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的量占比

❶ 如何认识金融资本与gdp之间的相互关系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在理论上，资本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资本结构指全部资本的构成，即自有资本和负债资本的对比关系；狭义的资本结构是指自有资本与长期负债资本的对比关系，而将短期债务资本作为营业资本管理。

现代企业独资的情况很少。每个企业有可能也有必要从不同来源、采取多种方式筹集所需资本。各种资本的资金成本、约束条件、融资效益、相关风险、权利要求等会有所不同。目前，企业的资本结构问题备受关注，因为资本结构作为企业的价值构成，包含着企业的一系列结构问题，是企业在财务决策和规划中对以下各种结构的综合反映：

（1）筹资效益结构。筹资活动本身并不创造收益，但是通过筹资活动，可以改变和影响企业最终经营成果。不同的筹资方式对企业未来收益的影响不同，筹资效益结构主要是指确立和改变企业资本结构应该有利于企业最终效益（如自有资本利润率、每股收益、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2）筹资风险结构。筹资风险主要是负债筹资所致。企业负债比率越高，筹资成本越高，筹资风险也就越大。降低企业风险是资本结构问题的基本要点。

（3）筹资产权结构。不同的筹资渠道形成企业的不同产权结构。资本结构是企业产权结构的基本载体，资本结构的变化实质是企业产权关系的变更。

（4）筹资成本结构。筹资成本是筹资必须付出的代价，不同筹资方式与渠道下的筹资成本的差异，要求企业实现加权资本成本的合理化。

（5）筹资时间结构。长期资金与短期资金的数量关系的不同使企业面临的风险大小、筹资成本高低、筹资弹性强弱有很大差别。资本结构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筹资的期限结构。

（6）筹资空间结构。筹资的空间结构展示国际筹资、国内筹资、企业内部筹资的数量比例关系。

所以，资本结构是对企业预期收益、资金成本、筹资风险以及产权分布等加以系统的、综合的概括的结果。资本结构设计是企业筹资过程中在财务杠杆利益、筹资成本与筹资风险等各要素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均衡。资本结构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偿债和再筹资能力及未来盈利能力。

❷ 股票常识中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哪三个方面

社会融资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这里的金融体系为整体金融的概念，从机构看，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即，社会融资总量=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其他。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运用对实体经济提供的全部资金支持，即金融机构资产的综合运用，主要包括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金融机构持有的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的赔偿和投资性房地产等。二是实体经济利用规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规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机构服务所获得的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银行承兑汇票、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及企业债的净发行等。三是其他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

