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目标

㈠ 服务贸易在中国和世界的现状

2014年1-9月，中国金融、文化等新兴服务出口稳步增长，对服务贸易结构调整和优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其中，金融服务增幅居首，出口增长41.9%，出口额达27.3亿美元。电影音像出口增长31.4%，金额为1.2亿美元。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7.4%。咨询出口增长8.7%，出口额达314亿美元，占服务出口的比重为20%，仅次于旅游出口。一些新兴服务进口也快速增长，其中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广告宣传、通信服务进口增长显著，增幅分别为46.4%、37.1%、27%和22.4%。新兴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提高了中国服务贸易附加值，促进了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发展，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做出了积极贡献。

传统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远远逊色于新兴服务贸易。2014年1-9月，三大传统服务（旅游、运输服务和建筑服务）出口合计仅增长4.5%，占比为47.4%，比2013年略有下降。其中，旅游出口总额仍居各类服务之首，但同比仅增长6.8%，在中国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下降至24.1%。运输服务出口位居第二，同比下降2.1%，占比降至17.6%。建筑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8.8%，占比为5.7%。

4、服务外包业务发展迅速

2014年1-9月，中国服务外包业务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1-9月，中国共签订服务外包合同134319份，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733.9亿美元和545.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3%和32%。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481.6亿美元和370.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8.6%和27.6%；在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252.3亿美元和174.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4.4%和42.6%。信息技术外包(ITO)仍占主导地位，知识产权研究、分析学和数据挖掘、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和测试等知识流程外包业务增长迅速。

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和日本是购买中国服务的主要发包市场。2014年1-9月中国承接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和日本的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分别为85.5亿美元、53.6亿美元、51.9亿美元和38.6亿美元，合计为229.6美元，占执行总额的62%。

二、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

1、国内服务贸易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服务贸易发展的顶层设计初步形成。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今后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服务业发展规划（2011-2015）》、《服务贸易“十二五”发展规划》和《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系统、全面、开放和科学的规划体系逐步形成。

服务贸易促进平台影响日益增强。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连续举办三届，国际影响不断增强，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宣传、推动作用。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大连软交会、深圳文博会、中国（香港）服洽会、中韩技术展等一批国际服务贸易展会运转良好，为促进中外企业开展服务贸易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高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以来，先后出台了23项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涉及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六大领域。一年多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已经建立，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平稳运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基本确立，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导向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基本形成，在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发展服务贸易方面示范效应显著。

2、服务贸易支持政策体系得到加强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创新支持服务贸易的政策措施，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对服务贸易发展起到了较好促进作用。中国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出台支持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保护知识产权，鼓励服务贸易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推动金融机构为服务贸易企业提供更好服务。2014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放开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引导外资企业来华设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各类功能性总部和分支机构、研发中心、营运基地等。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扩大，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望大幅提升，将为服务贸易发展创造新的重大机遇。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贸易发展前景日益看好。2012年，中国政府出台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在市场开拓、技术创新等方面对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给予大力支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品牌，逐步建立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贸易体系，全面支持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扩大出口规模，提升质量，推动文化出口实现跨越式发展。此外，《国民旅游休闲纲要》颁布实施，将促进中国旅游产品供给日趋丰富、完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产品创新力度加大，中国入境旅游人数、过境旅游人数和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也将保持较快增长。

（二）制约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

1、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环境复杂多变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仍处于低速复苏阶段，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动力依然不足。据世贸组织统计，2014年前8个月，美国服务进口仅增长3.8%。在国际市场需求较弱的情况下，一些新兴经济体加快结构调整和开放步伐，放宽服务业外资持股比例，甚至出售大型国有公司股份，服务业出口潜力快速提升，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出现加剧趋势。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多边服务贸易谈判僵持不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启动了《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诸边谈判，力求制定更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规则，推动全球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蓬勃发展，服务业开放议题成为各方关注焦点，各国谈判和扩大市场准入的对象从传统的商贸、旅游、运输扩展到新兴的信息、金融、保险等。这对全球服务贸易规则改变将产生深远影响。

