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复兴金融公司目的

Ⅰ 论美国第58界总统的经济政策与我国的区别和影响

论胡佛反危机措施的作用【作者简介】王义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文化系，副教授。【关键词】美国经济危机/胡佛/措施/作用/罗斯福新政虽然胡佛反危机措施在1929年以后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因危机惯性而未能挽救美国经济颓势，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美国经济危机的激化，并为罗斯福新政奠定了基础。否则，罗斯福新政不会很快奏效。罗斯福新政本身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它并非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起飞的楷模”。世界现代史研究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1929年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史学界均无有非议。但在美国反危机措施中，倒霉的胡佛被看成是“面对危机一筹莫展”的保守无能的总统，这有失公平。笔者无心为胡佛翻案，但从史实出发，厘清胡佛措施流产的原因，重新认识胡佛反危机措施的作用，剖析其对罗斯福新政的联系。此外，本文还力图寻找出罗斯福新政的不足，说明任何“措施”、“新政”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一、胡佛反危机措施未能扭转局面的主因在于经济危机的惯性，英国和法国由于危机惯性不大，跟胡佛措施一样，仍使用传统的手段应付危机，却没有发生危机激化同政治危机、民族危机一样，经济危机具有其自身故有的惯性。胡佛的措施诚然有投入不够、反对政府干预、恪守自由放任政策等弊端，但其未能扭转经济危机局面的主因在于从1929年开始的美国经济危机的巨大惯性，并且，这场危机是世界性的，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洪流中，要想令行祸止，立即就阻止这场祸水是不可能的。1929至1933年这场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同以往任何一次危机相比，无论从影响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它的惯性也是空前的。首先，生产下降幅度大，失业人数多。以往历次经济危机生产下降如果达到10％—15％，即被认为是严重的。而这次危机中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减少了44％，贸易额缩减将近2/3。1932年的工业产值与1929年相比较，美国下降了46.2％，德国下降40.6％，法国下降28.4％，英国下降16.5％，日本下降8.4％。各国工业产量倒退到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末的水平。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设备有1/2—2/3陷于停顿。美、英、法、德有29万家企业破产，出现了大片机器“墓地”，长达几十公里的工厂区死气沉沉，厂用铁路上野草丛生。随着生产的停顿和企业大量破产，资本主义世界失业工人超过了3000万。其次，这次危机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危机时间过去一般是几个月，最长1年，而这次危机却长达4年之久。第三，这次危机，使工业、农业、外贸、金融等部门发生全面综合危机。第四，危机结束后，不见复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开始到结束，一般经过“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四个阶段，但这次危机终止后，世界经济并未出现通常的萧条、复苏和繁荣阶段，而进入“特种萧条”，这就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巨大惯性。直到1936年，各国经济才有少许的活跃和回升，但还没有进入繁荣阶段，1937年便又爆发了新的危机。由上可以看出，在这场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经济危机的迅猛带来巨大的惯性，在这种惯性的冲击下，危机久久不能消失，其中又以美国为最重，它首先从美国爆发，对美国的打击最历害，但美国在胡佛措施的铺垫下，经过罗斯福新政，反而比其它国家恢复要早。1934年美国工业产量比1933年增加了4％；1935年美国农业总收入比1932年增加了22亿美元，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1]（p200—202）英国和法国虽然比美国经济危机晚1年，打击也较小，但法国经济危机到1936年还未结束，英国虽然1933年有所恢复，但1937年又爆发了新的危机。[2]（p206）这表明：在经济危机爆发后，胡佛反经济危机措施未能摆脱经济困境、扭转经济颓势，其根本原因是这次迅猛而来的危机的巨大惯性。在这次危机中，美国遭受的打击最严重，但它即比法国、英国结束得早，不能不说罗斯福新政起了重大作用，而罗斯福新政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凑效（1932年3月通过70个紧急法令到1934年美国工业产量比1933年增加4％），没有胡佛3年多的反危机措施的铺垫、经验教训和维护社会安定政策是不可能的。二、胡佛措施虽未能扭转经济颓势，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危机的激化，并为后来的罗斯福新政奠定了基础我们看问题要从事物发展的趋势去看，而不能单纯地从表现出来的问题看。如果只从1929年10月至1932年7月美国经济危机恶化的情况看，的确是加深了，但从美国经济危机恶化的趋势看，美国经济危机加深的步伐在减慢，因为美国经济危机“到1932年7月到达最低点”，[2]（p485）在这之后经济危机总体已经却步并有所回升，这时正是胡佛总统在位时期，也是胡佛反危机措施实行三年后取得的成效。那么，胡佛总统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减缓了美国经济危机的激化、使美国经济危机却步呢？这一点，常常被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忽视。第一、从总体上看，胡佛有一颗把美国经济搞好的雄心。1929年3月就任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是以维持美国的“永久繁荣”为己任的。[2]（p485）“胡佛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是以维护美国利益为目的的”。