電來賺錢。這樣的政策和體制在電力緊缺的情況下,起過積極的作用,但在新的形勢下,特別是在我國加入WTO後,這樣的局面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變化,我國電力工業需要參與世界經濟全球化,逐步融入國際一體化的大循環中。為了適應這一新的形勢,我國電力體制需要進行深化改革。

經初步了解,世界上一些國家的電力工業市場化改革的目的是減輕國家的財政負擔,提高電力工業整體效率和服務質量,降低電價,提高國民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有些國家電力體制改革的途徑是通過電力國有資本實行私有化,出售給股民或外國公司等;打破獨家壟斷經營,培育市場競爭主體和競爭性電力市場;改變原來長期存在的發輸配垂直一體化管理模式,在發電和售電環節引入競爭,輸電和配電環節仍實行壟斷經營方式。按法定要求,輸電、配電經營者向所有發電商和購電者完全平等地開放,提供服務,收取相應的服務費用和過網費用。這樣,政府只對輸電價格和配電價格進行管制,而對發電價格通過市場競爭形式確定;而售電價是由發電價加上輸電和配電的合理費用(政府規定)確定的。政府對電力管制放鬆,但對市場監管加強,成立電力市場監管機構,履行對電力市場的監督職責。為了使電力體制改革有序進行,這些改革的工作都要經過論證,按照先立法再改革的基本程序進行。應該指出,電力工業的體制改革,不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都還處於改革的進行之中,沒有成功的經驗遵循。

1.1中國電力市場化改革與國情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電力工業市場化改革的目的是對國有利、對民有益,也是為了減輕國家和人民的負擔,提高電力工業的整體效率和電力服務質量,降低電價,提高國民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搞私有化,可以採用公有制的多種經濟的有效形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電力國有經濟通過股份形式吸引和組織更多的社會資本形成放大的自有資本功能,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由於我國生產水平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應盡快建立我國電力工業市場化的法律體系,以實現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使電力工業可持續發展,滿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對電力的需求。由於我國能源分布不均衡的狀況和長遠的考慮,需要實現能源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能源的合理利用效率和降低電力工業成本。電力工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又是國家的公益事業,也是各行各業的物質技術基礎,提高電力工業整體效率和管理水平,降低電價,提高電力服務質量,有利於提高我國整體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總之,電力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1、實現電力企業制度創新,不斷增強國有經濟對電力工業的控制力;2、實現電力可持續發展,不斷滿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對電力的需求;3、最大范圍內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提高能源綜合利用效率;4、通過競爭,提高電力工業整體效率和服務質量,降低電價,提高國民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1.2建立我國競爭性電力市場

我國競爭性電力市場具有二個本質特徵,一是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性質所決定的;二是市場的競爭性,這是市場的普遍性所決定的。競爭是指有效的競爭,是電力市場的各個主體按照共同的市場規則,無歧視地進行公開、公平、公正(即"三公")競爭,也就是有序和開放的競爭。而且這種競爭要達到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和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據國家的實際國情和國外經驗,首先開始在發電環節引入競爭,逐步建設我國競爭性電力市場。

首先積極推進"廠網分開,競價上網",成立幾個發電公司和兩個電網公司,建立和完善競爭性發電市場。

根據我國現有的國有獨資發電廠和國有資本控股的發電廠,組成幾個發電公司,該發電公司的發電廠不能集中在一個地區或一個電網。應明確規定在一個地區的電網內一個電力公司的電力裝機容量不得超過20,避免形成網內和地區性電力壟斷。而且在電網內也不存在需要特殊照顧的電廠,各電廠要保證安全供電和滿足電網調度的要求。

獨立電廠,仍保持獨立性,參與發電市場競爭。

電網由國家控制,成立國家電網公司,根據政府管製法規,無歧視地為電力市場提供有關服務,收取相應的過網費和其他服務費用。

1.3建立電力市場監管機構和電力市場交易中心,制定市場運作規則

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需要組建電力市場監管機構,該機構由政府、發電公司、電網公司、用電大戶和有關專家組成,實行中央政府主導,對全國電力市場進行監管。該機構負責制定市場運作規則及其實施監督、電力市場進入許可證審批、市場交易排序以及交易糾紛處理等。電力電量安排和市場主體間財務清算由電力交易中心負責,調度操作由電網經營企業的調度中心實施。

