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各類金融資產的比重

❶ 2005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佔gdp的比重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金融資產存量核算資料測算，截至2005年底，我國居民金融資產余額首次突破20萬億元大關，達到206564億元

05年GDP為183217億元

比重自己算吧

❷ 中國居民資產戶均能達到多少在世界上處於什麼水平

中國居民均資產已經達到了134.4萬元；中國居民財富規模僅次於美國 。

❸ 央行這份報告火了：4成家庭擁有兩套及以上房產 你被平均了嗎

第一，城鎮居民家庭戶均總資產317.9萬元，資產分布分化明顯;家庭資產以實物資產為主，住房佔比近七成，住房擁有率達到96.0%;金融資產佔比較低，僅為20.4%，居民家庭更偏好無風險金融資產。
第二，城鎮居民家庭負債參與率高，為56.5%，負債集中化現象明顯，負債最高20%家庭承擔總樣本家庭債務的61.4%;家庭負債結構相對單一，負債來源以銀行貸款為主，房貸是家庭負債的主要構成，占家庭總負債的75.9%。
第三，城鎮居民家庭凈資產均值為289.0萬元，分化程度高於資產的分化程度。與美國相比，我國城鎮居民家庭財富分布相對均衡(美國凈資產最高1%家庭的凈資產佔全部家庭凈資產的比重為38.6%，我國為17.1%)。
第四，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率為9.1%，總體穩健，少數家庭資不抵債;居民家庭債務收入比為1.02，略高於美國居民水平(0.93);償債能力總體較強，償債收入比為18.4%，居民家庭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第五，需關注兩方面問題。一是居民家庭金融資產負債率較高，存在一定流動性風險。二是部分家庭債務風險相對較高，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部分低資產家庭資不抵債，違約風險高;中青年群體負債壓力大，債務風險較高;老年群體投資銀行理財、資管、信託等金融產品較多，風險較大;剛需型房貸家庭的債務風險突出。
資產分化明顯，財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數家庭
調查數據顯示，城鎮居民家庭總資產均值為317.9萬元，中位數為163.0萬元。均值與中位數之間相差154.9萬元，表明居民家庭資產分布不均。居民家庭資產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是居民家庭資產的集中度較高，財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數家庭。將家庭總資產由低到高分為六組，最低20%家庭所擁有的資產僅佔全部樣本家庭資產的2.6%，其中最高10%家庭的總資產佔比為47.5%。
二是區域間的家庭資產分布差異顯著，經濟發達地區的居民家庭資產水平高。分經濟區域看，東部地區明顯高於其他地區。東部地區居民家庭戶均總資產為461.0萬元，東北地區居民家庭戶均總資產最低，僅占東部地區居民家庭的三分之一左右。
分省份看，家庭資產最高的三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為北京、上海和江蘇，最低的三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為新疆、吉林和甘肅。其中，北京居民家庭戶均總資產約為新疆居民家庭的7倍。
三是戶主的年齡、學歷水平及職業均影響家庭資產分布。戶主年齡為56～64歲的家庭戶均總資產最高，戶主的學歷水平越高，家庭戶均總資產越多。戶主為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家庭戶均總資產明顯高於均值。
從資產形態看，住房是家庭實物資產的重要構成，居民家庭住房擁有率相對均衡。居民住房資產占家庭總資產的比重為59.1%。和美國相比，我國居民家庭住房資產比重偏高，高於美國居民家庭28.5個百分點。
居民的住房擁有情況相對均衡。我國城鎮居民家庭的住房擁有率為96.0%，有一套住房的家庭佔比為58.4%，有兩套住房的佔比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佔比為10.5%，戶均擁有住房1.5套。
