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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中国民生银行法制宣传内容

党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做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具体方式等问题做出明确指示，是指导各项工作依法开展的总纲。为更好地形成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局面，中国民生银行总行营业部近期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活动，塑造“法治民生”新局面。
一、开展丰富多样的法治宣传工作
使全体人员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是《决定》中的明确要求。民生银行致力于将法治思维灌输到企业文化和员工观念中，形成全体从业人员对法律的崇敬，对法治的信仰，形成全员“讲法治”、“倡法治”、 “践法治”的氛围。
聘请内外部法律专家，开展多种形式法治培训。一方面，邀请总行法律专家，就“法治民生”进行主题宣讲培训，引导广大员工要“用法思维，依法行为，奉法求强”，让法治精神引领民生银行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先后邀请法官以及国内知名律所的律师，结合业务情况进行全行范围的法律培训，指导具体业务合法合规开展。
开展法治知识与技能竞赛活动。结合中国金融工会正在组织的“中国梦·劳动美”全国金融职工法律知识竞赛，民生银行总行营业部在全辖范围内开展了法治知识与技能竞赛活动，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职工学习问答》书目为主要内容，以赛代训、以赛选才、以赛宣传，全面提升广大基层员工的法治意识，培育全行法治精神。
二、打造法律工作专业团队，创造法律服务的特有价值

法治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对银行实际业务而言，其更多的体现为具体的法律工作。银行法律工作本身虽不直接创造价值，但亦存在其特殊价值，这种价值体现为“修补”，也就是“补漏者”。表面上看，“补漏者”所能取得的最大成绩也不过是平安、如常、有序，以数字计量，最好价值似乎只是“0”，但实际上它创造的价值毫不输于“开创者”。基于此，民生银行总行营业部形成了法律工作必须贯穿业务全流程的理念，并着力打造一支沉得下心、肯钻研、能吃苦的专业团队，他们要具备这样的素质和能力：精通法律规定，熟悉业务实际，对创新保持先行探索的持续热忱，对法治抱有坚定的信仰，通过不断探索新知，解决问题，规避风险，为银行业务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❷ 深圳市有几个区

深圳市有几个区？
最佳答案
截止2016年12月，深圳市有 南山、福田、罗湖、盐田、龙岗、宝安、龙华、坪山8个区。

1、深圳



深圳，简称“深”，别称鹏城，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广东省省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国家区域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地处广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岸，与香港一水之隔，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隔深圳河与香港相连，北部与东莞、惠州接壤。
深圳是国务院定位的全国性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城市，与北京、上海、广州并称“北上广深”。全市下辖罗湖区、龙岗区、龙华区、福田区、宝安区、南山区、盐田区、坪山区8个行政区。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已发展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同时享有“设计之都”、“钢琴之城”、“创客之城”等美誉。深圳市域边界设有中国最多的出入境口岸。深圳也是重要的边境口岸城市，皇岗口岸实施24小时通关。
深圳是热门的旅游城市，每年接待的海内外游客人数居国内前列[7] ，深圳市内著名的景点有：甘坑客家小镇 、世界之窗、东部华侨城、锦绣中华、欢乐谷、鹤湖新居 、大鹏所城、中英街、大梅沙、杨梅坑、西冲、深圳湾公园、深圳鹿嘴山庄度假村等 。
深圳作为全国房屋租赁业统计调查唯一试点城市，探索将房屋租赁业增加值等新兴经济业态纳入GDP核算的有效途径。2016年，深圳纳入GDP核算的新业态经济增加值为1565.53亿元，占GDP的8.0%。其中，房屋租赁业增加值1037.39亿元。深圳也是国家“研发支出计入GDP”唯一试点城市，就研发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式计入GDP核算进行试算。
2、行政区划
区划沿革
1979年3月，国务院撤销宝安县设深圳市。
1982年恢复宝安县建制，受辖于深圳市。
1992年，宝安县再度被撤销，分治为深圳市的一个市辖区。至此，深圳市辖宝安、龙岗、南山、福田、罗湖五区，其中罗湖（包含盐田大部分）、福田、南山为经济特区，龙岗、宝安为非特区，并以“二线关”将“特区”与“非特区“分割管辖。
1998年3月，以沙头角为中心的区域从罗湖区析出，设盐田区，仍为特区范围。
2007年5月31日，光明新区成立，管辖公明、光明两个街道，地处深圳西部。
2009年6月30日，深圳市委市政府为推进以大工业区为中心的东部片区统筹发展，促进深圳市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城市化水平，将原深圳市大工业区和原龙岗区坪山街道、坑梓街道，整合为坪山新区。
2010年7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范围延伸到龙岗、宝安。
2011年12月30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在宝安和龙岗新增两个功能新区，分别为“龙华新区”和“大鹏新区”。
2016年10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深圳市龙华区和坪山区，以龙华、大浪、民治、观湖、福城、观澜等6个街道的行政区域为龙华区行政区域；以坪山、坑梓2个街道的行政区域为坪山区的行政区域。
辖区概况
截至2016年10月，深圳下辖8个行政区和2个新区，下辖57个街道办事处、790个居民委员会。

❸ 关于关闭中国股市

http://blog.sina.com.cn/u/1233721385

历史，这样记录了这场闹剧的始末：1999年5月19日，上证指数由1057点大涨至1109点，由此开始长达两年的“人造牛市”，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达到牛市峰值2245点，2005年5月27日，上证指数跌穿“519”起点至1051点，至此，这个“人造牛市”以投资者的背弃和管理层的绝望而告终结。
由终点到起点，虽然极富戏剧性，但远远不是“519”闹剧的全部。在这一场近乎“完美”的市场崩溃背后，一场时代的正剧已然安全地谢幕。这个正剧，才是中国股市六年来眼花缭乱的演出背后，最值得观赏的部分。最近的一则新闻提示了这个正剧的本质。据《证券市场周刊》报道，从1998年到2002年被关闭之前的四年多时间中，南方证券的多名高管通过各种渠道向境外转移资金达7.8亿美元之巨。这些巨额资金悉数落入私人之手，已经无法追回。1998年到2002年，是中国证券市场牛气最盛的时候，而绝非巧合的是，南方证券也是这一时期中国证券市场中最为卖力也最为耀眼的主力之一。南方证券在“519”牛市中的所做所为，透露了“519”行情一个难以与外人道及的秘密：所谓“519”牛市，不过是一场财富转移游戏的代名词。它既不是出自对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预期，也不是源于市场力量所制造出的那种投机性波动,而是完全扣合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至今的一个时代主题：财富再分配。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直到90年代中期，是中国市场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勃兴而鼎盛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草根市场阶级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可供开拓的市场空间开始变得日益狭小，市场利润也开始急剧摊薄。值此之际，通过体制提供的寻租空间开拓“政治利润”，就成为一种极具诱惑力的选择。这种“政治利润”不仅意味着对增量财富的一种再分配，也同样意味着对前20年改革所创造的存量财富进行一次总体的再分配。而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为实现这种“政治利润”提供了绝佳的舞台。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证券市场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质因而可以控制财富分配的流向，也同样是因为证券市场作为要素市场具有的特殊便利性，在这个市场中，巨额的财富转移在转瞬之间就可以完成。这样，90年代后期的中国证券市场，实际上就变成了当时如火如荼的财富再分配运动的一个道具。这也是中国证券市场“519”行情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中国股市的一个公认的显著特征是畸高的换手率，但在我看来，这反映的并不是中国人有多么强的投机心理，而是反映了这样一种更加隐秘的事实：转型期的中国证券市场更多地已经沦为一个洗钱场所。交投越是频密，洗钱就越是方便，就越是安全。基本上可以肯定，“519”牛市肇始于中国转轨体制中长期积累起的一种财富再分配冲动。我愿意指出，起始于90年代后期的这场财富再分配运动并没有止步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熊市，它其实也是推动中国今天房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动力。

