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谁能帮我把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详细地给兄弟解释一下!
刚刚过去的一周，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大海啸席卷整个华尔街。
一家接一家大型金融机构轰然倒下，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动用万亿美元生死大救赎，各国央行空前一致出手救市，投资者的心随着股指剧烈波动而上下起伏。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危机？发展中的中国资本市场该从中汲取怎样的教训？日前，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
祁斌表示，美国投资银行经营模式的激进转变、美国金融市场过度自由的监管和发展模式以及过于"廉价"的信用，是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三座"冰山"。他认为，我们应该认真研讨华尔街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借鉴其教训，但也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要看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与华尔街的不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应该审慎推进金融创新，强化风险控制机制，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海面下的三座冰山"
祁斌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只是"海面上的浮冰"，是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源自隐藏于水底的三座"冰山"，其最早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第一，美国投资银行的经营模式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度投机和过高的杠杆率使得投行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传统上以赚取佣金收入为主、对资本金要求很低的投资银行，在高利润的诱惑和激烈竞争的压力下，大量从事次贷市场和复杂产品的投资，投行悄然变成了追逐高风险的对冲基金。例如，高盛公司在近年内，直接股权投资和其他投资所获占到其总收入的80％左右。出于竞争压力，其他投资银行也在做类似的转型。在对大量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中，投行赚取了大量利润，例如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两家投行在过去十几年中每年的平均净资产回报率高达20％左右，远远高出商业银行12％－13％的回报率。但同时，这些投行也拆借了大量资金，"钱不够就借"，杠杆比率一再提高，从而积累了巨大的风险。雷曼兄弟宣布进入破产保护时，其负债高达6130亿美元，负债权益比是6130∶260，美林被收购前负债权益比率也超过20倍。
过高的杠杆比率，使得投行的经营风险不断上升，而投资银行在激进参与的同时，却没有对风险进行足够的控制。一方面，由于杠杆率较高，一旦投资出现问题会使其亏损程度远远超出资本金；另一方面，高杠杆使得这些投资银行对流动性要求较高，在市场较为宽松时，尚可通过货币市场融资来填补交易的资金缺口，而一旦自身财务状况恶化，评级公司降低其评级使融资成本上升，便可能造成投资银行无法通过融资维持流动性，贝尔斯登便是因此遭挤兑而倒下。同样，评级公司降低雷曼兄弟的评级，也是其彻底崩盘的重要因素。
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一家对冲基金倒下，就掀起了金融市场的轩然大波，而现在这么多投资银行实际上在变相从事对冲基金的业务却缺乏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潜在的风险可想而知。
第二，美国金融市场过度自由化的发展模式走到了极端，衍生品过度泛滥，监管长期缺位，直至出现系统性的崩溃。摩根斯坦利亚洲区前主席曾表示，在全球所有金融市场中，东京和纽约的金融市场可能是两个极端。东京市场是全世界最没有创新的证券市场，而纽约市场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市场。他说，两个市场迥然不同的原因可能非常小，那就是，在两个市场上对证券的定义有所不同。在东京市场，证券被定义成为"Stock or Bond"--也就是，股票或债券。如果一个金融产品不是股票或者债券，上市之前政府的审批可能长达两年。而纽约是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Anything Under the Sun"--太阳底下的任何东西，只要你能想到，"上午一包装，下午就能卖出去"。所以各种金融衍生品和证券化产品在美国非常多，金融机构不停地创造出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复杂产品，通过柜台交易（OTC），不需要论证，也没有监管，只要有对手方买，能够成交就行，当然这些对手方大都也是金融机构。这种模式使得金融产品极大地丰富，但有时候容易走过头了，使得资产证券化产品等金融衍生品过度泛滥。"一旦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时候，危机就来得很快。"
第三，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信用体系越来越"廉价"，不仅透支了未来，也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这从申办信用卡可见一斑。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大概半年后才能拿到第一张信用卡。但到九十年代末期，一个刚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一周之内就会收到几张信用卡，甚至在机场飞机刚落地就有信用卡公司主动给他办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人透支未来的消费习惯愈演愈盛，而透支的利息高达17%左右，信用卡公司为了追逐这个高额利润，就疯狂地到处寻找下一个客户，甚至主动给毫无信用记录的人邮寄信用卡。同时，17%的利润，也使得信用卡公司能够承担较大比例的坏帐，所以大量信用卡公司也疏于控制信用卡使用环节中的各种风险，出现了问题就轻松地将其作为坏帐撇掉。但如果某一天这17%的高利润不能延续，风险就来了。
很大程度上，次贷的发生就和"廉价"的信用相关。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不断降低利息，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房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使得美国众多银行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过于乐观，贷款条件不断放松，以至于没有任何信用记录或信用记录很差的居民也可以申请贷款。这些低质量的贷款随后通过美国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不断包装被销往全球，然而，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漫长的销售链条，导致投资者看不到贷款质量的高低，与此同时，风险可以得到分散但却不可能消除，等到美国进入加息周期，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这些风险就会像埋藏的定时炸弹被引爆。
深刻反思华尔街危机的教训
"此次危机不会是华尔街最后一次金融危机。华尔街不断地发生这种危机，历史上已发生过很多次，这次只是又发生了一次而已。"祁斌认为，华尔街的发展历史中，大大小小的危机出现过上百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发生危机、不断进行修正的过程，只是这次危机是最新的一次，并且在很多人看来，其涉及面之广和影响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他表示，我们应该深刻分析华尔街危机的成因和教训，并给正在发展中的中国资本市场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是要对美国投资银行运作模式的缺陷深入分析。近年来，投资银行纷纷开始由传统上以服务为主、靠赚取佣金的业务模式转向以资金交易为主的经营模式，大量涉足衍生品交易、对冲基金这些风险较高的领域，变相成为对冲基金，而在这一过程中风险控制又没有及时跟上，导致其纷纷陷入困境。
华尔街金融机构过度强调短期回报的激励机制也是危机产生的诱因之一，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和激励机制没有与机构的风险管理、长期业绩相挂钩，形成了较高的"道德风险"，促成管理层短期行为倾向较重，为迎合追求利润的需要，投资银行不断设计复杂的产品以至于其自身都难以对这些产品的风险加以判断，也就难以进行风险控制了。
此外，此次危机暴露出投资银行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和运营模式的缺陷。未来，全能银行是否会成为投行业务的唯一"宿主"？独立的投行还会不会有存在的空间？如果有，如何修正现有的投行的经营模式，是否需要对投资银行的资本金设定更加严格的要求？是否应该考虑将高风险的投资业务剥离成为独立子公司？"高盛和大摩申请成为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并不意味着投资银行业务的结束，可能更多的是投行业务管理模式的转型，以及对过去一段时期激进风格的修正。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可以互相借鉴对方的管理模式"。但与此同时，并入或转为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如何切实做到有效监控风险？与商业银行的文化冲突如何协调？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第二，美国九十年代以来的货币政策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金融市场曾出现过数次较大的危机，美联储多次采取注资、降息等方式，这在当时可能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也许是对未来的一种过度透支，暂时把问题掩盖下去，最后问题暴露的时候，变得不可收拾。当然，众所周知，这其中的平衡是很难把握的。
第三，如何对金融创新实施有效监管值得我们反思。此次危机表明，在证券化产品风险充分暴露前就进行大规模推广存在一定问题，也不符合审慎监管的原则。全球化和金融混业也加大了监管的难度。如何强化监管部门对创新产品的主观判断和裁量的权利，同时又能保证这种裁量的科学性及防范可能的道德风险？如何建立一个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市场的有效金融监管体系？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第四，国际金融市场联系日趋紧密，如何防范或有效阻断金融风险的传递需要深入研究。此次危机表明，在国际金融市场日趋一体化的情况下，金融风险在各个不同的子市场及全球市场的传播更为迅速、更为广泛，如何对大规模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有较为有效的预警措施？如何有效阻断金融风险的传递？如何建立起不同国家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辩证看待华尔街危机
华尔街发生的危机，在我国也激起了广泛的讨论，这对于我们更加科学地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发达市场发生的风暴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疑惑，虚拟经济的利与弊、金融创新的风险与回报、资本市场发展模式的选择等，都成为讨论的焦点。
要进一步探讨美国次贷危机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经验和教训，还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华尔街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发展模式的不同。祁斌表示，这场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次观察和反思金融市场发展模式和方向的机会。他认为，"需要仔细比较中美两国金融市场的异同点，才能准确解读次贷危机。不认真研究和汲取华尔街危机的教训是不负责任的，误读华尔街的危机也是十分危险的。"
