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資產信託化

A. 財產信託是怎麼回事

• 財產信託概念簡介：

財產信託指委託人將自己的動產、不動產（房產、地產）以及版權、知識產權等非貨幣形式的財產、財產權，委託給信託公司按照約定的條件和目的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行為。

• 財產信託白話解釋：

財產信託又稱「相信委託」，是以資財為核心、信任為基礎、委託為方式的一種財產管理制度。有財產的人為了自己的或第三者的利益，把自己不能很好管理和運用的財產交給所信任的人去進行管理或處理。受託財產權的人要收取一定的費用。信託產品一般分為兩類：財產信託產品和資金信託產品。

• 財產信託權威定義：

財產信託是指委託人將現存資產或財產性權利，如房產、股權、信貸資產、利得財富、路橋、工業森林、加油站收益等委託給信託公司，再向投資者轉讓信託權益，屬資產證券化的衍生金融產品。其收益來源於信託財產本身。投資者購買財產信託產品時，由於信託財產可見，所以信託財產產生的信託收益也真實可見，從而避免賴以產生信託收益的財產形成過程中的風險。

• 財產信託的特點：

首先財產權必須是可以用貨幣進行衡量的。信託者，受人之託，代人理財。信託之目的、商事信託之目的，主要是實現財產的管理和財產的保值、增值，無法用貨幣進行衡量的權利內容則不能實現信託產品的此種目的，也就不能作為權利產品的信託財產。

其次委託人必須具有財產權的處分權。信託關系的設立，必將伴隨著權利的轉移，這就要求委託人必須對作為信託財產的財產權利擁有完整處分權。這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委託人必須合法擁有該財產權，所有權包括佔有、使用、收益、處分四項權能，無所有權也就無處分權。委託人不能用屬於第三人的財產權設立信託。其二，該財產權必須是可以流通和轉讓的。具有人身專屬性的財產權，如退休金索取權、養老金索取權、撫恤金請求權等特殊性質的權利，依照法律規定不得強制執行，委託人不能任意處分，此類財產權不得作為信託財產。當事人約定不得轉讓的財產權也不能作為信託財產。再次權利必須真實存在且特定化。

• 注意事項：

我國《信託法》第七條第一款規定：「設立信託，必須有確定的信託財產，並且該信託財產必須是委託人合法所有的財產。」在權利信託中，確定的財產權利才可以作為信託財產，而且設立信託關系時財產權必須特定。

B. 農業信託在中國有沒有前途

有前途。中國的農業信託，現在政策傾向農村發展。綠色信託都很有前途。

C. 誰能更通俗的幫我解釋下信託資產證券化的 具體含義

打個比方，一個復房地產公司找制到信託公司要發行產品，用應收賬款或者其他什麼的做抵押。信託公司按照房地產公司的要求設計了一種產品，金額是5個億。信託公司將這5個億平均分成5萬份的份額，賣給想要買信託產品的客戶。信託公司將籌集來的5億借給房地產公司，房地產公司付的利息按照份額分給買了這種產品的客戶。
資產證券化其實就是一個等額切割並且流通的過程，如上面說的這個信託產品，你買了沒到期也可以到市場上去賣給別人，它具有流通性。
上面的例子是債券，信託也會有股權，道理是相同的。
說了那麼多不知你懂了么？

D. 中國的土地流轉正在步入"信託時代"嗎

王東賓 / 河北張家口市金融辦

現在，農村土地流轉當前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後，以中信信託、中糧信託、北京信託三大信託機構先後於安徽宿州、黑龍江肇東、江蘇無錫等地開展土地流轉信託項目為標志，中國的土地流轉開始步入「信託時代」。

然而，自商業信託機構進入土地流轉領域之始，各方對土地流轉信託項目的經濟合理性就質疑不斷，或疑為商業噱頭，或疑為炒作概念，眾說紛紜。誠然，短期內迅速土地流轉實現盈利性具有相當大的難度，但正由於農業的脆弱性及其經濟劣勢，商業信託公司介入土地流轉領域這一新趨勢才尤為值得重視，需要從農村土地流轉的歷史脈絡中發現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因此，本文將比較土地流轉的幾種重要模式，以更好地理解土地流轉信託模式的經濟效率和社會意義。

一、土地流轉的三種模式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建立以後，土地流轉作為一種調節土地承包和土地經營之間緊張關系的重要機制，不管政策上是否正式認可，全國各地的實踐探索一直沒有停止過，出現了各種模式或經驗。本文的模式選取基於如下兩個方面。

第一，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並保持長久不變，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佔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這就限定了農地流轉的兩個基本前提：「農地農有」與「農地農用」。這樣，本文的討論將不涉及改變土地使用權擁有狀態的「雙放棄」(如成都模式)、「宅基地換住房+承包地換社保」模式(如重慶九龍坡模式)等，也排除了改變「農地農地」狀態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如廣東南海模式)等，集中討論農業用地流轉模式。

