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大型公司投資結構偏好
摘要 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深度解析
『貳』 中國企業偏好於外部融資是基於可得性容易嗎
中國企業偏好外部融資是基於以下幾點：
1、外部融資，估值可以做高
2、外部融資可以逾期，因契約精神不夠
3、外部融資有大量資金，國內投資渠道單一受限，選擇少
4、國內融資投機行為更易操作，法律法規監管制度不完善
『叄』 融資偏好問題的論文舉哪個上市公司的例子比較好寫
單個的話最好是大公司，而且國外的最佳，比如微軟，因為國內的大型銀行和國有企業估計都比較保守，而小公司基本是逐大流型，融資偏好不明顯，大公司一般會有自己的融資決策，而且具有代表性的公司會更加有自己的個性，易於分析。
少量的話可以對比分析，例如舉例國外的代表性公司，國內的大型銀行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比較突出的小企業來對比研究，對比數據更有利於論文的整體論述。
較多量的話分析10-20家中小型企業，來將其分類：風險偏好較強，風險偏好一般，風險較為保守來整體進行分析與論述，這樣更容易對某一類型企業來形成建議。
建議分析第三種，這樣論文會有自己獨特的見解。
『肆』 為什麼中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權融資偏好
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深度解析
中國上市公司融資時普遍首選股權融資，而較少採用債務融資，表現為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例如，中國上市公司熱衷於首次公開發行、過度使用配股額度與價格等。股權融資偏好雖然是企業融資行為的一種，但卻是一種極端的融資行為，而且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已經對其健康成長乃至證券市場的發展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 中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著股權融資偏好，這似乎表明股票融資比債券融資更有利。但是從傳統的融資結構理論來講並非如此，企業發行債券的綜合成本應該更低，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上市公司如此偏好股權融資呢？這構成了中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之迷」。 制度因素 作為中國證券市場發展主要背景的漸進式經濟轉軌，其實質是一場復雜的制度變遷，而證券市場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本身就是這場制度變遷中的一部分。因此，基於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國目前的證券市場尚屬於一種籌資制度而非投資制度安排，中國證券市場上的一些反常行為則可以解釋為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制度建設尚不完善所致。上市公司理所當然利用一切制度許可的方法來合理合法地籌集資金，而置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於不顧。進一步從制度性因素的角度去分析中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的原因，我們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股權融資軟約束。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成本相當低，即使這個很低的成本也沒有硬約束。因為上市公司具有充裕的權益資金，在現有資本市場弱有效與投資理性不足的情況下，股權融資成本是一種軟約束而帶來的軟成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零成本。這些與政府關於股利的政策與規定的缺陷，以及會計制度的不嚴格有關。相比之下，債務融資成本是一種硬約束，而且債務融資中的長期負債成本比流動負債成本又高得多。 第二，股票發行制度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近年來，中國股票市場發行體制經歷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從原來的「額度控制，行政選擇」的審批制過渡到現在的核准制，股票市場的發行體制已逐步實現了市場化。但中國的核准制過多地強調人為因素，而非市場因素，而且中介機構的作用沒有得到實質性加強。這導致了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中的許多問題，如扭曲資源配置、誘發違規行為、增加交易成本等。由於制度慣性的存在，上市公司把配股、增發新股等當成管理層對其經營業績好的一種獎勵。因此，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的經營者不顧融資成本，不創企業價值，而只是為了獲取額度「製造出」好的、符合配股或增發新股的業績。 第三，對上市公司考核制度的不合理。這種不合理，使公司不注重優化融資結構。上市公司的管理目標應該是實現股東利益和企業價值最大化，但中國上市公司的管理及投資者衡量企業經營業績，依然習慣以企業的稅後利潤指標作為主要依據。