理解中国证券市场90年代后期发展的另外一条线索，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一个重要的合法性来源。没有经济增长，中国的改革几乎一天也难以维系。改革越是深入，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依赖就越是加重。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市场化进程所激发的自主经济增长动力开始逐渐削弱，而1997年之后的亚洲金融危机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持经济增长于不坠，就必须倾全力调动要素资源以维持强制性的经济增长。由于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还未从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过热所造成的坏账深渊中恢复元气，为这种强制性经济增长提供金融支持的重担，就毫无选择地落在了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肩上。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应该清楚地记得，就在1997年，金融监管当局还在拼命打压证券市场，并将这个成绩抬高到“预防了金融危机”的高度加以炫耀，但短短两年之后，政府对证券市场的态度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个中原因正在于，有人开始意识到，强制性的经济增长迫切需要中国证券市场提供慷慨的金融支持。于是，一场不加掩饰的阳谋被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受到恭维和引诱的投资者像羊群一般鱼贯而入。然而，一旦证券市场承担了政策性的目标，证券市场的严重扭曲和资源错配就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也只是或迟或早的事情。不管这个目标是为国有企业解困，还是为社保基金筹资，抑或是更加名正言顺的经济增长。事实上，这种低级错误，中国的国有银行系统早就不止一次地犯过。不幸的是，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又一次愚蠢地重蹈覆辙。从中国金融体系不断重复同一错误所显示的“固执”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压迫性的体制力量在起作用。虽然近一年多来，政府在重建中国股市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罕见的决心和勇气，但在“国九条”之中，人们依然能够看到资本市场承担政策性功能的影子。如果说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承担的是为国企解困、为拉动内需服务等政策性功能的话，那么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可能正在承担起为央企服务、为国有银行解套的历史性任务。这是“国九条”之中委婉传达出的一种值得警惕的信号。

在中国证券市场中，一直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没有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但如果你真正洞悉了中国证券市场，你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中国证券市场更贴切地反映转轨中国的基本面了。通过权力垄断进行财富再分配，通过金融支持维持强制性的经济增长，是9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经济领域两个最重要的主题，或者说最具有压倒性的时代任务，而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证券市场所服从、所服务的，正是这样一个基本面。我们当下目睹的这个证券市场，就是被90年代末期以来强制性的金融支持以及野蛮的财富再分配掏空之后的一个空壳。当大量的财富已经顺利出局的时候，留给中国股市的惟一结局就只能是熊市。显然，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常说的那种狭隘的GDP基本面。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股市可以成为我们观测中国转轨动向的一个非常有用的领先指标。透过这个指标，我们的确观测到了一些不祥之兆。

中国证券市场一直有“政策市”的绰号。这表达的是投资者对政府政策又爱又怕的心理。1996年12月16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让投资者怕之极，1999年6月15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又让投资者爱之极，这种历史经验构成了中国政策市的心理基础，也以漫画的形式凸现了政府政策在证券市场中一言九鼎的作用。不过，观察近年来的中国证券市场，我们能够看到一条清晰的政策效力递减的曲线，及至“国九条”出台后的一年多的中国证券市场实践中，政府政策更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反向指标。政府越是出台利好，投资者就越是害怕，生怕后面藏着某种更深的“阴谋”。这固然说明了中国投资者在逐渐成熟，但在另一面，它可能也昭示了一种更加严重的危机：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信用正在急速流失。

政府信用的流失，是中国证券市场多年熊市产生的一个极具破坏力的副产品。它与熊市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其破坏力，目前已经开始在中国股市中发酵。

统计表明，目前沪深300指数的市盈率已经降到14.6倍，如果考虑到30%左右的对价，市盈率将进一步降至11.5倍，这远远低于标普500的19倍，道琼斯指数的市盈率为18倍，纳斯达克指数的市盈率高达48倍，它甚至也远远低于被公认为市盈率水平极低的恒生指数的15倍。但就是在这种市盈率水平下，沪深股市仍然狂泻不止。对这个现象，许多人表示迷惑不解。但如果我们从政府信用的角度看问题，困惑可能就会迎刃而解。在一个政策反复、流弊丛生的市场中，股票价格会出现“负”的信用溢价，换句话说，与信用较好的证券市场相比，具有同样投资价值的股票在价格上会出现向下的修正，会低于那些信用较好的市场。道理非常简单，人们不相信你的市盈率是真是假，必须提高保险系数。中国证券市场几乎完全失去控制的下跌状况表明，政府信用的流失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峻得多。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日后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治理将更加艰难。信用不存，市场经济就如无根之草，遑论资本市场这种完全靠信用维系的市场体系。

在转轨国家，由于市场本身无法产生信用，只能依靠政府向市场注入信用，以推动市场化的迅速扩展。中国证券市场前十几年的发展就是靠政府不断注入信用而被推动的。政府注入信用以推动市场扩展，可以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也很容易造成信用的严重透支和滥用。如果将政府信用看做一种公共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在中国证券市场显然已经看到了一场典型的公共品的灾难。在中国资本市场，这种灾难正在迅速转换为政府治理的灾难，并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最为凶险的敌人之一。其实，今天这种灾难我们多年之前就已经提前预告：“一轮煽人的牛市之后，毁灭的将不仅仅是虚拟的市值，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财富……资产的损失还可以计算，但政府信用的丧失却很难挽回。正是在这里，政府为此轮牛市付出了最为昂贵的代价。”我一直将现在的行情叫做 “还债行情”，现在的熊市只是在还以前的债务。“519”在历史上留下的黑洞有多大，熊市就会有多深。在其中，政府作为最大的债务人，处境将会异常艰难。从股市作为中国转轨的先行指标的角度看，这种治理灾难又何尝不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种灰暗的预示？股市，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先败露的一个秘密。

信用，作为现代市场体系须臾也不能离开的基础设施，是证券市场得以存续及发展的根本，如果监管部门继续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治理上采取机会主义式的相机决策，那么，我就要坦率地说，中国股市的熊市可能还远远没有到头。所幸的是，在股权分置的试点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监管部门正在表现出某种战略家的品格。这种迹象可能是中国监管部门决意在资本市场上重建信用的一个起点。重建中国股市，必须首先重建信用，而重建信用，必须首先从监管者本身做起。不如此，我们就无法切断中国资本市场的漫漫“熊”途。