2、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总体上仍然薄弱

总的看，中国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结构不合理，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不高，尚未形成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支撑；生活性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与大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有较大差距；国际竞争力不强，缺少大企业大集团和知名品牌。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46.1%，占比虽然已超过第二产业，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制约了服务贸易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展望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态势有所好转，特别是美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欧元区、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有所企稳，国际服务贸易需求可能稳中略升。在市场好转的带动下，2014年第四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有望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但全年服务贸易逆差规模可能继续扩大。未来，中国将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服务业对外开放新举措，探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服务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将明显增强。加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服务贸易发展环境优化提升，中国服务贸易有望迎来更快速增长的时期。

㈡ 上海自贸区怎样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

2018年6月21日下午，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召开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工作推进会，推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关于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形成开发开放新优势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今年摩根大通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在华欲设合资券商。法国兴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环球金融市场部总监何昕表示，之所以选择上海自贸区，一是因为上海有较为健全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因为在人民币跨境业务等方面有政策优惠和便利，三是具有包括海外背景人才在内的人才优势。

据张红透露，上海自贸区目前储备的外资金融机构项目类型涵盖了银行、证券、基金、保险、评级、第三方支付等几乎所有金融业相关领域，既有新设金融机构，也有存量机构申请金融牌照、增加外资股权比例，或者扩大业务范围等。

张红表示，从开放对象上看，涵盖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新加坡等欧美发达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土耳其、约旦等发展中国家；从综合实力来看，这些项目的股东背景雄厚，均为国际上的大型、知名金融机构，这些外资项目多是中国第一家或第一批，具有很强的先发优势。

