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有哪些举措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❷ 如何做好智慧城市建设的保障措施
第一，成立市区（县、市）两级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以智慧城市经济为载体的智慧城市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建议市委、市政府尽快成立“杭州市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统筹抓总推动杭州智慧城市规划、建设和运行工作。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兼任。办公室应该是“三位一体”，既通过授权代表市委、市政府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牵头抓总，又是一个主管部门，统筹管理智慧城市建设，还要扮演好整合资源平台的角色。因此，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实行实体化运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实体化运作所需人员首先从市经信委选派，同时可从有关部门、单位、企业抽调专职人员。充分吸收借鉴市委、市政府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专门成立正局级的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和为发展旅游业专门成立正局级的市西湖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的经验。建议各区、县（市）同步建立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落实专人抓好产业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要健全完善市和区、县（市）联动机制，市里负责抓规划制定、政策完善、人才培养、综合协调、检查考核等工作，统筹解决好“有钱办事、有人办事、有章办事、有地办事、有房办事”问题；各区、县（市）及智慧城市建设主体负责抓智慧城市建设的实施、建设、营运、管理等事宜，形成打造全国智慧城市规划、设计、技术、设备、服务、管理、营运的系统供应商的强大合力。
第二，建立智慧城市建设政策扶持和评估考核机制。
加快建立推进智慧化发展的行业标准化制度。充分发挥标准的引领规范和创新模式的积极作用，大力实施“智慧杭州”品牌和标准化战略，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智慧产业领域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形成和掌握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做大做强自主品牌。加强智慧技术的标准化研制和安全应用，以技术和产业的标准化管理促进信息网络安全建设。要积极借鉴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加快制定智慧技术和产业研发的法规标准和考评管理制度。包括智慧技术与产业的准入标准规范，智慧技术与产业的激励制度等。建立与国家配套、切合实际的智慧产业与智慧城市发展考核制度，将地区智慧产业与城市发展成本纳入政府绩效评估考核。建立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系统运行的评价指标体系，把考核评估作为系统解决方案验收和改进的重要举措，对应用系统建设项目进行系统全面的运行评估，确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系统高效协调运转。同时，要对各级政府智慧城市建设，以及各行各业的智慧发展进行评估考核，强化领导的责任意识。建议从今年开始，对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家庭在内的杭州所有的新建筑，把新一代城域网（智慧城域网），特别是物联网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家庭作为一个前提，并纳入考核，为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奠定基础。
第三，建立企业化的智慧城市建设系统集成平台。
进行企业的“技术、产品、方案”的系统编制。在研究制定杭州智慧城市建设规划时，请每个相关企业报告一下能够为智慧城市提供的国内领先技术，市有关部门可以把企业提供的领先技术编制起来，组成各种各样的全国领先的系统。以杭州市为试点，63家规模企业的技术先进点可以编制成无数个应用系统。通过排列组合，应用系统中间又可以排出很多子系统，比如智慧医疗系统里就有很多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使用视频、网络等不同的技术，有的甚至需要根据不同的内容编制新的应用技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系统编制好，就可以通过杭州的智慧城市建设形成一个大市场、大平台，依托这个市场、平台输出一流的产品、一流的模式和一流的人才。这样我们这个智慧城市建设系统供应商就可以面向全国提供服务。建议由市委市政府组建专门企业，推动建立智慧城市建设系统集成平台，主要承担杭州智慧城市建设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国有资产管理等职能。公司可以采取“国有资本全额投资建设＋企业服务外包运营＋政府与社会利用”的模式，政府确定并提供运营服务外包的资金、激励性政策、社会性利用的收费定价与分成政策、运营服务外包企业的优惠政策等。公司下设若干智慧应用事业部，包括智慧企业、智慧交通、智慧电网、智慧物流、智慧环保、智慧金融、智慧教育、智慧社区、智慧家庭、智慧建筑、智慧楼宇、智慧医疗、智慧政府、智慧旅游等14个智慧应用事业部，分别负责相应领域建设、运营、管理等业务。
第四，设立智慧城市建设专项扶持资金。
一方面要继续增加杭州市工业专项资金的总额，另一方面要调整优化资金安排结构。设立杭州市智慧城市建设专项扶持资金，参照市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每年应至少筹措三到四亿元资金用于智慧城市建设。并制定智慧城市建设专项扶持资金管理办法。要发挥市财政专项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按照实报实销的原则，增加市财政专项资金投入。专项扶持资金用于建立和支持杭州市智慧技术和智慧产业专项发展，主要包括信息软件、电子商务、物联网、云计算、视频监控、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生态环保、绿色能源、智能电力、智能物流、智能医疗、地理信息处理、智能政务、智能社区、城市规划、金融投资等领域。专项资金要用于支持重点产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化投资、公共平台、开拓市场等项目，发展资金要按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每年根据项目需要，结合绩效评价结果，在有关产业中予以分配。重点产业（工业和信息化专项）发展资金支持的资助项目，市本级企业由市财政全额承担，各区、县（市）企业由市财政与区、县（市）财政各承担50%；资金支持的奖励项目由市财政全额承担。
