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机构改革

① 中国人民银行的各阶段发展史

中国人民银行是1948年12月1日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合并组成的。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国家中央银行职能。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至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下来。
人民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成立“中共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简称苏维埃国家银行），并发行货币。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人民政权被分割成彼此不能连接的区域。各根据地建立了相对独立、分散管理的根据地银行，并各自发行在本根据地内流通的货币。1948年12月1日，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银行和法定本位币。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至今的五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职能、地位、作用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一、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与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1948--1952年）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布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当天发出布告，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在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由石家庄市迁入北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把中国人民银行纳入政务院的直属单位系列，接受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与财政部保持密切联系，赋予其国家银行职能，承担发行国家货币、经理国家金库、管理国家金融、稳定金融市场、支持经济恢复和国家重建的任务。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着手建立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一是建立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使人民币成为境内流通的本位币，与各经济部门协同治理通货膨胀；二是迅速普建分支机构，形成国家银行体系，接管官僚资本银行，整顿私营金融业；三是实行金融管理，疏导游资，打击金银外币黑市，取消在华外商银行的特权，禁止外国货币流通，统一管理外汇；四是开展存款、放款、汇兑和外汇业务，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为迎接经济建设做准备。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终结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银行，建立了全国垂直领导的组织机构体系；统一了人民币发行，逐步收兑了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全部清楚并限期兑换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很快使人民币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对各类金融机构实行了统一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充分运用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实行现金管理，开展“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运用折实储蓄和存放款利率等手段调控市场货币供求，扭转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金融市场混乱的状况，终于制止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同时，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配合工商业的调整，灵活调度资金，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快速成长，适度地增加了对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贷款；便利了城乡物资交流，为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国家银行（1953--1978年）
在统一的计划体制中，自上而下的人民银行体制，成为国家吸收、动员、集中和分配信贷资金的基本手段。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加快，私营金融业纳入了公私合营银行轨道，形成了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货币发行的机构，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
与高度集中的银行体制相适应，从1953年开始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体制，即全国的信贷资金，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资金运用，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掌握，实行“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银行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成为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体制，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行全面的金融监督和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担负着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的职能，统一经营各项信贷业务，在国家计划实施中具有综合反映和货币监督功能。银行对国有企业提供超定额流动资金贷款、季节性贷款和少量的大修理贷款，对城乡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提供部分生产流动资金贷款，对农村中的贫困农民提供生产贷款、口粮贷款和其他生活贷款。这种长期资金归财政、短期资金归银行，无偿资金归财政、有偿资金归银行，定额资金归财政、超定额资金归银行的体制，一直延续到1978年，期间虽有几次变动，基本格局变化不大。
三、从国家银行过渡到中央银行体制（1979--1992年）
1979年1月，为了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扶植，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同年3月，适应对外开放和国际金融业务发展的新形势，改革了中国银行的体制，中国银行成为国家指定的外汇专业银行；同时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后，又恢复了国内保险业务，重新建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地还相继组建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出现了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
日益发展的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增加，迫切需要加强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由中国人民银行来专门承担中央银行职责，成为完善金融体制、更好发展金融业的紧迫议题。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以此为起点开始了组建专门的中央银行体制的准备工作。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人民银行的10项职责。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集中力量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总量的控制和金融机构的资金调节，以保持货币稳定；同时新设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人民银行分支行的业务实行垂直领导；设立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作为协调决策机构；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和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制度，初步确定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人民银行在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初期，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经济高速发展，为适应多种金融机构，多种融资渠道和多种信用工具不断涌现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不断改革机制，搞活金融，发展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制度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努力探索和改进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式，在改进计划调控手段的基础上，逐步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控制信贷和货币的供给，以求达到“宏观管住、微观搞活、稳中求活”的效果，在制止“信贷膨胀”、“经济过热”、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初步培育了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
四、逐步强化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1993年至今）
1993年，按照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责，划转政策性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
1995年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标志着中央银行体制走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是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1998年，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部署，改革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撤销省级分行，设立跨省区分行，同时，成立人民银行系统党委，对党的关系实行垂直领导，干部垂直管理。
2003年，按照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和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并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同年9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准人民银行的“三定”调整意见。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
有关金融监管职责调整后，人民银行新的职能正式表述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同时，明确界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务院组成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宏观调控部门。”这种职能的变化集中表现为“一个强化、一个转换和两个增加”。
“一个强化”，即强化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人民银行要大力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水平，灵活运用利率、汇率等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宏观调控；加强对货币市场规则的研究和制定，加强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监督与监测，密切关注货币市场与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之间的关联渠道、有关政策和风险控制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一个转换”，即转换实施对金融业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方式。由过去主要是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设立审批、业务审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和监管指导等直接调控方式，转变为对金融业的整体风险、金融控股公司以及交叉性金融工具的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转变为综合研究制定金融业的有关改革发展规划和对外开放战略，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促进银行、证券、保险三大行业的协调发展和开放，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利益；转变为加强与外汇管理相配套的政策的研究与制订工作，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
“两个增加”，即增加反洗钱和管理信贷征信业两项职能。今后将由人民银行组织协调全国的反洗钱工作，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承担反洗钱的资金监测职责，并参与有关的国际反洗钱合作。由人民银行管理信贷征信业，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这些新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在实施金融宏观调控、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面对更加艰巨的任务和更加重大的责任，中央银行在履行新的职责过程中，视野要更广，思路要更宽，立足点要更高。特别是要大力强化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不仅要加强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的规范、监督与监测，还要从金融市场体系有机关联的角度，密切关注其他各类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和风险状况，综合、灵活运用利率、汇率等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金融宏观调控。要从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研究、规划关系到我国整个金融业改革、发展、稳定方面的重大战略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货币政策决策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金融业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仍然较重、改革与重组任务十分艰巨。在此情况下，中央银行要更善于擅于准确把握影响经济金融发展全局的因素，注意研究新情况、开发新工具、探索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做到识大局、讲宏观、懂技术、胆识兼备，充分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突出作用。
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规定，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并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根据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为：
（一）起草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完善有关金融机构运行规则；发布与履行职责有关的命令和规章。
（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三）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
（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
（五）确定人民币汇率政策；维护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实施外汇管理；持有、管理和经营国家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
（六）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
（七）经理国库。
（八）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支付结算规则，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
（九）制定和组织实施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负责数据汇总和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十）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承担反洗钱的资金监测职责。
（十一）管理信贷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十二）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国际金融活动。
（十三）按照有关规定从事金融业务活动。
（十四）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指导思想的转变过程及内容