❸ 社会融资总量能成为可靠的“锚”吗

经过几个月的舆论预热和实际准备，央行不久前首度正式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社会融资总量数据。今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加4.19万亿元。数据公布后，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今年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约为14万亿元左右。他还透露，条件成熟后，央行将会按月公布融资总量统计，他还强调，社会融资规模目前还只能说是货币政策的监测指标，成为中间目标需要一个过程。 这一系列动作和言论显示，央行对将“社会融资总量”打造成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充满期待。可以预料，今后不论是央行，还是市场，都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社会融资总量数据上来。如果各方对这一指标认可度高，甚至不排除未来会在年初公布一个社会融资总量调控目标（今年14万亿的提法带有很强的非正式色彩），将其正式升格为货币政策之锚。 客观地说，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概念是在匆忙之中提出来的。此前以货币供应量和信贷作中介目标并不十分理想，但央行为其寻找新的替代物的意愿也不强烈。是去年形势的变化促成了这一转折。2010年，在银行信贷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大量增加，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融资额激增。单从数据上看，2010年更像是全社会融资结构的一个“拐点”。尽管2002年到2010年人民币贷款占比早已出现逐步下降之势，但下降过程一直比较平稳，2010年占比由68.1%下降到55.6%，出现突降现象，同时，银行承兑汇票占比由3.3%突增到16.3%。在人民币贷款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全社会货币信用却出现了较大的膨胀，并直接推高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但是，以社会融资总量替代人民币贷款而成为货币政策新的“锚”，其科学性和可行性如何呢？ 标准理论认为，衡量一个指标是否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三个标准：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从可测性来看，央行给出了社会融资总量的明确范围，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一行三会，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应该没问题。至于可控性，在社会融资总量的十大分项中，最易控制的是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最难控制的是保险公司赔偿和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它们基本于独立于央行政策。其余各项的可控性居中。 不过，最大问题可能还是相关性。理论上，一个指标与GDP产出、物价之间的相关性越强，稳定性越好，就越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如果该指标与产出与物价之间有着固定不变的数量关系，就是中介目标的当然之选，央行只需在它身上下“锚”，即可轻而易举得到一个合意的产出和物价水平。 当然这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根据央行的研究，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GDP、消费、投资、工业、CPI）之间的相关系数，社会融资总量全部高于人民币贷款。社会融资总量相对于人民币贷款的优越性不容怀疑。不过，社会融资总量与GDP之间的稳定性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理想。0.85的相关系数不算高，而且相关系数可能是一个误导性的概念。历史数据显示，融资总量/GDP比率不仅存在趋势性上升，而且波动性也相当大。该比率从2002年的不到20%上升到2009年的超过40%，并且在短短8年时间内出现过两次突发性上升。从分项数据看，委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和企业债券的占比波动性最大，趋势性也不明显，几乎不存在什么规律。 如果考虑到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金融深化路径的非线性这一大背景，融资总量与产出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在过去8年里呈现出这种不稳定性毫不意外，令人担心的是，这种不稳定性未来并不必然降低，存在出现更大波动的可能。因此，选择在这种相关性存在重大欠缺的指标身上下“锚”，很难达到稳定产出和物价的目的。 社会融资总量的这一缺陷与货币量、信贷量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后两者作为货币政策之锚的历史表现足以说明。 弗里德曼之所以建议采纳固定货币量增长目标，乃在于他论证了货币乘数（连结基础货币与货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连接货币量与GDP）都是相对稳定的，这是其《美国货币史》的核心结论。但是，货币量固定增长规则在实践中没多久就出了问题。随着金融创新的出现，货币的内生性越来越强，货币的定义越来越模糊，流通速度也越来越不稳定。“锚”所要求的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很快就全部不复存在。不多久，货币数量目标就被西方国家抛弃，现在美联储和美国金融市场已不再重视货币量，很多货币政策观察人士甚至将其从监测名单中剔除掉了。 信贷量作“锚”的历史同样如此。1980年代，美联储一度实行私人债务总量目标，这背后也是由理论所推动。当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通过计量研究发现，与货币和GDP之间的关系相比，债务量与GDP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但出人意料的是，债务量/GDP比率，即债务周转率新目标后被采纳后很快地变得不稳定，在十几年内急速地由0.7下降到0.5，最后，美联储也不得不放弃这一指标。 除了相关性方面的先天缺陷，中国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外延也存在不足。按照央行的公式，社会融资总量=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其他。事实上，这十项只是金融机构融资总量，并非真正的社会融资总量。理想的社会融资总量，应该将政府债务融资（尽管央行对其可控性为零，但其会对产出和物价影响巨大）和居民、企业间的民间融资、地下融资纳入统计之中。在某些特殊的时期，民间融资、地下融资媒介的总需求不可小视，忽略所造成的精确度下降有时是不能接受的。 从更深一层意思上讲，货币量、债务量在全球范围内纷纷失去货币政策之“锚”的地位，乃是历史的必然。在金融创新速度越来越快、形式越来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任何将数量型指标作为货币政策之“锚”都是力不从心的。由于数量关系最终通过货币供求、融资供求的交互作用体现在价格（利率）上，所以，重点关注利率这一价格信号，放弃或降低数量指标在央行监测中的重要性，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也是为什么实行以更多运用利率作操作工具、将最终目标和中介目标合二为一为特色的通胀目标制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原因。对于中国而言，与其花大力气寻找仅仅是次优的替代性中介目标，不如着眼于未来，加紧配套制度建设，为尽快转向通胀目标制创造条件而努力。

❹ 专家如何回应M2增速环比回落

4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显示，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73.99万亿元，同比增长8.2%。初步统计，2018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5.5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33万亿元。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4.86万亿元，同比多增6339亿元。