第五，系统谋划智慧城市相关人才培养引进和住房保障。
技术创新关键是人才，智慧城市建设就是“人脑＋电脑＋文化”。建设“智慧城市”，必须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才工作作为事关全局的重点工作来抓。大力实施智慧城市建设人才工程，尽快集聚一大批掌握核心技术的科技带头人、一大批具有成长潜力的创新人才、一大批一流素质的企业家和资本营运、科技管理服务人才。加大政策引才力度，对特殊人才实行特殊政策。建议在杭州原有人才住房保障政策基础上，面向专业技术人才推出人才保障房，合理设定条件，把所需各类专业人才逐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当务之急，应该尽快实施市委、市政府原先已经公布的人才专项用房计划。将具有本市户籍，智慧城市经济相关领域的掌握核心技术的科技带头人、具有成长潜力的创新人才、一流素质的企业家和资本营运、科技管理服务人才、专业人才逐步纳入人才专项用房体系。因为人才专项用房的性质是限价房，而限价房是国务院及有关中央部委明确可以由地方实施的住房保障政策。2006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明确限价房为政策性商品住房，不与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等一起划为保障性住房范畴，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确定是否建设、建设多少面积等。目前国内不少城市都有按照限价房建设的人才房项目。我们认为，杭州只要有了人才专项用房制度，就一定能吸引并留住大批智慧城市建设的优秀人才。同时，要适应当今人才竞争国际化的趋势，借鉴国外人才资源开发的有益经验，拓宽工作渠道和手段，扩大工作覆盖面，形成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体制。要完善开放、灵活的人才市场配置机制，打破人才部门、单位壁垒，鼓励人才合理流动，培育形成与其他要素市场相贯通的人才市场，建立人才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协调的动态机制。要认真落实技术、管理等参与分配的政策，建立股权期权激励机制，逐步实现技术资本化、资本人格化，使杭州成为人才创业有舞台、发展有途径和贡献有激励的“求知创业天堂”。
第六，筹备建立中国（杭州）智慧城市研究院和知识中心。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有赖于高速计算、高速传输、海量存储、异质异构数据管理等关键技术的实现，有赖于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等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整合利用。要在智慧城市系统中采用成熟、先进、可靠及适度超前的现代信息技术，重视数据的获取、传输、存储、分析、处理和应用等技术的开发。2012年3月，中国工程开始启动建设科技知识中心，这是国家工程科技思想库（智库）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知识中心服务于中国工程院的发展目标，将成为服务工程科技发展的重要阵地，为国家工程科技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建议借鉴中国工程院和国内其他城市的经验，由市委、市政府批准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联合华数、阿里巴巴等企业，发起成立“中国（杭州）智慧城市研究院”，作为杭州智慧城市智力和研究资源的协调平台以及智慧城市建设思想库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杭州智慧城市建设研究工作，统筹推进“中国（杭州）智慧城市知识中心”建设，服务于杭州乃至全国600多座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杭州智慧城市知识中心有两大任务：一是收集杭州和国内外各地智慧城市建设的各种新产品和新技术，这样可以保证我们每一个系统都是最先进的；二是可以把杭州企业的优秀产品和方案通过这个系统向全国进行推广。建立这样的智慧城市知识中心十分重要，它既能够为各个企业的产品改进、技术进步和电子商务营销模式提供帮助，又可以为杭州今后开展相关的情报积累和知识储备奠定基础。
第七，加快推行“一区多园”的发展模式。
吸收借鉴杭州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模式，特别是十大文创产业园区发展的经验，解决智慧城市经济产业园区的用地问题，使园区成为杭州发展智慧城市经济的“孵化器”和主战场。一旦园区建设规划出台，就必须在用地指标和征地拆迁上予以保证。推行“一区多园”发展模式，加快智慧城市经济园区建设，有利于解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空间问题，有利于用足用活高新开发区的政策，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城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杭州智慧城市建设先行区试点方面，建议形成杭州城区层面“1＋3”的试点模式，即滨江区和上城区、拱墅区、江干区。其中，高新区（滨江）作为智慧城市的新城区试点和重中之重，结合创建“新一代网络技术与产业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突出智慧城市经济的产业特色；上城区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老城区试点，依托思科公司中国总部，开展智慧城市应用服务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家庭的全面试点；拱墅区作为物联网进楼宇的试点，依托中国（杭州）智慧产业园和物联网产业园，开展智慧楼宇、智慧园区建设试点；江干区作为智慧楼宇、智慧社区、智慧家庭应用服务试点，江干区丁桥镇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试点镇，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全方位探索。在有关试点城区、乡镇（街道）建设方面，要坚持两个“三位一体”和两个“两手抓”，科学设计试点项目。根据“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基础先行、招商紧跟，滚动推进、加快发展”的指导思想，按照“高起点规划、高强度投入、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的要求，加快智慧城市经济园区建设步伐。要按照建设“小特区”的要求，进一步理顺体制，配强班子，充分授权，推行封闭式管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要强化园区特色，做到功能互补，错位发展，建设生态型、花园式园区。
第八，建设市区（县、市）两级智慧城市创业孵化器。