重建信用尤其是重建政府信用，只是重建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步。它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要想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资本市场，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外部环境加以配合。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绝大多数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者都喜欢带着显微镜去寻找中国证券市场内部的制度缺陷，但实际上，扭曲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干扰因素来自外部。中国证券市场不是可以独立于外部环境而单独生存的系统，而是被外部环境所决定的。现在，不少人都开始明白，没有一个健康的法治环境，我们是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证券市场的。即便强行建立起来，也只能是沙滩上的大厦，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轰然倒塌。我们不知道熊市何时可以终止，但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还没有任何一个法治匮乏的国家建立过有效的资本市场。在此之前，我们还可能看到股市的上涨，甚至看到牛市，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

吴敬琏：中国股市应当关闭

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做了一场关于大历史环境下法制化建设与社会发展方面的报告，其把国内当前焦点的股权分置的方案问题放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来看待，最后指出，中国股市的历程犹如18世纪的英国股市一样，如果在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环境下，不如关闭算了。
他说，纽约的股市是靠其严厉的监管，伦敦是靠的信托和良心的传统。这些因素都是长期的发展，积累而完成的，是不可移植的。.当前的中国股市，两者皆缺，在一个官商勾结，管理松懈，良心丢失的市场上，你怎么可能指望股市的健康成长。中国当前的经济表面上繁荣昌盛，社会天下太平，但其表面下隐藏了最动荡不安的基因。改革走到今天带给我们社会的也许是严重的动荡与不安。其最后指出：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法制建设的进程，有严格的法律来约束无序的社会，***，***只是法制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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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深圳人口2020总人数口是多少

还没有2020年的数据。

截至2019年末，全市下辖9个区，总面积1997.47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927.96平方千米，常住人口1343.8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1.22万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494.78万人，常住非户籍人口849.10万人。

深圳地处中国华南地区、广东南部、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隔深圳河与香港相连，是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

(4)中国金融服务法治公开网扩展阅读

发展定位

深圳是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在国际上知名度、影响力不断扩大。

作为我国最早实施改革开放、影响最大、建设最好的经济特区，深圳努力在新时代走在最前列、在新征程勇当尖兵，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❺ 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措施

1 乡镇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1.1 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目前，我国大量的农村人口外出打工，这样就会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外出务工，这样就会给社会的稳定与交通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倡导乡镇经济发展方法，乡镇企业就会解决一些人的就业问题，减轻一部分人的就业压力，提升农民收入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1]

1.2 推动乡镇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随着县城与乡镇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乡镇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体制的改革与建设，同时带动经济的发展。

1.3 缩小了城乡差距

随着县城和乡镇的经济发展，可以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与深入了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缩小城市与乡镇的差距。

2 经济新常态对城乡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国内外的经济环境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经济危机中出现的刺激政策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加大了政府的负债情况。由于资金的萎缩发展，乡镇经济发展在获得资金中受到阻碍，并且在乡镇经济发展中大多数组成部分都是小微企业，自身存在融资困难的情况。然而中国的主要出口方向就是美国，致使美国经济得到复苏，并且在政府的引导下制造业回归，欧洲各部分仍然陷入在危机中，因此需要借助外力的力量，国内就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在乡镇企业发展中多数抵制制造业的发展，缺少竞争优势，生存环境恶劣。[2]同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库存与产能清零的情况，导致大量失业人群的出现，其中农民工人数众多，成为城乡经济发展的负担，经济的下行使乡镇经济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局限于自身的特点与情况，对风险的抵御能力较薄弱，因此需要政府给予重大的帮助与扶持。

3 经济新常态下乡镇经济发展存在的弊端

3.1 乡镇经济发展体制存在一定的弊端

目前，我国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发展，对相关的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但是在实际发展中与城市经济发展情况相比较，在经济发展体制方面存在一定的约束。具体内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在行政管理中，大多数的机构与组织具有的行政管理水平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管理效率却明显降低。[3]第二，按照各地区的发展特点，主要工作内容放在城市经济发展上，乡镇经济资源在发展中出现资源匮乏的情况，财力支持不够，同时发展活力也相对应缺乏。

3.2 经济结构发展方式不合理

从人口数量进行分析，乡镇人口占据人口总数量的70%左右，但是其经济发展却占据经济总发展的30%，由此可见，乡镇人均生产值严重落后城市人均值，同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说，乡镇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比较低，工业企业发展中，也缺乏较大规模的企业，农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3.3 农民收入仍有待提高

近几年“三农”政策的实施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取得显著的效果。然而，虽然在具体实施中各项政策对农民都十分有利，农民收入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与城市人口相比，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变化，农产品在销售中存在 一定的弊端。另外，农民的收入不高，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对乡镇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4 新常态下促进我国乡镇经济发展的有效策略

4.1 加快农村地区经济体制的改革

对于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来说，在推动农村地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中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促进体制改革的速度。在经济发展中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农村地区实际发展情况进行紧密地联系与结合，对其展开合理的规划与方案制定因地制宜。政府部门在乡镇经济发展中，应该给予大量的支持工作，制定简要的流程，做到节省时间进而提高发展效率。开发中需要掌握一定的分寸，制定科学合理地开发计划，不要破坏农村自带的生态环境。另外，还要增加对农村发展的资金投入，促进乡镇经济的稳固发展。

4.2 优化与调整乡镇经济结构

按照乡镇经济发展情况与基本特性，对乡镇经济进行合理的调整，尽量满足乡镇经济发展的要求。按照乡镇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优化经济结构，协调城乡发展情况，采取城市带动农村的方式，进而推动城市的发展。另外，还应该注重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发展情况，采取工业发展带动农业发展，提高乡镇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

4.3 提高农民的收入

在农业创收方面，通常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乡镇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自己的职能，主要以服务为宗旨，优化办事流程，对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进而给出足够的重视，同时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为农业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第二，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导乡镇进行市场化的发展，全面将生产与销售有机结合在一起。

4.4 提升乡镇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乡镇经济发展中也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竞争的严峻性，在企业发展中起到良好的定位，同时在企业发展中提升企业对待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乡镇企业大多数都是小微企业，面对金融风险抵御能力相对较差，资产薄弱，因此，需要从制度上以及建设中进行风险评估，提升企业对抗风险的能力。

