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薄弱地区

①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三农”金融服务

“三农”工作关系国计民生，历来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加快农村改革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对于加强和改善“三农”金融服务提供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但也要看到，“三农”金融服务仍然是我国金融服务中比较薄弱的地带，“三农”金融发展中仍存在不少两难问题。笔者认为，做好新形势下的“三农”金融服务，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问题，努力把“三农”金融服务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首先，要处理好商业化经营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这是困扰“三农”金融服务的根本问题。笔者认为，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应该坚守两个底线：一个是党和国家要求的社会责任底线。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开展“三农”金融服务，是履行国有资本意志的必然要求，不能单纯地追求利润最大化，风险偏好也要建立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另一个是商业化经营要求的保本底线。实践证明，不计成本、不讲风险地服务“三农”，会挫伤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也会削弱金融机构的长期服务能力。
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过程中，应当将这两个底线有机地统一起来。一是坚持以发展带动服务“三农”能力提升。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商业化服务“三农”的新路子，寓服务于发展之中。二是努力寻求商业化经营和践行社会责任的结合点与平衡点。在对外服务上，金融机构要积极运用商业金融模式支持政策性、公益性强的“三农”发展事业；在考评机制设计上，金融机构在考核基层机构点均、人均业务量和效益时，可探索加入对服务“三农”社会责任相关指标的考量，引导金融机构积极主动地服务“三农”。三是树立和增强“雪中送炭”的责任感。比如，在西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区，虽然经营成本较高，但当地群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和愿望仍然较强，金融机构应坚持在这些地区设立多种服务网点，以发扬和体现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其次，要处理好关于统筹管理和放权搞活的关系。“三农”客户具有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区域差异显著、信息不对称等特征，难以与一些金融机构过于集约化的经营体制相适应，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妥善处理好统筹管理和放权搞活的关系，以进一步贴近市场、贴近“三农”，提高“三农”金融服务的效率。
一是厘清各级机构的职能分工。金融机构要深入基层、员工和客户，理清哪些事项需要总部统筹管理，哪些需要放权到分支机构，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各级机构的经营管理权限。二是积极稳妥地推动适度简政放权。金融机构可以采取“试点-评估-优化-推广”的方式，做到既放权于基层，缩短管理和决策链条，又“放而不乱”、风险可控。三是要做好管控引导。在具体经营事项交由分支机构负责的同时，金融机构总部也要切实加强管理、督导，形成服务“三农”的整体合力。
第三，要处理好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关系。能不能科学而艺术地把握好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的平衡点，是决定“三农”金融服务成败的关键，最能考验出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坚守“三农”业务发展的风险底线。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的过程中，必须始终绷紧风险控制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任何时候都要将不良贷款控制在能“承受”范围内。二是适度提高对“三农”业务的风险容忍度。金融机构应通过优化调整经济增加值、内部转移定价等管理考核指标，打消基层机构服务“三农”的顾虑。监管部门也应坚持差别监管，适当放宽“三农”业务不良贷款等考核指标的监管标准。三是切实加强“三农”业务专业化风险管控能力。这是应对“三农”金融业务风险大的根本之道。
第四，要处理好资源投入和效益产出的关系。现阶段，农村金融资源投入大、经营成本高、效益产出低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对“三农”和县域市场增加资源投入的积极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努力。
一方面，金融机构要以战略眼光来审视和衡量“三农”金融业务。金融机构要从近景、中景、远景等不同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发掘“三农”业务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效益，做好资源投入的总体规划。另一方面，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增加农村金融资源投入的外部环境。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好对农村金融服务的各类财税、保险、货币和监管政策支持，强化正向激励。
此外，在发展创新型“三农”金融业务方面，一是要推动服务模式创新。重点是要强化城乡联动、行司联动、境内外联动，提供信贷、发债、票据、租赁、理财、保险等跨领域金融服务，构建新型综合化农村金融服务新模式。二是要推动产品创新。近年来，“三农”金融产品创新聚焦在破除农村抵押担保瓶颈上。农业银行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2009年推出了林权抵押贷款，近三年来累计投放林权抵押贷款172亿元。2014年，农行又率先在同业中推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三是要推动技术创新。当前要着力把互联网金融的理念、技术和产品运用到“三农”金融服务中。

② 中国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现状与态势

一、当前宏观金融形势总体运行平稳，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隐忧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增长，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对外贸易增势强劲，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当前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但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投资需求膨胀过快、货币信贷增长偏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

据初步统计，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3.18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7.90万亿元，同比增长20.66％，本外币贷款一季度新增9122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8342亿元，同比多增238亿元。为了防止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引发通货膨胀或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新的银行不良贷款，防范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将自4月25日开始再次提高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实行差别准备金率制度和再贷款浮息政策等。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提高了央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货币供应量增幅偏快，今年以来M1和M2实际数据均高于预测；信贷增长速度偏快，比年初预期高出10个百分点。提高存款准备金的政策，将有助于控制货币投放和贷款增加速度，保证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第二，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例依然过低，间接融资比重过高。虽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证券市场不发达，企业直接融资困难，直接筹资不便利的问题，但是如此高的间接融资比例为全社会的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控制带来一定的难度。第三，M2占GDP的比重过高，到2003年，我国M2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200％，这种高比例除了在极其个别的国家外，在全球范围内是没有的。虽然中国经济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但是过大的M2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融资过多依靠银行体系，风险集中度偏高。第四，总储蓄率依然偏高。2003年我国的总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到47％，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需求所占比重有待进一步提高。上述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首先，金融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证券期货市场、货币市场和银行间外汇市场。其次，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不仅包括商业银行、社会保障基金、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自2003年起，还引入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市场产品的逐步多样化，不仅包括金融债、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公司股本和债务性债券，而且在证券和银行业产品方面不断推陈出新。ABS、MBS和CDO等银行类创新产品、开放式基金等证券类创新产品都有强烈的需求。第四，跨市场的金融创新产品不断出现，例如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等。

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是存在产品匮乏、简单化的问题，金融深化程度还不足，在不少方面还存在创新压抑的现象和问题。

三、经济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要求我国金融市场必须进一步发展，要求有关部门适应形势，转变观念。与此同时，金融产品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变

首先，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随着国民待遇的实现，市场准入的逐步放松，金融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将进一步加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和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均要求我国必须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其次，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经济全球化的不断进展，2003年我国经济贸易依存度已达60％。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国际业务，客观上需要我国的金融机构为企业公司客户提供包括套期保值、风险控制、外汇理财等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服务。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第三，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取消不适宜的外汇管制措施，最终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些都要求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金融产品要进一步多样化。这一点在有关文件中明确为要发展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

四、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我国在金融产品的创新过程中，虽然曾经有过一些挫折，但是今后必须充分重视金融产品创新工作，不可因噎废食。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好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健全规则制定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采用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方式加以规范金融创新产品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开放的初期阶段，由于人才不足、技术不新、管理薄弱以及在监管方面存在的不足，我国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曾经走过一些弯路，导致一些产品的废止和有问题的金融机构的关闭。金融业产品和其他行业产品一样，在创新过程中也需要经历一定的学习过程、人才培养过程、机构成长过程、市场成熟过程以及监管发展的过程。某些条件不成熟时，可能会引发一些风险。另外，对于有问题金融机构的关闭，也暴露出我国法律体系上的一些薄弱环节，例如在破产关闭上还存在相当大的难题。

当然，不同的决策部门和不同的专家学者会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监管思路和发展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存在历史弯路，因此在发展新的金融产品时，必须要先建立规则，充分借鉴国际经验。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实践中是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国际范围内的经验和教训并不相同，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英美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以及韩日模式就存在比较大的差别，有需要进一步分析、判断并加以选择的过程。

另外，在缺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规则，往往花费很长时间，甚至始终不得出台，建立的规则其可操作性和健全性有待进一步观察。从方法论上看，一切必先建规则才能实践，也有悖于人类通过实践提高认识的客观规律。在现阶段可以采取的方法，可能更多可以借鉴产业政策的有关做法，通过设立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方法加以规范和解决。对于那些国际范围内较为成熟产品，对于那些具有较强风险控制能力的金融机构在开展创新业务时，采取负面清单的做法，也就是说“未经法律明确禁止的业务品种，均可以开发”。对于那些不是十分成熟，有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金融产品，采取正面清单的方式加以规范。

在金融创新产品的过程中，要合理明确金融产品的定位。注意区分面向机构投资者和面向居民个人的产品。鉴于机构投资者一般拥有机构优势，有较强的分析判断和抗风险能力，由此面向机构投资者的产品在许可上可以更为宽松。面向居民个人的金融产品在准入方面应更为谨慎，在信息披露和监管方面应更严格要求。其中，针对高端客户的金融创新产品应和普遍服务的金融创新产品应有所差别。此外，对于一些包括衍生产品在内的定价和风险控制更为复杂的面向复杂型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产品，也需要在监管上加以区别对待。

金融创新产品的发展将为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转化提供可能。以银行业创新产品为例，目前资产方管理就逐步出现了消费信贷、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打包进行证券化处理以及信贷风险的转让等新的金融产品。负债方管理，可以看到储蓄替代产品的不断出现，例如基金产品、证券投资产品、保险产品等。此外，收费类业务发展方兴未艾。在国际范围之内，人们已经不再把银行仅仅视作从事存贷汇业务的机构，更多人看到了银行是拥有庞大网络分支系统的商业与服务骨架，越来越将银行看作具有应对多种产品能力的销售和服务网络，同时把金融服务看作是由电子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进行信息加工业务。

五、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和业务交叉性产品的不断出现，日益要求树立功能监管观念，适应形势，加强协调。

在建立了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之后，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功能监管的格局，为金融业的稳健发展和金融风险的有效防范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应该看到，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客观上要求金融资源能够在不同的市场之间进行合理有效配置。因此，我们观察到，一些交叉业务的需求逐步产生，例如公司客户在贷款需求的基础上，有更多的投资理财、套期保值、保险业务的需求，居民个人在存款需求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消费信贷、住房贷款、甚至投资理财、养老保险等多种需求。交叉业务的产生和发展为改变不合理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带来了新的可能。

业务品种的交叉客观上要求机构具备更加全面的服务功能。从中国当前实际情况看，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和发展事实上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应该说金融机构广泛的网络分支机构、所掌握的长期的特殊的客户信息资料都为业务交叉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资源共享的要求，过去的一些根据“出生证”由谁来发放而画地为牢式的监管理念已受到冲击。事实上，功能监管、机构准入和业务产品发展之间不需要相互设置障碍。随着经济发展，不论机构设立该由谁来审批，都不应阻碍有市场需求的业务创新。功能监管和业务发展之间并不必然发生矛盾。监管机构已在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转变观念，加强协调。此外，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中也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与三家监管机构之间要进一步加强协调，这一趋势在有关立法中已有所体现。

六、外资银行的内在优势使得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外资银行的发展应配合宏观金融形势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为我国金融体系的完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风险控制、风险管理、信贷文化、决策程序、激励机制以及资产管理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优势，外资银行发展空间巨大，特别是在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和产品发展方面潜力很大。

外资银行的发展也应考虑配合中国宏观金融形势的需要。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潜力存在一定的差异。外资银行可更多关注中国经济转轨中一些薄弱市场和产品、薄弱环节的发展，关注经济结构的变迁，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支持大西北的建设，与中资金融机构既有竞争，也是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我们还希望在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能够更加配合中国宏观金融形势需要，不仅在顺利周期阶段，共享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收益，也能够在逆境周期阶段，甚至危机期间，坚持长期经营、追求长远利益，这也是今年二月国际清算银行会议上大家讨论和研究的一个题目。

