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公司治理

A. 如何用几个字来概括公司治理

好的用 井井有条，
差的用 一塌糊涂

B. 金融管理部门对蚂蚁集团提出了整改要求，具体是怎样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和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加强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对做好相关财务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将以此为根本原则，依法监督金融市场主体，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资本无序扩张的制约，维护公平竞争和金融市场秩序。

蚂蚁集团要充分认识整改的严肃性和必要性，满足监管要求，尽快制定整改计划和实施时间表。同时，要加强风险管控，保持企业业务连续性和正常经营，确保金融服务质量。财务管理部将与蚂蚁集团保持密切沟通，充分听取蚂蚁集团的意见和建议。

C. 举例说明如何完善公司治理制度

1．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责任考核。一是继续实行苏州市建设局与五市、五区建设局（苏州建筑业安全监督站）签订安全生产共保责任书，实行目标管理。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生产目标、任务、责任分解量化，建立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体系；二是继续推行施工企业向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递交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年度目标责任书制度，继续推行建设、施工、监理三方安全生产共保制度，由建设、施工、监理三方在工程项目开工前签订施工安全保证书。三是进一步完善目标考核办法，加强对安全生产责任目标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和考核，逐步形成年初责任目标明确，年中过程检查、考核，年底综合验收、评价的安全生产预控目标考核机制。
2．贯彻落实建设施工安全生产监管制度。一是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以创新安全监管的思路和办法措施为目标，改进安全监管方式，着力健全和完善各项安全监管制度，坚持防治并重，以防为主，提高依法监管能力；二是以落实建设工程参建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为重点，着重落实建筑安全生产管理的各项制度，有针对性地作出符合实际的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推动施工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化，推进施工工程重大危险源公示整治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信用档案；三是强化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层级监督，把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落实情况、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规政策和制定各项监管措施情况作为年度共保责任目标考核和评选先进的条件。
3．完善监管机制，规范监管工作程序。一是加强施工安全生产基础工作，根据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管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结合实际，修订建设工程文明（平安）工地考核标准等制度，制定工程竣工安全生产评估等规定；二是按照即将出台《江苏省建筑施工安全监督规则》的要求，完善和规范安全监督工作程序，规范监管人员的行为；三是加强建筑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建设，充实监管人员，开展监管人员素质教育和培训，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强化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履行。
4．推行差异化监督管理。从安全监管的机制着手，把施工安全监督转为对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和项目安全保证体系的监督，促使企业和工程项目部自我完善和自我约束；实施不同层次和力度的监督管理，把监管资源转变为差异化管理，提高安全监督的效能效率。对安保体系完善的，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的项目纳入“绿色通道”，减少检查的频率频次；对重点工程、重点企业以及安保体系不健全，存在“三违”或现场安全隐患较多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的项目纳入“黄（红）色通道”，实行重点监管，提高检查频率频次，加大监管和行政处罚力度。实时记录安监情况，及时录入企业、“三类人员”的信用档案，对违法违规行为一律曝光并与市场准入、招投标、评优评先挂钩。
5．强化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监管。一是严把市场关，要依法审查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对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严禁承揽工程；二是认真做好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延期换证工作，把企业安全许可证的延期换证与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审查考核紧密联系；三是严格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把项目与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形成联动，实现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达标与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等情况挂钩，达到动态监管。对违反许可证管理规定，现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企业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的，及时建议发证机关将依法暂扣或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6．深入开展建设工程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工作。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部、省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工作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订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方案，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狠抓落实、务求实效。进一步深化防高处坠落、防坍塌、防物体打击的专项整治方案，深化对深基坑工程、脚手架、施工临时用电、塔吊和施工升降机等机械设备的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要加强对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的过程检查，对组织不力的施工企业，要通报批评，并严肃查处。切实提高我市建筑安全的管理水平，杜绝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减少我市建筑施工以高处坠落为主要特征的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