㈢ 刘光溪的《云南金融产业发展与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

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系列文章之三
云南金融产业发展与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
省金融办主任 刘光溪
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云南省金融业成绩显著，有力支持了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使云南在我国区域性经济合作、沿边开放开发、对外经贸往来等经济发展战略中地位日益突出。2011年5月，《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明确提出把昆明市打造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今年9月15日，本报有关“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系列文章之一，全面剖析了云南跨境人民币金融业务发展的基础条件与前景，认为大力推进和创新跨境人民币金融业务，不仅有利于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还将提升云南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是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9月29日，“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系列文章之二，对云南小币种外汇交易市场发展现实基础与条件进行了分析，认为云南小币种外汇市场发展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重要举措，将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离岸基础市场、人民币衍生品市场发展，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重要内涵和支撑。
本文从云南省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和水平，进一步分析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的可行性和相关措施。
一、云南经济金融发展奠定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初步基础
云南省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云南对外开放口岸管理体系基本形成，交通等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有色金属、电力、烟草等支柱产业获得较快发展。在“十一五”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云南省“十二五规划”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基地，生物产业发展基地，电、矿、化一体化资源精深加工的清洁载能产业基地，石化基地，外向型出口加工基地，战略性资源及原材料接续地。
金融业作为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已经具备相应的规模。截止2011年9月，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49万亿和1.17万亿元，成为西部省区中第三个进入存贷款万亿元俱乐部的省份；直接融资从2005年8亿元增加到276亿元；保费收入从2005年81亿元增加到186亿元。作为度量金融发展指标，2010年M2/GDP与信贷总量/GDP分别为1.85、1.47，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05、0.19个百分点。同时，云南金融资产开始呈现多元化分布，非银行类金融资产增长迅速，直接融资比例逐年上升，保费收入快速增长，股权投资基金超常规发展，民生金融获得突破性进步。
目前，云南金融业基本上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开放型金融体系。截止2011年6月，云南省境内拥有27家内资银行业机构；4家外资银行业机构；72家证券经营机构；13家期货业经营机构；29家保险业经营机构；10家村镇银行；133家农村合作机构；320家小额贷款公司；15家股权投资基金；超过15家信托、资产管理以及财务公司等其它金融机构。
云南省金融业的开发性功能逐渐完善，开放性特色日益突出，有力地支持了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经济、林业经济、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商品出口等方面的发展，在培育市场，推进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云南全面对外开放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外部发展空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之间一系列经贸合作组织先后成立，成为双方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孟中印缅经济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滇池合作等组织是双方共同努力推动的结果。云南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先后与周边国家合作构建了云南—老北、云南—泰北合作工作组和云南—越南北部五省市经济协商会议等合作机制，大大拓展了云南沿边对外开放的空间，使云南从国内对外开放的末梢转变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基地。
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云南成为中国参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经贸合作、金融合作的重要平台。云南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迅速发展。2011年1-9月云南省进出口外贸总额完成120.1亿美元，仅比2010年全年低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9.2%，东盟已成为云南省外贸比重最大和外贸增速最快的地区，占云南省进出口总额37.2%，同比增长41%。
以国家开发银行云南分行为主的银行，积极支持云南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湄公河次区域五国成为云南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市场主体，投资领域涉及农业、矿产、电力、冶金、交通等行业。截止2011年9月，我省境外投资企业已达330家，中方协议投资101.7亿美元，对外实际投资累计达17.6亿美元，实际投资在全国名列第9位。
中国与东盟各国日益密切的经贸、金融往来关系，全面提升了云南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空间。云南金融业大力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恒丰银行、恒生银行、汇丰银行、泰京银行等外资金融机构已在云南设立了分支机构，花旗银行、东亚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在积极谋划到云南发展。2011年7月6日，云南首家中外合资的惠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同时，云南境内六家商业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新加坡等国家9家商业银行签署了代理清算协议，形成了与毗邻、非毗邻国家点对点互为代理的结算模式。今年6月，富滇银行在国内首先推出老挝基普兑人民币的汇兑业务，云南与周边各国小币种外汇交易市场建设获得突破性进展。
三、云南金融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云南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现状已经具备了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基础和条件。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昆明市建设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允许云南金融业通过金融产品创新，为人民币跨境结算提供服务，促进跨境金融业务发展。2011年5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明确指出将增加云南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数量，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签订双边本币结算协议，建立双边银行间的支付清算机制，推进贸易投资使用人民币，加快自由兑换进程，把昆明建成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2011年4月，昆明金融产业园区建设正式启动，并制定了工商、税务、金融机构注册资本补贴、土地规划、用地指标、人才引进等方面14项优惠政策，使产业园区成为区域性跨境人民币服务中心的平台和载体。2011年6月，云南落实有关西部大开发实施意见，将大力发展金融市场，鼓励推动金融创新，推进人民币跨境金融业务发展，积极吸引金融机构落户云南。
四、云南金融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保障
云南金融业经过多年发展，金融环境不断优化，形成了符合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口岸管理体系、税收管理体系、外贸管理体系以及外事管理体系，增强了金融政策与相关政策相容性。其中金融规划超前布局、金融政策不断完善、金融协调成效显著、金融合作卓有成效、金融信息平台建设有序推进，为金融业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1.金融规划。云南全面对外开放大大提升了金融业发展空间，云南省政府、昆明市政府超前谋划云南金融业发展。2010年，昆明成为全国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试点城市，在此基础上，云南着手昆明金融产业园区、金融交易园区建设，倾力打造金融桥头堡。云南“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加快金融服务业发展，把金融业培育成为云南支柱产业，并对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环境以及金融对外开放提出新的发展目标。此外，云南“十二五金融规划”也即将出台。相关金融规划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推动云南新型工业化进程。
2．金融政策。有关金融业监管权限主要在中央部门，但是随着地方性质金融机构蓬勃发展，地方政府扶植、推动金融业发展并非无可作为。从云南省情况看，近年来，云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直接融资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关于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推进林权抵押贷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保险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严厉打击非法集资活动的意见》、《关于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意见》等一系列地方性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对于完善金融发展法治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3.金融协调。早在2004年，云南省金融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已经成立。在随后几年里，有关处置非法集资、企业直接融资、保险改革发展、保险资金运用、防控打击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省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联席会议相继成立。2010年，云南成立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工作协调小组，由海关、税务、外贸、外事、金融机构等部门组成，按照不同清算模式推进与周边国家签订双边本币结算协议，为人民币与相关国家货币汇率定价机制提供条件，从而形成以人民币为核心小币种外汇交易中心。上述协调机制加强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境外金融机构之间沟通，形成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为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提供了很好的预警机制与长效机制。
4.金融合作。云南金融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云南省政府与中央金融机构合作。在“十一五”期间，双方签订金融合作协议意向金额达4742亿元，到2011年6月底，已累计完成2711.55亿元，有力支持了水利、公路、铁路、机场、城市“两污”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云南省境内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签订专项合作与项目融资协议，主要涉及到云南特色农业和产业化发展、新一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文化产业、“3+5”边境经济合作区、境外人民币贷款等方面的内容。三是云南与东盟各国跨境金融合作。通过金融论坛、双方职能部门对口磋商机制、定期发布东盟各国经济与金融相关的数据、跨境人民币支付体系建设等方式，加强与东盟各国金融信息沟通与合作，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增强应对金融突发事件能力。
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云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相比较，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2010年，云南省提出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力争用5年时间，初步建成覆盖政府、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的全省社会信用体系。目前，云南省已经拥有约10万户企业的信用信息(包括部分企业的环境保护违法、公积金缴存、拖欠工资、质检信息等)，以及超过1000万自然人的信用信息。截止2011年上半年，人民银行累计完成了4户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建设工作，其中3686户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涉及金额1003亿元。建立农户经济档案670.05万户，评定信用户243.71万户、信用村2388个、信用乡镇49个。云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大大缓解信用缺失所造成的融资瓶颈，形成金融业发展所需要制度环境，在加强金融监管、控制不良资产、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五、理清思路，大力推进云南金融业发展，促进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
云南省金融业现有体系、规模的发展水平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奠定了核心基础。桥头堡战略规划使云南金融业面临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由于云南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加速推进时期，云南金融业发展需要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相结合，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以及绿色经济；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构建和谐社会；与政府组织优势相结合，优化金融创新与发展环境；与对外开放相结合，把云南建设成为立足大西南、面向东南亚与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区域性金融中心作为云南金融业发展的核心，它的建设需要以创新金融服务主体建设为基础，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以金融招商和金融创新为手段，以优化金融环境建设和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为保障（见本文第四部分），实施金融人才战略。
在金融服务主体方面，以金融产业园区为依托，积极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入住昆明；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组建适合于桥头堡建设各种金融机构；大力发展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继续鼓励本地金融机构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与东盟各国的金融合作。
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方面，不断完善跨境人民币资金结算市场；分步推进以人民币为主的小币种外汇交易市场；积极发展离岸人民币基础资产市场；稳妥推动人民币衍生产品市场；大力发展金融要素市场；对传统信贷市场进行整合与创新；积极发展保险市场。
在金融创新方面，实施金融倍增工程与金融产业创新两大工程；通过信贷资产转让、总行直贷、融资租赁、信托融资、委托贷款、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融资方式，对传统金融产品创新；在跨境金融、“三农”经济、林业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实施金融组织体系、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以及金融监管方面的创新，提供特色金融服务。
在金融人才方面，制定实施金融人才规划，引进高端金融人才，加强本地金融人才培养。

