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三农债券

1. 金十条的内容

一、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保持货币信贷总量
统筹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防风险，合理保持货币总量。综合运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和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引导作用，盘活存量资金，用好增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中小金融机构继续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信贷资金来源。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企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提高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二、引导、推动重点领域与行业转型和调整
坚持有扶有控、有保有压原则，增强资金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对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绿色环保等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保证重点在建续建工程和项目的合理资金需求，积极支持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要求，对产能过剩行业区分不同情况实施差别化政策。对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要继续给予资金支持;对合理向境外转移产能的企业，要通过内保外贷、外汇及人民币贷款、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等方式，积极支持增强跨境投资经营能力;对实施产能整合的企业，要通过探索发行优先股、定向开展并购贷款、适当延长贷款期限等方式，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对属于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要通过保全资产和不良贷款转让、贷款损失核销等方式支持压产退市。
严禁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和直接融资，防止盲目投资加剧产能过剩。(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整合金融资源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集中的区域延伸服务网点。根据小微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需求特点，支持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理财、咨询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所募集资金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不纳入存贷比考核。
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盘活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适度放开小额外保内贷业务，扩大小微企业境内融资来源。适当提高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容忍度。加强对科技型、创新型、创业型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力争全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当年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支持小微企业信息整合，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
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出资设立或参股融资性担保公司，以及通过奖励、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引导融资性担保公司健康发展，帮助小微企业增信融资，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小微企业贷款覆盖面。推动金融机构完善服务定价管理机制，严格规范收费行为，严格执行不得以贷转存、不得存贷挂钩、不得以贷收费、不得浮利分费、不得借贷搭售、不得一浮到顶、不得转嫁成本，公开收费项目、服务质价、效用功能、优惠政策等规定，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大对“三农”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优化“三农”金融服务，统筹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协同作用，发挥直接融资优势，推动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鼓励涉农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空白乡镇设立服务网点，创新服务方式，努力实现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支持金融机构开发符合农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产品批发商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力争全年“三农”贷款增速不低于当年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林权抵押贷款，探索开展大中型农机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支持农业银行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试点省份范围。支持经中央批准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地区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林业局、法制办、银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进一步发展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升级
加快完善银行卡消费服务功能，优化刷卡消费环境，扩大城乡居民用卡范围。积极满足居民家庭首套自住购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新型消费品以及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合理信贷需求。逐步扩大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城市范围，培育和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强个人信用管理。
根据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的消费特点，提高金融服务的匹配度和适应性，促进消费升级。(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银监会等参加)
六、支持企业“走出去”
鼓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重点，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推进外汇管理简政放权，完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逐步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改进外债管理方式，完善全口径外债管理制度。
加强银行间外汇市场净额清算等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为用汇主体提供融资支持。(人民银行牵头，外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七、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进一步优化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安排，完善发行、定价、并购重组等方面的各项制度。适当放宽创业板对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财务准入标准。将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扩大至全国。规范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稳步扩大公司(企业)债、中期票据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发行，促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
规范发展各类机构投资者，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鼓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品创新，促进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加快完善期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期货市场品种创新，进一步发挥期货市场的定价、分散风险、套期保值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证监会牵头，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法制办等参加)
八、进一步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
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推广菜篮子工程保险、渔业保险、农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农房保险等新型险种。建立完善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鼓励为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和“走出去”提供投资、运营、劳动用工等方面的一揽子保险服务。深入推进科技保险工作。
试点推广小额信贷保证保险，推动发展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拓宽保险覆盖面和保险资金运用范围，进一步发挥保险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保监会牵头，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林业局、银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九、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在最低股比要求内，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探索优化银行业分类监管机制，对不同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地域和业务范围上实行差异化准入管理，建立相应的考核和评估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广覆盖、差异化、高效率的金融服务。(银监会牵头，人民银行、工商总局、法制办等参加)
十、严密防范金融风险
深入排查各类金融风险隐患，适时开展压力测试，动态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触点，及时锁定、防控和化解风险，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继续按照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等风险。认真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加强名单制管理，严格防控房地产融资风险。
按照理财与信贷业务分离、产品与项目逐一对应、单独建账管理、信息公开透明的原则，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加强行为监管，严格风险管控。密切关注并积极化解“两高一剩”(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时暴露的金融风险。
防范跨市场、跨行业经营带来的交叉金融风险，防止民间融资、非法集资、国际资本流动等风险向金融系统传染渗透。支持银行开展不良贷款转让，扩大银行不良贷款自主核销权，及时主动消化吸收风险。稳妥有序处置风险，加强疏导，防止因处置不当等引发新的风险。
加快信用立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社会诚信文化，为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环境。(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法制办、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2. 我国现有哪些关于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

我国现有关于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中国农村金融法正在酝酿讨论中，还没制定、公布。