年初以来，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根据流动性形势和市场预期变化，中国人民银行加强预调微调和预期管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总体看，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市场利率稳定，人民币汇率平稳运行。

央行也监测到，一季度，金融机构内部嵌套融资进一步收缩的同时，银行业债券投资等业务有所恢复，同业行为更加规范，货币市场利率保持平稳，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为体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宜逐步淡化数量型指标。”阮健弘表示，随着市场深化和金融创新，M2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经济的相关性有所下降。本世纪以来虽已对M2进行过多次修订，但难以解决数量型指标有效性下降的问题。

总体看，当前货币供应量和市场流动性供给均合理适度，有利于宏观上稳杠杆，助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央行将继续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既防止流动性偏松，也把握好金融调控的节奏和力度，防止流动性过紧。

❺ 社会融资规模有哪些原则，社会融资规模有什么实践意义

一、社会融资规模的原则
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主要有四项原则：即居民原则、金融原则、合并原则和增量统计与计值原则。
一是居民原则。社会融资规模的持有部门和发行部门均为居民部门。按照居民原则，外商直接投资、外债和外汇占款均不计入社会融资规模。
二是金融原则。按照金融原则，国债发行不计入社会融资规模。因为国债发行的主体是政府，国债的发行与兑付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
三是合并原则。社会融资规模包括各种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因此，在统计社会融资规模时，要将金融机构相互间的债权和债务关系合并处理。在数据汇总方面，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和所有权关系相互轧差，不重复计算。例如，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持有的股权、相互持有的债券等等，都不计入社会融资规模。
四是增量统计与计值原则。社会融资规模是增量概念，为期末、期初余额的差额，也可以是当期发行或发生额扣除当期兑付或偿还额的差额。
二、社会融资规模的实践意义
1.全面反映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与经济关系发生较大变化，理论研究与政策操作都需要能全面、准确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全口径统计指标。传统的金融与经济关系，一般是指银行体系通过其资产负债活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在金融机构资产方主要体现为新增贷款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负债方主要体现为货币创造和流动性增加。目前人民币贷款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发放的一般贷款及票据贴现，它反映了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近年来，我国金融总量快速扩张，金融结构多元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证券、保险类机构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加大，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对贷款表现出明显替代效应。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
据初步统计，2002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1614亿元，为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的8.7%。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 6.33万亿元，为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的79.7%。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快速增长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直接融资快速发展。2010年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分别达1.2万亿元和5787亿元，分别是2002年的36.8倍和9.5倍。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作用明显增强。2010年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资金运用合计约1.68万亿元，是2002年的8倍。2010年小额贷款公司新增贷款1022亿元，比上年增长33.4%，相当于一家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一年的新增贷款规模。三是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大量增加。2010年实体经济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从金融体系融资分别达 2.33万亿元、1.13万亿元和3865亿元，而在2002年这些金融工具的融资量还非常小。
社会融资总量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社会融资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这里的金融体系为整体金融的概念，从机构看，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运用对实体经济提供的全部资金支持，即金融机构资产的综合运用，主要包括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金融机构持有的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的赔偿和投资性房地产等。二是实体经济利用规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规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机构服务所获得的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银行承兑汇票、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及企业债的净发行等。三是其他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创新深化，实体经济还会增加新的融资渠道，如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等。未来条件成熟，可将其计入社会融资总量。综上所述，社会融资总量=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其他。[社会融资总量为一定时期(每月、每季或每年)的新增量，具体统计方法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社会融资总量快速扩张，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从2002年到2010年，我国社会融资总量由2万亿元扩大到14.27万亿元，年均增长27.8%，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9.4个百分点。