企業的稅後利潤指標只考核了企業間接融資中的債務成本，未能考核股權融資成本，即使考核也很低，甚至為零。因此，上市公司總是厭惡債權融資而偏好股權融資。這種以利潤為中心的效益會計核算體系已經不能完全反映上市公司的管理及經營業績。 產業因素企業的產業特徵也是影響其融資偏好的重要因素，不同行業的上市公司所面臨的產品市場的競爭不同，而產品市場競爭通過影響上市公司收入來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與融資選擇。 產業因素對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影響 按照生產配置資源原則，資金理所當然地會流向那些經營能力高、業績成長性好的公司。但在增發新股的上市公司中，有一部分上市公司屬於相對成熟、成長性有限的公司，卻符合增發條件，在這種情況下，給予他們增發資格，顯然並不是資金的有效率配置。另外還有上市公司增發新股募集資金的使用問題。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在符合法律法規與信息披露的要求下，原則上，募集資金的使用屬於上市公司自主權的范圍，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的使用以及資產結構的調整要完全取決於股東的意願。但是，在中國證券市場不成熟的情況下，過於寬松的增發約束容易導致上市公司對廣大投資者的欺詐或其他違規行為，管得多了又違背市場經濟的准則，如上市公司由於激烈競爭導致行業的利潤率較低的情況下，即使有好的投資項目也不能融資是一種很大的效率損失。同時，過多地強調募集資金主營業務方向的使用比例，容易導致產業結構固化的結果等。因此，在轉型期的證券市場監管應該持有一個動態調整的政策以適應轉型期的產業組織變化。 中國的產業組織在激烈變化之中，表現出一種利潤率隨企業規模增加的現象。從融資的角度來看，大企業的融資條件更為便利，因而在激烈的競爭中占據了優勢，這表現為大企業可以有足夠資金進行研發、市場開發等。從這個意義上說，產業組織與融資結構之間的互動是影響融資行為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競爭激烈的行業，例如家電行業，一方面，由於競爭的加劇，利潤率越來越低，資金利潤率低於債務利率，如果採用債務融資，很容易陷入財務困境，而且收益不穩定，面對著包括需求不足、消費偏好轉換和同類產品競爭，以及產品快速更新換代的技術風險；另一方面，跨國公司的進入，使得技術進步加快，企業要保持競爭力，需要加大研發的投入，中國企業在研發方面投入嚴重不足，因此企業需要持續投資，開發新產品，升級產品及製造工藝，提高製造效率降低成本，爭奪市場份額。而且研發的投入數量大，風險大。在這樣的競爭環境中，這些行業的企業為了避免陷入財務困境，必然減少債務的融資量。 在競爭激烈、價格戰頻繁的行業，企業當前資本結構將影響後續產品市場競爭能力。高財務杠桿對企業後續投資能力與價格戰的財務承受能力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使得公司處於經營與戰略上的劣勢。僅經營效率高並不能保證企業生存，只有經營效率高兼備與財務資源充足，即財務杠桿低的企業才能長期生存。當前選擇股權融資有助於在盈利能力與現金流下降時，保持再投資能力；更進一步，如果競爭對手選擇股權融資，選擇債務融資可能會促使競爭對手發動價格戰、營銷戰來逼迫企業退出。而壟斷性行業，例如公用事業，產品不存在研究開發、更新換代和市場營銷問題，收益的風險主要來自需求不足，而不是競爭。產品或服務的價格比較穩定，利潤率較高而且穩定，債務融資一般不會導致財務困境。所以這些行業可以用債券融資來支持企業的發展。 產業分布與企業融資行為關系① 以1995-2003年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所有數據除了另有說明外，均來自中國股票市場研究(CSMAR)資料庫。在研究不同行業的融資結構是否存在差異時，選用的數據是2000-2003年的加權平均資產負債率，樣本行業中剔除公司數少於20家的行業。為了使計算結果不受異常值的影響，除了另有說明，我們把總資產負債率大於1的公司和被列為「ST」和「PT」公司，以及資料庫中資料不詳的公司剔除在樣本公司之外。 表1顯示，資產負債率較高的行業有房地產業、建築業、批發及零售貿易業，其平均資產負債率均在50%以上；而近幾年的數據在50%以上的行業有信息技術業；總資產負債率較低的行業有採掘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社會服務業以及傳播與文化產業，這些行業的年平均資產負債率都在40%以下，採掘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最低，這是由於前五個行業為固定資產需求很高、經營穩定的傳統行業，因而負債比率也較低。後兩個行業為投資需求較少的服務業，因而負債較低；其他行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介於兩者之間，即在40%-50%之間。可見，各個行業的負債水平都與其行業特徵相一致。各行業負債的相對水平也大都和Bradley等(1984)對美國的研究相一致，但其中公用事業在美國屬管制行業，負債率較高，而中國的水電煤氣生產供應業卻負債率很低，原因可能在於中國這些行業受管制較少而利潤較高，穩定的高利潤使公司負債較少。 不同行業總負債率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在進一步檢驗不同門類總負債率間的差異性時發現，除了農林牧漁業與社會服務業、社會服務業與綜合類、製造業與信息技術業、製造業與社會服務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水供應業與社會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業與社會服務業、信息技術業與綜合類、批發和零售貿易與綜合類、房地產業與綜合類之間的資產負債率之間不存在顯著性差異以外，其他部門之間的資產負債率均存在顯著性差異。