在发展阶段上，美国市场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在一些领域中，如一些传统的投行业务，已经达到一定的饱和期，发展速度也明显放慢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此次危机对其金融体系有很大的打击，但美国市场仍然是一个相对发达的市场。美国市场的金融产品高度复杂，甚至近年来高度泛滥。而我国的资本市场仍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初级阶段，国民经济对于资本市场提供的服务还有巨大的需求，同时，我国经济的转型和自主创新经济体系的构建也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有效的支持。从金融产品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处在发展的早期。两者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危机而停止我们发展的步伐。我们应该在认真研究和汲取美国市场的教训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走稳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不能因为美国市场犯了错误，我们也停下来，那将使我们错失良机。世界金融市场的竞争是非常激烈和残酷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从发展模式来看，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一个自下而上、自我演进的模式。其间有过一次重大调整是在1929年前后。两百多年前美国资本市场萌芽时，完全是放任自流的状态，政府不介入，在前100年里甚至对上市公司没有信息披露的法律要求，134年里都没有证券监管机构。到1929年股市崩溃，政府不介入不行了，才进行修正，成立了监管机构，制定了证券交易和监管的法律法规，试图寻找到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随后，这个过程也一直在不断地反复和摇摆中。近年的一个例子是，1998年，美国的长期资本公司造成美国市场崩溃后，很多人士都呼吁对对冲基金（hedge fund）实施监管，但是到现在美国监管机构还没有这样做。总体来说，美国反对政府干预的力量非常强。相信这次危机以后，要求加强对hedge fund监管的声音又会高起来。而我们则是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从市场发展早期开始，一直是政府和市场力量来共同推动市场的发展。应该说，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管制，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寻找两者的平衡点。
此次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将不可避免地从过度的自由化向中间点回归。而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简化行政审批，加强监管，推动市场化改革一直是大方向和主旋律。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评论，"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生活水平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提高"，正是由于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才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了全世界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也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我们把握节奏，不断找寻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合理的平衡点，以更加有效地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此次美国的危机提供了一个过犹不及、自由化泛滥、整个社会也为此支付了高昂成本的经典案例，对我们很有警示和帮助作用。
同时，此次危机也再次证明，虚拟经济的发展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就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出现本意，是将这些贷款在证券化市场上进行分拆、打包、定价和交易，为广大投资者所持有，进而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但是由于金融衍生工具过于复杂，销售链条过长，同时出于对高额利润的盲目追求和竞争的压力，所有参与这些过程的金融机构都忽视了必要的风险控制。加之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纯粹为了追求高利润而参加到复杂金融衍生品的创设、交易和投机中，使这些业务变成了纯粹的金钱游戏，使得很多复杂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与其分散金融市场风险的初衷差之千里，远远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金融危机的最终降临成为必然。
但是，尽管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剑走偏锋"的情况出现，我们不能由此否定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历史反复证明，资本市场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依然还是当今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真正的华尔街是什么？华尔街实际上不光是指它'物理'上的含义和它作为一个金融市场的代表，它其实还是指美国金融服务业的一批专业人才，这批人大概有30万，如果说每天傍晚，所有的这些人群都退去的时候，华尔街只是一座空城。"他表示，由于华尔街发生大规模的动荡，大量训练有素的金融专业人才失去工作，一部分华尔街的金融人才特别是我国留学生可能为我国金融机构所用，使我国资本市场在金融人才的国际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
祁斌表示，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我国资本市场要屹立于世界之林，最根本的还是要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为此，我们要继续强化基础性制度建设，加快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步伐，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❷ 中国国企改革经历了哪些过程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一、1978~1992年：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
从1978年到1992年，是我国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1．国企改革起步于放权让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国企改革开始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让利的改革试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1979年7月，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并打开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
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约束机制难以规范，出现了企业为扩大自销比例而压低计划指标、不完成调拨任务和财政上缴任务等问题，结果是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出现了“工资侵蚀利润”和行为短期化问题。实践效果与改革预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中央推广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旨在解决放权让利中暴露的问题，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解决大锅饭问题，在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国家财政赤字大幅减少。但是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平等，企业内部条件也千差万别，该政策很难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标来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企业激励不足问题十分严重。1983~1984年先后又两次推出利改税，但结果都很不理想。
2．国企改革先后出现了多种形式
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主要是为了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明确国企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并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中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业集团化的改革试点。
到1987年底，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试点可以继续实行，到1988年底，全国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业，其中800家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60家发行了股票，其余3000家原是集体企业。1988年2月国务院更加明确了企业承包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地位，规定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原则。同时，全国人大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从而将扩权试点以来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虽然承包制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承包制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1991年9 月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1992年后国务院就不再鼓励企业搞承包。1992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该条例根据两权分离的思路明确了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责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仅靠企业内部转换机制，难以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
3．国企改革与价格体制改革等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
国企改革是与价格体制、投融资体制等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在价格体制上，国企改革的推进对价格体制提出了挑战。1984年以后开始了对价格体制的改革，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放开价格为主。1987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现行的3种价格形式，即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规定企业在价格管理方面享有的权利，主要是赋予企业对一部分价格的定价权。
在流通体制上，1978年中国以计划管理的商品将近400种到1990年底已经逐渐减少为9种。同时，改变原来生产资料不能成为商品的现状，将近850种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的方式转变为市场调控，生产资料正式成为商品。由于生产资料成为商品，以它的有效和方便的运转支持和支撑了国企改革的进行。
在投融资体制上，中央进行了“拨改贷”改革、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建设项目投融资体制从拨款改为贷款，国家不再给新建企业投入资本金。在监管体制上，1988年4月，为了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理顺国家与企业的财产关系，国务院直属的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权、监督管理权、投资和收益权、处置权。
此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发行股票的企业增多，对股票交易的需求压力相应增大。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1986年）和深圳（1987年）先后建立了股票柜台交易市场。其后，两地先后于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规范的证券交易所，主要在于缓解已经发行在外，且具有相当规模的股票交易需求的压力。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从1987年至1990年末，我国共向社会发行了可流通股47亿股，筹集资金47亿元。资本市场的建立不仅为国企改革提供了融资渠道，还为将来国企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4．改革的推动力量
这一阶段国企改革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具有十分鲜明的试错特征，改革的推动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国企改革是解决我国经济短缺问题的客观需要。改革之初，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路线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与国家对它的投资不相称，使国家财力吃紧，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资料长期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制结构与国有国企改革成为解决当时短缺问题的必然选择。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两权分离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缓解紧张的产品短缺问题。此外，迫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国营和集体企业职位有限，无法安置上千万的回城青年的工作，各级政府不得不鼓励自谋职业，并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个体经济就这样在政府默许下发展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一种合法的所有制成分。