3. 山西省小微型企业环保审批,有什么优惠政策

可以的，不过要有加盟证明。

4. 刘光溪: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在民生化 加快消除“金融二元制度”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在民生化
加快消除“金融二元制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我国实体经济迅猛发展。经济的民间化、民营化、民生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金融体制，虽然实现了横向层面上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改革，但整个金融业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市场化程度都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在关注民生、重视民生、发展民生的呼声下，金融民生化成为当前金融改革必须面对的要求。金融民生化包括了市场化、民营化、基层化的内涵，旨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由大一统和国有主导的金融体制向民营、民生和草根金融为主的金融体制转变，实现金融体质改革的最大红利。
本文意在分析滞后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市场化发展引发的系列矛盾中最为凸显的县域金融和民间、民营金融困局，力图探索通过由横向到纵向层面的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建设；通过改革大一统的金融市场格局，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通过大力发展民营金融力量，提高整体金融服务水平和能力。探讨如何以顺应经济发展大势与民生关注要求的金融民生化改革，加快消除金融二元制度，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导向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金融业发展史及其改革演进历程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样，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深化金融改革在体制方面由横向到纵向，在市场方面由大一统到放权让利，在实施内容方面由国有到民办的导向亦是必然性的选择。
（一）由横向到纵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构建起来的金融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很多成效，各种专业性、管理性金融机构先后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分离出来，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形成了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主线，在横向层面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别的金融管理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由于改革主线是在分业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上做文章，没有在纵向层面上打破金融垄断，形成中央金融部门长期高度集中各方面的金融权利和金融资源的局面。中央对金融业的高度集权和地方金融高度压抑，致使在金融体制的纵向层面存在着国家金融政策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经济差异化发展需求不匹配；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立法缺失不匹配；国家金融业垂直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权缺失的不匹配；国家金融资源统一供给与地方金融资源缺失和差异化需求不匹配；国家信用资金指导性配额与地方项目市场化资金需求的不匹配的状况。
相对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金融体制改革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金融体制的不健全加剧了城乡金融二元制度的存在，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统筹，进一步加剧城乡经济二元化，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纵向结构中省市县一级金融监管力量的缺失，致使民间金融“自由”发展，乱象丛生，民间金融风险积累引发民生问题、社会问题。
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新时期、新的历史背景下，改革开放往前推进必须重视顶层设计。金融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更是面临改革攻坚“深水区”的跨越：即充分认识原有的金融横向改革和横向结构的不足，加快金融体制纵向方面的改革，纵深加快地方金融的组织体系建设，构建纵横交错的金融监管结构，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分层次的，对金融的监管权和调控权，走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所走的三重金融监管体系道路。
（二）由大一统到放权让利
建国以来，我国以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取代了原来存在的以民间资本为主体发起设立的各种基层金融机构。改革开放后，通过对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前提条件下的渐进式的改革，四大国有银行在全国设立了分支式的机构，形成了以银行、保险、证券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为补充的现代金融体系。在大一统的金融体制演进过程中，国有金融机构经历了商业化经营和股份制改造两次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国有金融机构凭借其分支组织结构的便利，高度集中了金融资源，加剧了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加剧了金融资源分布不均。
经过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我国大部分商品市场、劳务市场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对外贸易实现了自由化。作为稀缺资源配置的金融市场改革，却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是其他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工程”，并没有以释放金融独立要素的功能为目标进行改革，其市场化程度远远滞后于其它市场发展，大大制约了相关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竞争力的提升。
大一统的金融市场格局下，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将民间民营金融排挤与正规金融市场之外，造成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指导政策的金融市场结构不完整。严重的利率管制，丧失了利率作为资金价格对资本市场的调节能力。金融市场无细分，金融业态不丰富，金融融资工具单一，不足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中，不同经济实体的不同金融需求，致使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长期难以解决。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活力严重不足，形成了大经济小金融的发展现状。
现在，犹如走到经济爬坡过坎的“十字路口”，要突破金融市场发展相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带来的矛盾，就要打破粗线条的大一统金融市场格局，放权让利，培育多层次、多元化、多样性的金融市场细分，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坚定不移的走利率市场化道路，发挥利率作为金融价格的市场调节功能；尊重并引导市场“原创”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将金融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适配能力充分发挥出来。
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健全法治、改善公共服务、预警提示风险、完善抵质押登记、宣传普及金融知识等方面，抓紧研究制定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切实落实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投资（咨询）公司、股权投资企业等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大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惩处力度；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秩序。
（三）由国办到民办
我国金融市场国有式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排斥了各种内生性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严格限制民营资本为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的一系列制度机制障碍，使得蓬勃发展并对GDP贡献占主导地位的非公经济被限制在正规金融领域外，民间资本只有走向地下、进入灰色区域，形成我国独特的民间金融现象。
2012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但相关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体制性障碍，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并没有从实质上得以解决。结果，现有民营金融机构只是局限在小贷、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典当以及私募股权等几类，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租赁等主要金融领域基本上是国有金融机构一统天下，民营资本只能参与入股，而不能由其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67 号）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这是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试点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3〕87号）强调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种类，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推动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就要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合理规范引导民间资本成立形式多样的民营金融机构，弥补正规金融所留下的金融服务空白，满足不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配置和引导作用，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统筹发展。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就要逐步打破国有与民营的分别界限，消除所有制认识误区在金融领域的负面影响，打破国有金融机构高度集中垄断的现状，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推动地方金融特别是基层金融、县域金融市场化改革，消除金融压抑。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县域金融高度压抑、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国家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限制，重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民生化的重大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5-10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的安排越来越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金融内生需求。更多贴近民生、解决民生金融需求的基层金融、草根金融以自发的形式在金融市场上孕育而生、存在和发展。一端是以国有背景为主、规模化经营、对金融资源具有先天垄断性优势、国家宏观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的传导者、执行者的所谓的“正规金融”；一端是民间自发、民营为主、经营模式灵活分散、以市场化和逐利性为其显著特征、因市场需求而生存发展的所谓的“非正规金融”，形成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两端”阵营。
（一）金融民生化改革，加快消除金融二元制度，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实现新突破
城乡经济结构二元是社会历史进程到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必然出现的，而由此带来诸多二元制度现象，最为明显的是“金融二元制度”。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金融二元制度共同存在，互为因果，又相互影响。要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就必须走城乡统筹的道路。城乡统筹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才能优化资源配置，改善长期以来城乡金融割据、农村基层金融发展规模与结构严重失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造成城乡二元金融差异，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但是在我国分业垂直的金融体制下，县域金融却脱离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商业化经营逐渐成为国有银行的主要追求目标。在利润最大化驱动下，国有银行分支式组织结构为将县域资金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提供了便利，导致贴近基层、贴近三农，投放于县域的信用资金普遍缺乏，加剧了县域金融资源稀缺。“一行三会”作为中央金融管理部门，通过分业垂直的分支式组织结构对金融业进行监管，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造和市场化改革，使得大多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主要集中于省市一级。人民银行成为大多数县级唯一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但由于职能受限，不可能对县域金融实施有效管理。无论是商业性或者管理性金融机构都是垂直型分支式的组织结构，不受地方政府管辖，只对上级行负责，造成了县域正规金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利润最大化和监管风险最小化双重驱动下，导致县域金融脱离县域经发展，县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很难获得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支持，严重剥夺了县域金融对实体经济配置的活力。
据统计，1980年信用社农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17亿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翻了近106倍，达到12355亿元，而同期贷款余额仅从50亿元增加到3588亿元，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数量上都远远落后于存款余额.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大量流出，流出量逐年增多。农民没有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与足够的满足实际需求的贷款，而只有转向民间借贷。
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以下）机构的基本策略后，国有银行从农村收缩网点，全国近3.2万个邮政营业网点获得了巨大的吸储空间，年吸储额度从1998年的557亿元剧增到2002年的1465亿元，其中65%来自县（及以下）地区，乡镇及所辖地区农村占34%。但邮政网点的主营业务是吸收储蓄，只有少数邮政网点可以发放少量贷款，所以大部分邮政储蓄资金通过转存央行或投资国家重大建设项目而直接流出农村。正规金融向农村索取金融剩余多，而金融供给不足。1979年至2003年这25年来，农村净流出资金年平均达到498亿元之多。