㈣ 金融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1、金融能够提高投融资水平和效率
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多两方面的促进作用：一是可以增加要素总量，起到要素的集聚效应；二是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比如资本的生产效率，投融资效率等来促进经济发展。

金融具有资本积累效应与资本配置效率，后两者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资本的总量集聚上，金融发展可以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本积累，在以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模型等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而金融可以通过更好地动员储蓄，作用于资本积累，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金融能够提高储蓄和资本积累水平，提高投融资水平能力，金融发展对投资的扩大具有直接决定作用，影响投资的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并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加速经济发展。

金融市场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起到资本的集聚效应。一种是直接融资形式；一种是间接融资形式。在直接融资方面，如通过证券市场可以提高全社会的资金集聚水平。

在间接融资上，由于银行等信用中介的存在，可以通过更好地聚集现有的金融资源和更好地动员可用的储蓄，并通过贷款规模的扩大，促进资本积累水平的增加。

——在资本配置效正清率上，金融直接决定着投融资的效率。我们提出两个效率：一个是融资效率；第二，能够提高投资效率。

融资效率也就是资本集聚的效率。通过金融的发展，可以提高融资转换为投资的效率。比如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和证券市场融资效率等等这意味着投资的效率提高。

储蓄并不是全部被转化为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在实现中往往有相当部分储蓄在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被浪费掉了。

一个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的金融体系是造成这种浪费的主要原因。如果金融发展能够降低这种浪费，也就是储蓄能够转换为投资的比率，就能提高经济增长率。

竞争机制的缺乏，某些制度限制等因素都是造成金融低效的原因，从而使得储蓄在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被白白的浪费掉了。

另外，金融的发展，尤其是证券市场的发达，可以提高直接融资的效率.

