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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中国曾经蒙受的耻辱和今日祖国的强大

一、屈辱史

1、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领下，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和弥偿而告终。中英双方签署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掠夺土地，对外关税进行赔偿和谈判，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开始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失去独立地位，推动自然经济解体。

2、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0年5月28日，的武装侵略战争包括八大国，包括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和奥匈帝国。

入侵中国的联合国部队总数约为5万人。设备齐全，功率非常大。 1900年8月14日，北京市被彻底摧毁。八国联军的任何地方，谋杀，纵火和抢劫！紫禁城，中南海和颐和园有无数珍宝被盗和抢劫！

八国联军的总指挥韦德韦斯特后来承认，中国所遭受的所有损失和抢劫的细节将永远无法被发现，但这一数字将极为重要。 1901年9月7日，由于签署了“辛丑条约”，中国从此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当时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3、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又称《瑷珲城和约》，是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和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于1858年5月28日在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

该条约令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航行；当时清政府拒绝批准该条约。1860年订立中俄《北京条约》时清政府始予认可。

4、火烧圆明园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占据圆明园。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国军队首领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

3500名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废墟。大火连烧3天3夜，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5、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是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原名《马关新约》，日本称为《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束。

《马关条约》使日本获得巨大利益，刺激其侵略野心；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该条约适应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需要，随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二、成就

1、文学作品极丰富，创作更自由

新中国文学所发生的变化、获得的成就、取得的经验异常丰富、极其重大。文学在反映时代生活上，方法更多样，手段更丰富；党和政府在领导文艺事业方面也获得了宝贵经验，使"二为""双百"成为基本方针与方法并且坚持不变，文学越来越走向一种良性互动。

2、港珠澳大桥落成通车 成为一项革命性创举

据拉美社报道，2018年中国一项革命性创举就是港珠澳大桥落成，这项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工程项目把香港、澳门和珠海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大缩短了往返三地的路程时间。

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途。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从设计到建设完工历时14年，它集桥、岛、隧于一体，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3、从“死亡之海”到“希望之地” 中国“绿色奇迹”惊艳世界

库布其沙漠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脊线以北，黄河“几”字弯里南岸。南非新闻网站“独立在线”曾这样描述治理前的库布其沙漠：“中国的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曾因其恶劣的环境条件以及当地居民一贫如洗的经济状况而被称为‘死亡之海’。”

而如今，经过几十年科学治理，这片“死亡之海”已然变成了一处“希望之地”。库布其成为全球防治沙漠化的典范，也成为世界观察“美丽中国”的窗口。

4、复兴号

英文代号为CR，列车水平高于CRH系列。三个级别为CR400/300/200，数字表示最高时速，而持续时速分别对应350、250和160。早期的两个型号是红神龙CR400AF和金凤凰CR400BF。复兴号CR400系列是上档时速400公里、标准时速350公里。

在350公里时速下复兴号与和谐号CRH380相比，总能耗下降了10%。复兴号从300公里提高到350公里时速，能耗大概增加20%－30%。

2018年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16辆长编组“复兴号”动车组首次投入运营。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已全部更换为“复兴号”。

2018年12月9日，“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项目获第五届中国工业大奖。2018年12月24日，时速350公里17辆长编组、时速250公里8辆编组、时速160公里动力集中等多款“复兴号”新型动车组首次公开亮相。

5、嫦娥四号探测器

它由着陆器与巡视器组成，巡视器命名为“玉兔二号”。作为世界首个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的航天器，其主要任务是着陆月球表面，继续更深层次更加全面地科学探测月球地质、资源等方面的信息，完善月球的档案资料。

2018年5月21日，嫦娥四号中继星“鹊桥”号成功发射，为嫦娥四号的着陆器和月球车提供地月中继通信支持。 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探测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冯·卡门撞击坑的预选着陆区，月球车“玉兔二号”到达月面开始巡视探测。2019年1月11日，嫦娥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号巡视器完成两器互拍，达到工程既定目标，标志着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

2019年2月11日，嫦娥四号着陆器、玉兔二号月球车进入第二个月夜休眠模式。

2. 圆明园的毁灭 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香港回归的资料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

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让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有多少志士任人，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撒热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