相比於住房等實物資產，我國居民家庭所擁有的金融資產分化明顯，更偏好無風險金融資產，戶均金融資產64.9萬元，占家庭總資產的20.4%。金融資產最高10%家庭所擁有的金融資產占所有樣本家庭的58.3%，而實物資產最高10%家庭擁有的資產佔比為47.1%。可見，金融資產的不均衡程度更顯著。
此外，高資產、高學歷家庭參與風險金融市場的意願更強，金融資產表現形式更加多元化。隨著戶主學歷水平的提高，家庭持有活期與定期存款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持有銀行理財產品、互聯網金融及股票、基金等金融資產的比例有所上升。這主要是因為高學歷群體通常更了解相關的金融知識和信息，加之其往往擁有較高的收入和資產，因而在滿足了預防性需求後更願意投資高風險、高收益的金融產品。
居民家庭負債集中於中青年和高學歷家庭
目前我國城鎮居民家庭運用杠桿現象較為普遍。受調查家庭中，有負債的家庭佔比為56.5%。但負債結構相對單一，房貸是主要構成部分，戶均家庭總負債為51.2萬元。
有意思的是，富裕家庭的負債參與率更高，且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低資產家庭對民間借貸的依賴度相對較高。按家庭總資產排序，資產最高20%家庭的負債參與率最高，為63.3%，且負債中97.1%為銀行貸款。資產最低20%家庭的負債來源中，89.4%來源於銀行貸款，遠低於其他家庭;9.0%來自於民間借貸，遠高於其他家庭。這主要是因為低資產家庭往往收入較低，或者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從銀行渠道獲得貸款相對困難，因而對民間借貸的依賴度相對較高。
從學歷和年齡看，居民家庭負債集中於中青年和高學歷家庭。戶主年齡為26～35歲的家庭負債參與率最高，家庭負債參與率與戶主的學歷成正比，戶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負債參與率越高。
報告稱，我國居民家庭償債能力總體較強，但低收入家庭、實體經營家庭和工薪階層償債壓力相對較大。其中，調查樣本中，沒有經營性債務家庭的償債收入比為16.1%，有經營性債務家庭的償債收入比為30.1%，高於前者14個百分點。
分職業看，戶主為企業一般員工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家庭月償債收入比相對高，分別為22.5%和19.9%，均高於平均償債收入比。
三類群體金融風險值得關注
將居民家庭的資產扣除負債，得到的凈資產更能真實地反映居民家庭的財富水平。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居民家庭凈資產均值為289.0萬元，家庭凈資產中位數為141.0萬元。
不過，居民家庭凈資產分化程度高於家庭總資產。凈資產最低20%家庭的凈資產僅佔全部樣本家庭凈資產的2.3%，而最高20%家庭的凈資產佔64.5%。
與美國相比，中國居民家庭財富的分布相對均衡。美國全國最高1%的家庭所擁有的凈資產佔全部樣本家庭凈資產的38.6%，略高於隨後9%家庭的38.5%，而其餘90%的家庭僅佔22.8%，不到三分之一，說明美國居民家庭的財富向最富裕家庭集中的特徵明顯。
報告稱，我國居民家庭債務風險總體可控，居民資產負債率雖整體穩健，但是資產流動性較差，存在一定的流動性風險。部分低資產家庭資不抵債，違約風險高。特別是有三類群體的金融風險值得注意：
一是中青年群體負債壓力較大，債務風險相對較高。戶主年齡在26～35歲的居民家庭債務參與率、戶均債務規模、資產負債率、債務收入比都要高於其他家庭。中青年家庭由於面臨購房、成家生子、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支出壓力，負債現象更為普遍，債務負擔相對較重，償債壓力相對較大。
二是老年群體投資銀行理財、資管、信託等金融產品較多，風險較大。調查顯示，戶主年齡為65歲及以上居民家庭投資銀行理財、資管、信託產品的均值為23.9萬元，是總體平均水平的1.4倍，遠高於其他年齡段水平。
調研發現，盡管資管新規出台後理財產品不再保本，部分銀行代理銷售的第三方投資理財產品風險較高，但仍有不少居民認為在銀行購買理財產品本金不會損失，實際投資風險與居民投資安全性預期存在較大差距。65歲以上的老年群體處於收入來源減少的人生階段，將大量資金投資銀行理財、資管、信託等金融產品，增加了投資及養老的不確定因素。
三是剛需型房貸家庭的債務風險突出。受調查家庭中，43.4%的家庭有住房貸款。有房貸家庭的資產負債率、金融資產負債率和月償債收入比分別為16.5%、101.5%和29.0%，債務風險明顯高於平均水平。其中剛需型房貸家庭的債務風險尤其突出，這三項指標分別為24.2%、151.3%和33.0%，均為所有群體中的最高值。相比之下，投資型房貸家庭的債務風險要小得多，其三項指標僅略高於平均水平。