2010年社会融资总量与GDP之比为35.9%，比2002 年提高19.2个百分点。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见图)。社会融资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金融结构也多元化发展，金融对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不断提高。一是2010年企业债融资、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和保险公司赔偿分别占同期社会融资总量的8.4%、4.1%和1.3%，其中企业债融资比2002年上升6.8个百分点。二是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融资功能显著增强。2010 年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分别占同期社会融资总量16.3%、7.9%和2.7%，分别比2002年高19.8、7和2.7个百分点。
2.统计监测和宏观调控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金融业发生巨大变化，金融市场和产品不断创新，直接融资比例逐步加大，非银行金融机构作用明显增强，金融调控面临新的环境和要求，迫切需要确定更为合适的统计监测指标和宏观调控中间目标。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物价稳定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一般都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中间目标。较长时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重点监测、分析的指标和调控中间目标是M2 和新增人民币贷款。在某些年份，新增人民币贷款甚至比M2受到更多关注。然而由于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准确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因此只有将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和直接融资都纳入统计范畴，才能完整、全面监测和分析整体社会融资状况，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因过度关注贷款规模而形成的 “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即商业银行通过表外业务绕开贷款规模。这些表外业务主要有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以2010年为例，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7.95万亿元，同比少增1.65万亿元，但是实体经济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和委托贷款从金融体系新增融资达3.47万亿元，占社会融资总量的 24.2%，同比多增2.33万亿元(见表1)。
衡量一个指标能否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有两个重要标准，一是它与最终目标的关联性，二是它的可调控性。实证分析表明，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社会融资总量与主要经济指标相互关系更紧密。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一般采用相关性分析，测算得到的相关系数绝对值一般在0与1之间。相关系数越高，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越紧密。我们采用基于2002-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数据，对社会融资总量、新增人民币贷款与主要经济指标分别进行统计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我国社会融资总量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CPI的关系更紧密，相关性显著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
同时，我们采用统计检验进行相互作用的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融资总量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可以对这两个变量建立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以分析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长期均衡关系，并根据均衡关系进行预测。我们基于2002-2010 年的年度数据，对社会融资总量与GDP建立长期均衡关系模型。测算结果表明，社会融资总量与GDP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这说明，社会融资总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有规律的，可以根据GDP和CPI等指标推算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相应的社会融资总量。通过完善金融统计制度，加强中央银行与各金融监管部门和有关方面协调配合，可形成社会融资总量的有效调控体系。
3.统计需科学准确及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推荐成员国编制信用和债务总量指标，主要包括各类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成员国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编制。由于国情不同，我国社会融资总量指标名称和口径与其他国家有所差异。在充分考虑社会融资总量指标的可得性、可测性、可用性及其与宏观调控最终目标相关性的基础上，我国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及资金流量核算原则，开始编制社会融资总量指标。
社会融资总量统计数据完整可得，采集及时准确。社会融资总量是增量概念，为期末、期初余额的差额，或当期发行或发生额扣除当期兑付或偿还额的差额，统计上表现为每月、每季或每年新增量。社会融资总量各项指标统计，均采用发行价或账面价值进行计值，以避免股票、债券及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等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波动扭曲实体经济的真实筹资。社会融资总量中以外币标值的资产折算成人民币单位，折算的汇率为所有权转移日的汇率买卖中间价。在数据汇总方面，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和所有权关系相互轧差，不存在重复计算问题。例如，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持有的股权、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持有的债券等等，都不计入社会融资总量，以真实反映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社会融资总量中的银行承兑汇票是指金融机构表内表外并表后的银行承兑汇票，即银行为企业签发的全部承兑汇票扣减已在银行表内贴现部分。并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不重复统计。