7．以创建文明工地为抓手，全面推动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一是拟订“建筑施工企业和施工现场安全质量标准化指导意见”，在特、一、二级建筑施工企业中抓好试点，培育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示范企业”、“示范工地”，树立典型，适时召开观摩现场会，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二是完善文明（平安）工地评选办法，把文明（平安）工地的申报与施工现场安全质量标准化结合起来，与节能、环保、绿色施工结合起来，提高文明（平安）工地的水平，全面提升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文明施工管理水平；三是通过开展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和创建文明（平安）工地活动，增强建筑施工单位的创优意识，逐步实现建筑施工安全的标准化、规范化；四是加强建设工地施工扬尘污染控制，强化建筑工地环境管理，推行环保绿色施工。
8．大力推动“科技兴安”工作。一是贯彻落实《建设部关于发布建设事业“十一五”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第一批）的公告》的要求，坚决淘汰落后的、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工艺、技术和设备，大力倡导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推广使用安全性能可靠的设备设施，严禁使用危及施工安全的工艺、设施、劳动保护用品和材料，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二是推进安全科技开发，引导和鼓励企业研究开发安全科技产品，定型化、工具化、标准化的安全防护用具和设施，为隐患治理和安全技术改造提供技术支撑，促进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的建设，促进施工现场防护设施水平的提高；三是加大安全生产科技培训，鼓励企业开展安全科技活动，培养工程技术与安全的复合性人才，推动安全生产科技的学习、研究、应用工作，提升建筑行业安全管理的整体素质。
9．推动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一是进一步完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督和安全管理短信群发系统，通过安全监管信息采集，实现安全监管标准化、规范化，提高施工安全预警预告和处置效率；二是逐步推行和建立施工现场远程监控系统，在重点工程、关键环节推行电子安全监控，在重点监控项目强制推行电子安全监控，提高安全生产科技监管水平；三是建立施工大型机械设备管理软件系统，加大施工机械设备使用登记备案制度的落实力度，强化建筑施工大型机械设备管理工作。四是大力推行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系统软件，不断完善扩大工程项目安全监管信息库，通过项目安全监管信息的管理来提高安全监管能力。
10．积极培育安全中介服务机构。充分利用社会中介服务组织为施工企业提供安全生产咨询、技术、危险源评估等服务。采取“管理部门推行、施工企业负责、中介组织参与”的方式，组织开展施工企业和施工项目安全生产条件评价工作，并将评价结果将作为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监管的重要依据，促进施工企业不断完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中介机构的管理措施，规范行为，提高安全中介水平。
11．落实监理单位安全责任。调动监理企业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现场监理机构作用，加强监理安全责任落实的监督检查，加强对监理规划的编制，施工过程中履行监理安全职责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切实提高监理单位依法履行监理安全责任的能力和水平；完善监理报告制度，强化监理安全意识，进一步推进监理安全工作，落实监理安全责任。
12．探索轨道交通工程现场施工安全监管模式和工作方法。随着我市轻轨交通一号线的动工，轨道交通工程进入了实质性的施工阶段，通过学习和借鉴外地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安全监管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安全监督方案，逐步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管办法，确保轨道交通工程安全生产。
13．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一是在建筑行业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范的宣传培训，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形式多样宣传教育活动；二是大力推行工地现场举办“民工业余学校”活动，开展民工、劳务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切实提高施工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三是认真抓好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培训考核，抓好特种作业人员培训上岗工作，着重抓特种作业人员实践操作的培训和考核，严格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四是开展监理单位和监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培训，适时组织监理人员就如何做好现场监理的安全进行专题研讨，督促监理单位认真学习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提高监理安全的业务素质；五是开展安全监管队伍培训教育活动，通过组织学习培训、参观等多种方式，不断增强安全监管人员的法制意识、廉政意识和服务意识，提高安全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建设安全依法监管水平和能力。
14．加强外来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管。进一步加强对外地施工单位的现场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严格持证上岗制度，规范安全生产行为，严格审查现场安全生产条件，严格市场准入、清出制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的和违法违规行为，一律予以曝光，依法严肃查处。
15．进一步落实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积极探索建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管理制度，在费用支付单列、合同备案、现场考核、竣工评价、决算审（核）计等环节严格把关，落实安全生产专项费用，确保施工措施费落实到位，保证安全生产投入。

