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第三部門在中國發展的原因
從傳統民間公益組織到現代「第三部門」
作者：秦暉 文章來源：互聯網 點擊數：1647 更新時間：2006-10-17
——中西公益事業史比較的若干問題
作者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業發展史的西方模式
兩種「第三部門」觀
「第三部門」（third sector）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維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義，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國家機構也不是私營企業的第三類組織，那末它就應該是個古已有之的現象。因為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區，國家（政府）與企業之外的人們組織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種類繁多的。而且嚴格說來，「民族國家」在西方被認為是近代現象，在中國固然「國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見的官僚機構，但其組織的發達也不能與現代國家相比。而「私營企業」的嚴格定義幾乎只適用於資本主義時代，其廣義的所指盡管可見於古今中外，畢竟也以近代為繁榮。所以從邏輯上講，如上定義的「第三部門」應當是時代越古、社會越「傳統」它就越興盛才對。我們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樣）活動在「衙門與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組織——宗族、部落、村社、教會、幫伙、行會等等——中的時候，實比如今的人們為多。就是在加上附加條件（如必須是提供「公共產品」的組織等）之後也如此：畢竟那個時代如果有「公共產品」的話，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門與公司來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們都是把「第三部門」作為一種現代（近代）現象，乃至「後現代」現象來描述的。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門」的成長與國家干預、國家控制的退縮和公民自治、社會自治的擴張聯系起來，因而非常強調它的「現代性」意義或「市民社會」意義——這兩個詞在這種語境中一般都是與被稱為資本主義的西方現存社會相聯系的。這種觀點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門」之發展與「私有化」進程的關系、與福利國家的消亡之關系，並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計劃的（個人志願）合作」與「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則主要強調「第三部門」的成長是對個人主義、自由競爭、私人企業等「市民社會」古典原則的否定，把「第三部門」的興起與社群主義、合作主義、「新社會主義」、「現代性批判」或「後現代趨向」聯系起來。這種觀點往往把非私有（當然，也非官辦）經濟當作「第三部門」的主要構成，從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業、西班牙的蒙德拉貢、英國的工合運動與費邊主義經濟直到以色列的基布茲公社，都被視為「第三部門」的事例。有人還歸納出了「第三部門」的三種類型：「合作經濟」、「混合經濟中的合作成份」和「與利潤分配相結合的參與制中的合作利益」。（Clayre,1980）
顯然，這兩種「第三部門觀」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立的。它不僅導致了價值判斷的差異，而且也導致了事實判斷、包括「什麼是第三部門」這一判斷的差異。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業」、西班牙的蒙德拉貢與以色列的基布茲這類雖非私有但仍是「企業」、雖未必追求利潤極大化但絕對具有法人經濟效益目的的「部門」，在克萊爾眼中是第三部門的典型，但在克萊默看來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門范疇的。我們可以把它們分別稱為新左派的第三部門觀與新右派的第三部門觀，或者「非個人主義」的第三部門觀與「非國家主義」的第三部門觀。按瑪利琳·泰勒的說法，這是兩種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產品的途徑：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書中稱為「福利多元主義」）期待於「志願部門」，而新右派期待於「具有志願部門社會保障網路的贏利部門」。在財政來源方面，前者期待於政府而後者期待於私人來源。在規則方面，前者主張按政府與作為「中介結構」的志願部門的規矩，後者則主張按市場規則通過個人交易來進行。當然，有別於這二者的是傳統的福利國家模式，它在所有這三個方面都只期待於政府。（Gidron [et al],1992:150）
可見，如今人們講的「第三部門」具有時代之根（現代的或「後現代」的）和結構之根（政府和企業之間，或更本質地說，是國家與個人之間）。它是現代化過程中人們生活日益形成國家與公民社會（即個人主義的或個人本位的社會）二元格局的結果。也正是作為這種二元格局中的一種「中介」組織和對二元緊張的現代社會症狀的一種治療嘗試，「第三部門」中才會存在「非國家主義」與「非個人主義」、「現代性」與「後現代」這樣兩種方向。
從「共同體」公益到「國家+市場」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傳統西方，這種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德國現代社會學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體」與「社會」是人類群體生活的兩種結合類型。前近代的傳統文明中沒有「社會」而只有「共同體」，共同體是一種自然形成的、以習慣性強制力為基礎的血緣、地緣或宗教緣集體紐帶，它不是其成員個人意志的總和，而是有機地渾然生長在一起的整體，是一種「人們意志的統一體」。只是到了近代化過程中，一方面交往的發達突破了共同體的狹隘界限，發育了大范圍的（地區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個性與個人權利發達起來，於是形成了「社會」。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是自然習俗的產物，而社會則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礎上結成的「有目的的聯合體」。共同體是整體本位的，而社會則是個人本位的，「社會的基礎是個人、個人的思想和意志」。共同體是相對狹小的群體，而社會則大至與民族國家相當，並由此形成「社會」與「國家」的二元結構。「共同體是古老的，而社會是新的」。（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這種分析，我以為是大體符合西方社會史的實際的。在這一進程中既然國家與「社會」（個人本位的公民社會）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現代）化的產物，那麼這二元之外（或之間）的「第三」部門也只能是近現代的產物。而在傳統的「共同體」時代既然沒有民族國家與公民社會這「二」元，當然也就不會有「第三」部門。因此盡管西方傳統時代也存在著「衙門與公司之外」的組織（即「共同體」），存在著由它提供的「公共產品」即傳統的公益、慈善事業，但現代第三部門並不是它的後繼。而「第三部門史」的研究者在論述當代第三部門發育的時代、社會根源的同時，也很少要涉及它的「歷史根源」。
當代史學對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國）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業或「社會工作」事業的歷史已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如J.B.施尼溫德等對西方博愛與救濟意識演進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麥坎茨對17-18世紀荷蘭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組織與孤兒救助事業的論述（McCants,1997）、M.道頓等的英國公益慈善史探討（Dauton,1996）、W.K.約爾丹的1480-1660年間倫敦慈善團體研究（Jordan,1960）、S.卡瓦羅對1541-1789年義大利都靈地區慈善醫院文獻的考證（Cavallo,1995）、T.M.薩弗利關於德國奧格斯堡地區濟貧撫孤公益事業歷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維特關於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貧兒、棄兒與孤兒養濟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從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傳統時代慈善、公益事業除技術上的落後特徵（活動領域狹小，主要限於救濟孤兒、施捨醫葯等等）外，在觀念形態與社會組織層面更有明顯的特點：在觀念上慈善過份依賴於宗教意識，被看作是一種單方向的「賜與」（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Schneewind,1996）活動局限於狹小的群體，而且往往被納入傳統共同體的束縛——保護關系中，施捨者與被施捨者間形成一種人身依附紐帶。如16世紀都靈地區「慈善與權力」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性，捐助者建立免費醫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為通往統治者地位的橋梁。而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最著名的慈善機構英諾森養濟會，則是直接受庇於教皇的。它雖然也由教會募捐來支持，但那時的認捐屬於對教會盡義務，並無「志願」性質。