楼主的问题提的非常好，体现了历史的纵深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其道路相当曲折，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体现了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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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确切来说，是以1978年那个特别的会议为起点逐步开展起来的。最初的中国经济，绝对主体还是计划经济，市场的成分不能说没有，但是绝对是非常次要的，是不成体制的，随时可以被计划手段所扼杀。所以在这样一个计划经济的全国经济基础上，不可能一下子就全盘改造，达到充分的市场经济程度，从1978年到2008年，造成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繁荣，我们走过了整整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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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市场化的演进过程，具体来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成功，增添了改革的决心和信心；1979年中央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为大规模市场经济改革积累经验和进行必要的铺垫。

2.80年代初制定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总原则。
十2大报告指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 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3.1992年的十4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整个改革开放指明了新的方向。D小平的“南方谈话”和D的十四大，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它已不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了，具有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
这个决断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这个指导思想的基本要求:
(1)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2)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3)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十五大提出的了新的经济改革指导思想：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5.十六大仍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更加强调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继续放宽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同时出台法律保护私人资本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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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这个演进过程也就是市场化的过程。从最开始只把市场经济当作辅助手段，到后来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基本手段辅以必要的宏观调控，再到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和放宽民营资本参与多个领域，同时保障私人财产安全。。。。。。
这个过程，一个很清晰的脉络，就是在保障国有企业的控制力的前提下，引导和鼓励民营资本创造财富，繁荣市场经济。

③ 中国今后金融业改革方向

我国金融业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将从股份制改革转为公司内部治理，增强核心竞争力，使我国金融业能够顺利渡过难关，稳定快速地发展。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的冲击有限，中国的金融业目前的资本充足率处在历史的高点，为应对这场危机，做了最好的准备。
中国金融业的改革要经受经济周期、人民币逐步可兑换，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三大考验。现在经济周期的考验已经开始了，如果金融业成功地经受住了经济周期的考验、人民币逐步可兑换的考验和利率市场化的考验，金融业的改革就成功了！虽然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了政府注资、政府控股和国有化，使一些人对市场经济产生了怀疑，但是中国的改革，还要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下四点：一是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思考、研究和解决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改革开放发展道路；二是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统筹兼顾好各项宏观调控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努力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三是必须始终注重提高金融工作特别是金融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正确处理金融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凝聚各方对金融宏观调控和推进改革开放的高度共识；四是必须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研究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手段，以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制约我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推动金融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6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

一、1982年——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现干部年轻化，其历史性进步可用三句话来概括：

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

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

第一次改革之后，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是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部委的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从64岁减到60岁，局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从58岁降到50岁。本次改革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政府职能没有转变。

二、1988年——“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

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历史性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由于后来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这一命题在实践中没有及时“破题”，原定于1989年开展的地方机构改革暂缓进行。