❻ 云南保险金融产业园

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系列文章之三
云南金融产业发展与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
省金融办主任刘光溪
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云南省金融业成绩显著，有力支持了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使云南在我国区域性经济合作、沿边开放开发、对外经贸往来等经济发展战略中地位日益突出。2011年5月，《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明确提出把昆明市打造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今年9月15日，本报有关“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系列文章之一，全面剖析了云南跨境人民币金融业务发展的基础条件与前景，认为大力推进和创新跨境人民币金融业务，不仅有利于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还将提升云南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是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9月29日，“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系列文章之二，对云南小币种外汇交易市场发展现实基础与条件进行了分析，认为云南小币种外汇市场发展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重要举措，将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离岸基础市场、人民币衍生品市场发展，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重要内涵和支撑。
本文从云南省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和水平，进一步分析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的可行性和相关措施。
一、云南经济金融发展奠定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初步基础
云南省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云南对外开放口岸管理体系基本形成，交通等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有色金属、电力、烟草等支柱产业获得较快发展。在“十一五”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云南省“十二五规划”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基地，生物产业发展基地，电、矿、化一体化资源精深加工的清洁载能产业基地，石化基地，外向型出口加工基地，战略性资源及原材料接续地。
金融业作为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已经具备相应的规模。截止2011年9月，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49万亿和1.17万亿元，成为西部省区中第三个进入存贷款万亿元俱乐部的省份；直接融资从2005年8亿元增加到276亿元；保费收入从2005年81亿元增加到186亿元。作为度量金融发展指标，2010年M2/GDP与信贷总量/GDP分别为1.85、1.47，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05、0.19个百分点。同时，云南金融资产开始呈现多元化分布，非银行类金融资产增长迅速，直接融资比例逐年上升，保费收入快速增长，股权投资基金超常规发展，民生金融获得突破性进步。
目前，云南金融业基本上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开放型金融体系。截止2011年6月，云南省境内拥有27家内资银行业机构；4家外资银行业机构；72家证券经营机构；13家期货业经营机构；29家保险业经营机构；10家村镇银行；133家农村合作机构；320家小额贷款公司；15家股权投资基金；超过15家信托、资产管理以及财务公司等其它金融机构。
云南省金融业的开发性功能逐渐完善，开放性特色日益突出，有力地支持了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经济、林业经济、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商品出口等方面的发展，在培育市场，推进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云南全面对外开放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外部发展空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之间一系列经贸合作组织先后成立，成为双方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孟中印缅经济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滇池合作等组织是双方共同努力推动的结果。云南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先后与周边国家合作构建了云南—老北、云南—泰北合作工作组和云南—越南北部五省市经济协商会议等合作机制，大大拓展了云南沿边对外开放的空间，使云南从国内对外开放的末梢转变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基地。
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云南成为中国参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经贸合作、金融合作的重要平台。云南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迅速发展。2011年1-9月云南省进出口外贸总额完成120.1亿美元，仅比2010年全年低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9.2%，东盟已成为云南省外贸比重最大和外贸增速最快的地区，占云南省进出口总额37.2%，同比增长41%。
以国家开发银行云南分行为主的银行，积极支持云南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湄公河次区域五国成为云南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市场主体，投资领域涉及农业、矿产、电力、冶金、交通等行业。截止2011年9月，我省境外投资企业已达330家，中方协议投资101.7亿美元，对外实际投资累计达17.6亿美元，实际投资在全国名列第9位。
中国与东盟各国日益密切的经贸、金融往来关系，全面提升了云南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空间。云南金融业大力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恒丰银行、恒生银行、汇丰银行、泰京银行等外资金融机构已在云南设立了分支机构，花旗银行、东亚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在积极谋划到云南发展。2011年7月6日，云南首家中外合资的惠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同时，云南境内六家商业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新加坡等国家9家商业银行签署了代理清算协议，形成了与毗邻、非毗邻国家点对点互为代理的结算模式。今年6月，富滇银行在国内首先推出老挝基普兑人民币的汇兑业务，云南与周边各国小币种外汇交易市场建设获得突破性进展。
三、云南金融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云南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现状已经具备了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基础和条件。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昆明市建设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允许云南金融业通过金融产品创新，为人民币跨境结算提供服务，促进跨境金融业务发展。2011年5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明确指出将增加云南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数量，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签订双边本币结算协议，建立双边银行间的支付清算机制，推进贸易投资使用人民币，加快自由兑换进程，把昆明建成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2011年4月，昆明金融产业园区建设正式启动，并制定了工商、税务、金融机构注册资本补贴、土地规划、用地指标、人才引进等方面14项优惠政策，使产业园区成为区域性跨境人民币服务中心的平台和载体。2011年6月，云南落实有关西部大开发实施意见，将大力发展金融市场，鼓励推动金融创新，推进人民币跨境金融业务发展，积极吸引金融机构落户云南。
四、云南金融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保障
云南金融业经过多年发展，金融环境不断优化，形成了符合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口岸管理体系、税收管理体系、外贸管理体系以及外事管理体系，增强了金融政策与相关政策相容性。其中金融规划超前布局、金融政策不断完善、金融协调成效显著、金融合作卓有成效、金融信息平台建设有序推进，为金融业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1.金融规划。云南全面对外开放大大提升了金融业发展空间，云南省政府、昆明市政府超前谋划云南金融业发展。2010年，昆明成为全国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试点城市，在此基础上，云南着手昆明金融产业园区、金融交易园区建设，倾力打造金融桥头堡。云南“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加快金融服务业发展，把金融业培育成为云南支柱产业，并对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环境以及金融对外开放提出新的发展目标。此外，云南“十二五金融规划”也即将出台。相关金融规划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推动云南新型工业化进程。
2．金融政策。有关金融业监管权限主要在中央部门，但是随着地方性质金融机构蓬勃发展，地方政府扶植、推动金融业发展并非无可作为。从云南省情况看，近年来，云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直接融资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关于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推进林权抵押贷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保险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严厉打击非法集资活动的意见》、《关于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意见》等一系列地方性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对于完善金融发展法治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3.金融协调。早在2004年，云南省金融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已经成立。在随后几年里，有关处置非法集资、企业直接融资、保险改革发展、保险资金运用、防控打击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省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联席会议相继成立。2010年，云南成立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工作协调小组，由海关、税务、外贸、外事、金融机构等部门组成，按照不同清算模式推进与周边国家签订双边本币结算协议，为人民币与相关国家货币汇率定价机制提供条件，从而形成以人民币为核心小币种外汇交易中心。上述协调机制加强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境外金融机构之间沟通，形成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为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提供了很好的预警机制与长效机制。
4.金融合作。云南金融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云南省政府与中央金融机构合作。在“十一五”期间，双方签订金融合作协议意向金额达4742亿元，到2011年6月底，已累计完成2711.55亿元，有力支持了水利、公路、铁路、机场、城市“两污”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云南省境内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签订专项合作与项目融资协议，主要涉及到云南特色农业和产业化发展、新一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文化产业、“3+5”边境经济合作区、境外人民币贷款等方面的内容。三是云南与东盟各国跨境金融合作。通过金融论坛、双方职能部门对口磋商机制、定期发布东盟各国经济与金融相关的数据、跨境人民币支付体系建设等方式，加强与东盟各国金融信息沟通与合作，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增强应对金融突发事件能力。
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云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相比较，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2010年，云南省提出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力争用5年时间，初步建成覆盖政府、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的全省社会信用体系。目前，云南省已经拥有约10万户企业的信用信息(包括部分企业的环境保护违法、公积金缴存、拖欠工资、质检信息等)，以及超过1000万自然人的信用信息。截止2011年上半年，人民银行累计完成了4户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建设工作，其中3686户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涉及金额1003亿元。建立农户经济档案670.05万户，评定信用户243.71万户、信用村2388个、信用乡镇49个。云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大大缓解信用缺失所造成的融资瓶颈，形成金融业发展所需要制度环境，在加强金融监管、控制不良资产、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五、理清思路，大力推进云南金融业发展，促进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
云南省金融业现有体系、规模的发展水平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奠定了核心基础。桥头堡战略规划使云南金融业面临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由于云南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加速推进时期，云南金融业发展需要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相结合，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以及绿色经济；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构建和谐社会；与政府组织优势相结合，优化金融创新与发展环境；与对外开放相结合，把云南建设成为立足大西南、面向东南亚与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区域性金融中心作为云南金融业发展的核心，它的建设需要以创新金融服务主体建设为基础，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以金融招商和金融创新为手段，以优化金融环境建设和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为保障（见本文第四部分），实施金融人才战略。
在金融服务主体方面，以金融产业园区为依托，积极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入住昆明；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组建适合于桥头堡建设各种金融机构；大力发展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继续鼓励本地金融机构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与东盟各国的金融合作。
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方面，不断完善跨境人民币资金结算市场；分步推进以人民币为主的小币种外汇交易市场；积极发展离岸人民币基础资产市场；稳妥推动人民币衍生产品市场；大力发展金融要素市场；对传统信贷市场进行整合与创新；积极发展保险市场。
在金融创新方面，实施金融倍增工程与金融产业创新两大工程；通过信贷资产转让、总行直贷、融资租赁、信托融资、委托贷款、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融资方式，对传统金融产品创新；在跨境金融、“三农”经济、林业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实施金融组织体系、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以及金融监管方面的创新，提供特色金融服务。
在金融人才方面，制定实施金融人才规划，引进高端金融人才，加强本地金融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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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适合将来中国发展趋势的专业有哪些