❹ 金融資產佔比怎麼算

佔比例計算：即為所求佔比例數值/總數值。
比例，表示兩個比相等的式子叫做比例，組成比例的四個數，叫做比例的項，兩端的兩項叫做比例的外項，中間的兩項叫做比例的內項。比例還是技術制圖中的一般規定術語，是指圖中圖形與其實物相應要素的線性尺寸之比。在數學中，比例是一個總體中各個部分的數量占總體數量的比重，用於反映總體的構成或者結構。
拓展資料：
分數計算方法：
1、當幾個乘積相加減，而這些乘積中又有相同的因數時，我們可以採用提取公因數的方法進行巧算。如果乘積中另外幾個因數相加減的結果正好湊成整十、整百、整千、整萬的數，或是是一些比較簡單的數，那麼計算就更為簡便。這種方法叫「提取公因數法」。
2、一組分數混合運算時，為了能夠「湊整」或湊成比較簡單的數，常常需要先把分數中分子或分母進行拆分，再來進行分組運算。這種巧算方法叫「拆分法」，也叫「分解分組法」。
3、在相同數字較多的分數式中，用字母表示式子中的一部分，使運算更加方便。這就是分數式中的代數法。
在金融投機的世界裡，虧損就如同一個看不見的幽靈，對每一個交易者如影隨形，對交易的兩個結果盈利和虧損而言，盈利的時候總是會讓人心情愉悅，但是如何妥善解決虧損的問題，往往決定了一個交易員的最終交易結果是賺錢的還是虧錢的。
一個很常見的現象是，當發生賬面虧損的時候很多交易員會選擇死扛著不止損，這單就某一次交易來說不一定是錯的，因為的確很多時候可以扛回來甚至由虧轉盈，但是就某個時間周期內總得交易結果來看，這確是造成普通交易者資金虧損的主要原因。
對人性的高估是交易中虧損的根源，金融投機市場最容易給人產生一種錯覺，過高的估計自己的心態控制能力，過高的估計自己的執行力，說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在空曠的高速公路上，有幾個人能一直堅持100邁的速度行駛?大多數人都會越開越快，很多時候往往都是不自覺的就越開越快，因為你的感覺是開的越來越慢，腳會不由自主的踩油門，這就是一種自我認同的錯覺。

❺ 任澤平宣布中國居民財富戶均134.4萬，這其中是否包括不動產

結構層面，金融資產佔比較低，實物資產占近七成。2021年中國實物資產占總財富比重高達69.3%，主要表現為房地產，全國住房市值達到476萬億元；金融資產佔比30.7%，金融資產中現金和存款佔比達53%，權益資產和公募基金佔比約19%。

❻ 中國城鎮居民家庭戶均總資產

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調查課題組於2019年10月中下旬在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對3萬余戶城鎮居民家庭開展了資產負債情況調查。從當前掌握的資料看，這是國內關於城鎮居民資產負債情況最為完整、詳實的調查之一。

調查顯示：
1、城鎮居民家庭戶均總資產317.9萬元，資產分布分化明顯；家庭資產以實物資產為主，住房佔比近七成，住房擁有率達到96.0%；金融資產佔比較低，僅為20.4%，居民家庭更偏好無風險金融資產；

2、城鎮居民家庭負債參與率高，為56.5%，負債集中化現象明顯，負債最高20%家庭承擔總樣本家庭債務的61.4%；家庭負債結構相對單一，負債來源以銀行貸款為主，房貸是家庭負債的主要構成，占家庭總負債的75.9%；

3、城鎮居民家庭凈資產均值為289.0萬元，分化程度高於資產的分化程度。與美國相比，我國城鎮居民家庭財富分布相對均衡（美國凈資產最高1%家庭的凈資產佔全部家庭凈資產的比重為38.6%，我國為17.1%）；