綜上所述，在不同產業結構下、不同財務杠桿下，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差異性顯著。公司所屬行業是決定公司融資結構的一個重要因素，產業特徵因素或是行業因素能夠很好的解釋中國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行為。 股權結構因素 上市公司融資不僅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還受公司股權結構的影響。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呈現出以下幾方面特徵：股權結構相當復雜。上市公司的股份除了公開發行與交易的社會公眾股外，還有內資股與外資股，流通股及非流通股，國家股、法人股、內部職工股及轉配股，A股、B股、H股及N股等區分，且呈現同股不同價、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利等狀況。表2顯示，1995-2003年中國流通股占總股本的比重幾乎沒有發生變化，而且還略有下降。在總股本中還有近三分之二的股票不能上市流通，股權過分集中。 我們用上市公司前三大股東持股比率來衡量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情況。表3、表4顯示了1995-2003年間實施配股的上市公司、1998-2003年間實施增發新股的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狀況以及同期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總體狀況。結果表明：1995-2003年，配股公司前三大股東的持股比率普遍高於上市公司的整體水平，並且大部分配股公司的前三大股東持股比率要高於40%，有的年份的最高值甚至達到90%以上，這表明實施配股的公司的股權集中度相對較高，大股東擁有絕對的控制權。1998-2003年間實施增發新股的上市公司的前三大股東持股比率的平均值普遍要高於上市公司的總體水平，顯示出其股權的高度集中，大股東有絕對的控制權，增發流通股對公司的總體控制權影響不大。總之，配股和增發行為與公司的股權集中度也就是股權結構有一定的關聯性，公司的融資決策顯然基本上由大股東操縱。 中國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權結構影響到其融資行為。因為國有股、法人股、社會流通股與外資股各自有著不同的目標函數，故融資方式偏好也不盡相同，進而影響著上市公司的融資結構。國有股股東占控股地位的企業，在進行融資決策時會根據其自身的目標函數來進行。當與其他股東目標函數沖突時，其控股地位使它們常常會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由於國有股和法人股非流通性，其利益所在不是股票市場價格的上升，而是賬面價值，即每股凈資產，而社會流通股股東只能通過股票市場價格的上漲或股利來獲利。非流通股的轉讓以凈資產為基礎確定，作為第一大股東的政府機構，其目標多重化，行為方式沒有市場化，非流通股股東的財富最大化是以凈資產的大小來衡量的，而發行股票融資的高溢價必然導致凈資產的成倍增加，導致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而債務融資則有定期還本付息的「硬約束」，這將會對它們的經營帶來較大的壓力。因此，國有控股公司對債務融資呈現出較為厭惡的態度，再由於中國上市公司國有控股處於絕對地位，因此上市公司對股權融資的偏好也就不足為奇。 結論與政策建議 股權融資偏好是我國上市公司在其融資過程中受多種因素影響共同作用的非常復雜的綜合結果，影響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制度因素、產業因素及股權結構因素是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產生的最直接，抑或最重要的原因，它們交織在一起，共同驅動了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通過前文分析，我國上市公司存在的強烈股權融資偏好，對公司自身與資本市場產生了一定的不利影響。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否定股權融資對上市公司及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更不能因此抑制股票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及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 目前我們所要做的是如何營造一個良好的上市公司融資的內外環境，規范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使其能夠根據自身特點及發展的需要，合理安排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的比例，糾正其不合理的股權融資偏好，將寶貴的股市資金配置到真正需要資金而又能帶來良好效益，同時給投資者以豐厚回報，我們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調整股權結構。