第二，以收益權的實現方式為核心標准。這種選擇基於三個方面的考量。一是信託的制度設計恰恰以委託人財產收益權為核心，從農戶的收益權理解土地流轉信託模式，符合信託思想的本源，也易於在與其他模式的比較中發現其獨特優勢。二是受亨利?喬治的「地租社會化」思想啟發。亨利·喬治用「外殼」與「核仁」來隱喻土地佔有與收益，他反對僵化地從簡單直接佔有的形式來理解土地所有權內涵，而把地租(土地收益)作為土地權利的核心，這對我們理解當前中國「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的政策主旨極有啟發意義。最重要的是，保護(並實現)好農民的收益權是土地流轉政策的最關鍵環節，也是保障土地流轉穩定有序進行的必要條件，並能促進土地流轉在城鎮化進程中更好地發揮穩定器作用。

「地租社會化」提出者亨利喬治的著作《進步與貧窮》對孫中山的地權思想有重大影響

基於這樣兩個標准，本文選取「反租倒包」模式(浙江瑞安)和福建沙縣模式作為參照系，與以中信信託(以安徽宿州項目為例)為代表的商業信託模式進行比較，重點是各種模式的收益分配與增信機制兩個方面。

(一)浙江瑞安：「反租倒包」模式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浙江省瑞安市馬道村出現一種新的土地流轉模式，被稱之為「反租倒包」，這種模式後來在全國很多地方流行推行過。簡要地講，「反租倒包」是指村集體從農戶手中以一定價格把已經承包到戶的耕地租賃過來(「反租」)，必要時經過一定的土地規劃、整理與整治，再轉包給種糧大戶或農業企業等農業經營主體(「倒包」)。之所以稱為「反租」，是因為村集體作為土地所有者，是土地承包經營權分配中的發包方，先期已經將土地發包(「出租」)給農戶，因而村集體承租農民土地是一種「反租」行為。這樣一來二去，盡管土地又集中於村集體，但權利關系卻發生了變化。其權利轉化與轉移過程大體如此，通過發包完成土地初始權利分配(承包經營權)，「反租」將經營權集中，「倒包」將土地經營權流轉到有效率的經營主體手中，土地承包權依舊歸農戶，土地所有者——村集體發揮組織管理職能。可以說，「反租倒包」模式是中國農民在當時的政策環境下因地制宜進行的自主的制度創新，與今天政策所倡導的「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宗旨不謀而合。在「反租倒包」的過程中，村集體、村民與經營者之間通過契約「合作」創造性地實現了承包權與經營權的效率分解與重組，因此這一模式非常適應中國鄉村社會，至今在許多地區仍在使用。

顯而易見，「反租倒包」是一種村級創新模式(筆者認為，「反租」是相對於「發包」而言的，因此除非擁有發包權，鄉鎮要麼是依託村集體的聯合「反租倒包」，要麼是「偽反租」)，必然與鄉村治理水平高度關聯，關鍵問題看村委會或村集體組織的「反租」過程是否存在違背農民意願、強迫農戶流轉土地或侵害農民利益的行為，其有效運轉依賴於這樣三個條件：第一，村莊的經濟結構中，主要勞動力的收入依賴於非農就業。二，村莊治理機制比較完善，村民能夠通過協商機制達成共識，形成穩定契約。第三，村集體經濟較為發達，可以為「反租」的收益兌付提供較強的風險保障。

(二)福建沙縣：「雙平台」模式

沙縣小吃名揚海內，勞動力大量經商，土地撂荒現象嚴重，全縣范圍內土地流轉的需求非常高，催生出土地流轉的「沙縣模式」。截至2013年底，沙縣全縣實現流轉土地約13萬畝，佔全部耕地的65%，是全國土地流轉流轉率的2.5倍。從沙縣的實踐經驗來看，其土地流轉模式可以概括為「流轉+信託」雙平台模式。

福建沙縣的土地流轉模式可以概括為「流轉+信託」雙平台模式。

流轉平台

沙縣自2006年開展土地流轉試點，建立了縣、鄉、村三級土地流轉服務機構，作為中介組織推動土地集中連片規模流轉。沙縣的特點是，在三級服務體系的基礎上，又建立了專門的土地流轉交易場所和信息服務平台，並開發了土地承包管理系統、流轉土地視頻系統等。土地需求方接入服務平台和系統後，通過待流轉土地視頻，可以很快了解相關地塊的地貌、田間設施等基本信息。2011年信託平台建立後，信託平台承擔了收儲土地(一次流轉)並進行土地整理的任務，將土地地塊規模化、標准化，流轉平台對接的重點變為經過信託平台集中連片整理開發後的待流轉土地(二次流轉)。

信託平台

2011年，沙縣又作為福建省第一家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信託流轉試點，通過設立兩家經營權平台公司，建立了縣鄉兩級信託服務體系。

信託平台的運行機制主要是信託公司與村委會(代表同意將土地信託的農民)簽訂信託合同，獲得土地後，土地集中連片，統一進行規劃、布局、整理與整治，再通過招標、競拍、租賃等形式流轉給農業企業或其他經營主體。