沧海桑田，风雨坎坷，伟大的祖国历尽磨难。我们肩负着跨世纪的历史使命，我们不甘心落后于前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行者留给我们不怕困难，开括前进的大无畏精神。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与未来，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的领土不能丢，不能被分裂侵占。

历史的书面仍在不倦地翻动，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呼吁在古老版图上回荡不息，那雄浑的声音使每颗灼热的心为之震撼。用我们的智慧和勇气扬起理想的风帆！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谱写出前不负于古人，后无愧于千秋万代的历史新篇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一切探索救国救民的先辈们是中国的脊梁，伟大的抗战英雄是中国的脊梁，而我们，必将成为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脊梁，中国才会有振兴的一日！

3. 香港回归十年有什么变化

新机场开幕
香港居留权
禽流感
8万5政策
金融风暴
基本法23条立法
沙士
董建华下台
曾任权上场
迪士尼开幕

4. 香�回归10年的成功与失败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回归十年 香港越来越繁荣

回归十年，风雨十年，东方之珠光芒依旧。香港，寄托着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邓小平的厚望，也留下了这位老人一个最大的遗憾：他没能在回归祖国的香港的土地上走一走。

香港回归近十年的今天，经历重重坎坷的香港更胜往昔。美国传统基金会日前公布200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连续第1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根据该报告，香港几乎在全部反映经济自由的指标中获得极佳评分。在十项个别指标中，香港在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及产权保障等四个范畴的评分均居全

5. 香港回归后的资料

香港回归以来，各方面的状况令人乐观。
香港回归七年以来，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但均度过了难关，香港“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香港经济在波动中发展，目前已出现强劲复苏势头。中央政府对香港支持不遗余力，是香港经济持续发展与政改循序渐进的重要保证。香港内部政改争议虽然日益激烈，但这是民主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

“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并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

香港回归七年来，中央政府依据《基本法》处理香港事务，除了积极支持与配合香港政府及维护香港的自身利益外，未直接干预香港事务，保证了香港在“一国”下的“两制”的有效落实。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中，始终贯彻“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维护了香港自由港地位与社会的相对稳定。

香港回归后，民众的抗议游行活动，甚至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不论其动机如何，基本上均能依法行事，未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并没有干预，这是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体现，避免了在民主政治改革过程中出现社会动乱。香港依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左中右各种声音都有，种种批评特区政府的言论没有受到限制。

特别是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得到维护与发展。到2004年，香港连续七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是香港第10次获得此一殊荣。香港自由经济体制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维持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与商务服务中心地位。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不断改革，完善相关制度，提高效率，使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世界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集中香港；香港股市是亚洲第二大、世界第八大股市。香港的集装箱装卸量继续维持世界第一宝座，香港新机场自1998年营运以来的航空货运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这一切充分显示，香港回归后依然具有活力与发展潜力。

香港经济在困难与调整中发展

香港回归七年来，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SARS以及政治纷争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香港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大起伏。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香港经济出现50多年来少见的负增长。随后，在国际经济大环境及内地经济发展带动下，香港经济在2000年实现10.5%的高增长。然而，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再次逆转，东亚地区经济出现普遍衰退，香港经济也再次陷入低潮，2001年出现零增长。此后，香港经济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2002年增长2.2%；2003年增长3.2%。1997-2003年,香港经济平均增长为3.1%。今年以来，香港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第一季度增长率达到6.8%，预计全年增长超过6%。

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制造业持续下跌，近十年平均每年净产值实质下降9%以上。特别是高科技发展进展不大，没有出现新的亮点行业,经济结构转型任务依然艰巨。二是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到2002年已达到700亿港元，去年则降至不到500亿港元，已经影响到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区政府已采取多种措施，改善财政赤字，并在前不久发行政府债券，以改善财政情况。三是失业问题在回归后变得较为严峻。1998年以来，香港的失业率接连突破4%、6%、7%，2003年接近8%（7.9%）。不过，随着特区政府的不断努力与总体经济情况的逐步改善，今年以来失业情况有所改善，2004年5-7月失业率降至7%，创26个月以来的新低，预计全年有望跌破7%。但香港经济处于转型期，结构性失业不易改变，失业问题仍将是香港面临的一个重要经济与社会问题。四是通货紧缩问题。1999年以来，香港已连续五年物价指数呈现负增长，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衰退平均幅度近3%。今年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开始景气及国际油价格的上涨，香港通货紧缩情况有所改善，但今年1-5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跌幅较上年同期仍下降1.6%。另外，目前香港经济强劲复苏，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未来发展尚待观察。

