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法學家對婚前信託財產的觀點

1. 吳漢東的學術觀點

綜述
經過二十多年的學術探索與追求，吳漢東教授在知識產權法和民商法領域均作了諸多開拓性的研究，在不少問題上為後來者奠定了研究的基礎，開拓了研究的視野，特別是在知識產權基礎理論、無形財產權理論、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始終處於學術前沿。
知識產權基礎理論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吳漢東教授先後在《法學研究》、《法學評論》、《中國法學》等刊物上發表一系列文章，首次提出了知識產權理論范疇，對知識產權基礎理論進行體系化研究，其觀點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
（一）知識產權的本體、主體、客體制度
吳漢東教授認為知識產權的客體是一種沒有形體的精神財富，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的本質屬性所在，也是該項權利與財產所有權的最根本的區別。對於這一新型權利，在理論上難以採用羅馬法以來的物權學說加以闡釋，在立法上，也不能簡單搬用有形財產的權利保護方法。基於平等精神，知識產權主體制度在原始取得、繼受取得及國民待遇方面有別於一般民事主體制度。此外，吳漢東教授倡導在知識產權法領域建立知識產品范疇，以概括科學、技術、文化等精神領域的各類權利客體。同時，他對前蘇聯法學家將此類客體統稱為「創作活動的成果」與我國法學家關於「智力成果」的傳統說法進行了批判性分析，並以比利時法學家皮卡弟的學說為基礎，對知識產品的概念、特徵與分類進行了描述、說明與概括，認為其種類主要有創造性成果、經營性標記與經營性資信。
（二）知識產權的法律定位
吳漢東教授對知識產權法進行了細致的定位分析，探討了知識產權法與民法的關系，認為知識產權是民法對知識形態的無形財產法律化、權利化的結果，屬於民事權利的范疇。通過對各國立法體例的考察，他認為在立法史上，凡是範式民法典都沒有知識產權編，凡是規定知識產權編的民法典都不是範式。他指出，當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開放式，且最具創新活力的法律規范體系，但是考慮到現代知識產權法含有程序法及公法的規范內容以及其權利范疇不斷變動、發展的狀況，因此該類制度可單行立法，採取民事特別法的體例較為適宜，而不必整體納入民法典。吳教授認為，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宜在民法典作原則規定，但同時保留民事特別法的體例。
（三）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
關於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問題，我國理論界一直未予足夠的關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教科書及相關著述，多將知識產權表述為一體兩權，即認為知識產權具有財產權與人身權的雙重屬性；90年代的知識產權學說，一般從民事權利體系出發，將知識產權區別於財產所有權，對其作出無形財產權的定性分析。但是，關於知識產權的這種認知仍是不完整的。吳漢東教授以《知識產權協議》與《世界人權宣言》為依據，以經典學說觀點為參照，從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的角度，提出知識產權的私權與人權屬性。世界貿易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在序言中宣示「知識產權為私權」。在諸多知識產權國際公約中，《知識產權協議》第一次明確界定了知識產權的本質屬性，即以私權名義強調知識財產私有的法律形式。以《世界人權宣言》為代表的主要國際人權公約都賦予了知識產權的人權意義。這種權利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創造者對自己的智力創造成果所享有的權利，其次是社會公眾分享智力創造活動所帶來利益的權利。吳教授認為這一規定揭示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均衡保護思想，即知識財產獨占權的保護與知識財產利益的合理分享，它們構成了現代知識產權法的完整內容。
吳教授主張，私權與人權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就人權體系而言，私人財產權即是人權的基礎性權利；就知識產權本身而言，它既具有私權屬性，同時又直接構成基本人權的內容。在私權與人權的統一范疇中理性把握與認知知識產權，有助於全面考察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價值理念和社會功能。
無形財產權理論
在現代科學技術和商品經濟的推動下，非物質財富成為社會重要的財產類型，非物質財產的法律制度處於不斷的變革之中。吳漢東教授先後在《法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學》撰文提出無形財產權制度的基本理論問題，並在《無形財產權制度研究》一書中作了詳細的闡述和論證，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
（一） 無形財產權基礎理論
財產是民事權利的重要客體，是社會經濟運動的基礎，吳漢東教授認真考察了財產制度從古羅馬到現代的萌生及發展變革的過程，著重探討了當代無形財產權制度的四大發展和變化：傳統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斷擴大；新型知識財產陸續出現；經營標記的財產價值日益受到重視；商業秘密與反不正當競爭納入知識產權體系。
物、財產以至無形財產在我國法學及經濟學著述中被經常使用,且多在轉換意義中使用,因此,學者們多存歧義。吳漢東教授就財產與物這對術語作了仔細的辨析，指出在概念的內涵上（即權利的對象性），財產與物具有客體的同樣意義；而在外延上（即客體的指向范圍），財產與物所包容的要素並不是等同的；物為一切財產關系最基本的要素，是所有權以及其他物權之客體，因此對物的概念不宜作過於狹義的解釋。吳漢東教授並不贊同將智力創造性成果概稱為無體物，剖析了作為客體的財產權利是一種制度產品，而作為客體的智力成果是一種精神產品。在對知識財產、無形財產與知識產品進行比較的基礎上，吳漢東教授認為知識產品不僅概括了知識形態產品的本質涵義，明顯地表現出客體的非物質性。而且它突出了在商品生產條件下的商品屬性和財產性質，因而應將知識產權的客體表述為知識產品，而不是物或智力成果。
作為近代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產物，無形財產權是有別於傳統財產權的一項新型民事權利，因而難以採用羅馬法以來的物權理論加以闡釋。吳漢東教授以民法學理論為基礎，對無形財產權的本體、主體、客體制度等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客體的非物質是無形財產權的本質屬性所在，也是該項權利與傳統意義的所有權的最根本區別。他概括了無形財產主體制度的三大重要特徵：一是無形產權的原始取得，從創造的身份資格為基礎，以國家認可或授予為條件，二是無形財產權的繼承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製取得，從而產生數個權利主體對同一知識產品分享利益的情形，三是無形財產權制度對外國人的主體資格，主要奉行「有條件的國民待遇原則」，以有別於一般財產權法所採取的「有限制國民待遇原則」。
通過對無形財產權的利用、限制、保護、管理、經濟分析以及它與反不正當競爭之間的關系等等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吳教授成功地構築起無形財產權的基礎理論體系。
（二） 無形財產權具體制度
吳漢東教授認為，以知識產權名義統領下的各項權利，並非都是來自知識領域，亦非都是基於智力成果而產生，「知識」一詞似乎是名不副實。從權利本源來看,主要發生於智力創造活動與工商經營活動；從權利對象來看,則由創造性知識及商業性標記、信譽所構成。因此,「知識產權」一詞在眾多無形財產面前已顯得力不從心。由於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財富形態的變化，財產越來越多地變為「無形的」和「非物質的」，因而應當對傳統上並不被認為是財產或財產權利的權利給予越來越多的關注和保護。有鑒於此，吳教授主張，在民法學研究中，建立一個大於知識產權范圍的無形財產權體系，以包容一切基於非物質形態（包括知識經驗形態、經營標記形態、商業資信形態）所產生的權利。具體包括：
1、創造性成果權。包括著作權（含著作鄰接權、計算機軟體權）、專利權（含發明專利權、實用新型專利權、外觀設計專利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商業秘密權（含技術秘密權、經營秘密權）、植物新品種權等。
2、經營性標記權。包括商標權（含服務商標權）、商號權、原產地標記權、其他與制止不正當競爭有關的識別性標記權。
3、經營性資信權。包括形象權、商譽權、信用權、特許經營權。商業人格利益泛指經營領域中諸如商譽、信用、形象等各種資信。資信類財產本身不具有外在的形體，其無體性指向的是一種商業人格利益。這種商業人格利益在產權制度創新的過程中，被賦予無形財產權基本品格。
吳教授對商譽權、信用權和形象權提出了新穎的見解，他認為，商譽是一種非物質形態的特殊財產，由此所生之權利當為財產權。商譽權雖然屬於知識產權的范疇，但與傳統的知識產權相比，又具有非確定的地域性、非法定的時間性、非恆定的專有性等顯著特徵，並建議在我國民法中規定商譽權為一項獨立的知識產權，並採取直接保護的方式，即直接確認商譽權及其侵權責任；吳教授通過信用制度的歷史考察，從經濟學與法學的角度分析了信用的語義，並將其界定為償債能力的社會評價，他認為在民事權利體系中，信用權是受到法律保護的資信利益，是一種與所有權、債權、知識產權與人身權相區別的無形財產權，並建議在民事立法中確認信用權的獨立地位。吳教授關注到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知識形象的某些特徵具有「第二次開發利用」的價值。這種利用的目的，並不局限於該形象的知名度與創造性本身，而在於該形象與特定商品的結合而對消費者帶來的良好影響，這即是「形象的商品化」。知名形象在商品化過程中，產生一種特殊的私權形態，它已不是人格意義上的一般形象權，而是具有財產價值的（商品化）形象權。形象權與知識產權關聯性極大，但真實形象不是著作權的保護對象，虛構形象也不完全符合專利權、商標權的保護條件，形象權是一項獨立的無形財產權。