1.4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電力管制方式

為了加快投融資體制和電價體制改革,政府對電力工業的管制應側重在制定法規、產業政策和發展規劃。對電網應進行嚴格控制。 政府對電網的管制是對輸配電價格實行最高限價;電網可靠性標准;提供無歧視高質量服務。

第一步改革,實行發電環節引入競爭,建立和完善競爭性電力市場。

在完善競爭性發電市場的同時,適時開始第二步改革,即輸、配電和售電分離,成立售電公司,該公司是電量貿易公司,不擁有配電網路,一個城市或一個地區可以有幾個售電公司,用電大戶可以直接向發電公司購電,向電網公司交付過網費和有關服務費用。也可以直接進入電力交易市場購買電力,還可以選擇售電公司為其供電。

7. 建國以來我過經濟體制的發展轉變的幾個階段和各個階段的特點

一、50年代初期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初步建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黨和政府就著手於對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和變革,要創建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經濟體制。經過三年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7年,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和形成。
新中國的經濟體制是在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化中形成的,大體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沒收官僚資本,完成土地改革,統一財政經濟。沒收官僚資本,使國家掌握經濟命脈,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完成土地改革,變地主所有制為農民所有制,恢復和發展了農業生產。統一財政經濟,包括控制主要商品,加強市場、物價和金融的管理,以及進一步統一財政收支、統一物資調度、統一貨幣發行,到1952年實現了財經狀況的根本好轉。這為形成新的經濟體制、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奠定了一個基本條件。
第二步,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大改革在1956年基本完成,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這是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
第三步,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建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對重點建設實行統一管理。後來,對糧食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工業、物資、交通運輸等部門的國營企業和部分公私合營企業主要實行直接計劃和實物調撥,並對財政、信貸和勞動工資等也實行統收統支、統存統放和統分統配。於是,形成了以計劃體制為中心的、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
對於這種體制的形成,《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建國初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面臨著實現全國財政經濟統一、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開展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繁重任務,逐步建立起全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那個時候,在許多方面還沒有統得很死,而且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和步驟上堅持了從中國實際出發,有很大的創造。

二、1958-1966年初步探索經濟體制改革

「大躍進」時期,「左」的思想佔了上風,經濟決策出現了一系列的重大錯誤,服從於實現「大躍進」的目標,經濟體制也有很多突然變化。
第一,在所有制上,急於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級」、「過渡」,企圖盡快實現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和國家經營。農村掀起人民公社化的運動,把小社並成大社,基本上取消自留地,實行政社合一。城市改造「殘存的私有制」,基本上取消個體經濟和個體經營,限制集體經濟和集體經營,有的轉為或並入國營企業,並使經營方式、購銷形式和分配力、法歸干一律。這都脫離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導致了「共產風」、「浮誇風」和瞎指揮。
第二,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繫上,不加分析地下放管理權,實際上是「大撒手」。針對過去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下放管理權有必要,但當時不加分析,一放就過了頭。
第三,在國家和企業的關繫上,擴大企業許可權也是必要的,但在整個經濟混亂的情況下,這無助於增強企業活力。當時規定減少指令性指標,實行全額利潤分成制度,企業有權調整機構和配置人員,自行處理固定資產。由於缺乏正確的領導,層層抬高指標,企業失去正常管理,經濟效益大大下降。
第四,在分配製度上,無論農村還是城市,都搞「一平二調」,使平均主義進一步發展,極大地挫傷了農民、職工的積極性,在表面上轟轟烈烈的掩蓋下,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
針對「大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嚴重困難,中央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八字方針的中心是調整。這個方針,到1962年召開「七千人大會」時得到了全面貫徹。貫徹這個方針,在縮小投資規模、放慢發展速度、恢復工農業生產並抑制通貨膨脹、保證人民最低生活標準的同時,在經濟體制上也有相應的對策。
首先,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管理,搞好綜合平衡。為了克服無政府主義和分散主義,經濟管理上加強集中統一。
其次,開始注意運用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為了糾正否定價值規律的錯誤,注意了運用經濟杠桿來調節經濟運行。
再次,制定各種管理條例,加強經濟監督。為了制止幾年中造成的各經濟領域的混亂現象,除制定了《農業六十條》外,還先後制定了《工業七十條》、《商業四十條》、《手工業三十五條》和《高等教育六十條》、《科學研究四十條》以及計劃、財政等各項工作條例。
在調整過程中,還對體制改革進行了若幹探索。例如:試辦托拉斯,用經濟組織管理經濟,在工業、交通部門按照專業化協調的原則辦了一些全國性的、地區性的和地方性的公司;改革企業管理體制,按照《工業七十條》,要求國家對企業實行「五定」、企業對國家實行「五保」,並建立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等等;改進物資管理,要求對生產資料參照商業部門的做法,合理安排流轉環節,按照經濟區設供應網點;試行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即固定工與合同工、臨時工、亦工亦農並存,全日制學校與半工半讀、半農半讀並存;適當擴大地方管理許可權,在繼續加強集中統一的前提下,逐步把一些該由地方管理的事情下放給地方管理,包括計劃留有機動和提高財政預備費的比例、給予調劑物資分配的許可權等。調整時期的體制演變,針對以調整為主的任務,強調集中統一,取得了很大成績,克服了困難,經濟很快恢復,效益逐步提高,出現了以前少有的好形勢。