D. 金融科技会解决哪些存量风险，又会带来哪些新增风险

金融机构金融科技风险分类和风险识别
金融科技究其本质，它还是金融，其活动没有脱离资金融通、信用创造、风险管理的范畴，没有违背风险收益相匹配的客观规律，也没有改变金融风险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和负外部性的特征。不仅如此，现代网络空间的多维开放性和多向互动性，使得金融科技风险的波及面、扩散速度、外溢效应等影响都远超出传统金融。金融机构开展金融科技业务主要风险类别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金融机构布局金融科技P2P业务，容易引发信用风险。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纷纷布局金融科技业务，由于我国信用环境不健全、信用录入数据不完整，容易引发信用风险；另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为P2P平台提供资金托管服务，基于平台自身制定项目审核和资金管理，一旦平台出现信用问题，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容易引发对传统金融机构资金托管的责任追究，导致信用风险爆发。
（二）是金融机构与第三方支付、众筹和互联网理财等合作，容易引发法律风险。传统金融机构利用第三方支付渠道投资网上货币市场基金，逐步拓展到定期理财、保险理财、指数基金等，支付机构会利用资金存管账户形成资金池，从而导致备付金数量剧增，支付机构违规操作挪用备付金引发客户兑付困难，从而引发法律风险；与违规经营企业合作导致的非法集资、集资诈骗、洗钱等违法问题发生，容易引发法律风险。
（三）是金融机构搭建金融科技综合经营平台，容易引发操作风险。传统金融机构纷纷布局金融科技综合服务平台，将金融投资、融资服务、证券交易、基金购买等金融业务植入网上平台，通过打通银政保业务界限，提高综合化经营水平，增强客户粘性。金融科技平台的便捷性促使平台更新信息并便于用户操作，然而，一方面由于网上开户容易缺乏充分的投资者教育，容易引发投资者操作不当，另一方面，由于业务交叉容易引起内部控制和操作程序的设计不当，由此造成投资者资金损失或身份信息泄露，进而引发操作风险。
（四）是金融机构与P2P、互联网理财、互联网银行合作，容易引发流动性风险。一方面，P2P、互联网理财违规采用拆标形式对投资者承诺保本保息、集中兑付等，容易引发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第三方支付账户活跃度较高并投身到金融科技领域，存在着资金期限错配的风险因素，一旦货币市场出现大的波动，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资金挤兑，从而引发流动性风险。
（五）是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容易引发信息技术风险。移动通信技术的安全性很大程度取决于网络平台的IT技术、风险识别技术、抵御黑客和病毒攻击技术。近年来，伪基站、伪造银行服务信息、信息“拖库”“撞库”事件频发，如果防备不当，极易发生信息技术风险。
（六）是金融机构涉及宝宝类货币基金业务，存在监管套利风险。一方面导致产品功能跨界。另一方面可能从监管标准不一中套利。例如，互联网“宝宝”类产品投资与银行协议存款资金不属于一般性存款、不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被一些人士认为是一种监管套利行为。
金融机构金融科技风险应对机制
目前，监管部门已经着手金融科技行业跨界互联网理财和跨界金融业务规范的制定，传统金融风险应对机制已经不能适应互联网的金融创新。一方面，互联网业务在确立负面清单、行为监管和投资者适当性原则等方面通过创新科技监管防范风险；另一方面，加强对资产、资金端、投资者的分类保护强化风险控制能力势在必行。此外，根据《商业银行并表管理与监管指引》，无论是银行集团各附属机构之间、附属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交叉产品和合作业务的协同，或是其所属机构的公司治理、资本和财务等，都必须在现有体制下进行全面持续的并表管控。因此，传统金融机构布局金融科技或者与相关企业合作时，为防范风险跨业传染，同样必须将金融科技的风险类别融入现行风险管理体系中，构建一体化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才能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并表后总体风险状况。
（一）合理把控金融科技内控风险，首先，应建立完备的金融机构防范金融科技风险内控机制，提高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操作管理以及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有效防范操作风险；其次，加强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风险防范意识，增强员工的道德教育和行为管控，提高员工的职业素养，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第三，加强账户和资金流转监测，严格身份识别、交易审核、大额对账等；第四，建立金融机构子公司风险承担、风险转移的差异化经营策略，有效防范和化解声誉风险；最后，建立风险预警应急措施，对涉嫌非法集资、集资诈骗、洗钱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早预警、早处理、早报告，一旦发现采取清收措施，并快速启动司法保护程序，有效防范法律风险。
（二）加强金融科技信息科技风险防范，首先，提升金融科技核心技术水平，运行安全防范体系，如维护操作系统安全、防火墙技术、虚拟专用网络技术、入侵检测技术、金融信息和数据安全防范技术等，防范系统故障、黑客攻击、病毒植入等技术风险；其次，自建信用信息征集和应用系统，配合监管机构实现信息共享，运用信息科技技术实现现场与非现场检查，有效防范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的非法集资、集资诈骗、洗钱等犯罪活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最后，运用先进的、大数据挖掘、区块链等技术，建立信用评估体系和风险预警模型，有效防范防止信息泄露等产生的法律风险。
（三）构建金融科技风险量化监测指标体系，首先，运用量化指标，分析金融科技运行、强化金融科技风险管理和宏观决策，金融机构可在资产品质端另列金融科技板块，定期提供金融科技产品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资本等量化指标风险监测。其次，可依托现行风控指标模型选择指标，例如经由横跨银行?证券与保险采用的流动性覆盖率（LCR）与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防范兑付流动性风险，利用资产组合的五级分类监测防范信用风险，或者通过关键风险敞口提列资本来防范操作风险。最后，从综合统计的视角构建风险数据采集的基本框架，通过汇集金融科技子平台相关信息构建指标体系，形成一套与现行风险管理制度融合统一的监测框架，作为传统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的补充。
（四）避免金融科技风险传染发生，首先，金融科技在大量客户的相互迁徙和交叉等日趋复杂化下，应制定单一用户画像?个别交易对象或关联企业所属集团?特定商品风险头寸?特定信息服务提供商等风险集中型态的限额，抵御交易过于集中而产生交叉传染的风险。其次，对于金融机构所属的不同网贷子平台可建立同一人、同一关联人或同一关联企业的信息系统，运用平台间借款金额阀值的动态风险调整机制，有效防范跨平台借贷行为可能产生的违约或者恶意诈欺风险。最后，建立金融科技板块重大突发信用事件通报机制，及早防范危机发生时的交叉感染风险。

E. 中国工商银行科技类的岗位是做什么的

银行科技抄岗需要掌握的技袭术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包括对路由器、交换机的设置与一般维护，网络故障的排查

2、硬件维修:主要针对打印机、扫描仪、办公用计算机等的硬件维修与升级

3、软件系统:包括系统、应用软件的安装与维护

4、软件开发:主要针对办公用的小的工具软件进行开发，其他如自助设备、UPS等大型设备及硬件故障，则由厂家进行维修。

(5)科技金融公司治理扩展阅读

1,商银行始终将公司治理作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工程，围绕公司价值可持续增长和卓越股东回报的经营目标，积极借鉴公司治理国际领先实践和原则。