[2]（p496）第二，胡佛的措施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垄断资本家和大农场主的利益，从而减轻了许多大企业和大农场由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胡佛认为：“只要大公司大企业得到繁荣，千百万失业劳动群众最终也会得到好处。”所以，危机期间，胡佛政府的反危机措施都是以扶助大企业为目标。从1929年11月起，胡佛政府通过扩大信贷和减低公司所得税的方法，给资本家以财政援助。胡佛成立了一个拥有38亿美元（相关于现在260亿美元）的“复兴金融公司”，把35亿美元（相当于现在240亿美元）借贷给银行、工业和铁路企业，帮助资本家度过难关。1930年6月，国会通过了“史幕特——霍利关税法”。在1125种美国进口的商品中，有890种商品提高了进口税率31％—34％。新关税法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农产品市场，实际上，它保护了美国垄断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利益，使他们免受外国进口产品的竞争。在农业方面，胡佛政府还用5亿美元（相当于现在35亿美元）收购农产品，以提高农产品市场价格，减少“过剩”农产品，缓和农业危机。胡佛政府救济农业的政策，再有一项就是通过复兴金融公司向农场主贷款3亿美元（相当于现在20亿美元）。第三，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胡佛政府采取保证美国投资安全，并稳定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使美国的商品和投资获得出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32年的“延付债务一年”。当经济危机的打击使德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时，1931年6月20日，德国总统兴登堡致函胡佛请求援助，胡佛便发表了缓付债款一年的宣言。8月，美、英、德、法、比、日、意七国签订草约，从1932年7月起延付债务一年。“美国政府建议，在一年期内延付一切各政府间债务、赔款和救济借款的本利，但是私人方面对各政府的债务当然除外。在能得到国会通过的条件下，美政府从7月份财政年度起，将展缓外国政府对美一切债务的偿付一年。”[3]（p75）对于延债的原因，胡佛总统说，因为欧洲国家（在经济危机中）的困难，“对于美国输出品的购买力低减。”[3]（p76）“对于延债的目的，“在于给来年以世界经济恢复的机会，并有助于使美国已经运转起来的恢复力量免受国外阻碍的影响。”[3]（p6）对于胡佛的对外经济政策，这里要补充一点，那就是胡佛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上，在危机中实行的对外经济政策，对抑制美国经济危机的加深，或多或少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这一点，就连后来罗斯福总统在“新政”中都效仿，实行“睦邻”政策。我们不能因为胡佛敌视苏联就否定胡佛所有的外交政策；不能因为罗斯福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就肯定罗斯福所有的外交政策。第四，胡佛反危机措施特别注重社会稳定。胡佛倡导地方和民间团体推行“自愿联合政策”，通过邻里之间的互相帮助扩大就业，维护社会安定。另一方面，由于胡佛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美国法西斯势力从胡佛到罗斯福总统期间都始终未能得逞，这为美国经济的复兴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由于胡佛以上反危机措施，使美国在巨大惯性下的经济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减缓，并在1932年7月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开始回落。法西斯势力也未能如愿。并不是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的“一筹莫展”。但是，胡佛由于未能采取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拒绝救济工人等政策，使反危机措施不能明显凑效。但这恰恰给罗斯福新政提供了经验。三、“罗斯福新政”并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有它自身的缺陷。如果处于经济危机惯性的头两年，“罗斯福新政”未必凑效“罗斯福新政”的不同评价及笔者的观点：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拿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具体点讲，就是整顿金融法案、调节工业生产、限制农业生产、兴公共工程，对外政策上，对拉美实行“睦邻政策”，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对罗斯福新政的评价，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由于时代和政治环境的不同，我国的史学前辈可能受到研究条件的限制（包括历史的、政治的、经济学的、社会的角度）来评价它，甚至今天，笔者也不能百分之百地准确评价罗斯福新政的作用。但我们有必要回复到过去评价当中，再来谈我们今天的看法，因为前人的研究或多或少有它合理的地方。第一、关于新政的指导思想。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不少著作中都称凯恩斯理论是罗斯福新政的指导思想。虽然有人认为新政具体采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但也以为该学派的观点与凯恩斯主义相吻合。20世纪80年代初，邓蜀生对此说提出异议，指出新政不是凯恩斯学说在美国的实验，最多只能说带有凯恩斯主义的痕迹，或者说受到某些影响。[4]（p86）第二，关于新政的结束时间。罗斯福新政开始于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之时，对此，迄今没有争议，但何时结束？争议较大。上世纪70年代时，通常称新政鼎盛时期只有两年，1935年以后开始走下坡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又才告结束。[5]（p43）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初，则普遍认为新政并非从1935年开始低落，此后又曾掀起新的高潮，但对结束的具体时间又有不同看法：A、1938年；[6]（p72）B、1941年；[4]（p86）C、至今还构成美国社会制度的特色和根基。[7]（p81）到了现在，百花齐放，几乎所有观点都有。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是上世纪80年代前采取否定态度都较多，1980年至今几乎都采取肯定态度，特别是对“罗斯福新政”作用的评价。其二是没有一个与胡佛措施进行比较的观点。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评价罗斯福新政才比较接近于科学呢？