国家社会经济进程发展到工业化、城镇化阶段，都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和城乡金融二元化现象。各国政府都通过政府引导、国家补贴等政策措施和手段解决农村金融的稀薄问题，保障农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农村金融服务。但在我国金融体制的不健全却加剧了这一现象。从2001年到2005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得比重都在15%左右，而同期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却仅维持在5%左右，农业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国家金融部门对其的支持极不相称，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农”工作一直备受中央重视，近几年来，在多个部门、多项政策的共同支持下，信贷对“三农”的投入，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2012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余额为14.5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21.6%，较2007年末增长188.6%，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4.4%；农户贷款余额为3.6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5.4%，较2007年末增长170.1%，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2.3%；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为2.7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4.1%，较2007年末增长81.1%，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13.4%；全口径涉农贷款余额为17.6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26.2%，较2007年末增长188.2%，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4.3%。
在推动农村金融创新方面，人民银行于2011年7月分别印发《关于建立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专项监测报告制度的通知》和《关于开展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通知》，建立了按季度监测制度，动态、全面掌握各地推进创新工作进展，加强对县域金融机构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全面提高信贷政策对“三农”的导向力。银监会2012年发布了《关于实施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程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阳光信贷工程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实施富民惠农金融创新工程的指导意见》，引导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启动“三大工程”，针对农村地区金融需求差异大、抵押担保物缺乏等特点，研发新产品，探索新服务。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用“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概括了2013年农村工作目标，连续十年中央一号文聚焦“三农”经济。“三农”经济既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又是牵系广大农村千家万户的民生经济，是国之根本。“三农”经济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但深受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金融体制的影响，“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提升，“三农”问题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障碍。如何以“改革创新”的方式构建适应“三农”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惠民生”的目标，成为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二）金融民生化改革，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现新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民营经济所作的贡献，在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税收、进出口总额、城镇就业人员中的比重都超过1／2以上，不少占到2／3左右。我国的民营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低技术的行业为主，仅制造业、批发零售餐饮业就集中了民营企业的75％。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无论是在其初创期，还是发展期，主要是依靠自我积累、自我筹资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这些企业管理水平低、生产规模小、创利能力弱，要进一步发展，都受到资金严重不足的制约。民营企业有着巨大的资金需求，然而，从银行所得到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总量的2％；通过发行股票融资的民营企业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中约只占9％左右，这里还不包括那些以较高昂的代价购买别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而曲线上市的；在债券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则几乎为零。民营企业的融资难，突出表现为中小企业难、中西部地区难、小城镇难，而这又恰恰是我们经济发展需要加大支持力度的重要环节。
近几年来，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小民营企业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的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中小民营企业目前融资难问题。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小民营企业融资仍受到诸多限制，其融资难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主要表现为：1.直接融资方面：资本市场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的融资渠道有限，门槛过高。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尚存一定的缺陷，证券市场门槛高，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加上民营企业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发行的费用，也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中小企业板固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条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途径，但并不会成为上千万家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至于发行债券，目前发行的重点建设债券和地方企业债券，利率固定，期限较长，主要用于进行资本密集型大规模项目的投资，带有政府主导垄断的推动型色彩，一般民营企业难以进入。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资本市场公开筹集资金。二板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对多数高科技型中小民营企业来说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可为广大中小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地方股权交易市场和风险资本市场这类小型资本市场的从全国范围来看堪称缺失，使中小民营企业失去了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中长期投资，主要靠民间借贷市场、私募股本、企业互保加债转股等非正规、小范围的集资或股权融资取得，此类融资规模小、成本高、风险大，使投资缺乏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5. 学术论文刘光溪《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进金融纵向改革的步伐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进金融纵向改革的步伐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我国金融业深受大一统管理体制的影响，这一体制造成高度的金融垄断、高度的金融压抑、高度的金融监管，严重制约了地方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导致地方金融监管与调控的缺失，国家高度垄断了金融资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种专业性、管理性金融机构先后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门分离出来，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的主要特点，从而奠定了近30年来我国金融制度演进的内在基础。
中国入世后，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承诺形成刚性的制度约束，我国金融业掀起新一轮横断层面的改革与对外开放。由于改革主线是在分业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上做文章，没有在纵向层面进行放权让利，打破金融垄断，而是中央金融部门进一步集中了各方面的金融资源，成为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金融资源垄断者；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县域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地方金融资源稀缺进一步加剧，存在严重的金融压抑。近几年来，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金融，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各种新兴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提升了地方金融的服务能力，拓展了地方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成为我国地方金融业重要的补充。在我国地方金融机构中，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长期以来是中小微企业重要的资金供给者，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的现实状况，无疑加大了民间金融的脆弱性。
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不一致，中央金融部门与地方政府存在重重的博弈，导致金融运行成本增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成为当前社会各阶层和民间大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建立国家与地方分层有序的金融监管体系成为必要。国家“十二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责任”，明确指出地方金融发展和管理体系建设的问题，十分符合我国经济金融在纵向结构及横向结构均存在巨大差异的现状。2012年1月6日，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意识和责任，有利于坚持发挥中央监管部门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维护金融业改革发展战略、金融宏观政策、监管规则与标准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又能引导和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大力改善金融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健全法治、改善公共服务、预警提示风险、完善抵质押登记、宣传普及金融知识等方面，抓紧研究制定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切实落实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投资（咨询）公司、股权投资企业等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大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惩处力度；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秩序。
中央金融业的高度集中垄断、地方正规金融的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的高度脆弱交叠存在，是近30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本文拟从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10个方面的不匹配问题，探讨如何构建和完善分层有序的金融管理体系，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推动金融业市场化改革与发展，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地方经济金融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和保障。
一、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不匹配问题
（一）我国金融体制纵向层面的不匹配问题
1.国家金融政策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经济差异化发展需求不匹配。金融政策是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在法律法规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或者金融手段，调节政府与非政府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金融资产的流量与存量的各种行政性行为。金融政策主要通过利率、汇率等价格机制以及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等数量供求机制，调节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实现市场供求平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对金融法规进行完善和补充，实现一定政策倾斜突破和差异化管理手段是金融政策的重要补充职能。金融政策一般根据经济目标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要具有可控性、可测性、灵活性和可变性，才能适应市场调节需求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
国家各金融部门高度集中了金融政策的制定权与操作权，有利于确保国家金融政策的权威性与统一性，然而却忽视了金融政策灵活性、可变性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各个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习惯、教育水平、文化传统、信用状况、民族特性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地域的差异性、经济发展不平衡对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金融政策形成制约，间接抵消了金融政策特别是紧缩性金融政策的操作效应。在我国金融政策操作实践中，扩张性和紧缩性金融政策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效应。近10年来，我国紧缩性金融调控政策很难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显然，国家相关部门统一制定的金融政策不可能充分考虑各个地方对金融政策差异化的需求，比较难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国家金融政策的有限性与不对称性。地方经济作为金融资源供给主要落实地和金融政策主要调控对象，它的发展需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政策制定权与调控权，形成国家金融政策为主导，地方差异化金融政策为补充的金融政策体系，才能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满足地方经济差异化、多元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