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问题更加突出

香港回归后，尽管特区政府依“基本法”行事，逐步推行政改，但因涉及面广，议题敏感，使得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不断，已严重影响到香港的社会稳定。

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提高执政效率，对香港官僚体制进行了适度改革，实施了“主要官员问责制”，即港府的施政成效责任由问责高官完全负责与承受。这一制度实施以来，尽管也有争议，但推动较为顺利，特区政府基本能够落实。

在落实《基本法》关于制订“国家安全条例”即“23条立法”问题上，中产阶级疑虑较多，社会争议较大，加上民主派将问题扩大化，引发了群众大规模抗议游行，最后特区政府在考虑维持香港社会安定的考虑下，不得不暂时延缓该条例的制订，可以说这是香港制度建设的一大挫折。

在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问题上，香港内部争议更大。民主派不顾香港社会现实，急于提前进行全面直选，已涉及到对《基本法》相关条文的理解与解释问题，最后不得不通过人大常委会“释法”来解决争议。可以说，全国人大的“释法”，对香港的改制指明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大方向，避免急进的改革与不成熟的普选对香港带来的负面影响。香港民众与各政治团体应该珍惜这一机会，在协商中解决政改争议，在完善制度建设中推进民主发展。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了与民主派的接触与沟通，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有助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逐步推进香港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民主发展。但应充分体认到香港复杂的政改矛盾不是一下子所能解决的，未来可能还会在某些问题上争议得更激烈，但只要遵循《基本法》、本着为香港的利益着想，终能找到一条解决之道。

在对待香港政制建设与民主发展问题上，关键是要培养熟悉民主运作的政治人才，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逐步推进。无论如何改革，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香港与内地合作不断深入

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使香港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维护了香港的社会相对稳定与经济发展。在香港回归六周年之际，中央政府回应特区政府的提议，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极大地稳定了香港企业界对香港经济的信心，而且也起到了促进香港经济迅速回升的作用。CEPA签署后，香港经济开始明显复苏，并在今年出现强劲增长；股市从此前的8000多点上涨到目前的12000多点；通货紧缩有所改善，失业率开始回落。

CEPA本身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到今年5月底，共有354家港澳公司向内地部门提出享受CEPA待遇申请，其中298家获得批准。港澳原产地货物以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的价值达3.3亿港元。CEPA还促进了港台经贸往来，2003年台湾对香港投资增长283%。特别是台湾银行加快进入香港，目前在港分行达13家，办事处6个，并开始以并购香港银行方式，希望通过CEPA机制进入内地市场，香港在两岸三地的中介地位进一步增强。

在香港回归七周年前夕，中央政府批准广东省政府提出的建议，建立“9+2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目前已建立了正式的合作框架,确立了八大合作领域,这对加强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对维持香港在亚太地区经济枢纽地位与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改善香港经济，中央政府还采取了许多具体可行的政策。一是扩大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旅游特别是推动“香港自由行”，赴港旅游的内地居民持续增加，大大刺激了香港的消费与旅游市场,成为带动香港经济回升的重要支持力量。二是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中央政府批准内地信用卡于今年初可在香港使用，及时性批准香港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存款、兑换与汇款等业务，为香港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业务。目前，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香港银行达39家，人民币存款额达60亿元（到4月底）。三是为了支持香港政府发行政府债券及改善财政赤字状况，中央政府明确表示可动用外汇储备购买香港的债券，是对香港经济的又一有力支持。

6. 香港回归时，中英双方对新机场的角力点在何处

中国增加了一大块负担，那几年不知道给香港投资了多少钱，才保住那些香港的外资企业，本来他们都打算在香港刚一回归就撤资离开香港的。

英国就是少了一块负担了。

7. 香港回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其实香港现在只是国外资流入内地的一个合法平台，其实振钱的是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