可見，沙縣模式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流轉+信託」雙平台模式。盡管時序上流轉平台建立在前(2006年)，信託平台建立在後(2011年)，但實際運行中信託平台前置，發揮一次流轉(土地收儲)功能，把經營權集中起來，進行土地集中連片、整理開發，流轉平台的功能升級後置，把經過整理開發後的土地流轉給相關經營主體，發揮二次流轉功能。這樣，後面的比較分析可以發現，沙縣的信託平台是一種准信託模式，在收益權設計、風險處置措施、增信機制等其他方面與商業信託平台基本相當。

(三)安徽宿州：商業信託模式

至2014年4月初，全國落地的土地流轉信託項目已經有十幾單了，其中中信信託6單(安徽宿州、山東青州、貴州開陽、安徽馬鞍山、河南濟源與湖北黃岡)，北京信託4單(江蘇無錫、鎮江句容、安徽銅陵和北京密雲)，土地流轉信託項目的土地數量已達20萬畝以上。

盡管各機構的具體合約計劃存在諸多差別，但在核心問題(收益權)的處理上差別不大。本文主要使用中信信託宿州項目的方案設計。中信信託宿州項目位於宿州市埇橋區朱仙庄鎮，信託期限為12年(二輪承包期剩餘12年)，首期流轉面積5400畝，流轉後用於建設現代農業循環經濟產業示範園(埇橋區是2010年農業部批準的第一批國家現代農業示範區)。5400畝土地由朱廟村、塔橋村集中承包經營權後，委託埇橋區人民政府代理，由區政府作為委託人與中信信託簽訂信託計劃，中信信託聘請服務商進行土地開發和基礎設施配套。該項目服務商為安徽帝元現代農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項目初期服務商同時也是整體承租商，支付開發前期的信託收益(關於中信信託宿州項目的詳細方案信息，參見蒲堅：《解放土地——新一輪土地信託化改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19-247頁)。

中信信託公司目前正走在全國土地信託實踐的前沿

二、三種模式之比較

至此，我們初步理清三種模式的基本情況，接下來的比較以收益權為核心，集中在收益分配和增信機制兩個層面進行比較。

(一)收益分配模式

一般而言，土地流轉的收益分為兩個部分：基礎收益和增值收益。「反租倒包」模式中，農戶的土地流轉收益表現為單一的「反租」租金，但在實際情況中，村委會往往會發揮類似於集體談判機制的作用，推動土地流轉(「倒包」)價格根據市場情況和經濟環境的動態合理調整，「反租」價格隨之進行調整，這樣農戶也能分享到增值收益。在有些地區，「倒包」與「反租」之間會有一定的差價，或村集體與村民之間有約定的流轉收益分成比例，如「二八開」，農戶獲得大部分收益。

沙縣模式中，基礎收益即土地委託給信託公司時支付的約定租金。增值收益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土地集中到信託公司以後，通過土地整治、改良後(如高標准農田建設)的增值部分，這部分60%歸農戶，40%歸信託公司作為信託發展基金滾動發展;另一部分是土地由信託公司流轉給經營方後，由信託公司申請各級項目配套資金，其中60%無償扶持經營方，其餘按信託公司的投入計算，逐年向經營方收回，回收資金返還村集體，由村集體進行二次返還(這實際上相當於本文末提出的農業補貼「部分歸農」機制)。

中信信託宿州項目(A類計劃)中，基本收益為1000斤中等質量小麥價值(均按國家頒布的中等質量小麥價格兌付等值人民幣，以下不再重復說明)，如果低於1000元，則按1000元兌付，即支付給農民的基礎地租價格最低為每畝1000元人民幣。實際上，當地目前的土地流轉價格為每畝每年約600元左右，即該項目的基本地租一次性增值60%以上，項目初期，由當地政府為服務商(初期承租方)提供每年每畝約400斤中等質量小麥價值(約400元人民幣)。

增值收益為A類計劃方案中的超額收益。受託人服務商進行土地整理和基礎設施投資(必要時發行B類信託計劃，募集土地整理專項資金)，扣除各項本金和費用後形成的超額收益，70%歸農戶，30%歸受託人，作為信託管理費用。北京信託江蘇項目也是按這一比例分配浮動收益(即土地開發的增值收益)，增值收益「三七開」原則似乎已成為市場共識。當然，增值收益是否能夠按方案如期實現，我們實踐中密切關注。

(二)增信機制

不論何種模式，流轉收益按期兌付是穩定流轉關系的基本條件，是承包權與經營權有序、穩定分離的必要條件。而農業本身又是弱勢產業，面臨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經營風險等多重風險，經營端的風險如果傳導流轉端，引發兌付危機，必然影響流轉關系的穩定。因此，在土地流轉的各種模式中，收益兌付的增信機制至為關鍵。

「反租倒包」模式中，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與村民之間存在一種「信任契約」，並通過村民直選等基層民主途徑對村委會的行為形成有效約束。這決定了在很大程度上，村集體經濟要為「反租倒包」提供一種隱性擔保，構建一種村集體增信機制。

沙縣模式中，有兩重保障機制。一是由增值收益的40%歸入信託公司形成的信託發展基金;二是財政資金增信機制，由沙縣財政先行注資150萬元設立土地流轉風險保證金。風險保證金的增信對象為集中連片100畝以上，流轉期限5年以上的流轉土地業主;當經營業主因發生各類風險無法兌付租金，導致信託公司無法向農戶兌付收益時，由風險保證金先行兌付。