西歐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傳統公益活動，也帶有明顯的「共同體」性質，束縛——保護紐帶而非志願合作紐帶成為這些活動的基礎。如俄國傳統的米爾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勞動組合、連環保等經濟職能外，還有十分發達的社區公益職能。米爾專門預留有「共耕地」，其收獲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當於公益捐助），諸如老弱病殘、意外災難的補助、公醫、公匠、公牧的雇請、節慶典儀的開支等，均可承擔（Figes,1986）。日本傳統時代的町與印度的村社，也有類似的公益職能。（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進入近代化過程後，傳統共同體趨於解體，人們在擺脫了傳統的束縛的同時，也失去了傳統的保護——包括相當一部分原由傳統共同體提供的「公共物品」。於是許多國家的人們在由「共同體的附屬物」變成自由公民的同時便「享受」到了兩種自由：擺脫束縛的自由與失去保護的自由。傳統共同體的公益職能一部分由新興的國家機器來承擔，一部分則成了市場交易物而改由贏利部門來提供。至於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車」問題在這個時期是不會引起太大注意的。原因很簡單：在由共同體本位的傳統時代向個人本位的市民社會過渡時由於舊的身份、等級、特權、共同體等壁壘的存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車」而造成的「失靈」因而易於被掩蓋。只有到舊時羈絆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發展、社會經濟機制最大限度地趨近於「完全市場」的狀態下，那些不是因為非市場力量的干擾，而是由於市場邏輯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靈」才會凸顯。同樣道理，在「民族國家」職能初具、政府幹預力量還未充分施展之時，「政府失靈」的問題也是難以凸顯的。直至「二戰」以前的情形的確如此。那時「國家主義」和市場主義一樣處在上升期。從19世紀英國的迪斯累里、德國的俾斯麥分別建立福利國家的雛形（即「皇帝——國王的國家社會主義」、「保守的福利國家」和「父權式的托利黨社會主義」）、20世紀的美國新政、北歐社會黨福利體制、英國勞合喬治與麥克唐納的「工黨社會主義」、德意法西斯的「法團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直到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歐美的左派（社會黨）、右派（保守黨）、極左派（共產黨）與極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的制度設計。另一方面，傳統的共同體公益日漸衰落，如17世紀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傳統社區捐贈基金與教會慈善基金尚處在「黃金時代」，但18世紀後因「資本主義的興起」，市民社會出現了「財政上的保守與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與金錢」的關系日顯，傳統慈善基金制度隨即衰落了。（Mccants,1997）在英國，原由教會主持的慈濟診所與葯房在18世紀大都世俗化，轉由世俗政府及企業支持，當時在約克、利茲、赫爾、設菲爾德等地的這類醫療公益還帶有行會性，到19世紀這種行會性也趨於消除。如在哈德菲爾德的紡織業慈濟診所中，1841年還有57%的病人是紡織業雇員，到1871年這一比例降至22%；但診所超越行會性而向社會開放的同時，慈善性也逐漸為商業性所取代了。（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紀法國的傳統社區互助協會在擺脫村社、行會、教會的色彩後也發展迅速，其數從1852年的2488個發展到1902年的13673個，會員由23.9萬增至207.4萬。但同時其慈善色彩也大為減退。到1910年，這類協會總預算收入達6298萬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萬，即18.8%來自捐贈、遺產贈與及成員的自願奉獻；另有1172萬（18。6%）來自政府資助，3936萬（62.5%）來自帶有自惠性的入會費或會金——而這部分取之會員，用之會員的資金作為入會條件實際上是一種交易。（同上，172-186）。
總之在歐美社會「走入現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業的共同體基礎逐漸為國家+市場（或政府+「社會」、國家+個人）基礎所取代。正如研究者所指出：這一時期公益組織的特徵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數組織處於政府的監督下」。法國在1882-1902年間「經批準的」公益會社成員增加了100萬，而「自由的」公益組織成員只增加10萬。解釋很簡單：國家的資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而若無國家支持，極少有組織可以達到收支平衡。因此從國家與私人（市場）那裡得到收入並不是「非正常」的。這一時期「互助主義」（mutualism）公益的實踐實際上是戰後福利國家體制的序幕，「它使人們不由自主地選擇了一條介乎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之間的道路」。（同上：184-185）
對於西方歷史上從傳統公益向現代公益的演變，以往學者有多種表述，如「從教會慈善向世俗控制轉變」（Weaver,1967:14），「從父愛主義的福利形式向職業化管理與保險——融資體制過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從「救助個人的慈善」到「作為社會責任的慈善」和「作為道德責任的慈善」、最後到「福利國家中的慈善」的演變（Alvey,1995），以及從「近似原則」向「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的發展（同上；26）等等。但從根本上講，筆者認為這種轉變的本質在於「共同體失靈」所導致的對國家與對市場的二元崇拜。西方的現代公益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形成的。
從「國家+市場」公益到第三部門：否定的否定？
現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帶來了一系列變化：
首先是傳統慈善觀念的變革。西語中「慈善（harity）」一詞現在的辭書中都釋為「仁愛」、「基督之愛」、「為上帝而普愛眾生」等，帶有濃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但實際上它早於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時代已經流行，在早期拉丁語（caritas）及希臘語（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著一種珍貴的情懷與高尚行為，它與恩惠及感恩相聯系，但無論在古希臘還是古羅馬，這個詞都從不用來表達一個家庭（家族）內的施惠關系，而只是用以表達一個人對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為。可見，這時的慈善雖然含有受者對施主的依附性含義，但也反映了一種突破共同體中自然形成的人際關系的局限之意圖。（Weaver:6）這時也已經出現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則」（cy-pres doctrine）：這一原則認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標不能達到時，有勢力的組織者可以徵集其所施並用之於「近似於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Alvey;8）這就為慈善信託基金的發展開了路。但到19世紀，與感恩相聯系的慈善觀念已越來越為兩個方面所排拒：對弱者而言，他們「對於受惠的民主化預期」已使「慈善」變得像是「對貧窮階層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對於強者而言，「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也造成了一種對所謂不爭氣者的一種「維多利亞式的厭惡」；而傾向於「對受惠者更具選擇性的博愛」。正如英國學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幫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盪子、二流子或純粹的貧民，土地法已經為他們提供了足夠的東西。它只打算幫助那些願意自助的人：他們與其他人一樣，沒有什麼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發災難擋住他們的路」。新的博愛要幫助的是這樣的人：「他們不能乞討，因為他們習慣於工作，他們拒絕成為窮人，因為他們已經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獨立性」。（Alvey,1995:26）
由於這種「福音主義」拒絕救助所謂「自已弄窮的人」，而並非「自己弄窮」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殘疾人、孤棄兒等）的救助又被認為應當是當時職能日趨發達的國家的責任，因而19世紀興起的私人捐助信託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漸退出傳統慈善領域即對特殊不幸者的施捨，而轉向了對公共生活的關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則是20世紀興起的環保等領域。
現代公益的特點在與宗教的關繫上表現尤為明顯。如前所述，中世紀西方慈善事業的最大施主是教會，「教會資助社會事業」是那時的傳統。但英國在16世紀、荷蘭在18世紀、其他西歐國家大致也在此期間都出現了來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減少的趨勢。由大筆私人遺產（資本主義積累的產物）捐贈而設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濟事業的支柱。（Alvey:1995:12,19）但隨著「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的興起，濟貧施葯養老育孤這類事業逐漸轉由國家主辦，民間世俗基金便更多地關心公眾的精神需求，同時現代化要求的政教分離趨勢也使國家不便支持教會，民間世俗基金便成為宗教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資者。基督教博愛思想、救世情懷與利他主義雖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為的精神動力之一，但教會本身已由施助者變成了主要是受助者。「教會資助社會事業」遂為「社會事業資助教會」所取代而成為現代公益的一大特徵。在美國這一點尤為明顯，20世紀60年代前期美國全國公益來源有80%來自個人捐贈，而在公益開支中宗教佔了將近一半（49%），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Weaver,1967:62-65）
在傳統慈善的重要領域醫療事業中，「父愛主義」的施醫舍葯也逐漸變成了「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的醫學研究資助。1888年法國出現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視為「20世紀醫療慈善事業所繼承的模範」。這個私人投資、吸納志願捐助的非贏利機構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聞名於世外，還開展了預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會公益活動並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費醫療。但它的主辦者始終認為科學是「消除貧困與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則是次要的。它開創了此後一大批類似機構之先河，如法蘭克福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保羅·埃里克研究所等。與此類似，傳統的施捨濟貧也發展成以民間公益組織擴大就業機會的努力，工合運動的發展便是一個典型。（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現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動領域是教育。隨著公民社會——民族國家二元結構的形成，以市場規則運作的「教育產業」和國家主辦的「教育事業」同時勃興並排擠了傳統時代以教會、村社為主角的共同體教育。