❻ 社会融资总量的实践意义

全面反映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与经济关系发生较大变化，理论研究与政策操作都需要能全面、准确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全口径统计指标。传统的金融与经济关系，一般是指银行体系通过其资产负债活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在金融机构资产方主要体现为新增贷款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负债方主要体现为货币创造和流动性增加。目前人民币贷款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发放的一般贷款及票据贴现，它反映了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近年来，我国金融总量快速扩张，金融结构多元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证券、保险类机构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加大，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对贷款表现出明显替代效应。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
据初步统计，2002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1614亿元，为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的8.7%。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 6.33万亿元，为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的79.7%。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快速增长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直接融资快速发展。2010年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分别达1.2万亿元和5787亿元，分别是2002年的36.8倍和9.5倍。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作用明显增强。2010年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资金运用合计约1.68万亿元，是2002年的8倍。2010年小额贷款公司新增贷款1022亿元，比上年增长33.4%，相当于一家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一年的新增贷款规模。三是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大量增加。2010年实体经济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从金融体系融资分别达 2.33万亿元、1.13万亿元和3865亿元，而在2002年这些金融工具的融资量还非常小。
社会融资总量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社会融资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这里的金融体系为整体金融的概念，从机构看，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运用对实体经济提供的全部资金支持，即金融机构资产的综合运用，主要包括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金融机构持有的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的赔偿和投资性房地产等。二是实体经济利用规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规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机构服务所获得的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银行承兑汇票、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及企业债的净发行等。三是其他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创新深化，实体经济还会增加新的融资渠道，如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等。未来条件成熟，可将其计入社会融资总量。
综上所述，社会融资总量=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其他。[社会融资总量为一定时期(每月、每季或每年)的新增量，具体统计方法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社会融资总量快速扩张，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从2002年到2010年，我国社会融资总量由2万亿元扩大到14.27万亿元，年均增长27.8%，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9.4个百分点。2010年社会融资总量与GDP之比为35.9%，比2002 年提高19.2个百分点。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见图)。社会融资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金融结构也多元化发展，金融对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不断提高。一是2010年企业债融资、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和保险公司赔偿分别占同期社会融资总量的8.4%、4.1%和1.3%，其中企业债融资比2002年上升6.8个百分点。二是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融资功能显著增强。2010 年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分别占同期社会融资总量16.3%、7.9%和2.7%，分别比2002年高19.8、7和2.7个百分点。
统计监测和宏观调控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金融业发生巨大变化，金融市场和产品不断创新，直接融资比例逐步加大，非银行金融机构作用明显增强，金融调控面临新的环境和要求，迫切需要确定更为合适的统计监测指标和宏观调控中间目标。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物价稳定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一般都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中间目标。较长时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重点监测、分析的指标和调控中间目标是M2 和新增人民币贷款。在某些年份，新增人民币贷款甚至比M2受到更多关注。然而由于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准确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因此只有将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和直接融资都纳入统计范畴，才能完整、全面监测和分析整体社会融资状况，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因过度关注贷款规模而形成的 “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即商业银行通过表外业务绕开贷款规模。这些表外业务主要有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以2010年为例，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7.95万亿元，同比少增1.65万亿元，但是实体经济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和委托贷款从金融体系新增融资达3.47万亿元，占社会融资总量的 24.2%，同比多增2.33万亿元(见表1)。
衡量一个指标能否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有两个重要标准，一是它与最终目标的关联性，二是它的可调控性。实证分析表明，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社会融资总量与主要经济指标相互关系更紧密。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一般采用相关性分析，测算得到的相关系数绝对值一般在0与1之间。相关系数越高，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越紧密。我们采用基于2002-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数据，对社会融资总量、新增人民币贷款与主要经济指标分别进行统计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我国社会融资总量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CPI的关系更紧密，相关性显著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
同时，我们采用统计检验进行相互作用的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融资总量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可以对这两个变量建立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以分析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长期均衡关系，并根据均衡关系进行预测。我们基于2002-2010 年的年度数据，对社会融资总量与GDP建立长期均衡关系模型。测算结果表明，社会融资总量与GDP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这说明，社会融资总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有规律的，可以根据GDP和CPI等指标推算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相应的社会融资总量。通过完善金融统计制度，加强中央银行与各金融监管部门和有关方面协调配合，可形成社会融资总量的有效调控体系。
统计需科学准确及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推荐成员国编制信用和债务总量指标，主要包括各类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成员国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编制。由于国情不同，我国社会融资总量指标名称和口径与其他国家有所差异。在充分考虑社会融资总量指标的可得性、可测性、可用性及其与宏观调控最终目标相关性的基础上，我国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及资金流量核算原则，开始编制社会融资总量指标。
社会融资总量统计数据完整可得，采集及时准确。社会融资总量是增量概念，为期末、期初余额的差额，或当期发行或发生额扣除当期兑付或偿还额的差额，统计上表现为每月、每季或每年新增量。社会融资总量各项指标统计，均采用发行价或账面价值进行计值，以避免股票、债券及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等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波动扭曲实体经济的真实筹资。社会融资总量中以外币标值的资产折算成人民币单位，折算的汇率为所有权转移日的汇率买卖中间价。在数据汇总方面，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和所有权关系相互轧差，不存在重复计算问题。例如，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持有的股权、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持有的债券等等，都不计入社会融资总量，以真实反映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社会融资总量中的银行承兑汇票是指金融机构表内表外并表后的银行承兑汇票，即银行为企业签发的全部承兑汇票扣减已在银行表内贴现部分。并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不重复统计。