国务院在调整和减少工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方面取得了进展。如，撤消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组建新的国家计委。撤消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核工业部，组建能源部。撤消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和电子工业部，成立机械电子工业部。撤消劳动人事部，建立国家人事部，组建劳动部。撤消国家物资局，组建物资部。撤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组建建设部。撤消航空工业部、航天工业部，组建航空航天工业部。撤消水利电力部，组建水利部。撤消隶属于原国家经委的国家计量局和国家标准局以及原国家经委质量局，设立国家技术监督局。 三、1993年——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首次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1993年我国进行了第三次政府机构改革。

其历史性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但从学术观察的角度，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目的清楚、目标不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改革任务就是要减少、压缩甚至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但从1993年机构设置来看，这类部门合并、撤销的少，保留、增加的多。如机械电子部合并本来是1988年改革的一个阶段性成果，1993年改革时又被拆成两个部——机械部和电子部；能源部本来是在1988年撤消了三个专业经济部门的基础上建立的，1993年改革又撤消能源部，设立了电力部和煤炭部。给人的印象是，目的与目标背道而驰。

1993年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实行了中纪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公，进一步理顺了纪检检查与行政监察的关系。1993年实行中纪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公的这种做法，是统筹党政机构设置的重要方式之一。

四、1998年——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鉴于当时机构设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现实，1998年中央人民政府实施了2008年之前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1998年改革的目的与目标高度协调。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目的，尽快结束专业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是目标。1998年改革历史性的进步是，政府职能转变有了重大进展，其突出体现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共10个：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这样，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在享受这个成果。

为什么说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就是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呢？众多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可以说是资源配置的载体，是落实经济计划的依托。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类部门的存在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利于充分发挥企业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就是取消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二道贩子”，消除了政企不分的组织堡垒。 五、2003年——目标：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

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目标是，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这次改革重大的历史进步，在于抓住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比如，建立国资委，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银监会，建立监管体制；组建商务部，推进流通体制改革；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为国家直属机构，加强食品药品安全与安全生产监管。

⑤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改革历史进程详情！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1949年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天津首次正式公布人民币汇率。四十多年来，在不同的时期，人民币汇率安排（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有着不同的特点。

一、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币汇率安排
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人民币汇率安排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1950～1952）。由于人民币没有规定含金量，因此，对西方国家货币的汇率，最初不是按两国货币的黄金平价来确定，而是以“物价对比法”作为基础来计算的。也就是说，建国初期人民币汇率制定的依据是物价水平，这是一种比较市场化的汇率安排。
建国初期，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物价节节上涨。如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以1949年6月为100，到1950年3月则上涨至2242.93。由于国内物价上涨、国外物价趋跌的价格对比关系，根据前述政策要求，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由1949年1月18日1美元＝80元旧人民币，调低至1950年3月13日的1美元＝42000 元旧人民币，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人民币汇价下调49次。至于和其他外汇的汇价，则是根据它们对美元的汇价进行间接套算的结果。
从1950年3月至1952年底，随着国内物价由上涨转变为下降， 同时，由于美国对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大量抢购战备物资，美国及其盟国接连宣布一系列对我“封锁禁运”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降低外汇汇价，以利于推动本国进口。因此，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汇率政策的重点也由“推动出口”改变为“进出口兼顾”，并逐步调高人民币汇价。1952年12月，人民币汇价调高至1美元＝26170元旧人民币。
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美国，对外贸易主要由私营进出口商经营。人民币汇率的及时调整，可以调节进出口贸易，保证出口的增长。
2．第二阶段（1953～1972）。从1953年起，国内物价趋于全面稳定，对外贸易开始由国营公司统一经营，而且主要产品的价格也纳入国家计划。计划经济本身要求对人民币的汇价采取基本稳定的政策，以利于企业内部的核算和各种计划的编制和执行。同时，由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确立，各国之间的汇价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相对稳定。再加上我国同西方工业国家的直接贸易关系和借贷关系很少，因此，西方各货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在国内物价水平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我国进行建国以来的首次币制改革。1955年 3月1日，开始发行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折合比率为1:10000。自采用新人民币后，1955年至197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是1美元折合2.4618元新人民币。
1971年12月18日， 美元兑黄金官价宣布贬值7.89％，人民币汇率相应上调为1美元合2.2673元人民币。
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政策采取了稳定的方针，即在原定的汇率基础上，参照各国政府公布的汇率制定，逐渐同物价脱离。但这时国内外物价差距扩大，进口与出口的成本悬殊，于是外贸系统采取了进出口统负盈亏、实行以进口盈利弥补出口亏损的办法，人民币汇率对进出口的调节作用减弱。
3．第三阶段（1973～1978）。1973年3月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为了避免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及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我国从1973年开始频繁地调整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仅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调整了61次），而且在计算人民币汇价时，采用了钉住加权的“一篮子”货币的办法，所选用的“篮”中货币都是在我国对外贸易的计价货币中占比重较大的外币，并以这些货币加权平均汇价的变动情况，作为人民币汇价相应调整的依据。
这一时期人民币汇价政策的直接目标仍是维持人民币的基本稳定，针对美元危机不断发生且汇率持续下浮的状况，人民币汇率变动较为频繁，并呈逐渐升值之势。1972年为1 美元＝2.24元人民币；1973年1美元＝2.005元人民币；1977年为1美元＝1.755元人民币。
自5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外自我封闭，对内高度集权，直至80年代初，国家外汇基本上处于零储备状态，外贸进出口主要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且大体收支平衡，国内物价水平也被指令性计划所冻结，尽管人民币汇率严重高估，但它并未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