资金、技术和经验的严重匮乏要求国家必须坚定地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改革所急需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正是在这种旨在缓解短缺问题的政策推动下，三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初步发展，为90年代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基础。
（2）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企业实践相结合，自下而上占主导，经济短缺的现实迫切要求改革国企以提高产量和效益，改革所有制结构，发展个体经济、外资经济。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却是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实践共同作用下推动的。在探索的初期，这种共同作用表现为以地方实践为主，自下而上推进国企改革。
对国有国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采取“试点”的大原则，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和企业相关理论，先后推出了多种政策。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的承包责任制和转换经营机制，经历的都是“政策—实践—政策改进”的过程。被实践证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如用两权分离取代放权让利；被实践证明有效或尚未证明的政策继续加以推进，如股份制试点、“拨改贷”等。
与国有企业改革密不可分的是非公经济的改革，个体和私营企业在中央的默许和“看一看”的宽容政策支持下，通过自我发展与实践，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地方的成功实践获得了中央的认可，进而推动了所有制结构的巨大变革，个体和私营经济成为所有制结构的一部分。外资经济在政策的鼓励下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3）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
这一阶段，国企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路线指引，除了有一点改革之前的一些教训外，也没有可以借鉴的发展经验，走的是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通过不断的试探性改革措施，寻求改革的正确方向和路径，也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为了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推出了放权让利，但是“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出现，使改革调整为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于是又调整为转换经营机制。
二、1993~2003年：国企改革的制度创新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使改革陷入发展的僵局。同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对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巨大冲击。触及计划体制本身的改革势在必行，国企改革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1．逐步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
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明确，使国企改革从政策调整阶段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实践的重大突破，具有划时代得意义，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2．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国家集中抓的1000 家重点企业，确定了分类指导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搞一刀切，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使一大批小企业机制得到转换，效益得到提高。山东诸城、四川宜宾、黑龙江宾县、山西朔州、广东顺德、河南桐柏、江苏南通、福建宁德等许多地区在探索搞活小企业方面先行一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营企业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兼并、收购、投资控股、承包、租赁、委托经营等改革举措，将非公有制经济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国有经济运行中，盘活了大量的国有资产。特别是中共十五大肯定股份合作制和提出调整所有制结构后，各地国有中小国企改革的步子加快，改制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
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明确指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
3．国企解困始终是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主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非公经济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有企业由于高负债率、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摊派严重、员工积极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亏损面逐年增大的。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上半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达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全国性的亏损，国有资产的损失数额也逐年上升。1997年，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将国企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在三年内在大多数国企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大多数国有亏损企业走出困境。
为了给国有企业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项政策，包括兼并重组、主辅分离及债转股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结合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成立四家专门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部分符合条件的重点困难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改革。到2000年，最后确定了对符合条件的58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涉及债转股总金额4050亿元。已实施债转股的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下降，由原来的70%以上下降到50%以下，这些企业每年减少利息支出200亿元。
此外，国务院还采取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努力解决企业冗员过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主要是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附属普通中小学校和医院等社会负担逐步分离或独立出来，转移到地方，由当地教育和卫生部门进行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股份制和公司制试点的推进
股份制试点在1986年就被提出了，但当时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仅针对少数有条件的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股份制试点企业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11个法规，引导股份制试点走向规范化。1994年，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国家经贸委、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选择100户不同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随后，全国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先后选定了2500多家国有企业参与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本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这些试点企业在清产核资、明确企业法人财产权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1997年中试点企业普遍进行了公司制改造，经过一年的实施，全国2343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共有84.8%的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已初步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中，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540家，占23%，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的909家，占38.8%；尚未实行公司制的国有独资企业有307家，占13.2%，其他类型企业有47家，占2%。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
1994年，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的同时，国家经贸委在18个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的配套改革试点。试点的主旨为以市场为依托，在整体推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政策，通过破产、兼并探索建立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在补充企业资本金、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分离社会服务功能，分流富余人员，资产多元化等方面实现了重点突破，尤其是在企业破产、兼并和职工再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务院逐步扩大了“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范围，1996年增加到58个城市，1997年扩大到111个城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国有企业亏损面太大，亏损额太高，无法从根本上为国企解困。
5．利用与发展资本市场
投融资体制实行“拨改贷”之后，随着国有企业经营亏损日益增加，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间接融资渠道很难满足国有企业改革资产重组、规模扩张等的融资需求，此外，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的过度负债和财产损失需注入庞大的资金，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仅靠银行的间接融资已难以满足其巨大的资金需求。因此，通过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是必然的出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利用资本市场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因为企业为了自己的股票能够上市，利用直接手段来融资，必须按照《公司法》要求，对企业进行公司制的改造，并完成上市公司的规范操作。在利用资本市场解决国企改革的融资问题的过程中，一方面大力发展国内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让一些企业走出去，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截至2001年初，我国境内上市公司从1990年的14家增加到1063家，其中包括114家境内上市外资股公司和52家境外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公司市价总值达46061.78亿元，流通市值达15492.49亿元，投资者开户数达到5683.88万户。