③ 刘光溪：《发展小金融 铸就大事业》

发展小金融 铸就大事业 2015年 中国金融
—云南大力发展小微金融的重要意义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金融业发展如同缤彩纷呈的生物界一样，是一个分层有序的发展格局，以满足不同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需求。发达国家金融体系既有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也有中型地方性金融机构，但更多的是数量上占优的小微金融组织。大型金融集团主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满足国家对外发展战略的需要。地方性金融机构主要在州内从事经营活动，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小微金融组织主要对社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促进经济薄弱领域和落后地区的开发。这些金融体系如同一个完整生态系统，形成不同的自然分工，充分发挥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功能，成为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推手。发达国家金融服务体系形成这样一个有机统一体，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长期实践积累所形成的结果。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毫无疑问借鉴了这样有效的金融发展模式，迅速地推动了资本积累与积聚，在较短时间里完成了工业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大国，如果要想缩短工业化进程，借鉴发达国家金融业发展经验，可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攻效。
中国30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主要形成以国有大中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大金融体系，并没有改变大一统金融体制下金融资源上沉和上移的状况，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区域二元金融和城乡二元金融成为必然。金融是经济腾飞的引擎，中国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就必须打破大金融体系一统天下的现状，在金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大力培育适合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小微金融，形成分层有序、分工互补的现代金融体系，既支持大项目大投资的建设，也支持三农经济、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才能加速推进贫困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为此，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培育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小金融机构发展，建立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的融资机制”，党的十八大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多次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小微型金融机构，形成小金融大经济，小金融大产业，小金融大事业，小金融大发展和小金融大世界的发展格局。
一、小微金融所蕴含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内涵
国家高度重视小微金融的发展，主要是现有大金融体系导致经济薄弱领域和经济落后地区金融服务空心化，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大力培育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合作银行及私募股权基金等小微金融，促进当地经济开发与开放，成为这些地区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重要选择。
（一）小微金融是一种内生性金融服务需求
小微金融主要诞生在农村地区、落后地区以及其它金融服务薄弱领域。这些区域的货币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虽然较低，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金融剩余，为各种小微金融的诞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这些区域普遍处于经济起飞的前期阶段和准备阶段，需要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功能，才能加速资本与财富的积累。小微金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根据市场需求自发产生的民间金融，它的出现较好地弥补了这些区域大中金融普遍缺乏所留下的金融服务空白，主要体现出草根性、基层性和内生性的信用本质，是金融发展的原生态模式。
（二）小微金融大多是一种关系型融资模式
经济薄弱区域的客户零星分散或者规模较小，信用信息分散且流动相对滞后，总体资金需求量较大，但数量分散，需要大量小额、流动性较高的金融服务，这无疑加大了大中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在金融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大多数大中金融机构并不对这些区域提供金融服务，仅仅是象征性履行一定社会责任。小微金融作为一种诞生于当地、发展立足于当地的金融机构，经营规模相对较小，所能承受的风险也较低，但具有机动灵活的经营特点，很容易与农户、中小微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这是一种基于信誉、血缘、地缘、友缘的关系型融资，主要是长期与当地借款人合作，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相互了解关系，从而能够准确判断这些客户的信用信息和信用能力，提供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融资，有效地解决了经济金融薄弱区域信贷市场上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信贷配给，成为这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手。
（三）小微金融是金融市场化最彻底领域
经济薄弱区域既是大中金融机构不愿意或者不可能提供的服务对象，更是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鞭长莫及的地区。这些区域所诞生的小微金融机构以各种身份从事信用融资活动，不存在国家统一的监管限制，市场准入门槛较低或者根本不存在市场准入限制，主要是根据市场需求成立不同的金融组织，设计出不同的金融产品，资金成本借贷双方自主决定，融资模式和服务方式根据借贷双方需要自行设计，满足不同融资对象的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小微金融经营活动真正体现了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即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市场原则，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化最直接、最彻底的区域。这些区域虽然普遍存在高利贷融资现象，产生了一定金融风险，但主要是信用资金极度匮乏所造成。只有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区域所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四）小微金融是现代金融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完整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如同有机统一的生物系统，形成不同自然分工，满足不同融资主体的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大金融主要为大项目、大投资和大企业服务，小微金融主要为经济薄弱区域和小微企业提供服务。在大多数小微企业成长过程中，其孵化早期融资主要依赖于小微金融机构如私募股权、互联互保、担保公司、互助性资金等提供金融支持。即使当小微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大多数主要从中小银行机构获得资金支持。这主要是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大中金融机构与中小微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不符合其规模经营的特点，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并不一定获得较好收益。相反地，小微金融作为一种诞生于当地的内生性金融组织，长期与当地客户建立合作关系，成为企业孵化阶段和成长早期阶段最主要的资金支持者，是现代金融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五）小微金融是普惠金融的主要载体
中国30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主要是形成国有大金融的发展格局。这是两方面原因所造成，一是我国经济体制是在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上进行渐近式改革，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主要坚持了风险优先的监管原则，认为金融风险的出现主要来自民间、民营金融机构，从而严格限制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二是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起飞的前期阶段，需要在较短时间里聚积一定的经济金融剩余，建立强大的民族大工业，这必然导致经济金融二元结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造成经济落后区域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压抑，国家通过金融管制严格限制民间金融的发展。这种扭曲的制度安排导致地下金融、灰色金融普遍存在，满足经济薄弱区域的金融服务需求。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逐步加深了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本质认识，引导这些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经营，建立各种类型的小微金融机构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小微金融因此成为普惠金融的主要载体，是进一步释放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红利。
二、现阶段大力发展小微金融意义重大
小微金融具有大型金融所不具备的优势，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国家近年来也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大力扶持小微金融的发展。地方政府试点各类小微金融机构，并通过税收优惠、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等方式，鼓励和引导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国家和地方两级政府高度重视小微金融机构发展，主要是由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亟需小微金融提供服务。
（一）发展小微金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生性需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工业化半道爬坡的“十字路口”，发达地区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其它地区普遍进入了工业化前期阶段。这是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攻坚期和关键期，国家为此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这意味着未来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既需要大金融推动大投资和大开发，促进大发展和大开放，更需要充分发挥小微金融的特点和特色，为经济薄弱区域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促进这些地区的企业转制、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诞生了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需求，成为小微金融发展重要契机，主要是与现有大金融体系，共同形成一种分层有序的金融发展态势，合力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
（二）发展小微金融是消除区域生产力不平衡关键环节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小康社会加快推进阶段，并没有改变近百年来所形成的二元经济发展现状。东部与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严重的区域生产力不平衡。如果不改变这种区域生产力不平衡发展的现状，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必定落空，同时也会加大各种社会矛盾，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中国要消除区域生产力不平衡，关键是如何加快经济薄弱地区的发展，彻底改变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状况。这些区域的大金融体系作为一种外来式的金融组织，主要是为当地信用资金外流提供便利化，加剧了这些区域贫困循环累积马态效应的形成，进一步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要加快推进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各种内生性的小微金融机构，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配置作用，形成一定资本积累的扩散效应，才能逐步改变落后地区生产力不发达现状，缩短与发达地区生产力的差距。
（三）发展小微金融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升级的重要力量
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辉煌成就，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对大一统金融体制的改革，形成以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机构为主体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这些全国性金融组织充分地发挥了资金积聚和资金调剂的资源配置功能，为农村经济金融剩余反哺城市、西部经济金融剩余反哺东部提供了便利条件，迅速地促进了这些区域的资本和财富的集中，在较短时间成长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这样大金融体系主要为大中城市、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加剧了落后地区、农村地区信用资金的流出，进一步导致区域生产力不平衡发展。在商业化经营的前提条件下，国家强制要求大型金融机构为经济薄弱区域提供金融服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这从制度安排上需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大力发展各种政策性或者商业性的小微金融机构，与大型金融形成分工不同、相互补充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满足经济薄弱区域所产生的金融服务需求，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四）发展小微金融是实现金融改革红利的重点领域
中国30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横向层面，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成为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实际控制者。这些部门通过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对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的金融资源进行控制。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不仅造成金融资源上移、上浮的发展现状，更为重要的是造成金融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错配，难以完全发挥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功能，满足贴近市场、贴近基层实体经济的差异化金融需求，导致经济运行成本的增加，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动力。中国经济发展要想百尺竿头，需要对这种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推动金融发展的重心下沉、下移，主要是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种小微金融机构，实现供求在市场、定价在市场，调节在市场，让实体经济分享到金融体制改革红利所带来的实惠。
（五）发展小微金融是县域经济和三农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县域经济、三农经济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和三农经济的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确定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这些经济金融政策主要是在现有的大金融体系下进行安排使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种可持续的长效机制，难以真正解决经济薄弱区域面临金融服务缺失的问题。对于这些经济金融薄弱区域，关键在于通过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特别是要推动放权让利的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引导民间资金设立各类小微金融机构，形成多层次、适度竞争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满足县域经济、三农经济内生性的金融服务需求，解决县域正规金融高度压抑、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二元现状，破解县域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推动县域经济、三农经济可持续发展、跨越式发展。
（六）发展小微金融是强化普及金融可获得性和惠及民生及促进公平的重要动力
中国改革已经步入河中咽喉的深水区，体制不畅机制不灵严重制约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对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形成了种种约束。特别是在金融体制领域，其市场化程度远远低于实体经济，主要是延续了大一统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金融发展格局，金融业发展仍然没有突破姓国姓民、姓公姓私的思想障碍和制度障碍，人为制造了所谓的民间非法集资、非法借贷、非法合会等非正规金融现象。民间资金普遍走入地下、进入所谓的黑色和灰色领域经营。结果，经济薄弱区域不能与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一样公平获得所需要的金融发展资源，而民间资金不能享受真正国民待遇，存在种种歧视性政策，这与外资金融机构享受超国民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打破传统思想观念上的认识误区，合理引导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解决中国现阶段经济薄弱区域融资服务缺失，是惠及民生和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推手，是中国下一阶段推进体制改革最大的红利和动力。
三、云南现阶段迫切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小微金融
云南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实现了较快发展，但普遍落后于东部、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也只是处于中游水平。云南到2020年要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功能，改变目前二元金融对二元经济形成的瓶颈制约。
（一）云南刚进入工业化前期阶段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小微金融
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步入了工业化前期阶段，这是一个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截至2012年末，云南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达到3531美元，三次产业结构占比分别为16%、42.9%和41.1%，城镇化率为39.31%，经济货币化程度为1.79，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为12%。上述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表明云南开始迈入工业化起飞重要阶段，这是快速提升现有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经营水平的关键时期。金融是经济腾飞的引擎，云南现阶段发展需要大力发挥金融的功能与作用，特别是要培育各类小微金融组织，弥补现有大金融体系所留下的服务空白，推动经济薄弱区域的市场化水平，促进市场分工与交换，缩短向现代化社会迈入的进程。
（二）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小微金融
云南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是沿边开放开发的重点区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1年5月，国家发布云南桥头堡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把昆明建设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国家提出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主要考虑到云南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更是金融发展整体落后的区域。云南要把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转化成为经济竞争优势，需要大力发挥金融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功能，为打造区域性国际交通大通道、物流大通道、信息大通道和资金结算大通道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为高原特色农业、园区经济、民营经济、县域经济以及全面推动城镇化建设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撑。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作为桥头堡建设的重要支撑，主要是争取国家金融政策的优惠倾斜，既要吸引大中金融机构入住云南，更要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设立各式各样的小微金融机构，与现有大金融体系形成有效补充，形成一定的金融聚集效应，推动产业与金融有效对接和融合，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服务需求，共同推进桥头堡建设，把云南培育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云南长期形成二元金融发展状态需要大力发展小微金融
金融与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云南经济社会虽然整体进入了经济起飞的发展阶段，但存在较为严重的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2012年，昆明、曲靖、玉溪、红河四州市的GDP、存款和贷款占全省的比重为51.26%、70%和74%。其中昆明市GDP、贷款占全省比重分别为24.27%和59%。相比较之下，云南其它12个州市的存贷比低于65%，其中昭通、版纳、红河的存货比分别为52%、56%、57%，而昆明市的存贷比高达90%。对县级银行资源而言，特别是经济落后县份的存贷比长期维持在25%和40%之间。对于这些经济金融薄弱领域，只有加快发展小微金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经济发展现状。
（四）云南近年来小微金融成功实践为大力发展小微金融提供了经验
为了改变二元金融对二元经济所形成的硬约束，云南近年来积极尝试发展各类小微金融机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截至2012年末，云南省小额贷款公司484家，股权投资基金类企业174家，村镇银行36家，农村合作银行4家，农村资金互助社超过100家。这些内生性的小微金融机构作为大型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主要为经济薄弱区域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实现了诞生于当地，服务于当地的发展要求。云南小微金融发展突破了传统国有金融一统天下的发展局面，大力吸引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合理引导所谓的地下金融、灰色金融向阳光化和规范化经营的转变，进一步减轻民间金融风险对现有小微金融的冲击和负面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二元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瓶颈制约，为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转变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
（五）大力培育发展小微金融是云南深化金融市场导向改革的必然选择
云南作为我国欠发达地区，不仅在纵向层面存在较为严重的二元金融，还在横断层面存在更加严重的金融垄断现象。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的存款和贷款占全省比重超过70%。而令人吃惊的是，这几家大金融机构恰恰是县域一级最为主要的金融机构，它们在所谓的商业化和股份制改造的条件下，把资源向昆明地区及其它发达地区集中，农村信用社也存在较为普遍的脱农进城发展趋势。这无疑加剧了基层金融服务缺失，进一步加大了云南落后地区与经济相对发达之间的差距。云南县域一级普遍存在大金融体系一统天下的发展格局，如果不打破这种金融垄断现象，只会加剧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因此，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各种小微金融，逐步形成适度竞争的金融市场主体，解决金融资源上沉、上移所导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错配，为云南推动地方金融、沿边金融、跨境金融市场化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四、云南大力发展小微金融的几点建议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云南要实现跨越发展，就必须消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67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3〕87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两文件精神，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小微金融机构，弥补大中金融所留下的金融服务空白，满足不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配置和引导作用，才能实现城乡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一）从思想上改变金融机构必须国营国有的经营观念
金融风险的出现与所有制无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要逐步打破国有与民营的分别界限，消除所有制认识误区在金融领域的负面影响，合理地引导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各种小微金融机构，消除基层金融高度压抑状态。
（二）破除政策法律方面的体制机制隐性障碍
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管理者，需要推动放权让利的金融体制改革，降低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消除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完善金融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加快推进小微金融管理制度建设，为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机构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三）赋予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调控权
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调控权、监管权和发展权，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地方性金融管理部门，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有效地对各种小微金融机构进行引导和管理，与国家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形成分层有序的金融管理体系，共同推动民营金融机构发展。
（四）地方政府要优化小微金融发展环境
地方政府部门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整合金融信息资源，实现信用信息共享，推进地方信用体系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推动建立小微金融机构运行的监测预警机制，做好融资动态跟踪，确保小微金融机构稳定运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建立小微金融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小微金融机构经营负担。制订小微金融机构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拓宽薄弱领域、薄弱地区的融资渠道，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补贴。
（五）大型金融机构要培育和发展小微金融机构
大型金融机构要充分利用多年积累的经营管理经验，在内控制度建设、金融人才培训、信用资金风险控制等方面，对小微金融机构提供业务指导和帮助，推动小微金融机构规范化经营。与小微金融机构签订合作协议，解决因突发性流动性不足而面临的经营危机。利用资金支付结算网络，帮助小微金融机构支付结算提供便利化服务。利用金融产品创新的经验，为小微金融机构提供业务指导，避免因经营管理能力不足而导致新的金融风险。
（六）大力培育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
一是大力培育和鼓励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民营金融机构，在可能情况推动小贷公司能够享受到金融机构的税收优惠待遇。二是充分利用不同企业组织结构的优点，鼓励民间资本主发起建立股权多样化的民营银行、民营保险等金融组织，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经营，力争成为全国民营金融机构改革发展的试点示范区域。三是大力发展资金互助社等小微型金融机构，尽可能引导向社区银行的方向转变，增加为“三农”经济服务的造血功能。四是引导典当等具有抵押融资功能的民营金融机构，探索其转换成为抵押银行的新路子，进一步发挥其抵押担保的融资功能。
（七）进一步加快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农村地区四权抵押试点，构建四权流转登记、评估、交易的流转市场，提升农村农户信用能力，加速农村地区资本的积累。大力发展信用中介服务机构。支持推进现代支付系统建设，形成高效的信息支持系统。鼓励农户建立专业性小微信用合作社，提升农村地区货币化水平，进一步推动农村地区长期投资和资本积累。