4、第四，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率為9.1%，總體穩健，少數家庭資不抵債；居民家庭債務收入比為1.02，略高於美國居民水平（0.93）；償債能力總體較強，償債收入比為18.4%，居民家庭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5、需關注兩方面問題。一是居民家庭金融資產負債率較高，存在一定流動性風險。二是部分家庭債務風險相對較高，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部分低資產家庭資不抵債，違約風險高；中青年群體負債壓力大，債務風險較高；老年群體投資銀行理財、資管、信託等金融產品較多，風險較大；剛需型房貸家庭的債務風險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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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中國居民戶均資產約134.4萬元，這一數據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中國居民的存款日益上漲，懂得未雨綢繆和理財，資產已經趕超發達國家，經濟形勢越來越好，老百姓已經開始實現財富自由。

❽ 《中國家庭財富調查報告2019》發布顯示房產佔比居高不下，是什麼原因

2018年我國家庭人均財產為208883元，比2017年的194332元增長了7.49%，增長速度高於人均GDP增速（6.1%）。

城鎮居民家庭房產凈值占家庭人均財富的71.35%，農村居民家庭房產凈值的佔比為52.28%。93.03%的居民家庭擁有1套住房。

我國居民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結構單一，依然集中於現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佔比接近九成。醫療、養老和子女教育等預防性需求是家庭儲蓄的重要因素。超過六成受訪者屬於風險厭惡型。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長，同時資本市場發展迅速，資產配置成為家庭投資決策的重要內容。作為發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現之一，收入和財產差距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中國家庭財富調查」涉及住戶成員信息、家庭收入支出和財產、家庭經濟狀況以及生活態度4個板塊，著重從城鄉差異、資產配置、投資者特徵和投資渠道等角度對居民家庭財富開展深入調查。

資產配置、財富差距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密切聯系。房產佔比偏高、金融資產結構單一、較高的預防性儲蓄等都與擴大內需背道而馳，導致國內需求增長乏力。單一的資產結構更加難以抵禦資產風險，不利於居民財產穩定增長。較大的財富差距對勞動供給、生產投資也有不利影響。鑒於此，需要出台切實可行的政策，切實改變資產配置不合理、財富差距加大的現狀，轉變居民的投資預期、縮小財富差距。

城鄉家庭財產差距較大

調查報告顯示，2018年我國家庭人均財產為208883元，比2017年的194332元增長了7.49%，增長速度高於人均GDP增速（6.1%）。城鄉家庭財產差距較大，2018年城鎮和農村家庭人均財產分別為292920元和87744元，城鎮家庭人均財產是農村的3.34倍，且城鎮家庭人均財產增長速度快於農村。

城鄉居民在財產構成方面存在一定差異。從我國居民家庭財產結構來看，房產佔七成，城鎮居民家庭房產凈值占家庭人均財富的71.35%，農村居民家庭房產凈值佔比為52.28%。人均財富增長的來源表明，房產凈值增長是全國家庭人均財富增長的重要因素，房產凈值增長額占家庭人均財富增長額的91%。因此，房產凈值較高的城鎮居民家庭將從房產凈值大幅增長過程中獲得更多的財富積累。

城鄉居民住房構成也具有明顯差異。農村居民家庭以自建住房為主，自建住房佔比達53.18%，購買新建商品房僅佔21.81%，購買二手房佔比為6.73%。城鎮居民家庭以購買新建商品房為主，佔比達36.26%，自建住房僅佔24.43%，自建住房佔比是農村居民家庭的一半，購買二手房比例為10.97%。在我國農村居民宅基地交易尚未完全放開的背景下，與自建住房相比，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具有更高的價值。同時，我國房產凈值增長也主要體現在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上。因此，城鄉居民房產凈值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鄉居民在住房構成上的差異。

金融投資結構持續單一

隨著資本市場發展，城鄉居民投資渠道大大豐富，但從實際投資份額來看，我國居民金融資產結構依然單一，農村居民尤為如此，這與我國宏觀分配格局中財產性收入佔比非常低的情形相一致。資本市場有待進一步完善，以推動城鄉居民金融資產的多樣性，進而提高城鄉居民的財產性收入。