6．国企改革与整个国民经济改革相结合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是与国家宏观经济改革结合进行的。在所有制结构上确立了非公经济的重要地位；在分配制度上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方式；价格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的目标；改革外贸、外汇管理体系；在社保制度改革方面，纷纷出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制度等政策，为企业解除后顾之忧；企业富余人员、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政策给解困工作创造条件；国债补贴技改，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等。
7．本阶段国企改革的动因
国企改革在本阶段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改革的推动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1）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改革解放了思想，指明了方向。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围绕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愈演愈烈，姓“资”和姓“社”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国企改革因为无法跳出计划体制的框框而举步维艰。已经迅速发展起来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名不正”而“言不顺”，发展壮大的阻力越来越大。在此关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谈话完全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和担心，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彻底解除了长期以来困扰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姓“资”和姓“社”的问题，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国企改革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求。本阶段国企改革较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短缺问题而实行的改革有较大的区别。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的推进及集体经济和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短缺现象在90年代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国有企业面临的生存困境成为国企改革新的客观原因，其背后隐藏的是企业制度上的问题。基于两权分离理论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而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应该有财产权，认为所有权全部属于国家经营机制转换，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状况不断恶化，使对企业制度的改革成为必然要求。
（3）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总结的共同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理论界关于企业制度探讨不断深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此外，20世纪80年代的国企改革的实践经验证明不涉及产权和计划体制本身的国企改革，只能是停留在经营管理层面，不能触及企业的核心，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水到渠成的选择。同时，改革实践还证明，改革不仅要注重每个具体企业的改革，更要注重全局性的调整。因此，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明确了国有国企改革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另一方面，是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把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改变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
三、2004年至今：国企改革的纵深推进
中共十六大之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继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变化和资本市场的改革使我国的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涉及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困难和阻力可想而知。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深化国有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要求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成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改变部门分割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2003年3月，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成立，统一了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权力。此后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国资委成立后明确所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要吸引外资和社会资金，实行产权多元化，可以上市募集资金，而且鼓励整体上市，以保持和增加企业的整体实力，许多大型企业正在剥离社会职能部分，过去一阶段是剥而不离，仍由企业自己管理，现在有的正逐步移交社会；在企业内部实行主辅分离，使各部门面向社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实体，企业同国资委分别签订责任书，对领导班子进行考核。
2．国企改革以大企业、以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为中心
本阶段，国企改革依然是以抓大放小为主，同时以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建设为中心。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决定》第一次把产权制度提到如此的高度，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历史突破，进一步明确具体了国企改革的任务和目标。
3．各种所有制企业关系的处理
这一阶段，如何处理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成为了理论探讨和政策制定的重点。非公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壮大起来，在许多领域占有绝对优势，非公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出现了个体、私营、外资与公有制经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如非公经济在行业分布上从以制造、建筑、运输、商贸和服务业等领域为主，已经开始向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领域拓展。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如石油行业的民营资本问题。此外，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发展也迅速膨胀，外资的并购问题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热点。非公经济遇到了重新定位和判断的问题，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正确处理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该政策一定程度上给予了非公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并扫除了人们对非公经济去向问题的担忧。
4．国企改革与资本市场的改革同步进行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迫切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与有效的金融服务。资本市场对于国企改革而言非常重要。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入，非公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国际资本的流动，使民间积累了大量资本。另一方面，“拨改贷”之后，国企直接融资渠道越来越窄，资本市场是国有企业理想的融资平台。此外，资本市场有利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但是，我国资本市场中股权分置的先天缺陷严重制约其健康发展，投资、融资、定价和资源配置的功能逐渐被弱化，面临边缘化的危机。对资本市场先天缺陷的改革对于国有经济改革越来越重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股权分置改革。2005年4月中国证监会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到2006年末，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资本市场的功能逐渐回归。资本市场的功能回归，吸引了大量沉睡已久的民间资本，强烈的投资需求必然会引来更多的优质资产和公司进入资本市场，以获取资本，实现资本的增值。因此，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后，随着资本市场体制的逐渐完善，资本市场将成为一个全国优质资产的吸纳器，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资源配置平台，企业之间的大额换股并购有了可能。这对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非公资本参与国企改制，产业整合以及上市公司做优做强，都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国有资本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可以在资本市场获得公允的定价，股价有条件成为新的绩效考核标准。一直以来无论是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是进行国有资产转让，最重要的参考指标都是净资产。但这一指标并不能反映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因此，资本市场的巨大变革，将非常有利于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
❸ 奔私的基金大佬们，你们过得好吗
2012 年原“公募一哥” 王亚伟离职创办私募公司，掀起公奔私小高潮，而去年以来，随着股市行情走好，奔私的公募大佬越来越多。中国基金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原先的公募大佬，了解他们奔私后的现况。
王亚伟：三年超低调 稳妥成传奇
原华夏基金副总经理，离职后创办千合资本
作为曾经的“公募一哥”，王亚伟头顶太多光环，本人却很低调。自从他奔私后，投资者只能从上市公司股东名单中寻找王亚伟投资的蛛丝马迹，剩下的便只是“传说”了。
如今，王亚伟奔私即将三年，业内有人说，“王亚伟奔私后，完全是个谜了。”
奔私近三年 业绩成“谜”
从公开信息看，王亚伟现在管理的私募产品有两只——外贸信托昀沣证券投资信托计划和千石资本千纸鹤1号资管计划，但这两只产品的收益情况，外界无从知晓。
根据昀沣私募基金（PE）此前披露的一组数据，昀沣自2012年12月13日至2014年9月19日，在近两年时间内，净值增长45%，规模超过35亿元。有业内人士推算，昀沣成立两年来，在2014年底的累计净值收益率将轻松超过80%。
不过，与其它已披露业绩的私募产品相比，这一成绩不算突出，2014年，创势翔1号以300.80%的年收益收获业绩冠军，即使是第五名泽熙1号的收益也达到137.44%。
对此，业内人士见仁见智。有券商人士告诉记者，王亚伟的投资决策经验丰富，市场是影响决策的第一要素，其次是投资组合，因此，王亚伟的投资策略需要强大的投研团队支持，离开公募的强大投研团队，其选股水平或受到影响。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王亚伟的投资理念仍然是“王道”，“国外的私募运作也不是追求短期的高额收益，而是追求长期的稳妥增长，很多私募未来可能会死掉，但王亚伟的私募不会。”
深受彼得·林奇影响
虽然难以直接了解到王亚伟“奔私”后的投资理念变化，但仍可从其执掌的私募基金（PE）的投资风格管中窥豹。
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底，外贸信托昀沣信托计划成为明家科技第七大流通股东，持有100.01万股，占总股本比例为1.33%，较去年三季度增持57.13万股。