十大专业前景
1.纯文纯理专业 掌握技能助你就业

文科类毕业生(如文、史、哲专业)就业困难，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由于社会对这类人才的需求有限，而且此类学科专业技能不强、替代性比较大，所以这些专业的学生就业受到限制。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着重基础研究的纯理科专业的毕业生身上。一些学习基础数学、基础物理等专业的本科生就业很尴尬，到研发部门专业学习不够深入，而面对市场鲜有对口岗位。

因此，文科类专业的学生不能只是简单掌握文案写作技能，还应掌握其他一些技术，如计算机知识、经济学知识、外语等，方能胜任未来相对要求较高的工作岗位。在择业过程中，除了关注传统的求职项目，如企业行政助理、文秘等工作岗位之外，也应注意到媒体、出版、广告、市场营销等工作岗位的人才需求量比较大，文科生比较占优势。而对做基础学科研究的纯理科专业的学生来说，如果平时善于积累，在热门行业也有后天优势：基本功扎实，入手快。这些专业的毕业生也可向相关热门转向，比如转向IT、金融、教育等行业。

相对于文科学生来讲，自主创业也是理科生不错的选择。有的学生在大学有一些很好的技术创意，获得了发明专利；有的跟着导师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并通过学校的产学研合作基地转化成了有形产品。这些都可以作为创业的基础，同时还可以带动身边的同学共同创业，形成一条良性就业链。

2.师范类专业 区域供求不尽均衡

调查显示，工作的稳定性和自主性、待遇节节拔高等促使教师成为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

从大城市的就业状况来看，师范类学生的供求量趋近平衡，其中民办教育机构(包括培训机构)对师范类人才的需求量占了很大比例。

统计显示，在师范类各专业中，需求较大的专业有教育学、特殊教育、教育技术、数学、汉语言文学、英语、日语、物理、计算机等专业。

北京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肖淑珍认为，我国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施教师资格认证制度，面向社会吸纳师资。同时，鼓励综合性高等院校参与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使得师资来源多元化。但由于受社会认同和学校品牌的长期影响，普教系统仍然是师范院校尤其是部属师范院校的优势就业领域。

由于我国教育政策的调整，近几年民办学校、职业学校大量兴起，这使得师范生就业机会增多，又在教育系统内为毕业生拓宽了就业市场。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中西部面临优质师资匮乏、基层教育系统缺少编制的现实情况，而大城市教师职位日渐饱和，不可能再接收大量毕业生。因此，在普教系统就业面临较大的竞争和压力。近两三年来，中西部省会城市及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二线甚至三线城市成为师范类毕业生求职的热点地区。

从国家免费师范生政策的实施可以看出，中西部对师范人才的需求很大。因此，未来几年师范类毕业生也应当转变观念，更多地将注意力投放到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在那里展现风采，实现人生价值。

3.外语类专业 就业去向日趋多元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逐渐深入，特别是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对外语类人才的需求旺盛，应该说其就业前景是乐观的。

但由于前几年外语类专业招生过热，这几年总体就业趋势显得较为平稳。从近几年需求情况看，需求量最大的是英语、日语。此外，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的需求也较大。这些语种的毕业生就业较为容易，高层次的外语人才供不应求。有专家预测，北京奥运会之后，一些小语种也将走向热门。

北京外国语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孙眉认为，近年来，外语类毕业生去向已完全呈现了多元化态势，除了传统的外交外事领域，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到金融、通信、传媒、咨询、体育、物流等领域就业。就业领域的扩大无疑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加。那些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同时具备金融、法律、经贸、外交、新闻、中文等知识背景的外语类毕业生，契合社会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直接推动着外语类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同时，外语类专业毕业生还能在传统就业优势领域获得机会，如外交部、文化部等中央部委以及各部委所属事业单位或新闻出版机构、图书情报机构、各省市的外事机构等。

4.法学专业 持证上岗已是必然

从2008年的国家公务员录用可得知，政府部门对法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依然旺盛。

从绝对数量上来说，我国对该专业的人才需求较大，特别是涉外专业的人才。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仲裁机构每年都要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法学专业的学生，而企业对法学专业的人才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律师行业更急需补充大量高素质的律师人才。中国目前正向法治化社会转型，随着全民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整个社会对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旺盛。

但近年来法学专业毕业生在就业方面有相当的压力：一是社会上对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二是该专业毕业生人数激增。

因此，近年来法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就业状况并不乐观，这一状况将持续一段时间。法学专业的研究生也将开始面临一定的就业压力，参加司法考试取得资格证书成为共识。

中国政法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解廷民认为，对于法学专业的大学生来说，进行职业定位时必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法学专业大学生是不是一定要“专业对口”才能够有所作为？法学专业大学生是不是一定要在省会以上大城市(甚至是北京等主要中心城市)就业才可以有所作为？法学专业大学生是不是一定要研究生以上学历才能够顺利求职、成功就业？

就业时要“专业对口”，在过去一定时期内成为法学类毕业生就业的首选条件。对于法学专业而言，传统的就业领域多为党政机关或司法系统。但当前形势下，法学专业毕业生一定要打破以往的思维定式，可以看到，在中西部一些地区以及建设新农村需要大量的普法教育人才，而这无疑是当代法学毕业生的“对口”去处。

5.农林类专业 创业不断改善

2008年农产品大幅度涨价为农林类专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往年农林类毕业生就业难的状况有一定好转。

近几年来，国家对农业十分重视，不断加大投入。另外，政策方面也不断传来“利好”消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人们对生存环境的重视给农林类专业发展带来了曙光。因此，虽然农林类毕业生目前总体就业形势不如其他专业，但可以看到，今后几年该专业毕业生将会日益走俏。

在农林类各专业中，社会需求量大小不一。选准有发展前景的专业十分重要。未来需求较多的将有农业经济、畜牧、兽医、动物营养与饲料加工、木材加工、家具设计与制造、森林道路与桥梁、园林、林产化工等专业。

另外，农林类专业毕业生还有另一条广阔的就业之路，那就是到农村基层创业。经常关注新闻的人就会发现，关于大学生到农村兴办养殖厂、畜牧加工厂、花卉果品基地的报道越来越多。到国有单位搞科研开发、从事生产经营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到基层自办实业，积极创业，同样可以实现自我价值，而且更富有挑战性和创造性。