這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結構的必要條件。股權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國有股從大多數企業退出或減少，實現股權結構多元化，但是，股權也不能太分散。許多研究已經表明，在類似中國這樣的對投資者的法律保護不健全的國家，股權的適度集中有助於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而且股權應該集中在以非國有股權為主的機構投資者手中，並使機構投資者持有的股票能夠流通，這既是中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需要，也符合公司治理機制的效率要求。 第二，完善證券市場退出機制。發揮證券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關鍵是要充分發揮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在證券市場中的作用。上市公司不僅有進，更要有出，通過不斷的吐故納新來優化上市公司的結構，從而發揮其資源配置的作用。 第三，完善投資者結構。與機構投資者相比，個人投資者的力量無法與機構投資者相抗衡。在相關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就會導致機構投資者利用資金優勢和掌握的信息優勢操縱市場價格，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因此，必須努力將中國資本市場改造成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這要求我們進一步提高券商實力、構造多元化的投資基金群體引入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等。 第四，健全法制、法規與政策環境。具體工作包括：完善新股發行、配股及增發規則。如規定參與各方的權利與義務、規定只有發放股利的公司才有資格再融資等；加強信息披露管理。加強信息披露管理，構建信號傳遞機制，是降低融資結構優化成本的有效手段，進一步健全相關法規。現有相關法律法規，由於在制定時的條件所限，所涉及的內容都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徵，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部分條例在新的時期已迫切需要重新修訂。
『伍』 我國上市公司為何偏好股權融資
我國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股權融資成本低且風險小
上市公司在選擇融資的方式時，最先考慮的就是融資的成本。由於我國很多企業都處在成長發展期，可能無法承受債務融資的高成本和高風險，所以在選擇融資方式時，會優先選擇股權融資，盡管可能債務融資可以起到抵稅的作用，但是相比不能償債帶來的風險，上市公司選擇了更為保險的一種方式方法。相對應的，股權融資雖然也有自己的風險，比如會導致母公司的控制權下降等等，但是不必每年都分紅的彈性規則還是被眾多上市公司青睞。但是根據我國特有的國情，我國上司公司股權融資的成本實則是比債務融資成本高的，相關學者主要出於以下幾個原因的考量：
1.上市公司分配的現金股利少。在我國，不分配股利是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現象，即使分配股利也是以股票股利居多，現金股利很少，因此，股利支出並不會對我國上市公司形成太大的成本。
2.我國上市公司大都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國有股一直處於控股地位，形成「一枝獨秀」的股權結構，所以傳統上認為的股權融資控制權削弱成本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幾乎為0。
3.上市公司股票發行價格偏高。我國上市公司股票發行價格普遍高於股票自身的實際價值，股票的市盈率(P/E)維持在高水平，因此公司通過股票融資能獲得更多的可用資金，進而降低了融資成本。
我們再來討論債務融資，一方面債務人對債務的融資有諸多使用用途的限制，使融資方在公司諸多發展方面都會顯得躡手躡腳，銀行對於貸款的很多限制性條款，讓企業感到無所適從;另一方面，一旦融資方沒有及時償還借款，比如周期性的經濟不景氣等原因，銀行出於利己的角度，大多數情況下會選擇債權保全，企業將會面臨破產的風險。而股權融資使得公司擁有一筆永不到期的自由支配的資金，股權融資的這種「軟約束」特徵實際上也降低了資金成本。
(二)股權結構不合理
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徵：第一，股票種類過多，有內資股和外資股，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國家股、法人股和職工股，A股、B股、H股和N股等;第二，股權高度集中。公司的股權基本上由前三大股東控制，控制權達到40%以上，大股東擁有絕對的控制權，故而融資決策顯然由大股東操縱。由於股票發行造成的高溢價會提高公司的凈資產，所以被大股東所偏好，而債務融資造成的經營性約束會給他們的經營帶來壓力，這也導致了大股東對債務融資的厭惡態度。
(三)內部人控制嚴重