创业孵化器是打造智慧城市经济、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杭州智慧城市孵化器建设上，一要继续办好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孵化器。结合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江）“十二五”规划，尽快制定出一个进一步扩大孵化器规模、完善孵化器功能的计划，发挥其在全市孵化器建设上的示范、带动作用。孵化器要对小企业提供特殊的优惠待遇，比如免除前两年租金，无偿提供生产、科研用房和电脑，免费在政府网上宣传等，让小企业尽快茁壮成长。二要抓紧建设区、县（市）级孵化器。各区、县（市）都要立足各自实际，盘活存量与增加增量相结合，分别建立一两个孵化器，并与高新开发区孵化器联网，在全市营造智慧城市建设相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良好合作、互补氛围。三要大力鼓励企业创办孵化器。支持有条件、有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创办专业性强、特色明显的孵化器。四要把有些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研发中心办成小型孵化器。
第九，发展智慧技术风险投资和交易平台。
风险投资是智慧城市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催化剂。要尽快出台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对风险投资公司的法律地位、组织形式、运作机制和相关税收、资本兑现等方面的政策作出明确规定，特别是要推动有限合伙制的运作。加强风险投资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特别是应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及在实践中锻炼的办法，造就一大批风险投资人才，并争取培育出若干个“大师级”的风险投资家。加快设立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科技项目评估机构、信息咨询服务机构、技术经纪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健全风险投资中介服务体系。按照“扩大社会影响、扩大成员单位、扩大活动频率、扩大服务深度、扩大合作成效”的要求，进一步办好创业联合投资协作网。构建多层次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健全市产权交易市场，扩大交易范围，增强交易功能，为股权流动以及企业并购活动提供公正、透明、规范、有效的交易载体；疏通并购、回购等退出渠道，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大公司从事并购活动的积极性，鼓励市商业银行和各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为智慧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经营者的回购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第十，坚持“大公司战略”与“群体战略”并重，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坚持“大公司战略”与“群体战略”相结合，着力培育自主创新主体。大企业、大集团是推进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龙头和骨干。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培育大企业、大集团的基础，是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群体。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要始终坚持“抓大不放小”，一手抓“大公司战略”，加大扶优扶强力度，培育一批“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大集团；一手抓“群体战略”，倡导“和谐创业”，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创业，培育“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抓大放小”，打造“智慧城市”、建设创新型城市则必须坚持“抓大不放小”。大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发展起来。“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典型。总之，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小企业的发展，培养几十个、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有了这样一批企业，杭州智慧城市建设就有了坚实基础。
❸ 财产险公司加强服务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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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网贷平台的业务创新，2016年8月24日，银监会会同工信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办公室联合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以期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实现网贷行业为小微企业和个人融资的功能。
一、《办法》对规范网贷行业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网贷行业业务创新快速多元，平台一方面通过承诺本息担保以吸收资金，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资金池，将借款期限和金额进行拆分，再嵌套入各种交易结构，在市场上催生出了十多种运营模式，从“空标模式”到“双spv期限错配模式”，交易结构及代理链条越来越复杂。这些平台的资本实力及经营管理能力有限，无法获得相关金融机构之名，但通过立法漏洞却在行金融机构之实，因此风险不断积聚。据《2016年全国P2P网贷行业半年报》统计，2016年上半年累计停业及问题平台数量为515家，其中出现“跑路”或“提现困难”的共有268家。本次《办法》针对这些乱象，明确了平台的角色定位与业务边界，对保护消费者权益，降低互联网金融风险具有重大意义。
二、《办法》的重要内容及其解读
1.角色定位
《办法》第二条确立了P2P网贷是个体和个体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属于民间借贷范畴，机构从事的业务仅限于为借款双方提供信息搜集、信息公布、资信评估、信息交互、借贷撮合等服务。因此网贷机构的本质是信息中介，不是信用中介，网贷平台不承担借贷违约风险，客户需自担风险。
2.备案管理＋经营许可
《办法》第五条规定我国对于网贷机构的准入采用备案＋许可制度，大部分平台实现备案登记并非难事，但就目前我国电信业务经营（ICP）许可证的发放现状而言，获取ICP许可证并非易事。据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范围内正常运营的2000多家网贷平台中，仅有5.73%的平台获得了ICP经营许可证，且据笔者了解，目前工信部并不对仅有APP的平台发放ICP许可证，这无形中提高了行业的准入门槛，势必会加速行业的洗牌。
3.业务范围限制