2,构建完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修订完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公司治理规章制度。

F. 蚂蚁集团针对金融管理部门的约谈，是怎么回应的

12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微信披露：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联合约谈了蚂蚁集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代表四部门就约谈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表示，浙江省各类网络交易平台共有310个，平台上网店数量超过900万家，2019年平台的网络交易额超7万亿，占全国消费类网络商品交易总额近70%。

浙江省平台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竞争风险和隐患，如平台企业“二选一”的问题等。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表示，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平台经济鼓励、支持的态度有所改变，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和发展平台经济，引导、促进其健康发展，以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认为，此次反垄断调查，是提升浙江省互联网平台企业公平竞争意识和反垄断合规意识的契机，也是开启平台经济创新发展、有序发展、健康发展的机遇。相信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经过这次调查将进一步强化反垄断合规建设，促进依法合规发展。同时，通过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也将消除影响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隐患，浙江省平台经济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

G. 金融机构如何识别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潜在风险

金融科技发展应用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潜在风险

互联网科技与金融的高度融合，使金融科技这种轻资产重服务的网络模式慢慢渗透到金融模型、业务类型中，逐渐对传统金融业务产生了鲶鱼效应和示范效应，并推动金融机构产生变革。然而，网络虚拟环境信息不对称、交易过程透明度低、信息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使传统金融机构在原有声誉风险、系统性风险等宏观风险的同时，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技术风险、信用风险、法律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微观风险。

金融科技是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金融结合的产物，金融机构在发展金融科技和与互联网公司合作时，面临诸多的问题，总结金融机构金融科技风险的动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金融科技政策的模糊、法律的缺失、监管的滞后，容易引发法律风险、市场风险；如e租宝、大大集团等风险的频发；其二，互联网虚拟环境下的信息不对称、交易不透明、身份不确定，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其三，金融科技对信息系统的依赖性、可篡改性、受攻击性，容易引发技术风险；其四，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业务的交叉性、综合性、替代性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金融机构金融科技风险分类和风险识别

金融科技究其本质，它还是金融，其活动没有脱离资金融通、信用创造、风险管理的范畴，没有违背风险收益相匹配的客观规律，也没有改变金融风险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和负外部性的特征。不仅如此，现代网络空间的多维开放性和多向互动性，使得金融科技风险的波及面、扩散速度、外溢效应等影响都远超出传统金融。金融机构开展金融科技业务主要风险类别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金融机构布局金融科技P2P业务，容易引发信用风险。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纷纷布局金融科技业务，由于我国信用环境不健全、信用录入数据不完整，容易引发信用风险；另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为P2P平台提供资金托管服务，基于平台自身制定项目审核和资金管理，一旦平台出现信用问题，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容易引发对传统金融机构资金托管的责任追究，导致信用风险爆发。

（二）是金融机构与第三方支付、众筹和互联网理财等合作，容易引发法律风险。传统金融机构利用第三方支付渠道投资网上货币市场基金，逐步拓展到定期理财、保险理财、指数基金等，支付机构会利用资金存管账户形成资金池，从而导致备付金数量剧增，支付机构违规操作挪用备付金引发客户兑付困难，从而引发法律风险；与违规经营企业合作导致的非法集资、集资诈骗、洗钱等违法问题发生，容易引发法律风险。

（三）是金融机构搭建金融科技综合经营平台，容易引发操作风险。传统金融机构纷纷布局金融科技综合服务平台，将金融投资、融资服务、证券交易、基金购买等金融业务植入网上平台，通过打通银政保业务界限，提高综合化经营水平，增强客户粘性。金融科技平台的便捷性促使平台更新信息并便于用户操作，然而，一方面由于网上开户容易缺乏充分的投资者教育，容易引发投资者操作不当，另一方面，由于业务交叉容易引起内部控制和操作程序的设计不当，由此造成投资者资金损失或身份信息泄露，进而引发操作风险。

（四）是金融机构与P2P、互联网理财、互联网银行合作，容易引发流动性风险。一方面，P2P、互联网理财违规采用拆标形式对投资者承诺保本保息、集中兑付等，容易引发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第三方支付账户活跃度较高并投身到金融科技领域，存在着资金期限错配的风险因素，一旦货币市场出现大的波动，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资金挤兑，从而引发流动性风险。

（五）是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容易引发信息技术风险。移动通信技术的安全性很大程度取决于网络平台的IT技术、风险识别技术、抵御黑客和病毒攻击技术。近年来，伪基站、伪造银行服务信息、信息“拖库”“撞库”事件频发，如果防备不当，极易发生信息技术风险。

（六）是金融机构涉及宝宝类货币基金业务，存在监管套利风险。一方面导致产品功能跨界。另一方面可能从监管标准不一中套利。例如，互联网“宝宝”类产品投资与银行协议存款资金不属于一般性存款、不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被一些人士认为是一种监管套利行为。