2.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立法缺失不匹配。法律法规是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主要规范规定各种金融市场活动主体具有长效性行为以及相关经营交易活动。不同的法律法规体系决定了金融业发展的不同路径。作为单一制国家，我国金融领域的立法权主要集中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办公厅、一行三会、外管局、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委分别从各自监管的角度，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上述的法律法规基本上涵盖了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详细规定了各行业在市场准入、持续监管、自律管理等方面的市场行为，成为金融改革、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政策相比较，在较长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是其主要特点。
然而，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保证中央立法权的权威性，却对金融业发展形成种种制度性约束：一是全国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必然造成金融资源的高度垄断集中，形成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局面，不利金融风险的防范与金融市场化改革发展，其结果必然是银行捆绑财政，中央财政部门成为金融风险最后承担者；二是形成金融资源配置马太效应，加剧了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很难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三是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经营机制，各大金融机构很难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造成所谓地方正规金融高度压抑，发展严重滞后；四是地方民间金融作为地方经济差异化发展主要资金供给者，只能向地下化、灰色化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民间金融发展的不规范和脆弱性。
我国现行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省级人大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权，这就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空白、缺失与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服务县域经济、“三农”经济、小微企业、民生经济等实体经济质量的提升。结果，发展地方特色金融，成为地方政府被动被逼被迫的选择。地方政府发布各种指导性文件支持地方金融发展，这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金融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的难度，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金融管理混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地方金融机构培育和发展，国家应赋予地方省人大一定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以此推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与完善，加快市场化改革发展。
3.国家金融业垂直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权缺失的不匹配。金融法律法规决定了金融业监管模式与金融机构组织结构。我国金融机构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业主要特点。国家相关部门集中了我国金融业主要监管权，一行三会一局、财政部金融司、发改委财金司是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监管者。
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分业垂直、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体系导致监管条条分割，监管链过长，不能及时反映地方金融信息，导致监管成本增加，经营风险、道德风险的出现不可避免。以国有银行改革为例，金融资源供需失衡导致巨额的三角债与银行不良资产的出现，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第二次剥离不良资产，其规模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剥离水平。同时，由于受到金融监管成本与监管效率的制约，外汇管理局、证监会、保监会大多在州（市）一级设立监管机构；银监会只在经济发达县级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人民银行作为县级唯一健全金融监管机构，由于部门职能限制，很难发挥扶持地方金融发展的作用。显然，高度集中、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系很难真正实现有效监管，还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真空、监管弱化、监管滞后的出现。
近年来，随着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特别是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民生等小型微型金融机构的培育和发展，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已无力激发地方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难以完善对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管理。各种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在存贷利差过高情况下，加重了民间金融经营的投机性与风险性，违约破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加大，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参照我国分税制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实施下行、下沉、下放、下移、下调的金融改革，让渡部分金融管理权给地方政府部门，增加地方政府金融管理的话语权，是健全地方各项金融监管制度，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责任，优化金融监管资源配置，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有效途径。
4.国家金融资源统一供给与地方金融资源缺失和差异化需求不匹配。金融资源只有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才能实现金融资源价值最大化。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是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实际控制者，然而与消费、投资、出口以及政府公共支出相联系的金融资源需求主要来自地方项目单位，这就造成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不一致。在过去30年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金融资源供给导向和地方金融资源需求导向虽然交替存在，但从总体上看，金融资源需求导向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国家金融部门并没有真正掌握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导权，而是受到地方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压力所趋使。
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普遍存在非均衡性现象，导致国家与地方之间、各金融机构总行与分行之间存在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社会成本增加，不利于我国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广。金融资源的过渡集中，国家以权力配置金融资源成为必然，各个地方政府只有通过跑（步）部进京，寻求金融资源分配的政策倾斜。结果，权力干预有形之手代替市场无形之手配置金融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同时，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加强对地方金融资源的调控配置，以满足贴近市场、贴近基层的金融资源差异化需求。
5.国家信用资金指导性配额与地方项目市场化资金需求的不匹配。1998年，我国取消了信贷计划指标，对银行机构信贷规模采取存贷比例控制，但事实上还存在变相的信用资金计划分配问题。在过去10多年信用资金指导性分配过程中，人民银行主要通过直接信用控制如信用配额、存贷比控制以及选择性货币政策如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等手段控制社会信用总规模。以信贷资金分配为例，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信贷额度发放指导性计划对各大商业银行进行调节；各大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规定计划限额范围内在内部层层分解，下达各级分行年度信用资金分配计划，实现了通过信贷分配计划对各省级分行进行二次控制。同时，人民银行各省级分行还监控辖区内信贷资金分配计划，加强对地方金融控制。
信用资金计划分配的制度安排造成落后地区信用资金流出不可避免，而金融机构分支式的组织结构则为信用资金流出提供了便利。由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各种落地项目是按照风险收益的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在利率管制、汇率管制的情况下，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就促使各金融机构总部通过信用资金跨省市调动，主动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结果导致地方金融发展的长期非理性，金融资源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从县、州（市）两级向中心城市集中。全国各地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更加突出，使得贴近基层、贴近市场以及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资源更加稀缺。显然，作为金融制度核心要素的金融交易关系依然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配额交易关系，使得落后地区风险较大或者收益较低的项目很难获得正规金融支持。
（二）我国金融体制横断层面的不匹配问题
1.金融分业垂直监管与金融资源横向共享不匹配。在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演进路径中，金融业基本上形成了分业监管模式。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金融监管不仅形成条条分割式的监管体系，还存在“九龙治币”的问题，造成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监管效率低下，金融监管弱化、金融监管真空、金融监管滞后成为不可避免现象，这不利于金融风险及时防范与化解，同时还留下了大量金融政策、金融法制的空白。各个监管部门之间难以实现金融信息共享，这不利于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以债券发行监管为例，发改委、证监会、人民银行分别负责非上市公司债券、上市公司债券以及中期商业票据发行的监管权，财政部则代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为此，温家宝在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债券市场管理不统一，市场互联互通不顺畅，不利于完善债券市场管
理体制，建立统一准入制度和监管标准，落实监管责任，扩大债券市场规模，营造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
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制与“九龙治币”金融监管模式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存在监管套利，导致监管成本过大，监管缺乏效率。在全球金融业普遍实行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金融监管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从一定程度上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机构逐步实现综合经营，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和金融资源主要需求者，更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信息资源的优势，主动优化配置金融监管资源，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
2.我国金融高货币化与金融发展低效率不匹配。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需要积累一定货币资金。货币资金积累越多，计划投资的规模就越大，经济增长也就越快。M2是用来度量货币资金供应重要指标，它与名义GDP比值（货币化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程度。西方发达国家货币化指数接近1左右时，普遍存在一个倒U的拐点，此时，一个国家金融发展建立了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货币化指数全面超过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接近日本水平，货币化指数并没出现历史性拐点，而是继续保持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货币化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攀升到1.8左右，此后一直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并没出现所谓的货币化拐点。
高货币化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金融高度集中垄断的结果，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高货币化是国家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控制满足消费、投资、出口等方面货币资金需求，获得了巨额的货币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高货币化没有真正反映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还从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金融业运行效率十分低下，计划的货币资金与信贷资金供给仍然是我国信用资金主要供给手段。中央金融存在高度垄断、地方正规金融存在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存在高度脆弱相互交叠，造就了我国金融的高货币化现象。结果，我国货币政策不对称效应出现了，地方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作为县域金融的重要补充，间接地抵消了缩紧性货币政策的效应，紧缩性货币政策在我国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中央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有限。
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代替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部门联系会议，形成稳定固定的监管机制，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结合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的现实状况，组建金融国资委是实现超级监管的有效途径。金融国资委不仅将管理财政部、汇金所持中央级国有金融资产，还将使中国人民银行逐步从管理出资人职责及部分金融监管职责中退出，银监会、保监会及证监会三家监管机构将从出资人角色中逐步退出，集中行使金融监管职能。
在探索地方金融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各省市可以借鉴中央金融国资委以及上海市、成都市等地方成立金融国资委的管理经验，组建地方金融国资委，改变地方金融机构由国资委、金融办等部门多头管理而不统一的现状。成立地方金融国资委有利于理顺地方金融机构出资人管理职能，实现地方金融机构之间管理信息的横向共享，促进金融资产保值与增值，完善地方金融管理，推动地方金融发展。