財產權體系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新的財產權類型不斷涌現，舊的財產權制度漸次嬗變，從而對傳統的私法制度帶來重大的沖擊，也給民法學界如何重新構建財產權體系提供了認真反思的空間。吳漢東教授在總結無形財產權理論的基礎上，主張對當代財產權體系作出新的安排，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一）財產權類型擴張與制度變革
財產權、人身權的兩分法以及物權、債權的二元結構，是傳統財產制度體系構建的基本范疇。吳漢東教授精闢地指出，盡管財產權的基本分類與體系構建的一般理論有著其合理意義，但也不能將其看作僵化的分析模式，因而應當適應財產權類型擴張的時代需求，對財產權制度進行創新與變革。
他關注到由於所有權各項權能的分離,產生了與所有權迥異的財產權――股權與信託權；考察了在客體物利用途徑不斷擴展的情況下,他物權制度得以重新規制,出現了環境物權、區分地上權和空間役權等等新型用益物權；把握到債權的「物權化」與「證券化」使得物權與債權的界限日益模糊,租賃權與票據權利由此具有了新的法律屬性;分析了知識形態的各種新財產不斷涌現,從而導致現代知識產權體系不斷擴充;探討了一般人格利益向商業人格利益的逐漸演變,從而在現代法的框架下構建了與傳統人格權有別的商事人格權。
（二）財產權體系的理論建構
吳教授認為，在進行財產權的法律構造時，既要遵循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又要注重內在邏輯的聯結關系，即實現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在構建財產權體系時可以遵循大陸法系的傳統，繼續採用物權、債權的稱謂，但不必堅執所有權絕對中心的理念，也無須恪守物權、債權的二元結構。現代的財產權體系，應是一個開放的制度體系、多元的權利范疇。
他主張，我國的財產權體系包括以下三個部分，即是以所有權為核心的有形財產權制度、以知識產權為主體的無形財產權制度、以債權、繼承權等為內容的其他財產權制度。在有形財產權范疇中，除所有權外，還應包括土地使用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地役權、空間利用權、典權、居住權、相鄰權以及抵押權、質權、留置權等擔保物權；在無形財產權范疇中，除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號權、地理標記權、植物新品種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商業秘密權等知識產權外，還應包括商譽權、信用權、形象權、特許經營權等非物質性權利。其他財產權包括債權、繼承權以及一些具有獨立意義的財產權，如股權、信託權、票據權利等。該類權利有些是請求性財產權，有些則是兼具物權、債權屬性的特別財產權。
（三）財產權立法與民法典編纂
自羅馬法以來，經過眾多立法者和法學家的培育，財產權制度已經形成成熟的概念構成，並產生了具有不同風格的制度體系。吳教授認為，我國的財產權立法，必須採取融經驗與理論於一體的建構方法，遵循嚴格的邏輯概念與體系要求，將各類財產權制度整合於民法典的框架中。
大陸法系有兩種民法典編撰模式，即法學階梯式與潘德克吞式，它們關於財產權體系的構建，在19世紀的範式民法典中作了十分經典的表現，但是，它們各有其弊端。吳教授認為，我國未來的民法典可以考慮借鑒20世紀的範式民法典——荷蘭新民法典的做法，設置一個財產法或財產權總則。他主張首先應當對財產進行定義，為建構開放的財產權體系提供基本的概念構成；其次，規定「物權一般規則」，以抽象、概括不動產物權和動產物權、所有權與用益物權、擔保物權共同適用的總則規范；第三，規定「債權一般規則」，以統領單獨設編的合同法和侵權法，並涵蓋不能另行歸類的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第四，規定「知識產權一般規則」，既解決知識產權制度「入典」的問題，又能保留其民事特別法的單行體例。吳教授認為，到目前為止，民法典不專編系統規定知識產權，已為多數學者為共識。知識產權制度雖不平行移植入民法典，但在民法典中做出一般規定依然是有必要的；最後規定其他財產權，以包容物權、知識產權、債權、繼承權等未能涉及的其他財產權利。
知識產權的發展戰略
在2001年我國加入WTO以後，吳漢東教授就審時度勢地指出知識產權戰略是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選擇，是中國實施市場競爭的戰略重點，是中國進行對外貿易的戰略舉措，成為當時最早提出戰略的學者之一。新國際貿易體制的形成，新技術革命的產生以及新民事立法浪潮的出現，都對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與變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而，他指出知識產權法應當不斷修改完善，順應歷史潮流，逐漸步入國際化、現代化與法典化的戰略發展道路。
吳漢東教授指出，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化特徵表現了這一制度的基本原則和主要規則在全球范圍的普適性。但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化，並不等於在保護內容、保護標准、保護水平等方面的全球法律規范的統一化。按照「最低限度保護」原則，各國立法提供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得低於國際公約規定的標准，這即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化的一般要求。中國既是一個傳統的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在知識產權制度國際化的進程中應當針對我國發展的不同階段而規定不同的戰略措施；既要考慮現實利益，又要具有超前眼光；既要遵循國際公約規定，保護外國的高新技術，也要推動國際合作，保護本國的傳統知識。
他認為，知識產權制度的現代化特徵，表現這一制度與時俱進的時代性。知識產權法從其興起到現在只有三、四百年的時間，其制度本身就是一個法律制度創新與科技創新相互作用、相互創新的過程。從一定意義上講，各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差異，實質上反映了國家間科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因此，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必須保持其時代先進性，即通過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去推動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立法體例的選擇，不僅是一種法律傳統、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涉及立法技巧、立法規則的運用，還應受制於一定社會政治、經濟、科技等因素的影響。基於各國立法例的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以及對於知識產權制度定位的認識，吳教授認為，無論何時採取何種途徑，法典化將是中國知識產權立法的必由之路。
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吳漢東教授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就率先對著作權領域的重大難題——合理使用制度作出了系統、具體的深入研究，成為我國知識產權學界首位對合理使用制度進行專題性研究的學者。他以民法學理論為基礎，綜合運用法歷史學、法哲學、法經濟學、比較法學、憲法學等研究方法，對合理使用制度進行多維度的分析和研究，並且兼顧了實踐性的應對策略探索。在他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書，得到學界的高度稱譽。
（一）合理使用制度的交叉學科研究
追求方法創新、理論創新一直是吳漢東教授多年來堅持不懈的學術要求。他從其發展歷史的探索、哲學基石的構建、經濟品性的透視等研究入手，清晰地勾勒出合理使用制度的理論框架，動態地反映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基本內容，全景地體現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多學科研究軌跡。
吳教授認真發掘出合理使用制度創設的立法動因——平衡精神，探討了該制度從判例法到成文法的創制歷史；將價值法學理論首次導入合理使用制度之中，賦予其哲學意義；剖析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價值——「理性的公平正義原則」，指出該原則是由公平性、平等性、公益性、合理性諸原則構成，並且得出了結論：「合理使用的價值目標，在於協調創作者、傳播者、使用者三者的利益關系，通過均衡保護的途徑，促進文化、科學事業發展」；將經濟分析納入著作權研究也是吳教授研究方法創新的大膽探索，他指出，在合理使用領域，效益價值與正義價值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信息——公共產品理論表明，著作權的設定使得信息的產生者通過市場交易得到成本補償；而根據不相容使用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構建合理使用制度的目的，在於合理劃分創作者和使用者的權利區域，減少額外交易成本，實現信息資源優化配置的良好效益。同時，吳教授採用帕累托標准、市場均衡狀態、成本——收益模型等理論，概括和描述了合理使用諸規則即正當使用、公平誠信使用、有限使用規則的經濟品格。
（二）合理使用制度的憲法學研究
吳教授開拓性地將憲法學探討導入合理使用制度的研究，他認為，合理使用與公民憲法權利緊密關聯，是公眾利用作品進行信息交流與傳播的法律形式，是公民實現表現自由權利的基本條件。他發現，西方國家在相關問題的立法和司法上呈現出兩大趨勢：一是對新聞作品進行有限的權利保護，從而造成合理使用的阻滯；二是賦予合理使用以准憲法權利的意義，對合理使用所涉及的權益以優先保護。通過探討合理使用制度的私法基礎，也凸現出吳教授對該問題研究的嶄新視角。
（三）合理使用制度的實證研究
通過對合理使用相關制度的比較分析，吳教授在內涵上准確界定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定位。他對合理使用中合理性判斷標準的悉心研究，進一步為合理使用制度的確立和構建提供理論上的標准，從而找到了合理使用中這一最為艱深的難題的基本解決途徑。此外，吳教授還前瞻性地探討了現代傳播技術對合理使用制度的影響，具有理論開拓意義和實用參考價值。