6.机械类专业 前沿人才供不应求

查看北京市近7年的人才紧缺专业可以发现，机械类大部分专业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仍然“热销”。

国家近几年加大力度强化装备制造业，鉴于机械行业的重要性和庞大规模需要一支庞大的专业人才队伍，今后一段时间内，社会对机械类人才仍会有较大需求。具有开发能力的数控人才将成为各企业争夺的目标，机械设计制造与加工专业人才近年也供不应求。

从当前机械行业的发展来看，印刷机械、数控机床、发电设备、工程机械等重头产品前景仍然看好。除了这些传统工业领域，该行业将进一步向机光电一体化发展，向光加工、环保这样的新兴领域拓展。

经过企业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人力资源的配置优化，机械类行业紧跟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步伐，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人才需求也将进一步加大。

7.经济类专业 复合型人才受青睐

市场营销类职位是人才市场需求榜上不落的冠军，从有关统计数据推测，销售类人才未来几年需求量仍然热度不减。

由于所有高校基本上都设置了营销类专业，导致连年供给不断增加，反映在人才市场上就是低层营销人员的薪资水平被拉低。但拥有良好沟通技巧和心态的营销类专业的毕业生的总体就业形势不错。

另外，据2007年薪金收入调查显示，金融业整体薪金水平在众多行业中排名靠前，金融业高薪引才。这与金融业的人才需求和其不断调整及推出的增值服务有关系，一些新兴的金融服务机构也逐渐成为吸纳金融人才的大户。

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徐芳认为，经济类专业，尤其是金融、财会类毕业生，要与时俱进，熟悉国际会计、商务惯例，具有必要的国际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不断拓宽视野，立足现代市场经济新领域，掌握现代管理学新知识，逐步把自己锻炼成为既懂经营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学生除了要具备熟练的常规业务能力之外，还要认真学习与专业相关的财政、金融、税务、审计、统计等方面的知识，努力提高自身预测、决策、控制、抗风险的能力，提高投资、融资等财务决策的质量，完善经营管理。总之，这些专业的学生在未来有较多的选择，除了我们所熟知的会计、审计、税务等工作外，从业领域还有很多。

8.建筑类专业 就业前景依然乐观

虽然近期房地产业面临系列压力，但在人才市场上，与房地产相关的专业，包括建筑、设计、策划、销售等人才需求仍然较旺。

随着国家和各地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加大，建筑类和房地产专业毕业生就业前景依然乐观。

尤其是近两年来，路桥建设等相关专业开始升温，这使路桥规划人员变得畅销起来。用人单位表示，这主要与制造业升级换代及目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有关。制造业升级换代急需补充新鲜血液，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则急需专业人才。

9.医学类专业 特殊领域潜力无限

医学类专业属于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一个专业，因为现在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仍在深化，而且医学类专业学生的就业弹性也较差。

但是，各医院里人满为患的情景仍然可以理解为什么医学类专业的学生很少到人才市场上投简历。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将会有更多的私立医院，这使医学类专业的学生更为抢手。而且，由于人们工作、生活的压力不断增大，患病率也在增加，现有的医疗系统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形成了医疗行业的卖方市场。所以，医学类专业人才将会越来越吃香。据有关部门分析，将来从事老人医学的人才将走俏，保健医师、家庭护士也将成为热门人才。另外，专门为个人服务的护理人员的需求量也将增大。

10.艺术类专业 需求层次不断提升

艺术类专业过热了吗？专家指出，通过视觉来传达的艺术作品正随着科技的进步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态势。

传统的美术、音乐表演等专业已经渐渐显露出就业面狭窄等问题。

传统艺术正与计算机技术、工业、建筑、管理等学科不断交叉，衍生出许多新的专业，这些专业也相应地成了近年来的热门。上海市劳动部门有报告指出，目前，广告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公关策划、动漫制作、游戏策划、游戏设计等专业人才紧缺。

毋庸置疑，艺术专业正朝多学科综合的方向发展，实用艺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不懂物理和建筑，就无法搞建筑、装潢设计；不懂计算机就做不出数字化影音作品。艺术学科的这种发展，也说明艺术和其他学科的文化知识是相辅相成的。文化课严重缺失的“跛脚”毕业生就业压力必然不小。

❽ 解读｜“十四五”期间，上海如何显著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能级

1月30日，上海发布《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纲要》）。《纲要》对“十四五”时期上海如何显著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能级进行了部署。
《纲要》提出，要建设具有较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体包括七点内容：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建设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把握机遇加快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人民币可自由使用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先行先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资产管理中心，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营造与国际接轨的优良金融生态。
“一个视角是效率——服务实体经济，一个视角是安全——防控金融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主体内容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线。同时也强调了金融风险的防控，其中提及风险17次。”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则认为，立足于全球经济环境，中国经济发展当前有“三张好牌”，而上海在《纲要》中提出的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各类细则，可以看成是用好“三张好牌”的具体内容。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第一张好牌是第二代以高储蓄为特征的人口红利和由此形成的二元结构的消费市场。头部消费需求将促进中国企业技术升级，还有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依靠中国逐渐形成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三流优势，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来做好线上普惠的大众市场的服务，从而激发流量规模带来的消费长尾效应（需求端）。”孙立坚表示。
《纲要》提出，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具体包括“充分发挥科创板制度创新作用”“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积极发展绿色金融”“鼓励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等内容。
孙立坚认为，要把高净值人群的市场与中低收入的市场全面激活，不要用在金融投资上，而是用在消费市场上，创造一个跨境和“内循环”的场景，把金融服务真正和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国际化密切结合。
“只要市场起来了，市场就有需求，我们就可以做大宗商品、期货、创新金融产品，这都是可以复制延伸出来的东西。”他表示。
有效防控风险
孙立坚认为，第二张好牌是政府财政和调配公共资源的能力，除了硬件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之外，还要着力帮助市场解决后顾之忧的民生问题和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所需要的制度建设以及强化监管能力，从而提升市场的活力（供求匹配、内外循环）。
“我们一直在呼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是制度的建设，反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他说。
《纲要》提出，上海要营造与国际接轨的优良金融生态，具体包括加快金融法治规则与国际对接，探索实践证券代表人诉讼、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调解等制度创新，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地方金融统一监管平台，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探索金融税收改革，强化金融风险管理等内容。
徐奇渊指出，《纲要》主要从以下角度对金融风险防控进行了阐述：其一，在金融市场风险方面，有事前的金融风险预防、预警，事后的应急预案、稳妥化解。其二，在金融科技的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评估新技术与业务融合的潜在风险，建立完善金融科技风险防范机制。其三，在推动金融开放政策的过程中，也要注意风险的防控和稳步推进原则。
发展数字金融、普惠金融
“第三张好牌，是创新业务上的先发优势（供给端）。”孙立坚说。
他指出，在一些赛道上中国已经有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技术骨干，他们把相关业务水平做到了世界第一阵营，如华为中芯代表的信息技术和基站生产的性价比优势，又有像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这样的电商平台的平台服务竞争力，所以，创新驱动的技术能力和风险投资的专业能力今天完全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展露头脚，不仅可以匹配内循环的需要，而且还可以满足长期被边缘化的外循环市场的需要。
“国际金融中心核心的业务内容是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孙立坚说。
他认为，供给和需求是同步发展的，对应二元结构，中国赛道最前端的华为、中兴和中国高质量的消费者匹配，例如芯片设计、疫苗。低收入人群则通过数字经济，通过流量消费的平台降低成本，与此同时大量的消费流量养活中低端的企业。
因此，《纲要》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章节里多次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等字眼。
根据《纲要》，上海将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发挥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作用，完善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体系，完善信贷奖补政策，优化风险分担机制。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供应链金融发展。加强政银企三方信息对接，深化大数据普惠金融应用。探索建设区域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信息共享平台。《纲要》还提到，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支持在沪金融基础设施提升能级，构建联通全球的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
《纲要》也提到，要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积极推进大宗商品贸易、对外工程承包、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
促进长三角一体化
值得注意的是，《纲要》还提出了不少与长三角一体化相关的内容。
《纲要》指出，要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申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标准制定建设长三角区域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加大金融支持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力度，推进长三角支付清算、信用担保等业务同城化。
徐奇渊表示，《纲要》抓住了长三角经济带，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依托腹地，同时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申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长三角区域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推进长三角支付清算、信用担保等业务同城化。研究建立长三角金融科技监管协作机制。支持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实现长三角企业和个人借贷信息全覆盖。
“可以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将在绿色金融、科创金融、金融科技监管、征信系统方面对长三角经济带的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并且在支付清算、信用担保等业务的长三角区域金融一体化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徐奇渊说道。