調查報告顯示，居民家庭的金融資產分布依然集中於現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佔比高達88%，接近九成。在有數據可查的35個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僅有8個國家的存款和現金占家庭金融資產比例超過了50%，這一比重超過60%的國家只有3個國家；在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覆蓋范圍比較廣的北歐國家中，瑞典、丹麥、芬蘭和挪威的現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所佔家庭金融資產比重分別為19.34%、19.95%、31.14%和38.75%，均處於較低水平。單一的金融資產結構不利於居民家庭平衡資產風險，而且難以實現保值增值。

從風險態度自評和風險承受能力來看，持風險厭惡態度的居民佔多數。在居民家庭以風險厭惡為主、具有較強風險規避動機的情況下，不難理解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結構呈現單一化特徵。

本輪家庭財富調查中，被訪者對自身風險承受能力自我評分，0分表示風險承受能力最小，10分表示風險承受能力最大。統計結果表明，風險態度自評為0分的被訪者達到32.81%，是所有評分值中比重最高的，表明幾乎沒有風險承受能力的群體佔比最大；風險態度自評為6分及以上的被訪者僅佔6.78%；風險自評為3分及以下的風險厭惡者比重高達70.33%。

根據家庭所能承受投資本金損失程度來衡量家庭風險承受能力，同樣體現出多數家庭是風險厭惡型。5.57%的家庭能夠承受投資本金50%以上的虧損，8.66%的家庭能夠承受本金20%至50%的虧損，21.01%的家庭能夠承受本金10%以內的虧損，多達64.76%的家庭不能承受本金虧損，這說明超過六成家庭投資行為屬於極度風險厭惡型。同時，人均財富較高的城鎮居民多數也屬於風險厭惡型，不能承受本金虧損的城市家庭比例超過五成，達到了55.2%；農村家庭的這一比例更是高達83.88%。

較高的預防性需求，推高了儲蓄比例，降低了其他金融資產的投資份額。從調查結果來看，全國家庭儲蓄的主要原因依次是：「應付突發事件及醫療支出」佔48.19%，「為養老做准備」佔36.78%，「為子女教育做准備」佔23.97%，「其他原因」佔20.57%，「不願承擔投資風險」佔13.82%。城鄉家庭儲蓄的主要原因先後位次基本一致。為醫療、養老和子女教育預防性儲蓄成為儲蓄的主要動因，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有待完善，以降低居民對預防性儲蓄的需求。較高的預防性儲蓄導致金融資產結構單一化，同時也不利於擴大國內消費需求。

房產形成「擠出」效應

由於家庭用於投資的資金是有限的，一般而言，家庭投資具有一定的次序，在一項投資達到一定水平或者條件後，再開展下一項投資。我國房產的擁有率、增值幅度都使房產投資成為家庭投資資金的首選，從而減少了可用於金融資產投資的份額。

我國居民家庭具有較高的住房擁有率。從居民財富角度出發，家庭財富調查所關注的是被訪家庭是否擁有住房，而非是否在現居住地擁有住房。調查數據顯示，93.03%的居民家庭擁有1套住房，擁有兩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佔比為3.82%，沒有住房的家庭僅佔3.14%。全國家庭平均自有住房套數為1.02套，即每個家庭平均擁有1套住房。

房產凈值增速較快，助推了家庭房產投資熱情。從家庭財富結構來看，家庭財產結構變化不大，房產凈值佔比居高不下；不僅如此，家庭財產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房產凈值增長導致的。從報告可以看出，家庭人均財產增長中的91%來自房產凈值增長。此外，相對於全國人均家庭財產7.49%的增速而言，房產凈值增速接近10.3%，房產凈值占家庭總財產的比重進一步提高。

近年來，住房價格處於持續增長態勢，從調查數據來看，房產凈值也在不斷增長，這使得居民家庭形成了房價持續上漲的預期。盡管這種預期具有一定盲目性，但居民家庭的投資決策仍主要建立在過去經驗基礎上。與房地產市場相反，金融市場具有較強波動性，這影響了居民家庭的資產配置選擇，使其更傾向於房產投資。