但「教育產業」與官辦「教育事業」之間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種力量來填補，這是工業化時代教育成為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之一的結果，因此也正是在這一領域較早興起了新的公益組織形式。19世紀前期，英國出現了擁有數千捐助人的「要求關心窮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員會」、布羅哈姆委員會等組織，從事對學校與對學生的教育資助。當時一份調查顯示，英國有4100多所學校受到資助，這些學校共有學生16.5萬。在另外約14300個未受資助的學校中，則有31萬交費生與16.8萬慈善資助生。受資助學校的學生與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計33.4萬人，已經超過了交費生人數。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統之外的非英國國教徒中還有許多受資助的初級學校，分別由戰憟教徒、猶太人與胡格諾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領域的這些情況表明，即使在「國家+市場」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進現代化」時期西方也存在著國家與市場之外的民間公益力量。它無疑是當代第三部門的先驅。無疑，就西方文化的繼承性而言它與前近代傳統文化並不是毫無瓜葛，正如保爾·魏德林所說：基督教人道主義遺產與更早時代商業主義的大眾參與到工業時代「與其說被拒絕了，不如說是在更現代的指導下被改造了」。（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實踐的指導思想、組織資源、動員方式與行為規則等方面看，父愛主義與理性福音主義、共同體慈善組織與公民公益組織、「教會資助社會」與「社會資助教會」等區別的斷裂性還是很明顯的。正因為如此，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西方一直有所謂「慈善終結論」、「慈善失敗論」之說。正如英國討論公益問題的拿旦（Nathan）委員會在20世紀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們歷史中最悲壯的失敗之一，就是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尤其是在18世紀後期及19世紀，由私人努力來提供學校、醫院、施葯所、濟貧院、孤兒院的普遍服務、發放養老年金、以及救濟其他范疇的『應當貧窮者』（deserving poors）」。而歷史證明民間的這些努力終結了，「如今國家的法定服務——新的或舊的——現在提供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個人福利，……（於是）困擾委員會的基本問題是：慈善者還有什麼事可做？」
但委員會主席、英國著名律師與議會法學家拿但認為舊慈善的終結恰恰意味著新型志願行動的興起。有趣的是：他在論證這一點時並未強調「市場失靈」與「國家失靈」，而恰恰論述了志願行動與這二者的契合。他認為志願服務與國家服務相互排斥的觀點已經過時，這兩者並無明顯界限：「歷史上（民主）國家行為就是志願行為的結晶與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沒有志願服務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國家很難有效地發揮職能」。福利國家制度應當由志願努力來補充，這不僅由於作為民間力量的志願組織可以作為壓力團體對國家構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幫國家的忙：「志願部門不像政府衙門，它有自由去進行實驗，能成為開創性的先鋒，而國家可以接著干——如果這種開創被證明有益的話」。與之相比，贏利部門雖然也有「實驗的自由」，但其實驗的目的是產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實驗成功，國家也無法「接著干」。反過來講，志願部門因其不具強制性，其實驗如果失敗，也不致造成嚴重後果，而國家如果胡亂搞「實驗」，那就要釀成災難了。
換言之，志願部門再不濟，頂多成為「有益無害的烏托邦」，而國家若搞烏托邦就可怕了——有過這種經歷的中國人對此應當比拿但更有體會——這是從「消極自由」的角度肯定志願部門。若從「積極自由」的角度志願行動當然就更值得肯定。因為這種自由觀不僅講「有權做什麼」，而且更講「應當做什麼」，而志願者的利他向善、服務公眾顯然是「應當做」的。
可見，拿但委員會眼中的志願部門是建立在自由主義（在「積極自由」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社會民主主義）基礎上的，它以（民主）國家有效、市場有效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國家主義、個人主義的，然後才在一更高層次上體現其非國家主義、非個人主義的色彩，發揮其彌補「國家失靈」、「市場失靈」缺陷的功能。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社會才能「找到一種方法，使過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務於現時變化了的新需求」。（Alver,1995:38）
因此，現代西方的志願部門或第三部門是在公民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的，無論它的創新實驗是成功打開了「後現代」的大門，還是流為「有益無害的烏托邦」，它與前公民社會的傳統慈善都已判然為兩。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邏輯下，傳統慈善的若干特點有時會「復歸」，如「近似原則」如今已成為志願捐助信託基金的通行准則。依靠這一原則，分散的捐助者的個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這些捐贈整合為統一的資助意向並服務於更大的社會目標。古羅馬時代已經出現的這一原則在「理性福音主義」時代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因為那時更強調遺囑自由和對捐贈者特定選擇的尊重。但在戰後，第三部門與公益事業的發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贈者個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則」也就日益擴大了適用性。如美國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組織之一「富蘭克林基金」（正式名稱為美國仁愛協會），以富蘭克林捐贈的遺產為本金，富氏原定的資助對象是：波士頓、費城兩地「有優良聲譽的已婚青年發明家」。但到1962年，富蘭克林基金會終獲法律許可，在cy pres的原則下把最初專為青年發明家而設的這筆錢用於資助醫學院學生及醫院職員，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於支持開辦富蘭克林學院。（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則」賦予民間組織在不斷變化的社會條件下有效動員志願捐贈資源用於事前並未設想的各種公益目標的權利，明顯地擴大了志願部門的能量。可以說沒有這一原則就沒有今天的第三部門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拿但委員會曾主張：如果志願的公益應受到鼓勵的話，則公益信託基金必須被賦予「它們的古代特權」（指cy pres等）。（Alvey,1995:38）但這種「古代特權」已經是公民社會條件下經過二次創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結果，已不是「傳統的」簡單延續了。
二、公益事業發展史的中國模式
共同體·社會·大共同體
如上所述，共同體——（個人本位）社會的縱向二分法與民族國家——公民社會的橫向二分法是解釋西方社會變遷的有效模式。因而從傳統共同體公益向近現代國家+社會（個人、市場等）公益轉變，再從國家與市場之外發展出第三部門便成了西方公益事業發展的主線。然而中國的情形則全然不同。正如筆者曾論證的（秦暉，1998-9），秦漢以來的傳統中國社會並非滕尼斯所講的那種以個人為本位的「社會」，但地緣、血緣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體也並無西方中世紀那樣發達。在古代中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下無數小農的個體家庭直接作為「編戶齊民」而隸屬於皇權及其下延權力組織（吏權）。在這種結構中，小共同體無法取得本位地位，但這並非意味著個性自由與公民個人權利的成長，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權國家作為一個大共同體的強控制使小共同體權利的成長都成為不可能，就更談不上個人權利的成長了。於是在微觀層面，傳統中國因缺乏強固的小共同體紐帶而呈現出與西方近代化過程以個人本位消解了傳統共同體之後的狀況具有某種表面相似的「偽個人主義」狀態，「編戶齊民」之間無法發生廣泛的橫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紀在村社、采邑、教區、行會與宗族等類群體中所見的那種依附），因而彼此間顯得很「自由」，中國也因此很早就產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過程開始後才習見的許多現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但這種一盤散沙式的「自由」卻以宏觀層面上的某種「普遍奴隸制」為前提。(杜正勝，1990)
換言之，傳統中國社會（此「社會」乃廣義言之，不同於滕尼斯所言的以個人為本位的「社會」）既
❷ 如何理解秦暉的大共同體本位概念
從傳統民間公益組織到現代「第三部門」
作者：秦暉 文章來源：互聯網 點擊數：1647 更新時間：2006-10-17
——中西公益事業史比較的若干問題
作者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業發展史的西方模式
兩種「第三部門」觀
「第三部門」（third sector）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維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義，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國家機構也不是私營企業的第三類組織，那末它就應該是個古已有之的現象。因為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區，國家（政府）與企業之外的人們組織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種類繁多的。而且嚴格說來，「民族國家」在西方被認為是近代現象，在中國固然「國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見的官僚機構，但其組織的發達也不能與現代國家相比。而「私營企業」的嚴格定義幾乎只適用於資本主義時代，其廣義的所指盡管可見於古今中外，畢竟也以近代為繁榮。所以從邏輯上講，如上定義的「第三部門」應當是時代越古、社會越「傳統」它就越興盛才對。我們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樣）活動在「衙門與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組織——宗族、部落、村社、教會、幫伙、行會等等——中的時候，實比如今的人們為多。就是在加上附加條件（如必須是提供「公共產品」的組織等）之後也如此：畢竟那個時代如果有「公共產品」的話，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門與公司來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們都是把「第三部門」作為一種現代（近代）現象，乃至「後現代」現象來描述的。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門」的成長與國家干預、國家控制的退縮和公民自治、社會自治的擴張聯系起來，因而非常強調它的「現代性」意義或「市民社會」意義——這兩個詞在這種語境中一般都是與被稱為資本主義的西方現存社會相聯系的。這種觀點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門」之發展與「私有化」進程的關系、與福利國家的消亡之關系，並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計劃的（個人志願）合作」與「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則主要強調「第三部門」的成長是對個人主義、自由競爭、私人企業等「市民社會」古典原則的否定，把「第三部門」的興起與社群主義、合作主義、「新社會主義」、「現代性批判」或「後現代趨向」聯系起來。這種觀點往往把非私有（當然，也非官辦）經濟當作「第三部門」的主要構成，從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業、西班牙的蒙德拉貢、英國的工合運動與費邊主義經濟直到以色列的基布茲公社，都被視為「第三部門」的事例。有人還歸納出了「第三部門」的三種類型：「合作經濟」、「混合經濟中的合作成份」和「與利潤分配相結合的參與制中的合作利益」。（Clayre,1980）