考虑到网贷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办法》对网贷平台的业务管理采用了底线监管思维，制定“负面清单”以界定业务边界，主要包含十三条禁令，如禁止平台为自身融资集资、向出借人提供担保、开展类资产证券化业务等形式的债权转让。这将对市场上的P2P运营模式产生冲击。例如在“空标模式”下，平台通过关联企业发空标以积聚资金建立资金池，再以资金池中的资金用于偿还以保证流动性。这与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相抵触。再如在“居间人模式下”，居间人向借款人发放借款后通过平台以类资产证券化等形式实现债权转让，这也违反了第十条第八款的规定。这些禁止性规定与办法第二条的原则性规定相呼应，是将平台限制为信息中介的具体举措。
4.出借人和借款人的权益保护
《办法》第四章以及其他各章从事前预防、事中管理、事后处置三方面对出借人和借款人的权益保护作出了规定，涉及出借人的投资决策、风险揭示和评估、客户信息保护、客户资金保护以及纠纷解决等各方面。如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借款人授权网络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代出借人行使决策。这主要用于规制在“平台匹配”模式下平台根据借款期限、利率等因素自动匹配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而无须出借人同意的现象。《办法》还通过设置“合格出借人”条款对客户对象进行删选。如规定出借人应当具备投资风险意识、风险识别能力，拥有非保本类金融产品投资的经历并熟悉互联网。机构需对出借人的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等进行尽职调查，实行风险管理等。但目前的规定依然比较笼统，如何判定出借人是否具有投资风险意识，具有非保本类金融产品的经历是否内含年限标准和盈利标准？何为熟悉互联网等，还需进一步解释。
5.平台运营的风险控制
《办法》对于风险控制的措施主要为三大部分，一是限制借款集中度和合法性的风险。第十七条规定网络借贷金额应以小额为主，并设置了同一借款人的借款余额上限。自然人在同一平台上借款余额不得超过20万元，在不同平台上累积不超过100万元；法人的分别为100万和500万元，以此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衔接。《办法》还规定出借人应向网贷机构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身份信息以及保证出借资金的来源合法。二是要求机构应当将自身资金与客户资金进行分账管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资金进行托管，以防止机构设立资金池或欺诈、侵占、挪用客户资金的情形。三是要求网贷机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除了要求平台充分披露融资项目信息、风险评估结果等，还规定了重大风险信息报送机制，便于监管部门对重大事件设置处置预案。但上述规定操作性尚待加强，如由谁监测借款人在不同平台上的累计借款余额？客户的融资信息不同平台之间是否能披露共享？客户的信息填列是否真实由谁审核？如何保证出借资金来源合法？出借人违反法定义务应承担什么责任等并不明晰。同时《办法》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仅具有框架性，尚需出台实施细则。
三、网贷平台引入保险保障的可行性及其重要意义
在网贷平台的业务模式下，借贷双方存在信息壁垒，其贷款违约及纠纷解决相比线下更为繁琐复杂，本息的收回可能存在延迟，对线上小额融资市场发展不利。事实上保险公司提供增信服务，凭借保险风险分散的特点及保险公司资金雄厚的优势，能对保护客户权益起到巨大作用。但《办法》中网贷平台“不得直接或变相向出借人提供担保或者承诺保本保息”的规定使不少人产生疑问，网贷业务与第三方担保合作是否还存在可能？
1.平台层面的相关立法
首先，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第十条第三款是指禁止网贷平台自身为出借人的债权实现提供自我担保、关联担保，并非针对第三方机构。其次，以体系解释而言，第三十五条规定借款人、出借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资金存管机构、担保人等应当签订资金存管协议。本条中在网贷机构之外单列出“担保人”，可见第三方担保并没有被禁止。除此之外，在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一条中，也曾出现过网贷平台应当披露其与增信机构合作情况的论述，虽然在正式稿中予以删除，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信息披露具体细则另行制定，因此笔者认为，此次删除涉及信息披露的规定是源于立法技术层面的考虑。因此保险保障机制的引入并不存在立法层面上的障碍。
2.保险公司层面的相关立法
我国保险法规定，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必须是能够确定的经济利益。因此投资损失属于不可保风险，保险公司不能为投资风险提供保险业务。但本次《办法》第二条明确将网贷业务产生的法律关系定义为民间借贷关系，而非投资关系，因此债权具有确定的经济利益，双方依法订立的民事合同及相关赔偿责任均可以受到保险法的保护。
3.保险保障的实践
目前，网贷平台已经开始与保险公司寻求合作，保险公司以网贷平台为信息中介，为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保证保险服务。目前的一些险种如个人账户资金安全险、抵押物财产险、借款人意外险等均是对非常规风险进行承保，相比之下，履约保证保险对于保护出借人顺利收回本金和利息的力度更大。所谓履约保证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在借款人不按约定或法律规定履行还款义务时先行向出借人承担本息偿付责任的一种保险合约。在2015年8月，米缸金融与天安财险合作率先推出了履约保证保险。从实际效果看，这种模式逐渐被业界认可，据不完全统计，至2016年5月已有20多家网贷平台开始推行。
4.改进与发展
2016年2月，保监会印发《关于加强互联网平台保证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审慎选择合作的互联网平台。笔者认为，这是在当时平台风险控制、信息披露都不完善的情况下风险监管的必然要求，并非禁止相关业务。且保监会同年8月发布的保险业“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围绕互联网开展商业模式，积极推动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业务的发展。因此，随着《办法》及其相关细则的持续完善，网贷平台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将会更加深入，并进一步推进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的健康发展。
❹ 银行提升服务质量的措施及做法
应对竞争挑战，中资商业银行必须从服务理念、服务体系、服务标准、服务战略、服务文化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努力形成运转有序、协调高效、持续稳健的“服务链”，通过提升服务品质不断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