中信信託宿州項目中，在方案中為A類基本收益(付給農戶的基礎地租)設計了雙重增信保障。第一重保障來自服務商的合同承諾，在未找到承租方的時候，由服務商承租信託項目下的所有土地，並按期向農戶支付基本收益。因此在項目開發初期，服務商即承租商。而且，若後期發生實際獲得的租金收入不足以支付基本收益的情況時，該類資金缺口仍由服務商補足(服務合同中規定服務商的職責范圍包括「提供信託計劃項下兌付A類基本收益的增信保障」)。第二重保障是如果A類基本收益的兌付仍然出現流動性資金缺口時，即第一重保障出現問題時，由受託方發行T類信託計劃，補足信託收益兌付的流動性缺口(T類信託計劃也可以用於土地整理投資的B類信託計劃基本收益兌付缺口)。

綜合來看，「反租倒包」模式採用的是村集體組織隱性增信機制，而沙縣模式和信託模式均建立了明確的增信機制，前者採用政府財政增信機制，後者採用市場化增信機制，保障農戶的基本收益不受土地流轉後與經營相關的風險影響，確保基本收益穩定且可持續。不論是沙縣的政府信託機制，還是宿州的市場信託機制，本質上均是土地流轉與土地經營之間建立一道風險防火牆，以穩定收益權的方式(信託收益)更充分地實現農戶承包經營權的經濟內涵，促進承包權與經營權的有序、穩定分離，有助於同時實現「穩定承包權」和「放活經營權」雙重政策目標，並且兼顧了效率與公平。

(三)土地流轉信託與金融創新

農村金融發展滯後的一個重要瓶頸是農村缺乏有效抵押、擔保品，導致「融資難」、「融資貴」成為普遍現象。近年來，各地紛紛試點推動解決這一問題的金融創新，如吉林的「土地收益保證貸款」、重慶的「三權抵押」、河南信陽的「五權抵押」等，其政策主旨均在於農村承包地、宅基地、林權等「三農」物權的金融權能。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進一步肯定了農村土地流轉的重要作用，明確激活農村土地擔保、抵押權能的政策導向，為農村土地金融創新打開了更寬闊的政策空間。土地流轉信託化對金融創新的推動作用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

第一個層面是對委託方——普通農戶而言。土地流轉信託的優勢之一是將農戶承包土地的收益權結構化、標准化，變為標準的商業合約，這有利於開展以標准化收益權為標的的金融創新。例如，中信信託在宿州項目中目前已實現通過信託受益權質押為農戶發放小額貸款，年利率在10%-12%之間，沙縣的金融機構已經藉助當地的信託平台，開展了「預期收益權」、「農戶聯保+預期收益權質押」等金融創新。

2013年末發布的「107號文」(《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影子銀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中明確提出「探索信託受益權流轉」，可以預期未來信託收益權的市場流通性更強，會更好地促進土地流轉信託收益抵押、擔保權能的實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對當前的「人戶分離」城鎮化格局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對「非戶籍城鎮化」人群來說，在沒有並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之前，土地流轉信託不僅可以實現「離土不離權」，提供一份穩定的基本收入，而且可以藉助收益權金融創新申請小額貸款，更好地在城鎮中生活與創業。例如，中信信託宿州項目中就提出「賦予土地信託流轉金融屬性，為農民參與城鎮化進程、增強承擔城鎮社會保險和住房租賃等方面的私人成本的支付能力創造條件」。可以說，土地流轉信託將構建的是一種「離鄉離土不離權」的社會制度。

第二個層面是針對信託平台而言。信託平台將原來分散的經營權匯集後，實現土地集中連片，具備開展土地整治項目(如高標准農田建設、中低產田改造、節水灌溉設施等)和布局現代農業基礎設施的必要條件，從而也就具備了對接財政扶持項目和資金的基礎條件。沙縣模式中，由信託平台配合政府扶持項目，開展土地集中連片整理開發，然後再進行流轉;北京信託密雲項目所採取的「財產權信託+資金信託」的「雙信託模式」，通過資金信託為土地流轉信託後的經營開發提供1800萬元的融資支持;中信信託宿州項目中，則有發行B類信託計劃融資進行土地整理的方案。信託平台對接政府項目時，政策上可以更好地「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即在財政補貼資金的引導與支持下，發揮「財政+金融」協同作用，藉助金融創新滿足土地整理開發和布局現代農業設施的融資需求。

第三個層面是對新型經營主體和經營農戶而言。少數土地信託項目中，如北京信託的江蘇無錫項目，信託土地僅158畝，項目可以直接對接農民合作社或其他新型經營主體。但其他的土地流轉信託項目一般涉及數千畝乃至數萬畝土地，需要聘請或組建(現代農業)服務商，按現代農業要求整理、開發土地，布局基礎設施，然後自主經營或再次流轉給種植大戶、家庭農場、農業企業、農民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此時經過現代農業布局後，大棚抵押、融資租賃等金融創新和金融工具將會更容易地引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服務「三農」發展的若干意見》(國辦發[2014]17號)、《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做好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金融服務的指導意見》(銀發[2014]42號)等最新文件中所提倡的涉農直補資金擔保、土地流轉收益保證貸款、農機具抵押等一系列農村金融創新在土地流轉信託平台上均可以有效地展開，新型經營主體的融資能力將更強。當然，對於剛剛出現半年多的信託模式，目前多數項目仍處於服務商開發整理階段，相關的金融創新仍在醞釀與衍化當中，不過許多金融創新從沙縣的政府信託平台中看已經相當成熟。