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內部人控制」，公司的管理層實際上控制著公司，而股東的權力受到削弱甚至被架空。我國上市公司大都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國有股「一股獨大」，由於所有者缺位和代理鏈過長，國有股難以有效的行使股東權利。同時，我國的股市波動性比較大且通常不符合情理，實質上並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價值投資，股權融資的投資方大多也是出於短期利益的考慮，不會對公司的實質性經營提出建議，而只是選擇用腳投票，即一旦被投資企業不符合自身的利益考量，就會選擇拋出股權，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司的決策很多時候是由管理層一手決定的，企業的決策喪失了所有權人的監督，管理層的目標難免會與公司利益相悖，即會出現代理人問題。由此會導致公司可支配的現金流減少，損害管理層的在職消費利益等，而且債務融資會加強債權人對管理層的監督，一旦公司不能償還到期利息並最終導致破產時，管理層的利益將會消失殆盡，所以管理層在本質上是厭惡債務融資的。相比之下，股權融資則賦予管理層更多自由支配現金的權利。
(四)債券市場和中長期信貸市場不發達
在完善的資本市場下，上市公司可以通過多樣化的融資方式來優化資本結構，但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資本市場仍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融資方式存在明顯的不均衡狀態。股票市場門檻低且進出自由化程度高，政府監管不到位，上市公司信息的公開性和真實性也無法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決策者可以通過內部消息賺取超額收益。與此同時，我國債券市場發展緩慢，企業債券的發行相當嚴格，審批程序復雜，加上我國商業銀行的功能尚未完善，政府對商業銀行利率的干預性強，商業銀行對長期借貸十分謹慎，公司為了籌集長期資金，就不得不求助於股權融資了。
拓展資料：
股權融資是指企業的股東願意讓出部分企業所有權，通過企業增資的方式引進新的股東，同時使總股本增加的融資方式。
股權融資所獲得的資金，企業無須還本付息，但新股東將與老股東同樣分享企業的贏利與增長。
『陸』 為什麼中國企業偏好股權融資為什麼會有新股常常破發的現象
創業板的推出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人們都熱切盼望，通過降低上市門檻，能夠讓眾多為資金短缺困擾的中小企業獲得有效的融資渠道， 進而加速我國科技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
但創業板開板後，高股價、高市盈率、高超募率的出現讓股東們身價陡增，這也讓一些人產生了套現的沖動，各創業板上市公司的重要成員開始出現大面積集中辭職的現象，截至今年9月7日一共有30家公司的總計61名高管離職。在這些離職的高管中，有14人為換屆離職，其餘均為主動辭職。61人中，持股高管人數為28人，按9月7日收盤價，他們的總持股市值達到16.4億元，每名高管的平均持股市值達到5857萬元。有人驚呼：創業板要變身「套現板」了。但也有人認為高管的套現行為並不值得擔憂，這只是公司上市後管理人員重新選擇生活方式的正常現象。
深交所的安排用心良苦，這也充分體現了中國股市全心全意為融資服務的宗旨。面對新股、次新股接連破發，投資者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作為監管部門來說，除了走過場似地提醒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之外，並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性措施來化解這種投資風險。而當新股上市首日破發出現、創業板新股上市首日破發臨近的時侯，卻馬上拉來投資基金當救兵，試圖挽救創業板新股上市首日破發的命運。這是中國股市融資高於一切的最好表現。
而且，從深交所的安排來看，允許基金在創業板新股上市首日買進股票，名義上是把投資基金當成了「救世主」，實際上是把投資基金當成了「替死鬼」。新股上市要破發了，就讓基金來接盤，然後把基金套牢，如此一來，這基金豈不成了犧牲品，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又如何來保護?一直以來，投資基金常常扮演為管理層沖鋒陷陣的角色，而置基民的利益於不顧。深交所的此次安排，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
問題是，基金能改變創業板股票破發、尤其是上市首日破發的命運嗎?當然不能。因為創業板新股的高價發行，其發行價格嚴重透支了公司未來的發展。尤其是創業板公司「包裝上市」成風，「高成長」成了最大的謊言，在這種情況下，高估值的創業板公司股票被市場拋棄是一種必然。作為投資基金來說，如果在上市首日大量買進創業板新股，這固然可以延緩創業板新股的破發進程，但這種做法害人害己。畢竟投資基金的投資是要接受公眾監管的，投資基金的投資行為如果明顯損害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那麼，基民們就可以用腳投票，贖回基金份額。因此，就算投資基金願意被深交所當槍使，但也不能玩得太出格。所以，在新股破發成為一種潮流的情況下，投資基金也只能順勢而為。創業板新股上市首日破發的命運不會因為深交所允許基金在新股上市首日買進而改變。實際上，5月20日當天，創業板就有4隻新股上市，結果其中兩只新股開盤就破發，奧克股份當天的跌幅達到9.91% 成為A股市場近15年來表現最差新股。此舉足以表現，基金並不能改變創業板股票破發的命運。
而能改變創業板新股破發命運的只有管理層自己。通過對新股發行制度的改革，降低新股發行價格，告別當前的「三高」發行。否則，創業板股票破發的命運誰也難以改變，投資者應該在三年內遠離創業板的股票才是上策.