④ 中央财政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暂行办法

中央财政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了加强和规范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以下简称补贴资金）管理，支持金融机构主动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稳步扩大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促进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符合规定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可以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享受中央财政按照贷款平均余额一定比例给予的定向费用补贴。
本办法所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批准设立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农村金融机构。
本办法所称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是指根据银监会统计和认定所确定的西部偏远地区乡（镇），由财政部另行发布。
本办法所称贷款平均余额，是指金融机构（网点）该年度每季度末贷款余额的平均值，即每季度末贷款余额之和除以季度数。具体统计口径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统计制度》及相关规定为准。如果金融机构（网点）为当年新设，则贷款平均余额为其设立之日起的每季度末贷款余额的平均值。
第三条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工作遵循政府扶持、商业运作、风险可控、管理到位的基本原则。
政府扶持，是指财政部建立定向费用补贴制度，促进金融机构加大支农力度，实现持续发展。
商业运作，是指金融机构按商业经营规律，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风险可控，是指金融机构在加大贷款投放的同时，应当加强内部管理，改善经营指标，控制相关风险。
管理到位，是指财政部门规范补贴资金管理，严格审核，及时拨付，加强监督检查，保证资金安全和政策实施效果。
第四条地方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安排地方补贴资金，加大补贴政策力度，更好地促进农村金融发展。 第五条中央财政对当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的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当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年末存贷比高于50%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当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
第六条中央财政对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按其当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不重复享受补贴。
第七条补贴资金于下一年度拨付，纳入金融机构收入核算。

⑤ 哪位高人能较具体的分析一下安徽的经济发展概况及趋势

致安徽经济发展的十点建议！

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实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被国家冷落三十年的安徽终于第一次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代，安徽终于迎来大发展的机遇，《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示范区规划》国家给安徽制定战略定位发展如下：

一、规划范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范围为安徽省长江流域，主要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九市全境和六安市的舒城县、金安区，共59个县(市、区)，辐射安徽全省，对接长三角地区。2008年规划区人口3058万人，地区生产总值58l8亿元，分别占安徽省的45％和66％。《规划》提出，到2015年，示范区经济总量大幅提高，地区生产总值比2008年翻一番以上，城镇化率达到55%，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开放合作不断加强，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人居环境更加良好，长江、巢湖水质改善。到2020年，示范区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自主创新水平居全国前列，生态环境优美，与长三角分工合作、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成为安徽乃至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带。

二、产业空间格局：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将构建“一轴双核两翼”的产业空间格局，“一轴”包括安庆、池州、铜陵、巢湖、芜湖、马鞍山6个沿江市，这是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轴线；“双核”指合肥、芜湖，这是我省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两大增长极，是承接产业转移的核心区域；“两翼”包括滁州和宣城市，着力打造承接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产业专业的前沿地带。

三、产业承接发展重点：围绕产业升级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吸纳资本、技术、人才、品牌等要素，明确了皖江城市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方向。重点从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提升原材料产业，加速壮大轻纺产业，着力培育高技术产业，积极发展与长三角联系紧密的现代服务业，建设现代农业等方面提出了产业承接发展的重点。

如今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正处于全面转型，跨越发展，厚积薄发，加速崛起的新时期，安徽迎来大发展时刻，沉睡多年战略定位徘徊不前的安徽终于有了明确清晰的发展方向，安徽正处于厚积薄发，加速崛起的阶段，不可否认，安徽仍然是不发达地区，仍有诸多制约安徽大发展的因素,安徽大发展应具备以下十点建议：

1、打造廉洁高效具备现代服务意识的政府

省内官场浮夸风、“假、大、空”十分盛行，实干作风非常薄弱，贪腐前仆后继，买官卖官、官场裙带风、家族化盛行 ；需要花很大力气改善和铁腕清除官场跑官买官不作为等萎靡作风，铲除乱作为官员，展示安徽新形象，打造小政府、大社会，比发达地区更高效率的办事服务意识和思维模式。

2、推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政策,积极吸纳人才的战略

一份网上统计资料显示：安徽对高校毕业生吸纳能力太弱，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山东等省市，是接纳安徽毕业生主要流向地区。尤其是博士生和硕士生，流出率竟分别达到了78.73%和79.30%”。

21世纪大发展的前提就是人才战略,在全球WEB2.0时代, 落后地区寻求大发展，必须拥有比发达地区更加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思维理念，清除与时代发展脱节的年龄偏大公职人员,积极推行吸纳人才战略,突破一切阻力，向全国公开招贤纳士，推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政策,开动和引导政府和民间一切力量与智慧千方百计找差距、寻思路、重民生、求发展,安徽大发展更需要詹夏来这样实干型的领头人。

3、创造稳定透明的法律环境，

建立公平、透明的制度环境，开展打击权力寻租活动，严肃惩处违法、违规、违纪的政府机构或政府公务人员个人的征敛、收缴行为，使政府的分配行为与其行政职能相对应，抑制腐败的孳生。逐步减少和淡化行政部门的权力，使其权力行为转变为服务行为。要加强对公职人员的制度约束。

建立积极稳定透明的法律环境中，更能为现代商业社会体系服务。使软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成为地区软实力的代表。

4、建立皖南旅游区

以合肥为中心的高速和高铁正在建立，而两山一湖（黄山、九华山、太平湖）的这片中国最丰富的皖南旅游区通向长三角中心城市交通依然不完善，应尽早联合苏浙沪向国家申请立项沪芜城际铁路，（上海-湖州-广德-宣城-芜湖，约260公里,这条城际铁路并与宁杭、宁安城际铁路相连），同时在沪芜城际铁路广德段扩建至黄山的快速铁路支线（广德-宁国-绩溪-黄山），把皖南最丰富的旅游区（黄山、池州、宣城）建设成为上海、南京、杭州三极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1-2小时交通圈，从而皖南地区与长三角中心城市步入”同城效应”时代；

从城市区域化发展来看主要表现为集聚→中心化→扩散→中心城市→重新集聚→扩散→城市群的演化路径，因此，皖南旅游区与上海、南京、杭州城市群处在1-2小时交通圈内，正处于城市区域发展的“重新集聚”阶段，因此，城市圈的发展的前提必定是更快捷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地理空间的缩短必定带来深层次的多重互动，从而更易接受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强大的辐射功能，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相互交往的“集聚效应”作用，同时，交通的便利更能向长三角展示灿烂的徽文化、文房四宝、徽派建筑、徽学、徽墨等中国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5、建造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平台

安徽拥有众多的文化资源，名人故里数不胜数、灿烂的徽文化、悦耳动听的黄梅戏；特别是仅次于京剧的黄梅戏，因官僚主义排挤人才的多种因素,黄梅戏如今已下滑到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凋零状态!相对于昆剧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年世博会大放异彩，黄梅戏已经在文化产业中已经边缘化了。

振兴文化产业，大力清除省内官僚主义，特别是铲除“假、大、空”者，切勿让外行人领导内行人，真正让内行的人负责文化产业，吸收大批优秀人才，大力宣传和推广徽文化，特别是在当今诚信普遍缺失的现代商业社会里，更应推介徽商的“诚信、戒欺”的精神。积极通过图书、音像、影视、传媒、演艺、网络等各种平台推广安徽的文化产业资源，为经济发展起到桥梁的作用。

6、跨越式发展：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模式

安徽发展最快的县---广德，因其毗邻江浙两省，吸引长三角投资最多的县，经济发展快速，引人瞩目，但由于着重GDP，引进了化工、纺织印染等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甚至连个污水处理厂都没有，广德县的空气质量明显比省内周边县市差。

走跨越式发展是沿袭过去“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以低价卖土地承接和引进长三角被撵走的淘汰污染高耗能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短期发展，创造官员政绩GDP，还是着眼长远，只有另辟蹊径；发展经济和周边区域比拼GDP污染环境非明智之举，扬长避短，走比较优势战略发展道路，在相对生态环境良好，劳动力成本较低下寻求突破，必须以目前尚未环境被污染的情况下，着重生态环境建设，引进无污染的轻工业企业，打造长三角生态休闲后花园，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为本，走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走可持续、和谐发展道路。

7、土地开发过程中维护农民的利益,避免暴力拆迁

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示范区的兴起，外来投资者特别是长三角投资者纷至沓来，地方政府纷纷建立开发区、工业园吸引外资，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拆除农民房子，甚至对农民抵制非法征用农民土地采取抓捕、打人、拘留都暴力手段等情况屡见不鲜。

在这网络大爆炸的时代，采此手段只能为地方抹黑。在地方发展经济过程中，征用土地和拆迁房屋应积极与农民协商沟通，按照法律补偿标准规定赔偿失地农民，并给农民办理社保，或者以农民土地作为股份入股当地开发区，参与当地分红，避免暴力行为，与民友好协商，才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

8、建立开明、开放的言论环境，积极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

中安在线旗下的中安论坛对于针砭时弊的文章往往采取封帖和删除,对发帖者ID进行封杀，合肥论坛对批评时政的帖子也多有限制，从某种意义透示了安徽网络舆论的自我封闭，也揭示了省内论坛在全国无任何影响力。

批评时政、针砭时弊、建言献策，其实都是发帖者对家乡的关心与关注，对一些黑暗现象和乱作为现象进行曝光，对地区发展提出自己的思路，需要论坛管理员引导得当，并不是一删了之。

对突发事件及公共危机事件处理，切勿对网络民意置之不理，充耳不闻，在人类文明政府的最基本的底线基础上，应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突发事件。然而省内官员“假、大、空”盛行，也无任何个性官员有开明、开放的实际举动和言论。

在WEB2.0时代，更需要开明、开放的环境，官民互动，广开民智，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9、大力建设好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

“汽车跳，安徽到”！“到了安徽，年年修路，就是路修不好”！这是外省人对安徽公路的评价，也正是安徽公路的真实写照，也令每一个皖省人蒙羞。特别是同时与江苏浙江两个最发达省份接壤的宣城地区，其境内318国道坑坑洼洼，坐车就像坐摇窝子车，蹦蹦跳跳，把人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

要想富，先修路，修好路，这是任何地方发展经济必备的前提；成功的人士找方法，失败的人士找借口；看不到的差距就是最大的差距，看不到危机就是最大的危机；安徽交通部门应深刻检讨和反省“豆腐渣”公路形成的原因，不能老拿与发达有差距的借口来搪塞，否则就是安徽发展的绊脚石和罪人。

建设好质量优良的公路和路边具有生态绿化带，是吸引外来投资者的必备条件。

10、 加大扶持本省民营企业的力度,争创知名品牌

综观省内没有一家民营企业在全国叫得响，更无中国知名品牌；其深层的原因是官场肉食者对民营企业抑制限制以及“吃、拿、卡、要”等等的竭泽而渔的政策大行其道.