2. 海牙公約的純粹大陸法系國家對信託引入的公約

純粹大陸法系國家對信託的引入——《海牙公約》
列支敦斯登和日本均為純粹的大陸法系國家，但它們均在較早期引入了信託制度，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吸引國外的資金。日本在1922年同時頒布了《信託法》和《信託業法》，在法律起草過程中，不僅參考了英美的判例法，還參考了1882年印度《信託法》和1872年加利福尼亞《民法典》，避免直接繼受英國的法律體系，力圖保證與民法典的原則的統一性。
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中野正俊在論壇上發言
但正因為如此，日本法對信託關系的實質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一種債權說的觀點將受益人權利視為債權，但如果對受益人僅僅給予債的救濟，將不利於更好地保護受益人的利益，信託法因此通過特別的條款保護受益人的利益，但這些特別規定顯然與民法原則不相容，如果受託人與受益人之間的關系僅僅是債的關系，那麼受託人僅應負損害賠償之責，問題是信託法不僅規定了損失填補的責任，而且還規定了一種干預體制，如受託人的分別的管理義務以及受益人對違反信託受讓財產的相對人撤銷權，單純將信託視為一種債的關系，很難解釋信託體制。日本的信託業務主要應用於商業信託，在家庭領域中的應用極其罕見。《海牙公約》。非信託國家對於信託首先面臨兩方面的難題：一是信託的基本概念和與之相關的比較法上的難題，包括受託人的法律地位和權力、信託財產的法律性質、信託財產上不同當事人的利益以及信託當事人之間的地位關系等；二是由於不存在信託的分類而導致的適用沖突法規則的困難，包括非信託國家如何將信託分類、土地信託的特殊難題以及承認信託的沖突的解決方法。這一系列難題是非信託國家在解決信託問題時普遍採用在功能和效果上進行比較的方法，但這種方法將信託肢解為不同的類似制度，不僅會產生沖突法規則的適用問題，而且會在很大程度上損害委託人設立信託的真實意圖，因此有必要建議一種單一的法律選擇的方法，從而誕生了《關於信託的法律適用及其承認的公約》（《海牙公約》），但其目的是將信託的概念引入沒有信託的國家的國內法，而並不是規定法律沖突時的規則適用。
《海牙公約》關於信託的定義僅僅是描述性的，未能給出信託的准確定義。根據公約第三條的規定，信託關系僅限於自願設立的書面的信託。因此，公約適用於基於書面明示信託無效時的結果信託，但對於由法院推定的結果信託則必須受到「書面」條件的限制。
公約第六條規定，信託應依財產委託人所選擇的法律為准據法，該法律是指實體法的規則，該准據法將一直有效，除非委託人在信託協議中明示授權予以變更或默示被另一法律所替換。
海內外專家出席信託國際論壇
根據公約第十三條規定，在沒有選擇信託適用的法律的情況下，法院有裁量權決定是否承認信託。義大利是第一個批准公約的民法傳統國家，在將信託引入國內法的過程中產生了劇烈的沖突。但同時，民法傳統國家的法律學者們也在試圖尋找民法體系中類似於信託的制度。荷蘭也是民法體系國家，荷蘭法不承認直接等同於普通法信託的法律制度，荷蘭通行的觀點是：普通法的信託導致了所有權的分割，或者以法律沒有規定的行為創設了物權，違反了物權法定原則，荷蘭法承認所有權的絕對性和不可分割，因此，即使雙方當事人有約定，受託人和受益人之間的管理協議也不能減損受託人的所有權，受益人僅僅是取得對受託人的債權，不存在衡平法上的受益人的所有權。而在荷蘭法中存在的信託（Bewind）中，受益人是財產的所有人，但是限制受益人的處分財產的權利，管理人作為受益人的代理人管理財產，由於該財產在法律上沒有被管理人所擁有，財產不受管理人破產的影響。並不是所有的民法傳統國家都繼受了信託制度，在德國、法國、瑞士等國，都沒有接受信託。

3. 試述信託的基本法觀念

信託理論與信託理念

1、民事信託。我國的江平教授和日本的中野正俊教授不約而同地提出了發展中國民事信託的構想。與《信託法》（如第三條）確立的「民事信託+營業信託+公益信託=信託」的模式有所不同，江平教授提出了「民事信託（含營業信託）+公益信託=信託」的制度架構，他認為我國的民事信託應相當於英美法系的私益信託[ ]，而營業信託只是以經營信託業務的機構作為受託人的一種民事信託。這無疑是對信託制度本源和社會基礎的回歸——民間財產轉移與管理，對於滿足民眾迅速增長的理財需求和從根本上推動信託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盡管「日本無民事信託」的觀念已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但中野正俊教授在總結大量民事信託判例的基礎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託實際上隨處可見，只是它們在性質上僅僅作為判例而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罷了。這不僅是對日本信託理論和觀念的觸動，也對我國民事信託的認識和發展極具啟示。難道我國當前的民事信託活動就僅限於小額財產管理、遺產管理和貴重物品保管等初級形式嗎？目前，學界對發展具有我國特色的民事信託充滿信心。隨著信託思想的普及和信託制度的健全，越來越富裕的國人必定會逐漸認識並充分運用民事信託的財產保護和增值功能。由此，受託人在「職業受託」 的基礎上也會產生「非職業受託」，不斷積聚的公民生活資料會更高效地轉化為生產資料。不論這樣的民事信託是否還保有在英國起源時的「原汁原味」，但它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促動作用將是非常可觀的。

2、公益信託。我國當前各方面的公益需求非常巨大，但公益事業主要以基金會的形式出現。江平教授認為，目前基金會的設立成本和管理成本較高且程序較繁瑣，與公益信託相比雖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卻沒有明顯的成本優勢。學界普遍呼籲，積極引入靈活、便捷的公益信託，以扭轉我國公益事業發展嚴重滯後的被動局面。但是，在目前的法律環境之下，發展公益信託仍面臨著諸多障礙，一是動力不足，即各項鼓勵措施（如稅收等）還未出台，影響了委託人設立公益信託的積極性；二是機制不健全，即由於公益事業管理機構還未真正明確到位，公益信託的受託人資格難以核定，有效管理無法落實。值得期待的是，有關部門已將公益信託列入議事日程，相信不久將在我國的公益事業中發揮重要作用。民政部門等相關國家機關應積極推動公益信託的開展，鼓勵和保障社會捐助，實現信託業和公益事業的「雙贏」效應。

3、信託法學說。目前，學界的目光多集中於信託制度的沖突與協調，對信託理論學說的關注和研究相對滯後。中野正俊教授基於當前信託和信託法發展的實際需要，在日本信託法學界已有的「債權說」、「物權說」、「實質性法主體說」和「相對性權利轉移說」之外，提出了頗具創意的「限制性權利轉移說」，即認為信託財產並未完整地轉移財產權，而是根據信託目的限制性地轉移財產權。[ ]該學說對信託目的的重視值得贊賞，在當前的信託理論與實務中均具有相當的解釋力。韓國的洪裕碩教授在全面分析日本信託法理論各流派的基礎上，贊成把信託分為自益信託與他益信託之後再展開解釋的「新債權說」。一直以來，日本的信託法學說深刻地影響著亞洲其他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的信託立法和司法，我國信託法學界至今沒有影響較大的理論學說，因此借鑒日本的信託法學說既必要又可行。同時，信託法學界應加強與經濟學、管理學等其他學科的信託理論交流，並緊密結合信託實務操作和信託發展動向，及早提出我國自己的信託法學說。隨著我國信託法制的進一步發展，民商法與信託法之間的沖突將會越來越突出，法學界可以考慮將信託法學提升為獨立的法學二級學科，針對其獨特性展開全方位研究。

4、信託觀念。雖然信託在我國的產生和發展由來已久，但國人對信託的認識卻相當滯後。我國本身沒有信託傳統，而「一物兩權」的英美式信託與大陸法系國家「一物一權」的傳統所有權概念和法律體系相去甚遠，加之當前轉軌過程中市場信用機制嚴重缺乏，使得信託制度在我國的繼受和發展面臨諸多困擾。江平教授認為，信託的觀念與運用在我國長期處於誤解和歧義之中。洪裕碩教授也坦言，信託在大陸法系的中國和韓國會產生「異樣」的感覺。的確，由於人們對信託的普遍陌生和信託公司屢屢被整頓，社會上對信託的質疑與排擠在長時間內還難以完全消解，這對於信託觀念的培育和普及產生了負面影響。究其根源，仍舊是我國的法治建設和市場經濟還不成熟，法律不健全和信譽嚴重缺失是制約我國發展信託制度和普及信託觀念的系統性障礙。相信，隨著我國經濟的日趨發達，國民理財的需求與人們對信託的認識將會同步增長，尤其在信託理論和立法的不斷推動下，信託的獨特價值和巨大潛力必將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與接受。

4. 信託制度在中國本土化特點和出現的問題

信託是英美法系的獨特產物，是英國人對世界法律體系作出的重大貢獻。英國的法學家梅特蘭曾說，「如果有人要問英國人在法學領域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麼，那就是歷經數百年發展起來的信託理念，我相信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答案了。」他還指出之所以是最大的成就不僅僅是因為信託的發明，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在滿足新的需求和解決新問題的前提下不斷發展和變化的信託制度。[1]信託作為一種財產管理制度，所具有的獨特的制度功能「長期規劃」、「彈性空間」和對「受益人切實保障」[2]使其成為了一種世界性的法律制度，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如美國、日本、韓國、台灣等。信託制度的獨特功能對於尋求有效財產管理制度的轉型期的我國而言，其借鑒意義不言而喻。2001年，我國正式從法律上移植信託制度，制定《信託法》。
信託制度的獨特功能對於尋求有效財產管理制度的轉型期的我國而言，其借鑒意義不言而喻。2001年，我國正式從法律上移植信託制度，制定《信託法》。2001年《信託法》實施八年來，我國信託業雖然已經走出了之前五次整頓的混亂狀態，信託業也有一定的發展，但信託業的財產管理的功能還未能很好地發揮，信託信號還存在一定模糊，以至於在實踐中與其他理財制度存在著混淆。本文將就信託制度移植中所遭遇的問題進行闡述，以尋求正確的發展路徑，充分發揮信託制度的財產管理和融資作用。