『柒』 為什麼中國企業的融資順序與優序融資理論相悖
根據企業融資理論,企業優序融資的順序首先是內部融資;其次是債務融資;再次為優先股融資;最後是普通股融資。通過對我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的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融資順序與優序融資的順序正好相反。表現出偏好外源融資和股權融資的特點。形成這一融資特徵的原因值得探究,其存在的弊端有待在市場體系完善中予以改進。
一、融資理論與優序融資理論
融資理論是企業制定融資政策的理論基礎。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解釋企業融資決策行為的動機及其所秉承的理論基礎時,主要存在著兩大理論,一是權衡融資理論;二是優序融資理論。
權衡融資理論認為,企業在構造長期資本來源的組合時,存在著一個最佳的資本結構,企業將按照事先測算的最佳資本結構來選擇資金來源及配置各種不同性質的資金。
優序融資理論最早是Modigoliani和Miller(1958)提出的。理論指出在完善的資本市場中,如果不存在稅收、破產成本以及代理成本的影響,那麼,企業市場價值將與其資本結構無關。Myers和Majluf(1984)在《企業知道投資人所不知道信息時的融資和投資決策》一文中,以信息不對稱理論為基礎,提出企業融資存在一種「啄食順序原則」。認為由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而產生委託代理關系,因為利益不同,內部經營者和股東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原因,企業的融資順序上就形成了一個優序策略。即首先為內部融資,也就是企業的留存收益;其次是長期借款和長期債券;再次是發行優先股融資;最後是發行普通股融資。
此外,1989年Baskin以交易成本、個人所得稅和控制權的研究角度對優序融資理論作出了解釋,指出由於留存收益提供的內部資金不必承擔發行成本,也避免了個人所得稅,因此內部資金要優於外部資金。與權益性資金相比較,負債融資由於具有節稅效應,發行成本低,又不會稀釋公司的控制權,所以對外融資來說負債融資又優於權益性融資。
Claggett(1991)利用交叉分類法以驗證權衡融資理論和優序融資理論在實踐中是否存在。結果發現這兩種理論都成立,但優序理論的顯著性高於權衡融資理論。因此,Claggett認為無論是權衡理論還是優序理論都過於簡化,實際的操作是介於兩者之間,故應稱為混合理論。
在國內,也有一些學者在專題研究融資理論及其實踐效應。有的通過實證研究認為我國企業偏好於股權融資,有的認為我國企業融資秩序與優序融資理論的主張正好相反。
二、我國企業的融資模式選擇
(一)我國企業融資模式的概況
根據有關部門對上市公司進行統計分析顯示,我國企業的融資模式以外源融資為主。外源融資在企業融資模式中所佔的比重高達80%以上,內源融資的比重不到20%,而那些未分配利潤為負的上市公司幾乎完全依賴外源融資。在外源融資中,有50%來源於股權融資。所以,我國企業(以上市公司為代表)的融資順序,首先是股權融資;然後是債券融資;最後才是內源融資。
(二)我國企業融資模式的特點
我國上市公司的內源融資與外源融資結構情況大體可以反映出我國企業融資模式選擇中的以下幾個特點:
1.偏好外源融資
數據顯示,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結構中,不管公司經營狀況如何,都偏好於外源融資。外源融資比例始終在80%以上。企業內源融資能力差,比例較低。而在發達國家,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一般是保留盈餘,內源融資在企業融資結構中占很高比例。如1990—1994年,美國內源融資比例高達82.8%,日本為49.3%,英國為68.3%,德國為65.5%。而同期,我國內源融資僅佔30%左右,相當於日本20世紀60年代水平。
表1990—1994年企業資金來源的國際比較單位:%
資料來源:①國外數據引自斯蒂芬·A· 羅等:《公司理財》,機械工業出版社,2000年,第280頁。②中國數據引自陳春霞《企業融資方式選擇》,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140頁。
2.偏好股權融資
在外源性融資結構中,股權融資的比例基本上大於債務融資。特別是在未分配利潤大於0的上市公司中,這一點更加明顯。股權融資佔比明顯高於債務融資。而在未分配利潤小於0的上市公司中,這一現象雖不明顯,但從上市公司主觀上考察,同樣是偏好於股權融資,只是受制於我國股權融資的法律法規限制,而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債券融資。