作为国企的奇瑞汽车的辉煌跟当时的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实干作风密不可分，正是由于詹的汽车梦和他务实的作风，奇瑞成了中国三大民族汽车品牌之一，詹是安徽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实干的官员。

创造宽广、宽容、宽厚的良好环境，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和金融方面扶持支持引导的开明政策，积极引导全民创业,民营经济将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

关于霍山县域经济发展的调查

围绕新形势下如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我们最近对霍山县作了一次调研，感到这个县发展经济的路子和经验值得重视和总结，由此也对加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作了一些思考。

（一）霍山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库区和老区县，区位比较闭塞，资源也很有限，先天条件并不优越，但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一条很有特色的发展路子，成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引起广泛关注。通过座谈和考察，印象比较深的有五点：第一，面对宏观环境和经济周期变化，各地经济发展多数经历过起伏，但霍山经济始终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1990年—2004年14年间，全县GDP年均增长13.7%，高于全省县域同期平均增速2.2个百分点。第二，霍山曾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目前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格局相当突出。1989年，该县工业增加值仅占生产总值的24%，去年高达53%，居全省各县之首；2004年，全县财政收入63%来自工业税收。第三，作为一个深处大别山区的边缘小县，外向型经济已形成一定的气候。霍山大兴开放之风，形成了人人谈开放、举县抓招商的良好氛围。2004年，全县出口创汇5047万美元，位居全省县级前3强。第四，面对宏观调控和各种要素制约，霍山的园区经济仍然办得红红火火。该县工业园区创建于2002年，短短两年多时间，入园企业20家，其中有16家企业、26个项目是在宏观调控之后进入园区的。第五，霍山的发展不只是工业经济一枝独秀，而是呈现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生动局面。他们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明确提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污染不进霍山”，“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多做，劳民伤财的事坚决不干”。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打造了在全国叫得响的四张“名片”：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县、全国社会治安模范县、全国文明村镇先进县、浙商最佳投资城市。

（二）在同样的宏观环境下为什么基础条件并不优越的霍山县能够突破局限、加快发展？通过调研，感到最根本的有三条：

一是霍山县在发展过程中较好地坚持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地赋予解放思想以新的内涵和实际内容。在他们看来，对于一个信息比较闭塞、市场化进程起步较晚的山区县，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是具有决定性的先导力量，必须紧抓不放。为此，他们在提出每一个发展思路和战略部署前后，都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在“工业富县”战略初提之时，县委、县政府先后组织党政干部、企业家等不同层次的代表“四上宁国”，连续开展几轮思想大讨论，形成了共识，使工业强县战略在全县牢固生根。从一定意义上讲，霍山发展的过程就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过程，是从认知到实践、由精神变物质的过程。

二是霍山县在发展中抓住了能人兴县这个关键，培育了一批高素质的市场主体，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他们善于发现和利用市场经济的先知先觉者，注重发挥乡土能人的作用，鼓励党政机关中懂管理、善经营的人才到企业发展，催生了一批企业家梯队和高素质企业群体，带动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发育。为营造能人创业和企业家成长的良好环境，他们注重集中力量扶持大户，注重资源配置向能人和优秀企业家集中，对有贡献的企业家经济上给实惠、政治上给地位，促进企业资本积累的进程，激发企业家创业和发展的积极性。从1992年开始，霍山县就对年纳税百万元以上的企业家，按纳税额的1%给予奖励，产生了很大的激励效应。突出“人”的作用还表现在干部队伍建设上，他们有明确的用人导向，真正把懂经济的干部充实到经济主战场，让能干事的人有舞台。特别是霍山有着良好的包容环境，外面的优秀干部来得多、扎得下根，并影响和带动了本土干部的成长。

三是霍山县较好处理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走上了“政府创造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的良性循环。作为县一级，霍山和多数地方一样，有着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也面临调控手段和要素资源不足的制约。霍山县能够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营造出加快发展的良好氛围和环境。当地的企业和群众反映，霍山党政干部的心思和精力是用在发展、用在经济建设上的。大家的兴奋点不在于位子和帽子，而在于怎么把工作干好、把经济抓上去；工作的着力点也不是放在怎么抓权、怎么管企业上，而是真心实意为企业办实事、解难事，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服务。

霍山的经验当然不只这些，放在全省来看，最值得总结的一条，就是他们能把看明白、想明白的事干明白。对于县域经济发展，很多县都不乏好的想法和思路，很多人都能看清楚、说清楚，但怎么把思路转化为行动，把看明白、想明白的事真正做明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霍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认准的事，就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去干，不走神，不翻烧饼；在于他们对于决策部署的落实有着很强的执行力，做到方向明确、措施具体，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各种手段和资源，做到政令畅通、执行到位。从工业富县的提出，到山口经济的推进，再到园区经济的发展；从提出思路，到形成共识，再到做出成效，从霍山的发展轨迹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一种锲而不舍的作风，一种上下同心的合力，一种运作资源的能力。更可贵的是，霍山的经济发展是一场“接力赛”，而这种“接力赛”源于领导班子的相对稳定。在霍山，人们经常提到的几届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任职时间都比较长，都有从副职到正职、从政府到党委这样一个经历；而且，在霍山，历任领导一届继承一届，一届发展一届，做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正是这样一种风气和传统，使该县发展少了折腾，形成了越干越会干、越干越明白的良性循环。

（三）霍山的经验表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县一级自身。只要各县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总能找到适合本地实际的路子和办法。调研发现，霍山发展也面临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带有共性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作为一个地处偏僻的人口和资源小县，霍山县不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素质，要实现新的突破，压力很大。尽管霍山工业发展启动较早，形成了一定的先行优势，但由于山区县地理区位的先天不足，要素供给和配套环境相对薄弱，发展容量较为有限，一方面，县里要千方百计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县域的弱小功能又难以承载大企业的需求，成长起来的优势企业不得不走出去寻求更大发展空间，县域面临“做大”与“留大”的两难局面。同时，金融服务薄弱的问题在霍山很突出，每年通过招商引来的资金还抵不上存款外流的数量。此外，县里对县域功能缺失问题反映也比较强烈，感到上面管得还是多了一些，县级政府事权、财权和管理权不统一的矛盾对工作钳制较大。

（四）县域兴则全省兴。霍山发展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从中可以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

第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树立正确的导向。我省县域经济整体基础还较为薄弱，要全面振兴县域经济，需要有加快发展、迎头赶上的决心，更要有坚持不懈、长期作战的思想。首先，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统领县域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尊重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循序渐进推动发展，形成有利于县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正确导向。一方面，在上对下的指导上，省、市要为县一级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形成一个有利于县级干部从长计议的预期，引导县一级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多做强基固本的事情上，放在多做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上；另一方面，县一级自身尤其是领导团队，要进一步强化统驭力、执行力和转化力，对认准的发展路子，坚定不移、一以贯之抓落实，把好的思路转化为好的发展绩效，真正把看明白、想明白的事干明白。其次，正确的导向需要科学的激励机制。在激励和支持政策上，实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对发展相对薄弱地区，重点支持他们做一些打基础的事情；对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则支持他们更快、更好发展，发挥倍增效应，形成县域经济的排头兵和甲级队；奖励政策必须打破“平均用力”现象，比如，对经济强县，应当在体制上赋予他们更大的自主权，使其管理幅度和深度与经济扩张的能力相匹配；奖励的方式也要改革，比如对办得好的园区，可以奖励用地指标，或在园区建设引导资金上予以倾斜等。其三，正确的发展导向说到底是用人导向问题。县域经济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选好、用好党政主要领导。要强化任期观念，处理好干部提拔与稳定任期的关系，避免领导干部过快流动，影响县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加大干部“双向”交流的力度，选择一批视野开阔、熟悉经济、作风务实的省、市年轻干部到县一级任职，同时选拔一批县直和乡镇干部到省、市机关和发达地区锻炼。

第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找准方向和突破口。县域经济必须走特色发展之路。不管各县情况如何差异，加快工业化是基本取向。抓住工业化这个主要矛盾，县域经济的其它诸多派生矛盾也就迎刃而解，霍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当然，工业化途径可能有所不同，有的是优先发展加工制造业，有的则从农业产业化入手，而有的可能先从三产突破，但无论如何，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要加速工业向园区集中、资本向能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把工业化与市场化更好地结合起来，把工业化与城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当前，特别要在两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要在开放型经济上突破。通过外向型经济，可以植入先进的观念、技术、人才等稀缺要素，有效突破县域工业化的瓶颈约束，实现工业的快速扩张。要进一步强化开放的观念、市场配置资源的意识，全力推进东向发展战略，把招商引资和开放型经济作为推进工业化的主要途径来抓。二是要在工业园区上突破。越是在宏观调控趋紧的情况下，越是要大力发展工业园区，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要把招商引资与发展园区工业更好结合起来，注重围绕主导产业和骨干企业，强化产业链招商，引导关联企业进园区，促进企业集群化发展。

第三，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着力培育内生力量。要着力培育内生力量，让一切有利于创业的思想活跃起来，把各类创业主体激活起来，使一切领域的创业潜能释放出来。首先，要培育市场主体。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创造适宜民营企业发展的气候，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让民营经济唱主角。其次，要加快成长一批能人和企业家。目前我省县域不少企业家存在着素质不高、“小富即安”等问题，有的缺乏职业企业家精神、“官本位”意识还比较浓。必须加大引进、培养和开发力度，创造一个有利于能人和企业家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让想创业的能人和企业家成就梦想。

第四，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有效化解要素瓶颈约束。重点是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支撑体系问题。在继续加强与国家有关银行的合作、争取更多支持的同时，当务之急是加快地方金融的发展。要发掘民间资本的力量，引导、鼓励、支持县域民间资本发展县域金融组织和资本市场。二是人才保障问题。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观念，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通过在大中城市设立窗口或建立研发基地等形式，搭建吸引外地优秀人才的平台。各县可以依托县级职业技术学校等教学设施，围绕企业用工需求，组织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三是土地供应问题。省里应当在坚持“总量控制、动态平衡”的原则下，根据各地发展的不同情况，优先保证重点园区、重大项目的正当用地需求。