6. 如何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想要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关键是想方设法降低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的综合成本，包括运营成本和资金成本，可以从4个方面着手：
一、降低小微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建立多层次的小微金融服务体系。只有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多了，市场竞争加强了，才能提高小微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益，降低运营成本。
二、为小贷公司减免税收，降低其运营成本。目前，小贷公司仍适用一般工商企业的税收政策，税务负担不轻。如果国家能出台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减轻小贷公司的税收负担，进而鼓励小贷公司降低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则有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
三、利用财政资金为小贷公司提供贴息支持，降低小贷机构的融资成本。对于那些支持符合国家重点产业目录小微企业，以及支持农村小微企业和农户的小贷公司，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融资支持，并对小贷公司从商业银行融资提供财政贴息，降低其融资成本。
四、建立专门“支农支小”批发基金，定向支持小贷公司服务小微、服务三农。央行已有“支小支农”再贷款业务，但仅限于向正规金融机构开放，建议央行放宽准入范围，重业务本质，轻机构性质，只要小贷公司真正地“支农支小”，就可以申请再贷款的支持。国家财政和大型金融机构也可以合作建立小微贷款批发基金，向银行发行金融债券，专门为“支农支小”的小贷公司提供批发资金支持。
小企业大作为，小微企业不仅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更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想要从源头上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除了在银行增加供给上下功夫，还要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扶持力度。