從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和債券融資的比重看,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證券市場的建設初期,股票市場剛剛成立,股權融資還未步入正軌,此時的債券融資多於股權融資。但從1996年開始,股權融資就超過了債券融資,而且兩者之比高達3:1。
3.企業融資效率低下
所謂企業融資效率就是指能夠創造企業價值的融資能力。主要從企業的融資成本、所融資金是否被有效利用以及融資給企業所帶來的收益這三個方面進行考查。實證檢驗的結果是,我國企業最為偏好的股權融資中,由於股市長期處於供不應求的稀缺型市場狀態,融資方處於相對有利地位,加上信息披露制度、市場交易制度等不健全,融資方往往能較容易地籌集資金,而且可以獲取融資收益。因此,股權融資的效率很低,融資行為成為獲取融資收益的手段,大量資金被大股東無償佔用,或者在資金使用上不被重視,隨意使用,導致資金的回報率極低。
而外源性融資的另一重要模式——債務融資同樣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銀行不能很好地對融資人進行有效監督,加上銀行的市場化改革較慢,存在權責不清現象,在業務的拓展中偏好於規模效應、短期效應,降低了對融資人的篩選監督標准,致使融資效率也處於較低狀態。
三、我國企業融資優序「異象」與效率低下的原因
(一)資本市場發展的不平衡因素
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進行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經濟,到80年代,整個國家的經濟已經有了一定的積累,而我國商業銀行建立與發展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股票市場的建立與發展開始於20世紀90年代,企業股份制改造同樣起步於20世紀80—90年代。在這樣一種市場背景下,整個信貸市場、股票市場在90年代都成為一種稀缺型市場。在整個市場的發展中,又呈現出一種不均衡現象。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不協調,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不協調。其中以銀行為主的貨幣市場在政策的直接支持下,有了一定的發展,資產迅速壯大,銀行成為我國資金市場的主要供應者。在資本市場中,債券市場起步略早於股票市場,發展緩慢,企業債券流通性差,發行受到嚴格的限制以及存在的利率風險等多方面因素,這些因素導致在債券市場進行大規模的融資很難為廣大投資者所接受。而廣大投資者對股票投資的偏好使得股權融資相對容易,從而促使大多數上市公司選擇股權融資。
(二)融資成本的客觀需要
企業融資首先考慮的就是融資成本。那麼債務融資的成本主要是利息,而股權融資的成本主要有兩部分組成。一是隱性成本,即上市以後被收購、管理層被解僱等風險成本;二是顯性成本,能確認並計量的成本,即發行費用、股息、信息披露費用等成本。從理論上講,應該是債務融資成本較低,股票融資成本最高,但在我國的實踐中,由於政府對上市公司的隱形保護以及市場發展需求,上市公司在股權融資過程中可將大量顯性成本予以轉嫁,同時,就我國新股發行市盈率測算,即使上市公司將其當年盈利的全部作為股利發放,融資成本仍低於銀行的債務融資利率。
『捌』 中國的企業為什麼偏愛股權融資
股權融資是指企業的股東願意讓出部分企業所有權，通過企業增資的方式引進新的股東的融資方式。股權融資所獲得的資金，企業無須還本付息，但新股東將與老股東同樣分享企業的贏利與增長。股權融資的特點決定了其用途的廣泛性，既可以充實企業的營運資金，也可以用於企業的投資活動；
股權融資的特點
1.長期性。股權融資籌措的資金具有永久性，無到期日，不需歸還。
2.不可逆性。企業採用股權融資勿須還本，投資人慾收回本金，需藉助於流通市場。
3.無負擔性。股權融資沒有固定的股利負擔，股利的支付與否和支付多少視公司的經營需要而定。
『玖』 股權融資偏好的原因是什麼
(一)實際股權融資成本偏低
融資成本高低是上市公司再融資方式選擇考慮的重要方面，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相對成本的高低。在我國，股權融資成本實際上卻低於債券融資成本，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上市公司現金股利分配少。
第二、上市公司的成長性較差。
第三、股票發行價格偏高。