第五，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大力推进城乡统筹。首先，要坚持以城带乡，加快城镇化步伐，引导人口向城镇集聚。应当把县城建设作为推进我省城镇化进程的战略支点，提升载体功能，增强人口和产业集聚度。其次，要坚持以工促农，用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要运用工业协作理念，加快培育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行业协会、购销大户和农村商品经纪人，从根本上解决“大市场”与“小农户”的矛盾。其三，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丰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要重点加大农村公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特别要集中财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健全农村低保、合作医疗、社会救济等各项制度，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第六，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县级政府的主要着力点放到营造环境上，推动整个政府行政理念的变革。围绕建立“服务型政府”，大力促进行政资源的重新整合，推动制度创新和政府管理创新，真正把政府的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环境上来。省级要围绕县域的实际需求，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核心是简政放权，从根本上改变县域治理结构，为县级政府转型提供支持。当前要进一步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做到能放则放、该放就放。同时，大力推进县域综合改革，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基层工作运行新机制，改进省直部门对县一级服务方式和服务水平，全面改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⑥ 刘光溪《城乡统筹中三农金融服务瓶颈突破与创新》

城乡统筹中三农金融服务瓶颈突破与创新
—关于建立健全基层民生金融服务体系几点思考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2015 中国金融

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九年聚焦“三农”经济。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针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南。可以说，“三农”兴，中国经济兴，“三农”强，则中国经济强。“三农”经济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三农”经济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深受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金融体制的影响，“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融资难、融资贵成为“三农”经济难以突破的瓶颈，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提升，“三农”问题依然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障碍。重新认识、理解“三农”金融服务的内涵，构建适应“三农”经济发展金融服务体系，成为一项长期紧迫、复杂艰巨的任务。
一、以“三农”金融服务助推城乡统筹全面发展
“三农”金融服务长期薄弱，严重制约了“三农”经济的发展，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难以实现均衡发展，二元经济结构并没发生实质性改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金融服务问题，“三农”问题很难实现突破，城乡统筹发展就难以实现。
（一）“三农”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三农”发展之间内涵关系
“三农”金融服务概念与传统意义上普遍使用的金融服务“三农”或金融支持“三农”有着本质的不同。两者主要区别在于谁是主体、谁是核心、谁是出发点和归宿点。金融服务“三农”强调的是以金融机构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金融机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和维护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服务“三农”仅仅是金融机构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而“三农”金融服务强调以“三农”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三农”金融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凸显了“三农”金融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三农”金融服务就是要想“三农”所想、急“三农”所急，以“三农”服务为根本，千方百计为“三农”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三农”金融服务的提出既是一个重大理念上的突破、转向与创新，也是我们对当前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后而提出来的重要概念，这一新思维为如何建设农村金融服务找准了方向，有利于“三农”问题症结的根本破解，具有历史的、宏观的、重大的战略性意义。
（二）以“三农”金融服务全面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更多地注重于在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种思路的根本缺陷是割裂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之间的有机关联，实现不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结果，中央惠农政策如沐春风，但“三农”问题依旧、城乡失衡依旧。“三农”问题必须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城乡居民统筹发展中逐步解决，才能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农民致富奔小康。“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农村”，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是思维方式的重大调整。城乡统筹发展跳出“三农”抓“三农”，突破了把“三农”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人为割裂的思维定势，校正了把“三农”作为一个孤立系统单独研究处理的政策取向，把“三农”问题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解决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城乡统筹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才能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三农”金融服务体系相对于城市金融而言，它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外生型正规金融机构，也包括农村银行、小贷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小微型半正规金融机构，还包括各种地下银行、影子银行等内生型民间金融机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较好解决了长期以来城乡金融割据、农村基层金融发展规模与结构严重失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造成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差异，树立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新思维，通过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制度与政策等一系列创新，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互动促进、城市金融与农村相互协调，促进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制、转轨与转变，破解农村金融发展难题，实现城乡统筹全面发展，真正把金融服务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统筹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我国现行“三农”金融服务相关政策措施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深受大一统金融体制的影响，主要是外来的、外生型金融服务模式。随着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和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推进，我国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在广大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留下大量金融服务空白，农村金融资源缺乏进一步加剧。为了弥补农村金融资源不足，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金融发展政策措施。
(一)中央积极出台农村金融政策
从2004年至今，中央“一号文件”连续9年出台关于“三农”经济发展指导性意见，这说明了“三农”问题复杂性，也展现了中央从战略高度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与决心。从相关政策支持“三农”重点与难点来看，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三农”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更具体的要求，这种要求从宏观、体制方面逐渐向微观、机制方面转变，向具体政策要求转变，向惠农民生转变，政策措施越来越明确、实在。从深层次上看，是一种自上而下放权让利改革，行政性、政策性空间越来越大，民间性、自发性的农村基层金融组织开始受到普遍关注。
（二）完善农村支付体系建设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支持农村金融支付体系建设，弥补农村基层金融服务网点不足，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手段，提高其支付服务能力。吸收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加入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批准设立农村信用社资金清算中心，拓宽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渠道，增强结算功能；推行代理制，鼓励商业银行代理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业务，广泛吸收农村信用社加入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业务，拓宽业务范围；协调各地农村信用联社加快开发和健全省内农村信用社通汇系统，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提供良好的金融基础服务。一系列支付结算服务体系建设使广大农村与农民能够真正享受与城市结算汇兑一样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对人们金融意识、意念产生了重要积极影响。
（三）鼓励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合理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三农”金融服务领域，建立小微型金融机构，成为“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在山西、四川、陕西、贵州和内蒙古5个省区试点，主要以服务“三农”、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为重点，为农户、个体经营者和微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2008年，银监会正式发文允许设立“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对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引导民营资本规范发展，起到了较好示范作用。2006年年底，银监会发布《关于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意见》，允许金融领域对民间资本全面开放，可以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四）实行有差别金融监管政策
为了鼓励民间资本流入农村和设立农村金融机构，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人民银行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有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农村信用社给予利率优惠和再贷款支持；发行央行专项票据置换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和弥补历年亏损；改革扶贫贴息贷款方式等等。银监会积极试点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新型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出台农村资金互助社减税优惠政策。税务部门对小额农户贷款利息免征营业税，农村信用社获得减收营业税率优惠，实现了城乡金融机构在税收上的差异优惠政策。2012年，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监管政策。
三、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存在瓶颈约束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发展迅速，有效缓解了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三农”发展的融资难题，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村金融基础还很薄弱，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金融体制改革，是典型外生供给型的金融支持“三农”经济服务模式，与“三农”经济内生型金融服务需求相距甚远，对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瓶颈制约。
（一）政策扶持不到位
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经济发家庭经营为基础，农户数量庞大，居住分散，农户之间的结构性差别和地区差别大，城乡差距突出。农户收入水平低，单笔存贷款规模小，农户贷款缺乏必要的担保与抵押品，生产和经济“靠天吃饭”，这些问题决定了“三农”的“三弱”问题不可能完全靠市场手段解决，也不可能完全靠现行的农村金融机构来解决。同时，中央与地方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金需求大，存在巨额缺口，仅靠市场化的金融手段难以解决。“三农”金融服务必须与财政、税收等手段相结合，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国家支农经济金融政策的功效。
（二）金融服务主体单一难以满足快速增长需求
我国县级涉农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及邮政储蓄银行，但是大多分布集中在县城，只有农信社在乡镇一级设立了分支机构。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推进，“三农”对金融服务需求量不断增加，需要大量基层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支持，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转换。同时，农村金融机构整体资本充足率较低，经营规模较小，抵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满足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产业化蓬勃发展而产生的资金需求。
（三）“三农”信贷政策约束强
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支农商业银行受到风险防范与商业化经营的约束，导致农村信贷受到手续复杂、门槛过高、办贷效率较低、风险抵补太弱等诸多因素制约，无法向弱势领域、弱势行业、弱势群体倾斜。为了控制信贷风险，正规金融机构要求农户信贷必须提供抵押担保，由于土地、林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要进行进一步改革存在诸多难度，这无疑增加了农户信贷资金可得性的难度。结果，涉农信贷产品不仅单一而且融资成本过高，主要以零售业务为主，农村资金需求尚未形成规模，并且存在金融资源配置错位、错配的现象，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及还款能力不匹配。
（四）“三农”金融服务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单一，信贷风险相对较大，利润较少，相应影响到信贷产品提供方式。同一笔贷款、同等额度的利润、同样资金的组织，下级分支机构同上级比较，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与成本，出现“多贷不如少贷、拿不准的不如不贷”等“惧贷”倾向。结果，农村基层银行面临贷款权利上收、上移、上沉等问题，信贷考核机制过于苛刻，正向激励不足而约束有余，严重影响了基层银行高管及信贷人员的营销积极性，消极的“惜贷”思维在“审慎”观念前就先入为主，以利润为中心的考核体系不尽科学合理。
（五）“三农”金融机构服务受到限制
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机构主要是外来供给型服务机构，难以真正发挥支持“三农”经济的作用。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任务是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农惠农政策，并不对农村经济提供小额、分散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作为服务农村经济的商业性银行，2007年，中央对农业银行确立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要求农业银行强化“三农”市场定位和责任。2009年，银监会要求农业银行建立适应“三农”金融服务的事业部管理机制。2010年，人民银行等部委要求农业银行稳步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三农”金融服务行政化目标相冲突，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并没有强化对“三农”金融服务的支持，而是对大部分乡镇营业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造成农村金融服务主体缺失加剧。邮政储蓄银行主要对农村地区提供汇兑业务，只提供有限的农业贷款。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商业化运作金融机构，既要承担国家政策性农贷制度的职能，又要实行市场化运营，始终游离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