金融机构金融科技风险应对机制

目前，监管部门已经着手金融科技行业跨界互联网理财和跨界金融业务规范的制定，传统金融风险应对机制已经不能适应互联网的金融创新。一方面，互联网业务在确立负面清单、行为监管和投资者适当性原则等方面通过创新科技监管防范风险；另一方面，加强对资产、资金端、投资者的分类保护强化风险控制能力势在必行。此外，根据《商业银行并表管理与监管指引》，无论是银行集团各附属机构之间、附属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交叉产品和合作业务的协同，或是其所属机构的公司治理、资本和财务等，都必须在现有体制下进行全面持续的并表管控。因此，传统金融机构布局金融科技或者与相关企业合作时，为防范风险跨业传染，同样必须将金融科技的风险类别融入现行风险管理体系中，构建一体化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才能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并表后总体风险状况。

（一）合理把控金融科技内控风险，首先，应建立完备的金融机构防范金融科技风险内控机制，提高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操作管理以及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有效防范操作风险；其次，加强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风险防范意识，增强员工的道德教育和行为管控，提高员工的职业素养，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第三，加强账户和资金流转监测，严格身份识别、交易审核、大额对账等；第四，建立金融机构子公司风险承担、风险转移的差异化经营策略，有效防范和化解声誉风险；最后，建立风险预警应急措施，对涉嫌非法集资、集资诈骗、洗钱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早预警、早处理、早报告，一旦发现采取清收措施，并快速启动司法保护程序，有效防范法律风险。

（二）加强金融科技信息科技风险防范，首先，提升金融科技核心技术水平，运行安全防范体系，如维护操作系统安全、防火墙技术、虚拟专用网络技术、入侵检测技术、金融信息和数据安全防范技术等，防范系统故障、黑客攻击、病毒植入等技术风险；其次，自建信用信息征集和应用系统，配合监管机构实现信息共享，运用信息科技技术实现现场与非现场检查，有效防范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的非法集资、集资诈骗、洗钱等犯罪活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最后，运用先进的、大数据挖掘、区块链等技术，建立信用评估体系和风险预警模型，有效防范防止信息泄露等产生的法律风险。

（三）构建金融科技风险量化监测指标体系，首先，运用量化指标，分析金融科技运行、强化金融科技风险管理和宏观决策，金融机构可在资产品质端另列金融科技板块，定期提供金融科技产品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资本等量化指标风险监测。其次，可依托现行风控指标模型选择指标，例如经由横跨银行?证券与保险采用的流动性覆盖率（LCR）与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防范兑付流动性风险，利用资产组合的五级分类监测防范信用风险，或者通过关键风险敞口提列资本来防范操作风险。最后，从综合统计的视角构建风险数据采集的基本框架，通过汇集金融科技子平台相关信息构建指标体系，形成一套与现行风险管理制度融合统一的监测框架，作为传统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的补充。

（四）避免金融科技风险传染发生，首先，金融科技在大量客户的相互迁徙和交叉等日趋复杂化下，应制定单一用户画像?个别交易对象或关联企业所属集团?特定商品风险头寸?特定信息服务提供商等风险集中型态的限额，抵御交易过于集中而产生交叉传染的风险。其次，对于金融机构所属的不同网贷子平台可建立同一人、同一关联人或同一关联企业的信息系统，运用平台间借款金额阀值的动态风险调整机制，有效防范跨平台借贷行为可能产生的违约或者恶意诈欺风险。最后，建立金融科技板块重大突发信用事件通报机制，及早防范危机发生时的交叉感染风险。

H. 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智慧银行应当如何做

2018年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五大方面揭露发展，融合大技术自我创新改革

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40年，人们充分享受到了银行业改革开放释放的红利。银行体系也从最初的大一统格局逐步发展成为多元化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模式从最初的粗放式规模比拼，走向了如今的创新推动、精耕细作。

在并不久远的上世纪90年代末，四大国有银行还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曾被称为“技术性破产”，但通过体制改革、财务重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挂牌上市，国有大行实现“脱困”并快速崛起。与此同时，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登陆境内外资本市场，又掀起了银行业改革开放新浪潮，也标志着银行走向公众持股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之路。

这20年的改革波澜壮阔，银行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在今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最新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工农中建四大行仍然稳居前50名，交行、招行、浦发、兴业、民生等银行亦均在前300名之内。

如果说成功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跻身全球银行业前列，是中国银行业在十年前就已交出的答卷，那么如今的中国银行业更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四大行已全部跻身巴塞尔协议Ⅲ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之列，中国银行业也从银行间无序竞争、高风险运行走到有序发展、风险可控。

改革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对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中国银行业顺势而为，掀起数字革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到264万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达到98万亿元，占比37.2%，资产总额同比增长6.9%;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为46万亿元，占比17.3%，资产总额同比增长4.0%。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负债243万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91万亿元，占比37.3%，负债总额同比增长6.7%;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43万亿元，占比17.5%，负债总额同比增长3.4%。

1、从“大一统”到“专行”再到“商行”