2、金融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吸引优秀人才

上面我们已经介绍了金融的本质是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通过将资金配置到生产效率最高的项目中去，可以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同时提高技术进步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将可以更好地分配资金，提高进步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同金融推动知识和资本的结合一样举氏前，金融也推动和促进了技术和资本的结合进程。新技术的诞生往往伴随着高风险。

而金融体系与工具的发展可以起到分散投风险的目的。金融的发展使得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从而对高风险的产业进行投资成为可能，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技术发展。

此外，金融业不仅可以通过资金融通，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自身也可以吸纳就业，提供金融服务。从就业结构来看,随着金融的发展,金融部门的从业人员比重在不断上升。

而金融业是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对人力资本的集聚效应明显。一个例子是随着几十年证券市场的发展，培养和吸引了大批证券从业人员，为推动经济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随着经济不断金融化、金融活动的日益深化，不仅金融从业人员，而且对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而言，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金融直接推动了知识资本化的过程。知识作为一个新的重要生产要素，正发挥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知识有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其必须同资本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而金融的发展，实现和加速了知识同资本的结合过程。

3、金融可以改变企业组织结构和企业规模
如果没有金融的支持，企业的成长和规模扩张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大型跨地区甚至跨国企业往往也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支柱。

企业的规模扩张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要素投入实现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另一种是通过收购兼并或资产重组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大。

在前一种情况下，企业往往要借助银行或资本市场来实现；而后一种情况大多是通过资本市场完成的——这种扩张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要求企业更加熟悉金融和资本市场。

4、金融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金融的发展及深化对产业结构影响可从两方面解释：

首先，金融业的发展直接体现为金融业的产出较大,这在统计核算中不仅表现为GDP总量的扩大，同样表现为第三产业增长加快，第三产业比重增大，产业结构优化。金融发展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一方面，金融产业核宴本身就是区域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发展金融产业本身同发展经济是一个概念。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其对金融发展的需求也就越大。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产业占GDP的比重也会呈现出逐渐提高的趋势。

因此，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互为因果，相互促进。金融产业的比例提高就是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金融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各产业不同程度的增长，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及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资本在不同产业的流动及通过一定宏观调控方式进行再配置。

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作用传递机制如下：金融——影响储蓄和投资——影响资金（资本）结构——影响生产要素分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

金融可以通过资本的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失衡及调整的困难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与此相伴的是金融发展的滞后，两者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而金融业得以较快地发展则为产业的优化提供资金及资本支持，为产业结构调整营造良好的资本环境，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

金融可以通过调整信贷方向和结构，集中资金，加大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也可以通过引导优势企业上市融资，以上市公司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市政府。

在过去的一、二年时间里，上海市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上海上市公司实行资产重组，使20多家非上市公司的高科技企业通过重组成为上市公司。

5、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模式
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是，在如何发展金融产业，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上就存在两种具体模式。即市场主导型金融模式和政府主导型金融模式。

所谓市场主导型金融模式强调在银行和证券市场在融资上的主导作用。市场主导型金融模式而言，它是以商业化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为依托的。

所谓政府主导型金融模式是指在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作用，利用政府信用实现对资金导向的倡导机制与矫正补充机制。

政府主导型金融模式又分为政策引导型和直接投资型。前者强调政策的引导体现在通过实施一定的财政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实现投资与产业政策的相互协调，达到资金融通的目的。

而后者则强调发展中都有若干重点产业或新兴产业,它们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这些行业往往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回收期长、风险高，私人金融机构难以承担其融资。

故在政策性金融方面政府也往往直接参与资金的配置，也称为直接投资型政策性金融。

为此，可由政府出面建立一些带有官方色彩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向私人(民间)金融机构不愿提供资金、无力提供资金以及资金不足的重点、新兴部门进行投资和贷款。

但在此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些金融机构必须按市场化规范而不是按行政方式进行管理而运作，否则会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的结果。

(4)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目标扩展阅读：

金融服务业特征：

就金融服务业而言，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金融服务业同样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比如：

1、金融服务业的实物资本投入较少，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物理单位来度量金融服务的数量。