树立现代化服务理念。这是提升服务品质的核心所在。商业银行提升服务品质，关键是要树立“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现代服务理念。具体来讲，一要树立客户满意的服务理念。服务质量的判断标准不是令自身满意，而是令客户满意。二要树立双赢的服务理念。客户与银行是合作伙伴，任何经营活动都要实现客户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三要树立品牌服务的服务理念。只有具有品牌的优质服务才是价值优越、不完全可模仿、不完全可替代的，才是银行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商业银行要以优质服务为目标、以品牌建设为手段，坚持以客户需求作为经营的出发点和归宿，处处为客户着想，最大限度地为客户提供尽可能满意的高品质金融服务；同时要努力了解客户需求，发现客户需求，研究客户需求，满足客户需求，甚至引导客户需求，在满足客户需求的过程中为客户创造价值。
建立有效的服务体系。这是提升服务品质的重要基础。一要围绕提升服务品质，不断优化组织体系，实行“扁平化”的组织形式，利用高效的信息传导机制，体现“前台为客户、后台为前台、总行为支行”的全方位服务思想，提高整体的市场敏感度，紧跟市场优化服务，更好地实施优质服务战略。二要设立专门的推进服务工作的机构，建立责任明确的专业团队，这样可以推进服务战略得到有效落实，确保服务细节的正确性和完善性，保证执行的效率和服务的效果。三要围绕组织体系变革，从真正满足客户、方便客户、服务客户的角度出发，重新组合服务程序，优化业务流程，梳理完善规章制度，减少审批环节和层次，简化服务传递过程，有效降低服务成本和客户成本，切实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
❺ 保险公司营运部开门红服务举措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8月，是一家国际化大型股份制专业寿险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业务。2000年，公司向外资增发新股24.9％，在行业内率先实现资本国际化。
2004年9月底，新华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中国保监会的批准筹建。
2005年，公司实现保费收入210.8亿元，同比增长12%；市场份额达到6.1%，稳居寿险市场前列。截至2005年底，公司总资产达605亿元，总体实力持续提升。目前，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在全国拥有34家省级分公司，166家地市级中心支公司，779家营销服务部，内外勤员工近14万人。
2006年1-3月，公司经营全面实现“开门红”：实现保费收入76.35亿元，同比增长67%，增长率同业领先；市场份额6.25%，稳居国内寿险市场第四位。
产品
“新华保险双保险——保障生命，保障财富”。十年发展，新华保险逐步形成了涵盖个人、团体、银行代理、健康险业务的产品体系，共计上百款产品在销。产品保障责任涵盖养老、健康、医疗、意外伤害等，从婴儿到老人各个年龄阶段的客户，可以通过个人、银行代理等渠道投保，获得新华保险产品完善体贴的保险保障。新华保险特有的英式保额分红方式，更是让客户享有年度红利和终了红利的双重保障，在保障生命和健康的同时可以实现保额和财富的递增。
服务
2005年底，新华保险个人客户达到450万人，企业、机关等法人客户6800多个。如何照顾好这个庞大的客户群，吸引更多的客户，是新华保险客户服务工作的核心。历经十年的努力，新华保险逐渐建立起了规范化、标准化的客户服务体系。客户可以通过分布全国分支机构的标准化客户服务中心、技术先进的全国电话服务中心、新华保险网，获得周到的保险服务。
2005年，新华保险推出预付保险金、绿色理赔通道、轻松理赔等十大理赔举措，不断完善信用体系，细心照顾我们的客户。
团队
经过十年发展，公司凝聚和培养了一大批志同道合、高度忠诚、执行力强、具有新华文化特质的核心骨干队伍，管理干部队伍超过6000人，销售队伍近14万人。新华人，是公司发展和壮大的坚强柱石，是新华保险的血脉和灵魂。
文化
成立十年来，新华保险在业界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和成熟的企业文化。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世界观、“立信于心，尽责至善”的责任观深入人心。2006年，新华保险企业文化推广主题为：“珍惜、感恩、超越、荣誉”。
荣誉
★2000年8月，董事长关国亮入围中国十大“财富人物”，入选“中国百名经济名人”。
★2000年11月15日，新华公司获得首都精神文明办公室和北京市委宣传部联合颁发的第四届“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最佳活动奖”，这是北京市金融企业第一次获此殊荣。
★2002年8月31日，关国亮董事长荣获“北京市优秀青年企业家”称号。
★2003年11月,公司被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聘为CCISSR2004年度理事员单位。
★2004年6月，董事长关国亮荣获“世界经理人CEO成就奖”。
★2004年10月，新华保险被评选为五十家“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著名企业”之一，关国亮董事长被评选为三十位“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企业领袖”之一。
★2004年11月，经全球五大品牌评估机构之一的世界品牌实验室调查评选，新华保险获得“中国保险业最具影响力品牌年度大奖”。
★2004年10月,公司被中共北京市委授予“北京市2004年度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称号。
★2004年-2005年，新华人寿保险公司连续两年上榜中国企业500强和“北京百强企业”龙虎榜。
★2005年5月，新华保险荣获中国十大文化推动力企业品牌。
★2005年8月，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改革新锐”评选活动中，关国亮董事长被评选为“中国改革百名新锐人物”。
★2005年，公司获得“全国企业质量信誉AAA等级”。
★2005年8月，新华保险被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BRANDLAB）评为“2005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2005年10月,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美国LOMA国际金融保险管理协会颁发的五项奖项，这是LOMA协会所授予保险公司的最高荣誉。
★2005年11月，新华保险同时获得“2005年度全国企业文化优秀奖”和“2005年度北京市企业文化优秀奖”，成为行业内唯一获奖的保险企业。
★2005年11月，2005世界著名品牌大会授予我公司“2005年度中国十大保险品牌”，董事长关国亮荣膺“2005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十佳企业家”。
★2005年11月，新华保险当选2005年中国企业客户关怀80强。
★2006年1月，“中国企业公众形象暨最佳企业公众形象评选”正式揭晓。新华保险荣获“2005年度最佳企业公众形象”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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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中国金融业开放有了哪些最新举措