時光的指針撥回到亞洲金融危機嚴酷肆虐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1998年10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鑒於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下稱「廣東國投」）不能夠支付到期債務，從即日起實施行政關閉。
在舉世矚目下，旋即又發生了一系列震動全球金融市場的事件：進入11月，廣東國投在香港的兩家子公司因資不抵債分別按香港法律宣告清盤；第二年初的1月16日，廣東省高院和廣州、深圳中院分別作出裁定，廣東國投本部及其在境內的三家子公司共四家企業進入破產程序。
廣東國投數百億元人民幣的債務80％以上借自包括日本、美國、德國、瑞士、香港等國家和地區130多家著名銀行。廣東國投破產的消息猶如石破天驚，立即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掀起巨大波瀾。
在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朱鎔基總理會見中外記者並回答記者的提問時強調，廣東國投破產是中國金融改革過程中的一個個別事件，但是這件事非常重要，它向全世界發出一個信息：中國政府不會為一個金融企業還債，如果這個債務不是由各級政府所擔保的話。
「我們如果象以前那樣，把廣東國投的債全部背起來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但那樣做的後果將是極其危險的。廣東國投的債政府背了，廣東省其他地方、尤其是全國不少地方的企業外債，政府是不是都能背得起？」回憶往事，時任廣東省省長的盧瑞華感慨萬端。
時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的王岐山 （現任海南省委書記）說：「廣東國投的債務並沒有像過去那樣由政府包下來，而是『誰的孩子誰抱走』，這一決定預示著一個重大變化，哪級政府管的事情由哪級政府解決，國家主權信用、地方政府信用和企業信用要逐步分清。」
王岐山把廣東國投破產這一重大決策比喻作「揭房頂，開窗戶」之舉。事實證明，廣東國投破產，使得陰雲密布、危機四伏的金融界開始出現了松動，為全面化解我國金融風險「殺開了一條血路」。
廣東國投關閉直至破產事件，直接觸動了全國信託業的「脫韁野馬」開始「收韁」。1998年底，根據中央要求，對信託業的全行業整頓從中央到地方相繼啟動了。
廣東國際信託破產案說明， 2001年《信託法》實施八年來，我國信託業雖然已經走出了之前五次整頓的混亂狀態，信託業也有一定的發展，但信託業的財產管理的功能還未能很好地發揮，信託信號還存在一定模糊，以至於在實踐中與其他理財制度存在著混淆。本文將就信託制度移植中所遭遇的問題進行闡述，以尋求正確的發展路徑，充分發揮信託制度的財產管理和融資作用。
信託制度起源於英國，起因在於對當時法律的規避，而後逐漸地演變成為一種融資工具。那麼，我國要引進的是信託制度的哪個方面，是首先應當明確的。在財產管理制度方面，我國有合同制度、委任代理制度、遺產繼承製度等，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存在並發揮作用。作為財產管理的功能，信託制度似乎作用不大。但作為融資工具的功能，信託制度對於促進流通、加快資金使用效率有非常大的空間。另外，我國在信用管理、產權登記、訴訟證據的確認等方面的制度建設還不完善，把信託制度的財產管理和融資功能全盤引進將會造成制度的混亂。實踐證明，信託制度在我國財產管理方面沒有產生積極的效果。諾斯認為，所有經濟理論的基礎都是貿易收益。全球經濟一體化對於貿易規則的需求是一致的，在貿易和商業領域，信託制度的作用更容易實現。

信託制度不是要置換原來的制度，而應當是補充，同時填補原有制度的空缺。本文所說的本土化，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的制度創新。

5. 胡光志的學術論文

1、「公司人格否定與公司人格擴張」，《現代法學》，1998年第4期（人大復印資料1998年第10期全文轉載）。
2、「關於完善產品質量法的幾個問題」，《城市質量監督》，1999年第5期。
3、「宏觀調控法若干基本范疇的法理分析」，《中國法學》，2002年2期（《中國經濟法論文精粹》2003年全文轉載）。
4、Some Basic Categories of the Macro-Control Law」，《China Legal Science》，2003,2.
5、「關於制定《經濟法綱要》的幾個問題」，《中國經濟法學的回顧與前瞻》（2000年經濟法年會論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6、「反內幕交易法律制度的基本經濟根源」，《現代法學》，2001年6期。
7、「產品的缺陷、瑕疵與不合格」，《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
8、「論WTO與我國的外商投資立法」，《中央政法幹部管理學院學報》，2001年5期。
9、「關於完善我國反傾銷立法的幾個問題」，《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1年6期。
10、「第八屆全國經濟法理論研討會綜述」，《現代法學》，2001年第1期。
11、「論反內幕交易法的公平性基礎」，《現代法學》，2002年4期（人大復印資料2003年第1期全文轉載）。
12、「論證券內幕信息的構成要素」，《雲南法學》，2002年4期。
13、「審計法律制度論」，《重慶大學學報》，2003年，（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
14、「會計法律制度及其前沿問題探討」，《現代法學》，2003年，（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
15、「行政壟斷與反行政壟斷法的經濟分析」，《中國法學》，2004年（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
16、「虛擬經濟的國家干預」，《需要國家干預：經濟法視域的解讀》，法律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
17、「虛擬經濟背景下構建和諧社會的法律制度變革」，《法學家》，2006年第4期（人大復印資料《經濟法·勞動法》06年12期全文轉載）。
18、「中國虛擬經濟及其制度供給模式之轉變」，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6年第9期。
19、「論我國《信託法》之信託財產所有權」，載《鄭州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20、「通向人性的復興與和諧之路——民法與經濟法本質的另一種解讀」，《現代法學》，2007年2期（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07年6期全文轉載）。
21、「經濟法之人性價值」 《政法論壇》，2007年第2期。
22、「虛擬經濟法的價值初探」，《社會科學》，2007年第8期。

6. 離婚財產分配問題

在2001年實施了經修正的《婚姻法》後，最高人民法院先後兩次司法解釋(下稱《解釋(一)》、《解釋(二)》)，使現行《婚姻法》具有了更大的可操作性。尤其是《解釋(二)》(2004年4月1日實施)，進一步對新類型離婚財產糾紛進行了解釋，對財產投資取得的收益、房屋糾紛、知識產權的收益、股票、債券等進行的最新解釋，適應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財產以及夫妻財產形態呈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但仍有不少法官反映在處理這類新型案件時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①