土地流轉信託推動金融創新的機制在於土地流轉信託將承包權和經營權穩定分離後，土地權利束與相關主體清晰對應，既可以有收益權融資，也可以有經營權融資。這種土地權利束的分解與重組過程客觀上已經將土地流轉的相關主體進行了分層，形成既有大型主體(信託機構、現代農業企業等)、又有中型主體(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還有小型主體(小微企業、種養大戶、家庭農場、普通經營農戶)的多層次主體，並在土地的綜合開發利用上也根據各自優勢實現了分工合作，這種結構化設計又與大中小結合的農村金融普惠體系相對應，形成金融創新的推動力。

進一步而言，隨著土地信託的實踐深入，信託平台將進一步衍化為金融創新平台，通過信託制度設計，土地流轉金融創新得以在不同層面、不同主體間展開，根據土地整理、現代農業布局、具體生產與經營等開發階段的不同特點和融資需求，因地制宜地設計不同的金融工具和金融產品，促進土地流轉的資源優化配置。例如，中信信託在宿州方案中就提出「條件成熟時，也可與商業銀行、專業性農村小微貸款機構合作」，「以土地流通信託為平台構建服務『三農』的金融生態鏈」。

四、探索土地流轉信託的「混合」模式

自中信信託、中糧信託、北京信託等信託機構介入土地流轉領域以來，因其專業化水平高和結構化的制度設計，商業信託模式備受推崇，由此引起一個爭論：以沙縣模式為代表的政府信託(類信託)模式是否過時?商業信託模式是否就是土地流轉信託的不二選擇?

從本文的比較中可以初步總結商業信託模式和政府信託模式的優劣勢。商業信託模式的優勢有：第一，商業信託模式的市場化程度更高，可以在更廣的(全國)范圍內發現價格;第二，全國只有68家信託公司，對接外部資源能力強，可以更好地遴選服務商;第三，信託標准化、結構化水平高，可以推動更高水平的金融創新。短板在於：第一，商業信託模式採用的是項目制，使用的是本地優質土地資源，且地方政府需協調足夠的土地滿足規模經濟的需要，是一種非常態的土地流轉;第二，土地前期開發依賴於服務商，沒有合適的服務商，土地整理等工作亦無法開展;第三，服務商完成現代農業布局後，要承擔部分流轉平台的職能。

相比之下，政府信託模式的優勢在於：第一，信託平台承擔了土地收儲(一次流轉)職能，是一種常態化的土地流轉;第二，信託平台可直接開展土地整理開發，不需等待服務商;第三，有專業的土地流轉平台，二次流轉的效率和專業化程度更高;第四，信託平台與縣域金融機構合作緊密，針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小微企業和普通經營農戶的普惠金融創新更有優勢。短板在於：第一，信託平台承擔了服務商的職能，現代農業開發專業能力不足;第二，與外部資源對接能力不足，價格發現能力弱於商業信託機構;第三，標准化、結構化能力不足，限制金融創新的層次，尤其是在大型金融和現代金融工具的引入方面受限。

顯而易見，政府信託模式與商業信託模式的互補性很強，很難簡單地說孰優孰劣，需要因地制宜、具體分析。隨著信託制度向土地流轉領域的更深引入，未來綜合兩種模式的「混合」模式將更有優勢。「混合」模式可能發揮的優勢主要有：第一，結合常態的土地收儲(一次流轉)和項目制，使得縣域內流轉土地可以分區域、分層次開發利用;第二，發揮縣域信託的「中小」優勢和商業信託的「大」優勢，相關主體分層對接土地權利束和要素資源，使資源配置更有效率;第三，更好地發揮信託平台的土地整理能力和服務商的現代農業布局能力;第四，發揮信託平台和流轉平台的協同作用，提高二次流轉經濟效率，推動建立二次流轉公開市場;第五，發揮商業信託在收益權管理、兌付和風險防範方面的優勢，使得農民的信託收益權更加穩定。

在條件成熟的地區，可以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信託平台，綜合利用各方力量和優勢。從政策意義上來講，「混合」模式可以同時實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實踐中的發展表明，不論是政府信託模式，還是商業模式，亦或是今後可能的「混合」模式，信託制度在土地流轉領域是有生命力的，有可能成為今後農村土地流轉的重要制度工具。