第一，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第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的上限放宽到51%，三年以后不再设限。
第三，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证券公司。
第四，为进一步完善内地和香港两地股市互联互通的机制，从今年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的额度扩大四倍，即沪股通和港股通每年由130亿元，调整到520亿元。
第五，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
❼ 微型企业金融帮扶具体举措
3年内免除创业者有关收费国家工商总局将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对中小企业标准进行科学界定和细分，结合修订《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根据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个体私营企业的特点，研究制定针对“微型企业”的扶持措施。鼓励、引导经营规模较大的个体工商户升级为企业，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鼓励、引导返乡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复员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残疾人等自主创业，为其申请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提供免费的开业指导以及相关政策、法规和信息咨询服务。并严格按照《就业促进法》的规定，对符合政策规定的创业人员3年内免收登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免费制止乱摊派、乱收费现象
工商部门将本着依法、自愿、有偿和进退自由的原则，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跨地域、跨所有制、跨行业开展经营和提供服务。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服务质量，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做好政策咨询，严格执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不收费的规定。
❽ 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智慧银行应当如何做
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40年，人们充分享受到了银行业改革开放释放的红利。银行体系也从最初的大一统格局逐步发展成为多元化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模式从最初的粗放式规模比拼，走向了如今的创新推动、精耕细作。
在并不久远的上世纪90年代末，四大国有银行还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曾被称为“技术性破产”，但通过体制改革、财务重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挂牌上市，国有大行实现“脱困”并快速崛起。与此同时，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登陆境内外资本市场，又掀起了银行业改革开放新浪潮，也标志着银行走向公众持股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之路。
这20年的改革波澜壮阔，银行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在今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最新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工农中建四大行仍然稳居前50名，交行、招行、浦发、兴业、民生等银行亦均在前300名之内。
如果说成功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跻身全球银行业前列，是中国银行业在十年前就已交出的答卷，那么如今的中国银行业更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四大行已全部跻身巴塞尔协议Ⅲ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之列，中国银行业也从银行间无序竞争、高风险运行走到有序发展、风险可控。
改革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对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中国银行业顺势而为，掀起数字革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到264万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达到98万亿元，占比37.2%，资产总额同比增长6.9%;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为46万亿元，占比17.3%，资产总额同比增长4.0%。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负债243万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91万亿元，占比37.3%，负债总额同比增长6.7%;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43万亿元，占比17.5%，负债总额同比增长3.4%。
1、从“大一统”到“专行”再到“商行”
时间回到1978年，人民银行刚刚从财政部独立出来，那时的“央妈”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当改革的号角吹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缓缓拉开。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间，国有银行改革开始起步，先后经历了农行恢复、中行改革、建行独立与工行分设，国有银行破壳而出。其间，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央行制度框架初步确立。
从“大一统”到国家专业银行基本框架确立，一开始四大国有银行身上都担负着专业经营的政策性使命，各有分工。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银行在性质上应该属于企业类型，即以盈利为目标，通过合法经营以收入抵补支出，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当我国经济体制已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就在客观上要求国有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