金融投資存在群體差異

調查結果顯示，金融素養較低的家庭更可能面臨較高的投資風險，因而選擇遠離金融投資。高收入、高學歷群體通常具有較高金融素養，更為了解相關的金融知識、信息，加之其擁有較高收入和資產，可以在滿足房產和預防性需求基礎上投資金融資產，因而資產內容更加豐富，能夠更加游刃有餘地作出投資決策，並從中獲取收益。

隨著可支配收入提高，家庭擁有的人均房產凈值也逐漸上升。如果將居民按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為10個等分組，進而考察人均房產價值在不同收入等分組的差異，可以發現，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等分組居民的家庭人均房產凈值僅為41406.346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等分組居民的家庭人均房產凈值則達到441735.8元，是最低等分組的10.66倍。人均房產原值和人均房產現值也基本呈現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而增加的趨勢，房產債務余額和負債率也隨著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近年來，人們對未來房價形成了上漲預期，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配置在房產上的資產都在增加。由於高收入家庭對房產購買能力和融資能力更強，因而房產負債率和杠桿率也較高。

隨著收入水平和學歷提高，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的規模和結構呈現不同特徵。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家庭人均現金、活期與定期存款有所增長，且增幅越來越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等分組家庭的人均現金、活期與定期存款分別是最低等分組家庭的4.64倍、3.86倍。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活期與定期存款投資份額持續下降，而在儲蓄型保險、國債、股票、基金、期貨、借出款、其他金融資產、外幣金融資產余額方面投資比重逐漸提高；隨著學歷水平提高，家庭持有活期與定期存款的比重也呈現持續下降趨勢。

互聯網金融「城鄉有別」

互聯網金融是「互聯網+」模式的典型代表，能夠減少交易成本，從而刺激用戶的金融需求，這對傳統金融造成了巨大沖擊。

調查報告顯示，互聯網金融最主要功能是消費支付。無論在全國范圍還是分城鄉統計，使用過互聯網消費支付功能的消費者遠超通過互聯網投融資的人群；其中，使用過互聯網金融投資功能的群體又明顯多於通過互聯網融資的群體。在消費支付中，互聯網金融平台的使用隨著家庭財富增長逐漸增加，使用互聯網金融投資手段遠不如互聯網消費支付手段普遍。目前，普通群眾對互聯網金融投資安全性仍存在一定疑慮，互聯網金融投資功能有待進一步發掘。

相對而言，人們對互聯網融資平台的熟悉程度較低。隨著互聯網技術進一步發展，通過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等新技術應用，互聯網融資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問題，再加上快捷的還貸款手續以及靈活便利的還貸款期限，近年來互聯網融資功能得到了快速發展。但是，目前互聯網融資缺乏像支付寶、微信支付、余額寶等消費支付和金融投資領域的標志性產品，各種產品知名度還不夠高，使用率也相對較低。

此外，發達地區的互聯網金融工具使用率更高。在城鎮，超過70%的被訪者使用互聯網支付；在農村這一比例僅不到30%。數據顯示，東部地區使用互聯網支付手段的居民佔比接近全部城鎮居民，且使用3種及以上互聯網支付手段的群體佔比明顯高於其他，使用兩種互聯網支付手段的群體佔比也超過僅使用一種互聯網支付手段的群體。中西部地區使用互聯網支付的比例則與東部地區有較大差距，金融素養相對較高的城鎮居民從互聯網金融中獲得了更多便利。