此外，2014年第三季度，昀沣出现在华润万东、三聚环保、北京城乡、同方股份、新华联、同方国芯、金亚科技、中能电气、银之杰、明家科技、雪浪环境和杭钢股份等12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之列，受益于三季度A股行情持续上涨，加之12只个股中多家企业进入或已完成重组，三季度上述12家公司涨幅均值达52.86%。
在转身私募后，王亚伟偏爱重组股、重视事件驱动的投资风格变化不大，其投资的路径仍旧是寻找市场上关注度低的公司，低位重仓买入，然后等上市公司发布重组并购等消息，带动股价走高，进而获得高额收益。
前华夏基金董事长、总经理范勇宏在《基金长青》一书中，评价王亚伟的操作理念受彼得？林奇影响很深，形成灵活多变的投资策略和“牛市领先、熊市抗跌”的业绩特征。
王亚伟的前同事也这样评价他，“长期稳妥的投资理念，全世界能做到的也就巴菲特，90%能做到都不能算高手，而王亚伟正在逐步形成这种风格。”
王茹远：大浪潮来临 践行者上路
原宝盈基金基金经理，离职后创办宏流投资
3月10日下午，记者拨通王茹远电话的时候，她正在前往机场的路上，电话中的她依然柔声细语。
离开公募基金之后，王茹远并没有停下脚步。2014年10月，王茹远成立了上海宏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任私募基金（PE）的董事长，并组建了一支精简的投资团队。记者还获悉，短期内王茹远并没有发行新产品的计划，但上海宏流投资最近正拟发行一只FOF产品，暂定由旗下其他基金经理管理。
钻研投资 观点未变
来自宏流的信息显示，公司现在投研团队有5人，包括投资决策1人、交易策略执行1人、投资助理兼研究2人、信息采集与专题研究1人，另外，中后台、市场部员工共有8人。
除了出席少数机构投资者的交流会以外，更多时候王茹远都在深圳办公室钻研投资。
宏流投资成立半年有余，王茹远已经发行了4只产品，——千石资本大浪潮0号，大浪潮2015，鹏华资产品质生活1期、安信成长3号。
“大浪潮”三个字是由王茹远亲自选定的。她曾对公司员工解释道：“如果你认可中国股票市场在未来5到10年会有一波大浪潮，那么，在下一个浪潮来临前就应该提前做好布局，等待波澜壮阔行情的到来。”
王茹远的同事告诉记者，自公司成立以来至今，她的市场观点没有变过。
她在2014年11月18日公布的《致投资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战略新兴产业是A股过去5年的主线，也是未来的方向。2015年弹性最大的投资机会集中在互联网、产业并购、优质价值成长、国企改革、军工和信息安全、券商和保险。”
王茹远认为，中国经济转型阵痛体现在股市上，经历了从2008年至今长达6年的指数低迷。新一届政府对经济转型的决心、反腐力度、老百姓资产转移等因素叠加，有望演绎出一波波澜壮阔的由估值到资金推动的泡沫行情，这波行情自2014年7月开始已经全面启动，未来依旧会保持强势。而在这封信发布前后，A股市场正迎来一波由券商带动的快速上涨行情。
制度灵活 做实践派
“私募基金（PE）相比公募基金有更灵活的制度，能更好地激发人才的创造性和投资管理能力。有些基金经理天生适合公募基金，有些基金经理天生不愿受到太多的制度约束。”王茹远的同事告诉记者，按照监管层规定，私募基金（PE）的投资门槛为100万元，而自发上门认购王茹远的持有人也不在少数。
一位公募基金经理对记者说：“很多私募基金（PE）经理并不是在做投资，而是在搞关系，做资金掮客，真正钻研投资的并不多。”而一位在3月初刚刚与王茹远做过投资交流的人士对记者说，王茹远是一个实践派，能将想法和思路落实到投资上。
吕猛：做价值确定性投资
原大成基金专户投资经理，离职后创办润凡投资
2014年6月，吕猛从大成基金低调离职，同年10月，便创办私募公司润凡投资，如今公司资产管理规模已超过21亿元。
这位昔日的大成基金研究主管和专户投资经理，2011年底因在重庆啤酒黑天鹅事件上栽了跟头，而为人熟知，此后便淡出公众视野。
近日，吕猛接受中国基金报独家专访，首次道出重啤事件对他个人投资理念的深刻影响。
首谈重啤 研究方法都变了
对吕猛而言，重庆啤酒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2009年初，吕猛因看好重庆啤酒乙肝疫苗研究大力推荐，公司旗下多只基金买入该股，重啤股价也自彼时步入上涨通道，短短3年时间从不到20元一路最高上涨至82元。但疫苗临床试验结果失败，导致重啤股价大跌。
“这个对我来说是好事。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调研这家公司，倾注了全部精力，自认为研究透彻，所以持股信心很足，但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重啤的暴跌，让吕猛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虽然我自认在这只股票上已做足了功课，但我知道肯定是自己哪里错了，经过面壁思过，最后发现，是我们对价值的理解错了。这个问题很本源，目标错了，工作做得再细，路也是歪的。”
现在，吕猛认为，一家企业的价值在于它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很基础，表现在能不能招到更多的工人，产生更多的收入，以及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这直接影响了企业定价”，而重啤即使新药临床研究成功，距离真正上市依然需要几年时间，收入和利润并不能迅速增长，“现在我把当时对重庆啤酒的投资定性为风险投资”。
对价值有了重新认识后，吕猛的研究方法也随之改变。吕猛说，要清楚了解不同行业企业的生命周期，紧密跟踪龙头企业，等其投入期结束产出期开始时，风险因素已经消失，就是买入时点，相应地，影响公司定价的因素发生扭转时，就是卖出时点。
这套新的投资理论框架在过去几年已被验证有效。重啤事件后，吕猛担任专户投资经理，期间曾投资美盈森、德尔家居等，均在短短两三年时间股价上涨数倍。
“这就是在普通行业里挖到的金子，有些公司处于相对古老传统的行业，也没有炫丽的故事，但依然能实现惊人的收益。”也正因如此，吕猛并没有追随近两年市场流行的车联网、物联网、国企改革等热点，“这些公司现在都处于投入期，财务数据还未体现出增长，依然存在极大风险。”
投资趋难 未来目标海外市场
2007年，在牛市挣钱效应推动下，私募基金（PE）曾迎来一次大发展，行业规模迅速扩展，而从去年以来，加入私募业的高手越来越多，扩张势头迅猛。
吕猛认为，如今的私募业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一波私募发展浪潮将会远超上一波，原因有两点：一是需求迅速放大，二是投资难度加大。
“去年以来利率下行，使得大量刚性兑付信托产品收益率下降，大资金的出路越来越少，这种大环境下，委托理财可获大发展；另一方面，现在上市公司都会讲故事，但随着上市公司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对故事的敏感性会降低，再加上资金越来越多，股票投资的难度加大，这给委托理财带来机会。”吕猛称。
私募行业现在正处新的起点，而私募公司想要抓住机会，需要更高的技术含量，吕猛认为，未来热点行业会越来越少，趋势性机会也越来越少，如何识别真正的龙头，对于基金经理是很大的考验，为此做好准备的私募公司将会迎来跨越发展。他预计，未来私募行业集中度会比以前更高，换句话说，过去10年私募公司规模最大能做到200亿元，而未来10年会出现上千亿元的私募公司。
对于润凡投资的未来，吕猛希望循序渐进，慢慢扩大规模，在资本金比较充分时，会考虑收购一些公司，解决客户稳定性不足的问题，未来更大的目标，是进军海外市场。
王卫东：2015年A股将震荡向上 最看好互联网能源服务
原新华基金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离职后创办新华汇嘉
他是当年的高考文科状元、做过宣传部官员、下海办过塑料厂、办过职业教育、去海南炒过股票，后来进了新华基金，曾创造一年115%的收益神话，2009年管理的新华优选成长曾与王亚伟演绎“二王PK”。他就是王卫东，原新华基金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如今，年近50岁的王卫东投身私募，创办了新华汇嘉。
“我之所以出来做私募，除了因为看好中国股市的前景，主要还是想实现自己的投资理想。”王卫东平实的话语里，透露的是这位浸淫资本市场20年的投资老人的坚毅，他既有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主要矛盾转换的宏阔认识，又有对股市热点炒作的清醒，更有对长远投资的逻辑把握。
王卫东说，2013年、2014年的A股市场，是摘果子的好时机，但2015年，投资者摘果子就需要爬梯子了，而且爬梯子时要注意梯子是否安全。
2015年A股主要是结构性机会
面对市场上充斥的大牛市论，王卫东保持着一贯的清醒，他认为，大牛市必须具备至少两大基础：一是企业盈利持续增长，二是货币政策保持宽松。现在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宽松的，但不少企业的盈利实际上是下滑的，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还没有到底，但从发电量等微观经济指标来看，中国经济今年应该到了最差的时候。
王卫东认为，在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老百姓需求非常旺盛，但供给严重不足，但现在是需求不足，供给严重过剩。以住房的供求关系来看，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下一代人面临的问题可能不是买房而是卖房，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与此相适应，居民消费也在由吃住等基础物质消费向品牌消费转型，比如休闲娱乐、大健康，但这些消费的增长比较缓慢，不能靠过去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刺激需求。
“落后产能的淘汰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产能淘汰太快，就会影响金融系统的安全和就业。”王卫东说，尽管企业盈利增速已经出现向上的迹象，但利润总量的增速仍然是下降的，因此今年A股市场缺乏企业盈利增长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对A股市场悲观，结构性机会仍将层出不穷，政府财政赤字会增加，通过发债增加财政投资，货币政策也会进一步宽松，这对市场情绪会起到很好的稳定作用；同时，调整经济结构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服务业产出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新兴产业的PMI指数较为乐观，落后产能的淘汰也有一定成效，A股市场的结构性机会将更多体现在细分行业。
王卫东表示，现在A股市场部分互联网股票的估值出现了泡沫，注册制改革很可能刺破这些泡沫，所以2015年A股市场将会呈现出机会与风险并存的格局，整体上股指会震荡上行，投资应重在自下而上精选个股。
最看好互联网能源服务
对于时下如火如荼的互联网股票行情，王卫东认为，很多在2000年的科网股行情里大肆炒作的互联网公司如今都不存在了，所以投资者还是要最关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切忌头脑过热，以为互联网包打天下，移动医疗再热，医生的医术始终是最核心的，餐饮店再搞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如果做的东西不好吃，消费者也不会买账，而一些传统产业中的品牌企业，一旦解决了产能过剩难题，盈利能力会大大提升，价格也会上涨，这其中的投资机会，优秀的投资人不会错过。
在阶段性投资机会上，王卫东看好资源品，大宗商品价格2007年金融危机后持续下跌，面临中期上升的机会，此外，随着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传统行业集中的低估值品种也面临投资机会。
以更长远眼光来看，王卫东最看好的是互联网能源服务。他认为，电力改革真正启动以后，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度会大大提高，大量可再生能源能真正得到利用，自由竞争的电力市场，加上环保风暴和全社会节能减耗意识的提高，将带来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长达10年以上的黄金投资期，同时，能源产业与互联网的结合会诞生无数互联网能源服务细分行业，这是下一个投资蓝海。
“真正有核心竞争力的传统企业，一旦运行了互联网化改造，盈利前景不可小觑，而且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力。”王卫东表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也会在A股市场产生无数投资机会，但现在互联网概念出现了局部风险。综合来看，王卫东的投资风格既不是过于保守的纯粹价值投资，也不是玩概念的投机，而是以价值为主，适当地结合成长。
于鑫：用后半生做好自己的产品
原东方基金总经理助理 离职后创办真鑫资产公司
今年年初，在东方基金工作了近10年的于鑫选择投身私募浪潮。如今，他创办的真鑫资产公司已经完成注册，但他还在静默期。他对中国基金报记者说，这段时间非常宝贵，可以思考、可以放松、可以感受生活。
于鑫希望能够发行符合自己投资特点的产品，与认同自己投资理念的投资者共同成长，他说，要用后半生时间管理好产品，几只就好。
产品小而精 存续期限长
于鑫对未来信心满满，因为资产管理行业已经形成创业服务一条龙，随处都可以“借到东风”。
于鑫认为，私募基金（PE）的制度较公募也许更有优势，在政策上，私募基金（PE）备案制正式出台后，行业认可度逐步提高，在销售、登记清算、信息披露、资产托管等方面都有成熟机构供应服务；在研究领域，券商也可以供应优质服务。于鑫说，所有这些为专注的投资管理人供应了快速发展的良机，不过，客户服务方面必须亲力亲为，一方面这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与客户的沟通也是一种学习。
于鑫还说：“这是我最后一个职业，不想再换，也不会再换了。”
于鑫希望找到认可自己投资理念的投资者成为自己的客户，共同成长，因此，产品不求大、不求多，只求精，而且管理期限一定会“很长、很长、很长”。他说，如果客户认同自己的投资理念，可以有效降低沟通成本，产品规模会更稳定，更有助于实现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现在计划至少管理20年，也就是到自己60多岁，如果可能，再多管理10年。
部分A股鸡蛋比鸡贵
于鑫的投资理念很简单，他解释说，再好的东西都有价格，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以任何价格买入，以合理或者低估的价格买入优质公司，长期持有，等待收益兑现，这就是价值投资的核心，“用今天的钱去买明天贴现过来更多的钱，这就是我对投资的理解。”在实际投资中，于鑫钟爱低估值、有确定性成长的公司，通过长期投资获取满意回报。同时，他不喜爱高估值股票，排斥“故事会”和非理性泡沫，“这样的股票，对多数二级市场投资者而言是在毁灭财富，也是在毁坏资本市场。”