二、改革后的人民币汇率安排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民币汇率安排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1979～1984）。1979年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对外贸易由国营外贸部门一家经营改为多家经营。由于我国的物价一直由国家计划规定，长期没有变动，许多商品价格偏低且比价失调，形成了国内外市场价格相差悬殊且出口亏损的状况，这就使人民币汇价不能同时照顾到贸易和非贸易两个方面。为了加强经济核算并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实行两种汇价制度，即另外制定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继续保留官方牌价用作非贸易外汇结算价。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汇率制”或“汇率双轨制”。
1980年人民币官方牌价为1美元＝1.5元人民币。从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间， 我国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贸易外汇1美元＝2.80元人民币；官方牌价即非贸易外汇1美元＝1.50元人民币。前者主要适用于进出口贸易及贸易从属费用的结算；后者主要适用于非贸易外汇的兑换和结算，且仍沿用原来的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
随着美元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升值，我国相应调低了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使之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相接近。1984年底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已调至1美元＝2.7963元人民币，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持平。
2．第二阶段（1985～1990）。在人民币双重汇率制下，外贸企业政策性亏损，加重了财政补贴的负担，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生产厂商对双重汇率提出异议。1985年1月1日，我国又取消了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重新恢复单一汇率制，1美元＝2.80元人民币。
事实上，1986年随着全国性外汇调剂业务的全面展开，又形成了统一的官方牌价与千差万别的市场调剂汇价并存的新双轨制。而且当时全国各地的外汇调剂市场，在每一时点上，市场汇率水平不尽相同。这种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的多重汇率制一直延续到1993年底。其间，外汇调剂市场的汇率形成机制，经历了从开始试办时的人为定价到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过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物价上涨速度加快，而西方国家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一定成效。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有意识地运用汇率政策调节经济与外贸，对人民币汇率作了相应持续下调。1995年8月21日，人民币汇率调低至1美元＝2.9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 日再次调低至1美元＝3.0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0日又调至1美元＝3.20元人民币。
从1986年1月1日起，人民币放弃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做法，改为管理浮动。其目的是要使人民币汇率适应国际价值的要求，且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1986年7月5日，人民币汇率再度大幅调低至1美元＝3.7036元人民币。1989年12月16日，人民币汇率又一次的大幅下调，由此前的1美元＝3.7221元人民币调至当日的4.7221 元人民币。1990年11月17日，人民币汇率再次大幅下调，并由此前的4.7221调至当日的5.2221元人民币。
从改革开放以后至1991年4月9日的十余年间，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特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别实施过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与公布牌价并存的双重汇率体制，以及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的多重汇率体制；二是公布的人民币官方汇率按市场情况调整，且呈大幅贬值趋势，这与同期人民币对内实际价值大幅贬值以及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基本上相适应的；三是在人民币官方汇率的调整机制上，做过多种有益的尝试，如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小幅逐步调整方式以及一次性大幅调整的方式，这些为以后实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奠定了基础；四是市场汇率的机制逐步完善；五是市场汇率的调节作用在我国显得越来越大。
3．第三阶段（1991～1993）。自1991年4月9日起，我国开始对人民币官方汇率实施有管理的浮动运行机制。国家对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适时适度、机动灵活、有升有降的浮动调整，改变了以往阶段性大幅度调整汇率的做法。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实行公布的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即外汇调剂价格）并存的多重汇率制度。
我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指人民币官方汇率的有管理的浮动，其基本特点是，我国的外汇管理机关即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对外经济活动的要求，参照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动情况，对公布的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适时适度、机动灵活、有升有降的浮动调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官方汇率数十次小幅调低，但仍赶不上水涨船高的出口换汇成本和外汇调剂价。
4．第四阶段（1994～2005）。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1993年12月31日，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人民币5.8元；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8.7元左右。从1994年1月1日起，将这两种汇率合并，实行单一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定为1 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同时，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度，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通，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革汇率形成机制。这次汇率并轨后，我国建立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趋稳，并一直保持在1美元＝8.3元左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尤其是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我国政府承诺：在2000年之前，将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
事实上，1994年我国已开始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并已削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中的绝大多数限制，如歧视性货币措施或多重汇率安排已完全废除，而绝大多数经常项目交易的用汇和资金转移也不再受到限制。
1996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消除了若干在1994年后仍保留的经常帐户下非贸易非经营性交易的汇兑限制；1996年7月， 又消除了因私用汇的汇兑限制，扩大了供汇范围，提高了供汇标准，超过标准的购汇在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起初后即可购汇；1996年7月1日，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也全面纳入全国统一的银行结售汇体系，从而取消了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尚存的经常项目汇兑限制。
1996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致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将不再适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14条第2款所规定的过渡性安排，并正式宣布：自1996年12月1日起， 我国将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款、第3款和第4款的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从此不再限制不以资本转移为目的的经常性国际交易支付和转移，不再实行歧视性货币安排和多重汇率制度。
2001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郭树清指出，根据中美1998年签订的有关协议，中国承诺将扩大人民币弹性。因此，如果现在中国选择钉住其它币种或采取一揽子货币联系汇率制度，不但会违背承诺，还是一种后退。增加汇率弹性是现实的选择。中国现阶段仍将以稳定汇率为主，同时用足每日3‰的汇率浮动区间，使市场逐渐适应汇率波动。今后将采取措施，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如有效利用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区间；调整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政策；进一步完善结汇制度。