土地流轉信託的制度優勢在於它可以同時兼顧效率與公平。土地流轉信託不僅可以實現承包權與經營權的穩定分離，而且可以實現合理分工。信託平台進行土地整理與整治，服務商(大型現代農業企業)進行現代農業規劃布局與基礎設施配套，這相當於農地的一級開發;然後土地再次流轉，實現土地更好地向四個新型經營主體集中，發揮其勞動技能優勢、生產技術優勢，這相當於農地的市場開發。通過信息平台，將有可能構建農村土地兩級開發體系。顯然，前者與後者的「適度規模」是不一樣的，而信託制的優勢恰恰在於可以穩定有序地集中經營權，又合理有效率地流轉分開，使經營權「放活」在不同層級滿足「適度規模」的不同標准。從這個角度而言，土地流轉信託可以更好地實現經濟效率。

從公平的維度來看，土地流轉信託逐步確立了幾個基本原則。第一是補貼部分歸農原則，要麼直接歸農(如中信宿州項目中基礎收益提升60%)，要麼以增值收益分成的方式，而且越是初級開發中的補貼，歸農的比例越高。第二，基礎地租價格應依據規模經營和現代農業的水準確立，而非分散經營和傳統農業的水準確立，這是對農民農地發展權的一種認可。若以分散經營的低「市場價格」進行土地長期土地流轉，大多數農民不但享受不到規模經營和現代農業的超額收益，而且基本收益的價值也沒有充分體現。第三，「漲價歸公」與「漲價歸私」相結合。亨利·喬治地租社會化思想的核心是「漲價歸公」，在人均只有一兩畝承包經營權的較平均的農村土地分配格局下，「漲價歸農」實際上是「漲價歸公」的一種衍化形式，土地流轉信託方案是地租社會化分配的一種具體實現形式。增值收益的70%與30%分配比例，是「漲價歸公」與「漲價歸私」的有機結合。從這個角度來看，土地流轉信託又可以更好地實現公平。並且，公平的制度設計可以使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穩定有序地分離，反過來會促進規模經營的經濟效率。

鄧 小 平認為，農業的第二次飛躍必須走向集體經濟

1990年，鄧 小 平提出農業生產「兩個飛躍」的思想，即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二個飛躍，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具體論述參見《鄧 小 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頁)。可以說，信託制度是實現「二次飛躍」的一種較為理想的制度工具。總體上，土地流轉信託是一種效率與公平兼顧、公平促進效率的機制，它使得全體農民可以共享農業「二次飛躍」的發展成果，可以更好地發揮中國土地制度的制度優勢。盡管在超過10萬億的信託資產中，土地流轉信託所佔比例微乎其微，但考慮到中國仍在持續的新型城鎮化進程，土地流轉的潛力遠遠沒有完全釋放出來，而且「戶籍城鎮化率」真正追上人口「城鎮化率」尚需一段較長的時間，消化「人戶分離」仍需時日，即使在戶籍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土地流轉仍將發揮重要的穩定器作用。因此，土地流轉信託的大發展值得期待和深入探索。

E. 中國農業銀行中的一項信託存款可靠嗎

現在互聯網金融還蠻多的，選擇一些有背景有實力的。比如我們這的3個月期年化利率8.50% ，一年期的年化收益10.5%，安全穩定的大平台。

F. 信託業算什麼系統的

信託業經過多年高速增長，已成為我國投融資體系中舉足輕重的金融部門。我們認為，今天的信託業應該擺脫過去單純對資產規模、市場份額與經營業績的追求，而將目光集中於自身良性生態系統的構建上。結合信託業自身的特點，一個完整的信託業生態系統應包括以下因素。
首先，宏觀經濟形勢構成了信託業的生態環境，信託業未來的生存方式既取決於當前的宏觀形勢，又取決於未來的發展趨勢。其次，信託業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通過認清自身的發展驅動力與制動力，做出符合行業演變規律與生態環境變化的戰略選擇。最後，監管環境確定了信託業生態系統中的生存法則，好的監管環境既應促進個體向正確的方向演變，也應形成生態系統內的自然選擇機制。
（一）宏觀生態環境發生重要變化

1、中國經濟「新常態」
「新常態」更多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的方式的調整而非趨勢的改變。在經濟增長層面注重發掘新的增長點，尤其是增加創新成果的轉化率，提高創新驅動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而結構調整的要點一是產業結構，體現為傳統產業由於過度投資導致的產能過剩，而戰略型新興產業亟需加大投資力度從而增強對經濟的支撐作用。二是產品結構，現有的產品供給同質化嚴重，未來產品的差異化供給尤其是可以「創造需求的供給」將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2、貨幣政策適應性調整
與「新常態」下的經濟政策相適應，未來我國將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松緊適度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應用在基礎設施建設與新興戰略產業的投資，從而強化對於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支持。貨幣政策由「穩健」變為「松緊適度」，說明未來將繼續以「定向寬松」為主旋律，同時也存在著「降息」、「降准」的可能性，從而緩釋經濟下行壓力、平滑經濟增長趨勢。
3、全面推進經濟領域改革
以信託人的眼光看，「新常態」下的經濟改革首先是政府投資體制改革，通過推行PPP模式，引入社會資本，使得投資行為更加透明化、市場化。
其次是區域經濟改革，包括「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與長三角經濟帶等區域經濟規劃，加強區域互聯互通與「多規合一」，促進規模效應與協同發展。
再次是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企業並購、打破行業壟斷、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將是改革的主旋律。
最後是「三農經濟」，將建立現代化的農業發展方式、完善農產品(12.00, -0.01, -0.08%)價格形成機制、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繼續完善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服務「三農」。
（二）信託業「新常態」具有三大特點