7. 小微企业金融债指的是什么

当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扶持实体经济成为了银行资金投向重要方向,而通过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促进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成为了重要的手段之一。

金融债是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小微企业金融债就是银行等获银监会批准，发行专项用于小微企业贷款的专项金融债。

(7)县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三农债券扩展阅读：

按不同标准，金融债券可以划分为很多种类。最常见的分类有以下两种：

（1）根据利息的支付方式金融债券可分为附息金融债券和贴现金融债券。如果金融债券上附有多期息票，发行人定期支付利息，则称为附息金融债券；如果金融债券是以低于面值的价格贴现发行，到期按面值还本付息，利息为发行价与面值的差额，则称为贴现金融债券。

比如票面金额为1000元，期限为1年的贴现金融债券，发行价格为900元，1年到期时支付给投资者1000元，那么利息收入就是100元。

（2）根据发行条件金融债券可分为普通金融债券和累进利息金融债券。普通金融债券按面值发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期限一般是1年、2年和3年。普通金融债券类似于银行的定期存款，只是利率高些。

累进利息金融债券的利率不固定，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利率，并且一年比一年高，也就是说，债券的利率随着债券期限的增加累进，比如面值1000元、期限为5年的金融债券，第一年利率为9%，第二年利率为10%，第三年为11%，第四年为12%，第五年为13%。

8. 金融体制改革取得哪些新成绩

一、金融企业改革继续深化
一是国有大型金融企业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继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股份制改革并成功上市之后，中国农业银行2009年完成了股份制改革，2010年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2012年，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在香港整体上市。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有序推进。国家开发银行由政策性银行改造成股份制商业银行，2008年正式挂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稳步推进，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并完成200亿元人民币注资。三是服务“三农”、小微企业的金融组织制度改革创新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扩大到12个省（区、市），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较快。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县域、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延伸网点，基本实现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主要商业银行均设立了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城市商业银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服务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四是中小金融企业改革发展富有成效。光大银行顺利上市，中信银行等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步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信达、华融两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革。五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二、金融市场改革发展取得新成绩
一是银行间债券市场迅速发展，形成以做市商为核心、金融机构为主体、其他投资者共同参与的分层有序的投资者结构，推出中小企业私募债。二是平稳推出创业板，扩大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范围，新增上海张江、武汉东湖、天津滨海三个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推动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规范发展。三是推出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启动转融通业务试点，新增螺纹钢、早籼稻等13个商品期货新品种。四是出台《农业保险条例》，开展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初步确定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方案，推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放宽了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股权等限制。五是推出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初步形成现货与衍生品、场内与场外相结合，面向机构和个人的多层次黄金市场格局。六是积极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珠江三角洲、福建泉州和浙江丽水等地区开展金融改革试点。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
一是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运行顺利，在货币市场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不断巩固。二是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扩大，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三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2012年，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5‰扩大到1%。同时外汇市场干预大幅减少，国际收支状况逐步改善。
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加快
一是推出进口核销改革，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推广至全国，取消货物贸易外汇收支逐笔核销。二是开展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提高投资总额度至2700亿元人民币。提高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至800亿美元，稳步增加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截至2012年末，累计批准24家RQFII机构、169家QFII机构和107家QDII机构的投资额度。三是全面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度。对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实行正负区间管理，取消头寸下限管理。
五、金融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
一是初步建立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完善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体制，加强金融管理部门的信息沟通与监管协调。二是实施银行业新监管标准，推动建立严格的动态资本约束、动态拨备等监管制度。推出创业板、主板和中小企业板退市制度，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建立现代保险监管框架，利差损、车贷险等历史遗留风险逐步得到解决，财产险公司偿付能力首次全部符合监管标准。三是有效化解了城市信用社等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查处了一批内幕交易、非法集资、地下钱庄等违法违规案件，规范发展民间借贷。四是成立保险保障基金公司，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成立了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五是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我国的首次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评估，评估结论总体积极、正面。
六、金融开放水平全面提升
一是放宽金融市场的外资准入限制。合资证券公司外方持股比例上限提高到49%，参股设立期货经纪公司的股东扩大至所有境外金融机构，参股比例最高可达49%。包括境外央行、境外参加行、港澳清算行等在内的100家境外机构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交强险业务对外资开放。截至2012年末，共有银行业外资法人机构达42家，外国银行分行95家；合资证券公司13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43家，合资期货公司3家；外资保险公司55家。二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扩大至全国，境外地域范围不受限制。三是允许境内机构以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和境外投资者使用人民币到境内直接投资。允许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和境内非金融企业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等试点，建设香港等人民币离岸中心。四是与韩国、马来西亚等1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超过1.6万亿元人民币。五是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俄罗斯卢布交易，启动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增加澳大利亚元和加拿大元对人民币的交易。推出人民币对泰铢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对韩元、越南盾、泰铢、老挝基普、哈萨克斯坦坚戈5种非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银行柜台直接挂牌交易。
七、国际和地区金融合作日益扩大
一是加强与港澳台地区金融合作。落实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补充协议，允许港澳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广东设立异地支行，推动沪深港交易所联合设立合资公司。加强海峡两岸在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下的金融合作，签订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二是深化区域及金融合作。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资金规模扩大至2400亿美元，与其他金砖国家就货币互换、开发性融资等合作达成共识，利用区域性开发机构加强与拉美、非洲等地区的金融合作。推进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英经济财金对话等平台下的双边金融合作。三是积极利用二十国集团等平台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目前我国已是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排名上升至第三位。全面参与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各项工作。
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
一是建立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实施新修订的《保险法》，国务院审议通过《征信业管理条例》。出台《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等，修订出台《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发布《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初步构建和完善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法规框架。二是支付体系和统计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农村支付服务建设初见成效，推动和规范银行卡业务和新兴支付业务发展。正式统计并发布社会融资规模数据。三是征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截至2012年末，已为1858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8.2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基本完成机构信用代码全国推广应用工作。四是顺利结束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A）互评估后续报告程序，反洗钱监管、监测范围扩大到支付机构。五是金融信息化建设加快。在全国稳步推进银行卡芯片化迁移，发布银行业标准体系和金融移动支付技术系列标准，开展储蓄国债（电子式）网上银行销售试点。