三、人民币汇率安排的新阶段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05〕第 16 号文——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相关事宜公告。其主要内容如下：
（1）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2）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
（3）2005年7月21日19∶00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交易的中间价，外汇指定银行可自此时起调整对客户的挂牌汇价。
（4）现阶段，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一定幅度内浮动。
（5）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篮子货币汇率变动，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这一次的人民币汇率安排改革的核心是放弃单盯美元，改盯一篮子货币，以建立调节自如、管理自主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从此次人民币短期升值来看，这将有利于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的巨大压力，同时，释放人民币潜在的升值压力，并能淡化人民币兑美元的国际矛盾。从长远战略来看，人民币汇率新机制的建立，将有利于推进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最终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实现可兑换创造渐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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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金融一体化改革是怎么回事

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提要：经济全球化已经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作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两股主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人们常常把前者称之为生产一体化(或全球化)，把后者称之为金融一体化，其中又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概括地说，．当前的金融一体化趋势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各个地区之间的以及全球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相互贯通，联系密切，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增大。二是私人资本流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力，大约占全球资本流动的3／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向了新兴经济地区。三是跨国银行呈现出“全能化”发展趋势，业务趋于综合化。四是大规模的银行兼并风起云涌，仅1999年就发生了七起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兼并案(王雪冰，2000)。我国当前正在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谋求融入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在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认真分析，提早应对。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并且最具增长潜力的经济体。1978年～1999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创下了世界之最，20年间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而同期世界经济仅增长了2．2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8年我国GDP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汇率折算，占世界的3．2％。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到了发展中国家的17．5％，全世界的3．1％(见表1)。由于改革与开放并行不悖，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来越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1979年～1998年问，全世界出口额增长了3．3倍，而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1999／200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4％，成为世界第9大出口国。1999年我国出口总额进一步增加到1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6．1％。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4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亿美元，1999年为404亿美元。1999年中国的进口、出口和FDl分别占当年GDP的16．73％、19．67％和4．08％(见表2)。与此同时，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也在稳步增长。我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在贸易和投资的带动下，我国的金融业也开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体系。1980年4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资格，同年5月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地位，随后又成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但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以前，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尚不明显。1996年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国内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开始加深。通过不断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开放B股股票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债券发行，国内金融市场间接地将自己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从目前与WTO各缔约方谈判的进展情况看，我国有望于年内加人WTO，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随之加快。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届时，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将会更加直接和密切。(一)银行业近二十年来，遵循稳妥、有序的原则，我国逐步扩大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从1981年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以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允许其在中国境内所有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7月，又进一步扩大了上海、深圳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国境内共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4家，当地注册银行13家(含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国银行代表处257家，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实力的大银行。这些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别占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313．36亿美元，其中贷款总额为222．49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86．11亿美元，其中联行及附属机构来账206．69亿美元，占72．24％，存款为49．97亿美元，占17．74％，资本(或营运资金)为26．93亿美元。外资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二)保险业与快速开放的银行业相比，中国保险业的开放相对谨慎一些。从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情况看，自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成为首家获取在华营业资格的外资保险公司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截至1998年底，7年来总共批准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的营业性机构，但开放区域仅限于上海、广州两个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国一次批准了美国丘博保险集团、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等4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华外资保险机构达到了16家。从保险业务来看，1998年，国内保费收入1247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份额为1％。(三)证券市场由于过分强调筹资功能，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发行市场发展迅速，而交易市场发育缓慢。相应地，这一特征也反映在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上。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上述发行累计筹资119．76亿美元，其中H股市值占到了香港股市总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国还有49家红筹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1999)。在国内股票市场，另有108家公司发行外资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发行B股股票)，累计筹资47．45亿美元(王雪冰，2000)。但与此同时，股票的流通市场却发育缓慢。受证券市场自身发展阶段、监管水平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影响，外国证券投资者及证券中介机构在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证券投资者只能将外汇资金投资于B股市场。证券市场的不平衡开放态势仍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二、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业务、人才、管理等方面给我国金融产业的各个领域带来直接冲击，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对银行业的影响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二)对保险业的影响尽管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与具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外国 保险业相比仍显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国的保险深度(即人均保费)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险密度(保费占GDP的比重)为1．57％，居世界第55位(胡颖,2000)。此外，我国的保险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经纪人、公估行在内的中介体系以及以“松散监管”为特征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国内各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风险处理技术、科技运用水平、资金运用能力、产品创新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保险公司。这种差距固然意味着国内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融人国际保险市场，通过与国际大型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而不断增强竞争力，但同时也意味着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与银行业的状况类似，从短期看，这种竞争劣势也将导致国内保险公司业务流失，市场份额下降。由于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份额的缩减将给民族保险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外资公司还将凭借其灵活的管理机制和优厚薪酬待遇吸引国内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造成国内保险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险业的开放必将进一步促进市场主体以及保险业务的多元化，对中国现行的保险管理体制和监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三)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的深度不够。截至1998年底，中国股市市场价值占GDP的比重还不足25％。而1996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15．6％，英国为151．9％，日本为67．2％。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泰国、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别达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许等，2000)。资本化比率低不仅说明了我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反映了其较低的抗风险能力。