本文擬在最新的司法解釋的基礎上對離婚時按揭房屋、投資與孳息糾紛、公司股權糾紛、知識產權收益等新類型財產糾紛進行嘗試性的探討，希望能對司法實踐有參考價值。
一、以「按揭」方式購買的房屋、汽車產生的離婚糾紛
目前對以按揭方式購買的房屋或其他貴重財產進行分割的糾紛佔了離婚財產糾紛相當大的比例。解決這類案件首先應對「按揭」這一法律制度的性質進行符合法理的界定，才能提出更合理的解決方案。
(一)對按揭制度性質探討的必要性。按揭制度源於英美法系的衡平法中物的擔保的一種類型，是指債務人(按揭人)將自己財產的所有權轉移給債權人以擔保債務履行，債務人通常繼續佔有該財產。當債務履行完畢時，該財產的所有權又轉還給債務人。若債務人到期不能償還債務，則債權人依據其對按揭財產的所有權而支配其交換價值，從而擔保債權受償的一種擔保方式。②
然而我國至今尚未在法律中對按揭進行定性規定。在金融實踐中，按揭指購房人將其與房產商的房屋買賣合同項下的權益抵押給銀行，銀行貸款給購房人並以購房人名義將款項交由房產商以支付房屋價款，若購房人到期不能還本付息，則按揭銀行有權將按揭財產變價並優先受償，或由房產商將該房屋回購，並以回購款償付銀行本息。③
對於按揭的性質學界莫衷一是。如認為按揭從性質上而言屬於讓與擔保(日本引入按揭制度時將其命名為讓與擔保)主張按揭與讓與擔保在本質上都是以轉移所有權作為債權擔保的方式。④
或認為按揭是權利質押和按揭的「結合體」(簡稱「結合體說」)；⑤ 又或認為按揭是一種信託方式等等。⑥
其中「讓與擔保說」和「結合體說」較具有代表性。
對於按揭本質的認識至關重要，如認為按揭是一種讓與擔保，則債務人在未償還完貸款之前，所有權屬於銀行；待債務清償之後，所有權返還至按揭人即債務人名下。當事人在婚前辦理的按揭手續，若按讓與擔保的理論，則所有權在住房貸款未償還完之前都屬於銀行，而非夫妻任何一方，顯然使問題復雜化。按照國內各銀行按揭貸款實際操作程序和「按揭」房屋登記程序來看，本文更傾向於按揭是權利質押和抵押的結合。對於尚未建設或者正在建設的房屋或其他建築物，購房者於房屋建成並進行產權登記前，僅擁有向發展商請求交付房屋的債權，而以此債權向銀行貸款設定質押更符合我國現有擔保法的規定。而當房屋建成並進行了產權登記後，便轉化為以實體的房屋作為向銀行貸款的抵押擔保。因此，我國大陸在實踐中的按揭制度與香港、英美法中的按揭和大陸法中的讓與擔保制度都有所區別，並不存在將購房者的所有權轉讓的環節，也不存在回贖的過程。在擔保法和相關的民事法規沒有對按揭這樣一項特殊的擔保制度進行規定之前，我們只能認為按揭是權利質押和抵押的結合，但又不能認為僅等於質押或等同於抵押。
在理清了按揭制度的本質後，結合當事人辦理按揭手續的時間(是在婚前還是婚後)和支付首期付款的資金來源以及其他因素，才能判斷按揭房屋在離婚分割財產時的歸屬。
(二)按揭造成的兩種離婚財產糾紛。1.
對婚前辦理按揭手續，婚後夫妻共同清償貸款的房產在離婚時的歸屬問題。第一種觀點認為，按《婚姻法》規定，一方的工資、獎金為夫妻共同財產。雖然房屋為婚前房屋預售合同，但因為該房屋作為共同居住使用，且用夫妻共同財產還貸，那麼該房屋理應成為夫妻共同財產，離婚時應按照夫妻共同房產處理。第二種觀點認為，《婚姻法》明確規定，一方婚前財產為個人財產。一方婚前辦理按揭手續，並取得了產權證，則應該屬於婚前財產。
根據前文所分析的按揭的法律性質，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判斷按揭房屋的關鍵因素在於房屋產權證書記載的權利人以及房屋產權取得的時間。如購房人在婚前已取得房屋的所有權，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只是為了還貸而將房屋的所有權抵押給銀行，和銀行之間是債權債務關系。夫妻用共同財產還貸只是在夫妻之間產生了債權債務關系，並不改變房屋所有權的歸屬。這在理論上也是符合不動產的公示原則的。同時銀行和債務人(按揭人)之間是建立在對資信狀況特殊的信任基礎之上的債權債務關系，不因為婚姻關系而改變債務人，也是符合債務轉移的理論的。婚後共同償還貸款的行為並不改變該房屋個人財產的性質，對已歸還的貸款中屬於配偶一方清償的部分，應當予以返還；離婚後未償還的債務仍為個人債務。
若一方在婚前辦理按揭手續，以個人名義簽訂房屋預售合同，並繳納首付款，在婚後才獲得房屋所有權證，應屬於個人財產。因為根據我國的房屋預售登記(鑒證程序)使債權具有了特定性或對抗性，由該預售合同而取得房屋所有權的權利人只限於該預售合同上的債權人。銀行對特定的購房人即貸款債務人(按揭人)的資信產生的信賴，以及該財產權利的是由婚前個人繳納首付款而取得。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產權證的取得在婚後，仍應屬於個人財產。
對於產權證登記在一方名下，但配偶方有證據證明婚前購房時其也共同出資的或者雙方對所購房屋為共同共有約定在先，應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分割時應按共同財產的分割原則進行處理，其按揭貸款債務為共同債務。因為該出資行為在婚前，所以非產權登記名義人一方應對自己出資行為並非贈與或借貸進行舉證。
2.
離婚時，對於婚後辦理按揭手續，但房屋產權登記在夫妻一方名下的房屋的歸屬問題，使法官感到很棘手⑦。主要原因在於判決變更產權人，即意味著變更還貸人，如果銀行不予辦理轉按揭手續，則判決得不到執行。為此，法院的法官同志還專門和銀行相關部門交換了意見。司法人員認為將房屋判決給非產權登記名義方，實質上等於變更債務人，應徵得債權人(銀行)的同意，若銀行不同意，則無法判決。
筆者認為，通常情況下婚後以夫妻共同財產購買的房屋，雖然產權登記在夫妻一人名下仍然屬於夫妻共同財產，按揭的房屋也不例外。如無證據證明該房屋是以個人財產辦理的按揭手續，在離婚時也應按照夫妻共同財產分割，與通常意義下的房屋並無區別。銀行拒絕辦理轉按揭的手續是沒有理論依據的。一方面，不能以未經債權人(銀行)同意而變更債務人(名義還款人)為由拒絕辦理轉按揭手續。按照上述的分析，這類案件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實際還貸人是夫妻雙方，並不是產權證上名義產權人或還貸人。另一方面，房屋產權在離婚時判決給任何一方都不影響銀行的信貸利益，任何人作為還款名義人都不影響房屋作為抵押財產對債務進行擔保。法院在判決時也不能僅僅以銀行的信貸利益作為考慮的標准，將房屋判決給償貸能力較強的一方。應該考慮對房屋的需要程度，依然堅持保護婦女利益或照顧撫養子女一方的原則進行判決。第三，根據夫妻對婚姻存續期間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原則，銀行可以向離婚當事人任何一方追究責任。而根據規定，即使法院在離婚判決中或者夫妻雙方離婚協議中對於夫妻之間債權債務的分配，也只在離婚當事人之間產生內部效力。判決或離婚協議確定由哪一方承擔剩餘債務中的具體的比例，不能對抗債權人(銀行)。而離婚當事人一方因為連帶責任超過自己應當承擔的比例承擔債務的，可以向對方追償。通過上述分析，銀行的利益並受到實質上的影響。因此，不能以任何理由違反法律，抵觸法院的判決以及當事人之間的約定。
二、離婚糾紛中對投資收益、財產孳息及個人財產增值部分性質的界定
《婚姻法》中簡單地按照「婚前」和「婚後」的時間界限來判斷財產屬於個人財產還是夫妻共同財產，已不能解決婚前財產在婚後產生的收益以及不同的財產形態之間的轉換問題。對於婚前財產在婚後產生的收益，根據民法的理論可以分為兩類：投資收益和孳息。
(一)投資收益和孳息的比較。投資指經濟主體向特定事業或領域投入經濟要素，以獲取預期收益的經濟活動。⑧
投資是貨幣的資本化，投資收益是資本產生的剩餘價值，帶有風險性、不確定性和主觀性。投資收益的這些特性與孳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孳息是指通過自然的規律或法律的規定產生的收益。孳息與投資相比最突出的特性在於「定期性」，通常按法律的規定或法律關系即可定期的獲得收益。因此與投資相比權利人投入的勞動較少、風險小。投資收益已不再是資金的簡單增值。更多的體力或腦力勞動的參與以及更大的風險性，使得夫妻雙方對於資產的管理都有了更加緊密的聯系，並且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在沒有特別約定的情況下，也是由夫妻共同財產承擔。最重要的原因是投資涉及到雙方投入的人力資本，以及一方在家務勞動中給予的更大貢獻。
因此，夫妻如以個人財產投資於公司或企業所產生的收益，是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對該公司或企業生產經營產生的利潤部分如股權分紅等，應為夫妻雙方共同所有。而對於以個人財產購買的債券利息和個人財產存款利息屬於法定孳息，雖然取得時間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仍應屬於個人財產。
但對於法定孳息中的房屋租金，應另當別論。若一方婚前所有的房產，因為該方婚後疏於管理或者因為時間地域原因無暇顧及，而由另一方管理，或者實質上是雙方參與管理(如修繕、維護、參與租金合同的協商過程)，則租金應為雙方的收益。房屋租金與存款利息相比，是由市場的供求規律決定的，並且與房屋本身的管理狀況緊密相連。因此租金屬於特殊的孳息，其獲得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管理或勞務，產生的租金收益應當屬於夫妻共同所有。但如果能證明非房屋所有人的他方並未參與房屋的經營管理，則房屋的租金收益仍應屬於個人財產。但如果房屋一方所有人以房屋作為不動產向公司或企業投資，則應根據投資收益屬於夫妻共同財產的原則處理。