笔者认为：关于第一点，迄今许多史学家都坚持认为罗斯福新政采纳了“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和“凯恩斯主义”，即“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并认为“国家干预经济”成了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医治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但有两点应注意：A、罗斯福政府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会不会遭到垄断资本家的反对；B、虽然罗斯福上台后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美国国内反社会主义的意识还很强，罗斯福新政开始不久，就遭到国内很多人的反对。1934年，反对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的斗争便公开化了。激进派和自由派认为产业复兴是欺骗群众，而保守派则认为它促进了工人运动，而限制生产量和价格，是“社会主义”异端。[2]（p496）要求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此，我认为，胡佛之所以失败，就是不敢进行国家干预，罗斯福之所以通过国家干预获得成效，是在实验中探索出来的，最多是与“芝加哥学派”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即或是这样，“国家干预政策”仍然给美国迅速摆脱危机带来了负面影响，除前面提到的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反对外，它还促进了工人运动，1933年参加罢工者为90万人，1934年增到146万多人。所以罗斯福的国家干预政策并不是完美无缺。关于第二点，罗斯福新政的时限问题，本人主张从1933年开始至1937年止。中间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3年罗斯福上台至1935年为鼎盛时期，1935年开始走下坡路。在1935年失业者举行数百次集会和游行示威，美国共产党人领导了这个时期的工农运动；1935年6月最高法院宣布“全国产业复兴法”违宪。第二阶段为1935年至1937年秋天。1935年，罗斯福新政虽然开始走下坡路，但并不意味着它已经结束，因为它的工、农业总产值还在增加，但到1937年秋天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到年底，美国工业总产量减少近1/3，罗斯福的新政措施面对这种形势是无能为力的。[2]（p491）第三，我们还要看看罗斯福新政的作用。上世纪50—60年代，曾认为新政所起的作用只是暂时地、略微地缓和经济危机在美国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局面，没有也不可能克服危机。新政实行后美国工业生产指数逐年回升的现象，并不是新政的功效，而是资本主义周期自发规律作用的结果。[8]（p41—42）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人们几乎都认为罗斯福新政作为资产阶级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生活的首次实验，无论是短期和长期影响都是相当深刻的。“民主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大规模试验取得成功和凯恩斯理论的完善，为二次大战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起飞提供了重要的经验”。[9]（p323）对于罗斯福新政的作用，笔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前的观点有对的一面，但有它的保守性；80年代后的观点又偏激进，肯定太过分。我不完全赞同于二元论的研究方法，但有的方面用二元论并不失实，罗斯福新政在实践中与“芝加哥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并行，采取国家干预政策，的确对扭转美国经济危机起到了一定效果，但这种效果是资本主义周期自发规律作用和政府干预两种因素下造就的，而非单一因素，并且是暂时的，至1937年后美国又出现了严重局面。综上所述，罗斯福新政是与“芝加哥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并行的，而不是后者为指导思想。它的断限是1933年到1937年，1937年后，美国又陷入经济危机，而且罗斯福政府“无能为力”。罗斯福新政后美国在1933年至1935年间扭转了经济颓势，是由于“国家干预”和资本主义周期自发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胡佛时期的美国，无论对垄断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当时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仇视态度（反对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来看，要实行“国家干预”政策是不可能的，加之经济危机头几年的惯性，更是不可能，何况，就在罗斯福执政时经济危机惯性减退的情况下实行“国家干预”也遭到右派的反对和大规模工人运动。换句话说，胡佛倒霉之后，罗斯福占了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资本主义周期自发规律，亦即经济危机惯性已经减弱。四、胡佛反危机措施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经验尽管罗斯福新政存在着许多缺陷，但从总体上看，能在短时间内对美国经济危机起到一定的功效。这故然有经济危机惯性过去；罗斯福在实验中冒险实行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等原因，但重要的是吸取了胡佛时期的经验教训：胡佛政府恪守自由放任的政策，鉴于当时的内外环境，不敢实行大规模干预经济，是胡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罗斯福总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上台后颁布了一系列紧急法令，整顿金融、调节工业生产、限制农业生产等，大刀阔斧地推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虽然遭到国内很多人反对，但政权稳固，经济得到恢复，罗斯福也因此连任。胡佛政府拒绝救济工人，遭到工人和农民的强烈反对，集会和游行示威，胡佛也因此下台。罗斯福上台后兴公共工程，实施失业救济，建立养老金制度。这些措施虽然没有阻止工人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但确实给大批工人、农民和失业贫困者带来了好处。在外交方面，胡佛政府对拉美的“睦邻政策”具体措施不够，过于注重欧洲，结果欧洲本身也身陷危机泥潭。罗斯福政府加强了对拉美的“睦邻政策”，不惜放弃将古巴变为保护国的《普拉特修正案》，取消向墨西哥派驻军队的权利，从海地和多米尼加撤军等，以换取与拉美各国签订互惠的贸易协定。在对苏联问题上，胡佛政府仇视苏联，不敢实行国家干预经济（计划调节）。罗斯福政府为与政府调节在意识形态方面配套，与苏联建交。总之，罗斯福新政是在吸取胡佛反经济危机措施的教训和经验后取得成效的，没有胡佛措施，罗斯福的新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台，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凑效。