这也就无法准确定义其价格，从而也无法编制准确的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因此金融服务业的产出也就难以确定和计量。

2、传统金融服务业的功能是资金融通的中介，而现代金融服务业则具有越来越多的与信息生产、传递和使用相关的功能，特别是由于经济活动日益“金融化”。

所以，金融信息越来越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源之一。

3、金融服务业传统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随着金融活动的日趋复杂化和信息化，金融服务业逐渐变成了知识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

人力资本的密集度和信息资源的多寡在现代金融服务业中已经成为决定金融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以及金融企业生存和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

4、在当今这样一个国内和国际竞争加剧的时代，金融服务业正处于大变革的过程之中。

信息技术、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的影响已经永远改变并在不断重新塑造着金融服务业领域，而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金融服务业即从事金融服务业务的行业。我国金融服务业目前包括（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四个分支：

银行，证券，信托，保险。金融、保险业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其他银行、信用合作社、信托投资业、证券经纪与交易业、其他非银行金融业和保险业等。

金融服务业主要提供金融的存贷、社会资金收缩、扩放，金融领域消费的管理和设计，对金融产品设计，对消费支付方式提供和创新，金融服务业成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服务手段。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金融服务业

㈤ 金融服务业开放或超市场预期吗

新一轮金融开放版图已经成型。根据最近财经高官的表态以及金融监管部门日前披露的今年工作重点任务，以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为代表的金融服务行业的开放将成为2018年金融开放的重头戏。与此同时，境内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双向开放以及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将在年内稳步推进，但会相对审慎。

按照目前的路线图，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将大幅提升，甚至超出市场预期。而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也将在今年渐次推进。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7日撰文称，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推动证券市场双向开放。继续推进境内股票、债券市场开放，完善“债券通”，研究“沪伦通”，支持沪港、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改革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RQFII、QDII、RQDII等)外汇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在更大空间配置资产的便利性，扩大境内商品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对外开放。

㈥ 张礼卿：金融开放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第一问题，“双循环”会不会导致我国经济开放度的下降？

首先，“双循环”既强调注重内需的“国内大循环”，也强调“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在大多数行业，基于“比较优势原理”展开的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在未来不仅不会消失，还会继续发展。没有它们的存在，不仅消费和投资的正常运行可能受到影响，而且整个经济活动的成本会变得很高。在政策层面，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在扩大商品和服务进口、降低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限制等方面很可能会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

其次，开放是个制度变量，与经济循环的方式没有绝对联系。所谓开放，主要指政府是否对跨境经济活动实行限制。开放可以支持“国内大循环”，也可以支持“国际大循环”。经济如何循环，是以国内为主体还是以国际为主，与开放程度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更多地取决于一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譬如，美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以消费驱动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目前高达85-90%，而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20%左右（低于我国）。美国属于比较典型的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但是，没有人会空悔因此而认为美国经济不开放或者开放程度很低。欧盟的情况也与美国类似。

再次，开放没有回头路可走，回到闭关锁国将导致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陷入困境。2013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已经深度融入了国际分工和贸易之中。从中国来说，不仅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同时也从世界各国进口农产品、能源、工业原料和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零部件等。2019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高达31.54万亿元，占同期我国GDP的32%，斗尺正并且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1.8%。据估计，在今后的15年内，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将高达40万亿美元。很显然，无论从中国来说，还是对世界而言，中国走回闭关锁国的老路是不可想象的，那将导致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将无法避免。

第二个问题，金融开放将如何助推双循环？

金融开放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方面，即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和资本账户开放（即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前者是指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国内独立或合资建立商业存在，并通过发放牌照方式允许其提供金融服务，属于服务贸易自由化范畴；后者是指取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属于金融自由化范畴。在入世以后的头15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的金融开放总体上进度较慢。以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在我国整个银行市场资产总量的占比为例，2001年入世之初大约为2%，但到2016年困禅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还有所下降。

不过，近两年来，金融开放进程已明显加快。一方面，自2018年4月中央提出加快金融开放之后，从银行、证券、保险、期货、评级、支付等诸多领域的开放进程明显加快，其中最主要的是取消外国投资者在我国投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在监管上实行国民待遇，并降低了某些机构设立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另一方面，深港通、沪港通、债券通、取消QFII额度限制，以及与全球知名的股票和债券指数公司开展合作等一系列的开放举措，跨境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程度也在明显提升。