于鑫认为，A股市场部分领域已经出现鸡蛋比鸡贵的情况，如果有少数几家公司80倍市盈率还可以理解，但是上千家公司的市盈率都超过80倍就值得警惕了，如果真有这么多高成长的公司，我国的GDP增速就不会不断走低，转型也不会如此迫切了。
“可以肯定，那些高估值公司，绝大多数不值现在这个钱，几百只股票市盈率在70倍以上就表明泡沫已经形成，何时破灭只是时间问题。”于鑫说，其实互联网为传统行业带来的机会更值得关注。
于鑫表示，传统行业的龙头公司借助互联网把企业做大的机会比新企业成功的概率更大，其在资源保障、品牌、人员素质、资金实力等方面都非常强大，风险控制经验也更为丰富，可以迅速吸收新技术做大做强，成长更为确定。
范迪钊：昔日“老男孩” 今日私募人
原国泰基金权益投资总监 离职后创办兆天投资
“要做成一件事情要花很多精力，很多事情并不是天经地义的。”虽然自公募基金离职的时间不长，范迪钊已经感受到创业的不易，他于今年2月创立上海兆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据其透露，现在公司还在筹备产品。
寻找投资的本质
自2013年初至2014年初大盘下跌约10%，而国泰基金多只主动管理型偏股基金表现优异，幕后功臣是5位自嘲为“老男孩”的基金经理，范迪钊就是其中一位。不过，范迪钊并非不得志的老男孩，他在证券市场从业超过15年，离职前曾同时管理着社保基金和3只公募基金。
“在公募工作久了就会有疲倦感，尤其是长期业绩还不错，自己始终处于‘舒适’的状态，继续前进的动力不足，就产生了危机感。而且公募基金追求相对排名，我觉得这或许不是投资的本质。”提起创立兆天投资的初衷，范迪钊如此表示。
范迪钊称，去年，一家大型券商欲与国泰基金合作发行由范迪钊管理的定制基金，“在预热路演时，券商客户经理的工作热情和专业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他们的期望越大，我的心理压力就越大，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了离职的想法。”他称，在对未来没有任何计划和准备的情况下，他向领导坦陈了自己可能会有其他想法。
范迪钊在国泰工作10年，卸任基金经理时自然十分留恋和不舍，“国泰平台很好，我所有的A股投资经验都是在这里积累的，同时也留恋公募基金的氛围，可以很单纯地从事投资。”
重视起步 兼重结果和过程
万事开头难，范迪钊对此有深刻体会。
“私募是竞争更为激烈的红海，没有进入壁垒，但最终要靠业绩说话。市场可能只给一次机会，如果第一只产品一年业绩没有做好，未来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发产品，也就无法再证明自己的投资能力，这是很残酷的。”范迪钊认为，私募的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如果客户中途退出，再优秀的投资理念都是空谈。
范迪钊认为，在产品成立之后，如何把业绩做好才是最大的挑战，“虽然我对市场充满敬畏，但我对自己的投资能力还是有信心的。”
私募基金（PE）追求绝对收益，范迪钊明白其中的挑战，“调整仓位非常重要，踏错风险要远大于踏空风险，因此未来怎样把自下而上的个股选择与自上而下的仓位控制相结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范迪钊看好未来的资本市场，“不必纠结于具体经济形势或者企业盈利增速，从去年下半年起，高回报的固定收益类产品越来越少，沉淀其中的大量资产有重新配置的需求，这并不会随企业基本面变化而变化，由此来看，未来几年股市不会太差。”
范迪钊认为，单纯的周期性行业机会不大，未来一定是互联网的天下，但金融、商业、家电、汽车等传统领域如果与互联网相结合，或将有很大弹性。
❹ 陈东升：战略决定一切
战略是所有组织解决往何处去的首要问题。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都是如此。中国这些年取得的成就和企业的蓬勃发展，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居功至伟。而改革开放的本质，是国家战略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了这个战略方向的根本转变，才有了后续一系列的改革，并建立起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体系，推动不同类型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泰康成立24年，已经连续三年跻身世界500强。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陈东升一直认为，泰康的成功就是战略和价值观的胜利。
这几年，他多次在湖畔大学的课堂上和同学们分享他关于企业战略的思考，收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反响，这篇文章系统梳理了陈东升关于企业战略的整体思考，特此分享给大家，希望对想了解泰康的朋友以及创业者有所帮助。
泰康走到今天，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战略决定一切，所有的领域都要服从战略。
泰康保险集团(以下简称“泰康”)1996 年成立， 到 2020 年，连续三年进入《财富》世界 500 强， 用24年时间，成长为一家管理资产超过2万亿元、总资产1万亿元，代理人队伍70万人、年营业收入2000亿元的金融保险服务集团。我 1992 年开始创业，先后创办中国嘉德和泰康。在经营企业过程中，我最关心的是战略，一直在思考战略相关问题。 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要发展壮大，最核心的是要制定正确的战略。
泰康经历了三次关键战略调整:2001年，做大规模，开启全国布局;2009年，回归寿险本源，开启价值转型;第三次是始于2007年进军养老产业的尝试，泰康用10年时间布局医养板块， 最终在2017年形成深耕寿险产业链，打造大 健康 产业生态的全新战略。 每一次战略的转变，都将泰康带往一个新高度。泰康的长期发展说明，战略决定一切。
正确的定位是制定战略的前提和基础。定位的核心是 “做什么生意” 和 “做什么人的生意”。
“做什么生意”就是选择赛道。大水里面才有大鱼，所以 一定要选一个大产业、好行业，天花板要足够高，才有可能做成大企业。企业越大，才能承担更大的 社会 责任。
对于行业和产业的选择，个人经验是长期看人口、中期看结构、短期看宏观。
长期看人口， 一是要关注人口结构的变化。 传统农业 社会 出生率高、存活率低、人均寿命短，形成典型的金字塔结构。到了工业 社会 ，生育率和死亡率降低，人均寿命大为延长，自然就演变成柱状结构;同时中产人群形成和不断壮大，人均寿命的延长也带来老龄化的挑战和机会。
二是要关注人口需求的变化。 最好的生意是抓住人的刚 需——工业时代是衣食住行，服务业时代是娱教医养。再过三五十年，最晚到本世纪末，人类 社会 将进入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时代到来，人人带病长期生存，所以 健康 时代、财富时代也随之而来。企业家应该抓住最具消费能力的群体， 根据这些人群需求的变化来布局产业和调整产品。所以这也是决定一个企业“做什么人的生意”的一个前提。
中期看结构，主要是在 社会 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寻找机会。美国100多年的繁荣，先后经历了工业时代、消费时代和数字时代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产生了一批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
中国是三期交叠，工业时代在计划经济时代已奠定基础，所以是以国有企业为主;数字时代诞生了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巨头;而在消费时代还缺少领军企业，这就给了创业者和企业家很大的机会和空间。
如今，经过新中国 70 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这 40 年的发展，中国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型;后工业化时代就是以服务业为主导，随着中产人群的崛起和长寿时代的到来，以 “娱教医养” 为主导的服务业和大消费产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短期看宏观，宏观经济的变化原则上不影响企业的定位与长期战略，但是企业要根据宏观经济的变化来调整短期发展的目标。
什么样的企业有成为大企业的特质呢?只要具备“ 创新、复利、连锁和杠杆 ”这四个要素，甚至不需要全部满足，企业就有做大做强的基础。 创新是企业发展壮大的第一要务， 这已经是所有企业的共识。复利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要求产业或者企业具备长期经营的特质，在长期积累的过程中展现复利的力量。连锁和杠杆都是企业快速扩张、迅速做大的方式，连锁对管理系统和管理能力有很高的要求。杠杆就是负债，银行、房地产还有寿险都是负债经营，是天然的杠杆行业。当然利用杠杆风险是最大的，大到金融危机、小到企业破产，基本上都是因为利用杠杆快速扩张导致的。寿险行业这四个因素都具备。
定位的第二个关键是“做什么人的生意”。定位决定战略，而战略就是对客户的定位。所有产品是根据客户定位来设计，有什么样的客户，就应该根据他的需求，给他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
客户和产品构成了市场，再通过销售渠道(队伍)这个媒介将客户和产品连接起来，使得市场顺利运转。 所以客户、 产品和销售渠道三位一体，称之为“经营金三角”。
客户定位定清楚，才有明确的产品。泰康 2007年决定进军养老产业，将美国 CCRC 养老社区概念带到中国，还创新性地开发出对接养老社区的保险产品“幸福有约”，实现虚拟保险和实体养老服务相结合。泰康把“幸福有约”的用户称为“三高一主”—— 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管理者、高级干部和企业主 。普通保单每年交 5000元、交10年，而“幸福有约”一年交20万元，也是交10年。
泰康还推出“幸福有约” 青少版，规划时间更早，缴费金额更低，让中产人群也能享受高品质的医养服务。买这个产品的人，是买一种生活方式，老了之后到泰康的养老社区来养老，同时每个养老社区都配建了康复医院，可以满足老年人康复护理的需求。
明确了客户和产品，再就是销售。 寿险公司的本质是一家销售公司，泰康在全国有70万销售大军，源源不断地把公司的产品理念传递给精准的客户。因为泰康有了养老社区 和康复医院，还创新了销售方法——体验式销售。泰康把客户带到养老社区，让他们亲眼看看，转化就容易了。
因为有了新的产品和客户定位，公司也在打造一个新的职业叫 健康 财富规划师，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 健康 和财富的规划、管理与服务。所以对他们首先要求是一名全科医生，然后是一名高级理财规划师。这些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能持证。 所以新的客户、产品与销售队伍，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经营“金三角”，甚至是一个全新销售的生态。
定位是确定公司做什么，战略就是公司要怎么做。
战略与愿景、使命和价值观密切相关。愿景和使命是方向性的，愿景是企业自身的发展目标; 使命更高一层，是企业存在能够给 社会 带来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种外部性。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就会有企业的具体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是实现愿景与使命的途径与方法。价值观是底层系统，战略是价值观具体化的体现;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作为基础，公司的战略、愿景与使命就有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要把战略、愿景、使命和价值观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好的战略一定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推进衍变。泰康刚成立的时候，中国的寿险市场还很小，而且很快遇上了亚洲金融风暴，国家对金融业的发展也很谨慎。所以泰康那时候就放慢脚步，提出 “不求最大，但求最好” ，做“小而精”。但是泰康自己心里清楚，金融业要有规模才有影响力，而且坚信寿险是一个很好的产业，中国人口庞大，经济发展潜力也大，只要做好一定能够成为《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
到 2000 年前后，中国加入 WTO 的形势已经比较明朗， 金融业面临对外开放，国家也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在这种情形下，泰康抓住机会，引入11亿元外资，并在短短三年内在全国开了 23 家省级分公司和 168 家中心支公司，基本完成机构全国网络化布局，为下一步做大规模打下了良好基础。
战略是抽象的，更是具体的。 做大规模是一个长期目标，在这个大的战略方向上，还有一些具体战略来支撑它。
一个是从 2002年开始，银保渠道在中国兴起，泰康的保险业务规模迅速做大，当年保费收入较 2001 年的 16.16 亿元增长超过 300%；2003年也实现超 100% 的增长，首次超过100亿元，2006 年收入又跨过 200 亿元大关。
第二个是泰康在 2006 年开启了县域保险战略，将机构下沉至县级城市甚至乡镇，两年间新设了超过2000个县域网点。虽然三年里迅速把保费收入做到超过 600 亿元，但存在很多问题，表面上是短期机构发展速度过快，管理和干部跟不上，更重要的是银保渠道短期保费占比较高，背离了寿险产业经营的本质。
寿险是负债经营的产业，更是具备获取复利效应的产业。复利需要时间的积累才能产生效用，所以对寿险公司来说，长期保单才有价值。但是银行渠道卖的保险产品通常不超过 5 年就需要兑付，给公司的长期经营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2009 年，泰康开启新一轮的战略转型，从做大规模转向价值经营，一是夯实县域机构，经营重点回归中心城市;二是逐步减少短期产品销售，降低对银保渠道的依赖。于是，泰康的规模保费在 2010 年惯性增长到 866 亿元的高峰后，遭遇了连续三年负增长，到 2013 年降至 766 亿元触底反弹; 2015年泰康保费首次跨越 1000 亿元大关，银保渠道保费占比也从 2010 年的 66.7% 下降至 37.9%。
战略既要关注现在，更要着眼未来。对此，企业应该关注两个问题: 现在赚钱，将来这种方式还能不能赚钱?能不能构建新的利润池?