(二)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股權融資偏好的根本原因
我國現有上市公司中的大多數是由原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國家股或國有法人股(兩者合稱國有股)往往是公司最大的股份，處於絕對控股地位。國有股的一股獨大，導致了公司股權結構的失衡，主要表現在：
第一、內部人控制
由於國有資產投資主體不明確和委託代理關系復雜，國有股無法實現股權的人格化，使得國有股股東對企業的控製表現為行政上的「超強控制」和產權上的「超弱控制」，公司經理人員與國有股股東博弈的結果是一部分經理人利用國有股股東產權上的「超弱控制」形成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加上國有股的絕對控股地位，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大多數成員和經理人員由政府有關部門或國有大股東直接任命和委派而來，甚至出現不少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情況，導致公司治理結構中內部相互制衡機制失效，內部人控制更加嚴重。
第二、股東控制權殘缺
股東對公司行使控制權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來實現，即「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但我國很大部分上市公司由於股權過於集中和國有股流通限制，使得這兩種機制都不能發揮實質性作用，公司經理人員不必像西方國家的經理那樣時刻警惕來自資本市場的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的壓力。這對通過市場機制來約束經理層的一系列機制都造成了影響。
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在融資方式的選擇上，必然會厭惡債務融資。再者，由於「內部人控制」的存在，上市公司的外部股權融資行為的決定以及與股權融資成本密切相關的股利分配方案的決策，都由上市公司管理層控制，既然股權資本可以幾乎是無代價地取得，上市公司管理層會產生股權融資偏好。
(三)政策體制方面的缺陷——股權融資偏好的外部原因
第一、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政策方面的原因
我國在股權融資的制度准則上對擬上市企業及上市公司股權融資的管理約束的力度不夠，有利於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在融資政策上我國上市公司發行新股、取得增發股票和配股資格的難度不大，過去一直使用的10%凈資產收益率指標，單憑凈資產收益率並不能反映上市公司經營的實際情況，上市公司往往通過粉飾財務報表、做假賬、或者收買審計機構就能輕松地達到發行新股和配股的條件，所以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
第二、我國資本市場環境方面的原因
我國缺乏完善發達的債券市場和中長期信貸市場，影響了上市公司利用長期負債方式融資的積極性。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包括長期借貸市場、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如果資本市場是完善的，資本市場上具有多樣化的融資工具，那麼企業可通過多種融資方式來優化資本結構。如果資本市場的發育不夠完善，融資工具缺乏，那麼企業的融資渠道就會遭遇阻滯，從而導致融資行為的結構性缺陷。
『拾』 我過上市公司為何偏好外源融資 而又為何偏好股權融資
外源融資是指吸收其他經濟主體的儲蓄，以轉化為自己投資的過程。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單純依靠內源融資已很難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外源融資已逐漸成為企業獲得資金的重要方式。
股權融資是指企業的股東願意讓出部分企業所有權，通過企業增資的方式引進新的股東的融資方式。股權融資所獲得的資金，企業無須還本付息，但新股東將與老股東同樣分享企業的贏利與增長。
現如今我國公司還處在結構問題突出的年代，公司結構體系不完全則會直接導致公司做不大做不強。（例如：人才管理，制度管理，產業化管理，市場管理等等問題）
通俗點說外源融資讓公司規模從小變大 ；股權融資則讓公司由弱到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