顯然，這兩種「第三部門觀」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立的。它不僅導致了價值判斷的差異，而且也導致了事實判斷、包括「什麼是第三部門」這一判斷的差異。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業」、西班牙的蒙德拉貢與以色列的基布茲這類雖非私有但仍是「企業」、雖未必追求利潤極大化但絕對具有法人經濟效益目的的「部門」，在克萊爾眼中是第三部門的典型，但在克萊默看來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門范疇的。我們可以把它們分別稱為新左派的第三部門觀與新右派的第三部門觀，或者「非個人主義」的第三部門觀與「非國家主義」的第三部門觀。按瑪利琳·泰勒的說法，這是兩種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產品的途徑：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書中稱為「福利多元主義」）期待於「志願部門」，而新右派期待於「具有志願部門社會保障網路的贏利部門」。在財政來源方面，前者期待於政府而後者期待於私人來源。在規則方面，前者主張按政府與作為「中介結構」的志願部門的規矩，後者則主張按市場規則通過個人交易來進行。當然，有別於這二者的是傳統的福利國家模式，它在所有這三個方面都只期待於政府。（Gidron [et al],1992:150）
可見，如今人們講的「第三部門」具有時代之根（現代的或「後現代」的）和結構之根（政府和企業之間，或更本質地說，是國家與個人之間）。它是現代化過程中人們生活日益形成國家與公民社會（即個人主義的或個人本位的社會）二元格局的結果。也正是作為這種二元格局中的一種「中介」組織和對二元緊張的現代社會症狀的一種治療嘗試，「第三部門」中才會存在「非國家主義」與「非個人主義」、「現代性」與「後現代」這樣兩種方向。
從「共同體」公益到「國家+市場」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傳統西方，這種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德國現代社會學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體」與「社會」是人類群體生活的兩種結合類型。前近代的傳統文明中沒有「社會」而只有「共同體」，共同體是一種自然形成的、以習慣性強制力為基礎的血緣、地緣或宗教緣集體紐帶，它不是其成員個人意志的總和，而是有機地渾然生長在一起的整體，是一種「人們意志的統一體」。只是到了近代化過程中，一方面交往的發達突破了共同體的狹隘界限，發育了大范圍的（地區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個性與個人權利發達起來，於是形成了「社會」。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是自然習俗的產物，而社會則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礎上結成的「有目的的聯合體」。共同體是整體本位的，而社會則是個人本位的，「社會的基礎是個人、個人的思想和意志」。共同體是相對狹小的群體，而社會則大至與民族國家相當，並由此形成「社會」與「國家」的二元結構。「共同體是古老的，而社會是新的」。（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這種分析，我以為是大體符合西方社會史的實際的。在這一進程中既然國家與「社會」（個人本位的公民社會）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現代）化的產物，那麼這二元之外（或之間）的「第三」部門也只能是近現代的產物。而在傳統的「共同體」時代既然沒有民族國家與公民社會這「二」元，當然也就不會有「第三」部門。因此盡管西方傳統時代也存在著「衙門與公司之外」的組織（即「共同體」），存在著由它提供的「公共產品」即傳統的公益、慈善事業，但現代第三部門並不是它的後繼。而「第三部門史」的研究者在論述當代第三部門發育的時代、社會根源的同時，也很少要涉及它的「歷史根源」。
當代史學對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國）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業或「社會工作」事業的歷史已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如J.B.施尼溫德等對西方博愛與救濟意識演進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麥坎茨對17-18世紀荷蘭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組織與孤兒救助事業的論述（McCants,1997）、M.道頓等的英國公益慈善史探討（Dauton,1996）、W.K.約爾丹的1480-1660年間倫敦慈善團體研究（Jordan,1960）、S.卡瓦羅對1541-1789年義大利都靈地區慈善醫院文獻的考證（Cavallo,1995）、T.M.薩弗利關於德國奧格斯堡地區濟貧撫孤公益事業歷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維特關於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貧兒、棄兒與孤兒養濟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從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傳統時代慈善、公益事業除技術上的落後特徵（活動領域狹小，主要限於救濟孤兒、施捨醫葯等等）外，在觀念形態與社會組織層面更有明顯的特點：在觀念上慈善過份依賴於宗教意識，被看作是一種單方向的「賜與」（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Schneewind,1996）活動局限於狹小的群體，而且往往被納入傳統共同體的束縛——保護關系中，施捨者與被施捨者間形成一種人身依附紐帶。如16世紀都靈地區「慈善與權力」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性，捐助者建立免費醫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為通往統治者地位的橋梁。而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最著名的慈善機構英諾森養濟會，則是直接受庇於教皇的。它雖然也由教會募捐來支持，但那時的認捐屬於對教會盡義務，並無「志願」性質。
西歐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傳統公益活動，也帶有明顯的「共同體」性質，束縛——保護紐帶而非志願合作紐帶成為這些活動的基礎。如俄國傳統的米爾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勞動組合、連環保等經濟職能外，還有十分發達的社區公益職能。米爾專門預留有「共耕地」，其收獲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當於公益捐助），諸如老弱病殘、意外災難的補助、公醫、公匠、公牧的雇請、節慶典儀的開支等，均可承擔（Figes,1986）。日本傳統時代的町與印度的村社，也有類似的公益職能。（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進入近代化過程後，傳統共同體趨於解體，人們在擺脫了傳統的束縛的同時，也失去了傳統的保護——包括相當一部分原由傳統共同體提供的「公共物品」。於是許多國家的人們在由「共同體的附屬物」變成自由公民的同時便「享受」到了兩種自由：擺脫束縛的自由與失去保護的自由。傳統共同體的公益職能一部分由新興的國家機器來承擔，一部分則成了市場交易物而改由贏利部門來提供。至於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車」問題在這個時期是不會引起太大注意的。原因很簡單：在由共同體本位的傳統時代向個人本位的市民社會過渡時由於舊的身份、等級、特權、共同體等壁壘的存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車」而造成的「失靈」因而易於被掩蓋。只有到舊時羈絆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發展、社會經濟機制最大限度地趨近於「完全市場」的狀態下，那些不是因為非市場力量的干擾，而是由於市場邏輯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靈」才會凸顯。同樣道理，在「民族國家」職能初具、政府幹預力量還未充分施展之時，「政府失靈」的問題也是難以凸顯的。直至「二戰」以前的情形的確如此。那時「國家主義」和市場主義一樣處在上升期。從19世紀英國的迪斯累里、德國的俾斯麥分別建立福利國家的雛形（即「皇帝——國王的國家社會主義」、「保守的福利國家」和「父權式的托利黨社會主義」）、20世紀的美國新政、北歐社會黨福利體制、英國勞合喬治與麥克唐納的「工黨社會主義」、德意法西斯的「法團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直到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歐美的左派（社會黨）、右派（保守黨）、極左派（共產黨）與極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的制度設計。另一方面，傳統的共同體公益日漸衰落，如17世紀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傳統社區捐贈基金與教會慈善基金尚處在「黃金時代」，但18世紀後因「資本主義的興起」，市民社會出現了「財政上的保守與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與金錢」的關系日顯，傳統慈善基金制度隨即衰落了。（Mccants,1997）在英國，原由教會主持的慈濟診所與葯房在18世紀大都世俗化，轉由世俗政府及企業支持，當時在約克、利茲、赫爾、設菲爾德等地的這類醫療公益還帶有行會性，到19世紀這種行會性也趨於消除。如在哈德菲爾德的紡織業慈濟診所中，1841年還有57%的病人是紡織業雇員，到1871年這一比例降至22%；但診所超越行會性而向社會開放的同時，慈善性也逐漸為商業性所取代了。（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紀法國的傳統社區互助協會在擺脫村社、行會、教會的色彩後也發展迅速，其數從1852年的2488個發展到1902年的13673個，會員由23.9萬增至207.4萬。但同時其慈善色彩也大為減退。到1910年，這類協會總預算收入達6298萬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萬，即18.8%來自捐贈、遺產贈與及成員的自願奉獻；另有1172萬（18。6%）來自政府資助，3936萬（62.5%）來自帶有自惠性的入會費或會金——而這部分取之會員，用之會員的資金作為入會條件實際上是一種交易。（同上，172-186）。