9. 银监局金十条具体内容

一、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保持货币信贷总量
统筹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防风险，合理保持货币总量。综合运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金十条
组合，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和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引导作用，盘活存量资金，用好增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中小金融机构继续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信贷资金来源。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企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提高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二、引导、推动重点领域与行业转型和调整
坚持有扶有控、有保有压原则，增强资金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对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绿色环保等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保证重点在建续建工程和项目的合理资金需求，积极支持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要求，对产能过剩行业区分不同情况实施差别化政策。对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要继续给予资金支持;对合理向境外转移产能的企业，要通过内保外贷、外汇及人民币贷款、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等方式，积极支持增强跨境投资经营能力;对实施产能整合的企业，要通过探索发行优先股、定向开展并购贷款、适当延长贷款期限等方式，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对属于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要通过保全资产和不良贷款转让、贷款损失核销等方式支持压产退市。
严禁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和直接融资，防止盲目投资加剧产能过剩。(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会、[2] 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整合金融资源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集中的区域延伸服务网点。根据小微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

金十条
金融需求特点，支持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理财、咨询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所募集资金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不纳入存贷比考核。
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盘活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适度放开小额外保内贷业务，扩大小微企业境内融资来源。适当提高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容忍度。加强对科技型、创新型、创业型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力争全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当年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支持小微企业信息整合，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
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出资设立或参股融资性担保公司，以及通过奖励、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引导融资性担保公司健康发展，帮助小微企业增信融资，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小微企业贷款覆盖面。推动金融机构完善服务定价管理机制，严格规范收费行为，严格执行不得以贷转存、不得存贷挂钩、不得以贷收费、不得浮利分费、不得借贷搭售、不得一浮到顶、不得转嫁成本，公开收费项目、服务质价、效用功能、优惠政策等规定，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大对“三农”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优化“三农”金融服务，统筹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协同作用，发挥直接融资优势，推动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鼓励涉农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空白乡镇设立服务网点，创新服务方式，努力实现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支持金融机构开发符合农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产品批发商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力争全年“三农”贷款增速不低于当年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林权抵押贷款，探索开展大中型农机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支持农业银行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试点省份范围。支持经中央批准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地区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林业局、法制办、银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进一步发展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升级
加快完善银行卡消费服务功能，优化刷卡消费环境，扩大城乡居民用卡范围。积极满足居民家庭首套自住购

金十条
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新型消费品以及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合理信贷需求。逐步扩大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城市范围，培育和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强个人信用管理。
根据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的消费特点，提高金融服务的匹配度和适应性，促进消费升级。(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银监会等参加)
六、支持企业“走出去”
鼓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重点，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推进外汇管理简政放权，完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逐步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改进外债管理方式，完善全口径外债管理制度。
加强银行间外汇市场净额清算等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为用汇主体提供融资支持。(人民银行牵头，外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七、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进一步优化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安排，完善发行、定价、并购重组等方面的各项制度。适当放宽创业板对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财务准入标准。将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扩大至全国。规范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稳步扩大公司(企业)债、中期票据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发行，促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
规范发展各类机构投资者，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鼓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品创新，促进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加快完善期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期货市场品种创新，进一步发挥期货市场的定价、分散风险、套期保值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证监会牵头，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法制办等参加)
八、进一步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
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推广菜篮子工程保险、渔业保险、农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农房保险等新型险种。建立完善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鼓励为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和“走出去”提供投资、运营、劳动用工等方面的一揽子保险服务。深入推进科技保险工作。
试点推广小额信贷保证保险，推动发展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拓宽保险覆盖面和保险资金运用范围，进一步发挥保险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保监会牵头，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林业局、银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九、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在最低股比