时间回到1978年，人民银行刚刚从财政部独立出来，那时的“央妈”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当改革的号角吹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缓缓拉开。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间，国有银行改革开始起步，先后经历了农行恢复、中行改革、建行独立与工行分设，国有银行破壳而出。其间，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央行制度框架初步确立。

从“大一统”到国家专业银行基本框架确立，一开始四大国有银行身上都担负着专业经营的政策性使命，各有分工。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银行在性质上应该属于企业类型，即以盈利为目标，通过合法经营以收入抵补支出，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当我国经济体制已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就在客观上要求国有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

于是，中国银行业改革更进一步，开启了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再次转型。一开始，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它们的改革目标主要集中在企业化经营或运营机制的转换方面。四大行分工经营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出现了“中行上岸，农行进城，工行下乡，建行进厂”的竞争格局。

与此同时，从1986年开始，以交通银行股份制重组为开端，深圳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一批商业性股份制银行陆续成立。

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各专业银行不仅突破了专业分工的界限，而且开始突破行业分工的界限，开始组建各自的信托投资公司、开办大量的证券机构，并向房地产、保险、投资等领域拓展，形成了事实上的综合经营模式。

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并将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至此，我国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改革方向正式定位于商业银行。

从一元银行体制到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中国银行业翻开了历史巨变的第一章。

2、跃谷底：借力AMC脱困重生，飞跃谷底股改上市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有辉煌也有低谷。

事实上，前一阶段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并不彻底，仍然存在着发展主要靠国家信用和行业垄断、管理体制实行官本位等诸多问题。

亚洲金融风暴中的1999年，受困于国外金融剧烈波动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双重影响，国有商业银行陷入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比例飙升的窘境，机构和人员臃肿、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下降等问题也相继暴露。1999年，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的四大国有银行进退维谷，处境艰难。

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局。1999年，国务院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东方、信达、华融、长城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并规定存续期为10年，分别负责收购、管理、处置相对应的建行、中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工行、农行所剥离的不良资产。

将四大行巨额坏账剥离，使其成为干净的“好银行”，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

从不良泥沼中抽身的四大行，终于有余力将改革的重点聚焦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这也为后续上市腾飞蓄力。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说，国有银行改革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主线和主战场，其一是业务经营商业化和市场化，第二是公司治理现代化，二者缺一不可。

随着2003年银监会正式挂牌成立，对银行业的监管由新成立的银监会来行使，人民银行不再肩负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责，最重要的使命变成了维护金融稳定。至此，正式形成了由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格局。

从危机中走出的四大行，在经历了拆分、专业化、商业化的涅槃后，终于迎来了上市的小辉煌。

2005年10月，建行率先在香港公开发行股票。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公开发行上市;同年10月27日，工行实现A+H股同步上市。2008年10月农行股改方案获批，标志着国有银行改革进入收官之战。

这是一场与自己的赛跑，中国银行业在发展赛道上不断超越自我。截至2018年三季度，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264万亿元，是1999年的约16倍，是1978年的约1389倍。

3、乘东风：股份行快速崛起，走向公众持股

事实上，比四大行更早上市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行的挂牌上市，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以自由认购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行。1999年11月，浦发银行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中国股份行的快速崛起。

公众持股对一家银行的好处不言而喻，资本金进一步夯实、股权结构清晰、公司治理优化，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支点，更为股份行自身注入了迅速扩展经营领域和规模的巨大动能。

事实上，上市后的股份行均呈现出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负债结构优化、利润高速增长、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趋稳等特点，并实现了全国性甚至跨国的网点铺设和业务经营等巨大变化。

回顾股份行的发展历程，在成立之初，不少银行都起步于服务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经济。从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方辐射到全国，从全国辐射到全球，股份行在迎来自身黄金成长期的同时，也实现着从“立足本地”到“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蝶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股份行“走向世界”的脚步逐渐加快。包括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展中外银行间的深度合作;一些股份制银行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并购海外银行，拓宽业务领域，提升跨境金融实力。

4、超车道：经受金融危机考验，国际化突飞猛进

2008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而不能倒”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几乎全军覆没。中国银行业在危机冲击下，虽未独善其身，但却独树一帜。2008年中国银行业利润总额、利润增速、全行业资本回报率三大指标名列世界前茅。

这让危机笼罩下的全球金融业看到了一线生机，也为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打下了扎实基础。杨再平说，美国金融行业遭受重创时，中国的银行业恰恰在全球范围内表现良好，可谓“一枝独秀”，这完全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

金融危机前，由于国外银行绝大部分财务状况良好，不愿意接受被并购，即便有好的并购标的，也会面临诸多竞争对手，中国银行业很难对其实施并购。不过金融危机让全球银行业，特别是华尔街大银行损失惨重，而中国商业银行却平稳渡过难关，全球银行业洗牌，为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带来了良好契机。

虽然中国银行机构已经做到规模足够大，但更多是依托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真正面向全球客户，为不同市场类别提供不同产品的国际化能力还有待加强。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便成为突破藩篱的唯一选择。