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缓慢，并且大多分布在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和县级城市，除农村资金互助社外，小贷公司、村镇银行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风险防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放缓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进程。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商业性保险不太愿意进入农村，使得农业保险覆盖面低，保费额度小，农业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缺失致使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
四、国外农村金融发展主要举措与经验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推进过程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由于二元经济导致二元金融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内生型“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举措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农村金融制度，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全国划分为12 个农业信贷区，在每一个信贷区成立一家联邦土地银行和中间信贷银行，分别通过国民农业贷款协会和生产信贷协会形成全国性的农业服务网络，提供中期或者短期的动产抵押农业贷款。农业重振管理局、商业信贷公司、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长期优惠信贷资金。政策农业保险体系，对所有农场主提供保险。储蓄贷款协会、小企业管理局等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小额资金。多层次、全方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业融通资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法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由法国土地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大众银行、法国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农业互助保险社等构成，形成了相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其中合作社与互助社性质金融机构占据主体地位。法国农村金融发展在国家财政大力支持，具有垂直管理和运作、国有和民营相结合、中央与地方分层发展的特点。
日本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业生产，建立相对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协是一种农业合作协同组织，主要采用农林中央金库、基层农协以及农业信用联合会 (信农联)三级组织结构，农民以自愿、自主登记的方式加入，协会遍布整个日本的农村。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际合作银行以及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向农民提供长期、低息的农业贷款。农业共济协会、渔业共济协会分别提供农业、渔业方面政策性保险。日本农村金融逐渐形成了以农协会合作金融为主体、政策性金融公库和农业保险为补充金融体系，它们共同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保证农民收入稳定。
印度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地区农村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土地开发银行等，各金融机构之间分工明确、相互合作，较好地满足了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不同层次金融需求。政策性银行承担推进商业金融机构改进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撑和引导职能。合作性金融机构由初级信贷合作社、中心合作银行、邦合作银行三级组成，主要向农民提供中短期贷款。土地开发银行向农民发放小型灌溉设施贷款、土壤改良、林果业种植等方面中长期贷款。国有大商业银行在各项政策引导下，利用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优势，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
孟加拉国注重发展小额信贷，其目标是传统金融业务不能覆盖但有强烈金融服务需求的低收入群体，提供无抵押和无担保的信用贷款，目的在于使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
（二）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经验与借鉴
农村金融机构与农业经济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促发展、互融共进的关系，成为推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转变的关键。一是构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并存多元化、多层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满足农村金融服务多样化需求，推动“三农”经济发展。二是坚持合作制原则，推动农村合作金融在组织机构、民主管理改革和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形成了职责明确、分工协作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机制，满足不同层次金融服务需求。四是高度重视政策性金融引导和开发作用，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五是充分挥农业保险的作用，形成银行资金与保险结合聚集效应。
国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对于我国“三农”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是我们应立足于国内农村金融需求新变化和新特点，加快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与培育，最终建立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非正规金融并存，主体多元、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二是必须坚持合作制原则和合作制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不变原则改革和发展农村合作金融，还原合作制本来面目，使之成为农村金融的支柱。农村合作金融在业务运作上引入市场机制，改进合作金融的微观经营机制，提高合作金融运行效率；在政策上加强政府扶持，强化有效监管，使之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独立发展的主力军。三是加强政府财政资金对农村金融机构扶持引导力度，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四是健全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五是大力推广发展小额信贷，让广大农民享受到普惠金融的“阳光雨露”。
五、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建设的对策建议
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多层次“三农”金融服务体系，为“三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形成政策引导、市场化运作，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及民间金融相结合金融服务体系，培育竞争适度、开放有序、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构建“覆盖全市、功能完善、协调配合、布局合理、服务高效、监管有力”的多层次、多形式金融市场，形成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共同参与金融聚集效应，妥善处理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着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明确赋予县级政府对“三农”金融服务管理权
“三农”金融服务具有很强的内生性，鉴于目前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是典型外生供给型金融服务体系，与“三农”经济联系不大，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多层次金融服务需求。一是国家赋予省市县三级政府创办小微金融机构权利，建立适合“三农”经济发展的小微金融机构。二是赋予民间资本参与设立小微、草根型金融机构创办权，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三是赋予县级政府更多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督导地方金融机构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指导其加强自律性管理、防范和处置金融案件、维护良好信用环境，这样才能解决执法与维稳的关系问题。四是建立中央、省、县三级金融监管体系，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监管链过长的问题，县级政府对小微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与中央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合理地引导民间资金投向更多实体经济，促进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发展。
（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着力新型金融机构建设
建立以政策性金融为先导、合作性金融为主体、商业性和民间性金融为两翼的“鹰型”发展战略，树立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目标。一是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民间性金融相结合，通过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紧密合作，形成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二是引入和培育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适度增强金融市场竞争，使政府资本、银行资本、民营资本、外资等都能投入到“三农”中来。三是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适当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促使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真正发挥农村民间潜藏着巨大的金融资源，从根本上激发出民间金融的爆发力，使之成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四是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积极组建村镇银行，促进农村多元商业性金融的合理竞争；引导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有效抑制农村资金外流；多途径支持农村建立小额贷款公司，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五是鼓励正常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承认其合法性，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
（三）创新农村金融机制，激发“三农”金融服务活力
实行“鹰型”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用好用足各种政策，创新农村金融品种和金融服务方式，推动现有金融创新不断向纵深发展。一是积极探索“六位一体”（农村信用社＋担保机构＋保险机构＋财政＋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的支农信贷服务模式，形成金融机构联动机制。二是积极开展中间业务，满足农户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需求，为农民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环境。三是积极推进信用担保制度改革，重点在农户宅基地和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农户或集体林权、矿权、土地流转等方面做文章、想办法，以解决农村抵押物的范围太窄、价值太小的问题。四是健全农业保险间接补偿机制，降低系统性农村金融经营风险。五是通过建立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外部担保的经济补偿机制、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巨灾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农村金融的政策性经济补偿，对“三农”贷款不良贷款或损失进行适当补偿。
（四）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推进“三农”金融服务发展
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是推进“三农”金融服务的关键。一是实施优惠政策激励，促进各项政策及时落实，积极完善配套措施，在地方财力许可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制定相关办法。完善金融机构信贷投入考核奖励机制，每年对投入进行统计考评，突出加大对“三农”贷款的单项考核奖励力度，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二是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导向作用，进一步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加大财政贴息力度，改进贴息方式，发挥贴息政策、补贴政策、减免税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各路资金投入“三农”领域。三是加大财政转移支出中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比重。加大贷款损失风险补偿、利率补贴政策，建立农贷资金合理的配套机制。四是建立以财政、税收、货币和监管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为农村资金回流创造条件，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发展涉农业务。
（五）探索实施“三农”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
农村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重要支撑和保障。一是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确权，激活农村潜在的巨额金融资产，为农户进行抵押贷款提供最大价值的金融支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户对生产发展的资金需要。二是向社会公开发行或私募方式设立各类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三是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完善信贷产品为主的业务,充分挖掘信贷资源，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与创新服务模式，满足“三农”金融需求。四是建立城市金融帮扶农村金融的机制，在信贷资金上、人员素质培训上进行支持。在乡镇行政村设立“三农”金融服务工作室，作为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触角的延伸，协助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
（六）打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是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外部保障机制。一是努力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尽快推进各地适合“三农”金融发展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考核机制。二是完善农村金融法制建设，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制定出台《农村金融法》，修改《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建立促进农村金融规范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加大执法力度，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三是充分运用财政与税收两个杠杆，全方位加大投入，改善“三农”发展的物资基础和社会环境。四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并实现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夯实农村金融发展的产业基础。五是鼓励、允许和支持农民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或协会。探索建立促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努力形成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新格局。