1、信託業資產規模增速放緩
信託業高增速、低不良是基於經濟景氣周期的特殊表現。最新數據表明，信託業即將告別超高速增長轉而進入正常增長，甚至在某些年份低速增長或下滑。如果宏觀經濟政策不做大的調整，加上新的信託監管政策出台，未來五年增速放緩是大概率事件。根據我們與波士頓咨詢研究的結果，未來五年信託資產規模年均增長率有可能放緩至11-18%（不考慮設立信託業保障基金的影響）。
2、利率市場化深入，資產管理競爭加劇
隨著利率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存貸款利率向市場真實水平靠攏，銀行未來在投資端將會放開更多許可權。券商、基金、保險等過去與信託業不存在直接競爭關系的金融部門，可以通過資產管理計劃或子公司等方式與信託業形成正面競爭。
可以預見，在技術含量較低的如通道類業務領域，信託業原有的份額將被逐漸蠶食，並更多的陷入到低效的價格戰之中。即使是在信託業具備技術優勢的領域，也避免不了越來越激烈的競爭局面，信託業原本所從事的是風險與收益適中的業務領域，由於銀行、券商、基金和保險等機構的介入，形勢也將日趨緊張，部分信託公司將被迫向更高風險的領域移動，從而造成了潛在違約率上升。
3、破解「剛性兌付」，帶動信託業的無風險收益率理性回歸
無論是從經濟基本面、信託業發展周期與市場競爭態勢上分析，可以確定未來信託業風險事件將較以往更加常態化，從而逐漸改變信託產品的「剛性兌付」屬性，帶動信託業的無風險收益率理性回歸。這對於信託業來講，在短期將會形成轉型陣痛，在長期則是刮骨療傷式的長效發展機制。
長期以來在「剛性兌付」與「預期收益率」的束縛下，信託產品在營銷方面存在缺陷，信託公司沒有足夠的動力做精確的風險揭示，投資者也沒有足夠的動力充分了解產品的風險屬性，從而養成了一大批風險—收益觀念嚴重扭曲的「合格投資者」，而投資者是信託業生態系統的土壤，當土壤惡化時，生態系統內的個體是不可能健康成長的。盡管風險事件將常態化，但是長遠來看卻利於行業可持續發展。違約現象的出現是信託業正常的「新陳代謝」與「自我更新」。
（三）信託業的生存法則
監管制度就是信託業的「生存法則」。信託業區別於其他金融行業的發展特點，在於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更高效的互相促進、互相影響。從信託業歷史上數次重要轉折來看，每一次的清理整頓，均伴隨著對信託制度與信託本源更透徹的理解並使得信託業發展邁上新台階。因此，信託業作為富有高度靈活性與生命力的金融業態所依賴的發展基礎，除了一般的構成要素如資本、人力、市場的供給外，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制度供給」。
1、《信託法》修訂
從信託業誕生日起，信託制度便處於不斷完善的過程中，也正因為如此信託業可以在合理的制度基礎之上維持過去近十年的快速增長。然而在經濟新常態、金融體制變革加快與行業間競爭加劇的情形下，《信託法》修訂亟需提上日程。
在《信託法》修訂方面，應著重於完善信託產品登記制度、稅收制度、交易平台、跨境外匯信託、公益信託、民事信託等，這些基本制度無論是在資產管理與財富管理方面均是重要的法律基礎，否則如家族信託、公益信託等信託業尚未開發的藍海就不可能真正駛入，影響信託業的進一步發展。
2、設立信託業保障基金
2014年12月19日，中國信託業保障基金及保障基金管理公司成立，這是信託行業的一個重大事件。設立保障基金會略微加大行業運行成本。但是與成本相比，最重要的是穩定建立在風險識別基礎上的投資者信心，對金融機構而言，信心遠比黃金更珍貴。
與此同時，作為未來監管布局的重要協同組成部分，監管當局正在研究推出《信託登記管理辦法》、《信託公司信託業務盡職指引》、《信託公司監管評級與分類監管指引》，並擬調整信託公司凈資本計算標准，通過全方位、立體化的監管「組合拳」，以期全面提升行業抗風險能力並建立信託業的長效發展機制，反映出監管當局對行業制度供給和「基礎設施」的高度重視，雖然會帶來一些前期啟動成本，但卻是基業常青的重要保障。
3、恢復信託公司的固有資產投資許可權
恢復信託公司固有資產投資權符合邏輯，有現實需要。隨著社會投資者理財願望的增加，將會催生更多的資產管理與財富管理需求，信託業的規模增長與風險處置也需要有強大的資本實力作為支撐。如果僅依賴股東增資維持資產規模增長，則需要股東具備持續的增資意願與能力，形成了信託公司發展過程中的「增資悖論」，無形中增添了障礙。
信託資產中包括債權、股權等多種資產，允許交易對手以股權質押，就意味著要做好實現質權的准備，也就意味著信託公司要有股權管理能力繼而要有投資運營能力。因此，信託公司固有資產不得從事投資活動本身也是一個悖論，有必要恢復信託公司的固有資產投資許可權。
4、監管評級的角色轉變
很多人在不同時期都呼籲過，信託監管要從機構監管逐步向功能監管轉型。從構建信託業生態系統的角度來說，監管思路應以功能監管為導向，更多關注合規性審查與投資者保護等基礎領域，減少對系統內個體行為的細節干預。
同時，監管環境的調整應充分考慮各信託公司的層次性特點，通過差異化的監管引導體系，確定不同層次信託公司的發展方向，防止實力不足的信託公司盲目從事創新業務導致行業風險的出現，這種差異化引導體系的基礎是信託業監管評級體系的建立。
為建立更適合轉型期的監管評級體系，需對傳統的監管評級標准做出調整。在關鍵指標的選擇上，應弱化規模相關指標的作用，而將與公司的主動管理能力及內生發展潛力有高度相關性的指標賦予更多的權重，如資產質量、資產結構、公司成長性、創新業務等。同時，為了加強監管評級對信託公司的約束作用，評級應直接與經營許可關聯。通過以上措施引導信託公司向正確的轉型路徑發展，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規模擴張與短期效益。