❼ 聚益科解读银行理财年报，高净值投资者该怎样配置资产增强收益

投资者类型方面：截至2016年底，一般个人类产品存续余额为13.46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46.33%，较2015年初下降3.2个百分点；机构专属类产品存续余额为7.52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25.88%，较2015年初下降4.76个百分点；私人银行类产品存续余额为2.08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7.18%，较2015年初上升0.12个百分点；银行同业类产品存续余额为5.99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20.61%，较2015年初上升7.84个百分点。
产品收益类型方面：截至2016年底，非保本产品的存续余额为23.11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 79.56%，较2015年初上升5.39个百分点；保本产品的存续余额为5.94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20.44%。
产品风险等级方面：2016年，风险等级为“二级（中低）”及以下的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总量为137.63万亿元，占全市场募集资金总量的81.96%，较2015年下降4.39个百分点。风险等级为“四级（中高）”和“五级（高）”的理财产品募集资金量为0.5万亿元，占比为0.29%，较2015年下降0.26个百分点。
聚益科认为，今年以来，随着“去杠杆、去资金池、去通道、促转型”的推进，银行理财负债结构和委外调整成为主题，局部纠结在所难免。本次年报着重提出“只有非保本理财产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财产品”这一概念应引起关注，这与此前《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资产管理业务是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的思路不谋而合。
目前，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主要有保本和非保本两大类。保本理财产品实为国际通行的结构性存款，其在法律关系、业务实质、管理模式、会计处理、风险隔离等方面与非保本理财产品“代客理财”的资产管理属性存在本质差异，已纳入银行表内核算，视同存款管理，相应纳入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基金的缴纳范围，相关资产已按银监会规定计提了资本和拨备。近期对于高净值客户而言，可以将闲置资金短期放入流动性较好的货币基金和银行理财固收产品，于此同时将计划投资类固收的资金配置于例如并购基金的优先级、夹层等类固收产品中增强收益。