(二)個人財產形態轉化與增值部分的歸屬問題。《婚姻法》簡單地規定「婚後所得」一律按照夫妻共同財產處理的做法與民法的基本原理和經濟規律相悖。金錢形式和物質形態或其他財產形態之間的相互轉化並不改變所有權的規律。如夫妻一方以婚前的存款在婚後購買了房產、黃金、古董、股票、債券、基金等，則並不改變所有權歸個人所有的屬性。因此，證明婚前或者個人財產是否是婚後所得財產的來源是判斷是否屬於夫妻共同財產的一個重要標准。同樣，婚前或者個人財產除了向金錢形式也可向其他形態的財產轉換。如婚前或個人所有的房產或股票、證券等財產經轉讓或拋售，因市場行情上漲而獲得的增值部分也應該屬於個人財產。所以不能簡單以「婚後所得」來判斷財產的權利歸屬。
三、公司股份和經營收入的離婚糾紛
隨著經濟發展，公司股份和經營收入已成為夫妻共同財產中最復雜的形式，也是離婚財產糾紛矛盾的焦點。《解釋(二)》雖然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和有限責任公司中的出資有所規定，但仍然存在著一些疏漏。
(一)應當對非股東或非經營方的配偶的知情權進行規定。由於我國財產登記制度的不完善，加上「誰主張、誰舉證」的訴訟制度讓事先沒有財產保護意識的非股東或經營者一方配偶(通常是婦女)無法舉證，財產難以得到公正的分割。在一些家庭中，未參與經營一方往往對家庭財產的投資和經營管理既無法關心也不了解，夫妻間一旦發生財產糾紛，往往因為拿不出足夠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權利主張，使取證難成為目前離婚財產糾紛案中的一個突出特點。在實踐中，非經營一方配偶及其代理人到一些政府行政管理部門取證時，就有不少部門以保護公司的商業秘密為由，不給調閱檔案材料，而這些證據材料又往往屬於非經營方對夫妻財產的舉證范圍。當夫妻共同財產以公司股權形式，存在於配偶一方所在公司，該方在公司所處的高級管理人員地位，就造成了當事人和代理人無法取得證據，特別是涉及到該方在公司的工資、獎金、利潤分配和以股權表現的財產狀況時，非股東方及其代理律師很難從該公司取得相關證據。近來一項權威的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八成以上的妻子不了解丈夫公司或生意的經營狀況。⑨
對於公司的財務狀況缺乏了解，不僅對於女性，對於任何非股東一方的配偶來說，都易造成無法證明與夫妻共同財產相關的公司股權的尷尬局面。
因此，建議立法賦予非股東一方或者非經營一方的配偶知情權，當事人有權知道涉及到夫妻共同財產的股權和相關經營收入的財產狀況，任何行政管理部門和相關單位以及公司的財務人員都應該給予相應的配合。在離婚時根據公司股權分配出資份額或分割相應的凈收益時，對經營一方應當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由其證明經營財產狀況或出具資產負債資料，否則按照隱藏夫妻共同財產處理，對隱瞞一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二)對於登記離婚時分割財產協議中未涉及公司股權問題的解決。由於夫妻一方的經營行為所涉及的財產形式的復雜性，同時由於法律並未給予配偶相應的知情權，夫妻雙方在協議離婚時有可能對於公司股權和經營收入沒有進行約定。這是否意味著雙方對於該項財產達成了默認的條款呢？夫妻協議離婚後能否對遺漏處理的再次提出訴訟呢？
《解釋(二)》第9條規定：「男女雙方協議離婚後一年內就財產分割問題反悔，請求變更或者撤銷財產分割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人民法院審理後，未發現訂立財產分割協議時存在欺詐、脅迫等情形的，應當依法駁回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對於一方既沒有對財產狀況進行隱瞞，也沒有欺詐脅迫等情形，也不存在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夫妻共同財產或偽造債務行為時，而在離婚協議中對夫妻共同財產遺漏處理的，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果當事人明知或應當知道該財產的存在和實際佔有狀況，卻不提出分割要求的，應視為其默認對方對該財產的所有權，放棄分割要求。如果當事人確實不知道該財產存在，而導致當事人未提出分割請求，引起遺漏分割的，應依法支持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同時這也對於那些因對公司或企業的經營狀況不了解，從而無法對夫妻共同財產中應有的份額享有權利的當事人來說，無疑是一種補救方法。同時應規定該訴訟時效應從知道或應當知道該項財產如公司股權的存在開始起算。
四、知識產權收益的離婚糾紛
雖然現行《婚姻法》第十七條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知識產權的收益」歸夫妻共同所有。對於「所得」二字的司法解釋，從過去的「實際取得」為標准⑩，轉變到現在的「實際取得或者已經明確可以取得」，更充分得保護了知識產權人的配偶的權益。然而，《解釋(二)》第十二條「婚姻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的『知識產權的收益』，是指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實際取得或者已經明確可以取得的財產性收益」在邏輯上仍有相當大的不足。
筆者擬提出三個問題：第一，甲在與乙的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中創作小說一部，在該期間已經「明確可以取得」財產性收益(如已經簽訂出版合同)；但甲與乙離婚之後又與丙結婚，在甲丙的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才「實際取得」該項財產收益，該收益是甲與誰的夫妻共同財產呢？第二，如果依據該規定，有的知識產權人如果欲剝奪對方配偶對知識產權的財產性收益擁有的共有權，故意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不採取積極行動將財產性收益「確定」下來，卻在離婚後才確定並實際確定該項收益，其配偶不是只有望而興嘆了嗎？第三，若一部小說的作者在第一段婚姻中完成了該作品的一部分，又在另一段婚姻中創作了另一部分，該作品的知識產權收益該如何分配呢？
上海市在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再次作出的解釋中，對「明確可以取得」和「實際取得」發生矛盾時，規定前者為優先原則。然而，對於本文中上述第二、三個問題仍然不能給以解答。
問題出在哪裡呢？立法沒有統一的立法精神。為什麼要對知識產權人的配偶進行保護呢？夫妻之間是一個不可分離的緊密生活體，一方婚後的勞動收入、經營收入都與這個共同生活提供了經濟基礎。智力勞動也是勞動，知識產權收益也是勞動收入。除了知識產權的人身權不可分享外，知識產權收益應該共有。而夫妻一方從事知識產權創作、發明或設計都離不開對方在家庭事務、贍養老人、撫養小孩方面甚至對知識產權人給予更多的生活、精神方面的照料和支持。所以對於知識產權糾紛只能採取「創作」或「勞動」時間標准。如上文提出的第三個問題，甲在與乙的婚姻關系中創作了一部小說的三分之一，在與丙的婚姻中完成了該小說的三分之二，那麼該小說的知識產權收益三分之一屬於甲與乙的夫妻的共同財產，三分之二屬於甲與丙的夫妻共同財產。當然實際生活中，對於一個作品或發明付出的勞動不可能那麼截然地進行劃分，但只有這樣才能對知識產權人的配偶給予最大的保護。
注釋：
①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二庭：《婚姻法實施以來新類型婚姻案件分析及審理對策》，《法律適用》2004年第10期。
②何美歡：《香港擔保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③齊恩平：《讓與擔保與按揭法律制度比較研究》，《法學雜志》2005年第3期。
④寧教銘、張禮慧：《按揭與抵押》，《河北法學》2001年第3期。
⑤李巧毅：《比較按揭制度》，《政法學刊》2005年第2期。
⑥曹燕、余慧華：《試論樓花按揭的法律性質》，《政法論叢》2000年第4期。
⑦李梅：《「按揭」後，他們要離婚》，《法律與生活》2004年第16期。
⑧田椿生：《投資理論與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⑨該問卷調查是由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主管、經民政部批准、目前國內首家女性調查機構——華坤女性調查中心負責完成的，該調查名為「妻子名下的財產有多少」。
⑩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若干具體意見》第十五條的規定：「離婚時一方尚未取得經濟利益的知識產權，歸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可根據具體情況，對另一方適當照顧。」