總之在歐美社會「走入現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業的共同體基礎逐漸為國家+市場（或政府+「社會」、國家+個人）基礎所取代。正如研究者所指出：這一時期公益組織的特徵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數組織處於政府的監督下」。法國在1882-1902年間「經批準的」公益會社成員增加了100萬，而「自由的」公益組織成員只增加10萬。解釋很簡單：國家的資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而若無國家支持，極少有組織可以達到收支平衡。因此從國家與私人（市場）那裡得到收入並不是「非正常」的。這一時期「互助主義」（mutualism）公益的實踐實際上是戰後福利國家體制的序幕，「它使人們不由自主地選擇了一條介乎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之間的道路」。（同上：184-185）
對於西方歷史上從傳統公益向現代公益的演變，以往學者有多種表述，如「從教會慈善向世俗控制轉變」（Weaver,1967:14），「從父愛主義的福利形式向職業化管理與保險——融資體制過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從「救助個人的慈善」到「作為社會責任的慈善」和「作為道德責任的慈善」、最後到「福利國家中的慈善」的演變（Alvey,1995），以及從「近似原則」向「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的發展（同上；26）等等。但從根本上講，筆者認為這種轉變的本質在於「共同體失靈」所導致的對國家與對市場的二元崇拜。西方的現代公益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形成的。
從「國家+市場」公益到第三部門：否定的否定？
現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帶來了一系列變化：
首先是傳統慈善觀念的變革。西語中「慈善（harity）」一詞現在的辭書中都釋為「仁愛」、「基督之愛」、「為上帝而普愛眾生」等，帶有濃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但實際上它早於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時代已經流行，在早期拉丁語（caritas）及希臘語（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著一種珍貴的情懷與高尚行為，它與恩惠及感恩相聯系，但無論在古希臘還是古羅馬，這個詞都從不用來表達一個家庭（家族）內的施惠關系，而只是用以表達一個人對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為。可見，這時的慈善雖然含有受者對施主的依附性含義，但也反映了一種突破共同體中自然形成的人際關系的局限之意圖。（Weaver:6）這時也已經出現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則」（cy-pres doctrine）：這一原則認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標不能達到時，有勢力的組織者可以徵集其所施並用之於「近似於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Alvey;8）這就為慈善信託基金的發展開了路。但到19世紀，與感恩相聯系的慈善觀念已越來越為兩個方面所排拒：對弱者而言，他們「對於受惠的民主化預期」已使「慈善」變得像是「對貧窮階層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對於強者而言，「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也造成了一種對所謂不爭氣者的一種「維多利亞式的厭惡」；而傾向於「對受惠者更具選擇性的博愛」。正如英國學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幫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盪子、二流子或純粹的貧民，土地法已經為他們提供了足夠的東西。它只打算幫助那些願意自助的人：他們與其他人一樣，沒有什麼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發災難擋住他們的路」。新的博愛要幫助的是這樣的人：「他們不能乞討，因為他們習慣於工作，他們拒絕成為窮人，因為他們已經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獨立性」。（Alvey,1995:26）
由於這種「福音主義」拒絕救助所謂「自已弄窮的人」，而並非「自己弄窮」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殘疾人、孤棄兒等）的救助又被認為應當是當時職能日趨發達的國家的責任，因而19世紀興起的私人捐助信託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漸退出傳統慈善領域即對特殊不幸者的施捨，而轉向了對公共生活的關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則是20世紀興起的環保等領域。
現代公益的特點在與宗教的關繫上表現尤為明顯。如前所述，中世紀西方慈善事業的最大施主是教會，「教會資助社會事業」是那時的傳統。但英國在16世紀、荷蘭在18世紀、其他西歐國家大致也在此期間都出現了來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減少的趨勢。由大筆私人遺產（資本主義積累的產物）捐贈而設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濟事業的支柱。（Alvey:1995:12,19）但隨著「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的興起，濟貧施葯養老育孤這類事業逐漸轉由國家主辦，民間世俗基金便更多地關心公眾的精神需求，同時現代化要求的政教分離趨勢也使國家不便支持教會，民間世俗基金便成為宗教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資者。基督教博愛思想、救世情懷與利他主義雖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為的精神動力之一，但教會本身已由施助者變成了主要是受助者。「教會資助社會事業」遂為「社會事業資助教會」所取代而成為現代公益的一大特徵。在美國這一點尤為明顯，20世紀60年代前期美國全國公益來源有80%來自個人捐贈，而在公益開支中宗教佔了將近一半（49%），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Weaver,1967:62-65）
在傳統慈善的重要領域醫療事業中，「父愛主義」的施醫舍葯也逐漸變成了「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的醫學研究資助。1888年法國出現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視為「20世紀醫療慈善事業所繼承的模範」。這個私人投資、吸納志願捐助的非贏利機構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聞名於世外，還開展了預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會公益活動並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費醫療。但它的主辦者始終認為科學是「消除貧困與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則是次要的。它開創了此後一大批類似機構之先河，如法蘭克福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保羅·埃里克研究所等。與此類似，傳統的施捨濟貧也發展成以民間公益組織擴大就業機會的努力，工合運動的發展便是一個典型。（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現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動領域是教育。隨著公民社會——民族國家二元結構的形成，以市場規則運作的「教育產業」和國家主辦的「教育事業」同時勃興並排擠了傳統時代以教會、村社為主角的共同體教育。但「教育產業」與官辦「教育事業」之間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種力量來填補，這是工業化時代教育成為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之一的結果，因此也正是在這一領域較早興起了新的公益組織形式。19世紀前期，英國出現了擁有數千捐助人的「要求關心窮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員會」、布羅哈姆委員會等組織，從事對學校與對學生的教育資助。當時一份調查顯示，英國有4100多所學校受到資助，這些學校共有學生16.5萬。在另外約14300個未受資助的學校中，則有31萬交費生與16.8萬慈善資助生。受資助學校的學生與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計33.4萬人，已經超過了交費生人數。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統之外的非英國國教徒中還有許多受資助的初級學校，分別由戰憟教徒、猶太人與胡格諾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領域的這些情況表明，即使在「國家+市場」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進現代化」時期西方也存在著國家與市場之外的民間公益力量。它無疑是當代第三部門的先驅。無疑，就西方文化的繼承性而言它與前近代傳統文化並不是毫無瓜葛，正如保爾·魏德林所說：基督教人道主義遺產與更早時代商業主義的大眾參與到工業時代「與其說被拒絕了，不如說是在更現代的指導下被改造了」。（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實踐的指導思想、組織資源、動員方式與行為規則等方面看，父愛主義與理性福音主義、共同體慈善組織與公民公益組織、「教會資助社會」與「社會資助教會」等區別的斷裂性還是很明顯的。正因為如此，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西方一直有所謂「慈善終結論」、「慈善失敗論」之說。正如英國討論公益問題的拿旦（Nathan）委員會在20世紀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們歷史中最悲壯的失敗之一，就是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尤其是在18世紀後期及19世紀，由私人努力來提供學校、醫院、施葯所、濟貧院、孤兒院的普遍服務、發放養老年金、以及救濟其他范疇的『應當貧窮者』（deserving poors）」。而歷史證明民間的這些努力終結了，「如今國家的法定服務——新的或舊的——現在提供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個人福利，……（於是）困擾委員會的基本問題是：慈善者還有什麼事可做？」