來源：中國經濟網—《經濟日報》

❾ 中國居民戶均資產高達134.4萬，實物資產佔比有多少

2021年中國實物資產占總資產占總財富比重高達69.3%，房子佔了70%，金融資產佔了30%。中國居民財富規模僅次於美國。

❿ 中國金融保險資產佔比

一、中國金融資產結構概況
中國金融資產主要分為：流通中現金、金融機構存款、金融機構貸款、有價證券（債券、股票等）。表1列出了1978、1986、1991、1995年中國主要金融資產分布情況（見表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資產由單一的銀行資產向市場化、多元化方向發展。1981-1995年累計發行國債4794.39億元，國家投資債和投資公司債共313.98億元，金融機構債1182.97億元，企業債1738.3億元，股票（A股面值）119.56億元，大額存單1796.28億元（中國證監會，1995）。這些金融工具的出現為中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中國金融資產的大部分仍是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存貸款。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占金融資產總量的比例1978年為93％，1986年為87％，1991年為84％，1995年為83％。這一比例改革開放以來雖呈下降趨勢，但90年代以來下降緩慢，說明中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不盡人意。中國金融資產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94％上升到1995年的221％，反映了經濟體制改革中金融深化（貨幣化）的過程。80年代這一比重上升較快，進入90年代上升速度慢了下來。
中國的儲蓄主體在改革中也發生了變化，由以前的政府和國營企業變為現在的老百姓。據世界銀行專家估計，中國改革前政府積累占總積累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1978年國內儲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5.5％，其中居民儲蓄佔1.2％，政府儲蓄佔15.4％，企業儲蓄佔18.9％。也就是說，1978年社會總儲蓄的96.7％來自政府和國營企業。1978年末，中國居民儲蓄余額只有210.6億元，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5.9％，占當年社會存款總額的16.2％。
改革前，國家是儲蓄主體，也是投資主體，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主要來自財政撥款，銀行貸款主要作為流動資金。銀行的貸款也主要來自政府和國有企事業的存款。1978年，企事業存款和財政存款之和為1089.9億元，占銀行存款總額的83.8％。
1995年底中國金融機構存款余額為5.4萬億，其中近3萬億是居民儲蓄。儲蓄者和投資者分離了，最大的儲蓄者是老百姓，最大的投資者是國家。銀行和金融機構的中介作用變得非常重要了。國家通過對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控制，用老百姓的錢投資建設國有企業。因此，國營企業的真正所有者，可以說是在國家銀行里存款的老百姓。
宏觀的金融資產結構必然反映到企業的資產負債結構上來。銀行和金融機構貸款是中國企業資金來源的主渠道。企業很難通過發行債券、股票等直接融資方式來獲得資金。從1986年開始發行企業債，到1995年，共發行企業債1738.3億元。1995年末，股票市值（A股）約4500億，其中只有1/3上市流通的個人股。國家股大多是靠過去已有的投入和土地價值折算的，實際現金投入不多。法人股和個人股的發行可以使企業籌到現金，但能夠被批准發行股票的企業實在是太少了。這樣企業通過發行股票所能籌到的資金十分有限，大多數企業只能靠銀行貸款。
在主要金融資產之外，還有其他金融資產，比如民間借貸、民間集資和股份合作制中的股份等。這些金融資產，都有一定意義上的所有權、參與權和處理權，並以此獲得收益。但目前民間借貸、民間集資還有待進一步規范化。
中國金融資產結構可以概括為：儲蓄主體在改革開放中由政府變為老百姓；國家政府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例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5年的10.8％；1985年起，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渠道狹窄；其他不動產市場剛剛起步。這就使老百姓把絕大部分積蓄存在銀行里，銀行把大部分資金貸給國有企業，成為國有企業長期投資（固定資本）和流動資金的主要來源，造成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比率不斷升高。
二、中國的廣義貨幣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為什麼迅速增長？
中國金融資產的變化過程主要有兩條主線，一條是貨幣化過程，另一條是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這里我們主要分析貨幣化過程。貨幣化有兩種含義：一是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即國家用印鈔票的方法來彌補財政赤字。二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貨幣化，即在經濟發展中，特別是改革轉軌過程中，產生超常貨幣需求，從而使貨幣流通速度減慢。本文的貨幣化是指後一種意義上的。