三、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已基本「瓦解」,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已大大加強,新體制的基本構架已大體確立,對外開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其主要表現是:

第一,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和發展。

農村改革成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跨出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廢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農業生產指令性計劃,實行合同定購制;放開了絕大部分農產品的價格,國家對關系國計民生的糧、棉等主要衣產品實行保護價;鼓勵農村各種所有制經濟和非農業的發展,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發展迅速;推進了貿、工、農一體化和產、供、銷「一條龍」建設,農業產業化方興未艾,因地制宜、適度規模和集約化經營也有一定發展,小城鎮迅速崛起。可以說,經過改革,農村作為傳統經濟中自然經濟色彩最濃、經濟發展水平最薄弱的環節,其運行機制基本上已率先進入了市場經濟的軌道。農村新經濟體制的實行和政策的不斷開放,使全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普遍高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創造了人間奇跡,對其他方面改革開放起到了極大的示範和帶動效應。

第二,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的基礎地位得到確定並發揮了巨大作用。

過去指令性計劃無處不在、無所不包,覆蓋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經過改革,已全部取消了農產品生產的指令性計劃,國家只對9種主要農產品生產實行指導性計劃管理。
在工業總產值中,由國家計劃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為目前的4.6%;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的工業品只有12種,而且只限於其中的部分產量,僅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1%,與改革前相比減少了90%。95%以上工業消費品的生產及其價格由生產者根據市場供求狀況自主決定。在商品零售總額中,國家管理的價格占商品總價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為7.2%左右。全國統一的商品市場已基本形成。要素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發展已具規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證券品種總數已達999個,上市公司達851家,市場總值達21420億元,開戶投資者達3989萬戶。

第三,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企業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發展。

盡管目前不少國有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步履艱難,但與改革前相比,其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抓大放小」戰略和「三改一加強」的舉措得到有效實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正在積極進行。公司制、兼並、聯合、租賃、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產、出售等改組、改制的具體形式靈活多樣。國有資本正從一些低效領域和不宜進入的領域向基礎性、戰略性、關鍵性產業領域轉移,從而大大提高了國有經濟的素質和質量。這不僅有利於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而且有利於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不少國有企業正在從工廠制向公司制轉變;產品經營正在向資本經營轉變;單一投資主體正在向多元化投資主體轉變;分散化、小型化的企業開始轉向聯合化、集團化。但是,國有企業冗員、債務和社會負擔等歷史遺留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其競爭條件和競爭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國有經濟與市場結合、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的改革正處在關鍵時刻。

第四,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新體制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增添了新內容。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成分基本上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提出了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和共同發展的方針,積極探索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鼓勵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使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徹底打破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一的公有制格局。國有經濟的結構有很大的調整,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大大增強。例如:1978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為4488.2億元,固定資產凈值為3201.4億元;1997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和凈值分別達到54620.8億元和38878.5億元,比1978年分別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經濟佔主體、國有經濟佔主導的地位基本實現。國有、集體、個體、私營、外商等不同經濟成分在市場競爭中共同發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這種格局,不僅適應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要求,有利於經濟發展,而且有利於形成多家競爭、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市場機制。