但委員會主席、英國著名律師與議會法學家拿但認為舊慈善的終結恰恰意味著新型志願行動的興起。有趣的是：他在論證這一點時並未強調「市場失靈」與「國家失靈」，而恰恰論述了志願行動與這二者的契合。他認為志願服務與國家服務相互排斥的觀點已經過時，這兩者並無明顯界限：「歷史上（民主）國家行為就是志願行為的結晶與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沒有志願服務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國家很難有效地發揮職能」。福利國家制度應當由志願努力來補充，這不僅由於作為民間力量的志願組織可以作為壓力團體對國家構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幫國家的忙：「志願部門不像政府衙門，它有自由去進行實驗，能成為開創性的先鋒，而國家可以接著干——如果這種開創被證明有益的話」。與之相比，贏利部門雖然也有「實驗的自由」，但其實驗的目的是產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實驗成功，國家也無法「接著干」。反過來講，志願部門因其不具強制性，其實驗如果失敗，也不致造成嚴重後果，而國家如果胡亂搞「實驗」，那就要釀成災難了。
換言之，志願部門再不濟，頂多成為「有益無害的烏托邦」，而國家若搞烏托邦就可怕了——有過這種經歷的中國人對此應當比拿但更有體會——這是從「消極自由」的角度肯定志願部門。若從「積極自由」的角度志願行動當然就更值得肯定。因為這種自由觀不僅講「有權做什麼」，而且更講「應當做什麼」，而志願者的利他向善、服務公眾顯然是「應當做」的。
可見，拿但委員會眼中的志願部門是建立在自由主義（在「積極自由」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社會民主主義）基礎上的，它以（民主）國家有效、市場有效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國家主義、個人主義的，然後才在一更高層次上體現其非國家主義、非個人主義的色彩，發揮其彌補「國家失靈」、「市場失靈」缺陷的功能。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社會才能「找到一種方法，使過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務於現時變化了的新需求」。（Alver,1995:38）
因此，現代西方的志願部門或第三部門是在公民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的，無論它的創新實驗是成功打開了「後現代」的大門，還是流為「有益無害的烏托邦」，它與前公民社會的傳統慈善都已判然為兩。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邏輯下，傳統慈善的若干特點有時會「復歸」，如「近似原則」如今已成為志願捐助信託基金的通行准則。依靠這一原則，分散的捐助者的個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這些捐贈整合為統一的資助意向並服務於更大的社會目標。古羅馬時代已經出現的這一原則在「理性福音主義」時代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因為那時更強調遺囑自由和對捐贈者特定選擇的尊重。但在戰後，第三部門與公益事業的發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贈者個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則」也就日益擴大了適用性。如美國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組織之一「富蘭克林基金」（正式名稱為美國仁愛協會），以富蘭克林捐贈的遺產為本金，富氏原定的資助對象是：波士頓、費城兩地「有優良聲譽的已婚青年發明家」。但到1962年，富蘭克林基金會終獲法律許可，在cy pres的原則下把最初專為青年發明家而設的這筆錢用於資助醫學院學生及醫院職員，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於支持開辦富蘭克林學院。（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則」賦予民間組織在不斷變化的社會條件下有效動員志願捐贈資源用於事前並未設想的各種公益目標的權利，明顯地擴大了志願部門的能量。可以說沒有這一原則就沒有今天的第三部門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拿但委員會曾主張：如果志願的公益應受到鼓勵的話，則公益信託基金必須被賦予「它們的古代特權」（指cy pres等）。（Alvey,1995:38）但這種「古代特權」已經是公民社會條件下經過二次創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結果，已不是「傳統的」簡單延續了。
二、公益事業發展史的中國模式
共同體·社會·大共同體
如上所述，共同體——（個人本位）社會的縱向二分法與民族國家——公民社會的橫向二分法是解釋西方社會變遷的有效模式。因而從傳統共同體公益向近現代國家+社會（個人、市場等）公益轉變，再從國家與市場之外發展出第三部門便成了西方公益事業發展的主線。然而中國的情形則全然不同。正如筆者曾論證的（秦暉，1998-9），秦漢以來的傳統中國社會並非滕尼斯所講的那種以個人為本位的「社會」，但地緣、血緣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體也並無西方中世紀那樣發達。在古代中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下無數小農的個體家庭直接作為「編戶齊民」而隸屬於皇權及其下延權力組織（吏權）。在這種結構中，小共同體無法取得本位地位，但這並非意味著個性自由與公民個人權利的成長，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權國家作為一個大共同體的強控制使小共同體權利的成長都成為不可能，就更談不上個人權利的成長了。於是在微觀層面，傳統中國因缺乏強固的小共同體紐帶而呈現出與西方近代化過程以個人本位消解了傳統共同體之後的狀況具有某種表面相似的「偽個人主義」狀態，「編戶齊民」之間無法發生廣泛的橫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紀在村社、采邑、教區、行會與宗族等類群體中所見的那種依附），因而彼此間顯得很「自由」，中國也因此很早就產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過程開始後才習見的許多現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但這種一盤散沙式的「自由」卻以宏觀層面上的某種「普遍奴隸制」為前提。(杜正勝，1990)
換言之，傳統中國社會（此「社會」乃廣義言之，不同於滕尼斯所言的以個人為本位的「社會」）既?/ca>
❸ 天意什麼意思，天意小說，天意什麼時候上映
《天意》是由優酷視頻、磨鐵娛樂與青春你好聯合出品，梁振華製片，丁仰國執導，蘇蓬編劇，歐豪、海鈴、喬振宇、張睿、米露、張丹峰特別出演的東方科幻網劇[1]。
該劇根據錢莉芳同名歷史科幻小說《天意》改編，講述了中國歷史上秦末漢初時代遭遇的科幻時空，秦始皇、劉邦、韓信、張良、項羽等歷史人物也加入了科幻想像進行重新塑造的故事[2]。
該劇於2018年5月10日在優酷播出[3]。
中文名
天意
外文名
Hero's Dream
其它譯名
天意之秦天寶鑒
出品公司
優酷視頻、磨鐵娛樂、青春你好
製片地區
中國大陸
拍攝地點
橫店
導演
丁仰國
編劇
蘇蓬
主演
歐豪，海鈴，喬振宇，張睿，米露，張丹峰
集數
57集
類型
科幻、愛情、冒險、懸疑、勵志
製片人
梁振華
在線播放平台
優酷
❹ 假如愛有天意的上映時間是哪一年
中文片名
假如愛有天意
外文片名
The Classic
影片類型
愛情
片長
137 分鍾
國家/地區
韓國
對白語言
韓語
導演 Director
郭在容 Jae-young Kwak
編劇 Writer
郭在容 Jae-young Kwak
演員 Actor
孫藝珍 Ye-jin Son .....Ji-hae/Ju-hie
曹承佑 Seung-woo Cho .....Jun-ho
趙仁成 In-seong Jo .....Sang-min
李基宇 Ki-woo Lee .....Tae-su
Sang-in Lee .....Su-kyeong
Ye-jin Lim .....Shopkeeper
Hyeon-tae Yang .....Seok-woo
金秉玉 Byeong-ok Kim
徐英姬 Yeong-hie Seo 上映時間：韓國
South Korea
2003年1月30日
（中國）香港
Hong Kong
2003年8月7日
加拿大
Canada
2003年8月30日 ..... (Montréal World Film Festival)
日本
Japan
2004年1月24日 ..... (Tokyo)
美國
USA
2004年4月15日 ..... (Philadelphi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劇情介紹：梓希跟秀景是同校的大學生，她們雙雙暗戀戲劇學會的尚民。一向較為主動外向的秀景要求梓希代寫情書給尚民。梓希便將自己對尚民的情感毫無保留地抒發出來，卻被迫要寫上秀景的名字。尚民看過那些情書後深受感動，漸漸亦被秀景吸引住。梓希每每遇上他都感到混身不自在甚至內疚，但越是設法逃避他，緣份越是將他們拉得更近。
梓希一天收拾房間，無意中發現一個神秘的箱子，裡面滿載著她母親初戀的回憶……
1968年夏天——
俊河到鄉郊居住的伯父家過暑假。他遇見珠喜並對她一見鍾情。珠喜出身名門望族，家教甚嚴。一天珠喜偷偷地要俊河帶她看看村裡的鬼屋，他們歡渡了難忘的一天，只是突如其來的風暴，把他們的船吹走了，珠喜在途中又把腳弄傷，俊河只能背著珠喜繞著湖步行回去，把珠喜送回家時已經很晚，珠喜闖出這個禍以後便立即被送回漢城，跟俊河沒有話別就分開了。俊河懷著沉重的心情渡過餘下的暑假。
暑假過後，俊河回漢城上課。班上的泰秀要他寫情書給一女孩子，而這女孩正好是珠喜。俊河並未向泰秀表白他暑假的戀愛片段，只是不情願地順從朋友的請求。
梓希發覺母親的初戀故事跟她的遭遇竟巧妙地相似。種種的巧合更令她對尚民的好感日益增加。雖然她因好友的緣故打算徹底忘記尚民，但種種的試驗更證實她的感覺是對的。
兩個女學生秀景和梓希同時傾慕班中的男同學尚民。秀景因為怕自己辭不達意，於是找了好友梓希代筆，寫一封電郵給尚民。往後梓希不斷以秀景的身份寫電郵，卻漸漸發現自己也愛上了尚民。就在此時，梓希偶然地發現了媽媽的保險箱，內里有著一堆情書。而最特別的是，媽媽的愛情故事卻跟自己的很類似……
孫藝珍飾演大學生智惠，無意中找到母親主熙留下的日記，重溫她的初戀。二〇〇三年的智惠和一九六八年的主熙，同樣清純可愛同樣面對感情難關。富家女主熙和窮學生俊河一見鍾情，無奈門戶之見令兩人陷入了地場苦戀。兩人兜兜轉轉後重遇，卻未能再繼前緣。那邊廂，智惠和話劇導演相民，婉約含蓄，愛在心裡口難開。
一對好朋友梓希和秀景雙雙暗戀同班的尚民，外向的秀景怕自己辭不達意，於是要求梓希代寫情書給尚民，梓希便將自己對尚民的情感毫無保留地抒發出來，結尾卻只能寫上秀景的名字。尚民看過那些情書後深受感動，也漸漸被秀景吸引。梓希每次碰見尚民都覺得不自在，她越是設法逃避，緣分卻將他們越拉越近。就在此時，梓希在收拾房間時發現了母親一個神秘的盒子，裡面堆滿了情書，記滿了母親在1968年夏天初戀的回憶。梓希發現自己和母親的故事有著驚人的相似，種種巧合令他對尚民的好感日益加深……
❺ 美元貶值的奧秘
全面揭露美元貶值的奧秘
美元貶值的奧秘
一、順差：美國人的吸星大法