⑦ 刘光溪：发展小金融 铸就大事业

刘光溪：发展小金融 铸就大事业
—云南大力发展小微金融的重要意义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金融业发展如同缤彩纷呈的生物界一样，是一个分层有序的发展格局，以满足不同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需求。发达国家金融体系既有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也有中型地方性金融机构，但更多的是数量上占优的小微金融组织。大型金融集团主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满足国家对外发展战略的需要。地方性金融机构主要在州内从事经营活动，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小微金融组织主要对社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促进经济薄弱领域和落后地区的开发。这些金融体系如同一个完整生态系统，形成不同的自然分工，充分发挥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功能，成为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推手。发达国家金融服务体系形成这样一个有机统一体，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长期实践积累所形成的结果。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毫无疑问借鉴了这样有效的金融发展模式，迅速地推动了资本积累与积聚，在较短时间里完成了工业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大国，如果要想缩短工业化进程，借鉴发达国家金融业发展经验，可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攻效。
中国30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主要形成以国有大中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大金融体系，并没有改变大一统金融体制下金融资源上沉和上移的状况，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区域二元金融和城乡二元金融成为必然。金融是经济腾飞的引擎，中国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就必须打破大金融体系一统天下的现状，在金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大力培育适合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小微金融，形成分层有序、分工互补的现代金融体系，既支持大项目大投资的建设，也支持三农经济、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才能加速推进贫困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为此，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培育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小金融机构发展，建立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的融资机制”，党的十八大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多次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小微型金融机构，形成小金融大经济，小金融大产业，小金融大事业，小金融大发展和小金融大世界的发展格局。
一、小微金融所蕴含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内涵
国家高度重视小微金融的发展，主要是现有大金融体系导致经济薄弱领域和经济落后地区金融服务空心化，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大力培育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合作银行及私募股权基金等小微金融，促进当地经济开发与开放，成为这些地区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重要选择。
（一）小微金融是一种内生性金融服务需求
小微金融主要诞生在农村地区、落后地区以及其它金融服务薄弱领域。这些区域的货币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虽然较低，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金融剩余，为各种小微金融的诞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这些区域普遍处于经济起飞的前期阶段和准备阶段，需要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功能，才能加速资本与财富的积累。小微金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根据市场需求自发产生的民间金融，它的出现较好地弥补了这些区域大中金融普遍缺乏所留下的金融服务空白，主要体现出草根性、基层性和内生性的信用本质，是金融发展的原生态模式。
（二）小微金融大多是一种关系型融资模式
经济薄弱区域的客户零星分散或者规模较小，信用信息分散且流动相对滞后，总体资金需求量较大，但数量分散，需要大量小额、流动性较高的金融服务，这无疑加大了大中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在金融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大多数大中金融机构并不对这些区域提供金融服务，仅仅是象征性履行一定社会责任。小微金融作为一种诞生于当地、发展立足于当地的金融机构，经营规模相对较小，所能承受的风险也较低，但具有机动灵活的经营特点，很容易与农户、中小微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这是一种基于信誉、血缘、地缘、友缘的关系型融资，主要是长期与当地借款人合作，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相互了解关系，从而能够准确判断这些客户的信用信息和信用能力，提供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融资，有效地解决了经济金融薄弱区域信贷市场上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信贷配给，成为这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手。
（三）小微金融是金融市场化最彻底领域
经济薄弱区域既是大中金融机构不愿意或者不可能提供的服务对象，更是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鞭长莫及的地区。这些区域所诞生的小微金融机构以各种身份从事信用融资活动，不存在国家统一的监管限制，市场准入门槛较低或者根本不存在市场准入限制，主要是根据市场需求成立不同的金融组织，设计出不同的金融产品，资金成本借贷双方自主决定，融资模式和服务方式根据借贷双方需要自行设计，满足不同融资对象的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小微金融经营活动真正体现了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即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市场原则，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化最直接、最彻底的区域。这些区域虽然普遍存在高利贷融资现象，产生了一定金融风险，但主要是信用资金极度匮乏所造成。只有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区域所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四）小微金融是现代金融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完整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如同有机统一的生物系统，形成不同自然分工，满足不同融资主体的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大金融主要为大项目、大投资和大企业服务，小微金融主要为经济薄弱区域和小微企业提供服务。在大多数小微企业成长过程中，其孵化早期融资主要依赖于小微金融机构如私募股权、互联互保、担保公司、互助性资金等提供金融支持。即使当小微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大多数主要从中小银行机构获得资金支持。这主要是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大中金融机构与中小微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不符合其规模经营的特点，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并不一定获得较好收益。相反地，小微金融作为一种诞生于当地的内生性金融组织，长期与当地客户建立合作关系，成为企业孵化阶段和成长早期阶段最主要的资金支持者，是现代金融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五）小微金融是普惠金融的主要载体
中国30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主要是形成国有大金融的发展格局。这是两方面原因所造成，一是我国经济体制是在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上进行渐近式改革，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主要坚持了风险优先的监管原则，认为金融风险的出现主要来自民间、民营金融机构，从而严格限制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二是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起飞的前期阶段，需要在较短时间里聚积一定的经济金融剩余，建立强大的民族大工业，这必然导致经济金融二元结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造成经济落后区域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压抑，国家通过金融管制严格限制民间金融的发展。这种扭曲的制度安排导致地下金融、灰色金融普遍存在，满足经济薄弱区域的金融服务需求。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逐步加深了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本质认识，引导这些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经营，建立各种类型的小微金融机构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小微金融因此成为普惠金融的主要载体，是进一步释放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红利。
二、现阶段大力发展小微金融意义重大
小微金融具有大型金融所不具备的优势，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国家近年来也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大力扶持小微金融的发展。地方政府试点各类小微金融机构，并通过税收优惠、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等方式，鼓励和引导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国家和地方两级政府高度重视小微金融机构发展，主要是由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亟需小微金融提供服务。
（一）发展小微金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生性需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工业化半道爬坡的“十字路口”，发达地区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其它地区普遍进入了工业化前期阶段。这是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攻坚期和关键期，国家为此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这意味着未来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既需要大金融推动大投资和大开发，促进大发展和大开放，更需要充分发挥小微金融的特点和特色，为经济薄弱区域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促进这些地区的企业转制、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诞生了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需求，成为小微金融发展重要契机，主要是与现有大金融体系，共同形成一种分层有序的金融发展态势，合力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
（二）发展小微金融是消除区域生产力不平衡关键环节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小康社会加快推进阶段，并没有改变近百年来所形成的二元经济发展现状。东部与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严重的区域生产力不平衡。如果不改变这种区域生产力不平衡发展的现状，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必定落空，同时也会加大各种社会矛盾，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中国要消除区域生产力不平衡，关键是如何加快经济薄弱地区的发展，彻底改变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状况。这些区域的大金融体系作为一种外来式的金融组织，主要是为当地信用资金外流提供便利化，加剧了这些区域贫困循环累积马态效应的形成，进一步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要加快推进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各种内生性的小微金融机构，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配置作用，形成一定资本积累的扩散效应，才能逐步改变落后地区生产力不发达现状，缩短与发达地区生产力的差距。
（三）发展小微金融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升级的重要力量
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辉煌成就，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对大一统金融体制的改革，形成以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机构为主体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这些全国性金融组织充分地发挥了资金积聚和资金调剂的资源配置功能，为农村经济金融剩余反哺城市、西部经济金融剩余反哺东部提供了便利条件，迅速地促进了这些区域的资本和财富的集中，在较短时间成长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这样大金融体系主要为大中城市、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加剧了落后地区、农村地区信用资金的流出，进一步导致区域生产力不平衡发展。在商业化经营的前提条件下，国家强制要求大型金融机构为经济薄弱区域提供金融服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这从制度安排上需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大力发展各种政策性或者商业性的小微金融机构，与大型金融形成分工不同、相互补充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满足经济薄弱区域所产生的金融服务需求，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四）发展小微金融是实现金融改革红利的重点领域
中国30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横向层面，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成为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实际控制者。这些部门通过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对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的金融资源进行控制。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不仅造成金融资源上移、上浮的发展现状，更为重要的是造成金融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错配，难以完全发挥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功能，满足贴近市场、贴近基层实体经济的差异化金融需求，导致经济运行成本的增加，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动力。中国经济发展要想百尺竿头，需要对这种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推动金融发展的重心下沉、下移，主要是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种小微金融机构，实现供求在市场、定价在市场，调节在市场，让实体经济分享到金融体制改革红利所带来的实惠。
（五）发展小微金融是县域经济和三农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县域经济、三农经济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和三农经济的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确定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这些经济金融政策主要是在现有的大金融体系下进行安排使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种可持续的长效机制，难以真正解决经济薄弱区域面临金融服务缺失的问题。对于这些经济金融薄弱区域，关键在于通过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特别是要推动放权让利的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引导民间资金设立各类小微金融机构，形成多层次、适度竞争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满足县域经济、三农经济内生性的金融服务需求，解决县域正规金融高度压抑、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二元现状，破解县域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推动县域经济、三农经济可持续发展、跨越式发展。
（六）发展小微金融是强化普及金融可获得性和惠及民生及促进公平的重要动力
中国改革已经步入河中咽喉的深水区，体制不畅机制不灵严重制约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对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形成了种种约束。特别是在金融体制领域，其市场化程度远远低于实体经济，主要是延续了大一统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金融发展格局，金融业发展仍然没有突破姓国姓民、姓公姓私的思想障碍和制度障碍，人为制造了所谓的民间非法集资、非法借贷、非法合会等非正规金融现象。民间资金普遍走入地下、进入所谓的黑色和灰色领域经营。结果，经济薄弱区域不能与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一样公平获得所需要的金融发展资源，而民间资金不能享受真正国民待遇，存在种种歧视性政策，这与外资金融机构享受超国民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打破传统思想观念上的认识误区，合理引导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解决中国现阶段经济薄弱区域融资服务缺失，是惠及民生和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推手，是中国下一阶段推进体制改革最大的红利和动力。
三、云南现阶段迫切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小微金融
云南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实现了较快发展，但普遍落后于东部、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也只是处于中游水平。云南到2020年要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功能，改变目前二元金融对二元经济形成的瓶颈制约。
（一）云南刚进入工业化前期阶段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小微金融
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步入了工业化前期阶段，这是一个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截至2012年末，云南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达到3531美元，三次产业结构占比分别为16%、42.9%和41.1%，城镇化率为39.31%，经济货币化程度为1.79，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为12%。上述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表明云南开始迈入工业化起飞重要阶段，这是快速提升现有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经营水平的关键时期。金融是经济腾飞的引擎，云南现阶段发展需要大力发挥金融的功能与作用，特别是要培育各类小微金融组织，弥补现有大金融体系所留下的服务空白，推动经济薄弱区域的市场化水平，促进市场分工与交换，缩短向现代化社会迈入的进程。
（二）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小微金融
云南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是沿边开放开发的重点区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1年5月，国家发布云南桥头堡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把昆明建设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国家提出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主要考虑到云南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更是金融发展整体落后的区域。云南要把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转化成为经济竞争优势，需要大力发挥金融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功能，为打造区域性国际交通大通道、物流大通道、信息大通道和资金结算大通道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为高原特色农业、园区经济、民营经济、县域经济以及全面推动城镇化建设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撑。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作为桥头堡建设的重要支撑，主要是争取国家金融政策的优惠倾斜，既要吸引大中金融机构入住云南，更要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设立各式各样的小微金融机构，与现有大金融体系形成有效补充，形成一定的金融聚集效应，推动产业与金融有效对接和融合，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服务需求，共同推进桥头堡建设，把云南培育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云南长期形成二元金融发展状态需要大力发展小微金融
金融与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云南经济社会虽然整体进入了经济起飞的发展阶段，但存在较为严重的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2012年，昆明、曲靖、玉溪、红河四州市的GDP、存款和贷款占全省的比重为51.26%、70%和74%。其中昆明市GDP、贷款占全省比重分别为24.27%和59%。相比较之下，云南其它12个州市的存贷比低于65%，其中昭通、版纳、红河的存货比分别为52%、56%、57%，而昆明市的存贷比高达90%。对县级银行资源而言，特别是经济落后县份的存贷比长期维持在25%和40%之间。对于这些经济金融薄弱领域，只有加快发展小微金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经济发展现状。
（四）云南近年来小微金融成功实践为大力发展小微金融提供了经验
为了改变二元金融对二元经济所形成的硬约束，云南近年来积极尝试发展各类小微金融机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截至2012年末，云南省小额贷款公司484家，股权投资基金类企业174家，村镇银行36家，农村合作银行4家，农村资金互助社超过100家。这些内生性的小微金融机构作为大型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主要为经济薄弱区域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实现了诞生于当地，服务于当地的发展要求。云南小微金融发展突破了传统国有金融一统天下的发展局面，大力吸引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合理引导所谓的地下金融、灰色金融向阳光化和规范化经营的转变，进一步减轻民间金融风险对现有小微金融的冲击和负面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二元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瓶颈制约，为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转变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
（五）大力培育发展小微金融是云南深化金融市场导向改革的必然选择
云南作为我国欠发达地区，不仅在纵向层面存在较为严重的二元金融，还在横断层面存在更加严重的金融垄断现象。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的存款和贷款占全省比重超过70%。而令人吃惊的是，这几家大金融机构恰恰是县域一级最为主要的金融机构，它们在所谓的商业化和股份制改造的条件下，把资源向昆明地区及其它发达地区集中，农村信用社也存在较为普遍的脱农进城发展趋势。这无疑加剧了基层金融服务缺失，进一步加大了云南落后地区与经济相对发达之间的差距。云南县域一级普遍存在大金融体系一统天下的发展格局，如果不打破这种金融垄断现象，只会加剧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因此，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各种小微金融，逐步形成适度竞争的金融市场主体，解决金融资源上沉、上移所导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错配，为云南推动地方金融、沿边金融、跨境金融市场化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四、云南大力发展小微金融的几点建议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云南要实现跨越发展，就必须消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67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3〕87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两文件精神，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小微金融机构，弥补大中金融所留下的金融服务空白，满足不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配置和引导作用，才能实现城乡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一）从思想上改变金融机构必须国营国有的经营观念
金融风险的出现与所有制无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要逐步打破国有与民营的分别界限，消除所有制认识误区在金融领域的负面影响，合理地引导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各种小微金融机构，消除基层金融高度压抑状态。
（二）破除政策法律方面的体制机制隐性障碍
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管理者，需要推动放权让利的金融体制改革，降低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消除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完善金融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加快推进小微金融管理制度建设，为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机构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三）赋予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调控权
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调控权、监管权和发展权，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地方性金融管理部门，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有效地对各种小微金融机构进行引导和管理，与国家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形成分层有序的金融管理体系，共同推动民营金融机构发展。
（四）地方政府要优化小微金融发展环境
地方政府部门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整合金融信息资源，实现信用信息共享，推进地方信用体系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推动建立小微金融机构运行的监测预警机制，做好融资动态跟踪，确保小微金融机构稳定运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建立小微金融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小微金融机构经营负担。制订小微金融机构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拓宽薄弱领域、薄弱地区的融资渠道，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补贴。
（五）大型金融机构要培育和发展小微金融机构
大型金融机构要充分利用多年积累的经营管理经验，在内控制度建设、金融人才培训、信用资金风险控制等方面，对小微金融机构提供业务指导和帮助，推动小微金融机构规范化经营。与小微金融机构签订合作协议，解决因突发性流动性不足而面临的经营危机。利用资金支付结算网络，帮助小微金融机构支付结算提供便利化服务。利用金融产品创新的经验，为小微金融机构提供业务指导，避免因经营管理能力不足而导致新的金融风险。
（六）大力培育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
一是大力培育和鼓励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民营金融机构，在可能情况推动小贷公司能够享受到金融机构的税收优惠待遇。二是充分利用不同企业组织结构的优点，鼓励民间资本主发起建立股权多样化的民营银行、民营保险等金融组织，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经营，力争成为全国民营金融机构改革发展的试点示范区域。三是大力发展资金互助社等小微型金融机构，尽可能引导向社区银行的方向转变，增加为“三农”经济服务的造血功能。四是引导典当等具有抵押融资功能的民营金融机构，探索其转换成为抵押银行的新路子，进一步发挥其抵押担保的融资功能。
（七）进一步加快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农村地区四权抵押试点，构建四权流转登记、评估、交易的流转市场，提升农村农户信用能力，加速农村地区资本的积累。大力发展信用中介服务机构。支持推进现代支付系统建设，形成高效的信息支持系统。鼓励农户建立专业性小微信用合作社，提升农村地区货币化水平，进一步推动农村地区长期投资和资本积累。