第五,運用經濟法律手段調控經濟的機制和手段正日趨成熟和完善。

我國在改革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手段時,並沒有對市場放任自流,而是穩步加強宏觀調控體系建設。首先,財政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1980年財政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體制,到1994年建立中央與地方分事基礎上的分稅制,基本上確立了適應市場要求的新的財稅體制框架,並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其次,金融體制改革走出了決定性步伐。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和監控體系初步建立,調控方式有較大改進。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相分離、地方股份制合作銀行和外資銀行等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制度。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監管的金融市場體系得到了穩步發展。此外,投融資體制改革取得了實質性發展,開辟了多種融資渠道,重視了產業政策、地區政策對社會投資的引導。總之,新的宏觀調控體系的框架已大體確立,國家越來越多地利用經濟手段來調節社會的經濟活動。
由於有效的宏觀調控體系的形成,在保持較快發展速度的同時,經濟穩定性不斷增強。1978-1997年,經濟增長率的級差,即年度最高增長率與最低增長率之間相差11.4個百分點;而改革開放前的26年,經濟增長率的極差高達48.6個百分點。特別是目前國民經濟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標志著我國成功地擺脫了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大起大落和通貨膨脹的困擾,開始走上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軌道。

第六,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製度及社會保障體系正在建立和實施。

過去,我們實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義的分配管理體制,嚴重壓抑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改革是從取消平均主義「大鍋飯」開始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決貫徹執行鄧小平提出的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政策,允許生產要素參加分配,把個人的有效貢獻與經濟利益掛起鉤來,有效地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己基本被多勞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單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格局所取代。為了解決收入差距過分懸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逐步理順初次分配關系的同時,注重建立以稅收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體系。傳統的福利住房分配製度正在從實物分配向貨幣化分配轉變,停止了福利性分房,建立了住房公積金制度和經濟適用住房供應體系。

第七,市場經濟法規和新的經濟秩序逐步形成。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是發展,法制建設越需要全面加強。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人大十分重視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據統計,1979-1997年底,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共審議通過328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發布和批准發布了791件行政法規、多項地方性法規,國務院有關部門、地區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約有17000件,在規范市場經濟主體行為、維護市場秩序、加強宏觀調控、增強法制意識、擴大對外開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國際化需要,加強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我國先後簽署了一系列國際公約,這也為我國早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提供了法律基礎。

第八,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國經濟正走向世界經濟的大舞台。

在改革開放前期,建立了4個經濟特區,開放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以後又建立了海南特區和浦東開發新區,建立了一系列沿邊開放口岸、內地開放城市和開發區,基本形成多層次、多形式、多領域、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適應國際慣例的對外經濟運行機制已初步建立。外貿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從1994年底始,國家取消了外匯收支計劃,進出口總額由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億美元,增長近15倍。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積極支持有條件的國內企業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直接融資,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國家大中型企業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籌措資金95.6億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利用外資取得突破性進展。改革開放以來累計實際利用外資3700多億美元,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近2300億美元;已累計批准外商投資項目30多萬個,從業人員達1750萬人。1993年以來,我國已連續5年成為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境外投資也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設立的企業共有5000多家,遍及世界139個國家和地區。在充分利用外資的同時,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債風險。

總之,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行政指令性、計劃縱向分配資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競爭、市場橫向配置資源的方式轉變;實現了由憑票供應、商品匱乏的賣方市場向品種繁多、產品豐富的買方市場轉變;實現了由封閉半封閉的經濟向多層次、全方位開放的經濟轉變;經濟運行由以「短缺」為基本特徵的供給約束型向以市場需求約束為主並與資源約束相結合的類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國民經濟由大起大落轉向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改革開放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使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如果方便最好找一下高中歷史教材(裡面有挺簡練的闡述)

8. 新工業革命將帶來哪些變化它對中國製造業帶來哪些挑戰和機遇

最近幾年,經常可以看到新聞報道上我國的高鐵,汽車,大飛機,手機等等產品有多麼大的進步。事實上,其中的很多關鍵零部件都是外包的。外包是一種速成方式,但中國企業的外包跟外企的外包有著本質區別。外企是把自己不屑於乾的流程外包給中國企業,而中國企業則是將自己不會乾的流程外包給外企。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國家30年前就享受過中國當今高速的發展速度,但由於沒有及時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產業升級,至今還在充當發達國家製造基地的角色。

新的工業技術革命,會拉大我國和先進製造業國家的差距。
機遇也有很多。發達國家向更高端升級,留下的不屑於做的產業就是我們的市場。
挑戰嘛,太多了。現在的年輕人,熱衷於互聯網和金融行業,製造業少有人問津,吸引不到優秀的人才,製造業升級沒有人力資源基礎,向高端製造業發展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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