❾ 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政策

2018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结构调整深入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质量效益保持在较好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就业形势向好，物价基本稳定。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8%，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0%。

2018 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加强前瞻性预调微调，适度对冲部分领域出现的信用资源配置不足，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一是适度增加中长期流动性供应，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1 月、4 月、7 月三次定向降准，并搭配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工具投放中长期流动性。二是积极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工作。通过定向降准，鼓励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实施债转股。三是加大对小微企业等金融支持。会同相关部委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增加支小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下调支小再贷款利率0.5 个百分点。四是扩大中期借贷便利和再贷款担保品范围，将AA+、AA 级公司信用类债券、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绿色贷款等纳入担保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绿色经济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五是适时调整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启动金融机构评级工作，加强对金融机构经营情况和风险状态的监测。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评估（MPA），将同业存单纳入MPA 同业负债占比指标，适当调整MPA 参数设置，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和符合条件的表外资产回表。六是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人民币汇率在市场力量推动下有升有贬，市场预期总体稳定。七是及时主动发声，引导市场预期。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市场沟通，6 月19 日和7 月3 日，在股市、汇市出现较大波动时，主动发声稳

❿ 央行行长易纲专访释放六大信号！提到了数字人民币、货币政策

5月26日，央行官网发布央行行长易纲在“两会”期间就重点问题接受《金融时报》《中国金融》记者采访全文。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采访内容释放六大政策信号：
经济数据转好
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的安排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使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有待加大。
易纲认为，目前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常态，经济数据呈现好转态势，4月份制造业PMI为50.8，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
“尽管境外疫情形势及其影响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韧性强，内需市场广阔，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易纲称。
易纲表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根据央行数据，去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198.65万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个和0.6个百分点；同期社融增速为10.7%。业界有时也用M2或者社融除以GDP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宏观杠杆率。考虑到今年名义GDP增速低于去年，而M2和GDP增速目标高于去年，宏观杠杆率会阶段性上升。
五方面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
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市场高度关注这一工具的具体内容。
易纲解读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缩短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包括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5万亿元、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
一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二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
三是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提高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扩大融资担保规模，弱化盈利考核要求，降低担保费率和反担保要求。
四是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支持小微企业。支持金融机构2020年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专门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信用债融资方面，根据Wind数据，2019年公司信用债净融资（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融、PPN）净融资规模2.2万亿，今年增加1万亿的目标意味着净融资规模将达到3.2万亿。今年市场利率下行，债券发行利率也走低，增加信用债融资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根据Wind数据，2019年全年发行小微金融债券2048亿，其发行主体主要是地方城商行、农商行。易纲提出的目标相比去年增加了1000亿。
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
金融风险关注银行风险，疫情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
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发布《金融稳定报告（2019）》披露了时间表：2018年边制订攻坚战行动方案，边落实各项工作举措，已实现良好开局；2019年承上启下，全面、纵深推进各项任务部署；2020年是攻坚战收官之年，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逐步向治本过渡，完成攻坚战的既定任务。
易纲认为，总体看，目前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业总体平稳健康发展。
在各类风险中，易纲重点关注银行风险。易纲表示，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需引起关注。2020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0亿元，主要源于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和管理成本收入比的下降。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
具体来看，面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下行态势，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弱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第一季度，城商行利润同比下降1.2%，农商行利润同比仅增长1.9%，而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7%和9.4%。
资本充足率方面，第一季度，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同比仅上升0.01个百分点，农商行资本充足率更是同比下降0.16个百分点，而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则分别同比上升0.47个百分点和0.67个百分点。
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比例上升较快。第一季度，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比例同比分别上升0.57个百分点和0.04个百分点，而股份制银行下降0.07个百分点。
城商行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下降较快。第一季度，城商行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同比分别下降29.37个百分点和6.74个百分点，而股份制银行则上升了7.71个百分点。
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019年8月，央行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后LPR参考MLF，贷款利率则锚定LPR——央行的政策利率能直接传导至贷款利率，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此基础上，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于2020年3月1日如期启动，并将于今年8月完成。
目前来看，货币政策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明显增强。央行数据显示，4月的1年期LPR品种报3.85%，相比改革前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降46BP；5年期以上LPR品种报4.65%，相比改革前下降了25BP。企业贷款利率降幅更大，2020年3月，一般贷款利率为5.48%，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下降了62BP。
易纲认为，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素价格，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目标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
易纲指出，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贷款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发放贷款收益降低，为了保持和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适当降低负债成本，高息揽储动力随之下降。实际上，银行存款利率已出现一定变化，部分银行主动下调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的货币市场基金等类存款产品利率也有所下行。
数字人民币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易纲介绍，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他表示，但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
易纲表示，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比。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
这一目标增速相比去年提高10个百分点。不过，去年普惠小微贷款任务超额完成。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五大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6万亿元，相比上年末增长53.1%。
一直以来，大量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根结就在于缺乏足够的抵质押物。而信用贷款不需要企业提供完全担保，银行凭着对企业经营状况和信誉的了解发放贷款，能够帮助诚信经营的企业快速获得融资支持。
2020年一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2.4万亿元，其中，信用贷款占15.4%，比上年末高1.9个百分点，信用贷款业务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以下为央行网站披露的专访全文：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冲击，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您怎么看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
易纲：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一次大流行病，已经影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人数超过540万，并仍在扩散。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失业人数大幅增长。特别是二季度，各国抗疫采取的“大停摆”措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将集中体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认为，二季度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将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经济收缩强度很可能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上世纪的大萧条。全球金融市场在前期巨幅震荡后有所缓和，但基本面因素持续严峻，风险并未消除。
2020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重大冲击，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投资、消费、出口都是两位数负增长，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
尽管境外疫情形势及其影响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韧性强，内需市场广阔，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记者：为应对疫情冲击，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采取了超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在金融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前看效果如何？下一步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和主要考虑是什么？
易纲：为对冲疫情影响，2月1日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银保监会等部门迅速出台了30条金融支持政策措施，加大总量逆周期调节，创新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疫情暴发以来实施的对冲政策累计达5.9万亿元，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总量上，我们通过3次降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增加再贷款再贴现等，超预期投放流动性，坚定支持我国金融市场在春节后2月3日如期开市，坚决稳定金融市场信心。
价格上，我们引导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分别下行，并启动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推动降低存量贷款利率。
结构上，我们根据疫情形势，精准施策，积极运用3000亿元专项优惠再贷款、1.5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6000亿元新增政策性银行贷款额度，优先支持疫情防控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等。
政策配合上，我们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对于疫情防控重要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提供财政贴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还本付息期限，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这些综合举措，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在大部分经济指标下滑的情况下，货币信贷逆势增长。1-4月人民币贷款新增8.8万亿元，同比多增近2万亿元，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分别为11.1%和12%，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体现了有力的逆周期调节。今年以来，中小微企业融资“量增、价降、面扩”。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1%，增速比上年末高2个百分点。4月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5.24%，比上年12月下降0.77个百分点。4月末在金融机构有贷款余额的中小微企业超过2800万户。