于是，中国银行业改革更进一步，开启了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再次转型。一开始，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它们的改革目标主要集中在企业化经营或运营机制的转换方面。四大行分工经营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出现了“中行上岸，农行进城，工行下乡，建行进厂”的竞争格局。
与此同时，从1986年开始，以交通银行股份制重组为开端，深圳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一批商业性股份制银行陆续成立。
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各专业银行不仅突破了专业分工的界限，而且开始突破行业分工的界限，开始组建各自的信托投资公司、开办大量的证券机构，并向房地产、保险、投资等领域拓展，形成了事实上的综合经营模式。
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并将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至此，我国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改革方向正式定位于商业银行。
从一元银行体制到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中国银行业翻开了历史巨变的第一章。
2、跃谷底：借力AMC脱困重生，飞跃谷底股改上市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有辉煌也有低谷。
事实上，前一阶段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并不彻底，仍然存在着发展主要靠国家信用和行业垄断、管理体制实行官本位等诸多问题。
亚洲金融风暴中的1999年，受困于国外金融剧烈波动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双重影响，国有商业银行陷入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比例飙升的窘境，机构和人员臃肿、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下降等问题也相继暴露。1999年，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的四大国有银行进退维谷，处境艰难。
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局。1999年，国务院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东方、信达、华融、长城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并规定存续期为10年，分别负责收购、管理、处置相对应的建行、中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工行、农行所剥离的不良资产。
将四大行巨额坏账剥离，使其成为干净的“好银行”，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
从不良泥沼中抽身的四大行，终于有余力将改革的重点聚焦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这也为后续上市腾飞蓄力。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说，国有银行改革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主线和主战场，其一是业务经营商业化和市场化，第二是公司治理现代化，二者缺一不可。
随着2003年银监会正式挂牌成立，对银行业的监管由新成立的银监会来行使，人民银行不再肩负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责，最重要的使命变成了维护金融稳定。至此，正式形成了由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格局。
从危机中走出的四大行，在经历了拆分、专业化、商业化的涅槃后，终于迎来了上市的小辉煌。
2005年10月，建行率先在香港公开发行股票。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公开发行上市;同年10月27日，工行实现A+H股同步上市。2008年10月农行股改方案获批，标志着国有银行改革进入收官之战。
这是一场与自己的赛跑，中国银行业在发展赛道上不断超越自我。截至2018年三季度，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264万亿元，是1999年的约16倍，是1978年的约1389倍。
3、乘东风：股份行快速崛起，走向公众持股
事实上，比四大行更早上市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行的挂牌上市，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以自由认购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行。1999年11月，浦发银行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中国股份行的快速崛起。
公众持股对一家银行的好处不言而喻，资本金进一步夯实、股权结构清晰、公司治理优化，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支点，更为股份行自身注入了迅速扩展经营领域和规模的巨大动能。
事实上，上市后的股份行均呈现出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负债结构优化、利润高速增长、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趋稳等特点，并实现了全国性甚至跨国的网点铺设和业务经营等巨大变化。
回顾股份行的发展历程，在成立之初，不少银行都起步于服务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经济。从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方辐射到全国，从全国辐射到全球，股份行在迎来自身黄金成长期的同时，也实现着从“立足本地”到“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蝶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股份行“走向世界”的脚步逐渐加快。包括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展中外银行间的深度合作;一些股份制银行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并购海外银行，拓宽业务领域，提升跨境金融实力。
4、超车道：经受金融危机考验，国际化突飞猛进
2008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而不能倒”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几乎全军覆没。中国银行业在危机冲击下，虽未独善其身，但却独树一帜。2008年中国银行业利润总额、利润增速、全行业资本回报率三大指标名列世界前茅。