1978到1995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9.7％，通貨膨脹率平均為7.5％，廣義貨幣（M2）平均每年遞增25％。廣義貨幣增長率在這樣長時期里遠遠超過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和，在各國經濟發展史中是少見的。據筆者保守估計，從1978到1992年，中央政府每年的鑄幣收入平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左右。謝平（1994）估計，1986－1993年，中央政府每年得到的貨幣發行收入平均為國民生產總值的5.4％。海外經濟學家常常不理解為什麼中國政府的實際綜合赤字那麼高（約佔GNP的8－9％），通貨膨脹率卻不很高。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貨幣化帶來的鑄幣收入。
表2給出了中國貨幣化過程的主要指標。中國的廣義貨幣（M2）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M2／GNP）在改革期間呈快速上升趨勢。從1978年的32％上升到1995年的105％，上升速度如此之快在發展中國家金融深化的案例中實屬罕見。在1994－1995年間，廣義貨幣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美國為59％，英國為104％，日本為114％，德國為70％，印度尼西亞為46％，韓國為44％，馬來西亞為89％，菲律賓為50％，新加坡為89％，泰國為79％（國際貨幣基金1996年報）。中國的這一比重遠遠超過周邊發展中國家，就是和英、美、日、德這些發達國家相比也是相當高的，僅次於日本。
中國廣義貨幣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金融資產結構的問題。在改革開放中，中國的儲蓄主體由國家變為老百姓，收入分配向居民傾斜。但是，老百姓金融資產投資的選擇不多，銀行儲蓄一直是主渠道。這主要是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滯後造成的。中國廣義貨幣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這樣高不是經濟主體的自然選擇，而是在現有體制和政策的制約下不得已形成的。表2中貨幣與廣義貨幣之比（M1/M2）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點。貨幣占廣義貨幣的比重從1978年的82％下降到1995年的39％。也就是說，不僅廣義貨幣增長快，而且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廣義貨幣中居民儲蓄的比重不斷升高，反映了居民所持金融資產大都壓到銀行存款上了。1995年現金凈投放600億，全社會流通現金量只比上年增長8.3％；M1增長16.8％；M2增長高達29.5％，比25％的控制目標高出4.5個百分點。
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滯後，還可從各國金融資產結構比較中看出。表3給出中國與周邊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金融資產結構的比較。1993年中國股票市值佔GDP的9％，債券市值佔GDP的11％。而周邊國家股票市值平均佔GDP的148％，債券市值平均佔GDP的30％。英、美、德、日四個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值平均佔GDP的75％，債券市值佔GDP的74％。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不僅落後於發達國家，也遠遠落後於周邊發展中國家。
三、中國金融資產結構畸形的後果
1．企業負債率高。據國有資產管理局的數字，1980年國有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僅為18.7％。1990到1993年分別為58.4％、60.5％、61.5％、71.7％。1994年對12.4萬戶國有企業清產核資時，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已上升為75.1％，若扣除實際的掛帳損失，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高達83.3％（吳曉靈，1995）。
2．金融運行風險高。首先，銀行信貸資金周轉速度減慢，國家銀行貸款年周轉速度由1993年的1.32次降到1995年的1.15次，即313天才周轉一次。第二，國有企業相互拖欠嚴重，國家銀行應收未收利息1995年高達2200多億元，比上年增加近1000億元。第三，國有銀行信貸資產質量逐步下降，1995年末，不良貸款佔全部貸款的22.3％，如果按國家銀行1995年底貸款余額為4萬億元算，大約有9000億元的不良貸款。第四，國有銀行經營困難。中、農、工、建四大行1992年上交利潤343億元，1994年降為166億元，1995年上半年竟出現除中國銀行外的全行業性虧損。
3．國有企業債務負擔重。1996年第一季度，全國國有工業企業在總體經濟平穩發展的同時，出現了凈虧損，虧損總額達34.1億元。虧損企業比重從1995年同期的40.8％，上升到44.9％，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中，這個比例由1995年的45.1％，上升到51.4％（石剛，1996）。1996年的第二、三季度情況略有好轉，但總體經濟效益仍不容樂觀。國營企業虧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債務負擔重，許多國營企業資本金不足，特別是1985年實行撥改貸以後，有些國營企業從固定資產投資到流動資金全靠銀行貸款。國營企業辛辛苦苦掙到的錢全都給銀行還本付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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