二、儲備外匯：輸掉600個甲午戰爭
三、結症：央行匯率對民間匯率的僭越
四、熱錢：圖的就是一毛不拔
五、金融組合：對廢紙的進一步稀釋
六、次貸危機：侵略中國所得的福利
七、股市與房市：美國人的抽血站
八、通貨膨脹：美國人印刷了中國一半的貨幣
九、用儲備換石油
十、中國價值觀
一、順差：美國人的吸星大法
從中國發一個集裝箱到美國，要5000美金的運費，從美國發過來，不到300美金，因為集裝箱都是空的。很多年了，中遠公司的人每次開船回來，只知道找不到東西壓艙，卻沒想到，整個中國，是在給美國人白白奉送。
打贏一場戰爭，戰利品用車子運了三天三夜，那是大勝利！可美國人把我們的東西運走，是用船，晝夜不息，運了三年！還是剛剛開始！
美國人一邊美美地享受中國人送過來的免費午餐，一邊還要假惺惺的對中國進行「反傾銷指控」，說「順差是政治問題」。
其實，美國人是故意的，是為了掠奪中國的資源，才故意關閉自己的生產能力，故意製造順差，用免費的中國貨。
他們假惺惺「反傾銷」，其實是為了吊中國人的胃口，指控，但不絕殺，才能讓中國死心塌地給他們提供持續的順差。
二、儲備外匯：輸掉600個甲午戰爭
中國積累順差，以為掙到了美元。殊不知，美元的購買力控制在美國人手中。雖然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接受美元，但他們都不儲備美元，他們拿了美元，立即去美國兌現。美國才是美元購買力的最終實現地。
從貨幣學的角度來看，美元是美國央行開出的借條，是它的債務。理所當然，這個債務的承擔者，只能是美國。
既然如此，那麼美國人只要關閉出口，美元就會買不到東西。不管中國積累多少順差，美國人只要吭一聲，把出口關閉，你的美元立馬變成廢紙，順差立馬變成白乾！
美國人早就算好了這一招，美元貶值的核心奧秘，就在這里！
美元貶值就是針對中國，因為只有中國儲備美元。其他國家都不儲備美元，他們不怕美元貶值。其他國家要去美國買東西，美國人會把好東西拿出來，因為東西不好人家不買。但中國如果要去美國買東西，他們就會拿一些陳芝麻爛穀子出來給你。
8000萬件襯衣換一架波音飛機，4000元一噸的可口可樂泡泡水，你愛要不要。你不要更好，那你的美元就是廢紙。
2004年石油價格從25美元一桶猛漲到70美元一桶，就是針對中國。因為同期用歐元表示的石油價格沒有變化。
等美國人巧取豪奪，把中國的外匯儲備消耗完了，沒有美元了，美元立即又會堅挺。這樣可以繼續騙人，可以讓中國再積累二十年順差！
美國人持有美元，美元堅挺，能買到東西。中國人持有美元，美元疲軟，等同廢紙。
這就是買賣。
買賣很殘酷。
美國人清楚得很，收發自如。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東西。不象中國，只想到錢，不想到東西。讓中國積累順差，美國人得到了東西。讓美元貶值，讓中國買不到東西，美國人還是得到了東西。
美國第一次海灣戰爭，花費是600億美元。2004年中國的外匯儲備是5000億美元，因為美國人控制石油價格上漲，讓中國的儲備喪失了一半的購買力，相當於遭受4次海灣戰爭的打擊！
現在中國外匯儲備達到1.5萬億，還會往上漲。美國人通過關閉出口讓美元貶值，將可以讓中國遭受40次海灣戰爭甚至100次海灣戰爭的打擊。
滿清政府腐敗無能，輸掉甲午海戰，賠款2億3千萬兩白銀。可儲備1.5萬億美元是一個什麼概念？用700噸紙張換走1500億兩白銀的財富，足足相當於600個甲午海戰的損失！相當於自滿清政府垮台以來，我們每兩個月就輸掉一個甲午海戰！
李鴻章割地賠款，我們說他是賣國賊，他老人家從此一病不起。可我們每兩個月輸掉一個甲午海戰，連續輸了一百年，倒若無其事！
問題的結症在哪裡？中國為什麼會積累順差，儲備外匯？
結症在於，中國的匯率制度有缺陷！
三、結症：央行匯率對民間匯率的僭越
掙到了美元，干什麼？
回答這個問題。
買東西。
南航說，美元給我，我去買飛機。中石油說，美元給我，我去買石油。
那麼給誰？
誰出的價高，就給誰。南航出價8元一個美金，先給南航，中石油出價7元一個美金，後給中石油。你們拿了美金以後，賠還是賺，自己負責。
但是，如果，南航，還有中石油，都出不起價錢——8元一個美金，沒人要。7元一個美金，還是沒有人要。6元一個美金，還是沒有人要——怎麼辦？
那你就5元一個美金，4元一個美金，3元一個美金……讓人民幣升值！一直到美金有人要為止！
如果1元一個美金，都沒有人要，無論人民幣怎樣升值，都不能從美國買到東西，怎麼辦？
那出口商就自動關門。別再給美國生產東西。因為你賺到的美金，不能給中國帶來福利，你賺的美金沒人要。
這就是匯率機制。出口商所賺來的每一分錢外匯，都應該由民間確認其價值，由民間進口商根據外匯的進口購買力，來決定以什麼價格（匯率），購買出口商手中的外匯。這個交易成功，出口商的再生產才能順利實現。
在這個匯率機制下，巨額順差根本就不可能。因為順差（出口大於進口）會導致出口商賺來的外匯買不到東西，如同廢紙。出口商很快就會被憋死，無法再生產。
既然人民幣的匯率機制能夠自動防止資源流失，自動防止巨額順差的出現，那這個機制又為什麼失效了呢？
是因為央行的介入，開動印鈔機強行收購美元進行儲備，導致了自動防止資源流失的匯率機制，失去作用。
央行儲備美元，人們就無法即時認證、並實現這每一筆外匯的購買力。哪怕美金已經變成了廢紙，沒有絲毫購買力，人們也無法發現。
央行儲備外匯，是對進口商認證、並實現外匯購買力這一權利的僭越。在進口商不要美元的情況下，你開動印鈔機強行儲備，你就違背了國家利益，形成了吞噬國家資源的黑洞。
央行不介入，匯率就是真正的「民間匯率」。而央行一旦介入，匯率其實就是由央行隨便吆喝，我們姑且叫這個匯率為「央行匯率」。因為央行把握著印鈔機。他喊高了，外匯供過於求，印刷鈔票接受，就變成儲備；喊低了，外匯供不應求，收攏鈔票購買，就成了外債。
在中國，央行與國有商業銀行其實是一體的。巨額儲備，直接證明央行介入了外匯交易，而且主導、決定了匯率，剝奪了進口商認證、並實現這些外匯儲備購買力的權利。這一點無可申辯。因為儲備的本身，就是失誤的證據。
四、熱錢：圖的就是一毛不拔
巨額順差，是央行開動印鈔機，無條件收購美元，進行儲備，所造成的。
解決的辦法有兩個：
第一，根本的解決辦法，央行及其所控制的國有商業銀行，不再開動印鈔機政策性接受美元。外匯交易由進口商與出口商直接對接。美元由民間進口商決定是否收購，收購價格（匯率）也由民間決定。
這是最絕的解決辦法。進出口商直接對接，進口商買不到東西，出口商的外匯就沒人要，順差一天都不能持續。
現在央行規定的人民幣浮動區間，是3‰-5‰，這個浮動區間遠遠不夠。這么小的浮動，大家肯定都直接跟央行交易，而不會自己相互交易。要理順匯率機制，浮動區間必須擴大100倍！賣出美元，8，買進，6，甚至5。這么大的區間，才足以讓進出口商自己直接交易。
第二，如果不觸及「央行退出主流外匯交易，讓進出口商直接對接」這個根本的匯率機制，那麼至少——應該讓人民幣升值。
人民幣升值，從8個人民幣換1美金，升值到只需要5個人民幣換1美金，那麼出口一輛400元的自行車，在美國的標價就從50美金漲到了80美金。這一漲價，就會讓中國的出口減少。同時中國的進口商品會更便宜，進口會增加。這一減一加，順差就可以扭轉。
中國讓人民幣升值，中國的出口會減少，進口會增加，這對中國是一種福利，三歲小孩都會知道。
但人是經不起忽悠的，美國人一忽悠，說日元升值對日本打擊大，怎麼怎麼的，很多人就迷失了方向。於是，人民幣升值這個三歲小孩都搞得清的事情，在大人們那裡卻久拖不決，以致貽誤時機。
本來，如果央行不介入外匯交易，有順差，會導致外幣買不到東西，立即貶值，本幣立即升值，這是自動自發的。
但我們的匯率機制，有央行的參與，而且僭越了民間匯率，所以反應就遲鈍了。這一遲鈍，導致熱錢大量湧入！
兩年之內，中國的外匯儲備從5000億美元暴漲到15000億美元。這其中估計有至少有8000億美元是混進來的熱錢，是假出口，不是真出口。
這些錢進來干什麼呢？
美國人想，中國面對巨額順差，如果採取第一種對策，央行不再入市政策性接受美元，那美國人就不能再從中國弄走一分錢東西。
中國如果採取第二種對策，讓人民幣升值，美國人同樣要遭受損失。
怎麼辦？
趕緊行動，趁著中國人民幣匯率還沒有升值，趁著中國的央行還在政策性收購美元，
趕緊，把美元換成人民幣！
8000億美元熱錢湧入，美國人不再害怕人民幣升值了。因為，中國兩年的出口收入，都已經被他們提前換成了人民幣。升值只能管到兩年以後的事情，美國人有足夠的時間來開動自己的生產機器，擺脫對中國進口的依賴。
相反，美國人甚至要求人民幣升值，以便他們迅速回購美元，套走中國的外匯儲備。
熱錢湧入，即使中國採取第一種應對辦法，美國人也不那麼害怕了。即使中國的央行不再接受美元，那麼已經進入到中國境內的8000億美元，已經建了一個6萬億的人民幣倉。加上在股市和房市的斬獲，這個倉可能達到10萬億人民幣！佔中國居民儲蓄的一半！這筆由美國人控制、歸美國人所有的錢，可以代替中國央行，入市接收中國出口商所得到的美元。在這10萬億人民幣耗盡之前，美國人依然不需要付出一分錢的資源，就可以完全免費接受中國所提供的順差！等到這筆錢耗盡，美國人同樣贏得了2年以上的寶貴時間，來開動自己的生產機器！
而中國央行所儲備的1.5萬億美元，只要美國人不賣東西，就可以完全變成廢紙！主動權完全由美國控制！熱錢的目的，圖的就是這個一毛不拔！
熱錢進入，輕松化解了中國面對順差，而可能採取的自我保護措施。
只要中國的匯率制度不改革，只要中國的央行還繼續入市接收美元進行儲備，熱錢對中國的攻擊就不會停止。
因為中國拿了美元，變成儲備，變成紙。不去驗證，更不去實現這些紙張的購買力。而美國人拿了人民幣，立即可以換到中國房產、股票等實體財富，並順利轉化為中國的順差。
中國的決策者，拿到美金，還以為賺到了錢。殊不知，人家拿了人民幣，立即換成東西，你拿的美金，變成儲備，是紙，鐵定貶值。
五、金融組合：對廢紙的進一步稀釋
美元進入中國，最怕的是中國拿著美元去買東西。他們採取了兩個措施：第一，把中國的外匯儲備轉換成美國國債；第二，忽悠中國投資公司，把外匯儲備直接送給美國人去搞「金融組合投資」。
中國的外匯儲備，是血汗錢。給美國人提供商品，賺得美元；把房地產賣給美國，賺得美元；把股票賣給美國，賺得美元；把中國的銀行、優質國有企業和民族品牌賣給美國，賺得美元……美國人拿走1.5萬億，都是貨真價實的東西！中國得到什麼？也是1.5萬億，但卻是700噸重的紙張！
這700噸紙張的購買力本來就已經被美國人鎖定，現在，還要把它送給美國人搞「金融組合投資」！
貨也沒了，錢也沒了！
金融組合投資的目的在於，把中國流動性最高的美元資產，控制在美國人手中，降低對美國實物的購買力。這樣，熱錢進來就安全了，永遠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
這樣，熱錢就可以持續地進來，兌換成人民幣之後，再回購中國出口商所得到的美元，支持中國的順差。
當把中國的資源全部抽乾的時候，中國會積累1萬億億美元的順差，得到1萬億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但同時，這1萬億億美元的購買力，也會在美國印鈔機的稀釋下，在美國關閉出口的情況下，縮水一萬億億倍！僅僅能買到4斤大米！
中國資源耗盡，亡國滅種。
再縷一下思路：
順差——靠央行儲備美元的支持，而積累——儲備美元的匯率制度允許熱錢無限進入，導致央行儲備暴漲，導致美國人在中國境內持有巨額人民幣倉，形成回購美元，支持美元價值和持續順差的能力——為了降低中國儲備對美國的風險，忽悠中投公司搞金融組合投資，降低中國美元的流動性，讓熱錢可以安全、持續進入，從而支持中國的制度性持續順差——最後，中國的資源榨幹了，中國的極巨額（現在已經是巨額）外匯儲備突然貶值，一根雞毛也買不到，中美關系破裂，中國政權垮台，被徹底宰殺。中國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國家一樣，淪為動亂、貧困、飢餓與艾滋病的天堂。
順差、儲備、金融組合，這就是美國人「用廢紙換財富」的戰略路線。
六、次貸危機：侵略中國所得的福利
給明顯沒有償還能力的人發放住房貸款，然後變成爛帳，收不回來，這就是「次貸危機」。
格林斯潘這幫人，是老狐狸，老江湖。
花旗銀行，幾百年歷史了，金融掠奪是祖傳的手藝，玩了十幾代人。他們會冒然給一些沒有償還能力的人發放住房貸款？
這個事情很蹊蹺。
一開始就是沖著中國來的。
發給他們貸款並不是沖著住房，美國人的住房問題早就穩定了，沉澱在那兒，搬不走。以住房「抵押」貸款，目的就是為了讓美國人購買免費的中國貨。所謂的「抵押」，形式而已。
中國把極其廉價的商品一船一船運往美國，讓美國人享受，美國人拿著貸款就可以購買大把的中國貨。這種消費性的貸款，一開始就沒想著讓他們還的。次級貸款是美國政府為享受免費的中國貨而發給每一個公民的福利。
次貸危機的含義，就是美國政府給的錢花完了，這些美元都流到了中國人的手中。
怎麼辦呢？