二是市场结构不合理。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两大构成中，我国的证券市场过度偏重于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又主要集中于国债市场。截至1999年11月，国内上市的企业债券仅有11支。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970年～1985年间，在美国，债券融资额约为股票融资额的10倍(深交所，1999)。三是市场分割严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割裂；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割裂等。市场割裂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四是市场流通性不够。目前，国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五是各市场主体行为的高投机性。国有企业倾向于上市“圈钱”；券商负盈不负亏，违规操作，过度承担风险。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盲目跟风。整个证券市场呈现出高风险的特征。六是中外证券中介机构在竞争实力上差距悬殊。国内证券中介机构在经营管理机制、服务水平、创新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证券中介机构。单从资产规模来看，目前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总资产大约300亿元。而1998年末，美林证券公司总资产达2998．04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的总资产更高达3175．90亿美元。它们任何一家券商的资产规模，比我国全部的90家券商的资产总和还大出许多(周道许等，2000)。竞争力之悬殊显而易见。 上述问题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还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在条件不成熟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将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特别是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后果的集中体现。但差距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推迟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这不仅不符合金融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也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对我国证券业发展与规范的更高要求。(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全球金融一体化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手段，加快实现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但从近期看，鉴于我国的经济转轨仍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金融一体化将对我国既有体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相对于国内银行，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外金融市场，它们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导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的约束很小。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以规避。这必然会缩小货币政策的直接覆盖面，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二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减弱。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我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遗漏了两项内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存款。这两项内容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量的14％，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的扩大，这种偏差也会随之放大。另外，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微观的货币需求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金融创新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压力的增大也都会削弱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三是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我国现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管理、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再贴现等。金融开放除了有助于增强第一项工具的效果外，对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减弱。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业务量占比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结果必然会减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其次是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效率弱化。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通常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就总体来言，外资银行的发展倾向于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最后是再贷款、再贴现机制作用下降。这些政策工具对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外资银行的调控作用不大。四是货币政策的外在约束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介入，将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将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五)对金融监管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会更加迅速，金融创新也更加活跃，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一个严峻挑战：(1)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不断对其金融产品进行分拆组合，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创新常常是作为金融监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且是推动金融监管发展变化的主导力量。(2)混业经营的程度越来越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相互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进行全面监管至今仍然是个世界性的课题。(3)巨型金融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业务范围更广，金融品种更多，机构设置遍及全球。如何对这些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4)一些传统的注重隔离风险的“防火墙”措施已逐渐失去作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转移和传播，同时还具有倍数放大作用，破坏力更大。作为这些挑战的一个集中展示，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高举债、极度投机和不受监管就是一个生动事例。考虑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深入，金融监管仍然出于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高效的监管体制尚未形成，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还相当有限，挑战不言而喻。三、面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对策针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准备，以趋利避害，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现代化进程。这要求我们除了要积极审慎地扩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外，更重要地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改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一)加快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首要任务是理清产权关系，建立有效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此同时加快进行不良资产重组。实现银行的资产重组可以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法，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强调的是，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理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问题是防止边清理边产生，甚至新增速度超过化解速度。这意味着银行自身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的。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从资产数量、人员数量、营业网点还是从业务份额上都在我国银行业占有绝对比例。这样的垄断机制既不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也不利于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适当放松市场准人的方法，引进外资银行，发展区域性银行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加强市场竞争。第三是对国有银行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并无效机构，清理包袱，提高竞争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拥有机构14．4万个，金融从业人员近167万人(见表3)。以机构和人员论，堪称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其员工数量之巨堪称世界银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员，非业务部门人员的比例超过1／3，而在华外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显而易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影响经营效率。根据1999年第7期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尽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差距并不很大，但是资产回报率却相差悬殊。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激励机制。目前人才竞争的格局已经出现。外资银行钱多人少，为网罗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计，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约有1／3来自中资银行，他们都是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另有1／3来自外方，1／3来自海外归国人员。这种格局已经为国有银行的激励机制敲响了警钟。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产权机制 市场经济中拿什么来承担责任，拿什么来承担风险?靠的就是产权。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投资风险的人，最有积极性关心投资收益。玩自己的钱和玩别人(公家)的钱不仅风险偏好不一样，投资效果也截然不同。经理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做老板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打工族。为什么这些没有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儿命工作?靠的就是经理市场。经理市场说穿了就是人材市场，是给人材定价的一种机制。通过经理市场，优秀的专业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衡量、显示并且变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理、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等职业的繁荣都是建立在经理市场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有了经理市场，才会不断涌现出类似李?亚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杰克?威尔治(任通用电气总裁)这样的经营巨擘。奖励机制小到奖金、补贴，大到股票期权都可以视作奖励机制。奖励机制更加富于技术性，应用范围最广，方式更为灵活。乌纱帽机制也就是官僚科层体制，这可以视为与经理市场平行的一种激励机制。现阶段国有银行对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就主要靠这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好处是有助于避免在转轨时期出现治理真空，缺点是对人材的定价信息不公开，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对现代管理的一条贡献。它不仅被历史证明是我党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体上说，建立国有银行人才激励机制可以从这五个方面着手，最终逐渐过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种机制。