7.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受益

【對於信託受益權的「債權」或「物權」屬性問題，昨日文章的內容明顯缺乏更多研究，筆者認為信託受益權應傾向於物權性質較多。特於此更正，以本文觀點為筆者目前真實觀點。】金融創新是當今每日每時都在發生的常態，法律監管亦步亦趨緊隨其後，從我國金融監管的歷史步伐來看，現階段的監管追趕速度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快。近日投資金融屆再掀起一股「收益權」拆分轉讓的浪潮，不滿於年化10%左右的信託產品預期收益，信託計劃受益人及業內各路英傑紛紛將目光投向更具發展前景的新課題——「收益權轉讓」，將實際投資期限長（信託2-3年）、流動性弱（可以轉讓但程序較生硬）的信託收益權拿來，拆分成「信託收益權」後進行再。信託受益權作為我國法定的一項財產性權利，其轉讓雖然可以進行並受法律保護，但當要將其進行拆分並以其為基礎進行再時，其中需要面對的法律障礙及風險就必須進行詳實的考慮。首先必須關注的是，將信託受益權進行分拆轉讓受到我國法律法規的明確限制。根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實施的《信託資金信託計劃管理辦法》中第二十九條規定，對信託受益權的轉讓進行了明確限制：「信託計劃存續期間，受益人可以向合格投資者轉讓其持有的信託單位。信託應為受益人辦理受益權轉讓的有關手續。信託受益權進行拆分轉讓的，受讓人不得為自然人。機構所持有的信託受益權，不得向自然人轉讓或拆分轉讓。」從此規定可知，機構所持有的信託受益權只能向機構進行轉讓，如果某機構將其自身持有的信託受益權欲向外轉讓，只有一種轉讓途徑——向其他機構整體轉讓。自然人持有的信託受益權欲向外轉讓，有三種轉讓途徑——（1）向機構拆分轉讓；（2）向機構整體轉讓；（3）向自然人整體轉讓。這些限制阻隔了一個最重要的監管重點防範現象——向自然人拆分轉讓！其次，對於信託受益權本身的法律性質尚處於不清晰狀態，各界對信託受益權的物權屬性及債權屬性還有爭論，觀點不能統一。因此，對於現實中已經存在的「信託收益權」這個概念，就更加容易混淆。說其「打法律概念的擦邊球」是比較恰當的，究竟能否從信託受益權的概念中再剝離出信託收益權，實在是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但我們認為，「信託收益權」或就僅是「收益權」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種為金融產品創新而創設的詞彙，其無法突破我國現階段的法律邏輯，既不能將其稱為物權，亦不屬於債權，目前為止，尚無哪一部法律法規可以直接對其進行定義和規范，而處於這一「灰色」地帶的創新概念正如火如荼的蓬勃發展，在事實上推進著我國金融領域的繁榮，只是這種繁榮到底能否持續，能持續多久，或者，能否推動我國金融法制的進一步規范，都是我們努力去解的難題。目前金融場上比較常見的信託受益權再方式有這樣幾大類，其中出現的最新狀態就是將信託受益權轉化為「信託收益權」後進行再，且對象沒有條件限制，沒有規范約束，變相將受嚴格監管的信託受益權持有條件轉換為了面向普通民眾的無條件持有。一、 P2P平台借款人以其信託受益權進行質押P2P平台是目前最活躍的微金融成員，雖然在單筆標的上可以算「微」，但在平台年總體額度上卻實實在在是高大上。為了增強平台的獲客能力和資金流動性，平台創意性的將信託受益權質押作為一種手段進行操作，當然，P2P平台實際操作的質押物（抵押物）遠不止信託受益權，其他包括銀行匯票、倉單等等法律規定可以進行質押、抵押的物品，P2P平台均創設性的拿來進行了債權的增信。在實際操作中，平台上的借款人即信託受益人將其持有的信託受益權在受託人處（信託）辦理質押登記手續，將信託受益權質押予P2P平台，作為向平台上投資人（出借人）的借款。P2P平台則將平台投資人的資金通過提供居間服務的方式實現資金向借款人出借的目的。二、將「信託收益權」從信託受益權中剝離，再進行分拆轉讓這一操作方式是目前最常見也最受大家爭論的方式，各類金融和類金融機構都在嘗試，P2P平台更是其中最熱心此創新模式的實體。那麼到底什麼是「收益權」，法律沒有界定，而這種「收益權」與地方平台項目中路橋收費所指的未來「收益權」自然不是一個概念。在無法明確「收益權」是哪一種具體權利的前提下，這種權利轉讓的根基必會受到不可忽視的質疑。用「信託收益權」代替信託受益權進行轉讓，在形式上規避了《信託資金信託計劃管理辦法》對於轉讓和分拆轉讓的限制，但實質上不能不說是違背了監管出發點的行為，實際上是否可以嚴格的歸結為「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呢？也未可知。如果我們將其行為的本質倒推回監管原則的層面，其不合法合規性自然表露無遺。實踐中存在的交易模式包括直接轉讓或通過P2P平台等機構分拆向普通公眾進行轉讓（普通公眾包括自然人和機構）。「信託收益權」在從「信託受益權」中通過協議等方式成功分離出來後，再進行分拆轉讓似乎已不用受監管規則的約束，形式上逃避了監管的細則，事實上以現在的監管條文進行審核也的確難以界定其行為的違法性。法無禁止即是否適用於這個范疇？該用何種辯證的目光發現其中的基本矛盾並解決之？上面所述的交易模式無疑突破了一直以來備受限制的「信託受益權拆分轉讓」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現實場需要，這從業界的熱情和實踐規模愈演愈烈即可見一斑。但，從法理基礎的中，我們認為這種操作方式很難符合合法合規的要求。從監管根源上說，監管之所以不允許將信託受益權進行分拆再向自然人轉讓，是因為信託產品本身存在較大的風險性，其設立、投向等無一不折射出「投資」性質，而投資必然面對風險，投資收益愈可觀，風險愈高。這與銀行存款等普通民眾最熟悉和理解的借貸關系不在同一個風險級別中，自然不能允許將此種高風險金融產品向普通大眾化整為零的進行，否則一旦投資難以兌付，必然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因此，凡可以承擔高風險的投資人才是有資格獲得此類高收益高風險金融產品的受眾，這個受眾圈子也從普通大眾的廣義范疇中濃縮為監管規范中要求的「合格投資人」，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監管部門將此類金融產品限制在「合格投資人」的范疇之內，即，控制風險。根據《信託資金信託計劃管理辦法》第二十九條關於信託受益權轉讓和分拆的的規定，及第五十三條的規定：「動產信託、不動產信託以及其他財產和財產權信託進行受益權拆分轉讓的，應當遵守本辦法的相關規定。」同時，根據該辦法第五條的規定：「委託人為合格投資者……單個信託計劃的自然人人數不得超過50人，但單筆委託金額在萬元以上的自然人投資者和合格的機構投資者數量不受限制。」以及第六條規定的合格投資者的認定標准，都對信託受益權的持有明確了鮮明的范圍和條件。因此從本質上說，目前存在的各種通過化整為零的操作方法將渠道直接打通到社會普通大眾，信託受益權這類按照監管原則必須由具備相當資產及風險承受力的合格投資者才能持有的權益最終被拆分轉讓給眾多自然人，而這些自然人沒有任何資金和風險承受力的限制，由此很有可能產生不可預估的連鎖風險。雖然各類轉讓的具體方式與形式均不盡相同，但是根據實質重於形式原則，這些新式交易模式與拆分轉讓信託受益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事實上直接觸及了銀監會針對信託受益權拆分轉讓的限制性規定。同時，根據《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於信託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的規定：「不得向不特定客戶發送產品信息。准確劃分投資人，堅持把合適的產品給合適的對象，切實承擔售責任。」也可以說明，我國金融監管重點的監控對象既是金融產品形式，更是由此可能導致的諸多社會風險。「把合適的產品給合適的對象」是所有金融從業者都要遵守的原則。「信託收益權」能否單獨拆分進行轉讓存在較大爭議。從信託受益權中拆分出的「信託收益權」的權利屬性模糊不清，難以判斷其為「債權」還是「物權」，投資人受讓該「權利」存在較大風險。如果將「信託收益權」的概念分別匹配為債權和物權進行探討，則又會發現其在實際流轉過程中有許多環節還無法按照現有的法律要求進行權利的確認和落實，導致行為目的和行為手段最終無法一致，產生的風險仍要投資人單。我們傾向於信託受益權為物權范疇，但是這只是基於法理的推理，在我國實際立法體系中，這一推理尚難以成立。將信託受益權定性為物權，主要基於信託受益人的權利不但可以排除其他所有人的侵犯，且如權利不論因何等原因輾轉遺失，權利人均可以向受託人追及，又因於信託財產的破產隔離功能，受託人自身的財產狀況不能對信託受益人的信託財產造成任何影響，更使得其物權的特點比較突出。且最重要的一點是，信託制度來源於英美法系國家，一物二權的法理是英美法系國家在運用信託制度中普遍認可的。但是，如果將信託受益權定性為物權，則信託受託人同時亦擁有信託財產的所有權，在信託法律關系中，受託人（信託）是信託物形式上的所有權人，但其無信託受益權，而信託受益權人享有信託財產的受益權是實質上的所有權人，信託財產出現問題其均可以依據法律規定進行追及，結果是在同一個信託物上，出現了兩個物權，這對於我國的法學本源來說是不能理解和接受的狀態。但在英美法系國家普遍奉行的是雙重所有權制度，即一物二權。這個觀點上的沖突也在事實上的境內外信託業務中有了更多體現，國內法學人士對英美法系中信託一物二權理論衍生出的各類信託制度難以清晰認識和理解，出現了各種無法調和的現實矛盾。這種法律基礎的分歧可能是我國引入信託制度以來始終無法將信託運用得如英美法系國家那種嫻熟程度的原因。至少直至目前，信託（非商事信託）到底在我國應該如何發展仍然是一個重大課題。近兩年場上已出現「家族信託」的概念和實際操作，但從公開披露出的信息來，雖然「家族信託」在名稱上已經向英美法系國家的信託本源靠近，但其實際操作手法目前來看仍是我國商事信託的一種翻版。我國信託法不認可信託受益權人對信託財產享有追及權、優先權等物上權利，受益人難以獲得信託財產的物權救濟。由此更不用說由信託受益權分離出來的「信託收益權」了，其法律定位更加撲朔迷離。那麼如果我們聯想力更加豐富一些，將「信託收益權」視為債權，則只從我國法律法規對債權的一些程序性要求上即可看出，信託受益權（信託收益權）也不能簡單的被歸納進債權的范疇。債權在轉讓時將涉及債權轉讓通知及履行變更手續等問題，依據我國法律規定，債權轉讓需通知債務人，否則對債務人不發生法律上的效力。則該債權（信託收益權）轉讓在無通知的前提下不會對信託發生效力，事實上P2P平台等機構將獲得的信託受益權拆分為「信託收益權」後再向普通公眾售的過程中，其沒有去信託處進行通知登記等程序，信託最後仍是向信託受益人分配信託利益，則最終「信託收益權」持有人的權益獲得將更加未知和波折。事實上，到底信託受益權能夠被界定為何種權益，如前所述，目前還沒有定論。從目前可獲知的各方面現狀來看，現有的信託受益權再模式雖然在場上掀起了一系列熱潮，但其在合法合規性方面確實存在這樣或那樣的法律風險。如果我們可以在場的基礎上繼續推動法制的發展，最終融合出一套新的監管法規甚至產生新的立法，即保障了社會大多數實體的資金基本安全，避免大范圍社會風險的發生，也沒有遏制金融創新的步伐，令我國金融界舞台上演更多利國利民的精彩，眾之大幸，各界之福祉。