搞「金融組合投資」，讓中國人把得到的美元再發放給美國人，讓美國人再拿著這些錢，繼續購買免費的中國貨！美國人不斷欠債，不斷花錢；中國人不斷幹活，又不斷把賺來的錢借給美國人去花……
不要以為美國人欠我們很多債，是個好事。美國人在金融掠奪方面有著臭名昭著的信用記錄。欠少量的債好辦，如果欠多了那就麻煩了，輕則政治訛詐，重則搞垮你的政權，把所有債務一筆勾銷。
七、股市與房市：美國人的抽血站
股市與房市暴漲，主要是熱錢支撐。
儲備1.5萬億美元外匯，等於給美國人發放了10萬億人民幣。或者說，美國人以1.5萬億美元作抵押，在中國發行了10萬億人民幣的鈔票！
中國居民儲蓄由2005年的不到10萬億猛增到20萬億，這個增量，基本上是由美國人（及其代理人）印刷持有！
美國人用這些錢搶購中國所有值錢的東西，股市、房市怎麼能不暴漲？
我們現在不難理解了，中國的股市是熱錢構成的，根本上不健康。它的作用就是為熱錢建倉，並成為抽取中國居民儲蓄的抽血站。
請注意這么一個數字，美國熱錢10萬億，佔到中國居民儲蓄的一半多。即使中國全部居民儲蓄都進入股市，也無法與熱錢這個主力相抗衡。把10萬億中的1%拿出來，就是1000億，寫一篇文章給你1000萬，你干不幹？把中國最有影響力的100家媒體全部搞定，1家媒體可以分到10個億！10個億拿到手裡，你聽不聽話？
熱錢的力量，完全可以控制股市的漲跌，並控制所有關於漲跌的輿論！莊家要你漲多高你就可以漲多高，要你跌多少你就得跌多少，他比神還厲害，他怎麼能不賺？你是散戶，你是被控制者，你怎麼能不輸？
把中國的居民儲蓄都抽入股市，轉到美國人口袋裡，這是操盤者的唯一目的。股市漲得越高，能抽取的中國居民儲蓄就越多，熱錢的倉就越大。熱錢的倉越大，能買的中國貨就越多，能收購出口商的順差美元就越多，能從中國抽走的資源就越多！
八、通貨膨脹：美國人印刷了中國一半的貨幣
通貨膨脹是美國人印刷鈔票，搶購中國貨所造成的。
挽救這場通貨膨脹的唯一辦法，是中國拿到這1.5萬億美元，去美國進口東西，把被美國人搶購走的東西進口回來。
可美國人早就算好了這一招。第一，中國央行沒有進口力，它儲備美元的本身，就導致了儲備購買力的萎縮；第二，美國人已經把值錢的東西都收好，中國拿了美元買不到東西！
即使去掉這兩個限制條件，要靠進口挽回損失，也是難以想像的。你想想，1.5萬億，還是美元，用船從美國運貨，只運出來，不運過去，讓你免費運三年！需要多大的力量？這可能嗎！
美國人就是算好了這些，才拚命往中國輸入熱錢的！
如果不改革匯率制度，那麼兩年以後，中國的外匯儲備將達到12萬億美元，導致居民儲蓄暴漲到100萬億，而其中90萬億歸美國人及其代理人持有！股市這個抽血機則會沖到20000點！
在新增貨幣的刺激下，實體財富的存量會略有增加，但起決定作用的資源總量，如石油、煤、鋼鐵等不可再生資源的總儲量，不僅不會有絲毫增加，而且會急劇消耗！在通貨膨脹率達到1000%的情況下，美國人通過持有這些通貨的90%，就能夠佔有到中國90%的資源。
造成中國這次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的原因，有三個：
第一，順差，是這次物價上漲的直接原因。央行印票子，收購出口商的美元進行儲備，出口商拿到了票子，把貨物卻給了外國人，而向外國人進口貨物的這個債權，卻由央行儲備持有！但央行卻沒有進口能力！於是導致了順差！票子發給了出口商，實物出口給了外國人，進口補給又卡在央行不能實現，當然導致物價上漲。
第二，熱錢，是物價上漲的第二個原因。儲備美元並放鬆資本管制，讓熱錢得以大量輸入，美國人用人民幣通貨搶購中國的商品，導致物價上漲。而中國拿到美元通貨，卻變成了儲備，變成紙，變成「金融組合」，根本無法進口。通貨增加，實物沒有增加，物價當然上漲。
第三，美國減息，我們加息，這個利息差，讓熱錢進入穩賺不賠。所以加息不僅沒有抑制通脹，反而恰恰促進了熱錢進入，加劇了通脹。
順差與熱錢，都是美國人在中國發行貨幣，運走東西。順差是已經運走了的東西，熱錢是采購到了美國人手中尚未運走的東西。這兩項加起來，美國人足足印刷了1.5萬億美元，十多萬億人民幣！占整個居民儲蓄的一半多！為什麼物價上漲？為什麼老百姓日子難過？
因為，美國人動了我們的財富！
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是一個硬幣的兩個反面，但不是同一回事。通貨膨脹是掠奪，物價上漲是反掠奪。通貨膨脹的操作者，是印鈔人；物價上漲的操作者，是買賣人。印鈔人是受益者，買賣人是受害者。
九、用儲備換石油
07年9月29日中國投資公司成立，我向胡錦濤主席寫了一封信，說巨額外匯儲備，是我們上當的結果。美國人既然讓你上當了，絕對不可能把資源還給你，所以「金融組合投資」在理論上就行不通。要解套，唯一的方法，是「用儲備換石油」。
中國積累順差，把資源都獻給美國人，變成鈔票，是上了大當，倒了血霉！現在唯一的挽救方法，就是用這些鈔票換回石油這樣的「不可再生資源」，可再生的，一律不要。
我接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的時候，他說，資源不重要，因為有資源的國家，經濟成就都不好。
諾斯先生也許沒有想到，我就是一個資源學家。在資源學家的眼裡，經濟系統只不過資源環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經濟學不過是物理學的分支。他糊弄我，差遠了。
07年10月17日，我接到電話，說我給胡主席的信被批示給了中投公司。
之後的一個多月內，石油價格猛漲。
面對飆升的油價，美國人慌了。
出於對中國「用儲備換石油」的恐懼，熱錢拚命撤退。
房市瞬間崩塌。
一萬六的房價，轉眼跌至五千。
股市崩塌。
瞬間跌落1000點，倉位急劇收縮。
熱錢迅速退出，轉向銀行，准備撤退。
股市崩潰，房市崩潰，美國人雖有斬獲，但肯定不是獲利最大。美元在7.6的匯率跑進來，7.1跑出去，獲利0.5。但如果搞「金融組合投資」，等於中國將得到的美元直接燒掉。而已經進來的美元（紙張）將全部轉變成美國人的實體財富被出口運走，獲利7.6，與熱錢撤退僅獲利0.5相比，多出14倍！顯然，如果不換石油而搞金融組合，那熱錢本來是可以慢慢坐下來，慢慢享用中國資源的。
人民幣升值，讓熱錢獲利以後撤退，是無奈之舉。熱錢不是省油的燈，如果不讓他們獲利，更麻煩。
十、中國價值觀
中國進口石油，惹了很多麻煩。美國人把轟炸機開到了中國家門口，航母要求停靠香港，台灣局勢也變得異常敏感。這些政治訛詐的雕蟲小技都被他們使了出來。
中國9000億美元買了美國國債，美國人時時刻刻都在找借口想賴掉這筆錢。面對訛詐，中國需要忍，不能翻臉，但也不能完全任人擺布。
美國人用廢紙換財富，有三個關鍵的環節：
第一，順差。美國人一開始就是為了順差，後來熱錢進入，房市、股市升溫，也還是為了順差！
第二，儲備。是因為中國儲備美元，才導致了順差；也是因為儲備，才接受了熱錢的進入；為了持續儲備，需要降低儲備對美國的購買力和流動性，才有了「購買美國國債」和「金融組合投資」！
儲備，導致通貨發放；順差，導致貨物流失；通貨發放與貨物流失之後，導致「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才產生物價上漲！
第三，美元貶值。只要中國積累儲備和順差，美國人通過舉手之勞，關閉出口，就可以讓美元貶值變水，讓中國的順差變成白乾！然後在美元貶值到極低的情況下，巧取豪奪回收美元，完成「用廢紙換財富」的決定性飛躍。
要扭轉危局，有三項決定性措施：
第一，改革人民幣匯率機制，將匯率浮動區間擴大100倍，買進美元3-5，賣出美元8-10。央行和國有商業銀行不再入市政策性收購美元，已經收購的也不吐出。外匯交易讓進出口商直接對接，匯率也由他們自己決定。這樣順差受阻，熱錢亦無法再輸入。
第二，對於已經進入到中國境內的熱錢，可以通過關閉資源型出口，讓其變得無利可圖，在所持人民幣貶值的情況下，忍痛從央行撤出。從「中國製造」到「中國不製造」，這是抵禦美國侵略的致命要點！
因為，美國進入到中國的10萬億人民幣熱錢，控制的都是生產性領域，可以不斷增殖，不斷吮吸中國人的血汗，這筆錢耗盡，可能不是2年，而是20年！如果不關閉出口，20年內美國人不需要付出任何資源，就可以用印鈔機不斷從中國獲得無償的資源供應！不逼退他們，怎麼行？
如果認為關閉出口會造成經濟危機，那麼中國需要一次這樣的經濟危機，來矯正畸形的出口結構，以捍衛國家資源，避免毀滅。
第三，對於已經鎖定的美元，全部交給中投公司進口石油。中投公司只能進口石油，其他任何東西都不能要。
如果把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都用來補貼進口石油，那麼，不管國際石油價格如何上漲，中國的石油價格都可以不漲價，從而抵消中國的通貨膨脹壓力。
為了避免沖突，中國應該努力向美國輸出「中國價值觀」，這就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哪怕餓死，也不去偷去搶。美國人自己的資源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走下坡路那是天意。侵略和掠奪，太危險，核武器時代，一不小心擦槍走火，就是全人類毀滅，這不好玩。改變生活方式，降低資源消耗，才是中美兩國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向。
❻ 炒股到底是什麼意思，有什麼技巧
你好，關於炒股的一些技巧，可從以下幾點出發：
一、明勢操作：據數據統計，在中國證券市場中，指數的下跌中有80%的股票是翻綠的，而在一個升勢中則有80%的股票是上漲的。按照這一規律得出在一個下跌勢中它的風險與盈利比率可以看成8比2；而在一個上漲行情中風險與盈利比率，那就是2比8。因此，投資者要想迴避風險，首先要選勢。
二、籌碼理論：在證券市場，人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買股票投資」。在實際中我們看到中國的投資群體均以差價獲利，這一現實我們也可以從去年全年的印花稅和交易手續費的總額基本與上市公司盈利總額相當這一現象中看出。這就是說，在市場中盈利的是主力還是散戶，均是以犧牲投資者資本為代價。也由於這一現實，因而形成了莊家市，也就有了人為的價格操縱以及虛假題材的發生，典型的如藍田股份（相關，行情）和銀廣夏等。因此，把股票視為籌碼，當籌碼高度集中時，物極必反，投資者就可拋出；反之，籌碼高度集中後不斷分散的過程就是股價不斷尋底的階段。投資者根據這一理論防止走入投資理念的誤區。
三、波段操作：股市的運動軌跡是以波動的形式進行，第一次滬指從386.85點至1558.95點，第二次是326.92點到1052.98點，較大的一次是518.18點到1510點，近期的一波是1047.83點直到去年的歷史新高2254.61點。 在波動中，盈利最大的不是長線投資者也不是短線投資者，而是善於把握波段操作的投資者。既然是波段操作，投資者就不能天天買股票，天天有股票。
四、平常心：在證券市場中，投資者在買入一隻股票之前已經定下是盈還是賠了，但是還要等到現實到來。當現實到來時，不管是盈利還是虧損，都會引起投資者的情緒變化。當這種情緒變化不大時，投資者還能理性分析；當這種情緒變化過大時，投資者就會感情用事，就無法按照任何的戰略獲取利潤，這就是散戶最大的敵人——不是莊家也不是市場，而是自己。 五、善於總結：常人說：「失敗是成功之母」，但是很多散戶在失敗中失去理智，怨天尤人，而不能夠冷靜地總結失敗的原因，以力再戰。
六、堅決止損：止損對散戶而言，是一個很難的課題。一上漲期望值就提高，而下跌又有高位不賣低位更不捨得賣的心理，一旦被套更難割肉出逃。這也是散戶失敗的主要原因。因此，投資者在選擇迴避風險的投資策略時就必須有遭遇風險的准備和駕御風險的能力。
本信息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者不應以該等信息取代其獨立判斷或僅根據該等信息作出決策。
❼ 成都天意天映數字科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 公司前身為「成都天意天映數字科技傳媒有限公司」,成立於2006年4月24日。 2016年4月19日,公司名稱由「成都天意天映數字科技傳媒有限公司」變更為「成都天意天映數字科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劍
成立時間：2006-04-24
注冊資本：1500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510109000165122
企業類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資或控股)
公司地址：成都高新區科技孵化園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