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机构体系变化的原因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金融机构体系变化：大一统的金融百货公司——分业经营——混业经营趋势
原因：金融市场不成熟，监管不完善，机构内控制度有待改善、实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
有混业的趋势是因为：国家趋势的金融全球化，监管一体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等。

⑧ 我国改革开心以来共进行了6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有关文章那里有.

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斐然，通过这个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一个伟大转折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二个伟大转折是从封建半封建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第三个伟大转折是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
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周围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现在就把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思考写下来。
1.精神文明建设
在初中的政治课本上，我还记得有这样的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我看不出精神文明建设到底建设在哪里？难道就建设在政治课本上，建设在口头上？我爸爸时常给我讲他们那个年代的事，尤其是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在那个物质资料极其匮乏的年代，中国基本没有贪污，没有抢劫，更别提有小偷，绝大部分中国人可以在路上捡到钱归还给失主，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路不拾遗。而当今社会物质方面可以说比我父辈那个年代不知道发达多少，难道因此就可以有更多的劫匪和小偷，可以有更多的贪官？在广州或者深圳生活的人你们有几个在一个月之内都没有遭遇抢劫的？
毛主席那个时代会把有限的致敬用来拍“雷锋”“焦裕禄”这样的榜样的电影，每日宣扬好人好事，有“学习雷锋好榜样”这样的歌曲，在思想上武装所有的中国人，这些影视歌曲，在我小时还能经常接触到，然而现在的只知道嘴皮子上说“精神文明建设”，实际行动上比以前的中共不知道要落后多少了。
2.物质文明建设
中国建设到现在，物质文明不能说是不丰富。走在北京.上海的大道上，满眼都是高楼大厦。然而，这些高楼大厦这些厂房有几个是属于全国人民的，全国人民从这些物资资料中又享受到了什么？倒是时常听说某某大楼是新加坡人投资的，某某是老美投资建的厂房。如果这些厂房仅仅用来赚取中国人民财富的机器，那会让我觉得今天的这些外资的厂房和解放前西方列强在中国建设的工厂无异。
下面是引用郎咸平《中国的八大危机之详解》中的一段“各位都知道青岛啤酒是我国的著名品牌，你们还认为青岛啤酒还是中国企业吗？告诉你一个数字，青岛国资局控股30%，但是你们知不知道第二大股东是谁？来自美国的安海斯－布希公司控股27%，只要他再多买4%的H股，我们中国的青岛啤酒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外资企业。各位还记得徐工的故事吗？美国的凯利基金要收购徐工，当时包括我在内很多的学者专家在媒体上对这件事情大家大法，由于大家的努力，成功制止了资产流失的现象。当时的地方政府以什么理由卖给外国人呢？是以负的净资产卖给外国人。负的净资产就可以卖了吗？你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经济常识啊。一个公司的价值不取决于净资产，而是取决于有没有持续经营的能力。对于徐工的价值取决于未来持续盈收的能力，还好没卖，假如以100块钱卖掉，按照我所理解的凯利基金或者类似的基金，一定会把徐工分拆上市或者卖掉，赚到一万块钱。所以从100块价格到一万块他可以赚100倍以上。那么各位了不了解，收购青岛啤酒的安海斯－布希公司就是产业资本，收购徐工的就是金融资本，这两个资本的危害性我们还没有看出来，还在乐观的招商引资，你知不知道招商引资使得这两只秃鹰来席卷中国奄奄一息的制造业。那么你们可能要问我了， 郎教授这样是不是太悲观了，中国制造业我们自己都做不下去了，给外国人能赚钱吗？如果你们有类似的想法呢，你们就太不了解资本主义国家了！为什么我说的话那么像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而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讲的话更像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其实错了，我是真正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以我对他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我所以讲的这么社会主义是因为我理解了。”
有人说中国可以从在外资在华工厂中学到先进的技术，难道大家忘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了：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富强，他们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致使洋务派聘请的一些洋匠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勒索，谋取暴利，使企业难以发展。
因此这些外资企业，他们会希望中国富强吗？他们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吗？我想这些答案每个人都应该是很清楚的吧！