❽ 众多企业感融资"既贵又难" 银行的钱去哪儿了

今年一季度全国新增贷款规模超过3万亿元，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达116.88万亿元……看数字，流动性宽裕，实体经济不应“缺钱”。然而，目前仍有很多企业感到融资“既贵又难”。这一矛盾现象的背后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哪些因素阻塞了金融“血脉”？企业融资成本为何居高不下？
记者近日带着这些问题前往江苏、浙江、山西三省的5座城市，详细调查、采访了40家银行机构和42家企业，倾听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1.问总量——
信贷规模增，社会融资规模减，“表外转表内”影响资金面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人民币贷款新增3.79万亿元，同比多增2413亿元。对于这些数字，银行和企业有着自己的看法。
新增贷款算不算多？
农行南通分行副行长徐小飞认为，虽然今年一季度新增贷款规模创出历史次高，但这一数字不具备代表性。从银行的角度讲，往往会在上一年三四季度储备一批项目，并在一季度抓紧放款，早投放、早收益。之后贷款规模会逐步回归正常。
浙江嘉兴禾城农商银行副行长杨宗伟表示，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新增贷款规模也在相应提高，不断创出新高或者次新高是常态。因此，一季度的信贷数据并不让人意外。
从全国情况看，贷款在一季度集中释放后，确实有归于平稳的迹象。一季度，人民币贷款新增3.01万亿元，但4月份新增贷款仅为7747亿元，低于预期，也低于前三个月的平均水平。5月人民币贷款则增加8708亿元，略高于市场预期。
仅看贷款够不够？
在采访中，多位银行负责人表示，分析全社会的融资情况，不能仅仅看表内贷款，更要关注表外资金。
社会融资规模包括表内融资，即新增人民币贷款、新增外币贷款；表外融资，即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票据等。近年来，随着表外融资规模不断扩大，表内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有所下降，而表外融资占比相应上升。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51.4%，为年度历史最低水平。
对一些企业来说，也开始更多依赖于银行贷款之外的融资渠道。嘉兴城投集团财务部经理金云芬介绍，他们公司目前通过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融资租赁、信托产品等渠道的融资余额达50多亿元，已超过其银行贷款规模。
社会融资规模为何下滑？
资金紧不紧，社会融资规模更有说服力。央行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社会融资规模8.58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少5329亿元。
据分析，社会融资规模之所以减少，与“表外转表内”的结构变化有关：以信贷为代表的融资占比上升，而表外融资则不断萎缩。然而，表内融资增长却一时弥补不了表外业务减少的缺口。
嘉兴银行副行长章张海说，近两年来，各家银行相继开展了各类表外业务，且规模较大。今年企业普遍较谨慎，减少了大规模扩张，加之受监管因素影响，银行逐步收缩表外、同业业务，从而减少了社会融资规模。嘉兴银行今年以来的表外融资就下降了12亿元。
总体看，加强信托监管、严防影子银行、规范同业业务的政策文件近来陆续出台，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非银行信贷融资受到遏制，规模大幅下降。数据显示，今年1—3月，仅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汇票三类融资，累计就比去年同期减少4638亿元。
2.问结构——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企业抱怨贷不到款，银行感叹有钱贷不出
在调研中，众多银行和企业集中反映，融资难融资贵更多体现的是结构问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当前信贷存在结构性紧张，不同企业间苦乐不均，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仍身处融资难且贵的困境。
据了解，当前，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一方面企业的有效融资需求减少，另一方面银行的风险偏好下降，更加“惜贷”“慎贷”，部分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的难度在增加。
不缺钱的企业不贷款，缺钱的企业贷不到款——
在江苏、浙江，不少银行和企业坦言：现在企业普遍存在观望、等待情绪，越是经营状况好、不缺钱的企业越不敢投资，融资需求量少；而越是面临转型升级压力、资金链紧张的企业越需要信贷资金，而银行往往对这类企业避之不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章小平说：“现在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因此企业贷款需求下降，以我们为例，获得的银行总授信是30亿元，但目前只使用了不到7亿元。”
而在煤炭资源大省的山西，受到煤焦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更为明显。工商银行山西分行提供的数据显示，受到市场因素和经济不景气影响，山西众多洗煤厂、钢贸公司等小企业，面临亏损和倒闭。仅工行山西分行的煤炭上下游、钢贸行业小企业客户贷款就分别比高点时减少31亿元、4.1亿元。
“由于煤焦行业的不景气，部分企业出现信贷风险，今年总行已经收紧了我们的审批权限，信贷规模也缩减了。”建设银行山西分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安向明告诉记者。
缺钱的是哪些企业？中信银行嘉兴分行副行长吴永明说，现在缺钱的企业，一是正经受转型阵痛困扰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二是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盲目低水平扩张的企业，产能上来后，突遇市场环境恶化，收入难以维持正常贷款周转；三是主业“空心化”的企业，前两年以主业为平台融资投向房地产和矿产，遇到市场波动，资金链很紧。
银行风险偏好下降，纷纷追逐眼中的“优质客户”——
“前几天去一家公司，到那儿发现已经有3家银行在场了。”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分行行长无奈地说，“银行现在找客户的压力也很大。不放贷是坐以待毙，放贷有风险，但毕竟还有赚钱可能。”
银行基层分支机构大多抱怨，对将贷款投向何处感到茫然。比如在南通，纺织类和化工类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60%—70%，这些行业都是产能过剩行业，可以放心给贷款的企业就非常有限。
银行之所以如此，也不难理解，其目前面临的风险显而易见。吴永明说，经济下行使得银行的信贷质量承压，发生行业性、区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以嘉兴为例，以往过度融资、担保圈复杂、对外投资巨大的授信企业风险开始显现。
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成为吸收信贷资源的“海绵”——
企业抱怨贷不到款，银行感叹有钱贷不出。那么，新增的信贷资金都去哪了？调研中发现，银行资金又开始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回归。据江苏银监局调查，今年一季度江苏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新增1839亿元，同比多增300亿元。其中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行业贷款分别新增867亿元、691亿元。
多家银行负责人坦言：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收益率高、风险小，对资金价格不敏感，依然是银行眼中的“香饽饽”。如常熟市保障房开发建设公司去年成立，作为国有独资公司主要从事城中村改造，已是银行较为关注的客户。目前已经获得银行8—10年的中长期授信26.5亿元，利率在基准利率水平下浮10%。