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国际化经营渐成趋势。经过多年探索，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理念正在发生改变，逐渐从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代理处转向参股、并购海外银行。这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战略突飞猛进的阶段。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在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发展等契机下，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征。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布局中，围绕“一带一路”的发展尤其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仅三年间，约22家中资银行在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353家境外分支机构，其中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境外机构数约为1279家。

5、升维度：科技赋能，打造开放银行

近年来，全球经济正面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新动力。这其中，自然也有中国银行业科技改革的影子。

从2012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与互联网金融同台PK，“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1.0时代”。随后，传统银行如工、农、中、建与互联网金融巨头一拍即合，合作进入蜜月期的“2.0时代”。不过，实际上仍只有极少数银行能够主导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

为了摆脱单一渠道对自己发展的局限，银行一面低调培育自己的内生科技力量，强调技术独立，用活用好自己的数据禀赋，另一面不断向外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打造开放式银行，终于迎来了“无界开放银行”的“3.0时代”。

目前，多家银行纷纷释放了打造开放银行的信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业务三部主任杨彬认为，开放银行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即：秉承以服务用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API接口或SDK等技术实现银行与第三方之间的数据共享;构建一个生态，联合产品和服务提供方，满足用户的全部需求。

传统银行业一贯的优势是信用风险管控，是流动性管理，是KYC(清楚你的客户及其产品)，是合规，是稳健，是品牌;是线下网点遍布全省、全国甚至境内外;是牌照赋予的存款吸收能力，带来互联网金融垂涎的资金成本，以及多牌照框架里的综合金融能力(不少银行集团同时具有券商、信托、基金、保险、金融租赁等多牌照)。

而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公司的生存逻辑，则是流量入口、获客成本、线上场景以及深得客户体验优化之道的产品模式。

传统银行实施进一步金融科技赋能，已经初尝甜头。智慧银行与IT系统升级后，差错率大幅下降，而客户的便捷程度大大提升。

这是一轮科技推动的改革，也是一轮银行自我驱动的改革。从自身的优势出发，银行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银行传统业务进行深度融合，各显所长。中国银行业已经吹响了“科技赋能银行”的“集结号”。

I. 金融数据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1）缺少数据治理企业文化
银行数据治理工作不是个别部门或少数人员能够妥善完成的，而是需要各部门之间、各层级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协作，尤其需要加强科技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合作。因此，在数据资产被高度认可的今天，数据治理不仅需要作为银行的一项职能工作在企业内贯彻执行，而应该建立一种以数据资产为导向的企业文化，将数据治理与信息科技治理、公司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2）基础数据质量的改进刻不容缓
数据质量的改进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从文化、组织、制度、流程和质量检查管理工具等多个层面持续改进，并依靠数据认责机制，确保数据质量问题能够得以快速有效的解决；数据不一致需要通过推进数据标准化进行系统问协调，也需要建设统一的可信数据源。
（3）没有完善的组织和制度，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
目前使用数据的部门由于具有明确的、迫切的数据需求，同时面临着内外部的多种压力，成为处理问题的主要推动者，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管理部门，当问题涉及跨系统、跨条线时，沟通成本较高、协调难度也较大，问题难以得到彻底解决。
健全的数据治理组织机制是全面开展数据治理工作的基础。由专业的业务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数据治理组织将承担数据管理者的职责，负责落实全行数据治理的工作，同时建立决策、沟通、监控、考核的机制，创造全行数据治理文化，有效地解决银行数据的责、权、利的问题。
（4）缺乏完善的系统支撑和技术手段
银行系统数据量庞大，如果数据治理工作不依靠技术手段，没有相应的平台工具支撑，仅依靠手工处理，难以将数据治理工作做好，因此，需要先进的技术手段、配套的系统支撑数据治理工具高效有序的开展。

亿信华辰在数据治理领域也持续深耕，从数据质量管理平台、元数据管理平台，到发布智能数据治理平台-睿治，实现了数据治理全场景覆盖，包含九大核心模块：元数据、数据标准、数据质量、主数据、数据资产、数据安全、数据交换、数据处理、数据生命周期等，所有模块可自由组合，并支持本地或云上使用，全面满足客户各类治理需求。

J. 英美公司治理的模式对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有何启示

世界各国公司治理模式可以分为：英美的市场监控模式、德日的股东监控模式、东南亚国家的家族控制模式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人控制”模式。实际上，东南亚国家的家族控制模式与德日的股东监控模式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共同特点均表现为大股东的直接监控，只不过在德国 和日本，大股东主要表现为银行或大财团，而在东亚国家，大股东主要为控股家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出现是因为在国家经济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由于市场机制发育滞后、有关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引起的。因此，公司治理模式实质上可以分为两种：英美的市场监控型和德日式的股东监控型。

20世纪80年代，由于德国和日本的公司后来居上，在全球市场上对英美的公司造成巨大威胁，引起了公司治理专家对英美的外部监控模式进行反思。一些专家认为，德国和日本公司竞争力的提高得益于其有效的内部监控模式，因此，在这一时期，以内部监控为主的公司治理模式倍受推崇。然而，90年代以后，随着以内部监控为主的公司所发生的一系列损害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内幕交易不断曝光，人们又认识到了德日内部控制模式的不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们强化了这种认识，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受到推崇。然而，近年来，英美的市场监控模式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如：安然公司倒闭、安达信公司解体和世界通信公司造假等事件。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都在逐步暴露出各自的不足：