盲目引进外资使资本输入国本币面临升值压力，有可能引起宏观货币供给失控而导致通货膨胀，不利于国家经济安全导致非安全因素增加，中国政府无休止地引进投资，增加出口，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巨大，恐怕普通老百姓的财富已经被洗劫了一层了。
3. 弱势群体
同寝室的聊天，大家谈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中，谁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列举出一大串来，有农民，下岗工人等等。而他们的生存现状究竟如何？又有哪些困难存在？
先说农民，中国的农民，我想人数不会少于6个亿吧，这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弱势群体之一。就说我们的家乡吧，虽然这几年国家出台了许多惠农政策，但执行的力度始终不是很大，有的政策根本就无法执行。仅仅只是少数人得到了实惠，大多数村民依旧徘徊在贫困线上，在一些地区开展的“圈地”运动中，很多农民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耕地，而得到的仅仅只有几千元的一次性全额补偿。另外，每年有大量的农民流向城市，形成了另一类弱势群体即“农民工”。然而在城市人眼里，他们仍然是文化素质低、缺乏教养的农民。虽然他们从事城市的很多工作，但大多是诸如建筑、搬运等苦、脏、险、重，城里人不愿从事的累活。虽然也有少数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努力地入上层社会工作，但在少数世俗城里人眼里，他们依然是农民。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参加了学校一个社团组织的义工接力计划，当时那个活动是到咱们东大北面的和平区鲁园工会，在那里我们了解到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他们从事的工作大多超出体力劳动的极限，却常被拖欠工资，有的一拖就是一年半载，有的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为续，甚至经常出现暴力事件，为追要工资跳楼的事件，那都是被逼的呀！太多这样的事件，惊动了中央，惊动了国务院，甚至出现了总理为农民工追要工资的新闻报道。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实依然存在，而且还时有发生。
那么我们要问，政府劳动监察部门都干了些什么？难道都要等这些农民工被迫以死相抵时才肯出手，平时他们都在干些什么事？为什么在日常的工作中不能深入工矿企业等用工部门了解情况，防患未然。再者，国务院总理帮农民工追要工资，一方面体现了总理亲民，另一方面也提示了中国体制中存在的弊端，难道国家总理的工作日程上竟要排上一条为民工追要工资的日程？还有，拖欠民工工资的普遍性是不争的事实，而由此引发的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既然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为什么执行起来总是滞后，得不到彻底的落实。
当然，我的见识面有限，经历不足，无法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但我说的这些现象实实在在的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们要正视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真实客观，不要一味只是唱赞歌，粉饰太平而忽略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让中国的改革更健康、更理性、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
总的来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 呵呵,我的回答不错吧,如果采纳j就请加分额..多谢多谢.2011-08-10 0:14:39

⑨ 如何改革金融监管体制

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逐渐由单一全能制监管走向多重机构的分业监管，形成了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分业监管体系。 金融监管过程经历了下面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8年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实施金融监管。 第二阶段，从1998年到2003年，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管中分离出来，分别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负责，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三家分业监符的格局。 第三阶段，从2003年至今。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接管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由此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三会分工的金融监管体系。

⑩ 中国金融业将迎来重大改革了吗

据报道，11月12日，外媒称，中国金融业将迎来重大改革，外国投资者投资证券、银行、保险等领域的投资比例，最迟在五年后将取消所有限制。这意味着外资期待已久的金融领域市场准入问题将得到解决。

分析人士表示，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经济的质量、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等都有极大的改善和提升，所以我们现在更有信心应对更激烈的挑战，不再惧怕外资的竞争！

希望中国金融行业的改革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