这让危机笼罩下的全球金融业看到了一线生机，也为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打下了扎实基础。杨再平说，美国金融行业遭受重创时，中国的银行业恰恰在全球范围内表现良好，可谓“一枝独秀”，这完全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
金融危机前，由于国外银行绝大部分财务状况良好，不愿意接受被并购，即便有好的并购标的，也会面临诸多竞争对手，中国银行业很难对其实施并购。不过金融危机让全球银行业，特别是华尔街大银行损失惨重，而中国商业银行却平稳渡过难关，全球银行业洗牌，为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带来了良好契机。
虽然中国银行机构已经做到规模足够大，但更多是依托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真正面向全球客户，为不同市场类别提供不同产品的国际化能力还有待加强。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便成为突破藩篱的唯一选择。
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国际化经营渐成趋势。经过多年探索，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理念正在发生改变，逐渐从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代理处转向参股、并购海外银行。这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战略突飞猛进的阶段。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在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发展等契机下，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征。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布局中，围绕“一带一路”的发展尤其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仅三年间，约22家中资银行在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353家境外分支机构，其中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境外机构数约为1279家。
5、升维度：科技赋能，打造开放银行
近年来，全球经济正面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新动力。这其中，自然也有中国银行业科技改革的影子。
从2012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与互联网金融同台PK，“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1.0时代”。随后，传统银行如工、农、中、建与互联网金融巨头一拍即合，合作进入蜜月期的“2.0时代”。不过，实际上仍只有极少数银行能够主导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
为了摆脱单一渠道对自己发展的局限，银行一面低调培育自己的内生科技力量，强调技术独立，用活用好自己的数据禀赋，另一面不断向外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打造开放式银行，终于迎来了“无界开放银行”的“3.0时代”。
目前，多家银行纷纷释放了打造开放银行的信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业务三部主任杨彬认为，开放银行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即：秉承以服务用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API接口或SDK等技术实现银行与第三方之间的数据共享;构建一个生态，联合产品和服务提供方，满足用户的全部需求。
传统银行业一贯的优势是信用风险管控，是流动性管理，是KYC(清楚你的客户及其产品)，是合规，是稳健，是品牌;是线下网点遍布全省、全国甚至境内外;是牌照赋予的存款吸收能力，带来互联网金融垂涎的资金成本，以及多牌照框架里的综合金融能力(不少银行集团同时具有券商、信托、基金、保险、金融租赁等多牌照)。
而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公司的生存逻辑，则是流量入口、获客成本、线上场景以及深得客户体验优化之道的产品模式。
传统银行实施进一步金融科技赋能，已经初尝甜头。智慧银行与IT系统升级后，差错率大幅下降，而客户的便捷程度大大提升。
这是一轮科技推动的改革，也是一轮银行自我驱动的改革。从自身的优势出发，银行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银行传统业务进行深度融合，各显所长。中国银行业已经吹响了“科技赋能银行”的“集结号”。
❾ 智慧政务落实的具体措施
智慧政务解决了目前电子政务面临的投资分散、重复低效，信息孤岛林立、互通不畅等痼疾，是实现组织管理和日常办公从传统的手工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科学化方向转变的重要举措，如何落实到位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电子政务系统在原理上可以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共同创新为特征，以基础数据共享、各系统之间同步更新、相互联动为核心，再通过新开普统一的数据库平台、统一的身份识别载体，来将分散的、孤立的各个部门的系统和数据集成起来，突破业务隔阂(部门壁垒)，建设服务型电子政府，实现整个组织的协同办公。
事业单位管理系统具体规划过程中主要包含人员信息管理、住宿管理、消费管理、访客管理、应急警报系统等应用场景，功能上需要有身份识别、来访登记、考勤、门禁、就餐、消费、补助发放、会议签到、电梯控制、车辆进出管理、电子巡更、住宿管理、自助洗衣、智能充电、人力资源管理、OA管理系统等应用，再通过网络实现一卡一库、集中管理、统一决策，建立为智慧政务平台。
机关单位一卡通在设计、开发、实施时采取“全盘考虑，精心设计，统一管理，合作应用”的策略，并遵循以下原则：
1、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2、采用数据集中管理与数据分布式管理相结合的模式，三层结构应用软件
3、为事业单位内部管理规范对内、对外提供身份识和金融消费功能
4、产品的外观，性能，稳定性高，满足政府等事业单位形象要求
5、操作简单、界面友好原则
经过一系的规划、设计、开发、实施原理与具体新开普智慧子系统解决方案，来落实智慧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劳动强度，节约办公经费，规范工作流程，提高内网使用率，实现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智能化、社会化,带动经济、社会领域的智慧化建设，共同奏响城市和谐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