⑧ 刘光溪：城乡统筹中三农金融服务瓶颈突破与创新

城乡统筹中三农金融服务瓶颈突破与创新
—关于建立健全基层民生金融服务体系几点思考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九年聚焦“三农”经济。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针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南。可以说，“三农”兴，中国经济兴，“三农”强，则中国经济强。“三农”经济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三农”经济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深受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金融体制的影响，“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融资难、融资贵成为“三农”经济难以突破的瓶颈，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提升，“三农”问题依然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障碍。重新认识、理解“三农”金融服务的内涵，构建适应“三农”经济发展金融服务体系，成为一项长期紧迫、复杂艰巨的任务。
一、以“三农”金融服务助推城乡统筹全面发展
“三农”金融服务长期薄弱，严重制约了“三农”经济的发展，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难以实现均衡发展，二元经济结构并没发生实质性改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金融服务问题，“三农”问题很难实现突破，城乡统筹发展就难以实现。
（一）“三农”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三农”发展之间内涵关系
“三农”金融服务概念与传统意义上普遍使用的金融服务“三农”或金融支持“三农”有着本质的不同。两者主要区别在于谁是主体、谁是核心、谁是出发点和归宿点。金融服务“三农”强调的是以金融机构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金融机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和维护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服务“三农”仅仅是金融机构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而“三农”金融服务强调以“三农”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三农”金融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凸显了“三农”金融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三农”金融服务就是要想“三农”所想、急“三农”所急，以“三农”服务为根本，千方百计为“三农”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三农”金融服务的提出既是一个重大理念上的突破、转向与创新，也是我们对当前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后而提出来的重要概念，这一新思维为如何建设农村金融服务找准了方向，有利于“三农”问题症结的根本破解，具有历史的、宏观的、重大的战略性意义。
（二）以“三农”金融服务全面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更多地注重于在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种思路的根本缺陷是割裂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之间的有机关联，实现不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结果，中央惠农政策如沐春风，但“三农”问题依旧、城乡失衡依旧。“三农”问题必须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城乡居民统筹发展中逐步解决，才能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农民致富奔小康。“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农村”，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是思维方式的重大调整。城乡统筹发展跳出“三农”抓“三农”，突破了把“三农”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人为割裂的思维定势，校正了把“三农”作为一个孤立系统单独研究处理的政策取向，把“三农”问题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解决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城乡统筹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才能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三农”金融服务体系相对于城市金融而言，它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外生型正规金融机构，也包括农村银行、小贷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小微型半正规金融机构，还包括各种地下银行、影子银行等内生型民间金融机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较好解决了长期以来城乡金融割据、农村基层金融发展规模与结构严重失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造成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差异，树立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新思维，通过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制度与政策等一系列创新，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互动促进、城市金融与农村相互协调，促进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制、转轨与转变，破解农村金融发展难题，实现城乡统筹全面发展，真正把金融服务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统筹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我国现行“三农”金融服务相关政策措施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深受大一统金融体制的影响，主要是外来的、外生型金融服务模式。随着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和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推进，我国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在广大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留下大量金融服务空白，农村金融资源缺乏进一步加剧。为了弥补农村金融资源不足，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金融发展政策措施。
(一)中央积极出台农村金融政策
从2004年至今，中央“一号文件”连续9年出台关于“三农”经济发展指导性意见，这说明了“三农”问题复杂性，也展现了中央从战略高度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与决心。从相关政策支持“三农”重点与难点来看，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三农”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更具体的要求，这种要求从宏观、体制方面逐渐向微观、机制方面转变，向具体政策要求转变，向惠农民生转变，政策措施越来越明确、实在。从深层次上看，是一种自上而下放权让利改革，行政性、政策性空间越来越大，民间性、自发性的农村基层金融组织开始受到普遍关注。
（二）完善农村支付体系建设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支持农村金融支付体系建设，弥补农村基层金融服务网点不足，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手段，提高其支付服务能力。吸收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加入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批准设立农村信用社资金清算中心，拓宽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渠道，增强结算功能；推行代理制，鼓励商业银行代理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业务，广泛吸收农村信用社加入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业务，拓宽业务范围；协调各地农村信用联社加快开发和健全省内农村信用社通汇系统，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提供良好的金融基础服务。一系列支付结算服务体系建设使广大农村与农民能够真正享受与城市结算汇兑一样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对人们金融意识、意念产生了重要积极影响。
（三）鼓励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合理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三农”金融服务领域，建立小微型金融机构，成为“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在山西、四川、陕西、贵州和内蒙古5个省区试点，主要以服务“三农”、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为重点，为农户、个体经营者和微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2008年，银监会正式发文允许设立“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对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引导民营资本规范发展，起到了较好示范作用。2006年年底，银监会发布《关于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意见》，允许金融领域对民间资本全面开放，可以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四）实行有差别金融监管政策
为了鼓励民间资本流入农村和设立农村金融机构，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人民银行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有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农村信用社给予利率优惠和再贷款支持；发行央行专项票据置换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和弥补历年亏损；改革扶贫贴息贷款方式等等。银监会积极试点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新型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出台农村资金互助社减税优惠政策。税务部门对小额农户贷款利息免征营业税，农村信用社获得减收营业税率优惠，实现了城乡金融机构在税收上的差异优惠政策。2012年，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监管政策。
三、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存在瓶颈约束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发展迅速，有效缓解了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三农”发展的融资难题，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村金融基础还很薄弱，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金融体制改革，是典型外生供给型的金融支持“三农”经济服务模式，与“三农”经济内生型金融服务需求相距甚远，对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瓶颈制约。
（一）政策扶持不到位
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经济发家庭经营为基础，农户数量庞大，居住分散，农户之间的结构性差别和地区差别大，城乡差距突出。农户收入水平低，单笔存贷款规模小，农户贷款缺乏必要的担保与抵押品，生产和经济“靠天吃饭”，这些问题决定了“三农”的“三弱”问题不可能完全靠市场手段解决，也不可能完全靠现行的农村金融机构来解决。同时，中央与地方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金需求大，存在巨额缺口，仅靠市场化的金融手段难以解决。“三农”金融服务必须与财政、税收等手段相结合，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国家支农经济金融政策的功效。
（二）金融服务主体单一难以满足快速增长需求
我国县级涉农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及邮政储蓄银行，但是大多分布集中在县城，只有农信社在乡镇一级设立了分支机构。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推进，“三农”对金融服务需求量不断增加，需要大量基层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支持，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转换。同时，农村金融机构整体资本充足率较低，经营规模较小，抵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满足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产业化蓬勃发展而产生的资金需求。
（三）“三农”信贷政策约束强
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支农商业银行受到风险防范与商业化经营的约束，导致农村信贷受到手续复杂、门槛过高、办贷效率较低、风险抵补太弱等诸多因素制约，无法向弱势领域、弱势行业、弱势群体倾斜。为了控制信贷风险，正规金融机构要求农户信贷必须提供抵押担保，由于土地、林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要进行进一步改革存在诸多难度，这无疑增加了农户信贷资金可得性的难度。结果，涉农信贷产品不仅单一而且融资成本过高，主要以零售业务为主，农村资金需求尚未形成规模，并且存在金融资源配置错位、错配的现象，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及还款能力不匹配。
（四）“三农”金融服务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单一，信贷风险相对较大，利润较少，相应影响到信贷产品提供方式。同一笔贷款、同等额度的利润、同样资金的组织，下级分支机构同上级比较，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与成本，出现“多贷不如少贷、拿不准的不如不贷”等“惧贷”倾向。结果，农村基层银行面临贷款权利上收、上移、上沉等问题，信贷考核机制过于苛刻，正向激励不足而约束有余，严重影响了基层银行高管及信贷人员的营销积极性，消极的“惜贷”思维在“审慎”观念前就先入为主，以利润为中心的考核体系不尽科学合理。
（五）“三农”金融机构服务受到限制
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机构主要是外来供给型服务机构，难以真正发挥支持“三农”经济的作用。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任务是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农惠农政策，并不对农村经济提供小额、分散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作为服务农村经济的商业性银行，2007年，中央对农业银行确立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要求农业银行强化“三农”市场定位和责任。2009年，银监会要求农业银行建立适应“三农”金融服务的事业部管理机制。2010年，人民银行等部委要求农业银行稳步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三农”金融服务行政化目标相冲突，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并没有强化对“三农”金融服务的支持，而是对大部分乡镇营业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造成农村金融服务主体缺失加剧。邮政储蓄银行主要对农村地区提供汇兑业务，只提供有限的农业贷款。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商业化运作金融机构，既要承担国家政策性农贷制度的职能，又要实行市场化运营，始终游离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
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缓慢，并且大多分布在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和县级城市，除农村资金互助社外，小贷公司、村镇银行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风险防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放缓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进程。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商业性保险不太愿意进入农村，使得农业保险覆盖面低，保费额度小，农业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缺失致使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
四、国外农村金融发展主要举措与经验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推进过程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由于二元经济导致二元金融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内生型“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举措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农村金融制度，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全国划分为12 个农业信贷区，在每一个信贷区成立一家联邦土地银行和中间信贷银行，分别通过国民农业贷款协会和生产信贷协会形成全国性的农业服务网络，提供中期或者短期的动产抵押农业贷款。农业重振管理局、商业信贷公司、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长期优惠信贷资金。政策农业保险体系，对所有农场主提供保险。储蓄贷款协会、小企业管理局等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小额资金。多层次、全方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业融通资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法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由法国土地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大众银行、法国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农业互助保险社等构成，形成了相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其中合作社与互助社性质金融机构占据主体地位。法国农村金融发展在国家财政大力支持，具有垂直管理和运作、国有和民营相结合、中央与地方分层发展的特点。
日本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业生产，建立相对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协是一种农业合作协同组织，主要采用农林中央金库、基层农协以及农业信用联合会 (信农联)三级组织结构，农民以自愿、自主登记的方式加入，协会遍布整个日本的农村。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际合作银行以及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向农民提供长期、低息的农业贷款。农业共济协会、渔业共济协会分别提供农业、渔业方面政策性保险。日本农村金融逐渐形成了以农协会合作金融为主体、政策性金融公库和农业保险为补充金融体系，它们共同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保证农民收入稳定。
印度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地区农村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土地开发银行等，各金融机构之间分工明确、相互合作，较好地满足了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不同层次金融需求。政策性银行承担推进商业金融机构改进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撑和引导职能。合作性金融机构由初级信贷合作社、中心合作银行、邦合作银行三级组成，主要向农民提供中短期贷款。土地开发银行向农民发放小型灌溉设施贷款、土壤改良、林果业种植等方面中长期贷款。国有大商业银行在各项政策引导下，利用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优势，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
孟加拉国注重发展小额信贷，其目标是传统金融业务不能覆盖但有强烈金融服务需求的低收入群体，提供无抵押和无担保的信用贷款，目的在于使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
（二）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经验与借鉴
农村金融机构与农业经济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促发展、互融共进的关系，成为推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转变的关键。一是构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并存多元化、多层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满足农村金融服务多样化需求，推动“三农”经济发展。二是坚持合作制原则，推动农村合作金融在组织机构、民主管理改革和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形成了职责明确、分工协作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机制，满足不同层次金融服务需求。四是高度重视政策性金融引导和开发作用，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五是充分挥农业保险的作用，形成银行资金与保险结合聚集效应。
国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对于我国“三农”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是我们应立足于国内农村金融需求新变化和新特点，加快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与培育，最终建立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非正规金融并存，主体多元、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二是必须坚持合作制原则和合作制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不变原则改革和发展农村合作金融，还原合作制本来面目，使之成为农村金融的支柱。农村合作金融在业务运作上引入市场机制，改进合作金融的微观经营机制，提高合作金融运行效率；在政策上加强政府扶持，强化有效监管，使之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独立发展的主力军。三是加强政府财政资金对农村金融机构扶持引导力度，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四是健全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五是大力推广发展小额信贷，让广大农民享受到普惠金融的“阳光雨露”。
五、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建设的对策建议
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多层次“三农”金融服务体系，为“三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形成政策引导、市场化运作，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及民间金融相结合金融服务体系，培育竞争适度、开放有序、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构建“覆盖全市、功能完善、协调配合、布局合理、服务高效、监管有力”的多层次、多形式金融市场，形成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共同参与金融聚集效应，妥善处理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着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明确赋予县级政府对“三农”金融服务管理权
“三农”金融服务具有很强的内生性，鉴于目前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是典型外生供给型金融服务体系，与“三农”经济联系不大，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多层次金融服务需求。一是国家赋予省市县三级政府创办小微金融机构权利，建立适合“三农”经济发展的小微金融机构。二是赋予民间资本参与设立小微、草根型金融机构创办权，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三是赋予县级政府更多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督导地方金融机构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指导其加强自律性管理、防范和处置金融案件、维护良好信用环境，这样才能解决执法与维稳的关系问题。四是建立中央、省、县三级金融监管体系，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监管链过长的问题，县级政府对小微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与中央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合理地引导民间资金投向更多实体经济，促进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发展。
（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着力新型金融机构建设
建立以政策性金融为先导、合作性金融为主体、商业性和民间性金融为两翼的“鹰型”发展战略，树立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目标。一是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民间性金融相结合，通过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紧密合作，形成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二是引入和培育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适度增强金融市场竞争，使政府资本、银行资本、民营资本、外资等都能投入到“三农”中来。三是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适当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促使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真正发挥农村民间潜藏着巨大的金融资源，从根本上激发出民间金融的爆发力，使之成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四是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积极组建村镇银行，促进农村多元商业性金融的合理竞争；引导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有效抑制农村资金外流；多途径支持农村建立小额贷款公司，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五是鼓励正常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承认其合法性，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
（三）创新农村金融机制，激发“三农”金融服务活力
实行“鹰型”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用好用足各种政策，创新农村金融品种和金融服务方式，推动现有金融创新不断向纵深发展。一是积极探索“六位一体”（农村信用社＋担保机构＋保险机构＋财政＋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的支农信贷服务模式，形成金融机构联动机制。二是积极开展中间业务，满足农户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需求，为农民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环境。三是积极推进信用担保制度改革，重点在农户宅基地和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农户或集体林权、矿权、土地流转等方面做文章、想办法，以解决农村抵押物的范围太窄、价值太小的问题。四是健全农业保险间接补偿机制，降低系统性农村金融经营风险。五是通过建立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外部担保的经济补偿机制、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巨灾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农村金融的政策性经济补偿，对“三农”贷款不良贷款或损失进行适当补偿。
（四）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推进“三农”金融服务发展
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是推进“三农”金融服务的关键。一是实施优惠政策激励，促进各项政策及时落实，积极完善配套措施，在地方财力许可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制定相关办法。完善金融机构信贷投入考核奖励机制，每年对投入进行统计考评，突出加大对“三农”贷款的单项考核奖励力度，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二是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导向作用，进一步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加大财政贴息力度，改进贴息方式，发挥贴息政策、补贴政策、减免税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各路资金投入“三农”领域。三是加大财政转移支出中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比重。加大贷款损失风险补偿、利率补贴政策，建立农贷资金合理的配套机制。四是建立以财政、税收、货币和监管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为农村资金回流创造条件，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发展涉农业务。
（五）探索实施“三农”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
农村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重要支撑和保障。一是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确权，激活农村潜在的巨额金融资产，为农户进行抵押贷款提供最大价值的金融支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户对生产发展的资金需要。二是向社会公开发行或私募方式设立各类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三是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完善信贷产品为主的业务,充分挖掘信贷资源，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与创新服务模式，满足“三农”金融需求。四是建立城市金融帮扶农村金融的机制，在信贷资金上、人员素质培训上进行支持。在乡镇行政村设立“三农”金融服务工作室，作为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触角的延伸，协助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
（六）打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是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外部保障机制。一是努力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尽快推进各地适合“三农”金融发展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考核机制。二是完善农村金融法制建设，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制定出台《农村金融法》，修改《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建立促进农村金融规范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加大执法力度，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三是充分运用财政与税收两个杠杆，全方位加大投入，改善“三农”发展的物资基础和社会环境。四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并实现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夯实农村金融发展的产业基础。五是鼓励、允许和支持农民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或协会。探索建立促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努力形成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