泰康在做大做强寿险主业同时，也一直在观察和思考未来发展方向。平安是行业的标杆企业，它 1988 年成立，比泰康早了 8 年，保险做得很好，也拿了很多牌照，走的是金融宽带的道路，现在又走向金融 科技 。但是平安金融宽带的路泰康走不了，一个是很难拿到金融牌照，这个时间窗口已经过去了;第二是市场越成熟，专业化就越重要。还有就是世界上金融企业走多元化道路很难成功，比如 1998 年花旗银行和旅行者保险集团合并成花旗集团后，又在 2002 年分拆成独立子公司运营，甚至后来被打包出售。
同时我们研究美国保险业的 历史 发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寿险业资产一度占到金融资产的 20%，到 1990 年下降 到不足14%，到 2000年之后，寿险业资产占比只剩下不到 8%;在寿险业内部，传统寿险产品收入占比从上世纪 70 年代的约 60%，降低到2000 年左右的 24%，个人寿险的投保率也从 70 年代的 51% 下滑到 2010 年的 32%。虽然中国寿险业还处于高速发展期，但行业发展的最终趋势是不会变的，泰康需要未雨绸缪。
另一方面，因为人寿保险聚集了大量的长期资金，而市场上缺少足够的投资标的，就存在资产负债匹配的问题。2004年泰康人寿的投资中心组建了一个团队研究这个问题，2007年，我们发现养老服务业可能是一个好的方向，开始尝试进军养老产业，后来又扩展到医疗康复。
泰康做医疗养老，一是可以为保险资金寻找可靠的投资出口，二是可以为客户提供养老和医疗服务，后来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保险业和养老产业的协同效应，更坚定了泰康深耕寿险的专业化道路， 最终形成“虚拟保险支付 + 实体医养康宁服务”的大 健康 产业生态体系的全新战略。
对于泰康来说，把寿险主业做好，然后进入资管，进入养老和医疗，不是在跨界，而是深耕寿险产业链。养老和寿险是天然匹配，真正实现商业模式上的“长坡、宽道和厚雪”——
长坡即全生命周期 ，就是“从摇篮到天堂，客户活着的时候我们为您服务，上了天堂，我们还为您站岗”；
宽道即服务领域要足够宽 ——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 终极关怀，让人长寿、 健康 、富足的服务全部涵盖；
厚雪是面向中产及以上的客户。 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泰康才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除此之外，价值观很重要，企业要一直坚守。价值观是战略的底层系统，不管企业战略如何变，价值观不能偏。
泰康成立时就确立了 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 的价值观，在这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公司从一个单一的寿险公司发展成多元的金融保险服务集团，正迈向大 健康 产业生态体系；虽然战略经过三次大的调整，但是从来没有偏离过这个价值观。
并且在经营实践的过程中，泰康不断升华对人寿保险的认识， 把公司的价值观提升到了哲学层面——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礼赞生命，这也跟泰康的大 健康 战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泰康也有了新的使命和愿景——成为一家“面向大 健康 产业的金融保险服务集团，让人们更长寿、更 健康 、更富足”。
治理结构是战略落地的组织、制度和人才的保证。企业竞争的本质是治理结构的竞争，是董事会的竞争。
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企业是从 1992年《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这两个文件出台后才开始出现的，那时候整个中国都没什么经验，所以泰康那时候的公司章程、合同书，基本上就是照抄这两个文件以及《公司法》的条文，早期的章程非常薄，不到 10页。
但 2000年泰康引进外资的时候，章程就有了将近 100 页。因为西方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遇到过各种问题，它们的条款会非常严格、精细，把公司治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不安定的潜在因素都考虑到了。
治理结构的核心是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三位一体， 股东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是战略决策机构、战略决策的执行机构就是经营管理层。治理结构一定要建立在 阳光透明原则 的基础上，只有这样，管理层才能够深入理解股东和董事会的意志，才能够透彻地理解公司战略，才会形成执行力。
良好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有什么样的股权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公司治理。 我从做泰康第一天起就非常重视股权结构，经过多年发展，逐渐形成以大股东领衔、外资股东和中小股东共同发展的稳定股权结构。
找股东就像找对象，股东不和谐经常扯皮，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影响。所以找股东要找“富贵人家”，要找最优秀的企业。泰康的外资股东和泰康一起发展了很多年，特别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从 2000 年进入后就没有离开。现在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方式是速成，这个速成的过程也就是融资的过程，拼命地一轮一轮融资，股权也一轮一轮地被稀释，这对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一个挑战。
董事会的结构也很重要。一个一流的董事会，一定要考虑到知识结构的相互补充和完善，此外还要考虑到市场竞争和时代环境的要求。泰康是中国金融业第一家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企业，到目前公司一直坚持三位不同领域独立董事的结构。
一是要有一位宏观经济学家 ，因为泰康上万亿元的资产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必须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
二是要有一名审计师 ，主要是监控风险，要找最好的审计师，帮公司严厉地看着所有财务风险；
第三个是一位 科技 领域的代表， 现在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必须要有这方面的专家。
一定要尊重董事的专业意见，保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中国的企业还基本是第一代创始人主导，通常创始人和董事长处在强势的位置上。越是这种状态，创始人与董事长越应该有包容心，要让董事会成员表达他们的意志，发挥他们的专业。
一个好的董事会一定要容许反对意见存在，对很多事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但这种不同会让大家的思维更加完善。而且优秀、专业的独立董事，一定是站在股东、公司的利益上来考虑问题，既然选择了他，就要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并肯定他的专业能力。这样你的董事会成员才会有热情，愿意为公司思考，奉献他们的知识和智慧。
同时， 要加强董事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互动，创造条件让董事熟悉和深入了解公司的发展。 泰康所有的董事会，公司的核心高管都会参加，这么多年的公司经营报告，都是由 COO、CFO、CIO、董秘还有首席合规官、风险官来做。这给泰康高管很好的跟董事沟通的机会。公司也定期安排独立董事去业务一线和养老社区做些调研。他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回来在董事会上提出来， 更加有利于战略的落实和公司的发展。
通过观察，泰康发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无论近代还是现代，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发展最好的还是那些创始人、创新者、核心股东和经营者四位一体的公司，比如苹果、谷歌、亚马逊、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平安。这样一种结构，有着 很顽强的生命力和出类拔萃的竞争力 ，而且也往往容易成为 新时代技术创新的主导者和推动者。
作为企业家，一定要明白，你对企业的影响来自你的思想力。 思想力就是你对战略的思考，对战略的明确描述，以及队伍上下对战略形成高度共识。
执行力就是战略认识的统一。战略一定要在三个层面达成共识， 在这个方面，泰康是有教训的。
2006 年泰康开启县域保险战略，所有干部不理解，但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董事长也是 CEO，自己说什么他们去做就行了，强行推这个战略。他们迫于压力做了，但动作变形，严格讲应该是“失败”了。这件事教育了我，后来再制定新的战略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一定要在 董事会 形成高度的共识，然后再在 经营高管层 形成高度的共识，还要在 核心干部、基层骨干员工 中形成高度的共识。
到 2007 年泰康开始进军养老产业，我就特别重视共识的达成。当时公司有两次非常重要的董事会，一次是 2010 年在美国开的。2008 年我考察了美国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很多养老社区，最终决定把美国的模式带到国内，在整体战略推动之前，公司的董事参观了美国的养老社区，从东海岸走到西海岸，大家感慨万千，觉得公司医养战略非常正确。
进军养老之后，泰康又觉得养老和医疗分不开，所以公司又有一个重大的战略转移，就是从传统的、一元的寿险养老社区路线进入一个综合的医养和 健康 路线。泰康要进军 健康 保险、进军医院，这个事情非同小可，董事会其实有很大的担忧，担忧公司是不是跨界跨得太大，是不是有能力把握风险？所以2016年，泰康又在香港开了一次董事会，高管们做了一天的报告，向董事会详细阐述医养战略。通过这次会议，董事们打消了顾虑。
总的来说，所有这些重大决策成就了泰康“ 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四位一体的商业模式 ，也有了泰康今天的 大 健康 产业生态体系。
董事会层面解决了战略共识问题之后，在经营管理层和基层也要统一思想。泰康的方式是 “走出去、请进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
“走出去”是去美国、欧洲优秀机构学习察，“请进来”是把一些国际上的知名专家、企业家请到泰康分享指导。然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发动，全员参与、充分讨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反复复、循环往复，把事情一件一件理清楚，把问题一个一个弄透彻，最终统一共识形成集体智慧。这样集千钧之力形成的高度战略共识，就会有很强的执行力。
战略共识就是执行力， 没有共识，这个战略也是挂在墙上的战略；凡是执行力不够的，主要原因是对战略的认识不足。当所有的人理解战略后，执行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共识就是力量、共识就是行动、共识就是方向、共识就是未来。如果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那在战略执行上就会打折扣。
泰康走到今天，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 战略决定一切，所有的领域都要服从战略。 服从战略，首先要学习战略、了解战略、理解战略。所以我常常讲资源服从战略，所有的 CXO 首先要是战略家，要对公司战略理解，然后才能够把战略在各自板块落实。
公司的战略一定要天天讲，月月讲，日日讲，直到你的干部员工听得耳朵长茧，把战略说透，上下形成共识，战略才能落地。所以我说 共识就是生产力，共识就是凝聚力，共识就是执行力。
战略一定要能够用最明确简洁的语言表述出来。语言越简单，说明对战略的理解越深刻。泰康大 健康 产业生态体系的战略，简单说就是“ 长寿、 健康 、富足 ”这 6 个字。公司的保险、资管、医养三大板块的业务都是围绕这 6 字战略目标展开的。