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在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外部监督为主的模式。美国公司受到企业外部主体如政府、中介机构等和市场的监督约束，但因股权过于分散，股权结构不稳定，一般股东不可能联合起来对公司实施有效的影响，使股东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监控力度大为减弱，形成了“弱股东，强管理层”的现象。

以德、日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内部监控模式。虽然它们也有发达的股票市场，但对于公司筹资以及监控而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司的资本负债率较高，股权相对集中。特别是法人之间相互稳定持股，以及银行对公司的持股和干预，使公司内部的各相关利益主体监控公司成为可能。但是这种公司治理模式存在市场治理机制薄弱的缺陷。

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家族治理模式，是建立在以家族为主要控股股东基础上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成员内的权力分配和制衡。其特征是：一方面，董事会成员、经理人员具有一定的排外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企业决策方式的“家长化”。

而出现在前苏联和东欧等转轨经济国家的内部人控制模式本身是一种不健全、不完善的模式，这种模式既缺乏股东的内部控制，又缺乏公司外部治理市场及有关法规的监控，从而导致公司的经理层和职工成为企业实际控制人，导致经理层利用计划经济解体后留下的真空，对企业实行强有力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企业的实际所有者。

可见，各类治理模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采用外部监控模式的企业开始怀疑完全依赖市场监控的有效性，从而把目光转向公司内部，要求独立董事发挥更有效的内部监督作用；采用内部监控模式的企业开始重视市场因素对公司治理的有效作用；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采用家族模式的企业也开始借鉴良好公司治理的成功经验，着手进行公司治理的系列改革，包括加强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制定公司治理规范、强调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和监管、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加强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等等，而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内部人控制模式存在更多的弊端，更需改进。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单纯以某种监控方式为主的公司治理模式都不是最佳的，只有综合各种模式的优点建立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最有效地保护股东权益，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近年来，英美等国开始对其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制定公司治理的各种原则、指引、章程、鼓励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在董事会内引入一定数量的独立董事等，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增强公司的内部监控力度，以弥补外部监控不足的缺陷。而德日企业也效仿英美的公司治理模式。目前，东南亚采用家族控制模式的企业正在学习英美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其家族特色逐步弱化；而前苏联和东欧等转轨经济国家的内部人控制模式，也在随着其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逐渐向国际标准靠拢。

由此看来，虽然世界各国都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建立了具有本国（地区）特征的公司治理模式，但是各种公司治理模式正在相互渗透、交融和趋同。

为什么世界各国公司治理模式正在趋同呢？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交流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交流的程度越来越深入，交流的频率越来高，全球化已经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形成了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文化一体化等等。这使得我们的地球“变小了”，成为了“地球村落”，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们已经成为“地球村”中的一个村民。既然都生活在“地球村”这一个村落里，那么各个国家就应该遵循一些相同的东西，而不能老是强调自己的特点，搞些例外，这样既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也不利于自己的发展。这种现象反映在公司治理模式上就是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同化。

世界公司治理模式趋同化对改善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启示

随着世界各国文化的交融和趋同，各种公司治理模式也在趋同，因此中国公司的治理模式就不能过分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过分强调中国特色，而应该顺应时代和世界的潮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能够与国际接轨的公司治理模式。

目前，国企改革已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即制度创新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而要规范，就不应强调所谓的“中国特色”，如果在公司治理模式问题上过于强调中国特色，所建立的公司治理机制就不会完善，所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也会是假的，名似而实不是。这样，中国公司日深的种种沉疴就难以根除，当然更不能保证公司健康稳步地发展。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而造成的，而不完善的原因就在于其治理机制过分有特色。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亚洲公司治理的薄弱环节，亚洲金融危机也表明，如果不具备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一个国家的经济将可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暴露出严重缺陷，甚至丧失已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对于中国来说，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国吸引外资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正在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并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要想不重蹈东南亚国家的覆辙，就必须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按照国际标准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制度。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现有公司中的大部分是由原国有企业或其他政府部门控制的实体重组改制而成。在改制过程中，有些公司的运作比较规范，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尚未真正实现向公司制的转变。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不少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公司治理的“特色”。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股权结构不合理，“超级股东”控制一切，并导致了种种问题。因此，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改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的首要问题。为了实现股权结构的合理与优化，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国有股减持，并在减持的过程中引入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形成几个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当的格局。改善和优化股权结构，可以通过出让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或者资产重组等方式，降低国有股权的集中程度；另一方面可借鉴日本法人相互持股的经验，尝试发展法人持股和机构持股，特别是法人交叉持股模式，构造稳定的大股东。

国有股独大问题的解决只是为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奠定了基础，还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形成一个规范、标准的公司治理准则。这个准则应该分显示出我国公司治理制度的规范性、标准性，要充分体现出平等对待所有股东，保护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强化董事的诚信与勤勉义务；发挥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建立健全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强化信息披露，增加公司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