8. 信託受益權中sg受讓是什麼意思

《信託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受益人的信託受益權可以依法轉讓和繼承，但信託文件有限制性規定的除外。這就是《信託法》對信託受益權轉讓事項的全部規定。銀監會頒布的《信託公司集合資金信託計劃管理辦法》第二十九條也 規定，信託計劃存續期間，受益人可以向合格投資者轉讓其持有的信託單位。信託公司應為受益人辦理受益權轉讓的有關手續。信託受益權進行拆分轉讓的，受讓人不得為自然人。機構所持有的信託受益權，不得向自然人轉讓或拆分轉讓。
這就是現有從廣義法律上所能找到的有關信託受益權轉讓的全部規定。學術界對此問題也鮮有研究，筆者試就這一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受益權是受益人享有的一種私權，作為一種財產權利，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受益人通常可以進行自有處分，甚至可以無償地贈與他人。因此，原則上應當允許受益人轉讓其受益權，主要是信託利益取得權。這是各國信託法的一般規則。我國的《信託法》也明確除非信託文件有限制性規定，原則上受益人的信託受益權可以依法轉讓和繼承。甚至於，受益人不僅可以將受益權全部轉讓，受益人還可以將一部分信託受益權在數量上加以分割後進行部分轉讓。
大陸法系信託法對受益權轉讓沒有完備的規定，因此學者們對於受益權是否可以隨意轉讓還存在著不同意見。有學者認為，即使委託人沒有賦予受益權具有受益人身專屬權的意思，受益人將受益權轉讓給他人，也是委託人沒有遇見到的。因此，應當排除受益權的可轉讓性，不允許轉讓。也有學者認為，受益權是具有債權、物權性質的財產權，原則上應當可以轉讓或進行其他處分。
美國《信託法重述》第六章第一節規定，具有行為能力的受益人有權自願轉讓其信託利益，這種轉讓可以是有對價的，也可以沒有對價。除非信託條款或者議會法律另有規定，否則，受益人轉讓受益權不需要通知受託人或取得受託人的同意，也不一定採取書面形式，而且，受益人也可以變更或者撤銷其轉讓。我國的《信託法》事實上也是堅持信託受益權具有可轉讓性，除非信託文件作出了特殊的限制性規定，否則應當認定信託受益權具有可轉讓性。
但是信託受益權的轉讓應當如何進行？適用何種法律？遵守有何程序？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就是信託受益權的性質如何。因為信託受益權性質的認定，決定了信託受益權轉讓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如果信託受益權是債權，那麼債權的轉讓合同法上已經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應當適用合同法上有關債權轉讓的法律規定，但是如果認為信託受益權是物權，那麼就應當適用物權法上關於物權變動和合同法上關於買賣合同的相關規定。因此，討論信託受益權的轉讓問題的起點，就是信託受益權的性質？
筆者以為，信託制度作為一種發源於英美法的財產管理制度，與大陸法系民法傳統的財產權制度很難真正融合。信託財產的雙重所有權結構以及受益權的性質、內容，均難以恰如其分地納入大陸法系一物一權的傳統所有權支付。從我國《信託法》的規定看，討論受益權的性質很難，但是受益權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基於信託關系和信託財產所產生的債權及物權。二是強制實施信託的權利。三是監督受託人和追索信託財產的權利。四是對信託的相關事務表示意見的權利。其中，最核心的權利為取得信託利益的權利。受益權包含的這些權利的范圍和性質，顯然難以完全納入大陸法系的物權或債權。因此，較為適宜的觀點可能是，把受益權看成是一種特殊的權利。但是信託受益權的內容中最核心的權利應為取得信託利益的權利，該權利也是信託受益權所包含的的其他內容的基礎性權利，這一核心權利本身應屬於債權，因為該權利的行使對象是受託人，內容為請求受託人向其交付一定信託利益的權利，該權利的實現有賴於受託人的配合，具有對人權的屬性。
信託受益權的轉讓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實現這一核心權利的轉移，即將取得信託利益的權利轉讓給受讓人，轉讓人獲得轉讓的對價或者其他利益的滿足，而受讓人取得向受託人請求交付信託利益的權利。因此，筆者認為，對於信託受益權的轉讓，理論上應當按照債權轉讓的模式進行。
根據《合同法》第八十條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債權人轉讓權利的通知不得撤銷，但經受讓人同意的除外。
關於信託受益權轉讓合同的效力問題，應當按照合同法的相關約定，即除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合同方才無效，否則，只要轉讓人與受讓人達成信託受益權的轉讓合意，受益權的轉讓在轉讓方和受讓方之間產生轉讓的效力。
但是受益權轉讓要產生對受託人的效力，則必須以通知受託人為條件。受益人轉讓其受益權後，受讓人即取得了信託受益權，有權向受託人請求信託利益。但受託人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信託的受益權已經發生轉讓，可能繼續將信託利益支付給原受益人，或者找不到受益權的受讓人。因此，為保護自己的權益，使受託人能夠及時、准確地履行支付信託利益的義務，信託受益權轉讓後，受益人、受讓人應以適當的方式，及時將受益權轉讓事項通知受託人，該轉讓對受託人才具有約束力。未經通知受託人的，受益權的轉讓對受託人不生效力。也就是說，受託人在接到受益權轉讓的通知之前，依照信託文件所為的一切行為，均不受受益權轉讓而受到受益人或受讓人的追究。為保護無辜的受託人，英國法明確規定，受託人不知道信託受益權已經轉讓，仍向原受益人支付信託利益的，對由此造成的錯誤支付，不承擔責任。
而且，受託人接受轉讓通知時，所有能夠對抗受益人的事由，均可以對抗受益權的受讓人。受託人如對受益人享有屬於信託財產的債權，且該債權的清償期先於受益人轉讓受益權或者兩者居於同時，那麼，受託人可以對受讓人主張抵銷，以免受益人借轉讓受益權之機，使受託人及信託財產陷於不利地位。
根據筆者的了解，在現實的信託活動中，特別是集合資金信託計劃中，信託公司作為專業的商事信託受託人對受益人轉讓其信託受益權的，通常都在信託文件中規定只有經過信託公司的轉讓登記，方才可以對受託人生效。有學者認為，既然信託文件有此限制性規定，則只有按照信託文件的約定進行了轉讓登記的受益權轉讓行為方才對受託人生效，如果沒有辦理登記的，則不生效力。
但是問題在於，轉讓人與受讓人之間已經簽署了信託受益權的轉讓合同，也對信託公司進行了通知，這種轉讓是否產生受益權轉讓的效力，該轉讓能否對受託人產生效力。
筆者認為，《信託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信託文件有限制性規定的除外」。這種限制性規定是指限制信託受益權轉讓和繼承的規定，而不應是限制信託受益權是否對受託人生效的規定。
但是信託受益權作為債權，最初在信託受益人之間和信託受託人之間具有相對的法律關系，信託文件中對信託受益權設定了限制性條件，規定必須經過信託受託人辦理受益權變更登記後方才對信託受託人生效，應視為原債權債務關系的雙方即轉讓人與受託人之間達成的關於受益權轉讓的限制約定，該限製作為原受益權的負擔，即使經過轉讓，按照法理學上「後手不得優於前手」的一般法理，受讓人獲得該受益權也應繼續承擔此權利負擔。因此該信託受益權的轉讓行為如果要向受託人生效，則必須經過受託人辦理變更登記方才生效。
當然，如果轉讓人與受讓人已經達成信託受益權的轉讓合意，並且也向受託人進行了通知，但是受託人就是不予辦理變更登記，則轉讓人或者受讓人有權要求受託人予以辦理，否則可以視同已經辦理。受益人可以向受託人主張信託受益人的相關權利。

9. 信託法的重要性

長期以來，比較法學者一直認為，起源於英國的私人信託(Private Trust)是普通法系與歐洲大陸法系最具標志性的差異之一。在普通法系國家，信託是衡平法最重要的一項發明，數百年來，無論在民事還是在商事交易中，它一直在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相反，在大陸法系國家，則不存在一般意義上的私人信託。事實上，它的基本特徵與民法的基本框架是難以相容的。
信託法是歷史偶然的產物，最初是為了彌補五百多年前英國殘缺不全的法律制度，而在現代英國有了合同法和代理法後已經成為多餘。對大陸法國家而言，引入信託法究竟是一種有意義的改革，填補了法律體系的重大空白，還是相反，對現有法律制度的完善毫無意義。這些根本性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被法學家們忽視了。雖然國內、國際都有大量的信託法論著，但都是討論信託法原理，而沒有重視對信託法功能的分析。
今天，深入理解信託法的功能具有重大實際意義。在歐洲尤其如此。越來越多的大陸法國家已經引入與信託法類似的制度，並正在積極推動那些尚未承認信託制度的國家承認在其他國家成立的信託。導致這種趨勢出現的原因有二：歐盟正在致力於消除各成員國私法制度之間，尤其是大陸法和普通法之間的差異;專業投資基金需要適當的法律形式。一些學者認為，信託可能成為普通法對歐洲私法的最大貢獻。
不僅歐洲人可以從加深對信託法功能的理解中獲益。在美國，學者們繼續把重點放在研究信託的歷史角色，即家庭內部財富轉移的一種方式。然而，信託制度的這種傳統角色早已微不足道。信託制度更為重要的作用表現在美國的資本市場上。養老基金、共同基金一般都是採用信託形式，它們幾乎佔美國股票總數的40%，公司和外國債券的30%。另一方面，資產證券化信託已經成為美國債券的主要發行者，金額超過2萬億美元。
准確地理解信託法的功能不僅有助於認識資本市場的核心制度，而且有助於對一般組織法功能的認識。私人信託是法律規定的一種最簡單的企業組織形式，對信託的分析有助於更好的認識其它更為復雜的組織，如合夥公司以及其他新型組織，如近來出現的有限責任公司等等。
普通法把信託分成兩大類型：私人信託和公益信託。雖然歐洲法強烈抗拒私人信託，但民法中有財團法人制度，它非常類似於公益信託。而且，有大量文獻探討了公益信託及其「近親」——「非營利法人」，而對私人信託則很少論及。
普通法與民法法系在概念上和歷史演進上是不同的，正是這種不同造成一方產生了信託制度，而另一方則沒有。文章簡要地分析了民法法系中類似信託功能的法律制度，以及信託法的一般性經濟功能這一主題。這分為兩部分：
首先，我們分析信託法對合同法和代理法有哪些補充，即：何種有用的關系需要依據信託法建立，而僅僅依靠合同法或代理法不能建立。我們認為，信託法的最重要作用是，它可以把財產分成不同的「集束」，以便分別擔保給不同的債權人。利用信託法來保護信託財產免因受託人的個人債務而受到追償，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用比較法的觀點審視信託制度，這種作用表現得更加明顯，並可以作為進一步分析其法律角色的有益工具。相反，普通法系廣為研究的問題，即忠實義務的產生及其履行，似乎對於為什麼會存在專門的信託法並不重要。
信託法在不同的債權人之間進行財產分割的作用與商事公司的作用基本相同。因此，要分析的第二個問題是，信託法對公司法有何補充?即，人們可以利用信託做什麼，而利用公司則不能(在信託制度產生時，公司制度尚未出現)?私人信託，特別是它的現代形式，商事信託在今天已經演化成另一個問題：人們利用信託法還有哪些事情是做不到的?我們對這一問題只能提出部分答案，全面的回答需要更為深入地分析不同法律主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