金融开放如何助推双循环？对应于上述金融开放的两层含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展开说明。

金融服务业的开放

双循环，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循环，需要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顺利运行，也需要每个环节之间连接畅通。各种企业贷款、资本市场融资、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基金管理、保险、信托和期货等金融服务，对于上述环节的运行以及环节之间的连通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撑，起到桥梁和润滑剂的作用。尽管我国目前的金融服务体系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有理由相信，伴随着整个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这个体系将可以提供更多、更为优质和更低成本的服务。

首先，扩大开放将增加我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并且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以银行为例，据银保监会统计，截止2018年底，我国银行业的机构数为4588家，每百万人口的拥有量为3.29家。相比之下，截止2015年第三季度，美国共有6270家持牌银行，每百万人口的拥有量为19.33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银行数量显然还相当不足。外资银行的进入，将促进正规银行体系的发展和壮大，提升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度。我们最近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外资银行的进入将不仅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的明显缓解，改善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而且还有助于减缓企业所有制歧视带来的融资效率低下。

其次，随着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我国金融体系的集中程度有望降低。目前，我国银行体系的集中程度相对较高。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工、农、中、建四大行的贷款和存款占国内全部贷款和存款的比重分别高达46%和48%，大约比美国四大银行的对应数据高出10个百分点。随着外资金融数量的增加，我国金融体系的集中度将会进一步下降。一个更具竞争性的体系，将促使所有金融机构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升风险控制能力，降低成本，以更高的效率服务于企业和其他客户。

再次，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有助于促进我国金融业的产品创新。尽管以资产规模而论，全球最大的10家商业银行中，绝大多数已经是来自中国的银行（包括工、农、中、建四大行和其他大型股份制银行），但是，大多数国内银行在财富管理、衍生产品和国际业务等领域还需要更多的创新和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有4-5亿的人口进入了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对于财富的保值、增值需要越来越强烈，并且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到其消费能力。通过扩大金融开放，不仅外资金融机构可以直接提供理财服务，而且可以推动国内金融机构在这方面进行共同创新和发展。

跨境资本流动的自由化

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扩大跨境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对于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继续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关重要，对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不可或缺。

大家知道，我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老龄化和储蓄水平逐渐下降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趋势，劳动和资本的供给都有可能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也会因此而逐渐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在更加注重内需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下，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速度将会继续保持比较强劲，甚至比以往更加强劲的势头。扩大对外开放的努力，将导致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冲击过程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显著提升了总体负债水平（以宽口径衡量，可能接近300%），而这些债务的还本付息无疑会消耗未来的政府财政资源和民间储蓄资源。综合上述各种因素，可以预料，未来我国经常账户的顺差将逐渐减少，适量的逆差可能成为一种常态性特征，这也意味着未来我国需要长期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净流入。可以认为，适量的经常逆差和资本净流入将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国未来取得开放条件下高水平经济均衡的必然选择。

为了适应这样的选择，我国需要继续扩大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即允许更多的外国资本，包括直接投资、证券组合投资和其他形式的外资进入中国。相应地，也需要逐渐放松对各类资本流出的控制，因为如果没有自由的流出，就不会有踊跃的流入。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情况正在发生。今年以来，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收缩比较严重，但由于疫情控制较好，经济恢复快于欧美国家，加上我国的利率（国债收益率）高出欧美200多个基点，国际证券组合投资大量流入我国。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债券和股票的数量净增加72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0%以上。另外，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方面，沿海一些城市上半年也出现了一定的增幅，好于预期。这些资本净流入，对于降低我国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然，有一个问题同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这就是如何确保在金融开放扩大之后，资本净流入能够持续、稳定和有序地发生，而不是在短时间内频繁地流入和流出？在资本账户基本自由化之后，利用宏观审慎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必要时采取“无偿准备金”制度来限制投机性短期资本的流动，将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对于金融服务业扩大开放后产生的同业竞争加剧，也需要高度重视并进行必要的监管，以免产生过度竞争和过度冒险，进而酿成金融动荡甚至金融危机。（张礼卿 中央 财经 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普华永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