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记者：当前，受疫情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存压力凸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尽力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请问央行在落实这一要求方面有哪些举措？
易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缩短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一是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向重要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防疫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也就是支持保供。截至5月23日，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已支持银行向7000多家重点企业累计发放优惠贷款近2800亿元，财政贴息后企业实际融资利率约为1.25%。专项再贷款是特事特办、特事快办，在抗疫保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放之前有严格流程，发放之中有台账制度，发放之后有审计部门的核查，对违规发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确保了专款专用。
二是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5万亿元，加大对有序复工复产、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禽畜养殖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并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运输行业的小微企业提供普惠性融资支持。截至5月21日，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专项额度支持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含贴现）共4720亿元，共支持企业（含农户）57万户。专用额度政策设计是市场化的普惠金融机制，兼顾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中小银行的保本运营，对银企双方都是可持续的。
三是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截至4月30日，金融机构已对超过1.2万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实行了延期。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
一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即对于2020年底前到期的中小微企业贷款本金、2020年底前存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应付利息，还本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对于普惠小微贷款实行应延尽延。
二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比。
三是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提高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扩大融资担保规模，弱化盈利考核要求，降低担保费率和反担保要求。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用于小微企业应急转贷、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补充等。
四是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支持小微企业。支持金融机构2020年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专门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对复工复产核心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及其核心配套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带动产业链恢复运转。推动及时支付条例加快落地，加大核心企业账款清欠。发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用，促进中小微企业2020年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元。督促核心企业账款确权，推动应收账款更多使用权责清晰的商业汇票。
记者：今年是三大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经过两年多的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哪些成果？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加大中国金融体系风险，特别是中小银行的风险？有哪些防范措施？
易纲：2018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金融委具体要求，金融部门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积极成效。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重点高风险金融集团平稳有序处置，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涉众金融风险得到全面治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有力推进，有效应对金融市场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总体看，目前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业总体平稳健康发展。
但是，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需引起关注。2020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0亿元，主要源于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和管理成本收入比的下降。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
同时，若国际疫情形势长期化，全球经济增长受损日益严重，境外金融市场动荡可能仍会蔓延，对我国市场造成冲击，并给我国国际收支和跨境资本流动带来不确定性。
下一步，我们会在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按照中央既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把握好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和防控风险之间的关系，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妥推进各项风险化解任务。支持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中，人民银行将认真履行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职责，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处理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和防范道德风险的关系，突出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和最后贷款人的责任。一旦出现重大金融风险，相关股东和债权人应依法承担相应损失，严厉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违法违规、失职渎职等行为。
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下一步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有哪些考虑？
易纲：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素价格，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目标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人民银行已经分别于2013年7月和2015年10月放开贷款和存款利率管制，2019年8月人民银行启动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是LPR与市场资金供求相关性明显增强。比如，2020年5月发布的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为3.85%和4.65%，自去年8月改革以来分别累计下降0.4个和0.2个百分点，充分体现了市场资金供求变化。
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增强。2020年5月中旬，新发放贷款中，利率低于原贷款基准利率0.9倍的占比为35.3%，是LPR改革前的近4倍，贷款利率的隐性下限已被打破。
三是有效促进了贷款实际利率的降低。4月份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81%，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份下降0.51个百分点，5月份预计继续下降。
四是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贷款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发放贷款收益降低，为了保持和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适当降低负债成本，高息揽储动力随之下降。实际上，银行存款利率已出现一定变化，部分银行主动下调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的货币市场基金等类存款产品利率也有所下行。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LPR改革，疏通货币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推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有序推进存量贷款基准转换。
记者：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近年来金融部门坚定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目前开放举措的落地情况如何？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今年在金融开放领域还有哪些新举措？
易纲：近年来，金融部门集中宣布了40多条对内对外自主开放措施。目前，这些措施落地进展良好，绝大多数措施已在法律层面和实践层面落地。
一是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已完全取消，外资股东资质限制不断放宽。
二是企业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已给予外资国民待遇，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配套的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不断完善。
三是疫情并未打乱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节奏。近期，万事达卡进入银行卡清算市场的筹备申请已获批，惠誉成为继标普之后第二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评级公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已实现对其在华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贝莱德、路博迈等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这些开放措施着眼于提供开放、包容、充分竞争的金融环境，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金融部门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风险防范，推动金融监管的能力、强度与金融对外开放相互适应、齐头并进。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内对外自主开放，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落实好近年来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确保各项措施全部切实落地，吸引更多外资和民营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设定统一的准入标准，推动系统化、制度化开放。
三是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简政放权，尊重契约，保护产权，加强政策制定的沟通机制，将更多的事前审批改为事中事后监管。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强化竞争制度的基础性作用。
四是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配合，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记者：中国央行很早就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并且已经在一些城市进行了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重大意义是什么？目前测试工作进展如何？预计何时能够正式发行？
易纲：当前，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应用，有利于高效地满足公众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对法定货币的需求，提高零售支付的便捷性、安全性和防伪水平，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人民银行较早开始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工作。2014年，成立专门团队，开始对数字货币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专项研究。2017年末，经批准，人民银行组织部分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的研发。DC/EP在坚持双层运营、现金（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
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但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记者：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央行在金融支持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持续做好“三农”方面的金融服务，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易纲：近年来，人民银行坚持金融扶贫与普惠金融相结合、金融支持与风险防范相结合，金融精准扶贫的政策、组织、产品和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抓好金融扶贫政策落实落细，强化扶贫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加大“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提高这些地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得性。

二是加大产业扶贫金融支持力度，帮助贫困地区培育和发展扶贫产业，推动金融支持与产业扶贫融合发展，加大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金融支持。
三是促进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加强贫困地区信贷资产质量尤其是扶贫小额信贷的监测，及时提示预警，防止出现“因贷致贫”。
四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加快推进贫困地区支付、征信等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巩固提升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水平。
五是做好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升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服务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能力，系统总结宣传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开展2020年后续政策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