金十条
要求内，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探索优化银行业分类监管机制，对不同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地域和业务范围上实行差异化准入管理，建立相应的考核和评估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广覆盖、差异化、高效率的金融服务。(银监会牵头，人民银行、工商总局、法制办等参加)
十、严密防范金融风险
深入排查各类金融风险隐患，适时开展压力测试，动态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触点，及时锁定、防控和化解风险，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继续按照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等风险。认真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加强名单制管理，严格防控房地产融资风险。
按照理财与信贷业务分离、产品与项目逐一对应、单独建账管理、信息公开透明的原则，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加强行为监管，严格风险管控。密切关注并积极化解“两高一剩”(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时暴露的金融风险。
防范跨市场、跨行业经营带来的交叉金融风险，防止民间融资、非法集资、国际资本流动等风险向金融系统传染渗透。支持银行开展不良贷款转让，扩大银行不良贷款自主核销权，及时主动消化吸收风险。稳妥有序处置风险，加强疏导，防止因处置不当等引发新的风险。
加快信用立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社会诚信文化，为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环境。(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法制办、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参加)[3]

10. 最近金融行业颁布了什么政策

一、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保持货币信贷总量

统筹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防风险，合理保持货币总量。综合运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和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引导作用，盘活存量资金，用好增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中小金融机构继续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信贷资金来源。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企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提高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二、引导、推动重点领域与行业转型和调整

坚持有扶有控、有保有压原则，增强资金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对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绿色环保等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保证重点在建续建工程和项目的合理资金需求，积极支持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要求，对产能过剩行业区分不同情况实施差别化政策。对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要继续给予资金支持；对合理向境外转移产能的企业，要通过内保外贷、外汇及人民币贷款、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等方式，积极支持增强跨境投资经营能力；对实施产能整合的企业，要通过探索发行优先股、定向开展并购贷款、适当延长贷款期限等方式，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对属于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要通过保全资产和不良贷款转让、贷款损失核销等方式支持压产退市。严禁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和直接融资，防止盲目投资加剧产能过剩。（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整合金融资源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集中的区域延伸服务网点。根据小微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需求特点，支持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理财、咨询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所募集资金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不纳入存贷比考核。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盘活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适度放开小额外保内贷业务，扩大小微企业境内融资来源。适当提高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容忍度。加强对科技型、创新型、创业型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力争全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当年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支持小微企业信息整合，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出资设立或参股融资性担保公司，以及通过奖励、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引导融资性担保公司健康发展，帮助小微企业增信融资，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小微企业贷款覆盖面。推动金融机构完善服务定价管理机制，严格规范收费行为，严格执行不得以贷转存、不得存贷挂钩、不得以贷收费、不得浮利分费、不得借贷搭售、不得一浮到顶、不得转嫁成本，公开收费项目、服务质价、效用功能、优惠政策等规定，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大对“三农”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优化“三农”金融服务，统筹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协同作用，发挥直接融资优势，推动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鼓励涉农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空白乡镇设立服务网点，创新服务方式，努力实现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支持金融机构开发符合农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产品(000061,股吧)批发商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力争全年“三农”贷款增速不低于当年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林权抵押贷款，探索开展大中型农机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支持农业银行(601288,股吧)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试点省份范围。支持经中央批准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地区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林业局、法制办、银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进一步发展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升级

加快完善银行卡消费服务功能，优化刷卡消费环境，扩大城乡居民用卡范围。积极满足居民家庭首套自住购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新型消费品以及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合理信贷需求。逐步扩大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城市范围，培育和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强个人信用管理。根据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的消费特点，提高金融服务的匹配度和适应性，促进消费升级。（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银监会等参加）

六、支持企业“走出去”

鼓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重点，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推进外汇管理简政放权，完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逐步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改进外债管理方式，完善全口径外债管理制度。加强银行间外汇市场净额清算等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为用汇主体提供融资支持。（人民银行牵头，外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七、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进一步优化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安排，完善发行、定价、并购重组等方面的各项制度。适当放宽创业板对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财务准入标准。将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扩大至全国。规范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稳步扩大公司（企业）债、中期票据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发行，促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规范发展各类机构投资者，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鼓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品创新，促进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加快完善期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期货市场品种创新，进一步发挥期货市场的定价、分散风险、套期保值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证监会牵头，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法制办等参加）

八、进一步发挥保险（放心保）的保障作用

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推广菜篮子工程保险、渔业保险、农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农房保险等新型险种。建立完善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鼓励为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和“走出去”提供投资、运营、劳动用工等方面的一揽子保险服务。深入推进科技保险工作。试点推广小额信贷保证保险，推动发展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拓宽保险覆盖面和保险资金运用范围，进一步发挥保险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保监会牵头，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林业局、银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九、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在最低股比要求内，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探索优化银行业分类监管机制，对不同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地域和业务范围上实行差异化准入管理，建立相应的考核和评估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广覆盖、差异化、高效率的金融服务。（银监会牵头，人民银行、工商总局、法制办等参加）

十、严密防范金融风险

深入排查各类金融风险隐患，适时开展压力测试，动态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触点，及时锁定、防控和化解风险，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继续按照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等风险。认真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加强名单制管理，严格防控房地产融资风险。按照理财与信贷业务分离、产品与项目逐一对应、单独建账管理、信息公开透明的原则，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加强行为监管，严格风险管控。密切关注并积极化解“两高一剩”（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时暴露的金融风险。防范跨市场、跨行业经营带来的交叉金融风险，防止民间融资、非法集资、国际资本流动等风险向金融系统传染渗透。支持银行开展不良贷款转让，扩大银行不良贷款自主核销权，及时主动消化吸收风险。稳妥有序处置风险，加强疏导，防止因处置不当等引发新的风险。加快信用立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社会诚信文化，为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环境。（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法制办、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