G. 購買農業類信託產品好不好

不錯，現在國家也在大力發展農業，不過還是要看具體產品

H. 農業信託的優勢有哪些

農行有信託產品的。
每個銀行都有的，在銀行買信託產品可能收益率相對低一點，但是門檻可以低一點
銀行是不出信託產品的，但是幫賣！一般銀行都是推出一個理財計劃，集合大家的錢，然後去認購信託產品，銀行中間賺息差！一般給客戶的是6%，買的信託產品一般8-10+%的盈利，他們是穩賺不賠！所以一般建議客戶自己去買信託產品，當然一般信託產品都是100萬起。這類小額的名額不一定拿得到！300萬起的一般都可以直接認購。只要產品不是太搶手。

I. 農業類的信託產品以前也有過，但不了了之，現在會不會啊

誰能說得准呢，就像股市一樣，不斷的往上走，想的話，時刻關注吧

J. 資產信託，怎麼操作

信託是一種財產隔離投資或轉移方式，信託起源形成了在歐美法律中特有的一物二權制，但這與我國現行法律有沖突，因此在後來通過的《信託法》中，新建立了「信託財產權」的解釋。在前面強調這點，是因為這是信託與其他投資最大的區別之處。因為在一般購買時，你可能會覺得跟買銀行理財產品是一樣的，但由於上面的原因，信託完全不同於其他任何類型的投資。簡單來說，在你作為委託人設立的信託到期前，信託計劃內的信託財產不是你的個人財產，假如期間你發生負債或破產，信託計劃內的財產不能作為你的財產來進行清算，只要前提你的信託是合法設立的。比較白話的解釋就是信託財產在正常運營期間，其擁有權是信託計劃，不是委託人也不是受託人也不是受益人，因此在不考慮投資失敗的情況下，其財產安全性較高。作為委託人，一般老百姓打算去買信託是很容易的，一般來說100萬起賣，很多銀行都有代銷，當然如果你自己願意也可以直接打電話給信託公司的財富中心去認購。不過集合信託計劃不是什麼時候都有的，要看當時這個信託公司具體做了什麼項目。另外一點，購買信託的透明度要比其他的理財產品要高的多在一般情況下，因為信託基本上差不多是目前國內資金出口的最終端了，大部分信託計劃都有明確的目的和具體的項目，你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錢到底是用到什麼地方去了。

以上是從委託人的角度來看，從受託人也就是信託公司的角度來看，信託就是因委託人的信任，將其合法財產或財產權交由信託公司，並以信託公司的名義來進行管理及運營。目前國內信託基本上都是自益信託，信託目的就是為了委託人為自身創造利益。信託計劃大類可分為單一和集合，小類就太多了，根據資金或財產權的不同使用方式可以分出無數種，只要信託公司願意去創意，理論上使用方式是可以不斷創造的。信託公司一般會先進行項目鎖定，即現考察較有潛力項目，進行盡調和交易結構設計，當然還有項目競爭的，好項目大家都想要。設計好信託產品後，一般已經確定了是做單一還是集合，單一顧名思義就是只有一個委託人，一般來說都是其他銀行啊什麼的金融同業機構作為委託人。而集合就是跟私募基金有點類似，每個委託人不得低於100萬，委託人多於或等於2人（也有可能是多個機構，或者自然人和機構混雜）。單一信託較好操作，通過流程後委託人資金到賬，然後信託就開始運行。而集合信託則需要銷售，跟銀行賣理財產品類似，而且目前信託大部分都要委託銀行進行代銷。後續的管理就跟投資基金類似了。信託計劃到期後，受託人將按照信託合同分配信託利益，大部分都是能達到合同預期要求的，當然也會出現中融這次礦產信託的失敗。簡單來說就這些啦，客觀問的題目有點大，想詳細說都可以寫本書了，暫且這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