战略明确与共识形成之后， 干部就是核心要素 。我讲用人，就是两点，一是要多看优点，少看缺点，用优点补缺点，人尽其才。二是，不要迷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核心干部最好自己培养。泰康对人才的培养有一套自己的体系，有针对校园招聘的“千人计划”，每年公司招 1000 人，进行两年时间的培训；针对 社会 招聘的叫“百川计划”；还有一个服务外勤体系的团队叫世纪组训，是专门培养支持和服务营销员的人才。在这基础之上，青干班、中青班和领袖计划又构成了我们的干部培养体系。
在这两点之后就是干部的考核。人力资源的本质是人的预期管理和人才的定价。是人才一定要上“战场”，所以 KPI 是基础，所有人都是“屁股指挥脑袋”，没有 KPI 这根指挥棒， 干部的当下价值就没有办法体现，短期的奖金、晋升没办法评判。 长期的关键是荣誉体系的打造。荣誉体系解决为谁而战，是价值观的问题。
制定战略、执行战略最重要的是要有定力，一定不要着急，慢就是快。总结泰康的 24 年，我们最大的感觉是对价值观的坚守、战略的坚守，可以归纳成 “三化三不”——坚持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不偷、不抢、不争。 其中最核心的是对专业化的坚守，不搞多元化，规避商业模式的风险; 坚持市场化，走亲清政商关系的道路，规避政治风险;坚持规范化，不偷不抢不争，做市场和监管的好学生。
企业家要坚持商业理想主义， 做农夫、不做猎人，像农民一样勤勤恳恳，在自己一亩三分地精耕细作， 不断积累、不断思考、不断创新。
这些年从房地产到互联网，大家年年谈风口，但泰康专注于保险，也没人觉得这是个大产业。泰康就是认准了这个方向，天天琢磨，在这个方向上持续创新，就有了泰康现在的成绩。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嘉泰先生
*原文刊发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9月刊，编辑：李全伟
❺ 金融机构是什么
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
金融，是指货币资金的融通，可分为直接金融和音接金融，此两种资金融通方式的区别在于有否金融机构介入，没有则为直接金融，有则为间接金融。金融机构，是指专门从事货币信用活动的中介组织。我国的金融机构，按地位和功能可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
第二类，银行。包括改策性银行、商业银行。
第三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国有及股份制的保险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证券公司，财务公司等。
第四类，在境内开办的外资、侨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以上各种金融机构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机构体系。
1、中国人民银行 2、政策性银行
3、商业银行 4、保险公司
5、信托投资公司 6、证券机构
7、财务公司 8、信用合作组织
9、其他金融机构
1、中国人民银行 MORE
中国人民银行是1948年12月1日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合并组成的。1984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身兼中央银行及商业银行的职能。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时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来办理其原来商业银行的业务。1995年3月1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确立了其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律依据。
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与业务：
（一）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保证货币币值稳定。
（二）依法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
（三）维护支护、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
（四）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
（五）代理国库和其他金融业务。
（六）代表我国政府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
2、政策性银行
政策性银行，一般是指由政府设立，以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为目的的，不以盈利为目标的金融机构。1994年，我国组建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资金来源 资金运用
国家开发银行 主要靠向金融机构发行 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项目；直接增强综合国力的支柱产业的重大项目；高新技术在经济领域应用的重大项目跨地区的重大政策性项目等。
中国进出口银行 发行政策金融债券为主，国际金融市场筹措资金 为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等资本性货物出口提供出口信贷；办理与机电产品出口有关的各种贷款以及出口信息保险和担保业务.
中国农业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贷款为主，同时发行少量的政策性金融债券 办理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副产品的国家专项储备和收购贷款；为理扶贫贷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以及小型农、林、牧、水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
3、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是以经营存、放款，办理转帐结算为主要业务，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的金融企业。能够吸收活期存款，创造货币是其最显蓍的特征。
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对其银行资产、负债进行综合、全面管理，通过谋求合理的资产与负债结构，便银行资产达到保值增值目的。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国家专业银行演变而来。除农行外，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业务逐步向大中城市集中，主要服务于国有大中型和大型建设项目。
股份制商业银行
1987年4月，交通银行得以重组，成为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随后，又成立了深圳发展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股份制商业商业银行股本以企业法人和财政入股为主，它们以商业银行机制运作，股务比较灵活，业务发展很快。
城市合作银行
在对城市信用社清产核资基础上，通过吸收地方财政、企业入股组建成。其依照商业银行经营原则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
4、保险公司
保险，运用互助共济的原理，将个体面临的风险由体来分担。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业务险种达400余种，大至可分为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人身保险四大类及保险机构之间的再保险。1995年10月1日，建国以来第一部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开始施行。
我国全国性的保险公司包括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华泰财产保险公司，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和新华人寿保险公司等；地方性的保险公司有新疆兵团保险公司，天安保险公司，大众保险公司，永安财产保险公司和华安财产保险公司等；外资、合资保险公司有香港民安保险深圳公司，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美国美亚保险公司广州分公司，东京海上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瑞士丰泰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等。
5、信托投资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是一种以受托人的身份，代人理财的金融机构。它与银行信贷、保险并称为现代金融业的三大支柱。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的主要业务：经营资金和财产委托、代理资产保管、金融租赁、经济咨询、证券发行以及投资等。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金融性公司的要求，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限于信托、投资、和其他代理业务，少数确属需要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兼营租赁、证券业务和发行一年以的专项信托受益债券，用于进行有特定对象的贷款和投资，但不准办理银行存款业务。信托业务一律采取委托人和受托人签订信托契约的方式进行，信托投资公司受托管理和运用信托资金、财产，只能收取手续费，费率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信托投资公司业务特点：收益高、责任重、风险大、管理复杂等。
6、证券机构
证券，指政府部门批准发行和流通的股票、债券、基金、存托凭证和有价凭证。
主要证券机构简介：
证券公司，又称证券商，主要业务：推销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股票代理买卖和自营买卖和自营买卖已上市流通的各类有价证券，参与企业收购、兼并，充当企业财务顾问等，如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中国国泰证券有限公司等。
证券交易所，不以盈利为目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证券交易的的场所和设施，并履行相关职责，实行目律性管理。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确保证券交易的过程准确和资金及时、足额到帐。
7、财务公司
我国的财务公司，是由企业集团内部各成员单位入股，向社会集中长期资金，为企业技术进步服务的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吸收集团成员的存款；发行财务公司债券；对集团成员发放贷款；办理同业拆借业务；对集团成员单位产品的购买者提供买方信贷等。
财务公司的定位，应以筹集中长期资金，用于支持企业技术改造，而企业集团成员所需短期资金转由商业银行贷款支持。
8、信用合作组织
合作制，是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为了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困难，获得某种服务，按照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
合作制 股份制
入股方式 自下而上参股 自上而下控股
经营目标 为社员服务 利润最大化
管理方式 “一人一票” “一股一票”
分配方式 盈利主要用于积累，归社员集体所有 股东分红，积累要量化到每一股份
9、其他金融机构
中国邮政储金汇业局：以个人为服务对象，以经办储蓄和个人汇兑等负债、结算业务为主。
金融租赁公司：根据企业的要求，筹措资金，提供以“融物”代替“融资”的设备租赁；租期内承租人只有使用权。
典当行：以实物占有权转移的形式为非国有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临时性质押贷款。
目前能规范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法律法规主要为《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