Ⅱ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要类型

按业务领域和服务对象划分的类型，主要有如下几种：
经济开发政策性金融机构
是指那些专门为经济开发提供长期投资或贷款的金融机构。这种金融机构多以“开发银行”“复兴银行”“开发金融公司”“开发投资公司”等称谓，如：日本开发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加拿大联邦实业开发银行、意大利工业复兴公司、新加坡开发银行、印度工业开发银行、巴基斯坦工业开发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等。这些金融机构多以促进工业化，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振兴计划或产业振兴战略为目的而设立，其贷款和投资多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重点企业为对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1994年3月，注册资本500亿元人民币，总部设在北京，在国内若干城市设有分行或代表处。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指专门为农业提供中长期低利贷款，以贯彻和配合国家农业扶持和保护政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如：美国农民家计局、英国农业信贷公司、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德国农业抵押银行、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印度国家农业及农村开发银行、巴基斯坦农业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国际农业信贷联合会、亚洲太平洋地区农业信贷协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等。这些金融机构多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贯彻和配合国家振兴农业计划和农业保护政策为目的而设立，其资金多来源于政府拨款、发行以政府为担保的债券、吸收特定存款和向国内外市场借款，贷款和投资多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资金需要、改善农业结构、兴建农业基础设施、支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和提高农民收入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于1994年11月，总部设在北京，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泛设立分支机构。
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
是一国为促进进出口贸易，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支持和推动出口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如：美国进出口银行、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英国出口信贷担保局、法国对外贸易银行、德国出口信贷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印度进出口银行、新加坡出口信贷保险公司、非洲进出口银行、拉丁美洲出口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等。这些金融机构，有的为单纯的信贷机构，有的为单纯的担保和保险机构，有的则为既提供信贷，又提供贷款担保和保险的综合性机构，其宗旨都是为贯彻和配合政府的进出口政策，支持和推动本国出口。这些机构在经营过程中，以国家财力为后盾，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营运资金和补贴，承担经营风险。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于1994年5月，注册资本33.8亿元人民币，总部设在北京，在国内若干城市和个别国家设有代表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月2001年12月，是我国惟一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政策性保险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现有15个职能部门，营业机构包括总公司营业部、18个分公司和6个营业管理部，已形成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并在英国伦敦设有代表处。
住房政策性金融机构
是指专门扶持住房消费，尤其是扶持低收入者进入住房消费市场，以贯彻和配合政府的住房发展政策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如：美国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美国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美国联邦全国抵押协会、美国政府全国抵押协会、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公司、法国房地产信贷银行、挪威国家住房银行、德国住房储蓄银行、日本住宅金融公库、印度住房开发金融公司、泰国政府住房银行、新西兰住房贷款公司、韩国住房银行，等等。这些机构一般都通过政府出资、发行债券、吸收储蓄存款或强制性储蓄等方式集中资金，再以住房消费贷款和相关贷款、投资和保险等形式将资金用以支持住房消费和房地产开发资金的流动，以达到刺激房地产业发展，改善低收入者住房消费水平，贯彻实施国家住房政策的目的。一些城市已成立了经政府批准的商品住宅基金会或住房合作基金会，以满足住房基地开发、建设和流通周转性资金的需要，推动住房商品化和房产市场的建立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