❾ 为何GDP未与社会融资总量同行

近年来，随着直接融资快速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作用显著增强，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大量增加，社会融资总量逐渐替代新增人民币贷款成为衡量金融与经济关系的重要指标。一直以来，理论与实证研究均得出社会融资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社会融资总量的增加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今年以来，在社会融资总量保持迅速增长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却依然乏力，社会融资总量数据与实体经济表现出现矛盾，原因何在？我以为有以下几点。
社会融资总量与实体经济表现矛盾的原因
首先，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是相对GDP未来上涨的一个超前性因素。一方面，资金由金融体系流向实体经济需要一定时间；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资金运用对经济产生效果更需要相当时间才会显现。如一些基建项目通常期限较长，投资效果需要长时间才会显现。今年，受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GDP增速出现一定回落，但是从社会融资总量这个先前指标来看，预计下半年GDP增速会有所反弹。
其次，社会融资规模的快速增长，并没有有效传导到经济发展之中，并没有完全流入实体经济转化为投资。这又有三种情况：
第一，新增社会融资总量中信托、发债筹措的资金占比不断上升，而一些企业正是利用信托、企业债等间接融资形式获得的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以新债替换旧债，较多融资用于展期。
第二，金融市场双轨制使得跨市场套利机会增加，如银行信贷、信托产品、企业债、民间信贷等收益率间存在较大套利空间，导致一些在融资上存在优势的企业，将获得的融资资金进一步放贷、投资金融产品等。这样，部分融资资金投向了金融市场，而非用于生产性投资，社会融资总量提高，但实际经济却未见增长。
第三，经济下行时期，一些企业对未来经济缺乏信心，往往选择“囤钱”观望，而非增加投资。如房地产业，过去房地产业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而目前考虑到政府对房地产调控态度依然坚决，限购措施不断出台等因素，尽管房地产业获得大量社会融资，但这些融资实际上也并非增加了投资。
再次，在当前经济发展放缓、内生动力不足的形势下，中小企业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其发展成为关键。而目前，从社会融资流向来看，更多的社会融资流入了政府融资平台和大型国有企业，基建和地产融资多增的部分占全部多增量的70%以上，中小企业融资仍然不足，即使获得少量融资，也会选择持有现金应对经济下滑，经营困境依然未摆脱，导致整个经济发展乏力。
最后，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会下降，同样的经济增长往往需要更多的融资，这也成为GDP上升不明显的一个原因所在。
应对“矛盾”的政策建议
对于社会融资总量快速增加而实体增速下行的矛盾表现，笔者有如下政策建议：首
先，解决社会融资总量快速增加，经济却依然下行的根本在于确保社会融资全然有效传导到实体经济。因此要根据不同融资渠道的资金使用效益，理顺社会融资结构，加强资金投向管理，确保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不要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
其次，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融资规模的增加可能蕴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因此规范社会融资增长总量与结构有很强必要性。如果企业最终没有将融资全部用于投资和经营，那么不断增长的社会融资规模，意味着实体经济在不断增加杠杆，而一旦融资渠道被切断，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就可能爆发。
再次，坚持不懈地推动深层次结构改革和制度改革。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各种考验，信贷政策异常宽松，企业运行疲软，实体经济复苏乏力，经济持续下滑；通胀有所回落，房价却节节攀升；需求凸显低迷，产能过剩非常严重等等。种种矛盾与困局表明，中国经济重新恢复活力面临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